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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1
赵塔里木这个名字，从书面文字至口头称呼都令人难忘。“塔里木”一词源出古突厥语，意为“流入湖泊和沙漠的河川支流”。今天，作为地标的塔里木，是欧亚大陆腹地56万平方公里的一片盆地、是一条长达2000余公里的河流、还是一座储存着160亿吨原油当量的油田，而无论是盆地、河流还是油田，皆以其凝重、浩瀚与恢宏而闻名。将塔里木这三个字入为人名，寄托着父母的深意与期望。赵姓塔里木者，作为中国音乐界的一位学者以及笔者的师长与领导，则以其坚韧、宽厚与执着而立身。
二、学子——学者
赵塔里木是一位坚韧的学子。新疆素有“湖湘子弟满天山”之说，虽祖籍湖南，自被父母赋与“塔里木”之名，他便被深深烙上了新疆的印记。出生于乌鲁木齐的赵塔里木中学毕业后，远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担任州文工团演员，七年的文艺实践使他浸于蒙古长短调、哈萨克阿肯弹唱以及维吾尔麦西来甫等民间艺术的海洋中，并与当地民族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当今天的赵塔里木袒露他至情至性的一面时，还会用蒙古舞的抖肩击筷来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而也正是这段生活，奠定了他与民族民间音乐的不解之缘。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塔里木进入新疆奎屯师范学院学习，主修理论作曲。两年后转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系，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2年，随杜亚雄教授考察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从此走上民族音乐学之路。经过五年的执教和研究生涯，1987年塔里木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耿生廉、杜亚雄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于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返回新疆师范大学任教。再经过五年的执教生涯，1995年考入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王小盾教授，研究方向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从学士至博士的求学生涯，在上个世纪对于地处新疆的学子而言，无疑是一条充满艰辛而坎坷的道路。更不幸的是，塔里木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工团工作的七年，正处于期间。为了备考，塔里木甚至发明了凿冰洗脸来保持头脑清醒的方法，偏远的博乐小城在冬天动辄就是零下30多度的奇寒天气，可以想见一个年轻人以冰水扑面的惨烈。考入大学后，在钢琴教育家王莲教授，音乐理论家赵梓辉教授，作曲家祝令、马辉教授等名师的指导和自身坚忍不拔的努力下，塔里木打下了坚实的音乐理论基础。1987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塔里木第一次走出新疆，也是新疆音乐界首位硕士研究生。在中国音乐学院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民族音乐学训练后，他深入蒙古族额鲁特部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田野调查，完成硕士论文《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论文荣获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第二届中国音乐史优秀论文评选研究生组评委奖（1990年）。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塔里木回到新疆继续执教。1995年考入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再次成为新疆音乐界的首位博士研究生。就这样，一个来自大西北中年学子，来到瘦西湖畔的温润环境中，在王小盾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目不窥园、夙夜不懈之精神，对中国音乐文学的古今典籍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研究。近两年的潜心修造后，塔里木将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投射到了中亚东干人的民歌，之后辗转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甘肃等地，完成了洋洋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在中亚传承的中国西北民歌——东干民歌研究》。
赵塔里木是一位胸怀博大的民族音乐学者。新疆的偏远与相对闭塞，确实使得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曲折，然而正是其多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为音乐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塔里木深知，民族音乐学家首先必须植根于民间音乐生态之基底，以坚定信念与毅力向纵深发展，形成立足之本的直根系：其后还须扩展至探寻与音乐共生的文化背景，以求知欲与置疑态度发展出侧根，打通学科壁垒，形成网状分布的须根系；最终从土壤中不断汲取营养，形成伟岸的树干与繁茂的树冠，在人类文明的普照之下进行光合作用，以参天大树的高度来俯瞰世界民族音乐之林——是为直根、须根、树干、树冠的有机关系。因此，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调查对象的内核，以局内人的身份与该文化生态形成共同体，分享其音乐的审美内质与社会功能，最终再上升至学术层而对其进行理性的把握与诠释。在撰写硕士论文《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时，他深入伊犁昭苏、尼勒克二县的额鲁特部中，与民间艺人共同生活，熟练地掌握了额鲁特语，并记录下一百五十余首额鲁特民歌，对额鲁特民歌共生的文化背景、额鲁特人的音乐观、民歌的分类和流传、额鲁特民歌的歌词特点与音乐特征、额鲁特民歌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该论文是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系统分析与科学结论的范本之作。
通过《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一文，塔里木展示出作为民族音乐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扎实根系，而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价值再认识》（《音乐研究》1989年第3期）一文中，已经看到塔里木伸展出树干的端倪。文中首先通过描述少数民族音乐与其生产活动的联系、在婚礼民俗中的作用、在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的文化意义等方面，揭示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价值的特殊意义，并阐述了少数民族音乐在文化中的“向心”、“规范融合功能”，为“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观点摇旗呐喊。文中指出：“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处在何种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中，其自身具有的价值体系是其它文化不能取代的。”同时，塔里木也冷静地指出：“在观察异民族音乐文化时，试图采用一种完全中立、超然的态度来摆脱自己的价值观对观察、判断所产生的主观倾向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不意味着放弃文化价值相对观，相反却要提倡和坚持，并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其根本意义在于：不断向客观逼近。”他还在文中警示“另一种极端倾向是：虽然从“平等音乐观”的愿望出发，最后却得出不平等的结论；从批评“欧洲中心论”出发，却建立起地域、民族的自我中心。”这些观点，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这是民族音乐学家面对全球化大潮时应该坚守的原则与座右铭。
