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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1
浅议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一、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
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运动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层次上自由兑换、流通，进而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储备以及国际市场干预中发挥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的职能，并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经济过程。货币的国际化需要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
（二）人民币国际化所具备的内、外部条件[1]
1.经济实力：《2015亚洲》报告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达到近五分之一。
2.贸易规模：2015年3月数据，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增长。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今年7月出口进口总值同比双双下降，低于预期。但是中国的贸易规模在全球贸易中仍然影响巨大，经常账户交易的近四分之一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3.货币币值的稳定性：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表示，人民币汇率已基本保持稳定，不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
4.金融市场规模：来自Bloomberg①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股市规模约为3.4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五。Credit Suisse②预计到2030年，中国公司债发行量将激增10倍，且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将超过英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5.稳定的政局和较强的政治地位：中国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实力的增强使自身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也给中心区国家、边缘区国家等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二、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
原本各国的金融机构只能从事本国货币存贷款业务，但是二战之后，各国金融机构从事本国货币之外的其他外币的存贷款业务逐渐兴起，有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外币存贷款中心，这种专门从事外币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活动称为离岸金融。
（一）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在跨境人民币投融资[2]中的归类
1.境外机构离岸市场融资，到境内投资；
2.境内机构在岸市场融资，到境外投资；
3.境内机构离岸市场融资，到境外投资；
4.境内银行在岸市场筹资，向境外提供信贷融资：（1）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2）跨境人民币项目贷款；（3）跨境人民币账户融资和同业拆借。
（二）跨境人民币贸易的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是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分离的产物，融资成本的实质是资金使用者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由于企业融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有交易就会有交易费用，资金使用者为了能够获得资金使用权，就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而跨境人民币贸易的融资成本实际上包括两部分：资金使用费和融资费用。资金使用费通常是融资所支付的利息；而融资费用指融资过程引发的一切费用，企业在贸易融资中兑换外汇的费用和汇率损失，也属于融资费用。
此外，一般企业融资的成本还包括：抵押物登记评估费用，担保费用，风险保证金利息等。
（三）人民币汇率浮动引发的附加融资费用
当人民币升值时[3]，意味着兑换外币数额的能力增强，以人民币支付国际贸易款项时能避免汇兑损失。当人民币汇率呈现强烈的贬值预期时，持有外币可以对冲汇率风险。如果企业可以自由选择人民币或是外币的支付方式，能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跨境贸易融资成本。
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
在中国大陆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状态下，持有相关业务牌照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为国际投融资者提供境外人民币投融资平台。
（一）离岸金融市场的类型[4]
1.内外一体型.主要是资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高度开放。这类市场要求所在地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完善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服务水平，以及成熟的宏观调控机制、丰富的市场调控经验、货币完全自由兑换。
2.内外分离型。通过政策导向，在利率、汇率管制、税收政策等方面几乎没有限制，但与国内在岸市场隔离。离岸市场的金融机构必须通过离岸业务专用账户进行交易。
3.避税型。没有实际资金交易，不需要纳税，只起到账户簿记的作用。这类市场管制更加宽松、税收更加优惠。
（二）当前人民币离岸市场情况
中国通过双边互换协议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与32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总规模超过3.1万亿元人民币。建立了香港、台湾、新加坡、伦敦、卢森堡、德国、法国、多伦多等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
1.香港。香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之一，早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与香港金管局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关于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合作备忘录》，香港可以进行人民币清算业务，中银香港成为清算行。2004年，香港可以开展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等个人业务，为人民币留存海外开放了窗口。2009-2010年上半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渐渐消散，香港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的受益地区。2014年，香港作为第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整体人民币支付量的市场占有率为72.4%。
2.新加坡。2014年，新加坡取代伦敦，成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更多中国企业利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新加坡占整体人民币支付量市场的6.8%。
3.上海。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差不多两年了，上海将成为中国境内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意味着人民币资金进出更加便利，鼓励区内企业在自贸区进行跨境贸易时用人民币结算；未来开放力度如果进一步加大，境外企业也可以通过区内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用于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
四、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如何改变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模式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如果国内的进口企业与国外的出口企业进行商务买卖时，需要申请融资（如跨境延期付汇），那么国内的金融机构不能跟国外公司直接开展付汇业务，而需要通过离岸或海外金融机构开展融资业务。如图1所示。
离岸或海外金融机构跟国内的进口企业A与国外的出口企业B签署跨境贸易融资合同，受让B享有的对A的应收账款，而后A执行贸易融资的付汇模式有两种。如图2所示。
如果在自贸区建立新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注册在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可以跟A和B签署跨境贸易融资合同，根据B为A核定的信用额度，由该自贸区金融机构为A或B提供融资。这样的新模式的形成，不但为国内企业解决了跨境贸易中的融资需求和信用风险担保问题，而且还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
图1
图2
图3
五、结论
促进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首先需要让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融出人民币，获得相应收益，尤其解决中小企业跨境融资难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是，让流出境外的人民币可以流通和交易[5]。因此，在人民币尚未完成国际化之前，要努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使流到境外的人民币可以在离岸人民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样才能保证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顺利进行。
在自贸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对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反过来对人民币发展成为具备国际结算、计价、国际投资及国际借贷职能的国际化货币也非常重要。从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来看，上海自贸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将成为下一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1]刘仁伍.人民币国际化：风险评估与控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P15～P25.
