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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21世纪是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为农业、渔业、林业以及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近几年来，转基因植物推出的品种之多、推广面积之大、发展速度之快，远超出人们的预测。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
植物转基因技术将为农业生产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它将为农作物的持续增产和解决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粮食危机做出巨大贡献。但也有人对这一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人类还不能对它的潜在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大规模应用前有必要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植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意义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或组织，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使植物获得新的性状。这一技术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从细菌、病毒、动物、人类、远缘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转基因作物可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量，并节省大量劳动力，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年度报告，200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转基因植物产生至今仅20年时间，但其研究和应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2 对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都是通过优良基因重组获得新品种的，但常规育种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规育种是模拟自然现象进行的，基因重组和交流的范围很有限，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并且，在长期的育种实践中并未发现什么灾难性的结果。而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入植物。因为这种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人们无法预测将基因转入一个新的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故而对其后果存在着疑虑。而消除这一疑虑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也就是说要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和严密科学的试验程序，积累足够的数据。人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转基因植物的田间释放或大规模商品化生产是否安全。对试验证明安全的转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农业生产，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类生存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巨大应用潜力。
3 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须进行了严格审查，证明它们对人类健康无副作用。检验不仅在生产国进行，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管。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安全性，另一个是食品安全性。
3.1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
环境安全性评价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田间去是否会将基因转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
⑴对野生生物的影响：转基因植物种植推广后，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种抗性，将会迅速成为新的优势种群，从而影响生态平衡。虽然利用"终止因子技术"，以及"化学催化"技术可以限制转基因植物的扩散，但因此项技术对农业的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影响而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⑵对自然生物类群的影响：出现高抗药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组"或"异源包装"是否会产生新的农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着植物病毒的重组现象，包括DNA 病毒和RNA 病毒。转外壳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当有其它病毒侵染时，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转基因植物表达的外壳蛋白质包装，从而改变病毒的寄主范围，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难。担心作物中转入抗虫或抗病基因后，会加大对某一种害虫或病原体的选择压，使害虫或病原体加速突变产生抗性，给防治增加麻烦。
3.2转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若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不存在实质等同性，则应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在进行实质等同性评价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质：必须确保转入外源基因或基因产物对人畜无毒。如转Bt杀虫基因玉米除含有Bt杀虫蛋白外，与传统玉米在营养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要评价它作为饲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则应集中研究Bt蛋白对人畜的安全性。
⑵过敏源：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过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源形成的基因转入新的植物中，则会对过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转入过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准商品化。另外还要考虑营养物质和抗营养因子的含量等。
4 总结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可通过转基因能源植物为缓解世界能源危机作出巨大贡献，尽管与之相伴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问题与公众态度、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及伦理、宗教等复杂因素交织为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但转基因植物辉煌的发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检测体系，确保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的安全性，让植物转基因生物技术成为21 世纪解决健康、环境、资源等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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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闫新甫，转基因植物(生命科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6.3
[3] 吴爱忠，基因转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9
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范文2
关键词：转基因 案例 教学 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183-03
1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概述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Paul Berg教授首次成功将外源基因导入真核细胞，获得首例重组DNA，自此拉开了转基因技术在人类史上的发展序幕[1]。20世纪90年代，第一例利用重组DNA基因工程菌生产的凝乳酶在奶酪工业中的使用，标志着转基因技术在食品工业中得以应用[1]。1993年，美国批准Calgene公司转反义Pg基因的延熟番茄Flavr-Savr上市，这使得转基因食品正式进入了民众的消费生活中，成为传统生物技术食品的延续和丰富 [2]。此后，转基因植物源食品原料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被寄予厚望的转基因食品被誉为未来“粮食咽喉”，但是随之其安全性也开始备受关注[3]。纵观我国近几年的转基因食品研究发展状况，2008年，我国启动了计划投入资金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根据该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就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功能基因克隆验证与规模化转基因操作技术、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推广及产业化和条件能力建设等五大优先领域这些重点问题及动植物转基因研发和产业化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实现突破[4]。引人注目的是，2013年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首席技术官Robert T. Fraley和另两名在作物中插入外来基因技术的科学家获得了国际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世界粮食奖”，这是拥有27年历史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奖给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5]。多年以来，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其安全性的关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同时也款款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就我国情况而言，社会各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了解程度不一[6]。高层次的学术界和科研人员对其安全性的信息掌握较多，而普通民众的知晓程度较差，很多人只是听说有转基因食品的存在，谈不上科学理性的认知，更没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而是人云亦云，甚至是盲目的谈“转”色变，可见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的推广势在必行。而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教学与转基因安全知识的推广是相辅相成的，作为经由高等教育的食品专业人才，更加需要扎实的掌握转基因食品的基本原理和安全性评价常识，做到能够客观、理性的认识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进而拥有认知新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才能让科学之风吹开发展之路。
