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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论文范文1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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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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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论文范文2
美国教育学家卢布姆说：“目标是预定的教学成果”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能自己解决问题。教，就是为了不教。”这就是说，教学目标就是教师所预期的学生达到的某种程度和变化。它是教学大纲要求在教学中的具体化，是评估教学质量的依据，是素质教育中学生应达到的水平标准。而目标教学，就是将教学目标贯串于教学的全过程，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为实现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语文课的目标教学，就是语文教师根据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和课文的实际内容，制订出严密的教学目标并付诸教学实践以期达到预期效果的教学。
与其他课程的目标教学一样，语文课的目标教学必须解决识记、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的教学目标。为此，教学实践中各阶段应做到：
课前要做好目标展示与自达。这是调动师生双边积极性以期共同为达标而努力的重要一环。所谓目标展示，就是课前对学生布置预习内容时，把所需掌握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如文章的作者、出处、时代背景、生字新词、语法修辞等，告诉学生，以便学生在预习时做到心中有数。所谓自达即学生按所定目标进行预习，通过自学课文，查阅工具书和借助已有的旧知识，解决识记、理解和一般运用这几个低层次的目标。目标展示与自达，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兴趣和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理解的能力，是一种极好的方法。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在对学生的问卷中发现，学生对教师的上课表示满意，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提问、检测等都不错，但在关键性的高考中，语文成绩并不理想，特别是阅读分析题的失分情况更加严重，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学生的独立理解能力差。因此，语文课目标教学的第一步，首先应解决学生自学兴趣和自达的问题。让学生通过预习自学，自己发现问题，并加以识记、理解，进而运用。只有这样，预习才算是达到了预期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就为教师在导读讲授中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重点、难点和较高层次的教学目标的研讨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换句话说，目标展示后学生能够自达，那么，目标教学的第一步，就是成功的，反之，就是失败的。
课间是协同实现目标教学的中心环节。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学质量的高低优劣，取决于课堂教学。因此，课堂教学必须目标明确。就语文课而言，所教授的内容必须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难点，双基怎样，特色如何等等，教师都必须心中有数。只有这样，在实施目标教学时才能讲有依据，授有章程，循序渐进，得心应手，经过师生的双边努力，教学目标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诚然，课堂教学还必须教法得当，设疑、点拨、诱发、拓展都要恰到好处，在注意纵横联系，前后贯通。如“咽”字，在课文中就有多种读音和多种意义：(1)yān，如把握命运的咽喉；(2)yàn，如狼吞虎咽；(3)yè，如哽咽悲伤。只有这样纵横联系，紧靠课文前后贯通，学生才能得到综合性的提高。也只有这样散发性与综合性的反复练习，目标教学才能得以实现。否则，要提高语文成绩，那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外，课堂教学不管是授课还是板书，语言都应精炼、准确，富于条理性和启发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上面所举到的“咽”字，若归纳则为：用作名词谈yān；用作动词读yàn；形容哭泣读yè。这样的概括，学生定能心领神会了。又如教授古代文化常识的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与公历换算时，更应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如已知1968年是农历戊申年，以此推算，1898年和1993年是农历什么年？象这样的题，除了要求学生必须熟记十天干、十二地支外，还必须教会学生，在已知年份的基础上，年份增加的，天干地支纪年换算向右推；年份减少的，向左推。这样，1898年向左推70年，而实际上六十甲子轮回转，所以只须向左推10年即可，则得出1898年为农历戊戌年。而1993年，是在1968年的基础上向右推25年，实际上天干向右5位，地支只须向右1位，则得癸酉年。经过这样画龙点睛的概括性总结解释，再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一练，“换算”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样的教学，学生学得活记得牢，趣味无穷，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变换，学生都可以毫不费劲地解决问题了。
课后是目标教学的补救和延伸。课堂教学的结果，如果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基本掌握了所授的知识，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并顺利地通过了达标测试，那么可以说，目标教学算是成功了。但由于学生素质的差异，学生的领悟程度必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对那些领悟较差的“后进生”进行填漏补缺，对他们进行个别的或集体的辅导帮助，使他们顺利地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而对于那些尚有余力的“尖子生”，则应指导他们在达标的基础上拓宽加深，以课内学到的知识或规律向课外扩展延伸，去研究解决课外的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我深感我们的语文教师实在做得还不够。不少教师注意了差生的辅导，却忽视了尖子生的再提高，或反之。因此，要想使语文成绩获得大面积的丰收，课后的补救和延伸实在不可或缺。差生辅导好了，我们丰收的面积就扩宽了；尖子生辅导好了，我们的“单产”则更可观。只有这样，语文课的目标教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语文课才更加显得阿娜多姿，妙趣横生。
