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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道教；民俗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88-01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儿童插画，中国民俗，库淑兰，造型
1.中国儿童插画对民间民俗文化的呼唤
五彩缤纷的儿童插图世界背后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具有我们自己国家民族特色的儿童插图作品太少了。鲁迅先生曾对其他国家的儿童插图作品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英国沉着，德国粗放，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嘲我国也曾经有过民族特色作品的高产期，有的甚至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几何时，在学习外来设计模式的同时，却渐渐忽略了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
我们当今的儿童读物品质的提高,对今后儿童的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认为，在儿童插话创作中，面对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和绚丽多姿的民俗文化，把中国特色融入其中，开创一支有中国民俗风格的儿童插画。
2. 库淑兰剪纸简介
在陕西省渭北黄土高原的旬邑县，生活着一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她叫库淑兰(见图2-2)。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亲切的称她是"剪花大娘"。她十六岁学习剪花，六十岁后自创一种拼贴剪纸，作品构图饱满，线条道劲，人物造型动朴可爱，色彩斑斓，繁而有序在“剪花”中，凝聚着丰富的“人”的内容。
她于1920年10月出生,2004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享年85岁。
3．库淑兰剪纸的独特造型
细观库淑兰的剪纸造型，无论是人物、动物还是花枝、虫鱼，均以极其洗炼、单纯、开张、稳定的造型，作为主体造型符号。不追求动态的显示，也没有情节和表情的刻画，而以一种恒定性的观念型态造型符号，在其作品中反复运用，重复出现，仿佛没有休止。突出的强化了属于她自己造型语言的个性特质。
郭庆丰：“剪花娘子，不管她是坐着，还是站着，她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的构架，构成方式是天地人,三者的构成方式，天地人: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三种境界、三个关系，组合在一起，天人合一的方式，具体到剪花娘子，她都是基本的骨架相同。当然，库淑兰能用她自己的方式，跟她自己的经历融合在一起、自身的精神状态融为一体，跟这个符号融为一体，跟大自然就赋予了她个人的色彩。”
4.库淑兰剪纸独特造型对儿童插画的启发
4.1库淑兰剪纸造型对儿童插画的意义
库淑兰的剪纸创作，其物体的造像都是民间的意念造型。和当今流行的日韩细致入微的动漫造型大不相同，但单纯，质朴，稚拙的意念形态却是那么形象仿佛注入了生命和灵魂。这更符合了儿童对事物概括化认知的心理特征。
4.2 造型极具想象力
库淑兰的各种造型并不拘泥于客观事物的现实性，赋予了的想象力，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符合审美规律的表现。这些具有想象力的造型多是通过夸张、拟人、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来体现的。
库淑兰作品中往往把事物的特征加以夸大、变形，使其视觉感受更加直观，它与西方造型中标准比例的构形概念是不同的。“夸张”是以不改变某些物象的基本的固有特征为前提，有时甚至是为了强化表现这种固有的特征，但是“变形”则反之，以舍弃、改变事物的固有特征为前提，有时甚至可取“随心所欲”的态度。在这些看似“漫不经心”或“即兴发挥”的创作中，其实蕴涵了库淑兰丰富的想象力。为当今儿童插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儿童插画设计上要尽量去适应儿童的心理特征，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加以描绘，把形象设计得更稚拙、更可爱。采用夸张手法，能使概括了的形象特征更鲜明典型、更清晰明了，也就更容易引起儿童的注意和喜欢。
4.3造型语言简洁而丰富
库淑兰在造型风格上有简洁和繁复的对比，也有两者之间的统一。造型中的简洁，并不是简单、单调的意思，而是指造型语言简明易懂、视感鲜明，以最少的造型语言表现出事物的形态、结构等。造型虽然简洁，但在视觉上却觉得非常的丰富，凭借事物现象的缤纷五彩，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4.4造型的装饰化表现
任何造型艺术，从用笔和形体的角度看，都是点、线、面的运动与结构。论文格式。点、线、面自身的形式与内部规定性，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论文格式。库淑兰在造型上不仅对于点、线、面的运用，而且通过精美纹样和一层层各具形态小花朵等的精心刻划，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性与厚重感。从而使人感到充实新鲜，趣味无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显示出明显的装饰性效果。
4.5以孩子的兴趣为主题
要创作出让儿童感兴趣的插图作品，就必须要熟悉所画的对象，熟悉和热爱儿童的生活。儿童有自己的审美偏爱，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应该看他们所看的，画他们所喜欢的。儿童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喜欢什么样的玩具等和他们息息相关的事物。这样才能发现它们在孩子眼中的不同特点和性格，并借以恰当的民间美术的造型手法表现在儿章插图中。
5.中国民俗造型对儿童插画借鉴的意义
总的来说，库淑兰艺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许多特点与儿童插图的创作要求
是极为吻合的，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审美偏爱。论文格式。
已故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有句经典名言：“以最大的功夫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儿童插图创作者推敲的。“打进去”只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机械模仿民间艺术家的表现技巧去为儿童画插图，这样的模仿只会让我们的作品更糟，小朋友也不会喜欢。而“打出来”比“打进去”更难，这当中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囫囵吞枣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细细咀嚼后才可能很好的消化。
只有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研究学习民间美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精华，用以充实儿童插图的创作并使其展现出新的生机。我们把库淑兰剪纸中的独特造型等这些背后隐藏的创作理念和蕴涵的本质精神挖掘出来，将民间美术与儿童插图的设计语言进行组合，才能真正丰富我国的儿童插图创作，使我国的儿童插图创作真正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剪花娘子库淑兰》,（上、下册）上海文章出版社编辑出版 2009年
2．《库淑兰剪花娘子传奇》, 文为群著 ,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3．《儿童审美心理发展与教育》,张奇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4．《民间美术造型语言独特的真实性》,范涛著,美与时代,2007．07下
5．《质朴纯情天真烂漫――民间美术的表现手法在儿童插图中的运用》,王淼著,2008
6．《中国民间美术造型》,左汉中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4月
7．《现代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内蕴的融合》,李立芳著, 2002年10期
