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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论文范文1
l、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开展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消除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继续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教育，”扼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蔓延，创建良好的经济环境。
2、批判性的继承外来文化。从整体上来说，外来文化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但同时也应提高未成年人对文化的鉴别力，使未成年人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批判性继承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中不适合我国国情和未成年人成长的糟粕要大胆的摒弃，对其积极部分要取其精华，加以吸收。
3、加强媒体的自律。社会公众媒体应增强社会责任感，承担起文化塑造未成年人人格的重任。要净化社会环境，公众媒体就应从源头上杜绝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字、图片和影像出现在公众视野，以此保证社会文化传播的健康性。公众媒体要宣传积极进步的思想，遏制颓废消极的文化，充分发挥其导向育人功能，为未成年人提供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未成年人提供绿色网络文化。
二、深化学校的改革，提高德育教学质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校和教师应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1、转变传统应试教育观念。学校应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力度，逐步摆脱以应试教育为价值取向的办学方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授基本的学科知识，同时还要进行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得学生的德育与智育平衡发展。同时，公私立学校应逐步树立以德树人、以德修身的办学方针，以真正彻底地转变落后的教育观念。2、重视教师的引导示范作用。教师要重视自身的引导作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培养出健康人格的学生，教师就不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还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完善的人格。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学生的一面镜子，因此教师要重视自身树立的榜样和模范作用。同时，教师应积极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教育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关爱，多一份体贴。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因人而异的选择教法，使每一位学生的人格都得到健康地发展。
三、改良家庭教育方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孩子的健康情趣，加强与孩子的合作，共同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因此，父母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
1、创设温馨安全的家庭氛围。父母应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若夫妻不和，在孩子面前，父母则应尽量保持和平的、良好的关系，培养幸福和睦的家庭氛围；同时父母应提高自身的认识，不断更新教育思想，摆正孩子的地位，给予孩子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为孩子创造温暖、宽松、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
2、采用科学民主的教养方式。父母要重视自身的示范作用，为孩子做好榜样，父母应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的人格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父母要用科学的方法教养子女，保持和谐民主的氛围，重视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尊重和满足孩子的亲情需求。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少一些责怪，多一些关心，少一些打骂，多一些安慰，使孩子生活在一个民主、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促进其个性的健康发展。
四、注重良性同伴关系的引导
在未成年人与其同伴相处时，他们会相互学习、相互模仿、相互感染。父母和老师在平时生活中应及时予以关注，加强对其同伴关系的引导。
1、选择合适群体环境。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的性格特点，父母和老师积极创造适宜条件，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正常的人际交往。如若孩子没有主见，只会一味的服从，则应给其创造机会，让他和一些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一起相处，以发展其坚持主见的能力；如若孩子孤僻，内向、害羞，则应鼓励孩子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多结识朋友；如若孩子太自我，唯我独尊，让其和跨年龄的同伴交往，以此教会孩子相互尊重、相互宽容、谦让等品质。孩子在和其同伴交往中，慢慢学会交往，学会尊重，学会合作、共享、宽容等良好的行为，以发展其良好的同伴关系，促进其良性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2、引导良性群体交往。父母要及时关注未成年人交友情况，给予适时引导。父母不仅要树立鼓励孩子积极交友的正确态度，更要关注孩子平常都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如果孩子和一个很有教养，很有礼貌的孩子交往，他们在一起会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促进彼此共同进步，那么家长就要积极鼓励。如果孩子和一些任性妄为、举止轻浮等品行不端的孩子交往，父母应给予引导，及时和孩子沟通，讲清其中利害关系，以促进孩子与同伴的良往。社会环境对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人格形成的影响更不可忽视。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和谐社会
1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1.1绿色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使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不仅动摇了有关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迫使人类反思：如此下去，人类将自食恶果，社会经济将不能持续发展。人类开始改变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转变为追求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即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发展。于是，环境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其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因此，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肩负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21世纪建立“信息框架”，实现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落在会计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上，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
1.2环境会计定位
关于环境会计的定位，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另一观点则认为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笔者认为，环境会计是“大会计学”向边缘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大会计学”之大，是表明会计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计领域在扩大，会计深度在加强，会计学的内容和性质在发生变化。会计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服务的，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历史发生一场社会政治经济大革命的时候，必然引发会计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变革更多体现在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即会计学的边缘化。