文学语言论文范文3
关键词：中学英语英语教学培养语言能力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英语则是进行国际交往的工具。随着信息时代的蓬勃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世界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小，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越来越多，与许多周边国家的国际贸易交往越来越广泛。对于即将在中国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来讲，培养大批的，有娴熟的外语语言能力，有高超的外交水平的优秀人才是势在必行的。一个人的语言文字能力、交际能力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英语教学要实施素质教育，就要把培养语言交际能力作为英语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把这一思想贯穿在教学过程之中。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是中学英语教育的重点。
一、听、说结合，提高语言能力
学习语言总是音感先行的，以听、说入手是外语教学的特点。课堂上我用英语组织教学，精心设计每一节课，让学生听得明白，听得有趣，津津乐道。在听的基础上，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经过自己的理解，以说的方式表达出来。我采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训练，如复述课文，值日生报告，背诵小诗文，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等方面来训练学生听、说能力。复述课文是培养学生组织语言和连贯表达的有效训练，一开始对有的学生来说难度很大。我就反复播放课文，让学生反复听，直到听懂课文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为止，或用问答方式帮助学生用正确的语言复述全文，直到不加提示，学生也能独立复述的程度。我还鼓励学生从自己的喜好出发，选择各种各样的英语听力材料进行练习，也可以将好的材料与同学们分享。互相帮助，一同提高。这样长期地坚持听、说训练，学生会说得越来越流畅，读得越来越准确，语言能力也提高了。
二、语言习得与语言能力的培养
语言习得是培养语言能力的基础。克拉申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包括使用外语的能力)，主要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而是习得的。”学习英语指的是学习语音、词汇、语法、句型等语言及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如果采用传统的“我讲，你听；我教，你学”的教学方法，对掌握及应用英语是无益的。不但教学效果不佳，而且会给学生造成学习英语有负担。习得是在自然的交际环境中使用语言的潜意识过程。习得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语言的同时，语言能力已有所提高。我在课堂上用英语教学的同时，通过大量使用手势或动作及实物展示，进行启发式教育，让学生充分理解英语句子、对话、课文，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逐渐掌握语言，从而无意识地习得语言。如在一次课堂教学中，我加入了一个对“杨利伟”——这一学生崇拜的中国英雄的采访练习，一下子让学生投入到各自的角色之中，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要与“英雄”交流，当他们用并不熟练的英语进行采访或是向英雄表达敬仰之情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群热情、自信的孩子。小小的一次练习使学生们消除焦虑情绪，帮助他们建立了自信心，并能主动、大胆的发言，使学生总是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之中。学生主动接触英语，从而达到语言习得。当学生大胆开口讲英语，熟练地用英语与他人沟通时，语言能力也在无意识中提高。
三、创设语言情境，提供语言实践机会
语言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实践机会的多少，如何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又取决于教师在课堂和课后为学生创造的语言情境。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设置良好的情境，使学生以最佳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入自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中，在演示过程中，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运用新颖的课堂教学设计，以此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来。1．充分利用课前三分钟。让学生利用自己设计的值日生报告、讲英文小故事、对话表演及课文中的片段表演的方式，来锻炼学生的胆量。随着学生对于知识的运用越来越熟练，请每一位学生谈谈自己的理想，在树立了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的同时，通过相互的交流，巩固了课堂所学知识，也大大提高语言的熟练程度。
2．学生学习英语，不只是为了在教室里用，更重要的是能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地运用。然而如何将教室这个小小的空间，变幻成各种各样的场所，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就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在一节关于Shopping的课中，我就将教室里的讲桌假设为柜台，学生们的文具为商品，由学生来做售货员和顾客，来操练CanIhelpyou?Whanwhuldyoulike?Howmuchisit?Isthatall?等购物用语，不仅让学生过了表演瘾，在教师与学生互动过程中，也让英语真正应用于现实生活之中。我经常用教室里的桌椅、黑板及准备的小道具来设计看病、借东西、问路等情境教学。学生学习起来，感觉趣味性强，难度低，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语言实践的积极性。
3．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多媒体技术使创设情境更真实化。我用Powerpoint设计的动物园，栩栩如生的动物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不断飞入的句子，为学生提供了语言提示，帮助学生进行语言交流，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参与活动。多媒体技术为语言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大量的语言实践机会，提高了学习效果。