8．《美的符号――论绘画的形式问题》,徐书城著,文艺研究,1991年
9．《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念》,唐家路著,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10．《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毛铭三著,新闻与写作,1995年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民俗体育学；民俗体育；民俗学；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60-03
1体育与民俗的关系――民俗体育学诞生的客观依据
民俗是我们的祖先在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社会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它的产生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以及自然环境、政治气候相适应的。民俗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民俗”概念，并实际应用的国家之一，两千多年前，“民俗”一词频频出现在我们先人的文献中。《礼记》、《史记》等著作中都有“民俗”的记载。在此，按照最粗略的民俗划分――生产民俗、人生民俗、岁时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其中毋庸置疑游艺民俗和体育几乎是同一关系。其形式多样，简单易行，如拔腰、掰
手腕、推杆、踢毽子等，体现着随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而生产民俗、人生民俗、岁时民俗和精神民俗与体育活动的相互渗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体育学方面通常把传统体育作为民俗事项来看待。一般来说，人类早期的体育活动总是带有原始的、神秘的色彩，而且往往同宗教、祭祀、婚姻、劳动等活动结合在一起。
我国自古有谚云：“南人善舟，北人善马”， 就是对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性的生动概括。同时也说明体育活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如龙舟竞渡，有多种起因，据《西吴俚语》记载：“清明，居民各棹彩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田蚕”。是想通过这样的娱神活动求得蚕业的大丰收。我国自古就是养蚕大国，江浙是以盛产蚕丝而闻名，这种为蚕业而迎神报赛是农耕文明的又一个表现。隋唐的广大农村曾用拔河来庆祝丰收。再如《隋书・地理志》记载：“钩初发动，皆在鼓节，群嗓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庆胜，用致年穰”。唐明皇李隆基在《观拔河俗戏》诗序中说：“俗传此戏必致年丰”［1］。
人生民俗，以其重要内容之一――婚俗为例，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中有很多与中国的民族婚俗联系十分紧密。根据史料记载，许多少数民族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很多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与护种、优先权、母权制、母居制、外婚制、提供自由交往场所、生殖崇拜、择偶嫁娶等一系列婚俗活动密不可分［2］。许多民族传统体育（特别是舞蹈等娱乐性比较强的项目）在男女婚恋过程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集会和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体育活动，不仅起到了娱乐、锻炼的作用，也是青年们寻找人生伴侣的好机会。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布依族的“丢花包”、壮族的“抛绣球”、富宁瑶族的“抛花包”、傣族的“丢花包”、苗族的“荡秋千”和“赶秋”等活动，都给男女青年提供了彼此表示爱恋的场所和时机。
岁时民俗活动中的体育自然在节庆日开展，受时间的局限性很明显，但它的历史传承性、在空间上的发展较其它民俗体育更具有活力和生命力。每个节日，都有相关的活动内容，而且往往是通过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的，所以我国古代节日里的体育活动，自然就成了一种农耕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节日民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往往与人们的宗教、生产活动，纪念活动、社交活动、文化活动及民族之间互相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其文化色彩很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打扁担活动，瑶族达努节的跳铜鼓舞、武术表演，侗族的花炮节、斗牛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鄂温克族传统的“来阔勒节”中的套马活动……等等。［3］精神民俗，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社会民众中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也即人们所说的民间信仰。精神民俗给体育活动增加了浓郁的魅力。与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地区一样，民间信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民间信仰的庆典有许多表现形式，而传统体育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人们喜庆丰收、婚丧嫁娶以及欢度各种节日时，贯穿其中的心意、信仰色彩十分浓重，人们对天地万物的崇拜、对婚姻子嗣的渴求、对五谷丰登的期盼等等心意常常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活动来表达。体育活动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4］。
民俗和体育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足以让我们以洪篇巨制来描述它们的丰姿。近几年体育研究界也颇有一些探索。正由于体育与民俗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给民俗体育学的诞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客观依据，使得民俗体育学成为两个学科的共同需要。民俗是一个团块，其中包孕了许许多多人类文明的丝头。民俗体育学正是要从纷繁复杂的民俗体育事项中分析传统体育生长、繁荣的民俗根基，思考现代体育发展的民俗趋向以及中华体育的立身之本。
2民俗体育活动――民俗体育学研究主要对象
“体育”概念并非最早出自中国，在中国，“体育”一词的出现也要比“民俗”晚得多［5］。中外体育界对“体育”所下的若干定义中，有三点共识：“首先，体育是培养和完善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或过程；其次，体育所借助的手段一般被称为身体活动或运动；最后，体育不仅是通过身体，而且还必须是针对身体所进行的教育。”所以，我们一般用的定义是“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6］以上概念都是从教育学角度出发的而得出的。
与民俗相似，“体育”也有多种划分。“民间体育”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概念，但要仔细界定一下却也并非易事。通常情况下人们将体育分为：竞技体育、民族体育、学校体育和军事体育等。但这四者之间外延和内涵都有交叉，即使是民间体育内部，概念不严的现象也屡屡出现。“民间体育”还常常被“群众体育”所取代，实际运用中还出现与“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甚至“农村体育”混为一谈的偏差。这几个概念之间确实有着各种联系。“群众”和“民间”最为接近，是泛指的人民大众，也带有一点非干部非官方的色彩；“民族”侧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共同体；“传统”则主要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农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民间”则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广义是指人民中间，狭义是指与官方相对的一个社会群体。各个概念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和“民”有关。“民族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体育传统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是一笔特殊的宝贵财富。”［7］所有的民间体育都是民族体育，但民族体育却不一定都是民间的；民间体育中大多为传统性的；农村体育可能是民间体育的主体，但相对应的城市体育中相当比例的体育项目也是民间体育。
