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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主要内容范文1
本文旨在阐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史诗性的品格及其形成原因。文章首先论述《三国演义》的一般史诗特征，然后从《三国演义》一书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以及众多智勇超绝的历史英雄等方面，阐述《三国演义》史诗性的品格的生成特点。
【关键词】 《三国演义》 史诗 品格
我国古代在叙事史诗的创作中没有产生过象西方《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宏篇巨制。但《诗经·周颂》的一些诗篇已呈现出史诗所特有的崇高风格，还有司马迁的史传作品，通过人物活动的描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也已具有史诗的性质。到后来的宋元讲史，其体制的阔大，人物性格的鲜明，情节的曲折动人，就更具有史诗的风格了。在这样一个深厚的文学传统的根基上，加之“吾国人具有一种崇拜古人之性质，崇拜古人则喜谈古事，”［（1）］，于是到明代便产生了《三国演义》这样“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的大型史诗性叙事作品。
一、《三国演义》的一般史诗特征
所谓史诗性作品，必须具备史诗内容和史诗形式。就是说，它必须描写具有全民族性和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展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广阔的社会面貌，反映整个民族的命运，它所描绘的事件和人物不是片断的、单调的，而是极为纷繁而多样的。因而它的结构必然是宏伟而严整的，气势必然是雄浑而壮阔的，画面必然是广阔而立体的。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得上是史诗性的。《三国演义》就是这样的文学史上少见的史诗性作品。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时代的重大历史变革以及这个变革时代的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揭示出东汉覆灭、三国形成至消灭的远因和近因，总结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这种重大历史题材的生动具体的再现，使《三国演义》必然地具有了壮阔的场景、博大的艺术时空，数百个历史性人物包括英雄与小人，生活、驰骋于这个艺术大世界里。从时间上，它涵盖了三国一代近百年的斗争历史；从空间上，它从辽阔中原，写到东吴、西蜀，乃至南方蛮荒之地；从事件上，它反映了三国兴亡的重大史实；从人物上，它叙及各个阶层的人物，包括封建帝王、文臣武将、平民百姓、医家隐士，乃至各类女性。《三国演义》的体制结构是恢宏的，容量是巨大的。它具有史诗的基本风格与气魄。
三国时期的历史事实的特殊性，有助于史诗性作品《三国演义》的成功。因为三国的历史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品格，诚如王大错所说：“有史以来，以汉末三国之局为最奇，亦惟三国人才为最众，三国之贤奸邪正别白最为显著。故夫四千余年之历史，当以三国为关键而代表之。”鲁迅先生也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的材料。”［（3）］《三国演义》将三国的历史奇局，众多英雄的智术武勇以及英雄们施展身手的广阔时空，艺术地传奇式地立体地搬上小说的殿堂。这种特定历史主题的文学性展开，使文学作品具备了涵融历史兴味与时代感的史诗审美特质。
由于史诗多表现英雄创世的重大显赫行动与业绩，因而常常带有传奇性与神话色彩。作为英雄传奇的《三国演义》就极富于这种传奇性与神话色彩。虽然《三国演义》从总体上说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但实际上它也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英雄史诗。它的表现历史材料的同时，运用史诗式的超现实的手段表现某些超现实的内容，如刘备的跃马檀溪、访水镜庄、三顾茅庐，关公的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玉泉山显圣，诸葛亮的空城计、八阵图、擒孟获等。通过这些传奇事迹的叙述，展现三国英雄的超人特征，其中大多杂有传奇色彩、神话意味、宗教意识，甚至有些篇目简直可以看作神话，如在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过程中，伏波显圣、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出甘泉等故事便可作如是观。所以毛宗岗说：“每读《西游记》，见孙行者三降妖；读《水浒传》，见公孙胜之斗法，以为奇幻。不谓《三国志》中已备《西游》、《水浒》之长矣。”［（4）］”“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5）］。毛氏的看法虽不免有些夸张，却是很有见地的。
二、战争场景的审美化