正是持有这种科学的民族音乐观，使得塔里木的研究视野愈加开阔起来。以新疆额鲁特部民歌研究为起点，他开始将目光拓展至整个中亚。新疆与中亚存在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蒙古族和俄罗斯族等7个主体在界外的跨界民族、还有维吾尔、回等2个主体在界内的跨界民族。而回族作为一个跨界民族长久以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音乐文化的跨界研究则基本上为空白，塔里木以其敏锐的学术触觉关注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东干人音乐文化。1997年1月至5月，他与王小盾教授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东干民歌进行了实地调查，历经辛苦与磨难，终于1998年9月完成了《在中亚传承的中国西北民歌——东干民歌研究》。可以说该篇论文的完成，标志着塔里木作为一个民族音乐学者，正在形成其知识结构的树冠层面。该文对东干民歌的流传分布、民歌概念与分类、传承方式以及唱词格律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并将东干民歌与中国西北回民民歌进行了个案的对比与分析，从而全景式收录了中亚东干民歌的形态、文化背景及其所呈现出鲜明的跨界特征。这篇论文是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开篇之作，将为国内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拉开序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4个跨界民族。对于跨界民族所进行的文化研究，还关系到政治、经济、宗教乃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20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不仅仅要从学术层面上揭示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及其共生文化体系的属性与特征，还要站在公民层面，在探索艺术真理的过程中承担起维系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国民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大任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塔里木将研究的目光拓展至东南亚民族民间音乐上来。2011年8月，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各学科规划小组评选审批，塔里木主持申报的科研课题《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被列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澜沧江一一湄公河流域面积约达80余万平方公里，从云南出境，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五个东南亚国家。而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中，跨国境民族就有16个，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后期以来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也充满着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对这些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研究，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上升至与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发展、边界和平等息息相关的重大命题上来。
纵观塔里木的学术研究历程，在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样一个脉络：从新疆额鲁特民歌解释，至中亚东干人的民歌研究，再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正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家立于民族民间音乐生态中向下植根、网状伸展、登高俯瞰的历程，硕士与博士的研究对象分别从境内单一民族（额鲁特）、拓展至跨界单一民族（回族-东干）、再至跨界民族集群（云南-东南亚五国），昭然揭示出一个胸怀宽广、肩负使命的民族音乐学家的历程。
三、教育家——领航者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后汉纪·灵帝纪》）。以言传者为“经师”，以身教者为“良师”，倘若以思想、智慧与人格的力量为学生树立信念与理想，是为“人师”。本科于师范大学、硕士于音乐学院、博士于综合大学的学习经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专业音乐学院的执教经历，使塔里木对教师这个社会角色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以言传身教的“良师”为起点、以照亮学子学术人生的“人师”为目标。塔里木一直如此践行：课堂上的他以严谨缜密而著称，生活中的他则如慈父般地关爱学生，而无论课堂内外，他都用自己的行为、思想与意志影响着学生。在专业方面，塔里木强调必须通过系统地学习与训练，掌握全面而扎实的音乐理论与实践技能功底。在综合素养方面，塔里木强调打通学科分界，人文与科学素养并重，对于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还要具备经史子集的古典文献阅读功力，熟练掌握外语来保持对国际学术热点的时刻关注，还要熟练掌握现代科技的研究手段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率。正所谓一手读春秋、一手用科技。最最重要的，做学问即是做人，学品与人品同步、知识和行动合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新疆师范大学首届本科毕业生典礼上，塔里木在黑板上有力地写下一行大字：“踏踏实实做学，老老实实做人”。这一行朴素无华的文字，整整影响了一代新疆音乐学子，他们坚定地朝着老师所树立的灯塔前行，同时也遵循着着薪火相传的传统来照亮后学的道路。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塔里木便以民族音乐学家特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现有的高等音乐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其《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少数民族班视唱练耳的教学内容与其母语文化割裂、教学方法与其音乐实践过程脱节的现状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认为现有的课程体系中“许多课程的内容基本上是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的经验总结，而民族音乐文化的知识在这些课程中充其量只是‘民族化’口号下表面的、缺乏实质内容的点缀”，其根源在于“一元音乐价值观的误导”。走出误区则需要“树立多元的音乐文化观、认真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征、探索双重乐感的人材的培养”。从此，新疆师范大学音乐系在塔里木双重乐感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下，在课程体系与培养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即使在塔里木调入新疆艺术学院工作后，后继者依然沿着这条道路探索进取，终于在十多年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995年，塔里木调入新疆艺术学院工作。新疆艺术学院是西北地区唯一的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学院设有音乐系、美术系、影视戏剧系、舞蹈系等，汇集了新疆的歌舞丹青艺术门类，这为塔里木的教学与科研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在教学方面，塔里木开设了《音乐学基础》、《民族音乐学概论》、《民间音乐田野调查技术》、《计算机音乐概论》等课程，集基础理论、艺术实践及音乐科技各方向的教学于一身。在他的主持下，新疆艺术学院创办了音乐表演专业木卡姆表演方向，并于1996年首次招生，这标志着自古以来民间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正式纳入了高等艺术专业教育的体系中。塔里木认为：“当代学校教育己是民众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木卡姆的传承不可完全游离于这个文化传承的主流。如何不失时机地将木卡姆传承纳入学校教育轨道，使其成为活态传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学校艺术教育必须直面的问题。”经过七年的实践探索与总结，2003年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教学成果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赵塔里木领衔的音乐学学科被评为自治区艺术类惟一的重点学科。
2006年，塔里木调入中国音乐学院工作。中国音乐学院、我国唯一一所以中国民族音乐教育和研究为主要特色，培养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创作、表演和教育，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音乐学府——这对于一个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与教师而言，无疑是如鸟投林。在这里，塔里木担任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为学院开设了《中国维吾尔木卡姆述略》、《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等课程，将自己的学识与见解浓缩为精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培养的三名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均获得优秀。
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2
钱仁平：贾老师好。2011年伊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将原隶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艺术学提升为门类的议案，这标志着我国艺术学学科摆脱了长期困扰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尴尬，并迎来了按照艺术的自身规律和特性独立发展的大好时机。您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对本项工作的推进与实现，思考与实践，做了大量的工作。请谈谈艺术学科升为门类，对音乐学院办学的意义。