我国民间体育是各族人民在历代生产和生活斗争中逐渐创造出来的，用来强身娱心的重要手段。一般都有悠久的历史，健身的内容，简单而易行。各地有各地的风采，各族有各族的特色。城乡工矿、机关学校、男女老幼，都有人参加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那么，什么是民间体育的本质属性呢？笔者认为民间体育的本质属性既不是由它的缘起空间所决定的，也不能看它的活动群体是官方还是平民这些表层因素，民间体育的根本在于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当中，总是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连。这些竞技或娱乐活动当初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后来演化为民俗活动，再后来又从民俗活动中分离出去。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体育是特定的经济模式、民俗精神决定的。如游泳和划船，最先就是埃及人谋生的手段，后来从生产劳动以及战争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一项娱乐活动。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体现了特定的民俗精神、民俗品格，特定民族、特定区域的一些民间体育活动才会经久不衰。因而，笔者倾向于用‘民俗体育’这个概念。”［8］
笔者认为，民俗体育是在民俗中孕育生长并广为流传的体育形态和生活方式，它是广大民众为顺应和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在民俗生活中创造、享用、传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生活现象。民俗体育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相联系；民俗体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伴的文化要素；我国的民俗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及心理等形态，它既是现代竞技体育原形与胚胎，又是现代竞技运动的基础与补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民俗体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民俗体育。它不一定有显著的功利，对特定的族群而言，它非常重要，甚至必不可少。但在终极目标上，民俗体育与包孕它的民俗一起，起着传承、延续、发展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所以，民俗体育中，一定民族的传统体育构成了它的主体。民俗和体育殊途同归，它们关注的热点从根本上讲都是人，是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得了比较辉煌的成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已有研究者认识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民俗特质。“随着神秘主义直觉思维方式逐渐被打破，民间体育民俗呈现出由最初的娱人――娱神，再由自娱――娱人方向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不是单纯的返璞归真，而是在新的高层次上的复归，其中某些活动还继续向竞技体育的更高层次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精华和瑰宝。但是，其活动方式仍留有民俗性痕迹。［9］”民俗体育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优势是现代流行体育所不可比拟的，它产生于本土，来源于本土，不断发展演变至今，民俗体育已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存在于世人面前。在当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渗透，民俗体育的功能已经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已具备了多重的社会功能和史实价值。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蕴涵自己民族精神、显现自己民族特色体育活动，这些民俗体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或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的橄榄球、篮球、巴西的足球、日本柔道、韩国的跆拳道、朝鲜的射箭、中国的武术等等。
民俗的内容包罗万象，民俗体育学只是体育民俗的基础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且关系着学科未来的发展。民俗体育学作为体育学和民俗学的一种交叉视野，不仅会对民俗体育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一定作用。民俗体育学将剖析那些承载着、熔铸了民族精神的民俗体育事项，揭示民俗体育魅力永存的文化密码。
3民俗学――民俗体育学孕育的理论基础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讨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民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文科学。”［10］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包含很多程式化的内容，有些甚至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往往不被今人所理解。其实，这正是民俗的特点之一。民俗就是指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流行的不成文的规矩，一种流行的模式化的活世态生活相。它是一定民众群体在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同感心理意识和参与意识，共同的选择、凝聚和升华。由此而汇成了一种具有法约性、软控性、本位偏移性的风习性文化意识团，并以其独特的活力，无形和有形的物化形态对人生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民俗曾经被认为文明社会中古文化的残存物。但在20世纪民俗学学科有了重大突破，民俗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新的丰富和拓展，民俗的观念发生了更新。民俗被看作人类生活中普遍而特殊的一种社会存在。与一般的文化意识形态不同，它是人类文化意识的原型。在人类文化意识形态“宝塔”构制中，民俗处在最低层，如同尚未提炼的矿石，是一种综合性的原生态的意识团。在人类社会结构里，它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间环节。它以两栖型的形式，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俗学科的研究对象扩张到民俗生活的各个领域。凡属民众群体中反复出现并相互流传的程式化、规范化的行为、观念、言语、器物等都纳入它的研究范畴。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对过去的探源，而且是对当今和将来民众文化生活形态的透视和预测，因而，它既崇“古”，又崇“今”和“未来”。成为现代学、未来学，以及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策源地。也就是说，在注视那些貌不惊人或者司空见惯的民俗体育事象时，如果我们多一点深邃的文化敏锐，我们便很可能发现这些民俗体育事象可能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某个族群的精神家园之一，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这些民俗体育活动中所蕴藏着的特定民族的文化基因。