西方古代的英雄史诗常常以战争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通过战争的激烈冲突展现主人公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力量。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成为史诗的极好素材。正如黑格尔所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在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6）］又说：“在战争中主要兴趣在于英勇，而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既不宜于抒情诗的表现，也不宜于用作戏剧的情节，但特别宜于史诗的描绘。”［（7）］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的“战争情况中的冲突”以及“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是特别适宜于史诗描绘的对象。《三国演义》正是在这方面最充分地表现出它特有的史诗美质。与西方史诗的战争描绘相比较，《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则更富于审美韵味。《三国演义》绝少正面去表现血肉横飞的战争恐怖和目不忍睹的惨象，更多的是展现战争双方的斗智斗勇：或表现运筹帷幄的奇谋巧思，或偏向于用写意传神的手法表现英雄人物的“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智谋和武勇，是三国战争描写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也是战争审美生成的两个重要方面。《三国演义》描写战争，但不宣扬好战，而是表彰非战争的和平慈爱的正义思想；它真实具体地展示战争的全过程，但侧重点却放在外交智谋的较量上，形象地体现“上兵伐谋”的兵法观。从《三国演义》的战争中，我们每每看到人类智慧的闪光，而不是血淋淋的恐怖与残酷。它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近距离地体味人类心智带来的审美愉悦；而对于残酷的厮杀打斗，则让我们作远距离的观照，给我们展示勇武与力量的阳刚之美。
《三国演义》所写近百次的大小战争皆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道理：运用智谋，是在战争中获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因之《三国演义》的战争往往以大量笔墨展现由于智谋的正确实施而引起战争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从而使人领略人类智慧的伟大与美感蕴涵。小的战例且不说，仅就影响三国大局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而言，这些战役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智谋的运用。小说用“计”、“智”等字样作标题的回目，达到二十八回之多，如“孔明用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中计”、“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诸葛亮智算华容”等等。而在实际的描写中，几乎从开篇第一回到终卷第一百二十回，通篇都闪耀着智慧的灵光，这恐怕是《三国演义》充满“魔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和西方史诗一样，《三国演义》也将主要篇幅用来写战争，但排斥对残暴惨景作正面细致的描述，所谓“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这一点又显异于西方史诗。《伊利亚利》第二十二章对阿里契斯杀死赫克托耳及其侮尸行为，写得十分细致具体，读起来令人毛骨耸然，不寒而栗。《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则使人读起来产生一种审美的感受。“赤壁之战”用了八回的篇幅，可谓非常具体了；在战争中曹操损兵折将，败得很惨，应该说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但作者没有让我们感到惨不忍睹、毛骨耸然。这是因为书中的主要笔墨没有放在刺刀见红的具体打斗上；除了表现巧计迭出的奇谋智术外，又插入许多富于诗情画意的场面描写，使紧张恐怖的战争气氛得以缓解，变得不那么紧张恐怖了：周瑜舞剑而歌、假呕假寐，孔明借箭与鲁肃泛舟对饮，庞统于深山草屋间挑灯夜读，曹操于月明星稀之夜横槊赋诗等。这些场景，极富于抒情性，给杀机四伏的战争场景增添了清新轻松的气氛，因而战争被赋予了艺术审美的韵味。
《三国演义》在表现武力的较量时，则极力展示人的力量的崇高与壮美。试看两个打斗片断：
却说夏侯chún＠①引军前进，正与高顺军相遇，便挺枪出马搦战。高顺迎敌。两马相交，战有四五十合，高顺抵敌不住，败下阵来。chún＠①纵马追赶，顺绕阵而走。chún＠①不舍，亦绕阵追之。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chún＠①左目。chún＠①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第十八回）
言未绝，许褚拍马舞刀而出。马超挺枪接战。斗了一百余合，胜负不分。马匹困乏，各回军中，换了马匹，又出阵前。又斗一百余合，不分胜负。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两军大骇。两个又斗到三十余合，褚奋威举刀便砍马超。超闪过，一枪望诸心窝刺来。褚弃刀将枪夹住。两个在马上夺枪。许褚力大，一声响，拗断枪杆，各拿半截在马上乱打。（第五十九回）