4．使用多媒体教学，激发学生听说的积极性。在教学实践中，我认为多媒体能促进多种感官的协调活动，提高学生对感知对象的理解程度，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看录像、听录音进行对话问答，通过听觉、视觉直接接受所学内容，进入英语的思维过程，加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加大课堂容量和练习密度，达到最佳效果。如在进行七年级上册(新目标)第七单元Howmucharethesepants?教学时，我利用幻灯片把服装、鞋帽、水果等一些商品投到大屏幕上，让学生直接地看到这些东西，并利用本单元所学词汇、句型进行购物对话，轮换扮演售货员和顾客，如：
A：CanIhelpyou?/WhatcanIdoforyou?
B：Yes,please,Iwantasweater/skirt/……
A：Whatcolordoyouwant?
B：Blue/Black/White/……
A：Hereyouare．
B：Howmuchisit?
A：Tendollars．
B：I''''lltakeit．Thankyou．
A：You''''rewelcome．
直观教学，提高了学生口语交际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外语的教学效果。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交际场所
文学语言论文范文4
1、音美以感耳
语言的音美就是音乐美，而音乐美主要体现在节奏、押韵等方面。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特别是古代近体诗中的格律诗等。节奏是诗歌的一个主要的特点，也是诗歌音乐美的体现。由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平仄规律等音乐因素，使得诗歌可以吟诵、可以歌唱，体现出自身的语音特点。如叶嘉莹先生说过：“吟诵重视的是声调跟韵律，而讲解所要注意的只是文法跟意义。”平仄的交替出现，使诗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押韵它本身也是节奏化的因素之一，反复出现，把不同的诗行粘成整体，加强诗歌整体节奏感。除此之外，诸如长短句的适当配合，也能形成抑扬顿挫的节奏美，在整体上形成感人的音乐效果。所以，马雅可夫斯基说的：“节奏是诗的基本力量所在。”然而，在诗歌中，节奏蕴含着人的情感的发展变化，这样诗的音乐美也就得以体现。因此，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教学，让学生感受语言美，产生学习兴趣，从而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感受能力和欣赏美的能力。如，李白的《蜀道难》一诗，全诗象雄伟，感情炽烈，想象丰富，语言夸张，句式长短错落，抑扬顿挫，那沉郁高亢的韵律美更有效地表达出蜀道的险要和环境的险恶。学生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不但感受到诗歌的气势雄壮，而且感受到作者蕴含其中的对友人入蜀的关切以及自己对唐王朝政治前途的忧患。
2、形美以感目
汉语文字源于象形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图画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后来有些符号化，成为视觉符号，但表意性还是汉语文字的一大特点。《现代汉语》指出：“从内部结构看，汉字有其理据。”理据，就是汉字构成的道理、依据。我们都知道，在汉语的文字中，除了形象文字外，就是占大多数的会意、形声字，其字形的表意性也是明显的。因此，在语言上借助汉字形式和表意的特点，构成了语言的形式美。从古到今，文人都十分注重语言的运用方式，并形成美的形式。比如，叠词句、对偶句、排比句等。在此，我认为，鲁迅的“形美以感目”就是不但在词语（字）的选用上给人以形象感，而且在句子的运用上也给人以形象感。在文学作品中，句子要形成形象感就在符合形式美法则或规律的前提下，借助一定的艺术表现手法或修辞手法以及词语的反常规的排列形式（如李白的诗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所产生的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虽不可理喻，但富有审美趣味）等。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文中，“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地大着朵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羞涩”）修辞手法给予星星以动态感，而且富于情韵，产生形象美。又如，北朝民歌《木兰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作者通过对偶手法，形成对称美，产生一种均衡的视觉美感，而且提高了诗歌的意境美。这样不但使读者感悟出木兰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了无数次作战，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而凯旋，而且感受到这样的语言形式匀称、简洁，内容丰富，音韵和谐。
文学语言论文范文5
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不平凡的20年。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讲，它同样是不平凡的20年。20年来，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辉煌的乐章。
一、更新了教学思想
教学思想的变化是改革教学的先导。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受传统教学思想的束缚，加之后来“”十年的动乱，语文学科的性质被抹煞，致使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思想混乱，教学无所适从。
党的制定的路线，不仅给全国的经济吹进了春风，也给中学语文教学拨开了云雾。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也渐渐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不过，要改革，统一认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第一要著。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是怎样更新教学观念的呢？
（一）破“满堂灌”为“启发式”
