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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儿子的文案范文1
2015年拍微电影《爱之光》终获成功，“狼导”的称号盛传。年近而立感情无依，就在父母担心他孤独终老时，2016年3月20日，他结婚了。他说：“看着你们遮不住的白发，我知道有个家，是对你们最好的孝道。”
“叛逆”少年，南下北上追求音乐梦
伍俊杰1985年出生于贵州遵义，是个叛逆小子，13岁自学吉他组建校园乐队，多次在校际联欢时演出。音乐上的“早慧”并没带给他“光环”，他逃学，父亲的扫帚挥在他的身上：“回去上学，不然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伍俊杰听不进去：“我不读书了，也会闯出一条路来的。”
2002年新年刚过，17岁的他与父亲争吵后不欢而散，带上家里的几千元钱南下广州寻梦，父亲气得宣布与他决裂。初到广州的伍俊杰，无一技之长，年龄达不到打工的要求，带去的钱很快就花完了。走投无路时，一家餐厅的老板收留了他。他每天累得浑身酸软，双手沾满油污。他想起了中学做校乐队主唱的日子，对自己说：“我要坚持，总有一天要站上一个大舞台，我不会让父亲丢脸的！”他走到哪里，吉他就背到哪里，只要有空，就把吉他拿出来练习。春节回家时，他也不忘背着吉他边走边弹，街坊就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看，那个傻子！”他的不务正业，在大家眼里是个异类。
2003年，伍俊杰回到广州开始断断续续的走穴生活，在街头商演中客串，他组建了一支超音乐团，自己担任吉他手。伍俊杰把所有空闲时间用来练吉他，写歌词。在广州逼仄的出租屋里，地上经常摊着用过的菜单纸，背面是他手写的歌词。这期间他创作了好几首原创歌曲，《亲爱的别走》、《天凉比过秋》、《超音梦想》等，“广州的天空有飞鸟掠过/没什么可以骄傲的……”他把生活、理想和奋斗，统统写进歌里，青涩的笔记下的是梦想的雏形。父亲，我已经站在闪亮的舞台上，你看得到吗？
2004年6月，在广州高校举办“校园你是我最爱”演唱会上，伍俊杰和小伙伴们的精彩演出，获得此起彼伏的掌声。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因为合同问题，他与中国校园音乐网解约了。
2006年底，为了心中的音乐梦，伍俊杰只身前往北京。但首都的演艺圈高不可攀，伍俊杰永远记得，他把自己写得最满意的一首歌，递到一个资深音乐人手里，对方嫌恶的表情和伤人的话语：“就你这垃圾，满大街都是！”无情的话语，几乎要让伍俊杰崩溃，他跌跌撞撞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过往的记忆像放电影般涌入脑海。他终于明白，父亲打在他身上的棍子，是多么的恨铁不成钢啊，这意味着他将走上一条更加艰辛的道路，做父母的又如何忍心呢？而今天，他不得不吞下年少叛逆的苦果。
接不到演出，他只得在北京郊区一家木工厂做起了木工，他安慰自己，歌手阿杜出道前也在工地上提过水泥桶。放下广州曾经的辉煌，伍俊杰从零开始，除了睡觉，就是写歌。他记起曾对父亲说过的话：“我会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路来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信念在苦苦地支撑着他。此后，伍俊杰相继创作了《一个人走》、《后悔药》等原创音乐，在一些音乐空间广为传唱。2007年，伍俊杰签约北京天翔世代唱片公司，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人。
喜极而泣的他，再也忍不住拨通了家里的长途电话，他向父亲“报喜”，谁知父亲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你谁呀？你是我儿子吗？我不认识你。”
扛过抑郁症，从低谷中破茧成蝶
父亲的冷漠刺痛伍俊杰的心。在父亲眼里，自己一文不值，伍俊杰知道父亲不肯原谅他，还气他负气离家。伍俊杰在北京默默积蓄力量，渐渐地，“伍俊杰”的名字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名气，有人找他商演、写歌;伍俊杰通过演出认识许多明星，又当起了明星经纪人;伍俊杰有了数十万元积蓄，还买了新车……25岁的伍俊杰可谓“少年得志”。
可是夜深人静时，伍俊杰的内心苦闷不已。亲情疏离，他为年少时莽撞的决定后悔，离家千里他才知道，自己最渴望的是得到家人的鼓励和认可。两年后，他决定回家乡贵州创业。
2009年，伍俊杰和朋友合伙创办公司，朋友做影视，伍俊杰做音乐。两人各自掏空身家，但在开业前，伍俊杰家中被盗，设备全部被窃，血汗钱化为乌有。两个年轻人的心坠入谷底，伍俊杰卖掉自己的新车，又借了30多万元，勉强把公司撑起来，但合伙人卷款跑了。那一刻，撑到极限的伍俊杰，一下子瘫倒在地。
“60万元荡然无存，其中大部分是借款。”伍俊杰回忆道。当他用颤抖的手拿起手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父亲。父亲的声音依然冷漠，伍俊杰的眼泪夺眶而出：“爸爸，我被盗了……”“被盗了多少？”父亲的声音透着焦急。“全都被盗了，合伙人也跑了……”他像孩子一样无助哭泣，父亲的心被狠狠揪了起来。
第二天，父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伍俊杰面前，通红的双眼写满焦虑。“我以为你们不会再管我呢！”“傻孩子，你有成绩，我们不会沾你的光;可你跌倒了，我们一定会扶你！”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绝望紧紧攫住了伍俊杰的喉咙，他感到窒息般的难受，他整夜失眠，茶饭不思……
一天，父亲和母亲买菜回来，居然看见儿子站在楼顶。父亲的心快要炸开了：“孩子，别做傻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爸就是把房子卖了也要帮你……”闻言，伍俊杰惊醒过来，自己不负责地走了，最伤心的是父母，他最终走下了天台。母亲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父母寸步不离地守护他，看他心情还好，就会小心翼翼地说：“你还年轻，没什么可担心的，大不了重头再来。”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其实患上了抑郁症。