自200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中开设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相关的6门课程，其他各大高校的食品学院也开设了食品生物技术、转基因食品等课程，其教学都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些课程的开设，旨在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新技术、新问题和新生产力的能力，希望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为日后从事食品安全、转基因生物、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工作打下基础。而《转基因食品安全》作为一门快速发展的学科，其课程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原理概念相对晦涩难懂，教学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于20世纪初创造了案例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景进行典型化处理之后，有步骤地组织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与讨论，引导学生进入具体实际的分析中，而不是学习晦涩的抽象理论，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7]。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基础理论比较抽象难懂，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经典故事也不胜枚举，非常适合案例法教学。因此，将教学计划内的知识点融合到案例中，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和辩论，进一步向学生传授正确、客观地看待科学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贯彻启发式教学的需要。通过案例引发讨论，让学生踊跃参与其中，不仅可以加强师生互动，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避免教学课程枯燥无味；还可以逐步使学生转换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引导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过程变为主动的学习过程，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8]。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激发高科技兴趣的需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用案例引导学生了解转基因科学技术中的深刻学说，体会蕴藏其中的科学思想，进而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学生可以学在其中、乐在其中，老师也避免了填塞式的教学方法，以及就原理概念而讲原理概念的老调重弹，更能激发学生对于高新科技的兴趣[9]。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需要。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在批判、继承、发展之中曲折前行[10]。能够对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让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凭借逻辑和证据进行辩论及反思，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升学生独立的判断能力，从而科学、客观地看待转基因食品，并推动这一先进技术的发展。
3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
3.1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的教学内容
本课程根据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设计教学内容，首先以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抗虫转基因棉花、抗虫转基因水稻、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和抗病毒转基因甜椒”为例来认识具有特定抗性的转基因食品；以“耐储藏转基因番茄和耐储存转基因河套蜜瓜”为例来认识延长果实储藏期的转基因食品；以“富含β-胡萝卜素的金大米、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转基因亚麻和降低过敏原的转基因花生”为例来认识改良品质的转基因食品；以“抗乙肝转基因番茄”为例来认识药用功能的转基因食品；以“吸收有毒重金属硒的转基因印度芥属”来认识可以改良环境的转基因植物。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目前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研发和产业情况，更清晰地认识为什么要进行转基因研究，以及我国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所处的位置。
另外，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围绕历史上引发转基因食品物安全争论的典型案例，如“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普斯泰事件”、“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俄罗斯之声转基因食品事件”、“中国广西迪卡007/008玉米事件”、“黄金大米事件”、“帝王蝶事件”以及“墨西哥玉米事件”等展开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原则和内容，以及获准进入市场的程序。进而，将转基因技术以及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的最新研究新进展及时反馈到课堂教学中，使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和更新。
3.2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的教学过程
课堂上，结合教学内容，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导入案例，教学过程可分为“案例呈现-问题提炼-角色模拟-教学实施”四个步骤，下面以迄今唯一因过敏而未被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案例―― “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为例进行解读。
首先通过“案例呈现”将发生在1994年的“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娓娓道来，然后向学习抛出“为什么要向大豆中转乳巴西坚果中编码蛋白质2S albumin的基因”、“如何确定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以及“如何处理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等问题，积极引导学生针对问题掌握知识、搜集资料、查阅文献。然后把课堂的部分时间交给学生，通过“角色模拟”环节请学生分饰大豆种植者、科学家、政府官员、消费者、媒体等角色，进行激烈的讨论或者辩论，其间由教师把转基因大豆的背景、转基因食品涉及的主要安全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内容和原则以及管理策略等知识点融入此案例教学中，并对学生在分析讨论中存在分歧和疑问的内容进行详细地讲解，完成“教学实施”的过程。继而引导学生认识到转基因植物的安全管理和生物技术育种技术体系具有自我检查和自我调控的能力，能有效地保障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再让学生进一步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技术、标准体系及管理制度的一些建议，从而更易切中预设的教学目标。
此案例法教学将学生放到不同的角色饰演之中，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使学生真正获得自主学习的乐趣，顺利地实现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化，有助于引导食品专业人才用科学的态度参与到社会热点话题和公众事务的讨论之中。
3.3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师队伍
转基因食品安全作为一门新兴课程，教师资源相对比较紧张，针对这一问题采取“本校教师+客座教师”的模式开展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以本校的师资力量为主，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师，经常开展的教研活动，坚持轮流听课，分析研究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探讨适应时展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着力提高本课程教师队伍整体的教学水平[11]。另外，分析发生在我国或者涉及到我国的重要转基因安全案例可以从社会引入教师资源，以曾经参与处理过转基因重要安全事件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专家、学者或公职人员为客座教授，有请他们参照国家标准程序来解读如何处理的相关事件，形成生动的课程教学典型案例，如“湖南黄金大米事件”、“湖北非法种植Bt转基因水稻事件”、“广西大学生异常事件”和“山西老鼠绝迹事件”等。本校教师与客座教师的结合，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碰撞。
3.4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材建设
目前在整个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教学中尚无一本合适的教材，本课程的案例法教学尤其需要一本精编的案例集锦教材，因此需自主编纂首册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集锦。该教材围绕五个原则进行编写，一是“秉承事实”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原案例的来龙去脉，没有任何感彩的倾斜和结论性引导，保持科学严谨的纯粹态度；二是“百家争鸣”的原则，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历来存在许多争议，从客观的角度描述不一样的声音，让学生拥有全方位信息的知情权；三是“科学规范”的原则，以科学原理为基础，用理性、客观、辩证的科学思想分析案例，让学生掌握用科学思考问题、用科学分析案例以及用科学处理问题的能力；四是“深入浅出”的原则，全书使用科普性的语言和生活化的描述，继深入挖掘案例之后，注重强调转基因食品与我们的生活，从而让学生更容易的掌握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相关知识；四是“网络同步”的原则，在这个网络越来越重要的年代，青年人更愿意利用网络获取知识，因此将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电子教材、教案、大纲、课件和参考资料等教学资源全部实现网上同步开放，便于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资料查阅和自主学习。
3.5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考核机制