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是扼杀学生活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其实质是不信任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正因为如此，教师教学只是一人唱独角戏，把知识嚼得细细的，一口一口地喂给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在听教师讲课时可以不动脑筋，只要能像“容器”一样装进知识就行。不管你消化不消化。是懂了还是没有懂，教师是不多过问的。换句话说，教学任务的完成只是以教师讲授文章数量的多少为标准，例如一册《语文》课本内有30篇文章，教师全部“讲”了，那就算这位教师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种只看数量不问质量的衡量标准，是极其片面的。如若不改变这种状况，教学质量是难以提高的。
当然，我们只是认识到“启发式”教学是冲破“满堂灌”教学模式的最佳途径，于是，1982年我们就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改革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的研究课题，通过报告会、示范课等形式提高教师的认识，转变观念，努力实践，提高效率。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启发式教学研究仍在深入探讨之中。
（二）破“讲堂”为“学堂”
在启发式教学研究的启发下，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对“教师中心论”有了进一步认识，一致认为，启发式教学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是对“教师中心论”的否定，同时，要正确运用启发式教学，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教学的实质，弄清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地位，掌握启发式教学中的技巧性的问题。否则，启发式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满堂问”就是“满堂灌”的一种变式，一种翻板。于是，1983年我们又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学”的研究课题，真正解决教学的方向问题。
从那时起，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在我省范围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油然兴起，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破“无序”为“有序”
在课堂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作文教学的研究。其中，就是要解决作文教学中的“无序”问题。阅读教学教师还有课本，作文教学呢，教师手中无遵循的凭据，一上作文课，教师就摸脑袋，处于盲目性和随意性状态。这如何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呢？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开展了作文教学的调查及作文序列的研究，并编写了《初中作文自能训练序列丛书》。
不仅如此，为了切实提高作文教学的效果，我们还开展了作文教学全程性的指导研究活动，积极开展学生的文学社团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省学生的作文竞赛，等等。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面貌已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四）破“教书匠”为“教育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有效地解决教师队伍中的“断层”现象，我们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使他们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教学能手，直至教育专家。我们的措施是：举办各种类型的理论培训班；举办各种类型的研究活动；举办青年教师的优质课竞赛及其论文评比活动；提供实验科研课题，鼓励他们参加课题研究等。
20年来，湖北省已涌现出了一批教坛新秀。有不少教师在全国已赢得了荣誉，被称为教育专家了。
二、结出了丰硕果实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年来，经过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已结出了丰硕果实。下面列举几例：
（一）单元教学研究初见成效
1988年至今，湖北省中学语文单元教学课题研究已有11个年头了。课题名称是：三段六步多课型能级递进式单元教学。“三段”，是从学生学习的年段而言的；“六步”，是体现每一单元教学的步骤或环节；“多课型”是针对不同的课文内容在每一单元内的地位所采用的不同教学方式；“能级递进”，是指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具体地讲，就是从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到鉴赏。这个“递进”是循序渐进的，是滚动式发展的。我们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主要是因为它能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体现单元教学整体性原则，以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即能级递进。这个课题的名称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从实践教学中渐渐明确的。从而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在单元教学研究中也走过了一段从蒙胧到逐渐认识的曲折过程。
现在，单元教学课题研究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已广泛开展起来。起初只是在初中开展实验，现在已有不少高中教师也在运用单元教学的原理实施教学。
实施单元教学后，教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从教师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个意识：目标意识、整体性意识、流程意识。从学生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种能力：自学能力、综合能力、迁移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施单元教学后，避免了过去教学中机械重复的现象，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的容量，而且能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正如有的教师说：“传统的一课一教，贪多求全，胡子头发一把抓，轻重不分，主次不明，样样要求学生掌握，学生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死记硬背，恶性循环，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单元教学要求围绕单元目标，在一个单元内按规律、有序列地完成一两个重点教学任务，突出单元内相对集中的主要目标，分清主次，重敲轻点，完成单元教学任务。这样不仅强化了重点，增强了教学力度，同时，相应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提高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负担，这正是我们教改的目的。单元教学能达到这一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了单元教学的可行性及其推广的价值。