贾达群：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科认知和学科建设上的大进步，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艺术教育可以更好地基于自身特点并遵循自身规律来进行并发展。我一直认为，人类表达自身对世界的看法、表达自身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演化发展的方式从来就是多元的。如果说科学研究强调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那艺术创造则依赖想像联觉及其表达技艺。尽管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能力仍然是两者的核心要求，但两者在各自的实现方式上确有着很大的不同。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以后，艺术类各学科就可以在最权威和最广泛的认同下按照自身不同的实现媒介和方式来展现本学科的学术成就，并推动艺术学科的不断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各艺术院校的角度来说，最为紧迫的工作是艺术门类学位体制的合理设置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艺术各学科评价体系的建设。我曾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①专门探讨了这些问题并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
钱仁平：2011年6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上海音乐学院原一级学科“艺术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为三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这对于进一步调整、优化我院学科专业结构，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改革，强化办学特色，构建创作、表演、理论、应用四类学科群链建设，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请问，我们具体如何操作？特别是在师资建设与生源方向等方面有什么相应措施？
贾达群：中国的专业音乐院校和国外的同类院校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外专业音乐院校的学科建制主要是创作和表演，理论研究型的学科，比如音乐学、作曲理论、音乐教育等一般都放置在综合大学里；而我国的专业音乐院校除了拥有高水准的创作和表演学科外，同时也拥有高水准的理论研究学科群。这样的现状恰恰说明了中国专业音乐院校的特殊性――是集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和应用为一体的综合音乐艺术大学。对中国的专业音乐院校来说，认清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对于对如何开展自身的学科建设、如何拓展自身的学科疆域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及其学科拓展设想，我从2003年起就开始思考②，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没能顺利进行，直到通过2010年在文学门类下艺术学一级学科的申报，以及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开展的学科对应调整工作，在学院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在上海市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领导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充分理解支持下才最终得以实现。
上海音乐学院目前拥有了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和戏剧与影视学三个一级学科的博士授权点。除了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外，上音对艺术学理论及戏剧与影视学这两个一级学科的认知和申报理由分别如下③：
（一）艺术学是有关一切艺术门类一般性规律的理论学科。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具情感抽象的子学科之一，艺术学的原理经过音乐理论的验证，其学科特性便可得到更为深刻地彰显；将音乐学理论的研究提升至艺术普遍性的高度，是艺术学理论架构最终得以完成的必要保证。基于自身理论传统与学术背景，上音的艺术学理论博士点的学科构想是：以音乐艺术及其理论为出发点，整合其他艺术子学科的方法与视角，深入整体艺术的学理研究，在深化音乐学理论建设的同时，丰富与提高中国的艺术学理论体系架构。今后本学科将致力于在国际化语境中对中华文明中的艺术（音乐）现象以哲学的理论架构进行再诠释，在艺术哲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艺术美学与批评、艺术教育哲学与方法论等学科方向，运用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来关注当代音乐现象和艺术生态，最终通过直接参与中国的音乐与艺术实践活动，对我国的艺术学学术品位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二）“音乐戏剧”是指以音乐作为主要媒介和形式语言核心的戏剧体裁，其创作和表演实践既符合戏剧、音乐形式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语言规律和形式规律。本学科宗旨就是对这些规律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本学科在音乐戏剧理论与实践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便致力于西方歌剧的传播普及和歌剧形式的洋为中用。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全国唯一的歌剧中心――周小燕歌剧中心；上世纪50年代起，本学科亦开始筹划歌剧理论、表演和创作实践的研究，以于会泳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在中国戏曲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学科的建立将会对我国音乐戏剧艺术创作、表演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繁荣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对于我国戏剧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做出重大贡献。
以上表述基本奠定了上音对这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和发展的框架和路径。在学校党委和院领导的部署下，上音研究生部正在进行拟定一系列有关学位点建设的条例，优化和完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方案，同时也包括进一步梳理和规范理论研究、创作表演和应用科技这三个学科群不同的评估体系等工作。从《2012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对本校的学科进行了合理的学科归口整合，使之不仅符合学校的一级学科布点需求，同时也厘清了理论研究型与应用实践型这两类学位的学科界限，明晰了其学科内容。另外，在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分配上，也力图与学校的特色以及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相对应。我相信，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不仅将推动上音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会对全国艺术学领域教育的相关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理论研究
钱仁平：谈谈您任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的获奖论文及其相关理论的后续思考与进展。
贾达群：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音乐的创造者们运用各自天才的想象和丰富的情感，以新奇的观念、精湛的技法打造出了一个色彩斑斓、流派纷呈的万千音乐世界；音乐的理论家们则启动自身敏锐的洞察和深邃的智慧，以大胆的推理、精细的论证建构出了诸多结构严谨、逻辑缜密的繁复乐理体系。这一切都表明，在音乐的王国里，人的智力和情感似乎达到了极至……
新世纪的到来，开启了音乐艺术发展的又一个百年历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新世纪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研究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两者之间将呈现何种的关系引发着我们的思考。