从2009年底到2010年的大半年时间里，伍俊杰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每天胡思乱想，所幸一直陪伴的亲情，终于唤醒了伍俊杰心底的坚强。他说：“没有父母，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不可能有你们口中的‘狼导’”。
8月的一天早上，伍俊杰破天荒地说：“虽然公司垮了，接的单还得完成，欠的债还得还，是时候走出去了。”听到儿子重振旗鼓的话，老两口瞬间泪如雨下。
为了继续运转公司，伍俊杰一个人兼任文案、摄影、词曲创作等，每天都是凌晨四五点才睡，忙得像个陀螺。但无论多晚，窗前都有一盏灯等着他，父母的爱，点亮了伍俊杰的心灯。
为了掩饰“空壳”公司，伍俊杰一人分饰多角，前台、经理、导演、老板……他像个无敌“超人”。为了父母，伍俊杰不能颓废下去;为了父母，他要继续战斗，他不是一个人。就这样，伍俊杰靠“演技”撑起了公司，又凭借实力赢得了声誉，终于结束了单打独斗的局面，有了一支合作的队伍。
独“狼”不再孤独，终于有了温馨的港湾
伍俊杰一边赚钱还债，一边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2012年，由他拍摄的微电影《都市陌生人》在各大网站“上映”后，非常火爆，连续数日点击量首位。遗憾的是，后来投资的几部电影，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但伍俊杰早已百炼成钢。曾经的苦，是生命中最好的馈赠，他仍然努力写歌、创作剧本、拍摄微电影……
机会总是青睐执著而坚毅的人，2013年，伍俊杰为供电局拍摄的微电影《爱之光》，经费少得可怜，他一个人把编剧、导演、剪辑、监制、生活制片等很多工作都包揽了。为了节省经费，出外景时，累了他就在地上摆一张反光板，躺下就睡。后来这部片子，荣获全国中电传媒杯微电影大赛一等奖，两天点击率100多万。
此后，伍俊杰的电影之路越走越顺，邀他合作做导演、栏目制片人的合约纷至沓来，多家媒体报道他，他成了最有潜力的新锐导演。
2015年，伍俊杰的第二部宣传大片《日记》，再次获全国中电传媒杯微电影大赛一等奖，同时还获得中国“安迪杯”微电影大赛银奖。伍俊杰做的这一切，只为了让父母在家乡的电视台中看到他的身影。三十而立的伍俊杰褪去了身上的青涩，成长为有担当、有影响力的“狼导”。他戴着一幅黑框眼镜，不怒自威，很多怀抱着明星梦的演员慕名而来，但他说：“我认为，做演员长相、演技固然重要，但还要吃得了苦。”
伍俊杰的事业越来越顺，人也越来越忙，虽然家近在咫尺，但他没有时间回去看看。一天晚上，伍俊杰驱车100多公里回家，一进门，看到母亲正在给父亲染发，母亲拿着调好的黑色发膏，涂在父亲霜白的头发上。看到他回来了，母亲一笑：“小杰，看，你爸现在也臭美起来了，嫌弃自己的白发。”不知不觉，父亲已经这样苍老了吗？记忆中，那个高大的身影，如今却这样苍老！自己这些年只顾前行，却忘了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交代。
那天，伍俊杰在贵州最繁华的路口，看到了他的作品广告：他的新电影，偌大的几个字――伍俊杰作品。作为导演，伍俊杰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作为儿子，他却欠下对家人的责任。
一天，伍俊杰接到一个电话，是母亲打来的：“你父亲今天上山采草药，不小心脚底打滑……”后面的话，伍俊杰已经听不见了，他跟副导演匆匆交代一番，赶往医院。看到打着石膏的父亲，他大发雷霆：“采什么草药啊，这世上有灵丹妙药啊？也不看看您多大年纪了！”母亲把他拉到一边：“小杰，你爸都是为了你，看你成天忙得不得了，他是心疼你没有人照顾啊。”父母从没有表露什么，没有催促，以致他30岁了还活得任性。在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只有父母在意你累不累，他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在新戏《寨中债》的拍摄中，伍俊杰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他和剧组女演员罗文萍经过半年朝夕相处，2016年3月20日，他们结婚了。在伍俊杰导演的结婚MV中，他终于当了一回主演。
在婚礼现场，伍俊杰对妻子说：“感谢有你，让我在能负责的年龄，遇上了你。今后让我们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相濡以沫地走下去。”然后，伍俊杰跪在父母面前，哽咽着对他们说：“感谢爸妈30年来对我的支持，儿子长大了，绝不再让你们失望。一直以来，我让你们操了太多的心，来世，我还做你们的儿子。”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幸福的眼泪悄然滑落。在场的亲朋纷纷掩面拭泪，这个曾经叛逆的少年，终于与父亲握手言和，成了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
母亲和儿子的文案范文2
与苗建中相比，今年42岁的易先生相对幸运。他是上海一家小企业的老总，一段时间以来，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自己没有能力应付公司事务，也无法保住大伙儿的饭碗。易先生睡眠不好，早上四五点就醒来，烦躁不堪，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目前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平均为3％－5％，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5％－8％，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抑郁症的发病率还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我从来没有开心过”