2环境会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已进入“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时代。面对如此困境，我国政府已颁布各项保护自然，改善环境的法令法规。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必须走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过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指标，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成本的计量。为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进行反映，客观上要求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体系。
在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和转变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应该首当其冲。因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行为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不难理解，就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仅是一个产品产出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环境产出系统。也就是说，企业首先以一定的方式从其周围的环境获取某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资源(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和自然资源，经过生产经营活动对投入的资源进行加工转换后再输出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在投入方面，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获取规模和速率不应该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即要低于资源再生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输出方面，它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影响如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吸纳劳动力就业等，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消极地影响如“三废”的排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它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景观的破坏、生态的破坏)，影响人体健康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的经营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核算，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3环境会计建立的措施及原则
3.1要充分认识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膨胀，造成了自然资源被极度开采而日趋耗竭，环境污染日渐严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二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环境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三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环境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四是企业责任向社会扩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五是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地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业绩的需要。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3.2创建环境会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政策性原则，即在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要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二是社会性原则，环境会计要揭示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必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对企业的评价，应以能在企业内部使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标准。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仅要为企业内部服务，而且要有助于宏观管理和调控。三是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即我国环境会计的构建不能全盘沿袭，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四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即政府会计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当然，如果企业主动地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政府及社会公众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3.3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是修改会计法，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无疑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将它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完善会计准则，就是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三是建立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掌握。四是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对于资源的使用尽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费的措施。免费只适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有限的资源免费消费无疑将导致其耗尽和恶化，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会计的计量。五是要有适应的会计理论导向，就是要求政府恰当地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做些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环境会计理论水平，促使环境会计理论早日与会计实务相结合，服务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于玉林.面向21世纪“大会计学”的发展[J]．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8)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3
近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的环境监测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监测业务量急速增加,环保部门监测力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逼近承受底线。环境监测机构资源的增长远远跟不上监测工作量的增长,资源的投入又存在不平衡现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新配置的仪器无人使用的现象。人员不足已经普遍成为各级环境监测机构的发展瓶颈,严重影响监测工作质量。在这种背景下,环境监测业务引入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需求尤为迫切。国内多个省市开展了社会环境检测机构引入环境监测市场的试点工作。
2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些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以不同方式进入环境监测市场,由于缺乏监管,监测质量参差不齐,给环境管理带来一定影响。目前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对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管理制度还存在空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2.1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缺乏制度设计环境监测技术涉及环境要素多,覆盖学科门类广,监测项目多,质量保证要求严格、故对执业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所以,长期以来,环保系统所属环境监测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持证上岗考核制度,对岗位培训和自认定考核、理论考试、操作考核、定期换证等环节均有严格的制度。社会环境检测机构正处于培育阶段,技术队伍刚开始组建,人员技术能力相对薄弱,持证上岗工作更是无据可依,缺乏一套适应社会检测机构运作模式的持证上岗管理制度。