以上两个片断，一个写夏侯chún＠①“拔矢啖睛”，展现了超人的勇猛顽强精神；一个写许褚裸衣斗马超，两虎相搏，勇武超绝，简直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擂台赛。通过这样激烈的搏击、冲突、对抗，充争展示人的力量的壮美以及武力的阳刚之美。作者是以一种叹赏和崇敬的心情来描写这种武力冲突的，将力的较量客观形象地演示出来，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你站在观众席上去领略、去观赏人类力量所具有的美，从而激起勇敢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小说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三英战吕布、孙策大战太史慈、张飞大战马孟起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但如此艺术的战争描绘，则使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特殊的力的壮美与崇高，一种审美与诗一般的精神。
三、雕塑审美的人生
由于汉末变乱打破了旧有封闭秩序而使社会格局呈现出物竞天择各逞其能的开放型竞争新态势。举贤任能、择主而事的人际环境，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从未有过的理想境界。时势选英雄。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的连绵不断，筛选出曹操、刘备、孙权三支地方劲旅；曹、刘、孙三方又皆以全力网罗智谋超绝之士，一时间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可歌可泣的谋臣武将。这些史诗般的英雄，以他们的卓绝才能创造了史诗般的英雄业绩。《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雕塑了他们审美的人生。在这一点上，《三国演义》和传统史诗是一致的。
塑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形象，是史诗的中心任务。不少史诗甚至就以英雄人物的名字而命名，如《奥德赛》、《罗兰之歌》、《熙德之歌》等。史诗英雄往往成为某种精神和民族理想的寄托和象征。果戈理说过：史诗“永远是把重要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这个人物和很多的人物、事件与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必须能够环绕他描绘他的整个时代。史诗不能只写出几个特征，而是要包括整个时代；史诗的主人公必须能够按照当时人类的思想、信念和意识的样式去进行。通过这个人物，整个世界的宏伟壮阔都生动地显现出来了。”［（8）］在《三国演义》里，刘备、诸葛亮便是这样地显现了整个世界宏伟壮阔的史诗性英雄人物。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理想模式而起身于平民的刘备，初时毫无凭藉，自从陆续得到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这样一些第一流的大智大勇之士的辅弼，终于建立了蜀汉帝国，与雄踞中原的曹魏和江东的孙吴相抗衡。刘备一生爱民惜物，抱定救国扶危、报国安民的方针，以“仁义”治天下。他将恢复汉室的功业追求与个人的德行修养统一于一身，成为圣明君主的典范。在他身上，体观了人民对于封建仁君的热切向往。
如果说刘备以“仁”为其显著特征，那么诸葛亮则是以“智”为其主要特点的。毛宗岗称他为“智绝”，是非常恰当贴切的。没有诸葛亮的超卓智慧，就不会有刘备的成功，甚至刘备永远只能在失败的痛苦中挣扎，在无边的暗夜中跌跌撞撞而看不到光明灿烂的前途。诸葛亮早在他隐居隆中的时候，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的可能和必然性，并为刘备指明了方向。出山后，帮助刘备迅速扭转局面，摆脱困境，连连取得重大胜利，直至建立蜀汉政权。他是一位真正的超人，举凡兵法奇谋、行军用兵、外交应付、治国理民，乃至天文地理、阴阳八卦，无不精通谙熟。智慧如此，实在只能存在于艺术审美的彼岸世界里，是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
与“智绝”同样具有超现实性特征的典型，还有被称为“奸绝”的曹操和“义绝”的关羽。对于“三绝”，作者是唯恐其不“绝”的。就是说，诸葛亮必须具有最高的神灵般的“智慧”，曹操必须“奸诈”到极点，关羽则必须“义”得令人感伤，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有几分生活真实，几分历史依据，那是次要的了。对于诸葛的“智”、曹操的“奸”、关羽的“义”，我们不能也不必要去作现实的或历史的论证，实际上它们是为适应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而创造出来的，无论其美丑善恶，都达到了理想的高度。卡西尔说：“为了要达到最高的美，就不仅要复写自然，而且恰恰还必然偏离自然。”［（9）］“三绝”形象偏离了自然，超越了现实，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获得了审美的效果。智绝、奸绝、义绝，是诸葛亮、曹操、关羽形象经过长期发展完善而形成的理想状态的艺术造型。
较之诸葛亮和关羽这类正面角色，曹操形象则具有另一种特殊意味。奸绝曹操，是一个被不断“丑化”的艺术典型。当然，说他被“丑化”，是以生活经验而论之，这样看，曹操奸诈至极，丑不可言，令人生厌。但艺术审美世界到底有别于现实生活世界，当人们欣赏艺术进入艺术审美状态时，往往忘却自我和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尽管只是智暂的相对忘却）。生活丑一旦进入艺术时空，则具有了审美的性质。这就是艺术大师罗丹所说的：“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丑’”，在艺术中能变得非常的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取得了这个‘丑’或那个‘丑’，能当时使它变形，……只要用魔杖触一下，‘丑’就化成美了——这就是点金术，这就是仙法！”［（10）］艺术魔杖的碰触，可以使生活的丑升华为艺术美。卡西尔也持类似的观点：“虽然某些对象本身看上去可能是讨厌的，但是当观看它们在艺术中最维妙维肖的表现时却会引起我们的。”［（11）］曹操形象的特殊审美意味之根由，大约就在这里。这是因为作品的描述中，往往以嘲弄或批判态度表现生活的丑，实际是让生活的丑充分亮相，彻底曝光。这本身是对丑的否定，对美的肯定，从而满足人们嫉恶扬美的心理要求。而且，“丑”越是表现得充分，就越能产生这种审美效应。“奸绝”形象的审美意味正是由此而来。