在传统的考核方式中，仅仅从一张期末试卷来判断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因此对于考核机制的改革是教学实践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结合本课程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宗旨，将考核机制加以改革后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随堂考核”，涉及出勤率、课堂表现等内容，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程参与度，此部分占总成绩的10%；第二部分“讨论及辩论”，理不辨不明，由学生分饰食品生产者、科学家、政府官员、消费者、媒体等不同的角色，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其中乾坤，让学生针对典型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不同角度的讨论和辩论，主要考核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以致用的能力，此部分占总成绩的45%；第三部分“期末考试”，从教师传授的知识和案例集锦教材上涉及的内容中选择3～5个典型案例，由学生进行独立的案例分析并形成小论文，综合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搜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同时老师也可以通过学生的论文更加直观的得到教学质量的反馈，此部分占总成绩的45%。通过考核机制的改革，充分体现出“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更加注重于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使考核机制更好的服务于塑造学生的科学观。
4 结语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同时掌握并熟练运用新生产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进一步使得学生了解我国食品安全的发展状况，并且为学习其他的相关课程及从事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工作打下基础。近几年，转基因食品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对传统单一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以适应转基因食品安全领域发展的模式，力求为培养具有辩证思维和科学理念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教学环境和成长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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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范文3
关键词：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风险；收益；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of promotional， preventive， permissive and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Basing on this and integrating the risk and incom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of various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mo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as some risk，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com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while ignores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vent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for it abandons all income while keeping away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permiss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doesn’t recognize the specialties of environment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so remediation afterwards is impossib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an give attentions to risks and income， because when it deals with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t can catch hold of their income. Therefore， promotional， preventive and permissive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re irrational， whi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rational.
Key words：Na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Pattern; Risk; Income; Rationality
Robert L.Paarlberg对美国、欧盟、中国等1999年-2000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这四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恰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潜存较大的风险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
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只产生少量的、微弱的风险，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2]
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该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乱。
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但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5.2株/m2，这是始料未及的问题。”[3]。在转基因作物影响生物多样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国和品种资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报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数据，确认墨西哥玉米受转基因污染的事实，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确认了本土玉米品种受转基因污染这一事实。其国家生态研究所所长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过10％。”[4]在我国，也有一些转基因抗虫棉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报道。同样地，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也存在着现实化的可能性。比如有报道称，美国孟三都公司生产的抗除草剂大豆含有一种类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人食用后会对人体荷尔蒙有一定影响，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和免疫系统障碍；菲律宾的儿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婴儿对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了不良反应[5]。
至于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作象征性的检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主题看，涉及基因工程，“毕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领域，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预见性。”[6]而且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很复杂，存在知识差异和数据缺乏，“知识差异和缺失的数据（质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些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研究产生，其他的可能会因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出现潜在负面影响的时间框架或者这些影响的间接特性等而很难获得。”[7]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看，有关评价的原则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领域内已经取得一致，而有关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具体方法尚处于初级阶段，评估手段多为定性描述，很难进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适当的方法学、基本的知识及关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资料，环境的研究通常很难进行。”[8]
从评价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水平看，“21世纪之初，世界科学的水平还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一个基因在一定的新遗传背景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而且转基因生物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和遇到过的新鲜事物，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转基因作物在环境中的行为、边界条件、影响过程和机制、各种因果关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难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田间试验结果，尚不能作出精确的评价。”[10]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看，学者们已经对第一代转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风险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还有更多的风险没有讨论，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当前使用的抽样和探测方法可能无法探测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材料[12]，这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如能及时地被探测到，便于采取有意义的预防行动。[13]