毋庸置疑，通过几代作曲家群体共同的努力，中国当代的音乐创作以其新颖的观念，娴熟的技法，独特的语言在世界乐坛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并受到广泛的欢迎。音乐创作的丰硕成果也推动了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和理论创新进程。一方面当代的音乐创作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分析理论和方法给予解读以窥视出其中玄妙万千的心智世界；另一方面，从这些原创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技术理论又可以反过来为新的创作提供更为宽阔的认知空间。和世界总体格局一样，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作曲技术理论研究，人们已经开始逐渐将关注从和声，复调及管弦乐法等领域移向通过对各音乐结构元素的灵活运用进行音乐结构的个性化塑造以及对音乐结构样式的多元化全方位认知。结构，这一万物赖以生存的方式和载体不仅引导人们去重新认识它的构成规律和固有形态，而且通过这样深入的认知还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它的具有无穷变数，意趣盎然的生成可能。对结构的认知以及对结构构建的探求无论在音乐创作还是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确实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作为一个具有作曲背景的研究者，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我的研习和探索。我在2004年和2006年分别发表了有关结构分析和结构对位的文章④，并在2009年出版了专著《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在这些理论研究及其成果中，我涉及到如下重要课题：1．关于音乐结构的多元透视；2．音乐结构的深层原则――“天然结构态”；3．“结构力”认知；4．音乐结构的对位关系等，试图通过阐释这些课题来构建结构分析学体系，并希望该研究能够对音乐创作实践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同时也能对音乐分析理论研究以及作曲技术理论的教学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结构分析学导引》就是本研究的重要纲领。该文撰写于2004年，并发表在《音乐艺术》2004年第4期。借此机会，我要感谢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评审委员会对我提交的论文《结构分析学导引》的学术认同和鼓励⑤。
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相关研究包括《音乐结构：形态、构态、对位及其二元性》（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以及《音乐的观念及其形式化程序》（2010年上海市教委重点科研项目）。预计今明两年将有专著出版。
我还想再谈谈作为一名作曲者，我为什么要如此深的涉足于理论研究领域？除了个人的喜好与追求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知道，学科特色是进行学科建设的首要前提，找准特色、明确方向才能顺利并有成效地展开学科建设。那什么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学科的特色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梳理、比较和思考，我发现从丁善德、桑桐、陈铭志等前辈大师，到杨立青、林华、赵晓生等当代名流，他们无一不既是学养丰厚、文论浩瀚的理论大家，同时又是乐思敏捷、技艺超群的作曲高手！这难道不是中国音乐界一个独特而耀眼的顶尖群体？！这难道不是上音作曲学科具有传承意味的学术传统？！因此，我认为“学者型作曲家”，或“理论型作曲家”的自我修炼和人才培养应该是上音作曲学科的一大特色！作为上音作曲学科的一员，我应该融入到这个学养极深的传统中去，努力践行并传承它的血脉及荣耀！我希望有更多的上音作曲同行和学子能认识到这一点，自觉锻造和培养自己成为善理论、精作曲的双料人才。
三、关于音乐创作与教学
钱仁平：请谈谈您近年来的音乐创作及其思考。
贾达群：就自己的音乐创作而言，我始终被自我告诫应该坚守其“品位”。尽管艺术有很多的功能，且某些功能目前因其需求而被过分强调和无限扩大，但艺术的纯粹性、学术性、深刻性、创新性则一直是我音乐创作追求的终极。我信奉“乐如其人”、“音观其心”、“声言其志”、“曲显其性”的箴言，并将音乐创作与人的智力和情感的最高境界相联系，我希望这些能成为我音乐创作的座右铭。在未来的创作中，无论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还是抽象艰深、众口难调，观念须与形式化程序相对应，技法应成为思想的符号表征；当代性要体现传统的延续，民族性定汇入世界的潮流，而个性则突显于共性的脊梁；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引领受众感悟其艺、惊叹其术的精品力作。
钱仁平：关于作曲教学的建议和您的做法。
贾达群：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作曲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要求是：天才的音乐想像和创造能力以及表达这种能力的完满的作曲技术。我想这两点也应该是作曲教学必须始终遵循的。也就是说作曲教学必须在保护学生本已具有的音乐想像和创造天赋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其音乐的想像和创造能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指导并训练学生表达此种能力的作曲技能。什么是音乐的天赋？音乐天赋的真正含义是能够将人的情思事理之感受外化为声音符号并逻辑地展示出来。因此，能用声音来对应自己对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感受，并以声音作为媒介来逻辑地予以表达是一个作曲者最基本的素养，而进一步丰满、提高这个素养就成为作曲教学最根本的任务。
一个有经验的作曲教师要经常启发和帮助学生将自身的感性体验转化为妥帖得当的音乐语汇并给以使之发展的多种技术可能。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导学生逐渐培养自身的艺术通感，有了这样的通感能力，学生就可以将所有他种形式的感悟转化为声音，并使之成为自己创作的原始材料。
音乐创作和表演的传统积淀了丰厚的形式化内容，这是作曲教学和作曲、表演实践最为宝贵的财富，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不应该怠慢或轻蔑它。尽管艺术贵在创新，但只有知晓并掌握了传统的精要，你的创作才能真正出新，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我的“秘诀”是：终身学习、善于联想、精于表述、乐于分享。
①两篇文章分别是：《音乐创作表演学科的学术性认知》，发表于《人民音乐》2010年第6期；《关于我国艺术学学科学位体制及二级学科目录设置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于《音乐研究》2011年第4期。
②见贾达群《2003年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主旨报告》。
③见《上海音乐学院学科授权点对应调整申请表》2011。
④贾达群《结构分析学导引》，音乐艺术2004年第4期；贾达群《结构对位》，音乐研究2006年第4期。
⑤论文《结构分析学导引》2011年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银奖。
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3
钢琴改编曲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音乐生产方式,在中国和西方的音乐生活里均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中、西方的学术界,“改编创作”这一实践所被看待和研究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种区别反映在不胜枚举的具体言论中,详见下文:
众所周知,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在钢琴改编曲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一份研究钢琴改编曲的重要文献曾这样评价李斯特在钢琴改编曲方面的贡献:“伟大的弗朗茨・李斯特是……钢琴改编曲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巨星。在李斯特一生数量浩大(的)音乐创作活动中,钢琴改编曲占有显著的地位,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作曲家,对于钢琴改编曲而言,李斯特可谓前无古人,后亦难以有来者超越。”【侯颖君,2006(一):17】应当说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不过李斯特的作曲家名声却常常因为他丰硕的改编曲实践而大打折扣。比如,肖邦就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李斯特:“当我以创作艺术家的角度想到李斯特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个面红耳赤、矫揉造作的他……我觉得他偏离了艺术,偏离了创作的本质和创作的道德。以创作而论,他不上道。他洞悉一切,但他想乘别人的飞马登上缪斯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这些话仅止于你我之间――他是个卓越的装订师,只擅于将别人的作品装订在自己的封面里……”【莫里森,1996:42―43】一方面的评价是“巨星”,另一面的评价是“装订师”,两相比较,隐现各自的价值观倾向(如果肖邦作为一个作曲家,对改编曲实践的评语太过苛刻的话,接下来不妨再看音乐学家的看法)。