2.2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难度大长期以来,数据质量视为环境监测工作的生命线。数据质量不过关,不仅将直接动摇环境监测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基础,而且影响环境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性。环境监测工作存在技术要求高、精细程度高、工作环境恶劣复杂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所以质量管理一直是环境监测工作的重点,更是难点。而社会检测机构除了以上因素外,以追逐经济利润为主要目标,兼之国内市场诚信体系尚不完备。所以对社会检测机构的监管难度更大,关系到环境监测市场化的进程和成效,亟需探索建立一套适合社会检测机构运作模式的有效监管机制。
2.3质量监管力量不足,缺乏有效手段目前,对环境监测质量监管的手段大都是侧重技术层面,如检查报告记录台帐、仪器设备、人员持证上岗、操作规范性、标样考核、能力验证等等,这些监督活动主要核查的监测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监测能力。而对于经济利益驱动、行政干预等深层次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往往缺乏有效手段。近年来,对数据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监测业务的不断扩展,现有环境监测管理部门受人员、经费的限制,对于原有监测工作的质量管理已疲于应付,不胜负荷,已无足够精力对大量涌入的社会检测机构进行拉网式、全过程的质量监督。
3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对策建议
3.1制订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办法应当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人员、仪器设备、实验室规模、监测能力、管理体系等基本要素的研究,以严格技术门槛,优化评审管理程序效能为目标,制订适合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社会检测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持证上岗考核应包括理论考核和操作考核。操作考核内容包括:布点、采样、试剂配制、常用分析仪器的规范化操作、仪器校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数据记录和处理、校准曲线制作、实际样品测试以及盲样考核等。
3.2建立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模式和信任评估体系通过对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试点工作中业务类型、工作流程、质量问题研究,识别出质量监管的关键环节,总结有效的监管模式,放大质量监管效应。通过环境检测机构信任评估体系研究,制订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模式和信任评估办法。建立起有效的、适合我省社会检测机构运作模式的监管制度,并建立信用监控体系,为监测行为符合质量管理要求提供制度保障,从自律和监管两个层面引导环境监测市场健康发展。
3.3开发社会化检测机构管理系统和业务申报登记系统依托信息技术,通过监测业务规定申报,收集社会检测机构业务行为信用信息,建立基础信息库,对监测任务管理实现提前预知,随机抽查,项目及时跟踪,规避了事后记录跟踪的局限性。实现社会化检测机构管理信息化、网络化。系统以环保主管部门网站作为门户入口,主要包括三个功能模块。(1)检测人员管理:建立人员基本信息录入、持证上岗考核情况、审核、查询与注销功能;人员的奖罚等公告的生成、功能;上岗证书自动生成等功能。(2)检测机构管理:建立机构资质技术评审情况录入,公司基本信息,换证信息,检测能力信息,信用信息,客户评价信息的录入和查询功能。(3)业务申报和监管信息管理:实现两大功能,一是实现各检测公司在开展各次检测活动前网上行程报备;二是各地监测站在执行现场或实验室检查后进行结果信息和证据的登记。
4结语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4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5
关键词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李约瑟问题；生态文明；三种生产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07-05
在西方还未打开中国的大门前，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说明，如果不考虑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问题，此种农业文明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经过以后的痛苦、反思与努力，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按可比价格，从1978-2005年，GDP增加了近11倍。但是，我们同时又遇到资源环境条件的强烈约束，为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的道路，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
可以说，当代中国正带着农业文明时代的厚重历史，实践着工业文明的理念，探索着生态文明的道路。此间，三种文明形态的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渗透，常常令人困惑，难以适从。
本文试图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例，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解，以及环境社会系统中四种关系的分析，提出一个综合理解文明变迁的视角的框架。诚然，详细地展开论述和进一步求证是一件工作量巨大的事，非短期内可以完成，有赖于将来的工作和更多研究者的参与。
1“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解
叶文虎和宋豫秦［1］（叶文虎，2002）指出，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关系这条主线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该文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其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指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宗教等完全由人类自己构造的社会体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指人类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过程。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的文明中，或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分裂现象。“我把‘天’解释为大自然，有人就说：‘中国古代并无相应于西方历史上的“自然”的概念’……”［2］其实，这并不矛盾。
在明确“自然”的概念之后，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两种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
所谓 “明确”，是指上文［1］中“人与自然”中的“自然”，在本文中，必须包含宇宙在内。
所谓“分裂”或“分解”，静态地看，是把人与自然环境（包括宇宙）作为一个系统，侧重考虑系统的整体性，偏重于本体论时，“人与自然”一词应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这里的人可能是个体的人也可能是作为群体的人，亦即社会组织或社会。在这里，“人与天”的关系包含了部分［1］“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侧重于自然中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
动态地看，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出现了这种分裂的萌芽，直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分裂显化。在此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比较而言，人与物的关系比人与天的关系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几乎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义语。
在文明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侧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3］按我们的理解，东方文化侧重于天人关系的体味与阐发；西方文化侧重于人与物关系的揭示和实践。
2 三种生产理论框架下的四种关系
三种生产理论［4］指出：“人和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在基本层次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生产――物资生产、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联系。
