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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意见范文1
关键词：生态环境，环境污染，减排工作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aims at the new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reduction work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finall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ly supplies the reference.
Key word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中图分类号：B84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前言
据资料统计，2007年我国前三季度新增燃煤脱硫机组227 台，装机容量7412 万千瓦，脱硫装机容量累计达到2.23 亿千瓦，占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的42%。关停小火电机组903 万千瓦，淘汰小炼铁969 万吨、小炼钢873万吨、小炼焦560 万吨和小水泥2200 万吨；新建和扩建近900万吨/日城市污水处理能力；1700多家重点企业采取了污水深度治理措施；淘汰落后造纸产能170 万吨、酒精产能35 万吨。据测算，2007 年前三季度，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8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0.28%，“十一五”期间首次出现两个指标同比双下降，减排指标的导向性作用开始显现。形成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的社会氛围和道德风尚，可以说正在向生态文明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变。但是，这种成绩还比较脆弱，SO2 排放量也只能是与2005年持平，COD 的排放量仍然比2005 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实例研究，由企业的生产历史统计数据或经验得到了模型中的参数Y0i ,βi ,θi ,σi ,δi , ki , K = 1 - δi - kσi i , i = 1 ,2 ,3 ,由排污相关数据拟合得到运行费用函数的系数ai , bi , ci , i = 1 ,2 ,3 ,数值见表1；设区域内有甲、乙、丙三个燃煤电厂；取污染物总量和总产值的目标值分别为^WN = W0 , ^YN = kt Y0 。以N= 1 的情况为例,计算结果见表2 。
表1 模型参数数值
表2 模型计算中心结果
二 污染减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经济高速增长与污染物减排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经济高速增长对减排的压力非常之大。
（2）如何让人民群众直接体会到污染减排的成果。SO2、COD 的排放总量减少了，能否直接反映出全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城市河流、湖泊、海湾富营养化的程度能否降低，都是未知数。污染物削减与大气、水环境质量的改善不能一一对应的问题，是一个如何让公众感受到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果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3）污染减排经济政策不完善的弱点更加明显。污染减排的经济政策不完善，资金投入已经是现在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最主要限制性因素之一。目前正常渠道满足不了环境保护需求、没有资金投入硬性要求、中央政府投资远未落实、
（4）节能、减排存在政策缺失，没有形成统筹互补的局面。节能能够直接带来减排效果，减排能够产生“倒逼效应”，进一步促进节能。例如，“十一五”期间每节约1 吨标准煤，可减排20.3公斤二氧化硫；而电厂脱硫可使电厂能耗增加1个到2个百分点，这样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必须把节能、减排统筹结合起来考虑。当前我们节能、减排工作结合的力度不够，工作上节能是节能，减排是减排，各有关部门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今后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形成合力。另外，现在的工作也没有将农业纳入减排的对象和视野。
根据测算,城市煤气可以减排二氧化硫、颗粒物和苯并芘分别为3600 吨、17900 吨和8. 86 吨。由此可知,独立焦化企业、钢铁联合焦化企业以及城市煤气污染物减排总量二氧化硫、颗粒物和苯并芘分别为3. 59万吨、17.39 万吨、110.01 吨(见表2) 。焦化污染物二氧化硫、颗粒物和苯并芘应分别控制在22.04万吨、47.47万吨和882万吨(见表3) 。
表3 焦化污染物控制总量
污染物 污染物控制总量
二氧化硫 22.04
颗粒物 47.77
苯并芘，t 882.00
表4环境约束下的焦炭行业产能规模
污染物 排放系数（千克／吨） 焦炭产量（万吨）
二氧化硫 ≤0.14 152000
颗粒物 ≤2 24000
苯并芘，t ≤0.00154 572727
(5)根据清洁生产二级标准,中国满足二氧化硫排放控制目标的焦炭总量为152000 万吨,满足颗粒物排放控制目标的焦炭总量为24000 万吨,满足苯并芘排放控制目标的焦炭总量为572727 万吨。根据“短板原理”,要满足污染物控制目标,焦化行业的焦炭总量规模应选择24000 万吨。
(6)不同炼焦模式污染物减排水平不同。独立焦化厂是中国焦化企业存在的主要形式,相对规模小、数量多,环保等配套程度较差,煤气利用等环节投入较小,部分独立焦化企业煤气直接放空燃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污染物减排量占到减排总量的76 %～91 % ,是焦化行业污染物减排潜力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焦化厂和城市煤气焦化厂减排数量小、潜力不大。独立焦化厂要重点加强提高炼焦工艺技术水平和环境建设能力,提高产业的集约水平。
(7) 焦炭总量规模测算以清洁生产二级标准为目标,从整体上看,中国炼焦污染物排放水平高于清洁生产二级标准,大机焦炉排放的二氧化硫比清洁生产二级标准高出0.4 倍,小机焦炉高出13 倍以上。因此,焦炭企业要达到清洁生产二级标准,实现污染物减排目标,必须淘汰小机焦炉、改良土焦炉,扩大焦炉容积并配备高效能的脱硫除尘等环保设备,下大力气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
由下表查得该电镀厂的行业类别3460 , 查找《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第九分册, 查对应的“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制造业产排污系数表”。第二步, 根据下表确定实际产品为“镀镍件”, 原料为“钢铁工件”, 工艺为“镀前处理- 电镀- 镀后处理”, 规模为10 万平方米P年的“四同”组合, 查得对应的各项污染物指标及对应的产排污系数见下表 。