改编创作在西方常被归入“平庸音乐”[Trivialmusik]、“低等艺术”[die untere Kunst]“实用音乐”[Gebrauchsmusik]或“社交音乐”[umgangsm?]Big]等的行列,这种音乐一般被认为不具备(或缺乏)审美价值(而更多具备的是实用价值)。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尽管试图为这些音乐所遭受的贬低作辩护――认为对于此类音乐应采取不同于艺术音乐的另一种评价准绳,但言语之间也透露出不少无奈,例如他曾说:“根据美学标准,音乐被卷入一种不顾及作品的原有形象和意义的滥用中,这就是歪曲:一种庸俗化。从整体中拆出片断――把舒伯特的《菩提树》变成一首民间风味的歌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种在说明文字和角色变更方面的干预在美学的支配下都是令人怀疑的。……源于莫扎特降E大调的小步舞曲从交响乐中脱离出来并作为舞曲使用,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作品了;它已变为功能性的匿名作品。……把改编作为文章发表,署上改编人的名。似乎他是作者,这种处理――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出实用性音乐对审美统治性标准的服从、对同一性和不可触犯性以及独创性等概念的服从。‘社交性’的方法追求相互适应;但作为暴发户,它们变得平庸。”【达尔豪斯,2006:146】
而反观国内,学者对于钢琴改编曲的创造性和价值是充分肯定的,许多研究者都曾专门论及这一实践的积极意义。譬如,作曲家储望华曾谈到:“从多年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改编曲是普及中国钢琴作品的一条必经之路……并以此为起点,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钢琴创作。”【吴修林,2004:58;徐燕琴,2007:137】魏廷格将中国钢琴改编曲的一般意义归结为:1)引导音乐欣赏,提升审美质量;2)推动钢琴技巧的发展;3)增加新的审美价值。【魏廷格,1999:65】吴修林将中国钢琴改编曲的意义总结为四点:1)推动了中国音乐的普及;2)丰富世界钢琴音乐曲库,有助于让世界认识中国民族音乐;3)推动了民族音乐的表现方法和表现方式的探索,启迪了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4)对所被改编的原曲(传统器乐曲的)艺术价值作了进一步挖掘和发展。【吴修林,2004:58―59】侯颖君也在学位论文中谈到了钢琴改编曲对钢琴艺术发展的积极推动力:1)有利于音乐作品的推广及普及;2)推动钢琴音色向更丰富的层次发展;3)强化了钢琴技术向更高层发展的趋向。【侯颖君,2006(一):21】
几乎可以说,钢琴改编曲这一实践无论就其行为本身还是行为产品而言,在中国学界基本上是被肯定的。就此项研究所受重视的程度而言,中国(起码就近二十年的势头来看)是超过西方的。在西方音乐学界,改编曲现象不太能引发学术兴趣。首先,学术研究(特别是19世纪以后)更看重原创性(originality),一般认为“创新”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内在驱动力,研究音乐作品的“新意”更有助于把握音乐思想和音乐历史的演变脉络。而在多数学者看来,改编曲在原创性方面恰恰是值得怀疑的。哪怕是对于染指改编创作的大作曲家们(比如巴赫、李斯特、勃拉姆斯等),其权威学者(传记学者除外,作为生平事件,改编活动自然也会被严肃看待)也较少关注他们的改编曲;其次,改编创作大多是为了某种具体的用途(通常是为了适于某种乐器、某种编制、某种场合、某种兴趣或某种音乐以外的意图等),常被归入(如上所述)“平庸音乐”、“低等艺术”或“实用音乐”的行列,由此成为一个只为少数人感兴趣的边缘领域,较少作为独立、专门的研究课题,多是附属(缠绕)在其他课题之下(中),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中心区域。而我国近二三十年来却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从作曲家、理论家、表演者到普通的乐迷都有参与,文献数量庞大,且不乏有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者①。
由此可见,同一种实践,在中、西方的音乐学界所被赋予的学术尊严是不同的,对于其深层原因,笔者试探性地分析如下。
缘由反思:两种文化与学术背景
至于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在于历史与文化的方面。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1)在19世纪末西方音乐大规模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本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作曲”、“作曲家”和“作品”等概念。我们有传统记谱法,不过音乐仍主要靠口传和示范来传承,音乐“作品”不是音乐家的灵感创造,它在传承过程中经受着重构、替代和变化,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可与演奏相脱离的“作曲”、“作品”,以及可与演奏者分开的“职业作曲家”概念。【刘贞银,2008:56】进而,不难想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作曲家开始大规模尝试“改编”实践的时候,可供他们改编的“作品”是很有限的,他们需要大量地从民间取材,这就与西方改编者从现成作品中取材的情况有很大程度的不同②,民间素材的朴素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中国钢琴改编曲不可能不包含创造性劳动――必然地要求一个“从民间音乐”向“艺术音乐”的转换过程。2)钢琴是外来乐器,钢琴音乐自然也是外来艺术,中国在没有钢琴音乐资源和基础的情况下想要发展自己民族的钢琴音乐,则必然需要一个学习、摸索、试验的阶段,钢琴改编曲正是应合了这一历史需要的一种习作形式(可以使作曲家暂时不顾虑旋律写作以及受众在音乐理解方面的困难,而主要致力于钢琴音响和技术的探索),它是通向“钢琴原创曲”的一个有意义的准备阶段。因此从发展民族性钢琴音乐的历史进程来看,钢琴改编曲被赋予较高的意义和价值是合情合理的,这也与西方的情况不同。3)更退一步,从发展民族和声的历史进程(受音乐进化论的影响,当时包括王光祈等一批进步人士普遍认为,西方模式的多声音乐是音乐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民族的音乐需要向多声音乐的方向“进化”【王光祈,1923:124】)来看,钢琴是探索这一课题的最便捷的试验田地(我们的本土乐器中主要是单声性的,不宜用来探索民族和声),钢琴改编曲作为相关探索的重要形式之一,自然也被认可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次,从文化的角度看:1)中国音乐本身主要是单声性的,没有和声概念。钢琴作为一种外来的多声性乐器,其与中国音乐的本性是不符的,这意味着钢琴改编曲的作者需要卷入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编配和声以及运用织体(如何使和声与曲调相协调),在这两方面,改编者所做的其实不是改编(因为没有现成的东西供他改)而完全是创造。西方虽然也有类似的情况③,但考虑到改编主体的经验世界(和声因素对于早期中国作曲家而言是陌生的,而对于西方作曲家则是“自然”的)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为西方曲调配和声时所需协调的是同一种文化内部的两种元素,而为中国曲调配和声则需要协调的是两种文化元素,而其中一种元素――和声――本身也需要探索和创造,因为它不像西方那样有成熟的和声体系),中国的钢琴改编曲所需投入的创造性成分(其实是同时伴随着探索民族和声的努力)仍然要比西方更多④,因此其“相对价值”也就更大。2)就中、西方的“改编”实践背后的动因和用途而言,也存在层面的差别。西方人在进行乐曲改编时,其内心的驱动力多数是“个人性的”:或是出于改编者本人对某件乐器、音色的偏爱(如李斯特之于钢琴、柏辽兹之于乐队、海菲兹之于小提琴等),或是为了改编者本人能更好地炫技(如李斯特、陶西格、拉赫玛尼诺夫、西落蒂、霍洛维茨等等),或是为了改编者本人教学之用(如巴赫、布索尼等);而我国的钢琴改编曲则很少是出于这种“个人性的”原因,无论是为了借西方的媒体(钢琴)向世界宣传我们的民族音乐,还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钢琴音乐,从而丰富我们的音乐资源(多一个品种),都反映的是一种“民族性、社会性、文化性”的诉求。“动机层面较高”,这也是致使钢琴改编曲在中国更受重视的原因之一。
以上分析了钢琴改编曲这一实践在中、西方学界存在价值差异的几点原因,旨在唤起对相关课题的更多讨论,其中观点多属笔者一孔之见,未必充分和到位,恳请专家不吝指正。关于钢琴改编曲还有许多有意思的论题,比如其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关系问题,它的社会意义问题,它的发展方向问题等等,希望有更多同仁参与和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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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尔豪斯,卡尔:《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尹耀勤译,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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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颖君《论钢琴改编曲的音响、和声、材料和结构重组(一至七)》(硕士论文),连载于《钢琴艺术》2006年第11期至2007年第11期。
[5]刘贞银《东亚三国近现代音乐变迁的比较研究:西方影响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上海音乐学院内部资料,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1月通过答辩,导师杨燕迪教授)。
[6](英)莫里森・布鲁斯:《李斯特》,赖慈芸译,萧韶审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原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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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修林《略论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及传统乐曲钢琴改编作品的特殊作用与意义》,《美与时代》2004年第5期(下)。
