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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论文范文1
l、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开展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消除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继续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教育，”扼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蔓延，创建良好的经济环境。
2、批判性的继承外来文化。从整体上来说，外来文化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但同时也应提高未成年人对文化的鉴别力，使未成年人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批判性继承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中不适合我国国情和未成年人成长的糟粕要大胆的摒弃，对其积极部分要取其精华，加以吸收。
3、加强媒体的自律。社会公众媒体应增强社会责任感，承担起文化塑造未成年人人格的重任。要净化社会环境，公众媒体就应从源头上杜绝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字、图片和影像出现在公众视野，以此保证社会文化传播的健康性。公众媒体要宣传积极进步的思想，遏制颓废消极的文化，充分发挥其导向育人功能，为未成年人提供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未成年人提供绿色网络文化。
二、深化学校的改革，提高德育教学质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校和教师应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1、转变传统应试教育观念。学校应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力度，逐步摆脱以应试教育为价值取向的办学方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授基本的学科知识，同时还要进行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得学生的德育与智育平衡发展。同时，公私立学校应逐步树立以德树人、以德修身的办学方针，以真正彻底地转变落后的教育观念。2、重视教师的引导示范作用。教师要重视自身的引导作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培养出健康人格的学生，教师就不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还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完善的人格。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学生的一面镜子，因此教师要重视自身树立的榜样和模范作用。同时，教师应积极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教育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关爱，多一份体贴。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因人而异的选择教法，使每一位学生的人格都得到健康地发展。
三、改良家庭教育方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孩子的健康情趣，加强与孩子的合作，共同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因此，父母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
1、创设温馨安全的家庭氛围。父母应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若夫妻不和，在孩子面前，父母则应尽量保持和平的、良好的关系，培养幸福和睦的家庭氛围；同时父母应提高自身的认识，不断更新教育思想，摆正孩子的地位，给予孩子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为孩子创造温暖、宽松、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
2、采用科学民主的教养方式。父母要重视自身的示范作用，为孩子做好榜样，父母应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的人格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父母要用科学的方法教养子女，保持和谐民主的氛围，重视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尊重和满足孩子的亲情需求。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少一些责怪，多一些关心，少一些打骂，多一些安慰，使孩子生活在一个民主、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促进其个性的健康发展。
四、注重良性同伴关系的引导
在未成年人与其同伴相处时，他们会相互学习、相互模仿、相互感染。父母和老师在平时生活中应及时予以关注，加强对其同伴关系的引导。
1、选择合适群体环境。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的性格特点，父母和老师积极创造适宜条件，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正常的人际交往。如若孩子没有主见，只会一味的服从，则应给其创造机会，让他和一些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一起相处，以发展其坚持主见的能力；如若孩子孤僻，内向、害羞，则应鼓励孩子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多结识朋友；如若孩子太自我，唯我独尊，让其和跨年龄的同伴交往，以此教会孩子相互尊重、相互宽容、谦让等品质。孩子在和其同伴交往中，慢慢学会交往，学会尊重，学会合作、共享、宽容等良好的行为，以发展其良好的同伴关系，促进其良性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2、引导良性群体交往。父母要及时关注未成年人交友情况，给予适时引导。父母不仅要树立鼓励孩子积极交友的正确态度，更要关注孩子平常都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如果孩子和一个很有教养，很有礼貌的孩子交往，他们在一起会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促进彼此共同进步，那么家长就要积极鼓励。如果孩子和一些任性妄为、举止轻浮等品行不端的孩子交往，父母应给予引导，及时和孩子沟通，讲清其中利害关系，以促进孩子与同伴的良往。社会环境对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人格形成的影响更不可忽视。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和谐社会
1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1.1绿色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使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不仅动摇了有关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迫使人类反思：如此下去，人类将自食恶果，社会经济将不能持续发展。人类开始改变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转变为追求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即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发展。于是，环境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其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因此，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肩负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21世纪建立“信息框架”，实现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落在会计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上，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
1.2环境会计定位
关于环境会计的定位，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另一观点则认为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笔者认为，环境会计是“大会计学”向边缘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大会计学”之大，是表明会计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计领域在扩大，会计深度在加强，会计学的内容和性质在发生变化。会计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服务的，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历史发生一场社会政治经济大革命的时候，必然引发会计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变革更多体现在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即会计学的边缘化。