表b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制造业产排污系数表
表c污染物指标对应的产污量和排放量
将产品的实际产量乘以各污染物指标对应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 即可得各污染物指标对应的产污量和排污量,见上表！
三 对我国今后减排工作的建议
（1）建立全过程减机制。构建从污染物产生的源头到排放的全过程系统减排体系，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前提，节能、降耗、技术进步、治污、监管、激励、增效系统推进，全社会参与、全过程推进、全方位考核。强化资源需求端的前端减排和经济运行过程的中端减排，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加大清洁生产审核力度，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从根本实现节能减排。要突出地方政府的减排责任，并采取税收、补贴等综合有效措施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的伟大实践，引导全社会“深度”参与节能减排。
（2）有效控制不利于污染减排的行为。通过制度变革遏制破坏环境的行为。严格按照污染物减排考核办法的要求，对国资委管理的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中逐步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的权重。突出地方政府的减排责任，改变上级环保部门考核下级环保部门的局面。提高环保部门独立性。监督中央政府部门带头实施规划环评。
意识形态工作意见范文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生委（局）、卫生厅（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药监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计生委、卫生部、药监局《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决定在全国开展贯彻落实《规定》的督查工作。
各地应认真组织对各级和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规定》的督查工作。督查的重点内容为：依照《规定》的要求建立并落实各项有关规章、制度的情况，特别是对违反《规定》行为的查处情况。各地应于每年年底前将督查工作情况逐级上报到省级主管部门汇总，再分别上报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将于2003、2004年对各地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规定》的情况进行联合督促检查，抽取部分省（区、市），听取有关部门关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情况汇报，抽查所辖部分县（市、区）的计生（包括计生行政部门和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卫生（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妇幼保健院、个体诊所）、药监（包括药品监督行政部门、药品生产及经营企业）等单位贯彻落实《规定》的情况，并将汇总对各地督查结果，予以通报。
意识形态工作意见范文3
城镇化被解读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城镇化常常被误读为城市投资、城市建设。
如何避免城镇化变成新一轮“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只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镇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
“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过去粗放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扩张必须终结，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郑永年说。
城镇化应关注“人”而不是“地”
紧紧围绕GDP去做城镇化，会使城镇化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什么城镇化会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要改变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建设内需社会，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内需社会主要是一种“urban phenomenon（城市现象）”，没有城市化，消费社会很难建立。传统农业社会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提高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
但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去实现？如何去收获城市化的好处，避免负面效应？大家不清楚。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城市化就是“GDP主义”的翻版。他们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的扩张，从GDP的角度去理解城市化。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消费是人的消费，不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哪能建立起消费社会。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是从”的城镇化，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为人的城市化服务的工具。消费社会是城市化的一个产物。而GDP根本不用去谈，城市化肯定会带来GDP。如果非要通过城市化达到GDP增长多少点，这会使城市化变成“disaster（灾难）”。
现在，地方政府关注土地，银行关注土地，开发商关注土地，有人去关心“人”吗？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弊端。
我到过中国很多城市，城市化造成多少浪费有目共睹。前面一个市长规划的项目，还没做完，下一任市长又要重新改、重新建设，公路、楼房、桥梁，拆了又建，一直在产生GDP，但这是巨大浪费之下的GDP。城市化如果没有很好的统筹规划，会变成“disaster（灾难）”。