[2]张琦.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新布局[J].金融贸易，2015年第1期.
[3]宫宇燕.均衡汇率与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屠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研究[J].金融论坛，2011年第12期.
[5]李豫.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J].上海金融，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高晶（1985.4.16-），女，籍贯天津；三井住友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信审经理助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课程在读，金融学方向。
注释
①Bloomberg：全球商业、金融信息和财经资讯的领先提供商。
②Credit Suisse：全球第五大财团、瑞士第二大银行。
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3
课程设计是金融学教学发展的基础，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
(一)增加金融学微观方面的内容在金融学教学中，注重对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在微观金融学方面比较不受重视。这与我国金融体系管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金融运行的绩效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制度、政策等宏观因素，在金融学课程设置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倾向于宏观理论方面忽视对微观层面的教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微观层面的金融学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要求我们要转变教学理念，及时把金融学的微观内容加入到教学之中。在金融学课程设计时，加大微观理论的内容的同时，还要注意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的相结合，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宏观理论的地位。把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合理调节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二)强调课程内容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适合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更需要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经济发展中真正培养出人才。所以金融学课程设计要增加国际金融学的内容，比如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包括已有的国际金融、外汇业务、对外结算等课程。此外，在国际规则方面的知识，如国际经济法、国际惯例、主要国家的金融法律、国际性金融贸易组织及其运作等；国际交流方面，如主要国家金融业传统、文化传统、经济外交军事政策、国际交往礼仪、国际谈判学等等，这些都应该成为金融学的教学内容，扩大金融学教学的国际视野。
(三)实现金融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这就需要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数理知识，否则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难进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和开发。除与数学关系较为紧密外，金融业务的信息化也是金融发展的趋势，这要求金融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计算机技术。因此，课程设计时就要注意金融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金融理论的转化成为市场所需的技术，促进金融的发展。
二、教学手段的现代
教学现代化，尤其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学校教学的常规手段。在金融教学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体等方式创新教学手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脱离原始的“黑板粉笔”教学，利用计算机制作课件，而是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掘金融学教学的潜力。比如，建立金融实验室。利用计算机、多媒体设备及相关的软件配套设施，比如银行软件、证券软件等进行实践教学。金融实验室可以真实地模拟现实市场环境，给学生提供真实的股票、期货交易环境。金融实验室学生还可以通过互动式操作逐步熟悉现实保险公司的实际工作流程。这些都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金融业务技能。在现代化教学中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和资源的丰富性，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满足学生对信息的需求，鼓励学生在利用网络资源，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此外，金融教学还应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多形式的开展实践教学提高金融学微观理论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可以通过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开展合作等实现。也可以开展金融模拟投资竞赛和金融热点问题辩论赛、组织专家讲座、创办自己的金融学术报刊。
三、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教学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现行的金融学教材偏重与理论，对实践的部分重视不够。这不仅不利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还会降低实践教学的实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设中要注重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之间的平衡关系。此外，在教材建设上要注意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成果，将其及时地补充进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设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教材建设应与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相结合教材建设要与师资建设同步，这样才能保证教材建设能够确实起到作用，发挥出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在师资力量建设中，要对教师进行评估，尤其是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对教师的业务水平给予全面了解，从而制定有针对性对方案来提高教师水平。除此之外，学校还应针对教材就教师的不足之处及时发现，对教师进行培训、业务交流等来提高教师的素质，以便能够与教材同步。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根据学校的规划，也要根据教材的适应性，有针对性地发展。此外，教师队伍建设紧跟时展，金融学理论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师具备较新的理论知识，同时具备合理的理论结构，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在教师培养上，要切实制定教师培养计划，通过进修、培训、参与课题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通过科学的考核奖惩办法优化教师队伍。对教师的培养不仅是要从制度上安排，促进他们自身的提高，学校也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为他们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