2环境会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已进入“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时代。面对如此困境，我国政府已颁布各项保护自然，改善环境的法令法规。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必须走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过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指标，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成本的计量。为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进行反映，客观上要求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体系。
在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和转变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应该首当其冲。因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行为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不难理解，就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仅是一个产品产出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环境产出系统。也就是说，企业首先以一定的方式从其周围的环境获取某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资源(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和自然资源，经过生产经营活动对投入的资源进行加工转换后再输出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在投入方面，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获取规模和速率不应该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即要低于资源再生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输出方面，它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影响如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吸纳劳动力就业等，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消极地影响如“三废”的排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它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景观的破坏、生态的破坏)，影响人体健康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的经营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核算，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3环境会计建立的措施及原则
3.1要充分认识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膨胀，造成了自然资源被极度开采而日趋耗竭，环境污染日渐严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二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环境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三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环境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四是企业责任向社会扩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五是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地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业绩的需要。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3.2创建环境会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政策性原则，即在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要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二是社会性原则，环境会计要揭示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必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对企业的评价，应以能在企业内部使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标准。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仅要为企业内部服务，而且要有助于宏观管理和调控。三是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即我国环境会计的构建不能全盘沿袭，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四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即政府会计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当然，如果企业主动地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政府及社会公众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3.3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是修改会计法，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无疑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将它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完善会计准则，就是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三是建立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掌握。四是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对于资源的使用尽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费的措施。免费只适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有限的资源免费消费无疑将导致其耗尽和恶化，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会计的计量。五是要有适应的会计理论导向，就是要求政府恰当地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做些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环境会计理论水平，促使环境会计理论早日与会计实务相结合，服务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于玉林.面向21世纪“大会计学”的发展[J]．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8)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3
近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的环境监测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监测业务量急速增加,环保部门监测力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逼近承受底线。环境监测机构资源的增长远远跟不上监测工作量的增长,资源的投入又存在不平衡现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新配置的仪器无人使用的现象。人员不足已经普遍成为各级环境监测机构的发展瓶颈,严重影响监测工作质量。在这种背景下,环境监测业务引入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需求尤为迫切。国内多个省市开展了社会环境检测机构引入环境监测市场的试点工作。