中国前30年的城市化，就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了。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速度也不慢，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城乡二元的分割，至今还存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身份没有转化，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元社会”：城市居民、农民、农民工。城市化产生了那么多的“城市贫民”。中国的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应该有3亿～4亿人。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光是关注这几亿人口的城市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了。
中国城镇化应有四种模式
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支持城市扩容，另一种是支持多建小城镇，打造“小市大镇”？您更赞同哪一种观点？
郑永年：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假命题。中国这么大，有13亿人口，一个笼统的政策怎么推行得下去？政策越不细致，到地方政府那里，就越会变成“土地城镇化”，会变成对农民的新一拨掠夺。
我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城市要升级。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要通过产业升级、服务升级、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城市升级。亚洲很多城市，比如新加坡、韩国首尔，都在这样做。
二三线城市，应该提“城市化”。
小城市，提“城镇化”，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
至于农村，我们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村。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70%城市化率是个顶峰。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的附加值就不一样了，城市人会特别向往农村。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
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保护农村”，就要中央去考虑。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一揽子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政府不仅要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社会建设的责任也要承担。
土地问题不解决，
户口问题也无法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您认为土地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大家都在讲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就会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农民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土地制度怎样改，有两种观点：私有化和国有化。我认为，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比较困难。现实可行的，是先将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将地方政府与土地的权力分离开来。土地国有化，要给农民一定补偿。之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或者说家庭化。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有比较好的经验。
土地使用权私有化之后，就可以流转，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农村，土地可以集约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农民工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居民需要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户籍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跟户籍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没法得到真正解决。
农民手里握着土地，不想转成城市居民，他在城市也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有农村生活经验，完全可以再回到乡下。第二代农民工，很大部分是生在城市，或者长在城市的，对农村、对农民生活没有一点认同。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出现了。对于这些回不去的人，有哪些考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社会稳定的问题，更不用说公民权了。
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是大方向
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城市化、城市升级离不开城市体制改革，请问城市体制改革有哪些着力点？
郑永年：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是个大方向。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以新加坡为例，人口600万，只有一级政府。中国同样规模的城市，有四级政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有比较好的实践经验，只有区一级政府，下面设置派驻机构。
同时，还要考虑取消城市内部的各种非行政组织的行政级别，主要包括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城市升级，还不仅是机构的改革，还应当提升城市的附加值。在欧洲，城市越古老，附加值越高。而中国有些城市，很自豪地说我有几千年历史了，可是谁也看不到几千年历史的痕迹。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粗放的城市化，城市化要精细，从细节上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如您所说，我们有些城市是官僚的城市，政府对城镇化的过程大包大揽，过多地干预，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郑永年：一定要搞清楚，城市化的主体是谁？在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是官员，是政府。城市化是政府规定的城市化，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有些官僚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为地现代化，不照顾传统，不仅没有创造城市文明，反而在消灭城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