(二)教材建设需与提升网络教学环境相适应教材建设立体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体等网络技术的使用。所谓教材立体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设中，包括核心教材、课程说明、课程大纲、学习指导、学习要点、重要概念、问题解答、活动建议、教学案例、教学图片、实验实训指导、在线课堂、复习题库、课程试卷、政策法规、参考文献、专业期刊、相关网站等在内的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课程立体化教材。通过教材的立体化建设有效利用网络教学的先进条件。
(三)教材要注重实践内容与实践课的一致性金融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是应用型人才，需要他们能够对金融市场做出敏锐判断，对市场业务能够熟练操作。所以在金融学
教材的建设中，需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的实践内容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最佳手段，是纯粹的实践教学的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更好的进行实践课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实践课程的设计上要注重与纯粹的实践课的衔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时，在教材实践课的设计上要教材结构“模块化”，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使用时可以将银行、证券、理财等内容进行模块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类型的知识模块，便于选择性组织教与学，使教材更加实用、适用，职业特点更加突出。
此外，在金融学考核方式方面要多元化，根据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特点，进行多元化实践教学的考核与评估，改变过去以笔试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例如，对于课内实践，可以按照考查方式进行考核；对实践环节，比如商业银行业务实践、认识实习、专业实习之类，采取撰写实验报告、研究报告、论文写作、答辩等方式来考核。
四、结束语
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
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
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
《联合国》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
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
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
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
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
（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
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
（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
（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
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
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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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DEA指数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最高的前三个省市分别为天津、上海、广东省;而技术效率最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广西、、内蒙古、吉林。从区域层次来看，2003-2012年之间曼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顺序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指数的以仍然是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低。本文建议加大R&D投入、加快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中西部区域技术效率缩小与东部差距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
关键词：TFP;技术效率;索罗残差法;DEA-Malmquist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研究”（13&ZD046）（子课题：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水平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产业国际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与边际效应实证研究”（11YJA790185）的资助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一体化进程发展以及市场化开放程度，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也越来越大，各国经济也存在着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近1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也呈现着每年GDP增长率高速发展。这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中国投入的高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的积累。第二，30年来我国经济的改革提升了要素的配置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尤其是在国企改革以及金融贸易之间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三，由于R&D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FDI技术外溢效应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技术效率，科研活动的加强也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以及相关领域做了大量研究，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比较比较少，更多的是对2000年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对企业层面的生产效率和TFP变化了进行了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非参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 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对所选取的生产数据也添加了许多变量进行分析。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别于以往的研究：首先，通过运用参数法和非参数的方法，选取2003-2012年省级层面数据，经过大量测算整理工作，处理各个省份数据进行面板回归测量比较，并根据经济区域把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结构归类。其次通过对测算方法的比较分析两种测算方法的优劣，选取较合适的DEA指数分析法的结果。并对其全要素增长率进行分解为效率进步和效率提升这两部分。最后通过比较分解的结果，找出各地区全要生产率差异形成的原因，并为缩短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提出政策性建议。
我们得到的初步结论是：2003-2012年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2%，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效率的增长率为-2.3%，技术进步的增长量为2.1%。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科研、R&D研究这一块领域，而技术效率的年平均-2.3%的下跌造成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技术效率是指产业结构能否符合总体要求（综合效益）并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我们对技术效率数据的观察，技术效率最高的前三个省市分别为天津、上海、广东省;而技术效率最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广西、、内蒙古、吉林。从区域层次来看，2003-2012之间曼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顺序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指数的以仍然是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一、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相关理论