所以我们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是一种审美的创造，包括反面丑角形象在内。这种审美创造的最高旨归就是充分展开人类美或丑的本质，帮助人们认识假丑恶并建立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三国演义》通过这种审美创造，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超人力量和超自然的特征。
注释
（1）吴沃尧：《两晋演序》，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32页。
（2）王大错：《考证三国演义序》，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522页。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4）毛宗岗：《三国演义回评》，第九十回评。
（5）（6）（7）〔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127页。
（8）转引自易新龙《〈战争与和平〉和〈三国演义〉史诗风格比较》，《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三国演义主要内容范文2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1]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2]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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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历史上有诸多“空城计”
广为传布诸葛亮“空城计”的是产生于元明时代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之所以要绘声绘色地描写诸葛亮“空城计”，除了要“状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历史上诸多“空城计”的影响。因为到此时，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空城计，除前举 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珪“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守珪日：‘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琏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3]。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内容是：曹操引军攻紫乌城，孔明令偃旗息鼓，军人街门作乐，百姓带酒与之作乐；故事结局是：魏延等杀败曹军。
《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停留在《三国志平话》的水平上，它依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它大写特写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依据的是《三国志》上的注引以及历史上发生的“空城计”的一些细节，从而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它描写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使读者多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由于《三国演义》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可谓家喻户晓，诸葛亮的“空城计”也随之广为人知。《辞海》有“空城计”条，除诸葛亮“空城计”外，未阐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计”，就很能说明问题。
注释：
[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2]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三国演义主要内容范文3
最近，我读了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书中内容讲的是东汉末年，天下分崩临析，战争纷起，曹操、刘备、孙权三方势力逐渐崛起。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三国逐鹿，造就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厚义气，骁勇善战的关羽，勇猛过人，粗中有细的张飞，才华横溢，心胸狭窄的周瑜，胸怀大志、知才善任的孙权，文韬武略、为人奸诈的枭雄曹操……