“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开心过，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陈小姐说。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三楼治疗室里，个子高挑、面容娇好的她，显得十分安静。
“我和父母半年加起来说的话，也没有今天多。”陈小姐说。在陈小姐的记忆中，长期患有胃病的母亲一直没有工作，脾气十分不好，和奶奶的关系很紧张。当司机的父亲总是沉默，把家当作旅馆。在这个家庭中，吵架是家常便饭。
“家人对我所说的话不感兴趣，我也觉得没意思，久而久之就无话可说了。”七岁那年，母亲和奶奶为了洗脚水的冷热而大打出手，她感到不能表达的愤怒。让她更不能忍受的是，大人们一会儿把她当作出气筒，一会儿又把她当作拉拢的对象。奶奶说：“好孙女，你妈妈那样对我会遭报应的，我最疼爱你，不要理她。”妈妈说，“你是我生的，不准你对你奶奶好。”
陈小姐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僻，不和小朋友玩。“我还是很听家人的话，但是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没有主见’。”她说，“我总是做了一件事情就后悔，反复地想，不停地责备自己。”
2005年7月，陈小姐从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先后面试过多家公司，10月份才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做文案的工作。
在同事的眼里，她只是比较内向，但她知道自己经常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在别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对她而言却不同寻常。比如一个同事来了，该不该打招呼，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足以让陈小姐感到痛苦，“打招呼挺没意思的，但这是礼貌。”在她脑子里，总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后来她找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经过测试，她患有中度抑郁症。12月初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接受了一个月的心理治疗，医生说差不多快恢复了。
“我的网名叫梦醒江南，因为始终迷迷糊糊的，我想早点醒过来。”陈小姐说。
成功的人应该正视别人的优点
记者采访过的几个患者有个共同点，就是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及对自己的过高要求，一旦面临挫折就难以接受。
朱岩是个帅气的小伙儿，一米八左右的个头，2005年12月3日，记者在治疗室里见到他时，他侃侃而谈，十分自信，“这个礼拜我就回美国继续完成毕业设计。”他说。
但是几个月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不想说话，双眉紧锁，一脸倦容，当时是非常危险的重度抑郁症。”主治医生刘义兰说。
1979年出生的朱岩，从小成绩优秀，一直生活在赞扬声中。1998年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大学同学都是从独木桥上挤过来的，他的优秀在大学里一下子不那么明显了，他甚至感到自卑。2000年朱岩自费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他说，希望这次用成功来获得大家的认可。
在德国，朱岩和同学交往很少，一直拼命学习，曾多次获得奖学金。2004年，即将毕业的朱岩，获得一家大型公司的资助，到美国进行长达10个月的毕业设计。他非常看重这次毕业设计，希望能有重大创新。但他最终不得不承认难以达到自己的预期。同样受资助的室友也来自中国，一位比他大五岁的博士，但比他工作得出色。
从2005年4月开始，朱岩有一个月时间一直睡不着，还不时伴有耳鸣。他觉得自己处在谷底，找不到出路，“非常害怕，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他强迫自己离开美国返回德国，但是仍然不见好转。他开始在德国约见心理医生，但是两个礼拜的预约时间让他觉得太漫长了。
2005年6月初，他回国并在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但情况依然越来越严重，甚至多次想到自杀。8月他来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始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朱岩说，他现在对书店里卖的“如何教你成功”、“怎样让大家喜欢你”等等书很反感。“我觉得成功的人应该能够正视别人的优点，发现别人的长处，善于合作。像我这样从小被宠坏了的孩子，心理成熟比较晚，承受能力也很差。这些人的心理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35岁的张女士是一家大型科研单位的工程师，从不服输的张女士，一直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没有其他兴趣爱好。因为业务出色，被单位公费选派到欧洲学习半年。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张女士，在出国前就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准备满载而归的她，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语言关，她虽然拥有一定语言基础，但还是发现自己经常听不懂别人的话，更糟糕的是始终难以进入工作状态。张女士对自己十分失望，慢慢地她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一起来的同事后来发现她不修边幅，一个人长时间呆在房间里，才知道问题严重。单位让她回国修养。回国后的张女士被安排在家中休息。“我被遣送回国了，没脸见人了”，这种念头一直萦绕在她脑中，她几次想到自杀。最后，她竟然在马路上掐死了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女孩儿。