世界性民俗学浪潮对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我党在十六大文件当中也明确了“扶持和保护民间文化”的努力目标。十七大报告中更是将民俗文化遗产提升到了民族精神家园的高度来认识。有着优秀体育传统的中华民族，体育学研究也在积极打破原有格套的束缚。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中，体育研究者的身影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2003年，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及学术讨论会，就接收了民俗体育研究论文。2005年中国民俗学会与文化部、建设部等单位在上海召开的乙酉中秋论坛上，上海体育学院的老师成为大会的特邀代表。同时，涂传飞、余万予、钞群英（2005），马连鹏、马爱军（2006），陈莉（2006），孟庆宁（2006），王俊奇（2007），谭黔（2007），李艳茹、汪普健、张黎（2007）等研究者的民俗体育研究成果也相继刊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民俗体育研究所具有的学术潜力。总体看来，民俗体育急需一门基础理论为支撑，对民俗体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时机也基本成熟。
也许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交叉学科的视野让我们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民俗体育对于体育文化建设的特殊意义。体育精神的回归、全民健身的实现、对异化了的竞技运动的矫正都迫切需要我们持有民俗体育学的清醒头脑。体育―― 一个与民俗难舍难分的伙伴，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在其学科自身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产生了超越本学科与其他学科联姻的诉求。民俗学的壮大、体育研究的深入和成熟使民俗体育学学科的产生势在必然。现有的民俗学理论为民俗体育学研究方向和方法提供很好的借鉴。原本形影不离的伙伴分离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重逢而并肩前进了，这将是人文学科领域的一大突破。
4基础理论与实例研究相结合――民俗体育学的编写体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近千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其数量和形式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这些体育项目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成为特定民族的民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俗为整个民族所共有，民族风俗一旦形成，便成为一个民族的一种习惯势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少体育项目被浪花淘尽，但能流传下来的都是民俗精华。“体育运动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更大的比较性。［11］”在激烈的角触中，民俗体育因其富含民族性、文化性、观赏性而永葆青春。因此，在民俗体育学的编写构架中，除了2/3的基础理论章节外，将有1/3的篇章用于民俗体育实例进行研究。
民俗体育学的核心部分是其基础理论。将体育文化放置于民俗学视野中进行观照。依次论述民俗体育的一般特征；民俗体育的本质；民俗体育的性能 ；民俗体育的发生；民俗体育的传承；民俗体育的保护与利用；中国民俗体育的发生；中国民俗体育的特点；中国民俗体育的分类；民俗体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民俗体育学研究的任务与作用；民俗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民俗体育学将以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重点突出民俗体育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将对体育民俗事项的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并从多姿多彩的中国民俗体育实例中展现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分析中国民俗体育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基因。将以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形成明确的学科定义以及与其相关的概念体系，成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体育方面的研究专著。它将是一本融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体育理论研究著作，也是一次基础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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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倪依克,著.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8:41.
［4］ 郭鸿.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文化价值［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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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鲍冠文,主编.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3:34.
［7］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8.
［8］ 邵荣,柯玲.中国民间体育的文化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6):744.
［9］ 倪依克,著.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8:40.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国英语 陕西民俗文化 外宣翻译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15JK1299）；西安工程大学“校社哲项目”（2016ZXSK43）。
引言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以下称中国英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此话题颇受国内外学者和公众关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英语应该是众多世界英语变体中的一种，如同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一样，是一个普遍的但又存在争议的语言变体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但笔者在资料收集中却发现，关于中国英语系统全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并不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并不深入。