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研究被遗漏，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有些潜在的影响还无法预测。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的风险，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那些在目前还没有鉴定为产生环境风险的转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鉴此，被他国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鉴定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仍然应该保持警惕，而不应该像鼓励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对此失去警惕，加以认定，仅作象征性的检查。
（2）别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并非完全可靠
现在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检验普遍采用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成分与一种传统的食品或成分‘实质等同’，即它们的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经过比照而认为实质相等的，则该种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14]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现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限制以及时间的限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时还难以断定，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15]
就拿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来说，一是很难收集、建立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数据库，因此也就很难把需要检测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检测出来；二是还未能给出精确的检测手段，这就使得这一检测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检测是无能为力的；三是没有大量的经费来建立作物安全认证和安全追踪体系，不能进行全面、深入、长期、复杂的检测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并无不同’，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比常规作物经过更加全面的科学测试，因此应当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撑下和一种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操作下认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目的一是利用这种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原则，避免进行昂贵、耗时的长期检验，节约成本；二是为在短时间内取信于人，推销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以获取利益。
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一种转基因食品与另外一种传统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都实质等同时，才能将该种食品或成分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对别的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这样的安全检测原则而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转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怀疑地给予相应的生物安全认可的。
（3）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是安全的。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种在一个环境中（特殊的生活环境、气候带或者地理区域）可能被看作是严重的杂草，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生态学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物种、一种令人喜欢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
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过犹不及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1]p.24这种政策是另一种极端，仅仅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应用。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现之一是它没有区分各种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水平，虽然从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对转基因作物认识水平来看，还很难定量地评估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但是，在评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时，可以依据评估程序，在遵循科学性（Science-based）原则、熟悉性（Familiarity）原则、逐步评估（Step by Step）原则和个案评估（Case- by -Case）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识别风险的种类，推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所产生的潜在危害程度和风险水平（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再详述）。各种转基因作物释放所引致的风险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坚实的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对策，决定是否禁止某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或使用，而不应该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所有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因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较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通过转基因技术把优良的基因转入到了转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所以转基因作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ISAAA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种植转基因作物9000万公顷，直接的农业收益大约是5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种植的第二熟大豆所产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将增加到56亿美元。
（2）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在过去，种植传统的作物，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这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降低了环境影响指数 ，从而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ISAAA的统计，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总量减少了7％，环境影响净减少了15.3％。自1996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4.1％，环境影响减少了20％。从1996年开始，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棉花，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19％，环境影响减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3）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成分、消除过敏原和抗营养因子的转基因作物为代表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使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人体无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们只能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得，而美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这种转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的饮食质量，而且也给素食主义者带来福音。 [19]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大约有5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英国科学家新开发出的一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儿童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等情况。因为人体能够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所以长期食用这种新型转基因稻米可以使儿童避免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20]
转基因作物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维护生产者的健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量，这就可以减少农民在喷药过程中的中毒现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1999年对283户棉农的调查表明，种植Bt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农药中毒现象比例为5％，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高达22％，2000年所调查的407户棉农中，种植Bt转基因棉花农户农药中毒比例仅7％，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达29％。[21]
（4）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
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耕地，二是提高单产。对于第一条途径，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减少了大量耕地，这使得各国未来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现在持平（通过努力开垦更多新的耕地）。对于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使用大量的肥料、农药和运用传统的植物培育技术（比如通过杂交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提高单产，这在“绿色革命”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很难再有大的突破。[22]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新的现代科技力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它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很有潜力。