其中我最敬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为什么我最佩服他呢？因为他十分机智，就拿《草船借箭》那个故事来说吧
那个故事中，周瑜故意刁难诸葛亮，命他在十日之内造完十万支箭。面对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孔明有信心的回答说不须十日，三日便可完成，并立下军令状。鲁肃十分担心。孔明却一点也不着急，他请鲁肃接二十条船给他。，每个船上都要三十个人，还要扎草人一千个，并排列在船的两侧。
两天过去了，到第三天四更时，诸葛亮突然派人来请周瑜了，说他一定要同去取箭，周瑜将信将疑地和诸葛亮一起出发了。
五更时分，船队接近曹军水寨。孔明令船只一字排开。军士擂鼓呐喊。曹军水军都督听到战鼓声和呐喊声，心想一定会有埋伏，便让万余名弓箭手在江边一字排开，向江中放箭。当稻草人上的箭插满时。诸葛亮立即吩咐士兵把船只调头迅速离开了。到了营寨，周瑜有点不相信。派人把草上的的箭数了数，的确有十万多只。从此以后，周瑜再也不为难诸葛亮了。
诸葛亮用他的才智取得了心胸狭窄的周瑜的信任。这就是我最敬佩诸葛亮的原因了。
三国演义读后感650字（二）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动枪"的。像汉室刘禅，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耻笑的事情，乐不思蜀。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的事情来呢？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正中年时。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地走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三国演义读后感650字（三）
最近，我们班轰轰烈烈开展了"多读书，读好书"的活动。我也看了不少，不仅让我开阔了视野，还积累了丰富的课外知识，令我受益匪浅。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唐代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演义》塑造了近200个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其中有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老奸巨猾的曹操、忠勇双全的关羽、宽厚仁义的刘备等人性格尤为突出。《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小说和历史文化小说，它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事，构思宏伟，手法多样，读来使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体验。
"红脸大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风度不凡，波有英雄气概。"这句话描写的是忠勇双全的关羽。小说多处描写了他英勇无畏的英雄事迹，"刮骨疗毒"就是其中一则：
关羽率军向樊城进攻，不料被曹军毒箭射中右臂。关平拔出臂上的弩箭，发现毒性已经入骨，关羽的右臂很快变得青肿，不能正常活动了。但关羽决心攻下樊城，不肯退军，众人只好四处求医。忽然有一天，一个人从江东驾着小船，径直来到寨前，自报姓华，名佗，字元化，要求面见关羽，来给他医治。关平一听，大喜过望。来人竟是天下闻名的神医华佗！关羽请华佗坐下，命人献茶，然后问华佗怎么治？华佗说："我自有医治办法，只是担心君侯害怕。"关羽大笑道："我视死如归，没什么好怕的。"华佗说："立一根标柱，柱上钉一个大铁环。把手臂穿在铁环里，用绳子捆住右臂。我用刀子割开皮肉，刮去骨头上的箭毒，再敷上药缝合就没事了。"关羽称不用标注铁环，饮了几杯酒，人在与马良下棋。华佗取出尖刀，叫人在下面接污血，割开皮肉，用刀刮骨，发出了细细碎碎的声音。关羽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伤好后，关羽设宴答谢华佗。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内心被关羽的镇定和顽强深深地震撼了。大家假设一下，如果自己是关羽，也会在刮骨疗毒时饮酒吃肉、谈笑下棋吗？我想，所有的回答几乎都应该是"不可能会".
三国演义主要内容范文4
《三国演义》是我唯一没有看完的四大名著,看了四分之一,被半文言文体击溃,后来细想了一下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男欢女爱,不能满足女性的心理需要。貂蝉和吕布那个不叫感情戏,只是权谋的一部分,而且就在凤仪亭稍稍拉扯了一下,很是没劲。孙尚香更是了,政治联姻牺牲品,黄花闺女嫁一个有着好几房姨太太的糟老头填房,女人的悲哀莫过于此。
《水浒》好汉嗜血残暴,从不谈恋爱,但戏可不少。它是第一个教会我“”这个词儿的文学作品,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就连母大虫孙二娘也想黑了被我怀疑是性冷淡的好汉武松,也要俩人压来压去地调情,要不怎么能发展出旷世巨作《金瓶梅》呢?
《西游记》更别说了,妖精和孙猴子大战时,动不动就赤条条脱个精光。有次采访,专家谴责杨洁版《西游记》里半裸妖精太多,我悄悄腹诽:其实原著里经常是的,碍于电视剧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导演已经很克制了呢!女妖精里有一半是想和唐僧圆房的,酒过三巡就开始颤颤微微春心大动,“御帝哥哥,和奴家耍子去也!”