2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些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以不同方式进入环境监测市场,由于缺乏监管,监测质量参差不齐,给环境管理带来一定影响。目前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对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管理制度还存在空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2.1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缺乏制度设计环境监测技术涉及环境要素多,覆盖学科门类广,监测项目多,质量保证要求严格、故对执业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所以,长期以来,环保系统所属环境监测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持证上岗考核制度,对岗位培训和自认定考核、理论考试、操作考核、定期换证等环节均有严格的制度。社会环境检测机构正处于培育阶段,技术队伍刚开始组建,人员技术能力相对薄弱,持证上岗工作更是无据可依,缺乏一套适应社会检测机构运作模式的持证上岗管理制度。
2.2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难度大长期以来,数据质量视为环境监测工作的生命线。数据质量不过关,不仅将直接动摇环境监测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基础,而且影响环境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性。环境监测工作存在技术要求高、精细程度高、工作环境恶劣复杂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所以质量管理一直是环境监测工作的重点,更是难点。而社会检测机构除了以上因素外,以追逐经济利润为主要目标,兼之国内市场诚信体系尚不完备。所以对社会检测机构的监管难度更大,关系到环境监测市场化的进程和成效,亟需探索建立一套适合社会检测机构运作模式的有效监管机制。
2.3质量监管力量不足,缺乏有效手段目前,对环境监测质量监管的手段大都是侧重技术层面,如检查报告记录台帐、仪器设备、人员持证上岗、操作规范性、标样考核、能力验证等等,这些监督活动主要核查的监测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监测能力。而对于经济利益驱动、行政干预等深层次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往往缺乏有效手段。近年来,对数据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监测业务的不断扩展,现有环境监测管理部门受人员、经费的限制,对于原有监测工作的质量管理已疲于应付,不胜负荷,已无足够精力对大量涌入的社会检测机构进行拉网式、全过程的质量监督。
3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对策建议
3.1制订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办法应当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人员、仪器设备、实验室规模、监测能力、管理体系等基本要素的研究,以严格技术门槛,优化评审管理程序效能为目标,制订适合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社会检测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持证上岗考核应包括理论考核和操作考核。操作考核内容包括:布点、采样、试剂配制、常用分析仪器的规范化操作、仪器校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数据记录和处理、校准曲线制作、实际样品测试以及盲样考核等。
3.2建立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模式和信任评估体系通过对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试点工作中业务类型、工作流程、质量问题研究,识别出质量监管的关键环节,总结有效的监管模式,放大质量监管效应。通过环境检测机构信任评估体系研究,制订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管模式和信任评估办法。建立起有效的、适合我省社会检测机构运作模式的监管制度,并建立信用监控体系,为监测行为符合质量管理要求提供制度保障,从自律和监管两个层面引导环境监测市场健康发展。
3.3开发社会化检测机构管理系统和业务申报登记系统依托信息技术,通过监测业务规定申报,收集社会检测机构业务行为信用信息,建立基础信息库,对监测任务管理实现提前预知,随机抽查,项目及时跟踪,规避了事后记录跟踪的局限性。实现社会化检测机构管理信息化、网络化。系统以环保主管部门网站作为门户入口,主要包括三个功能模块。(1)检测人员管理:建立人员基本信息录入、持证上岗考核情况、审核、查询与注销功能;人员的奖罚等公告的生成、功能;上岗证书自动生成等功能。(2)检测机构管理:建立机构资质技术评审情况录入,公司基本信息,换证信息,检测能力信息,信用信息,客户评价信息的录入和查询功能。(3)业务申报和监管信息管理:实现两大功能,一是实现各检测公司在开展各次检测活动前网上行程报备;二是各地监测站在执行现场或实验室检查后进行结果信息和证据的登记。
4结语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4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5
作者简介：甘晖，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等。
（1.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首先，在总结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中西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础上，论证了在东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又考虑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次，论证了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四是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三种生产理论或者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层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关键词 环境社会系统；四种基本关系；生态文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X1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1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0
拙文“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关系论” ［1］发表后，有读者提出一些疑问，尤其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为什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人与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而不是五种、六种或其它？
现撰文回答以上两个疑问。
1 人与自然关系的分化
先回答第一个疑问。因为这个疑问关乎东西文化的基本方向，为提高说服力，论述是在引用、归纳著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
1.1 问题的提出
回顾历史，有三个问题常让我们困惑。
第一，从宏观层面看，将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2］是否有进一步细化的可能和必要？从现象看，当今世界，西方的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近几百年来，西方世界对自然的认识与利用能力似乎把其它文明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目前尚无法解决西方的增长模式带来的资源环境等困境。而在之前，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并且这种文明延续了几千年。为什么她可以延续几千年？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是否有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第二，如果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那么是否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尤其是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找出一些积极因素为世界的生态文明做贡献？如果可以，该是什么因素？
第三，如果找到了这样的因素或思想，那么它应该和现有的支撑西方文明的思想之间形成怎么样的结构？
1.2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评论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大幅度地释放了物资生产力，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可是在西方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子系统的持续扩张也导致了环境与资源困境。
西方的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困境。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如此评论西方价值理性工具化的结果：“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斗篷。（巴克斯特语）’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然已经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从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西方文化内在逻辑的分析，预言西方文化将走向没落［4］。