目前，对于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的定义学术界意见分歧，没有一致的看法，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学术界公认的，这一概念最早是1980年由葛传诚壬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葛传常1980），并对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和中式英语（Chinglish）进行了区分。黄金祺区分了汉化英语（Chinese English）与中式英语（Chinglish）（黄金祺，1988）。贾德霖提出受到汉语影响的“汉式英语”（Sinicized English）（贾德霖，1990）。汪榕培则将中国英语定义为 “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汪榕培，1991）。而李文中却认为，中国英语不是仅限于在中国使用，而且英语中有一定数量的词源于中文，并已经成为英语的一部分（李文中，1993）。谢之君并不赞同李文中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干扰性英语变体（Interferential English Variety），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谢之君，1995）。贾冠杰、向明友分析了中国英语的存在和现状（贾冠杰、向明友，1997）。国外的学者们也关注了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而他们普遍采用Chinese English这一表示方法。1986年，Todd从音系学、词汇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研究， Bolton（2003）详细地追溯中国英语从17世纪开始直至当今的发展历程。但是，他们都未对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加以区分。本人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语变体，是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它在遵守英语语言语法规则的前提下，传达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
民俗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民俗文化是对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据《2013年-2017年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显示，尽管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护民俗文化，但仍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确立与学术界发起的“救亡图存”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一直都存在问题，严重影响了民俗文化的传播。笔者通过相关文献和前期研究发现，陕西省内的广告宣传标示语、旅游景点翻译以及当地的民俗文化翻译等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关于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从翻译方法入手，而未能真正从语言文化本身出发。
本研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契机下，从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英语研究。探讨如何用既能符合源语言语法规则及表达习惯，同时又最能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来进行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真正做到推动陕西民俗文化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传播出去，增强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跨文化交流，正确地用英语来表达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文化风貌、美食美景，传播陕西地区文化，推进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英语与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
笔者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契机下，从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英语研究。探讨如何用既能符合源语言语法规则及表达习惯，同时又最能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来进行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
1.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
中国英语包含以下特征：第一，作为一种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是遵守英语语言语法规则的；第二，它的适用范围与其他的英语变体一样，不只是局限于中国国内，而是世界范围，是传达中国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媒介；第三，由于遵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中国英语体现中国的文化、语言和思维的独特性，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他国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
中式英语则是遵从中文的语言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将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规则运用到英语之中，而说出或写出不符合英语语言表达习惯的畸形英语。
2.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对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陕西民俗文化的正确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宣传，树立中国的正面国际形象，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陕西民俗文化的对外宣传，在外国受众心中树立正确客观的中国形象，弘扬和传达我省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推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3.中国英语在英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中国英语教学一直倡导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但只是片面地强调目的语，却忽略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因素，导致英Z学习者学了多年英语却无法正确地，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民族的文化。我国近年来的教学改革，更加强调中国文化的学习，而中国英语的研究则为这一改革提供了较为全面且更加正确的教学材料。当下的英语教材和课堂中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英语国家的文化内容，应当适当增加中国元素。从而在英语输入的前提下，也能实现英语输出，更好地体现语言、文化、思维模式等方面的交流，加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克服中国文化失语症，促进对外宣传和交流，遵守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时也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思想教育和讲政治的有力手段，从而能够培养更多优秀的、具备广博的中国文化知识及熟练英语技能的英语学习者。
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实践