综合上面的论述，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实际上抹杀了各种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多样性和差别，而将之统一认定为具有高风险水平的、高发生概率的和严重危害程度的，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一旦实行了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会仅仅因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应用，虽然这可以将风险系数降到了零，但同时其各种收益也被完全放弃了，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实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顾此失彼的，过犹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补救不可行
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这种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运用标准化的试验进行个案分析(case-by-case)、检测新的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第二，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只是基于产品本身（product-based）或产品的预期用处，而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即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新颖性。所以不会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独特的特性而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类型的风险；第三，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定采取“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原则[23]，即认为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下，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而不会考虑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第四，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和管理机构，而是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一样看待，用传统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美国模式。
根据允许式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这种模式的政策依据有三点：一是转基因技术无新颖性；二是转基因作物没有特殊的风险；三是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
深入考察，以上三点依据都是不牢靠的。
（1）转基因技术具有新颖性
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28如此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作物基因的来源，产生了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这种新颖性，可能致使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特殊性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于传统农作物的风险检测技术、方法以及相关法规和管制机构都已经不适合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了。
（2）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典型地体现在其环境风险的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上。
转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在生态环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这就致使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地积累，从而发生级联效应，即前一次影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而后者又将前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转基因作物能够侵入非农作物栖息地上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区域植物组成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甚至使原来的物种遭到灭绝，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一些物种种群数目下降，继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还会影响到原先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鸟类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赖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态学效应外，还会引起间接生态学效应，即它们进入自然界（如农业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导致‘小环境’的变化（田间管理，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措施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物的种群动态。”[26]
而且，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还具有扩张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天然生物种中被强制掺入的人工重组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这种扩张增殖性，使之产生的危险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文中比较了核裂变和基因工程的危险性，指出“人类可以直接控制核裂变副产品（放射性废物）的产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核事故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设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会使核污染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变，因为一旦基因被导入生物体内就会自我复制，我们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而且这个基因还会从 ‘工程’生物体自由地转移到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中（比如有机的非基因工程农作物）。”[28]
（3）没有发现的风险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从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这给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的增大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本身的表现看，它又具有时滞性。所谓时滞性，就是转基因作物一开始往往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监测到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系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转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蠕变，即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干扰和胁迫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缓慢的悄悄变化；当人们察觉和认知之时，自然生态环境已在组成、结构、机制和功能上变得无法或很难修复，已成为不可逆的演化和变异。”[9]p.113
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1、该模式的政策能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
（1）突破了传统风险评估的局限性
传统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科学方法来分析风险问题，对风险问题进行量化。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多大的危害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怎样的安全算是足够的安全？[29]p.9传统的风险评估是存在欠缺的，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彻底解决风险问题。首先，在“可接受的风险”掩盖下允许危险的行动继续进行，风险评价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许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为继续进行；其次，以不确定和不充足的证据为理由，风险评价事实上延迟了采取约束的措施和行为。[30]而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时不是这样，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传统的风险评估仅将其当作可怀疑的理由。“传统的风险评估范例常常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缺失（伤害）的证据，而预警式的风险评估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伤害）的证据。”[31]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它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基因工程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在农业中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以及必须的角色？基因工程声称将解决什么趋势或问题，基因工程将可能使得什么问题永远存在？[29]p.9由此，该模式的政策一改传统的风险评估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常常不作为、不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主张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应对不确定性。与其说它考查的是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经济，还不如说它是为了减少或彻底地消除风险，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放弃原先计划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行为。