而发生这一切，前后不过三个月。“这下我变成了罪人，可以枪毙我了。”刘医生看到她的时候，她一直自言自语，显得十分兴奋。刘医生说，这种情况是间接自杀，她本身没有勇气自杀。
617亿的损失
一项估算是，全国人口12．5亿，按照抑郁症2．1％的患病率，约为2625万。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和伤害他人。
刘义兰医生说，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如遗传因素，性别因素，儿童期的经历，人格因素，躯体因素，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依赖，药物因素等。青春期，更年期及老年期，这是三个相对集中的发病年龄段。
在全世界疾病的总负担里，据统计占第一位的是精神疾病，而在所有精神疾病里，抑郁症占第一位。2005年10月份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泛亚太心理卫生大会上，一份《中国抑郁症的花费研究》公布说，“抑郁症给社会和个人带来617．41亿的损失。”这个结果包含了治疗成本、照料者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损坏财产的价值、患者患病成本以及死亡代价等。
何燕玲教授是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之
一，她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她告诉《望东方周刊》，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每10万人中有23．23人自杀死亡，其中因为抑郁自杀约占到40％。
抑郁情绪是人性的常态
加雷斯・奥卡拉罕，一位患重度抑郁症的爱尔兰电台主持人成功走出抑郁，他在《别了，抑郁》一书中写道，“在未来的15年，抑郁症在全球的发病率将高于癌症和艾滋病，成为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头号杀手。”
一项在深圳企业及机关年轻白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近80％的白领心理存在中度障碍，表现包括强迫、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等。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忧郁、偏执、强迫。
在社会学家看来，抑郁跟人们所处的社会总是紧密相关。“抑郁症是全世界范围的病，社会快速进步的时候，由于各种因素的不协调，人们的挫折感就会产生。”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处在巨变中的人们产生不适应感也很自然。
在顾晓鸣教授看来，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理解抑郁症和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对抑郁症的提出和重视，说明整个社会更关注个体的精神健康，另一方面，抑郁症并非单纯地和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压力挂钩，有时和个人拥有的自由多少有关，当社会对个人约束比较少，个人自由增加的时候，抑郁症出现的几率反而比较高。顾晓鸣教授认为，正是自由，给每个人提供了自己选择的可能性，在个体解放的同时，也会让一部分人迷茫，特别是当个人没有模式可以遵循的时候。
顾晓鸣和于海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都强调，社会一方面应重视抑郁症，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夸大。抑郁情绪是伴随着人类始终存在的，这是人性的常态。心思越敏感的人，对事物的感知就越细腻，受到的刺激可能就越大，但对人来说感情丰富并不是坏事。应将一般性的抑郁情绪和严重的抑郁症加以区分。
精神类疾病入侵
吴芳兰 张 琰
两年多来，何燕玲医生一直在为自己推迟一次约会而耿耿于怀。何燕玲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
当时一位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找到了她，希望她周五到家中去看一看自己的母亲，母亲患有重度抑郁症，但是父亲一直不允许母亲去医院救治。
何燕玲因为临时有事，就推到了下一个周二。到了周二，同学在电话里告诉她，母亲在周一凌晨5点跳楼自杀了。
“我非常后悔，因为一件小事情推迟这次约会，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何燕玲说。
许多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根源在于社会普遍忽视精神类疾病”。
对精神类疾病的歧视
2005年12月初，记者打车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听是精神卫生中心，司机立马流露出异样的眼神。
接受采访的几位医生表示，由于怕被误认为是疯子，大多数人对于精神类疾病心存疑虑，不愿正视自己心理上存在的问题。