今年下半年，根据全省单元教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将准备邀请专家评估验收，作阶段性的小结，探讨深化问题。
（二）课内外衔接研究粗具规模
在单元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领域又有所拓展，1993年，湖北省宜昌市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课内外衔接语文能力训练”。现在，这一课题研究已经历了五个春秋了，遍及宜昌市的城镇和农村，平原和山区，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1998年，刘国正先生两次到宜昌，第一次是进行实地考察，第二次是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第二次，他带领了人教社及全国中语会的领导、学者、专家一行10人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影响是深远的。
为什么该课题能迅速发展并受到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呢？正如国正先生所说：“语文教学一与生活相联系，必将面目一新。宜昌搞的课内外衔接实验，本质就是语文教学同生活相联系。语文教学要联系生活，只靠课内是不行的，还必须把脚伸到课外去。”他还以《语文教学与生活》、《展开双翼才能腾飞》为题充分肯定了实验课题的方向。
正是因为方向对头，所以实验见效很快。对语文课，现在宜昌市的语文教师普遍乐教，学生普遍乐学。他们的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们的校园环境增添了文学氛围，学生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自学能力强，谈吐明快，举止大方。这就是该项实验所带来的效果。
不过，这项实验虽经历了五年，但毕竟只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不断完善。今后要加强研究的力度，突出课题特点，在“衔接”二字上下苦功夫；加强科学管理，使实验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三）素质教育研究正在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省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也积极参与了研究活动，特别是鄂西边远的山区——鄂西自治州，那里的教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申报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该项课题研究在湖北省是全面性的。为什么在“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今天，教师对素质教育研究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呢？这与教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提高不无关系。特别是语文学科，教师看到它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更增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呢？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第一，加强素质教育宣传力度，努力使教师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思想，在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及其创新精神。
第二，突出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梳理知识内容，明确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有机渗透道德情操、民族意识、个性心理等教育内容，使学生早日成为“四有”新人。
第三，占领课堂主渠道，遵循教学原则，努力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正确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培养学生自立、自尊、自信的精神，积极学习，提高能力。
第四，倡导开展各种语文活动，密切联系社会生活，不断扩大知识视野，在实践活动中提高综合能力，为今后学生走入社会打下基础。
第五，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发挥考试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改革课堂教学，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等。
第六，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业务能力，还要求教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师表。同时，教师还要懂得教育规律，用正确的、科学的教育方法，促进儿童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迫使学生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素质提高。
现在，素质教育课题研究还只能说刚刚起步，阻力还很大，但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是有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看到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状况，它是有领导、有计划地把改革逐步引向深入的，而且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轨迹。其间，我们还大力地鼓励个人的钻研精神，积极开展教改活动，如武汉市六级教师洪镇涛的“本体”课题研究，荆州市沙市区教研室特级教师邓嗣明的“情感目标”课题研究等都在全国颇有影响，为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增添了光彩。
三、看到了美好前景