国内外已有文献主要从参数法和非参数法研究两个方面研究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效率情况。参数法经典理论索洛残差法由SLOW（1957）提出，也称作生产函数法，舒元（1993）通过索洛残差法估算了1952-1990年之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的变化情况，研究得到其有0.02%的增长率，且0.3%的贡献率对于产出的增长。郭庆旺、贾俊雪（2005）通过运用四种估算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认为四种结果较为一致，主要趋势都是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全要素生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此得出结论国家的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杨勇（2008）基于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并且利用历年统计数据得出中国1952-200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随后通过计算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做了时序分析且与国外经验做了横向的对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在1980年前波动较大，而之后渐趋平稳，然而总体水平仍旧较低。
非参数法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的是以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该算法为代表的是郭庆旺（2005）在分析测算中国省份经济时，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结果表明各省份经济虽然增长，但是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仍然有逐步增大的趋势，发现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省份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差异所造成的;吴延兵（2008）利用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研究从国内外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两者进对生产率促进存在着正向的作用， 然而我国在对自主研发吸收能力表现不强，对引进技术的学习和消化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影响了生产率增长。刘建国、李国平、张军涛、孙铁山（2012）运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在省际层面测算了1990-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分解，实证得出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上看，经济集聚、人力资本、信息化、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及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土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看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不是很明显;
国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也有相关实证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Griliches（1964）就已经证实R&D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关键条件之一;Basant和Fikkert（1996）基于印度1974-1982年的厂商间数据，估计了R&D开支、技术购买、国内外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分析得出三者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均有正向作用;Jimmy Ran、Guangzhong Li、Jan P. Voon（2007）利用来自19个行业层面以及来自中国30个省级层面的最新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净影响依旧是正面的，但是区域差距一直在扩大。
二、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选择及测定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目前主要有两种：索洛残差法（参数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方法（非参数方法）。本文将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选取精确度较高的一种用于“FDI双向流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参数和非参数法模型比较
“索洛残差法”（参数法）主要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运用隐性变量法柯布―道格拉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即：[Yit=AitKαitLβiteμit] （3.1）
i = 1，2，…，n;t为时间式
其中Yit是各地区生产总值（ GDP） ;Kit为各时期各地区的资本投入量;Lit为各时期各地区劳动力投入量;Ait为各时期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αiβi]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μit]则作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估算TFP，对式3.1两端同时取对数可得：
[InYit=InAit+αInKit+βInLit+μit] （3.2）
DEA方法（非参数法）主要基于产出的生产效率。假设有k=1，…，K个省份使用n=1，…，N种投入要素xtk，n，得到m=1，…，M种产出ytk，m。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和投入要素可自由处置的条件下，参考技术集为：
[T=y，x：yk，mk=1kzkyk，m m=1，...，M;xk，mk=1kzkxk，n n=1，...，N;zk0，k=1，...K] （3.3）
在计算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时我们依照DEA方法下构造的Malmquist模型的基本思想，依据，Fare和Roos（1989）的研究成果，得到线性规划问题，根据相对有效性函数将Malmquist指数定义为为两个时期的Malmquist指数的几何平均：
[Mt+1t=Dt+10（xt+1，yt+1，bt+1）Dt0（xt+1，yt+1，bt+1）Dt+10（xt，yt1，bt） Dt0（xt，yt1，bt）1/2] （3.4）
当TFPCH>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TFPCH<1则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根据Fare、Grosskopf、Norris、Zhang（1994）的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又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技术效率变化（EFFCH）和技术变化（TECH），全要素生产率为两部分效率变化的乘积。
[Mt+1t=EFFCHt+1t*TECHT+1T] （3.5）
[EFFCHT+1T=Dt+10（xt+1，yt+1，bt+1）Dt0（xt，yt1，bt）] （3.6）
[TECH=Dt0（xt+1，yt+1，bt+1）Dt0（xt，yt，bt）Dt+10（xt+1，yt+1，bt+1）Dt+10（xt，yt，bt）1/2] （3.7）
当EFFCH>1时，表示从t到t+1时期出现了效率提高;反之，如果EFFCH< 1，表示从t到t+1时期出现了效率下降。如果MLTECH>1，表示t到t+1时期忽略坏产出的情况下的生产前沿朝更多的产出，更少的投入的方向移动，出现技术进步;反之，如果MLTECH<1，则表示生产前沿面朝着更少的产出，更多的投入的方向移动，出现技术退步。