“虽然世界的统一，最终在西方的框架中完成。但是，目前在世界上的西方的优势肯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了。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中，十八种非西方文明――四个还存在，十四个已消失――肯定将重新加强其影响。……西方的成分将逐渐地降到适度的地位，这就是有待于由其内在价值与其他那些文化比较所能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现存的与已消失的――正是由于西方社会的扩张，才使那些文化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就必须做出必不可少的想象和意志的努力，来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采用作为历史的整体观。”［5］
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手稿《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还这样充满忧虑与希望地写道：“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6］可惜在这部手稿中，汤因比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古代的中国文化能给未来世界带来什么。他对中国的期望是源于比较了众多文明形态之后的的直觉，还是源于深邃思考后得出的、但尚未系统地表达出来的结论，就不得而知了。
李约瑟［7］在论述莱布尼兹和中国古代科学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感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矛盾，即，虽然中国文明本身不能产生现代自然科学，但离开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哲学，自然科学就是不完善的。”他还说：“欧洲科学是在一个数学的、机械的世界以及笛卡尔和牛顿的世界图像的旗帜下前进的。这种进程在此之前已充分发展了，但它所信奉的自然观不能永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需要把物理学看作研究比较小有机体的科学，而把生物学看作研究较大有机体的科学，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如果发生了这种事的话，科学所采取的思维模式将是非常古老的，非常明智的，而绝不是典型的欧洲式思维。”
费尔南・布罗代尔也一直关注中国厚重的文明。他的夫人这样写道：“我坚信，倘若F・布罗代尔先生依然在世，他会以极大的好奇注视今天的中国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布罗代尔持论正确，中国会以独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8］
近代著名的欧洲裔日本通小泉八云［9］也说：“或者我们的文明，传遍了全地球，不过使许多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们的破坏技术和实业竞争，不来帮助我们，反来抗拒我们罢了……因为我们所创造的社会机能，正和故事中的恶鬼一般，在我们不能维持他的时候，便恐吓着要吞灭我们。我们这样的文明，真是一件奇怪的创造品……为了它的道德基础，它不能始终作一种社会组织维持下去，这样的断定，乃是东方智慧的教训……我也相信，将来的事情是偏于远东的―并不偏于远西。至少我相信这样，如果以中国而论。”
到此为止，虽然不能说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不算是个夜郎自大、毫无根据的选择。那么，中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1.3 一些中国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评论
对人与自然关系上述两个角度在文化上的不同侧重造成了文明巨大的分野。在文明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侧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10］按我们的理解，东方文化侧重于天人关系的体味与阐发；西方文化侧重于人与物关系的揭示和实践。
著名的中国文化研究者钱穆（钱宾四）先生多次提到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更是专门撰文指出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现将其论文核心观点摘录如下：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 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 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俊来者之继起努力。……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11］
汤一介［12］高度评价了钱穆的研究成果：“钱先生这篇文章……实为我们提供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之路径。”
季羡林［13］也认同钱穆的观点，并在钱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他对“天人合一”的看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指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了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达。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说的‘三十年河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时移势迁，沧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世界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同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张岱年认为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最重要的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系辞上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意，曲成亦即辅相之意。《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即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互相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14］”
由此可见，李约瑟同意中国哲学具有有机的特质并认为其具有潜在的价值。钱穆、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则指出或认可“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此外，季还明确指出这种特质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走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3］”
1.4 小结
综上所述，从人类文化史角度来看，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是合理的，我们分别称之为人与天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需要说明的是，“天”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含义，在本文中使用“自然”这一含义；至于其它的含义是否同时成立，本文不做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机械唯物论。这两种关系是理想型。
如果“天人合一”确实如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那么，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划分也有利于这个观念的传播。再从环境资源问题的产生的根源和可能的解决途径的角度来看，这种划分也是必要的。
回答了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对世界文明的未来可以有所贡献，那么，在环境社会系统里，要把天人合一观放在什么的结构中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前文［1］所述，即基本思路是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将其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加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共四种关系，统一在三种生产理论的框架内。
2 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
这部分回答第二个疑问。
2.1 三种生产理论的（简化）物质流模型