[11]吴榆《论传统乐曲钢琴改编曲与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夏滟洲《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研究: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上海音乐学院内部资料,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1月通过答辩,导师杨燕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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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燕琴《时期中国钢琴改编曲的艺术特征》,《文学教育》2007年第3期。
[15]杨秦生、李怀青、吴肖静《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概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6]叶朝晖《试论早期钢琴改编曲创作手法与观念:以钢琴曲〈蓝花花的故事〉为例》,《钢琴艺术》2005年第4期。
[17]赵丽《60―70年代中期中国钢琴改编曲创作之民族风格》,《成功(教育)》2007年第2期。
①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情况,至少已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以钢琴改编曲为!题,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研究生朱晓玲(研究方向为钢琴演奏与教育,导师为司徒壁春教授)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李斯特钢琴改编曲的解析》(2005年5月通过答辩),和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硕士研究生侯颖君(研究方向为钢琴表演,导师为赵晓生教授)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钢琴改编曲的音响、和声、材料和结构重组》(2006年5月通过答辩)。
②在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虽然是到贝多芬的年代才最终定型的,但早在中世纪时期,“作曲”的意识就已经萌芽。【夏滟洲,2008:论文提要】
③西方也不乏对民间歌曲所做的编配,如德国的勃拉姆斯、俄国的巴拉吉列夫、匈牙利的巴托克、柯达伊、利盖蒂等;此外,在对原本属于非和声性的器乐曲(如各种弦乐和管乐曲等)进行改编时,改编者也许重新配置和声。
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4
198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1994年获中央音乐学院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匈牙利罗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4―2005教育部公派访问学者在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从事音乐教育研究;2008―2009美国福特基金“亚洲学者”在印度德里大学音乐系从事印度音乐文化研究。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使者和11年前中国最年轻的扬琴教授，刘月宁的足迹遍及欧、亚、美等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应捷克扬琴协会的邀请，成为国际扬琴赛事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评委。2006年为表彰她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被匈牙利教育部及乌克兰国立高等音乐艺术学院授予荣誉证书。2007年作为首位中国扬琴音乐家，应墨西哥扬琴协会特别邀请，率团参加拉美国际扬琴艺术节。2008年创建中国第一个"茉莉花"扬琴重奏团，并应邀于8月24日奥运会闭幕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演“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发行CD《茉莉花开》。刘月宁教授已在海内外发行个人演奏专辑17张，出版专业教学教材系列10余套，发表学术论文、著10余篇、部。2010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国际扬琴领域译著――《东欧扬琴音乐文集》，填补了中国对扬琴这件世界性民族乐器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2011年与著名泰戈尔作品翻译家白开元先生合作出版中国第一本《泰戈尔歌曲精选集》。2013年以优秀成绩，结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14年出版《当东方与东方相遇――中印之夜・刘月宁与印度音乐家新作品音乐会》专集。
音乐时空：提起您的名字，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扬琴演奏家”，事实上，您还曾跟随著名古琴演奏家李祥霆先生学习演奏古琴，这两件乐器在您的生活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月宁教授：所有乐器都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对我而言，与扬琴是天赐的缘分，它是我接触音乐的契机。而古琴则是我的选择，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热爱，我选择了这件古老的乐器。
音乐时空：可以说，您的人生是不断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的过程，您在匈牙利访学时期又对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
刘月宁教授：人生就是一个学习与感悟的过程，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只是当作学习的机会。匈牙利是音乐教育大国，柯达伊的音乐教育理念给我感触颇深，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要“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人”。
音乐时空：后来，您又远赴印度访学，谈谈这段经历吧。
刘月宁教授：我是以美国福特基金“亚洲学者”身份在德里大学音乐系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师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大师希夫・库玛・莎尔玛，他是一位将印度扬琴从民间音乐提升到古典音乐的先驱者，在印度古典音乐界有很高的声望。访学期间，我在加尔各答举办了“首次中印扬琴二重奏‘对话’”;在贾坎德邦举办了“首次中印民乐三重奏‘印度・中国’”;在克什米尔举办“首次中国音乐讲座音乐会”等多场中印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印度所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音乐时空：中国扬琴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有哪些区别呢？您是怎样进行融合的？
刘月宁教授：首先，演奏技法不同。中国扬琴的琴槌是竹制的，敲击时会产生很多颤动的音响;印度扬琴（桑图尔琴）的琴槌是木质的，演奏时要放在琴弦上来回滑动。其次，音乐风格不同。中国的扬琴音乐如同水墨画一般清丽脱俗;印度扬琴音乐更多的是宗教的冥想色彩。第三，文化背景不同。两个国家的扬琴音乐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尽管两种扬琴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也存在一些共性。我们要做的是坚持中国扬琴民族性的同时，寻找二者的共性，最终达到完美的融合。
音乐时空：作为“音乐外交家”您的足迹已经遍及欧、亚、美等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有什么新计划呢？
刘月宁教授：众所周知，扬琴是一件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它的发源地是在中东地区，今年我与伊朗音乐家有合作计划，期待扬琴的“寻根”之旅。
音乐时空：目前，音乐孔子学院也是您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所音乐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有近三年，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刘月宁教授：2012年6月，经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批准，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建立了全球首家以“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海外文化传播”为核心的孔子学院，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专门成立了“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代表学院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境外大学合作建设管理音乐孔子学院，同时举办多种形式的中国音乐海外传播文化活动及研究项目，与世界各国分享美妙的中国音乐。