因为我是先看电视剧的,一直以为这个“御帝”是那个“玉帝”,还纳闷呢,唐僧怎么用了玉皇大帝的名号。最让人着急的是那些妖精们有严重的小资情结,一定要软语温存磨磨矶矶花前月下,非等到猴子闯上门来破坏好事,如果她们一上来就使用武力霸王硬上弓,我不信那个没本事就会哭的白胖和尚能抵挡住。
三国演义主要内容范文5
一
谈到悲剧，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页。），这一悲剧论断是人们所熟知的。在这里，鲁迅先生把悲剧的本质归结为人生价值的毁灭。而价值作为一种需要的满足，是构成价值人格的基础。人们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确立自身生存状态，设计价值人格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导致不同的价值人格，如果着眼于人的社会价值，必然强调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重视人对社会的责任、义务等，形成群体人格，如果着眼于人的自我价值，必然强调对自我需要的满足，重视人对自身的自尊、独立等，以形成个体人格。在这个意义上，价值人格是人根据相应的价值观念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态度和要求。既然价值观念构成了价值人格的基础，那么，人生价值毁灭的悲剧，主要表现为价值人格的悲剧。在章回小说中，价值人格的痛苦或毁灭无疑体现了悲剧的基本特征。
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者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塑造、评价人物，表现、设计不同的价值人生，从而形成不同的价值人格。尽管章回小说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是，群体人格和个体人格仍然构成了章回小说最为基本的人格模式。《三国演义》、《水浒传》强调的是群体人格，在这两部作品中，价值人格集中体现为伦理人格，以传统道德为轴心的社会价值构成了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三国演义》主要通过对统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人格要求；《水浒传》则主要通过对被统治者之间及其和统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的人格追求。《儒林外史》、《红楼梦》注重的则是个体人格基础上的人文追求。在这两部作品中，价值人格集中体现为个体人格和人文人格的统一，以具有人文精神的自我价值构成了新的人格理想。《儒林外史》主要通过杜少卿等形象的塑造，以及传统文化中人文因素的发扬，表现了作者新的人格理想。而《红楼梦》则通过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创造和新的人文精神的探索，表现了作者对人文人格的追求。
章回小说不仅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设计并表现了相应的价值人格，更重要的是，还通过价值人格与社会现实，以及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价值人格的毁灭及其毁灭的原因和过程。一方面，章回小说通过价值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及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价值人格的探索和社会的批判；同时，又通过不同的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新的价值人格的赞美和对传统的价值人格的批判。正是通过悲剧性冲突的描写和悲剧成因的揭示，章回小说充分显示了其社会批判意义和伦理批判意义。
二
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是一个早已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并得以普遍深入探讨的课题。近代，王钟麒就通过章回小说的当代观照，高度肯定和评价了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他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认为，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因为“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作为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古代小说的创作“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危，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因为“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作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明清章回小说“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xiè＠①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注：郭绍虞等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黑暗的封建专制和污浊的社会现实构成了章回小说人格悲剧最为本质的社会根源。这一点正如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评价《水浒传》时所言：
《水浒》，愤书也。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愤大臣之覆sù＠②，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和；愤强邻之启疆，而许宋江之征辽。（注：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章回小说的价值人格寄寓了人们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而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矛盾，又规定着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悲剧实质。正是通过价值人格的悲剧，章回小说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首先在于通过群体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群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出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章回小说的这一悲剧特征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典范的体现。群体人格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以道德规范作为价值人格的基本内容。在《三国演义》中，体现作者人格理想的人物，不论是刘备还是关羽，或者诸葛亮，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作为“仁君”的典型，“仁慈宽厚”、“躬行仁义”构成了刘备性格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一特征，寄寓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而作为“贤臣”的典型，诸葛亮的性格集中体现为超人的智慧和对蜀汉的忠贞，这种性格也体现了作者对臣僚的人格要求。而作为“义友”的典型，“义重如山”是关羽的主要性格，通过这一性格表达了人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人格理想。仁君、贤臣、义友这些以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价值人格，形成了一个理想人格体系，表现了作者和当时的人们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和人格理想。