关于中国英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研究，实证定量的研究不多。我们从语料库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中国英语语料库，从而使中国英语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解释性。本研究拟采用：文献检索分析、问卷和教学实验等方法。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文献检索，综合国内外文献，包括国内文献（涉及陕西民俗文化的书籍、报刊、广告标识语、旅游景点、餐厅等地方的翻译）以及国外文献（涉及陕西民俗文化的书籍、报刊等）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第二阶段进行问卷调查及教学试验：运用不同方法（采用中国英语或其他方法）翻译陕西民俗文化，分别请本国人和外国人选择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译文。并在传统课程教学中渗透中国英语的学习，用实验论证不同教学方式下的课堂教学效果，从而得出中国英语在英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充分肯定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文化传播功能。并探讨正确使用英语来表达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文化风貌、美食美景，对陕西地区文化的传播和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结束语
本文从语言文化角度出发，充分肯定中国英语的文化传播功能，将中国英语研究应用于陕西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之中，真实地传达本地民俗文化，在树立良好的民族形象和增进他国人民对陕西及其文化的了解的同时，带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陕西地方文化从丝路经济带新起点“走出去”。同时，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及翻译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英语的研究可以为同行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Bolton，Kingsley：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葛传常骸堵谈由英译汉问题》，《翻译通讯》1980年第2期。
[3]黄金祺：《当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兼论“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
[4]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5]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6]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年第1期。
[7]高一虹、许宏晨：《英语变w态度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年第6期。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城镇化；民俗体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165-03
1城镇化――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必然
城镇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必然带来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更高的追求。闲暇时间增多，也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体娱乐活动。然而由于“”引起的文化断层，社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时间压缩”效应，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因素，引发了社会文化意识领域的迅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上的断层、不断涌现而又很快变化的社会现象让人们在文化活动的选择上一度迷茫。给人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成为学界长期思考的问题。西方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竞争信条冲击着和为贵的价值观，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与价值观，人际关系淡漠，人际交往日趋减少等社会现象不断出现。以上种种因素使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正在逐渐消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发展的民俗体育也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悠久的历史千百次的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民俗体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面对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城镇化的社会转型期如何做好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2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民俗体育研究和发展现状
2.1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民俗体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有些研究从民俗体育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民俗体育文化建设进行了理论探索，探寻了新时期民俗体育的发展路径，如《论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特点及其现展》（王俊奇、刘国华，2004，2）运用体育史学、社会学理论对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文化基础及现代转型进行了探讨；《民俗体育文化的开发与发展》（马连鹏，2006，s2）提出了开发民俗体育的文化资源,加强民俗体育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建设的理论构想。
有些研究立足于农村城镇化变迁这一时代背景，把民俗体育作为农村体育的主体进行了研究，并揭示其随着时代变化（包括农村城镇化）而呈现新的发展规律，如《论城镇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上海市张江镇农村体育发展的启示》（王永、熊晓正等，2006，1）、《加强农村基层体育文化研究的历史契机与现实需要》（虞重干、李志清，2005，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大众体育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夏强等，2005，9）、《湖南省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发展探索》（龚德贵等，2005，5）。
有些研究从民俗体育的功能价值出发，对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发挥的功能价值进行探讨，如《试论民族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杨莎莎，2005，4）、《对开发西部体育旅游资源的初步研究》（史斌，2003，6）、《广西少数民族体育旅游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郑国华，2003，2）等从发展民俗体育旅游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分析总结，对其经济功能的开发进行了深入研究；《民族传统节日中民俗、民间体育的价值》（冯萌，2006，5），探讨了传统节日中的民俗、民间体育在现代社会所体现出的价值，提出民俗、民间体育是传统节日得以复兴的主要形式之一。