回顾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的确令人欣喜。它为我们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兴旺；只有改革，才能发展。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时间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今后，教学改革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不知有多少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开掘，现有的课题还需要我们去深化，任重而道远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为了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美好的明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加倍努力。为此，我们还必须注意：
第一，积极学习教育理论，努力掌握现代化教学手段。教改实验已经证明，没有教育理论指导，教改的成效不会大，甚至坚持不下去，依然走回头路。即或有的实验有些成效，但因缺乏理论而失去了指导的意义，因此，掌握理论依据是教改成败的关键。当前，我们引进的国外先进理论不少，国内许多教育专家总结的经验也不少，特别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的教育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去审视问题，才能大胆地去开拓进取。
固然，时代在发展，科技在飞跃，许多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开始运用，但这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对大多数教师来讲，“科盲”现象还比较普遍，我们搞改革实验，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小手工劳动状态行吗？起码，当前掌握电脑操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是迫在眉睫了。否则，你的教改实验又有多大的价值呢？
文学语言论文范文6
胡萝卜本可以直接送进嘴里当食物，但在厨师的手中却先变成美妙的图案供你观赏。在饱观了胡萝卜花的美观后，你才或者带着依恋地把它送进肚里，或者因不忍心破坏它的美丽而拒绝食之。当胡萝卜变成胡萝卜花之后，中间增加了什么？不是胡萝卜的营养值或数量，而不过是它的对生理满足来说是多余的视觉外观。正像在中餐文化中食品的视觉外观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一样，如今的汉语文学正在让能指扮演愈来愈重要的独立角色。
谈论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先看看这种语言所置身其中的当下文化语境状况，因为语言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的。按索绪尔的分析，语言作为符号（sign）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学文本正是由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等组成的完整的符号表意系统。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角度去考察当前文学语言状况，不难发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当前文化消费热潮中，那在我们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如今正发生一种严重的剥离或分裂：能指远远溢出所指之外，膨胀得愈来愈大，而所指则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说的文化消费热潮，其主要的表现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胀或狂欢，这典范地表现在当今对公众颇具影响力的通俗文学语言、广告语言和手机短信语言中。
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目前的21世纪初，已经显示出语言上的某种成熟，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语言流畅度愈来愈高，宛如流水化语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那些筚路蓝缕的作品来，经过百年的磨砺，现在的语言确实变得空前流畅了。善于打造都市阅读新时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这种流水化语言的行家。小说《看麦娘》（2001）最后说：〖HT5”F〗“……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顺畅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势可纵横中外、穿透他人与自我，但它传达的所指其实很有限、也很单纯——不就是想说安心过平凡日子就好吗？这段铺张扬厉的能指喷涌过后，剩下的却是单纯而简约的所指，这就出现能指的过量剩余局面。显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随处可见一则则广告语言。作为其能指的字面语言与作为其推销的产品的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能指的扩张或过量剩余状况。且不说“男人，你的车该修了”（壮阳药品广告）、“我喜欢更有劲儿一点的”（床垫广告）、“你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以及“妹力无穷”、“钱途无量”等低俗广告语，就是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广告语，也呈现出肆无忌惮的能指扩张态势。某香皂广告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许诺说它可使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某某电信，“让您想说就说，‘聊无禁忌’”，这是对习惯语“百无禁忌”的仿造，夸大了电话费用的低廉；“乐在‘骑’中”（某自行车广告）直接以成语“乐在其中”为本体作广告；富于诗意的句子“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牵引出的却是某种牛奶品牌。两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装企业在地铁做内衣广告“玩美女人”，因为一个母亲的投诉而被工商部门查禁罚款，引起一场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一个则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玩美女人”的含义而展开激烈论辩。厂家称当前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必然地出现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则提出反驳：面向社会的广告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见《新民晚报》2001年11月29日)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则广告正是试图利用语言能指上的铺张而造成所指的歧义，以便达到以新颖的语言方式吸引顾客注意、推销女性内衣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元旦节，许多人被一连串手机短信语言所吸引。