对2003-2012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进行估算，索罗残差法估算平均增长率为0.05%，根据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得到年平均增长率-0.024%。鉴于索罗残差法本身比较粗糙，且对于东中西部省份的估计也不精确以及对于政策和经济冲击波动比较大，我们采用相对比较可信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
2.模型测算结果比较和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Eviews7.2对In（Yit/Lit）=In（A）+[α]In（Kit/Lit）+[εit]进行回归，得到[α=0.723]，[β=0.277]，检验结果显示在1%水平上显著。然后将[α=0.723]，[β=0.277]代入[A/A=Y/Y-α*K/K-β*L/L]，计算得到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的TFP增长率，如表3.1，。为进一步观察我国各地区的TFP变化率，我们对地区进行划分，得到中国东中西三部分的TFP增长趋势图。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变量作为参照物，劳动指标我们用历年各省份的就业人口作为代替劳动投入量，我们选用固定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指标，产出指标一般有两种选择，GDP和人均GDP都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我们选取的GDP作为产出指标来替代。并利用DEAP2.1软件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变化有表3.1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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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2 2003-2012东中西部TFP增长率（索洛残差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方法）
由图3.1和图3.2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TFP总体呈上升趋势，TFP增速在2001-2007年间快速上升，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严重受挫，TFP也迅速下滑，随着经济局势的好转，2009和2010年连续两年TFP增速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前期高点，2011年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TFP增速又有所下降。综合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TFP指数呈现稳步上升态势，预计未来仍将保持上升趋势不变。但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我国的TFP增速波动较大。
索罗残残差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东中西部进行整体趋势分析，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大环境和区域经济结构还是比较吻合的。我们发现，2003-2012年之间，2003年初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总体上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都是大于1，存在逐年进步的，而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较为落后，在2005年时三个区域开始呈现发散，之后东部地区开始稳步增长，中部地区则出现短暂的下滑，全要素生产率有呈现不规律波动。2007年，国家根据《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投入总规模为1516亿元进行在西部地区开工10项重点工程。政策的导向是的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瞬间被拉高，由于没有后续的企业资本投入，到西部的产业转移也没有跟进，使得其后的几年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有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2009年发生持续性的下降，到2010年经济复苏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回升，略高于中部地区。
表5.3 DEA-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2003-2012）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东部平均＼&1.021＼&0.979＼&1.024＼&中部平均＼&0.988＼&0.977＼&1.019＼&西部平均＼&0.982＼&0.976＼&1.016＼&全国平均＼&0.998＼&0.977＼&1.021＼&]
技术效率是指产业结构能否符合总体要求（综合效益）并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我们对技术效率数据的观察，从表5.3可以看到，技术效率最高的前三个省市分别为天津、上海、广东省;而技术效率最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广西、、内蒙古、吉林。从区域层次来看，2003-012之间曼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顺序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指数的以仍然是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对2003-2012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进行估算，索罗残差法估算平均增长率为0.05%，根据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得到年平均增长率-0.024%。鉴于索罗残差法本身比较粗糙，且对于东中西部省份的估计也不精确以及对于政策和经济冲击波动比较大，我们采用相对比较可信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
结论
两种模型方法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的大小和趋势是一致的，在经济繁荣的阶段，TFP增长率都出现了逐步上涨的特点，在经济不景气或者受经济危机影响的阶段，都出现了急剧下滑降至阶段低点。但是对于波动幅度和大小存在较大的差异。索洛残差法对全要素生产了的估算比较平缓，但在经济冲击比较大的背景下波动又显得较为剧烈。用索罗残差法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本都在TFP变化率1上下震荡，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差距描述不是很明显。而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梯度差估算更为显著，经济危机和国家政策对地区投入的冲击波动也更为平稳和顺畅。2003-2012年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2%，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效率的增长率为-2.3%，技术进步的增长量为2.1%。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科研、R&D研究这一块领域，而技术效率的年平均-2.3%的下跌成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这些结论为我们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的指导意义在于： 在全国宏观经济经济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R&D投入，增强企业自主研发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有效的管理增强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企业对技术层面的追赶。此外，我们还要积极引入高质量的资本以及外资企业，通过对要素配置效率的渗透，突破技术前沿面。同时在平衡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和高质量企业的引进，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实现对资源的利用和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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