同时，在面对复杂的或难处理的不确定性形式的情况下，预警式的风险评估程序不只是允许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的观点影响环境风险（与一项具体技术的使用有关）的鉴定和评估，它还允许公众广泛地参与。这种开放性的决策程序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与转基因生物释放的决策制定有关的许多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复杂的或难处理的，所以一个更加‘开放’(open)的风险评估程序，对于确保这样的不确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义地’考虑，是至关重要的。”[32]
（2）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虑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和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的特殊性，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区别对待，认为由于转基因过程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风险是不同寻常的，传统的检查程序可能会捕捉不到转基因作物的所有风险，所以不仅建立了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对新的种类的转基因作物要进行个案检查，而且建立了特别的管理机构和评价机构，制定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方法以及规则，基于转基因过程(process-based) 而非转基因产品本身，来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目的是通过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对转基因作物进行针对性的管制，所以，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3）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风险
风险可分为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能认识到某件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不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但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知道存在这样种类的风险以及知道可能会发生如此的风险。转基因生物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为了应对这类风险，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预警原则：①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这是预警原则的首要目标。②鉴定潜在的风险。③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④尽管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但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这是预警原则的核心准则。⑤转移举证责任，即要求有着潜在危险的技术的开发者去证明要采取的这项活动是必须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术。[29]p.1-2由此，该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确定的、具体可证明的风险，更要考查推测性的、潜在的风险，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环境风险。
（4）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防后患”的理念为基础，改变了过去那种未被证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对安全的，未被证明有害就是无害或相对无害的思维观点。[33]强调的是，当存在严重的威胁和不可逆的伤害的情况，以及确定性的缺失，即对所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关科学资料和知识，因而缺乏科学定论，不能成为拒绝采取预防性行动的理由。因此，在某项行为做出之前，就要对其可能的影响做出评价，并制定应对策略，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对有关的问题要有所防范。这不是为了解决那些可识别的、已为人所知的风险，而是为了应对那些推测性的、还未被科学证实的风险。它的决策程序是这样的：①识别可能的威胁和描述问题的特征；②关于威胁的确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对问题进行再组织从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评估替代性方案；⑤决定策略；⑥监控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34]而采取的进一步预防性行动包括：有条件的批准（要监控）、暂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项技术[29]p.17-19。可以说，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就充分评价，制定预警方案，处理突发性的环境问题，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它避免了鼓励式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该模式的政策能够获得转基因作物收益
在处理转基因作物风险与收益方面，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张力的。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前，它要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特殊的安全评价，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来应对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当安全评价或者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之前，它会要求暂停或有限度地进行该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一旦其通过了安全评价并对可能的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性措施后，它又会批准其商业化种植。因此，这种模式的政策不会由于一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而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而只是考虑到其风险的新颖性、特殊性以及风险评价、防范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适当地放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和防范转基因作物风险，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完全放弃转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风险的防范中积极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见，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而是为了有效地应对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克服科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减少乃至杜绝难以修复的、不可逆转的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出现。同时，这种模式的政策能够抓住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转基因作物不确定性的风险与确定性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种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简短的结论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在短期内能产生明显的效益，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饥饿问题、贫困问题，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忽略了环境风险、不顾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了环境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平等，这不是一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时也丧失了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机会，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政策，对建立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忽视了转基因作物风险的不确定性、潜在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等，显然很难保障生物安全；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对风险有科学的认识，既认识到了确定性的风险，又认识到了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了应对准备，能协调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应该是最合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没有就某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旦涉及到这一点，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在政策实践中，一些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们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自身没有能力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且一旦发生转基因作物风险事件，它们也没有能力去应对；也可能由于这些国家对转基因技术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认为转基因技术是魔鬼，它会破坏历经千载岁月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农业系统，所以，为了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它们排斥转基因技术，宁愿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机会及其产生的收益；还可能由于它们是以农作物出口为主的国家，为了使得农产品能顺利出口到一些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国家，所以就拒绝转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国家的无转基因化(non-GM)……这告诉我们，某一主权国家在选择并制定什么模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这一问题上的考量是异常复杂的，涉及到技术力量、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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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农业将经历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毫无疑问，生物技术作为科学和技术在这场变革中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原则上讲，生物技术本身有能力帮助人们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保护环境，但在实践中，生物技术作为环境保护的人其作用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人们对它在环境保护以及促进人类进步中的作用仍将拭目以待。