物资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并接受人的生产环节产生的消费再生物，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总过程。该过程生产出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
人的生产指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总过程。该过程消费物质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产生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废弃物返回环境，产生消费再生物返回物质生产环节。
环境生产则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环境对其自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包括消纳污染(加工废弃物、消费废弃物)和产生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
从人的角度出发，在包含宇宙在内的环境社会系统中考虑各种关系的话，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可以分别对应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而人的生产则可以对应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如图1所示。
这里所说的人和前面提到的一致，可以指个体，也可以指群体。如果从时间角度考虑，也可以指代内以及代际关系。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对文明的影响，论述甚多，本文不作赘述。
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可以直接借用大家熟知的马斯洛的五层次理论：生存、安全、交流、受尊重、以及自我实现，来解释个体各类行为的动机。本文也不展开说明了。
3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天人关系
虽然在荀子之前，中国就出现了天人相分的思想［5］，但是在古代中国，偏重整体论的天人思想可以说是占了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广泛见于各类典籍。如，《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里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应当“法于阴阳，和以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又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使志无怒 ……养长之道。秋三月……使志安宁……养收之道也。冬三月……使志若伏若匿……养藏之 道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又如，《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源远流长。其中许多我们今天还耳熟能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象上传》）“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周易正义〉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北宋张横渠（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首次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这个词：“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这种整体论的思想还体现在知识论上。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道经》的开篇之言给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庄子•知北游》）。
禅宗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变化，并且在唐末五代迅速兴起。“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说：‘祖师西来，非有法可传……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门奇特，乃是教外别传。强调‘传心’、‘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不提倡读经和着书立说，这样便与诸宗划清界限。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引导信徒自修自悟，‘识心见性’，‘顿见真如本性’，不主张到处求法求佛。”（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这样评价汉语：“汉语中所使用的语音的缺乏大大消减了语言的用途，至少影响了科学专业术语的发展。……同源异体字的产生也可认为是对语音日益贫乏的补偿，但是直到公元13世纪，它只在口语中被使用而未被书面语所采纳。……汉语尽管语义不明确，它却有一种精炼、简洁和玉琢般的特质，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优雅，简洁而有力，这也是与其它语言相比下显现的一个优点”［6］。
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如此评论汉语呢？“中国传统的美感视觉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7］” 。汉语语法的“灵活性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解读活动，在‘指义’与‘不指义’的中间地带，而造成一种类似‘指义前’物象自现的状态……没有定位，作者仿佛站在一边，任读者直现事物之间”［7］，让读者置身其间，整体性地参与。这或许是真正的、内在的原因。
也正是在这样注重整体性的，与天合一的文化氛围下，我们产生了“星淡华月艳岛幽椰树芳晴案白沙乱绕舟斜渡荒”［7］ 这样的字字回文诗。
整体性的知识论对学习者的智力要求相对比较高，所以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朽木不可雕也”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类的说法。《历代诗话续编》中说：“严澜沧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顺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又说：“吴思道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而这提高了文化学习的神秘性，增加了知识传播与文化普及的难度。“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悖论也容易导致知识的社会传播过程中， “魅影”、误解与真知并存。
除了智力以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许还与整体性领悟的个体性、难以复制性有关。
中国人在“天人关系”的一些方面比李约瑟记录的中国文明走得更远。至少可以上溯到汉代的导引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范例。目前广为流传的导引术之一是太极拳。以“Tai Chi Chuan”，“Taijiquan”, “Tai Chi Chuan”, 或“Tai ji quan”为检索词，在被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ISI网站上可以查找到85 篇有关太极拳效果的研究文献（截止至2007年12月14日）。这些文献都肯定了太极拳的正面效用。由此可见，太极拳的效用至少已经得到国际康复医学界的初步重视和认可。虽然关于太极拳的产生还有不少争议，但是一般认为：太极拳的形成至少离不开两个因素：第一，导引和吐纳的传承。第二，古典哲理的发展――从《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直到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8］。
再如，基于经络学说，可以“头疼医脚，脚疼医头”的针灸术也逐渐为世界所认识和接受。以“Acupuncture”为关键词检索在ISI网站上可以查到1本2007年被列入SCI Expanded的期刊―Acupuncture & Electrotherapeutics Research，以及3本被ISI列入链接的期刊。
4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与物的关系
古代中国出现了灿烂的科技，但是，在方法论上来说，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比较不被重视。“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庄子•箧》。）
又如：“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曰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庄子•天地篇》）