而作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面，曹操在《三国演义》的总体构思中是作为理想人格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残忍狠毒、阴险狡诈、损人利己构成了曹操性格的主要特征。尽管在他身上也有着“雄”的一面，但着眼于伦理价值，曹操仍然是“恶”的象征。“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就是曹操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他那种对上不忠、对下不仁、对友不义的恶德和《三国演义》中仁君、贤臣、义友的理想人格形成鲜明的对立。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对立，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对立，是善与恶、群体人格和黑暗现实的对立。就总体构思而论，《三国演义》正是通过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最终毁灭的悲剧结局，在表现了对群体人格热烈赞颂与深切同情的同时，又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从而实现了对“是非混淆，黑白易位”的混浊社会的深刻批判。
章回小说还通过个体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及个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如果说，《三国演义》的悲剧典型地体现为群体人格的毁灭；那么，《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悲剧则表现为个体人格的痛苦。个体人格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人的自我价值，以人的独立作为价值人格的基本内容。而在杜少卿身上，正好体现了这种人格特点。从杜少卿那“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的宣言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从杜少卿牵着老婆的手游清凉山的举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审美人生的追求；从他“大捧的银子与人用”的“大方举动”中，我们看到的是超脱物累的潇洒；从他拒绝应征“博学鸿词”的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功名富贵的藐视；从他对沈琼枝的同情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人格平等的张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人格独立，追求自由生活，构成了杜少卿个体人格的核心内容。作为对自己真实生活的写照，在杜少卿这位“海内英豪，千秋快士”身上，无疑表达了吴敬梓的人格理想。而杜少卿的个体人格必然导致和污浊腐败的社会及江河日下的士风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就像吴敬梓的价值人生在现实中“乡里传为弟子戒”一样（注：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其三，《文木山房集》卷四。），在《儒林外史》中，那位以正统自居的高翰林就斥责杜少卿为“杜家第一个败类”，并在子侄的书桌上贴上了“不可学天长杜仪”的戒条。杜少卿与高翰林之类的对立，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价值的对立，也是个体人格理想和腐朽社会风气的对立。而杜少卿身上最终流露出浓重的悲剧色彩，正是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杜少卿送别虞育德时所说的“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正是杜少卿的个体人格和腐败社会的矛盾中所形成的彷徨人生和孤独心态的真实流露。而《儒林外史》就是通过对杜少卿这种悲剧心态的描写，对这位时代先行者苦闷心态的揭示，表达了对那个扼杀个体人格，戕害美好人生的污浊社会和腐败世风的鞭挞和唾弃。《儒林外史》的社会批判意义也由此得以深刻的昭示。
三
伦理道德自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变化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得到突出体现。第一，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相互消长。伦理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通过具体的道德规范，如忠、孝、节、义，才能起到调剂人际关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某一道德的肯定，有时会导致对另一道德规范的否定。如“忠孝不能两全”之类的说法，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第二，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转化。道德的本质是调整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不断的调整，从而引起道德观念的变革。而新的道德观念的出现，必然导致对旧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因而伦理道德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现自身批判的过程。体现在章回小说的发展中，尽管伦理判断是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主要形式，并直接影响到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建构，但由于伦理本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发展和价值人格的演化过程，也是实现对传统伦理的批判过程。而章回小说正是通过价值人格自身和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的悲剧结局，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批判。
章回小说的伦理批判意义，首先在于通过群体人格的内在冲突和悲剧结局，揭示了道德规范之间的对立。《水浒传》中宋江的悲剧为证实这一观点提供了典型的范例。道德规范的主要作用在于协调群体关系，由于不同群体之间对立，必然引起具体道德规范的矛盾。而宋江这一形象的悲剧根源也正在这里。一方面，宋江“全忠仗义”的人格理想和黑暗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悲剧冲突。这一点，诚如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所言：施耐庵“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设言壮武慷慨之士，与俗有所迕，愤而为盗。”（注：郭绍虞等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全忠仗义”和黑暗现实的矛盾直接导致了“逼上梁山”的悲剧。但这只是宋江悲剧根源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宋江群体人格理想内在的矛盾，即“忠”和“义”之间的冲突。“忠”和“义”作为调整个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伦理内容。余象斗在《题水浒传序》中说：“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注：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在《水浒传》中，“忠”所强调的是个人和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义”所强调的则是个人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而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对立，使“忠”和“义”这两种着重于不同群体的行为规范在客观上难以达到统一。