三种生产理论可以用图1中的简化模型表示［15］。其中涉及人力，而人力包括物质性的一面和非物质性的一面。早期的研究侧重于环境社会系统中物质流动过程的描述，没有详细叙述人的意识或者说能动作用是如何影响物质流动的。此外，为了凸显废弃物回收利用产业的重要性，图1把物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子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单独列出。
为了着重说明三种生产理论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动，可以将图1进一步简化。第一，将“废弃物”框去除，把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子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直接和环境生产子系统相连。第二，只考察人力作用的物质性一面，暂时不考察人力作用的非物质性一面。第三，如前文［1］所述，本文的环境包括宇宙在内，因此，图1最下端代表自然力的箭头就不必要了。这样得到图2。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三种生产的物质流动出了问题。其原因何在？在环境社会系统中，是人影响了物质流动。人是如何影响其物质流动呢？下面我们侧重考察人力的意识的一面，意即人的能动的一面对环境社会中物质流动
的影响。这里的意识是广义的意识，包括心理学上所说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在内。
2.2 三种生产理论框架中的四种关系
把四种关系与三种生产理论联系起来，可以得到图3。于此过程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还原论的方法。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由于人的生产消费物资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因此，可以抽象化地认为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物质是先集中到人的生产这个子系统，然后再在该子系统内完成分配的。我们知道，分配是人与人关系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人的生产中还包括人力资源的生产，而人力资源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作者把人与人的关系主要定位在人的生产这个部分是合理的。应该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身、人与天、人与物的关系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但是不把它暂时地与其它关系分开来，恐怕就无法继续深入地分析。所以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
各种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将另文详细讨论。
类似地，就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我们抽象地把环境资源以及人力资源集中在物资生产子系统中，在人的生产和物资生产这两个子系统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但是它是否包含有其它关系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说水稻种植过程虽然包含着对“不违农时”等天人关系的理解，但其主要体现了人对自然物的利用能力，因此应该把这个过程放在物资生产子系统中。此外，在现代以西方的物质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人对自然的利用能力越来越强，物资生产量越来越大，把物资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分开考虑也是合理的。因此，人的生产和物资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主要体现的还是人与物的关系。
人类对待环境生产的态度和人类整体性地看待自然的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人与天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的生产子系统与环境生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在实际生产中，处理、消纳污染物的过程可能和物资生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三种生产理论把消纳污染物和产生资源的过程抽象化地集中在环境生产这个子系统内。另外，在这个子系统里，自然力发挥的作用应该大于人力的作用。“生物圈Ⅱ号”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然环境系统的重要性。又如，Costanza［16］认为，保守地估计，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产出是160 000-540 000亿美元；而当时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为180 000亿美元。
2.3 从物质和精神（能动作用）的角度看四种关系
四种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指人的动机。动机指向的对象有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的，一类是意识的、或精神的。这两类对象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对于音乐家来说，演奏好乐曲、谱写出好的乐曲的行为背后有着他们的精神追求，但是这种精神追求一方面可能给其带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经济行为。把动机指向的对象分成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类是一种便于论述的、分析性的、还原性的思路。在真实的世界中，两者常常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外，其他的三种关系也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对四种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在处理这四种关系的时候，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及其反作用。据此，可以将图3中的四种关系分解，如图4所示。如果图4中表示的是人的动机对象偏于精神的一面，且表现了人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人对人与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人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那么这个图就是一定动机取向下的能动作用图；如果图4中表示的是人的动机对象偏于物质的一面，且表现了人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人对人与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人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那么这个图就是一定动机取向下的物质流图。
把图4中各边中偏于精神的一面和偏于物质的一面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图3。
图3和图2相比较，多了两条表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弧线；少了一条连接物质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的边。需要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弧线的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了。少了一条连接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边是由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资生产水平下，物资生产子系统需要向环境生产子系统索取的资源量和排放的废物量是确定的。类似地，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与天的关系下，环境生产子系统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源的量和环境容量也是确定的。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从物质流层面上看，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关系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人的各种能动作用以后，这条边就不宜作为基本关系之一来处理。或者说，由于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如果人能处理好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相应地，就把天与物的关系处理好了。所以把天与物的关系包含进来是一种冗余，类似于计量经济学中的“完全共线性”。计量经济学认为，在用若干解释变量解释被解释变量的时候，允许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部分共线性，但是要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完全共线性的现象。
2.4 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