自成立至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以音乐孔子学院为平台举办了多项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音乐文化活动，其中包括2012年6月的“音乐孔子学院揭牌典礼暨庆典音乐会”，2013年5月的“音乐孔子学院首届音乐节暨启动仪式”，2013年8月的“音乐孔子学院丹麦皇室夏季城堡专场音乐会”，2014年10月的“音乐孔子学院第二届音乐节暨中国日系列活动”等等。
同时，通过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派往丹麦的学院教师及音乐特长教师志愿者，也先后在多所丹麦高中开展中国乐器教学与讲座，并在2013年11月的立陶宛中国音乐周、2014年3月丹麦驻华大使馆官邸文化交流等活动中展示了高水平的中国音乐。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孔子音乐学院办公室”还在国家汉办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织承办了多项音乐文化交流与研究项目，这方面包括2013年12月的“首届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国际高端论坛及主题音乐会”，2014年7月的“首期北京/天津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夏令营’”，2014年10月的“‘纪念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中央音乐学院代表团欧洲巡演”以及2014年与中国唱片公司合作出版的《百首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全国音乐文化领域的人才与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要求，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正式批准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于2014年9月落户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时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怎样的工程？
刘月宁教授：“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全国唯一以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为核心的新平台，协调国内外艺术院校与科研机构等多方面力量，具有教学、演出、科研与体验等多种综合型功能。“基地”以项目的形式举办各类中外音乐文化国际教育与交流活动，今年1月3日举办的“‘同一首歌’中德少年合唱团新年交流音乐会”就是“基地”揭牌的第一个项目。
音乐时空：音乐孔子学院的课程是否会被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纳入教学计划？
刘月宁教授：我们的中国音乐文化欣赏课将于今年9月成为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选修学分课程。
音乐时空：您在去年接受网易采访时提到建立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的倡议，现在教育部是否已经落实？
刘月宁教授：这是全国政协的提案，也是个庞大的工程，目前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音乐时空：您很重视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外国受众的审美习惯，在具体教学、演出中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
刘月宁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2013年专门举办了《与世界分享中国音乐――首届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国际高端论坛》。事实上，中国音乐在国外真正做到传播是很难的，因此，我们的核心理念是分享。
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5
显然，毕业论文作为本科生获取学士学位的重要凭证，以及它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与培养服务社会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短期内是不会被轻易取消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则十分明朗，多次出台文件就毕业论文的组织管理、质量保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不良之风犹如一场瘟疫在整个本科教育中蔓延，作为培养人民音乐教师摇篮的高师音乐院系同样未能幸免。在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音乐专业的学生入大学时对于文化课的要求就要明显低出很多，这先天的营养不良进一步降低了他们抵御不良之风的免疫力。
每每想到这些即将以美育树人为己任、以为人师表为准则的准音乐教师，竟与抄袭、造假等挂起钩来，就觉得汗颜、痛心。痛定思痛，是什么造成了论文写作的不良之风盛行？为什么经过了多年的努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浮躁的学界风气的侵袭以外，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1 缺乏基本的科研能力与论文写作技能
毕业论文是一种特定的文体，是学生在近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对于某个学术问题有所研究，然后通过特定的形式与规范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的一种书面表达样式。由此，毕业论文也就具有了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属性，前者是研究成果，后者是记录成果的方式。这就要求学生一方面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与必需的科研能力，在学习与研究中的确有所发现、用心研究，取得了货真价实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还要具有把成果通过论文这种特定文体准确表述的写作能力，这就要求学生要掌握必需的论文写作知识与技能。如此来说，要想让学生胜任论文写作的任务，其前提只可能是：其一，要教给学生基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技巧，让他们逐步获得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二，要教给学生基本的论文写作知识与技巧，掌握如何搜集资料、布局、论证、行文、注释、修改、润色等技巧。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高师音乐院系开设论文写作课的依然是凤毛麟角，有的至今都没有开设。究其原因，有院系的不重视等主观原因，也的确存在缺少师资、缺少符合专业特点的教材、缺少课程评价标准等客观原因。以教材为例，在2004年以前，全国甚至找不到一本系统的、专门讲解音乐毕业论文写作的教材。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论文写作课在高师的长期缺位。在缺少课程平台的情况下，很多院系只能临时抱佛脚，仅在论文写作前由学院临时指派一名写作能力较强的教师或由学生本人的指导教师零散地向学生介绍一些论文写作方面的知识，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继而，抄袭、拼凑、造假对于学生们来讲也只能是无奈之举了！所以，就此来看，论文抄袭之风确有高师院系理应分摊的责任！
论文写作课的长期缺失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恐怕还不限于此，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一个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研训练、不具备基本研究能力的学生是不符合人才培养规格的，不是高师音乐教师工厂的合格产品.教育部2004年下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中，对音乐教师的培养目标作了明确定位--具有一定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所以，在本科教育阶段让学生获得必要的科研能力，理应是高师音乐院系的责任与义务，是音乐教师教育培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在当下中小学正大力施行课程标准的大背景下，音乐教师的科研、教研能力被寄予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在本科阶段连科研、论文写作的一般技能都不能掌握，恐怕不能称之为合格的音乐教师吧？这不能不说是高师音乐学专业办学的一大失误，值得深思！
当然，有些学院在课程开设上做得比较到位，由专门老师向学生系统地讲解相关的知识与技巧，开课时长常为八周或一学期。论文写作课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让学生有法可依.但同时还须意识到，课程讲授还无力承担起毕业论文写作的全部内容，不能保证学过此课就能让学生远离抄袭，写出符合质量要求的毕业论文。毕竟，学生科研能力的获得远非一朝一夕之功，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它依赖于整个教学系统的集体发力。一方面，要有相当资质的老师挑起论文写作课的重任，开足时数，保证质量。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功夫在诗外,要在日常的学习中注重平时的积累，养成独立思考、勤于思考、乐于思考的习惯。这就要求在高师的教学体系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模式，少灌输、多讨论、多启发，多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问题意识，培养与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在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上，教师完全可以在学生们的能力范围内布置一些实践性较强的作业，锻炼他们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相信在两方面的合力之下，学生完全可以在撰写毕业论文前具备必需的科研能力。