一、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机遇
广义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有机体、死细胞、活细胞以及细胞内含物，采用特殊的过程生产出特殊的产品应作到农业、医药以及环境修复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它能改变、取代物种的基因。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最初通过遗传工程获得而进入市场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们经转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剂和棉铃虫的能力。这种玉米、大豆和棉花从Bt细菌获得基因，经遗传改良后具有防虫害的能力。利用Bt细菌获得经遗传改良的作物的潜力是相当大的。例如：美国有200万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亚有40万hm2，两者各相当于2.5亿美元价值。如果将Bt玉米引种在美国1000万hm2的土地上，只要增产5%，就意味着能增加3.5亿美元收入。这项技术进一步促进了Bt制剂控制虫害在商业上的应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转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能同时抗除草剂和一些虫害。
生物技术在畜牧业上应用所获得的益处与在农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灭竞争者。促进畜禽生长的物质有生长激素以及促进其生长的调节剂，这些物质可由基因工程而获得。如利用鼠类基因（该基因能促进角蛋白的形成）能获得了经遗传改良的绵羊，这种绵羊比普通棉羊产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控制饲料作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利用基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内一些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减少饲料作物中难消化的木质素含量等。达比等人已生产出一种转基因三叶草，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绵羊牧场。该基因来自向日葵，经转基因的三叶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质，该蛋白质经食物链进入绵羊体内，进而能提高产毛量。
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也包括在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1995年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转基因马铃薯，这种马铃薯能产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对科伦那多马铃薯甲虫有毒害作用。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杀虫剂及其残留物对食物链、水体造成污染，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术的利用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潜在的、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温莱指出：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
二、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应注意克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这种情奖品可能会随着需要特定处理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而产生，特别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生物技术也可能引发环境问题。人们利用生物技术生产出抗旱、耐盐、抗病虫害作物同时，也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甚至导致一些物种灭绝。这一结果是由于生物技术促进农作物向它原本不适应的地域扩张而造成的。生物技术同样加速土壤侵蚀和沙漠化。农业，尤其是耕作农业的扩张会增加除草剂、杀虫剂、人造肥料的使用，农业中不断投入的能源促进全球变暖。与此同时，氮素生物化学循环的改变也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直接影响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新晨
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范文5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刑法规制
一、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当前国际社会对转基因食品问题存在两种相异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其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缓解粮食短缺以及提高农民经济收益。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可能受到转基因食品的侵害。如新西兰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就得出转基因食品确实会产生潜在的风险，国际社会知晓后纷纷强烈抵制转基因食品。
（一）转基因食品威胁人类的健康。不可否认的是，转基因食品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的健康有益，如缓解了世界粮食短缺匮乏。但大量的科学证据也证实了其对人体的有害影响。该调查委员会分析了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后给其健康带来风险的所有可能性，包括转基因食品中的脱氧核糖核酸是否会侵害人们的基因结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对一些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审查，这些成果证明了DNA可能通过食物消化从转基因生物中转移到人体内的染色体中。与此同时，委员会还对转基因食品致癌的可能性和食品营养价值的降低进行了评估。
（二）转基因食品威胁生态环境。由于在转基因过程中引入了外源基因，改变了原作物原有的基因构造，而这种稳定的基因组成是千百年来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可以说是高度适应的，一旦被人为改变，则不排除存在破坏生态平衡的可能①。该委员会调查的一些证据表明，如果转基因生物被释放到大气或土壤中，没有转变的动植物和昆虫的很容易受到污染。
二、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立法情况
世界各国在转基因品立法的方式主要分为两个派别：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宽松派。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认为没必要对转基因食品实行更为严格的规制②，但基因食品若想进入消费市场仍然要经过FDA的批准。第二，以欧盟为代表的严格派。其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环节到生产环节再到流通环节以及最后到销售环节都对其严格实施监管。
总的看来，在应对转基因食品之安全问题上，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地区）还是很少使用刑法手段，主要还是采用经济法规以及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规制。但是有一些国家（地区）已经制定了针对转基因技术的刑事法律法规。比如，芬兰刑法典中规定的“基因技术罪”就是一例。虽然此规定不是直接针对转基因食品，但是对规制转基因食品技术的研究和滥用仍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立法现状以及完善
世界各国目前都高度关注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作为世界粮食大国的中国也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规制。
针对转基因食品问题，首先，我国目前规制的手段立法层级不高，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全面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监管的综合性法律，这也反映出我国立法机关对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的认识程度不够。其次，法律责任过轻。目前我国对其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不过是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5倍的罚款。这种处罚力度，与转基因产品可能带来的危害相比，很明显是过轻了。从这点来看，也有必要将转基因产品纳入到刑法的规制当中，用严厉的刑罚手段制裁这种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的行为。
本文认为，根据刑法的必要性原则，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各个环节（包括研发、生产、流通、销售和监管环节）的法律规定应当尽快出台。转基因食品进出口、研发、生产、流通和销售等行为在违反上述安全标准和规则的前提下，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并进行处罚。
目前，针对转基因食品之行为我国仍未设定与之相对应的罪名。在应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我国仅仅依靠于基因科技法的引导和保障，而刑法在转基因食品上的规制具有重大的缺陷与不足。一是目标定位不足，也就是没有认识到转基因食品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没有认识到转基因食品技术给人类身体健康与生态环境带来的重大危害，故很难见到在刑事立法中设置相应的禁止性规范。二是具体制度的不足，也就是说在刑法规制方面，对于在我国境内已发生多次故意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体的行为的规制还存在严重不足。此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而刑法中目前没有一个罪名完全符合这种行为特征③。
然而，也有论者认为没必要将转基因食品犯罪单独立法新设罪名。比如，利用转基因食品技术进行伤害、杀人的，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可以认定为故意、伤害、杀人罪或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如将转基因食品传染病病原体、转基因食品废物排放到水体当中的，则可能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又如走私转基因动植物行为可以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④。
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转基因食品犯罪都能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食品犯罪的规定所囊括。转基因食品犯罪与一般食品犯罪相比较，其导致的危害程度远远高于一般食品犯罪。所以，如果把转基因食品的犯罪和一般食品犯罪同等看待，就违背了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也不利于对转基因食品犯罪的打击。