应该来说，这些论文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特征、现状与发展取向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了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但是在这众多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对城镇化发展对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认识不够，基本上没有从民俗体育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为切入点去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民俗体育文化的社会依附性，同时，也很少有人以实地考查为基础，去认识民俗体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很少有人结合实际提出一个民俗体育在社会变迁情况下的科学发展模式。而这些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开展民俗体育活动，促进体育事业和保持文化生态多元化是非常必要的。
2.2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发展现状城镇化发展初期的农民从事民俗体育活动，由于健身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意识不强，因此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健身，而更多的是放在精神、娱乐目的上。如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前后，农民由生活贫困而逐渐解决了温饱，在节庆活动时就通过民俗体育活动来表达丰收的喜悦，笔者成长的山东某城镇，每逢过年就会有舞龙、舞狮等民俗体育活动表演。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绝大部分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力转移到民工潮流中，使民俗体育活动的主体渐渐流失；同时民俗体育也受到外来体育文化的冲击，西方体育有着规范的规则，鲜明的竞技性等等吸引人们参与的特点，民俗体育虽然也有竞技特点，但更多的倾向娱乐，加上政府以及舆论的引导，经济杠杆的调节等因素，西方体育项目正在排挤着民俗体育活动，特别是一些流传范围较小的民俗体育活动，正面临着消失的危机。
进入21世纪，在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中社会发展的热点逐渐倾斜到旅游文化方面，因此民俗体育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借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城镇化水平不高，旅游资源贫乏的地区民俗体育的市场却越来越小。表现出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活动与精神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民俗体育活动成为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社会主义道德观等的载体。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民俗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逐步剔除了封建迷信和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使其更加符合人民的健身娱乐需求，科学性越来越高。
总体来说，在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经济条件刚刚得到改善，心情愉悦，各个地区的人们在节庆时通过民俗体育活动来庆祝丰收，表达收获的喜悦心情。此阶段民俗体育达到一个。在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投入许多精力和时间，无暇顾及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民俗体育活动，从而使民俗体育活动陷入低谷。第二个是人们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发现了民俗体育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把民俗体育活动和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各地的民俗体育活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3反思与展望――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演进的思考
3.1全面发挥民俗体育的多元功能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民俗体育本来是一种不能带来任何财富和利益的民间活动，但是在“全民皆商”的经济大潮中却被赋予了极大的经济价值，使民俗体育在表演、娱乐、文化保存等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功能，如许多地方政府把民俗体育活动开发成旅游产品，为振兴地方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像郑州国际武术节、岳阳龙舟节、潍坊风筝节等都是成功的以民俗体育为主题运作的例子。在经济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同时，民俗体育的其它功能相对弱化，特别是在文化保存上尤其明显，如在一些节庆活动结束后，民俗体育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精华并没有给当地人们带来太大的影响。有些民俗体育活动由于对促进地方经济价值不大，流传范围小，耗时费力、旧体制的影响等等因素，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一些没有旅游资源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城镇化初具规模的地方，由于人们忙于经济活动，民俗体育也正在逐渐被人们遗忘，如山东莘县张鲁镇，是当地一个典型的小城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往在当地盛行的舞龙、舞狮民俗体育活动已经有多年不再举行了。
只注重民俗体育经济功能的开发，而没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支撑，民俗体育将会昙花一现，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短期行为，不利于民俗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城镇化进程中使人们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休闲娱乐意识得到提高，并且具有了更高的文化需求，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因此，在重视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应加强对民俗体育的健康身心、文化保存、休闲娱乐、道德教化等功能的开发和研究，使民俗体育的多元化功能和谐发展，真正使民俗体育融入到人们生活中去，让人们在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体悟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通过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加强民众的凝聚力和基层组织的整合能力，充分发挥民俗体育的社会维系功能，使作为个体的人焕发斗志，燃起信心，利用民俗体育协会或团、社等组织把民众联结成一个整体，振奋民族精神，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3.2民俗体育的内容、形式应保持地域特色民俗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灵活多变，丰富多样，城镇化的到来使其不仅仅局限于节日、祭祀以及游戏活动中而日趋日常化，在城镇的街头巷尾都可看到民俗体育的身影，如各地方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健身秧歌舞、毽子、高跷、登山、野外郊游等活动。信息化使本来具有地域性、乡土化的民俗体育活动流传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并且呈现同一化趋势，如赛龙舟是典型的带有南方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但在山东聊城也已成功举办了三届龙舟节，并于2003年代表中国参加了威尼斯国际龙舟节。再如扭秧歌是我国东北的特色活动，现在大江南北到处可见扭秧歌的人群。城镇化的推进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将使民俗体育在内容、形式上面临着以往从未遇到的问题，如生活环境的变化必将带来民俗体育活动场所的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生活作息的变化也将对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内容、形式产生深刻影响，人口的大量流动将引起活动主体的改变，进而影响民俗体育形式、内容的选择等等。