在四种关系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的关系可以作为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的基本关系，依作者的理解，必须有几个条件。第一，它是必要的。也就说，在解释环境社会系统中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时是不可或缺的。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四种关系的必要性。第二，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由于完全相关的关系之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从其它关系中推出，所以应该将这样的关系排除在基本关系之外。如前所述，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就属于此类可以排除在基本关系之外的关系。第三，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第四，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
马世骏等［17］在1984年明确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Herman Daly（转引自Sylvie Faucheux, 1995）也在1987年提出可持续发展包括并且根植在三个分离的领域：经济、社会、生态［ 18］。叶文虎等［15］于1997年提出的三种生产理论，源于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并将其命名为“环境社会系统”。在这里，经济是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生态是自然环境子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物质流角度看，环境社会系统中客观地存在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种生产活动。
由于三种生产理论描述的是环境社会系统（即世界系统）的物质流运动，从宏观层面上看，其描述对象是完备的，意即可以包罗世界系统中的“万象”。
单从三种生产的物质流图来看，其中存在三对物质流的关系。如果把人的意识和三条边对应，就有了三种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物与天的关系。再加上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共有五种关系。再从字面来看，还可以有：物与物的关系、物与自身的关系，天与天的关系，天与自身的关系。所以，从文字角度看，在这个系统中一共可以找到九种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呢？
首先，前面已经论述了为什么基本关系中没有天与物的关系。
另外，如前所述，天是整体性看待自然情况下的自然，它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整体性的自然；另一层是用整体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时，该存在即是天的一部分。我们先来看前一层意思，即天是整体性的自然，这时，天与天的关系，天与自身关系应该只属于文字上成立，而实际上不一定成立的关系。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的话，那么这两个问题可以转换成：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吗？如果有的话，宇宙和宇宙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宇宙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其中，天与天的关系不在本文讨论的环境社会系统所及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内；而天与自身的关系则未在环境社会系统中表现出现实的重要性，所以未体现出需要将其列为基本关系的必要性。因此，本文不把这两种关系列入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之列。
再来看为什么没有物与物的关系。物是分析性看待自然时的自然，它同样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自然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另一层是用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自然时自然中的存在。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自然中的个体。如果这两种物都与人发生直接的、或有显著影响的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归并到人与物的关系中。如果这两种物不与人发生联系，或者发生无显著影响的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物与物的关系归于人与天的关系中。类似地，也可以这样处理以整体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时，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物与自身的关系。对于非生物来说，物与自身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只在文字上成立的关系，故无法列入基本关系之中。而对于非人类的生物来说，如果生物学家感兴趣的话，该关系应该是生物学的研究内容，而不应当作为环境社会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
3 小 结
综上所述，我们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三种生产理论的视角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这四种关系都是必要的、非完全相关的，而且足以表示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构，符合前及的基本关系的几点要求，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这四个一级关系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这在后面会进一步讨论。由于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级关系的衍生关系，因此二级关系也不列入基本关系中（所谓n级关系是指相互作用的若干个子系统都是，或者其中最（较）低层次的子系统是，环境社会系统中的n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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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 on Four Basic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AN Hui1，2 YE Wen-hu2
（1. School of Economics/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2. 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社会环境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的启迪是使政治权力的运行在目标、功能、实施方式上都具有了公共性、开放性、社会化的特征。以此为批判性视域，建立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在新的社会系统中有价值定位失衡、实施过程封闭以及组织机构缺位的局限和缺失。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价值定位上应是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平衡，其核心应是型塑健康的公民意识，组织实施应走社会化的道路。
一、政治社会化的范式启迪
“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1958年明确提出的，并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政治社会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政治社会化”提出了种种解释，国内有学者把它们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社会环境论。…尽管其定义存在着歧义纷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大致厘清“政治社会化”所具有的一般范式蕴涵。
要而言之，“政治社会化”在目标和功能上至少有两个层面：就目标而言，它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宣传政治知识、进行政治教育等过程，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维系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和谐。另外，“政治社会化”使个体了解政治信息、获得政治知识、形成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掌握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康、参与的公民人格。正如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所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