这种情势使宋江处在徘徊于“忠”、“义”之间的两难境地。而宋江的人格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寻求事实上难以统一的“忠”与“义”之间的统一，以实现“忠义双全”的人格理想。正如他临终之前所言：“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义不负朝廷。”正是由于追求“忠”与“义”之间的统一，才形成了“朝廷负我”、“赐死无辜”的悲剧结局。“忠”与“义”两条人生之路的交汇，正好构成了宋江悲剧之路的起点。尽管《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的“全忠仗义”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但同时又以客观的描写，展示了宋江理想人格中所存在的“忠”与“义”的矛盾，并通过宋江理想人格的悲剧，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忠”与“义”难以兼容的事实，对“忠义”道德表现出极大的困惑。
三国演义主要内容范文6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方法;习惯;课外阅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小学阶段阅读总量应不少于150万字。让学生运用多种阅读方法，在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而为学生打下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引导、教育孩子成为终身的阅读者就是我们小学语文教师不可忽缺的责任。
一、首先要加强词句训练
掌握一定的词语知识和句子知识，是发展阅读和写作的重要基础。只有理解了文章中的词语和句子，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要会自觉地使用学过的词语和组织出所需要的句子，才能更好地准确地表达出真情实感。因此，引导学生理解词语、积累词语和引导学生运用词语十分重要，是培养阅读能力的重要内容。词语训练要注意两点：一是既要重视理解又要重视运用，把学和用结合起来;二是要与阅读课文与理解文章结合起来。一些常用的词语，要引导学生在说话和作文中学习使用。一些基本句子形式，要引导学生加深认识，并让他们口头或书面造句子，学会使用。在引导学生理解词语时应让学生了解这些词语和句子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思和用法。有的词语一读就懂，不需要讲解。有的词语销作比较;学生就理解了。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哪里？重点应引导学生说，也就口头运用。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运用祖国丰富的语言，有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把课文中词语、句式变换说法。
二、强调学生预习
预习课文是提高阅读能力基础。这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检测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步中教师要给好预习提示，使学生的预习有目的地进行，使预习行之有效。这就是教师教学中的“牵引”作用，学生通过认真预习可以知道自己欠缺什么，是字的音形义不懂，还是无法理解片段的意思。对于不懂的字、词则可以在课前利用工具书查询学习，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同时帮助了学生对文章的理解。如此以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便会有事半功倍的感觉。同时，学生也能在短短的四十五分钟内将文章的中心抓住，领会全文的重点所在，掌握文章的重点知识。
三、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
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使“教材”变成学生的“学材”，在师生共同实践探索中使学生领悟学习方法。科学的学习方法来源于成功的学习实践。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回顾学习过程，引导学生把自己的学习过程作为认知对象，帮助他们从成功的学习中总结出阅读规律，以便今后自觉运用这些规律去探求新知。
例如学生学习了查字典解词，联系上下文解词及结合生活实际解词等方法之后，就可以在以后的阅读中指导学生运用这些方法去理解新词。又如还可进行段与段之间的学习迁移。以《精彩的马戏》一课为例，课文中写三场马戏表演的文字结构相同，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先形成对“猴子爬竿”一段作者写作顺序的概括：“什么节目――怎样表演――观众反应”。把握了这个顺序，学生就能顺利地自学“熊踩木球”、“山羊走钢丝”这些写法类似的段落。另外，当遇到具有共同的结构和思路的同类课文时还可进行篇与篇的学习迁移。
再如在讲读课上学到的阅读方法还可迁移运用到阅读课上，使阅读课着眼于讲读课所学训练重点的实施和运用，着眼于所学阅读方法的运用巩固。教师半扶半放，少扶多放，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像以上这样抓住教材的内在联系进行学习迁移，既揭示了规律，教会了方法，激发了兴趣，学生的阅读能力又在迁移中得到巩固，在迁移中得到提高。
四、由课内阅读向课外阅读扩展
要达到“小学阶段阅读总量应不少于150万字”的目标，仅仅依靠课本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由课内阅读向课外阅读扩展。在学习《称象》一课时，当孩子们惊诧于曹冲年少奇才的智慧时，我告诉孩子们：“曹冲生活在三国时期，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像料事如神、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对朋友如手足有信义、对百姓极仁慈有爱心的刘备;豪气干云、身先士卒、爱兵如子的赵子龙等，有人还专门写了《三国演义》，想认识这些英雄的小朋友不妨去看看。”不久，班级中就出现了漫画《三国演义》、儿童读物《三国演义》，还出现了不少小三国迷呢！此后，许多孩子还看了《水浒传》等小说，至于《西游记》那更不在话下了。
其实，适合孩子们的课外读物有很多，一些优秀的儿童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对孩子们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如郑渊洁的《贝塔和舒克》系列、英国作家罗琳的魔法系列书籍《哈里・波特》、《安徒生童话作品》，曹文轩的《红葫芦》等，只有我们善于引导，让学生对课外阅读充满兴趣，学生就能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阅读中去，把课外阅读当作他们的一种享受，沐浴在书香之中。正如梅子涵先生说的：“让我们都成为孩子阅读的点灯人，给孩子点亮一盏盏文学之灯，让它照亮着孩子长大。让孩子们更优秀、更完美。”
五、让学生养成积累知识的好习惯
古人云：“积沙成塔，积腋成裘”，“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语文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不断积累，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语文知识。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积累语文知识，而在于将这种知识转化为能力，然后用于处理我们学习中的各种语文问题。但积累是我们进行阅读教学最为关键而重要的一环，把握了积累，才能使学生真正有所得，使学生具备相当的语文基础。俗语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养成读书记笔记的习惯。
六、进行有计划的之久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