由于民俗体育有地域性的特点，因此，在其活动形式、内容以及流传范围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注意保持各地的特色，百花齐放、争相斗艳。《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七章（二十九）指出，“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适应当代生活，体现时代特点，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重要节庆和习俗活动，创设出浓郁的传统文化场的氛围，重新赋予民俗体育应有的地位。
3.3民俗体育的传承方式应日趋科学民俗体育的传承一般是在节日庆典、宗教祭祀以及劳动闲暇当中,通过有意识的教授亦或是无意识的浸染将民俗体育的活动形式、文化精神过继给年轻一代的民族成员,并通过反复地重复将其在他们身上固定下来。然而这种社会范围的大教育缺少组织性,它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规范继承，而更多的是通过寄希望于潜移默化地将民俗体育移植到年轻一代民族成员的行为习惯里。因此从存在形式和发展看,总体呈现出一种自然生灭的发展状态。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往被冠以“迷信”的一些民俗体育活动，由于原来制度的惯性作用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继续发挥影响，从而使这些活动继续受到压制，人们被强制地接受统一的模式，对原有的民俗体育活动没有进行科学的整理、区分，对一些有益的活动或一些活动中的有益部分没有继承，以致原有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日益衰落和逐渐消亡。民俗体育活动是一种自愿参与的群体竞技活动，但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官方”即政府行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活动中来，有时把民俗体育活动作为政治、经济工具，带有了一定的强迫性，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从而导致参与活动人数和群体的变化，也必将影响民俗体育的传承。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科学日益发达，我们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对民俗体育活动进行科学整理，深入挖掘民俗体育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组成部分，从有形的器具物质和无形的仪轨制度、精神信仰等多层面全方位的传承，如运用先进科技对民俗体育活动的器材加以积极保护和改进，充分利用学校、社区、协会等组织的各种资源加强民俗体育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的传承和创新，使其“活化”到民众生活中。政府应加大管理职能，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为民俗体育的科学传承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物质条件的改善保证了人们有更多的便利参与到民俗活动中，我们应积极引导人们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壮年和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主动参与到民俗体育活动的传承中去，并不断创新。
3.4民俗体育应和依附的社会形态与时俱进民俗文化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形态。民俗体育文化本身是由于人类在创造体育文化过程中，遵循文化发展的结构性规律从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不断提炼出体育的成分，并逐渐从生产生活中剥离出来的，在活动时间上有逢节日、庆典、婚嫁、集会、岁时而进行的特点，在内容形式上都烙有非常浓厚的生产及生活性印记。我国民俗体育是在农耕社会形态下生成的，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人口和行政组织、环境、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等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变化，必然面临着原有生存基础的消失而出现生存危机。
民俗体育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是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体育在推动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在民俗体育日趋消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提高对民俗体育价值的认识，把民俗体育提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加以保护，并同时努力探寻民俗体育发展的新途径。寻找民俗体育与社会发展的新的结合点是当前民俗体育发展的前提，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镇化程度不一，各地区人们的行为规范、道德伦理、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等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将对民俗体育产生强大的冲击。因此，民俗体育的发展不应原封不动地保存其古老形式，而应该结合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变迁进行文化整合，以扬弃的态度构建民俗体育发展的新模式，以培养人们的爱国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身心健康、体会民俗文化、调剂生活及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
4结论
民俗体育项目、地域发展不均衡，有的已形成规模，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产业，有的却逐渐萎缩面临消失的危机。凸现了经济功能，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等功能发挥不足。民俗体育的传承科学性不够，要从“物”和“人”等层面全方位的传承。民俗体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载体，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传统文化加以提炼，并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而培育出既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特征的全新民俗体育。在城镇化引起剧烈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应把民俗体育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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