“我问过烦恼了，它根本不爱你，还说永远不理你，让我转告你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健康让我带封情书给你：它暗恋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变！新年快乐！”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实话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虚辞。同样，只是要表达“爱心不变”的意思，却要铺张出这么多废话来：“爱你一万年，夸张！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接连爱你70年，就是我的强项！！”而“祝你新年快乐”这一简单所指，却被挖空心思地拉长为如下繁复的能指链：“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一封封如此批量生产、快速传递的短信语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弹震荡着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和他们的亲属。
如此，我们无法不面对着能指的极度扩张或过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们无法不感叹置身在汉语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说能指被无节制地扩张到以它本身为目的而与明确所指相脱离、并使说话人与听话人都产生超常的的程度。显然，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文化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确实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扩张历程。不妨简要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学语言竭力张扬文人化的精英独白，它以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姿态去消解“”式的过度政治化套语的后果。进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胧诗”、“新写实”、“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则以多元化的奇语喧哗去取代精英独白，以便顺应当时新的多元化文化认同语境。在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华、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与所指相脱离的独立表现力。进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大潮的来到，文学文本的能指扩张、剩余或狂欢场面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它们以一片片脱离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态，在文坛上下翻飞、四处飘浮。
导致这种汉语的能指盛宴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几种语言资源，它们正在普遍的能指扩张行动中被变形。第一，从中外语言汇通看，有先锋文学所创造的间离语言（如莫言、苏童、余华等）。这种语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其典范形态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来的间接引语等组成强大的能指链条，但所指却无限期推迟出场，或者呈现难以穷尽的歧义。这种语言资源如今已经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学写作中。第二，从雅俗关系看，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口语。诸如“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以俗戏雅的语言方式，携带着都市民间话语的通俗与直白力量，狂放地冲击严肃文学的过度雅化的精英独白。但这种市民口语已经变异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学、影视剧剧本、网络文学、隐私文学中，成为剥掉了任何虚饰的裸的宣言。不妨问问：在王朔以后的汉语文学中，还有不敢用的语句吗？第三，从古今语言关系看，以汪曾祺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白描式语言。这种借自汉语的古典传统的今见古式汉语，时下正被广告业无所顾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语、成语等的方略。这些语言资源虽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审美价值，但在文化消费年代不得不以变异或移位的方式呈现，成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饪术。
在这样一个能指盛宴的年代，汉语文学何为？我这里特别所指的是，汉语严肃文学（或称高雅文学、精英文学）何为？上述所谓外部与内部的作用力，其实就发生在文学的语言组织本身中。文学的语言总是从现实的社会语言中吸取养分的，正像巴赫金所说，它来自对社会语言的“再现”。因此，文学语言没有真正的“外部”。所有内外因素实际上都交织在文学文本的语言组织中，演变为具体的语言形象或汉语形象。汉语文学面对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是，当广告、流行歌曲、电视小品等大众文化语言经常、及时地把严肃文学所创造并钟爱的精妙语句仿拟过后，严肃文学何为？“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本来应是严肃文学钟爱的诗意语言，但如今被用作某某牛奶的广告语，张贴在公众每天司空见惯的公共汽车车厢上。这样的语言已经变得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自动化”了，丧失了新鲜感和对于庸常现实的穿透力，而如果严肃文学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势必落入大众文化语言构筑的能指陷阱中，无法实现自身的原创意图。由此而从更宽泛的视野看，当前严肃文学面临着一些相互联系着的语言症候：第一，汉语语句越来越流畅、，但往往充满浮夸的能指，而所指却空洞无物，或者无限期推迟出场，从而形成流水化语言与空洞所指之间的矛盾；第二，进一步看，能指的狂欢难掩价值的匮乏或困窘；第三，语言实验诚然具有其合理性，但语言实验常常漠视社会关怀，只留心空洞的能指狂欢；第四，不断标新立异的时新语汇的采用或滥用，只能导致汉语传统的脱链（如前举“妹力无穷”、“钱途无量”之类对习惯语的任意篡改）。总起来说，这是一种能指独舞而所指匮乏的汉语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