除此之外，对于研发型的转基因食品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并也没有与之相应的规则进行规制。如，作为转基因食品泉源的转基因动植物恐怕会破坏生物的多样性，但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犯罪的规范，对研发、生产转基因动植物而破坏生物多样在破坏环境资源罪中无相应的罪名予以惩处。
因此，在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产生的危害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我国立法机关急需制定一部全面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监管的综合性法律，以明确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和强化对研发、生产、流通和销售等环节的规制。笔者建议，针对转基因犯罪，有必要在刑法典中专门设置一章，并将转基因食品罪列为其中的一类罪名，并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将转基因食品罪细分到具体的罪名，并根据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设置与之相应的法定刑。（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杨慧：“我国转基因立法现状及完善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27期。
② 张忠民：“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法律剖析”，《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6期。
③ 刘长秋：“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之刑法规制缺陷与矫治”，《新疆警官高等专利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
④ 杨帆：“基因犯罪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犯罪研究》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曾北危：《转基因生物安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2] 唐德强等：“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概况及其安全性”，《食品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1期。
[3] 王岩东：《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
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范文6
倾心科研事业 天道自然酬勤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速度随之剧增，为了解决环境生态问题以及能源危机，寻找发展新型的资源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生物工程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它必将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生活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世界面临的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美好的前景。生物工程包括四大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其中基因工程（也就是克隆技术）在人类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新世纪的尖端科学，克隆技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吸引了众多世人的目光，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一直在致力于前沿科学的研究。吉林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克隆专家李子义，就一直致力于克隆技术的研究，并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硕果累累。李子义自1983年留原兽医大学（现吉林大学农学部畜牧兽医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及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机理和动物胚胎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承担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生物技术、兽医公共卫生检验等专业本科生理论课与实验课的教学工作，以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发育生物学、动物学进展、英语科技论文写作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1999年3月，李子义远离妻子和孩子只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路途。初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解剖学与细胞生物学系John Engelhard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日子里，他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一切又都很陌生。尽管Engelhard实验室从事分子生物学实验的条件和仪器非常先进，但Engelhard教授交给他的工作却是组建转基因克隆雪貂课题组，尽快建立雪貂体细胞克隆的操作程序，而他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要购买用于胚胎显微操作所需的仪器设备。
三个月后，当看到所购买的仪器设备陆续到达并调试安装后，李子义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近8年的时间，他对国外高校在管理、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有了全面的了解，并深深地认识到了国内的差距。他深深知道，一个科学工作者要想出成果，要想达到很高的学术造诣，必须要勤奋，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必然规律。李子义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科学研究上，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他从不休息，“工作”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另外，李子义具有很强烈的创新精神，他善于发现问题，然后就是努力地去解决问题，并且，李子义并不仅仅从一条思路研究，他总是试图从各个角度去探索、完善并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2006 年李子义承担的美国 NIH 研究课题――应用胚胎克隆技术生产具有肺纤维化囊肿的雪貂动物模型，获得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两只应用成年雪貂体细胞为细胞核供体的克隆雪貂，使他从事的雪貂体细胞克隆技术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利用雪貂这一动物建立人类肺纤维化囊肿（CF）疾病的动物模型，他查阅了有关雪貂生殖生理方面当时仅有的少的可怜的报道，着手系统地研究了雪貂体细胞克隆的各项技术指标，即从雪貂的超数排卵、胚胎体外培养和胚胎移植，到雪貂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和活化，从供核体细胞的细胞系的建立以及周期的确定，到克隆胚胎构建方法的研究，直到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两只体细胞克隆雪貂和转CF基因克隆雪貂，创立了雪貂体细胞克隆的操作程序，为应用克隆技术生产转基因雪貂用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文已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育生物学》。
立足自主创新 实现强国之梦
李子义在读博士后期间，由于成绩斐然，研究成果丰硕，于2002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任助理研究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授予绿卡，获得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但是李子义心里挂念的是自己的祖国。2006年9月李子义婉言谢绝了爱荷华大学John Engelhard教授的诚恳挽留，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携家人回到了中国。李子义依照吉林大学学术带头人人才引进计划，在吉林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基础兽医学科学术带头人等工作。
回国后，李子义在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和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下，通过他不懈的努力获得丰硕的收获。李子义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获得研究经费1500万元。同时，组建了一个优秀的“基因修饰克隆动物”创新团队，并申报吉林大学创新团队获得批准。该创新团队已获得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猪、羊抗病育种，猪、牛品质改善等课题1100万的研究经费。
李子义带领团队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经过两年时间的协作攻关，将牛奶蛋白中编码赖氨酸基因片段转入“雌性黑白花奶牛”胎儿成纤维细胞内，以雌体细胞为细胞核供体，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制备克隆胚胎，再将克隆胚胎移植到西门塔尔杂交母牛（黄白花）代孕母牛体内。受体牛怀孕276天后，于2011年8月6日在吉林大学奶牛繁育基地顺利产下一头雌性转基因克隆牛犊（黑白花），由于这头牛是阴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情人节这一天出生的，故起名叫“织女”，出生时体重为31.5公斤，健康活泼；经初步检测，体内携带所转入赖氨酸基因。
这是世界上首次利用转基因技术和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的赖氨酸转基因克隆牛，这也标志着我国转基因技术与克隆技术完美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李子义介绍说，牛奶蛋白是牛奶中本来就存在的物质，将牛奶蛋白中的赖氨酸基因转入，不但赖氨酸含量高而且是水溶性蛋白，利于人体吸收。谷物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主食，但是谷物的赖氨酸含量普遍较低，所以饮食中缺乏赖氨酸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牛奶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钙、铁以及维生素等含量高，但是赖氨酸含量比较低，而这项成果可使牛奶中的赖氨酸含量大幅提高，预计赖氨酸水平要比一般牛奶高30%，使牛奶的成分更加完美。
李子义表示，高赖氨酸牛奶要投入市场，估计还需10年左右的时间。这10年时间要完成两项工作，一是生物安全评价工作，二是高赖氨酸奶牛的扩繁工作，培育出雄性转基因公牛，转基因的公牛和母牛得到更多的高赖氨酸转基因奶牛，获得转基因奶牛种群，从更大规模上去检测牛奶的安全性。对于高赖氨酸牛奶成本和市场前景，李子义说：“转基因奶牛的饲养成本与普通奶牛一样，先期的研发成本伴随着转基因克隆牛群体的扩大会逐渐摊薄，通过与牛奶生产企业合作，高赖氨酸牛奶是非常具有市场前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