影响中国古代人与物关系的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以时钟的发明为例。一般认为，时钟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可是，李约瑟［9］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的天文史，并发现，在宋朝末年，中国的苏颂就发明了有擒纵机构的计时装置，虽然这种时钟装置是用在天文仪器上的。大约500年后，利玛窦和他的传教士们才带来西方的时钟。宋朝灭亡以后，元朝似乎继承了这种发明，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还在宫廷里制备此类计时装置。当朱元璋夺取政权时，似乎对元朝的一切不屑一顾，中国古代制备时钟的知识与技能就这样险些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学习和理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物质或精神满足。“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入世后的场景；张载这样表达儒者的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进则闻达于天下，退则归隐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提供了另一种自我实现的画面。所以，虽然在中国古代，人与物的关系不被重视，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马斯洛提及的五个方面的动机都可以在人与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人与物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5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交互作用
在中外文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有明显的交互作用。有的交互作用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有的则阻碍了社会进步。
人天关系的思想在一些制度中有所体现。甚至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祭天文化历史悠久。《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而至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各代，祭天的记载更加丰富［10］。
在中国古代，司法中有“秋决”制度，正是合了秋的肃杀之气。吕世伦认为：“古代中国基本的宇宙图式是天人合一，这一图式又是一个审美境界，富于审美意义。此一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中国法律，使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审美色彩。”［11］
有时候，在有些国家或地区，某种宗教成为国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道教或佛教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一千年之久。
人与人的关系也反过来影响、甚至利用对人天关系的认识。
前面提及的祭天仪式固定下来之后，逐渐地和人与人的关系相结合，成为少部分人才能进行的活动。“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礼记•王制》）
“宋代以降，《步天歌》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描述星象的最权威记录……《丹元子步天歌》还采用三垣来划分星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古人将北极周围邻近的星座，用想象的虚拟线条联系为三个星空区，各区都以东西两藩的星绕成墙垣形式，故取名为三垣，作为天宫中天帝的官署。……紫微垣简称紫垣、紫宫，其所在肇的天区是北极周围，共有三十七个星座，分别为北极(包括太子、帝、庶子、后宫、北极共五星)……紫微垣乃三垣的中垣，居北天中央位置，故又称中宫。……太微之于三垣，乃象征天宫的政府官署……天市垣象征天帝率诸候所幸都市。”［12］
《明皇杂录》中记录了一个一行利用星象变化救人的神话故事。［13］
“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者……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长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求情，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谓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神僧传》中记载了同样的故事，但比《明皇杂录》中的长，后面还有一段，一并摘录如下，以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帝尝问国祚几何有留难否。行曰，銮舆有万里之行，社稷终吉。帝惊问其故不答……及禄山乱驾幸成都，至万里桥忽悟，未几果归。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灭，故终吉。”
6 结 语
如何处理好上述的四种关系，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走向、成败与深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注意作好以下工作：整理、区分与保护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汲取传统天人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并努力将其与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分相融合；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合理运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引导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避免人与人关系对人与物关系的不当干涉；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公正、和谐地发展。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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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elationship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sociological System
GAN Hui1，2 YE Wenhu1
(1.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Beijing 100871,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Fujian)
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can be decomposed to two relationships.
One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holistic view, or socalled humanheaven relationship in China, and the other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analytic view.
This decompositio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Needham problem.” The two relationships, together with the humanhuman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itself/themselves, i.e, totally four relationships, were united in the theory of three models of production.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的启迪是使政治权力的运行在目标、功能、实施方式上都具有了公共性、开放性、社会化的特征。以此为批判性视域，建立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在新的社会系统中有价值定位失衡、实施过程封闭以及组织机构缺位的局限和缺失。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价值定位上应是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平衡，其核心应是型塑健康的公民意识，组织实施应走社会化的道路。
一、政治社会化的范式启迪
“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1958年明确提出的，并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政治社会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政治社会化”提出了种种解释，国内有学者把它们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社会环境论。…尽管其定义存在着歧义纷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大致厘清“政治社会化”所具有的一般范式蕴涵。
要而言之，“政治社会化”在目标和功能上至少有两个层面：就目标而言，它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宣传政治知识、进行政治教育等过程，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维系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和谐。另外，“政治社会化”使个体了解政治信息、获得政治知识、形成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掌握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康、参与的公民人格。正如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所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