2 缺乏严格有效的论文监管制度
上述两点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导致毕业论文乱象丛生的内因，那么，作为外因的管理制度又是如何呢？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保障着论文的原创性与高质量？
本科毕业论文也叫学士论文，在整个学位教育中，学士属于最底端，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学士论文（毕业论文）的监管制度丝毫不能与硕、博士论文同日而语。后者的写作与答辩通常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与监督机制。论文从选题、开题，到审查、预答辩、答辩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为提高对论文质量的监管所实行的论文盲审制度、抽检制度等早已成为众多培养单位的通行做法。学生论文如果不能通过审查则会被推迟答辩、重新开题、甚至取消学位授予资格，导师则担负相应的指导责任，也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处罚。有的省（市）在学生毕业后，还要再次对论文进行匿名评议，如发现有抄袭造假、质量低下的还要追回已经颁发给个人的毕业证与学位证。所以，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约束之下，学生自然会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论文写作，毕竟，抄袭的风险系数太大，不会轻易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而指导教师也会因承担连带责任等原因自然不敢放松，会认真地去对待自己学生论文写作与答辩中的每一个环节。事实早已证明，严格的制度监控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硕、博士论文的写作质量。虽然也不时有媒体曝光抄袭事件，但与本科毕业论文的抄袭成风相比，肯定是小巫见大巫了。
相比之下，学士论文的监管力度则愈发显得力不从心.论文从选题到答辩、从指导到鉴定大多是院系自己做主，这种教练员与裁判员角色的合二为一，导致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论文质量监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导师还是学生，极易有意无意地放松对论文质量的要求。尤其对于学生而言，本来对论文的重要性就缺乏认识，如果在论文审查与答辩方面又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再加上老师们碍于师生情面而不能完全做到秉公执法,只会让学生变得对论文写作更加缺乏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审查与答辩环节心存侥幸，在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的诱惑之下，抄袭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所以，有好的制度作保障，才能在外部环境上对论文的质量给予一定的保障，才能对学生的抄袭、造假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力。
当然，由于本科教育的大众化根本有别于精英化的研究生教育，所以，完全照搬研究生论文的管理模式也不见得合适与现实。本科毕业论文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来制定办法，并适当的借鉴一些硕、博士论文工作制度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从而形成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与质量监控体系。其实，有的省（市）早就开始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抽检，并把抽检与评优相结合取得了初步成效。以江苏省为例，在2006年江苏省教育厅就出台了《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设计（论文）评优与抽检工作办法》，每年对全省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抽检，不合格的予以通报批评，论文质量优秀的可被评为优秀论文，另外还设有优秀毕业设计团队奖，旨在鼓励学生们进行团队分工协作的研究，以形成研究合力。
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6
【关键词】研究；写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8-0249-01
谢嘉幸，1951年10月生于武汉，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部副主任、教授，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中国音乐心理学会理事，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市音乐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第四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教授，著作：《走进音乐》《德国音乐教育概况（1）》《音乐分析》《音乐欣赏教程》等。
谢教授主要从撰写论文的几个要点等方面来进行讲座的：
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步骤
在这方面，谢教授主要讲的是本研究方向的经典文献、音乐分析与解释的方法、选题与研究方法、研究的过程与写作。研究问题基于背景、经验、兴趣、文献四个方面。作为教师，我们应不断地学习研究，根据学科特色寻找研究方向。我们应边工作边学习，不断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充实我们的教育思想，把我们所学所用同实践相结合，用论文的形式记录下来。
二、选题
1.是否有一种理论或模式是该研究和探讨的；2.是否有特定的问题是该研究或试图借鉴。在这两个问题中，谢教授主要讲研究问题的产生、研究方向与学术价值的倾向、实践和社会需要。理论基于实践，理论应用于实践，研究发现理论自身的不足与缺陷，可以通过实践来弥补。选题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学科发展前沿上的课题，综合性研究的课题，科学上的新发现，新思想、新结论，空白的填补，通说的纠正，对前说的补充。其他学科的启示与移植对研究问题有一定的帮助。选题要注意几个方面：现实可能性（有占有资料的条件、有浓厚的兴趣、能发挥专业之长），课题大小要适当，要能得到指导，考虑限定的时间、计划的篇幅，对课题要加以限定（内容范围不宜太大，难度适中，注意扬长避短）。选题的依据是国内外对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水平及发展趋势简述；论文选题及论题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及应用价值；将在哪些方面有所进展或突破及可能达到的水平等。在选题方面，我认为我们教师应更注重论文的实用性。我们通过众多的教研培训、教学研讨、观摩课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再通过实践来总结出自己的教学特色，从而以科研论文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的成长经历，所以选题对于我们来说，从前瞻性和实践性的角度来写尤为重要。只有选好题目，我们才能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撰写论文。
三、研究方法
一般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的量和质的方面来进行研究，从历史的量化质化研究，从描述的量化质化研究，实验的量化质化研究。1.审核与鉴别：对搜集来的资料作可靠性、新颖性、适用性和典型性的判断；2.分类整理与提炼：将选择后的文献资料按论题的需要进行分类、分析、比较，形成一个宝塔式的分类体系或信息集合。研究方法中包括学科方法和哲学方法两种途径。首先要从文献中搜集事实，把本学科的研究方向的文献进行分类，使之形成脉络分明、层次清楚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课题的不同需要，对资料进行集中、比较、提炼，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做出大致的分析和构思，为构造论文提纲打下基础。分类方法有两种：性质分类、形式分类。性质分类从研究现状相关理论、学科理论、基础理论几方面着手；形式分类从理论、乐谱、图像、音响、音像几方面进行搜集，搜集过程中要考虑文献的真实性。其次是调查事实，要从事实的量化与质化两方面进行调查。然后把事实描述记录下来，最大限度地占有（必要的），最小限度地选取（充分）。楸3肿柿系淖既沸裕一些新鲜的观点、好的见解，最好是原样不动地摘录下来，有原著价值的可以直接引用。记录的文献内容包括事实的时间、地点、人物、内容、原因和怎样，谢教授把其称为五个“w”和一个“h”，即“when”“where”“who”“what”“why”和“how”。然后对事实进行检验。
四、音乐学研究的基本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