2003年北京地区抑郁障碍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在北京市正式户籍的常住人口中，出现抑郁症状后从未就医的为62．9％，到综合医院就医者为31．39％，到精神科就医者最少，为5．8％，其中71．8％的人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缺乏了解。
前文提到的那位任某企业老总的易先生，去医院就诊的过程也非常偶然――易太太带着12岁的儿子来看医生，因为儿子不爱学习，在家里发脾气砸东西，甚至拿菜刀砍人。在何燕玲医生分析病情的时候，易太太突然说自己的丈夫好像情况更严重，何燕玲于是建议她丈夫也来看医生。
后来的事实表明，易先生当时的症状确实已经很严重了。易先生在诉说自己的情况时，突然痛哭起来。一旁的易太太却大声骂道：“你这个无能鬼，就知道哭!”
“我当时心十分痛，这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但是家人根本不知道，甚至也不理解。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何燕玲说，大多数抑郁病人不能专心工作，他们关上门，却不做事情。
对精神类疾病的歧视是个普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几乎三分之二的精神疾病患者从不去看医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怕影响声誉，遭受歧视、冷漠等，这些观念阻碍了他们的治疗。
治疗的薄弱
在产房，一名产妇拿起护士剪纱布的剪刀，开始割自己的手腕，护士一把夺去了剪刀，然后去找纱布准备给病人包扎伤口。在这个空隙，产妇跳楼自杀了。这是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但是护士并不清楚，也没有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最后酿成惨剧。
“这样的悲剧本可以避免，但是很多人对抑郁症认识不够，甚至包括医生。”何燕玲说。
由于抑郁症的病症常常被躯体的病痛和精神上的焦虑所掩盖；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项针对综合医院就诊者的心理障碍调查中发现，患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但识别率平均为55．6％，上海的识别率为21％，远远低于国外水平。
中华医学会对2400名就诊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焦虑普遍存在于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心血管科和消化科病人中，其发生率高达20％－25％。
“心理科的医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刘义兰医生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拥有心理咨询师85名，而能够为抑郁症患者提供心理治疗的只有20名医生。“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要接受五年的临床工作，然后要经过三年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培训，并经过考核，即要经过八年，才能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中国的心理医生仅有一万多人。在美国，心理医生与总人口的比例约为千分之一，我们的比例则是万分之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表示出他的担忧。
专家认为，抑郁症的治疗并不复杂。赵国秋说，就当前的国情来说，对心理医生的培养要分层进行。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培养心理卫生的专家，这个周期比较长，另一方面，也要培养更多的从事心理卫生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们要做的是一个普及性的工作，这个培养周期相对来说就要短一些，也能满足更多的社会需求。
赵国秋也提到在心理卫生治疗领域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心理咨询门诊，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资质，还有一些自称为“心理大师”的人，纯粹就是骗子。赵国秋认为，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心理医生的需求量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心理问题的基本认识不足。
构建和谐心理
抑郁症正在成为世界问题。纽约城市健康委员一位官员曾说：“抑郁是纽约头号疾病。”
面对这种现状，不少国家缺少必要的政策、计划和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对185个国家所做的调查表明，41％的国家既没有精神健康政策，也没有在初级医疗中建立能对那些严重病症进行医治的治疗中心。另外，25％的国家缺少相应的立法，28％的国家没有这方面的独立预算。
“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精神卫生服务延伸，仅靠现有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是远远不够的，要加大对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工作的力度，并应延伸到社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马弘告诉《望东方周刊》。她同时表示，中国现在比较重视精神卫生工作，卫生部也正在加大落实200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