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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宪法论文范文1
1.共性
(1)两者都是分摊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同以概率论与大数法则作为制定费率的数理基础，同以建立保险基金作为提供经济保障的物质基础。(2)两者同属于社会保障机制，具有稳定器的作用。(3)两者都是处理风险的方法，能起到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作用。
2.区别
(1)保障水平不同。社会保险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商业保险则根据投保人的能力，以更高层次的保障来实现他们的需求。(2)经营机制不同。社会保险由政府或指定的机构经营，具有行政性和垄断性，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是在市场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行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3)缴费方式不同。社会保险的保费由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负担，由国家负总责；商业保险的保费由投保人负担，保费中包括公司的营业和管理费用;(4)业务范围不同。社会保险仅是对人的保障;商业保险不仅保障人而且还保障财产与相关利益的损失，就是对人的保障也具有选择性，只保障符合投保条件的人。
3.互补
从双方的关系看，两者具备了互补的基础。
(1)社会保险对商业保险的补充。商业保险保障具备投保能力且符合投保条件的企业或个人，而社会保险对保险标的不具有选择性。被商业保险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通过社会保险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使更多的人得到了保障。
(2)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有些劳动者收入较高，而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又十分有限，他们只有通过参加商业保险保障其养老、疾病、意外、财产等方面的需要。
二、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对商业保险的影响
由于两者存在联系，社会保险的改革就会对商业保险的发展产生影响。
1.有利影响
(1)社会保险理论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险改革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个人也要缴费，强调权利义务对等，使受益与个人缴费相关。在效率优先原则的指导下，鼓励劳动者通过合法途径增加收入，提高生活的质量，这样人们将不满足于较低水平的保障，而更多地转向保障更高的商业保险品种。
(2)社会保险体系方面。我国实行三支柱的保障体系。第一支柱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社会保险；第二支柱是政府指导，企业实行的企业补充保险;第三支柱是自愿性投保的个人储蓄保险。其中企业补充（养老、医疗）保险的基金，可以委托社会保险部门管理，也可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这就给商业保险的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而个人储蓄保险更是商业保险的一块大市场。
2.不利影响
(1)社会保险拓展方面。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由国企向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拓展，在既定的保障需求条件下，由于社会保险满足了一部分保障需求，对商业保险的需求也就减少了，而且保障水平越高，对商业保险的替代作用就越大。两者客观上形成了“基本”和“补充”的竞争关系。
(2)企业效益方面。我国企业普遍效益较差，许多企业无力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更无力举办企业补充保险，也就谈不上将保险基金投保商业保险，并提供发展资金了。即使效益好的企业开办了补充保险，也由于政府和劳动部门关系密切等原因，将这部分保险基金交给社会保险部门经营，保险公司在竞争中还处于劣势。
三、商业保险的发展方向
1.企业补充保险领域
商业保险要积极参与这一领域。各企业购买保险公司的团体年金或医疗保险后，保险公司要为企业提供方案设计、账户管理、投资管理、待遇发放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个人储蓄保险领域
在传统的生存、死亡、两全、意外伤害保险的基础上，从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和适应人们理财多元化的需要出发，积极开拓分红保险、投资连接保险、万能寿险等新型保险产品或家庭综合保障计划。另外，发展分红、储蓄、返还相结合的家庭财产保险，让财产保险更多地融入社会保障体系。
3.健康保险领域
国务院规定，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额的费用，可以通过商业医疗保险等途径解决，这就为商业保险提供了机会，公司应根据不同的需求，开办形式多样、方便客户选择的新型健康保险，如手术保险、住院保险、大病保险、意外医疗保险等，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需要。
4.农村保险领域
(1)设立专业化的农业保险公司，专门开办涉农保险业务，提高农民防灾防损和生产自救能力。(2)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使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救济制度、农业补贴制度相衔接，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人口/养老保险/抚养比/政策
【正文】
一、人口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双重作用
（一）劳动年龄人口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潜在规模，而就业率和就业效益制约着基金积累的增速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此外，至少还有三大制约因素：一是从业年龄。进入劳动年龄后求职与否，实际上是养老金能否积蓄的前提；二是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标准的确定，实际上是继续积蓄养老金或支用养老金的选择；三是就业率和就业效益。这影响着养老基金筹集的规模与效率。
（二）老年人口对社会养老提出强烈要求，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制约作用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的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运行及其发展趋势
（一）近几年来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八十年代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以来，呈现出两大特点：
(1)九十年代初养老基金的收入增长缓于支出增长，养老基金积累已出现萎缩迹象。笔者根据有关资料作了测算（注：高路：《社会保障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经济日报》1995年3月28日。），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的收支情况，1993年比上年增收7%，增支12%，积累减少24.8%；1994年又比上年增收26%，增支30%，积累又减少约8%。另据财政决算统计，到1995年底，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43.27亿元，支出829.5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365.28%和381.46%，支出增长幅度均明显高于收入增幅，虽然积累总额在增长，但年度余额却在明显下降。应当说，在目前养老负担还较轻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不正常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一是长期实行松散的、高比例缴费豁免和因高缴费率而伴之高拒缴率的缴费制；二是由各种原因所致的陈帐拖欠，其中包括深化制度改革的成本和支付标准过高等因素影响；三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及就业效益低下，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提高基金积累的时序优势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现；四是收缴面窄而征缴措施不完善；五是未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六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这是近年来导致养老支出急剧增长的最直接原因。
(2)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呈现出速度快、来势猛和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
资料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一般经历较长时间，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瑞典用了85年；最早进入老龄化的法国用了140年；而中国只有13年，而且与国外相比，我国是先于经济发展之前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见下表）
表1中国未来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预测
年份60岁以上%65岁以上%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
19918.755.6943.2413.7456.98
19959.306.1144.1614.7958.94
20009.846.7142.9415.6058.54
200510.427.2137.6616.0253.68
201011.777.7132.0317.6249.65
201514.128.8429.4021.7750.67
202015.5510.8529.1023.7752.88
202518.4712.0630.0429.4659.50
203021.9314.6430.0536.5466.59
203524.3717.6328.6541.4570.11
204026.1119.5727.3342.7070.03
204526.8719.9727.3944.4671.84
205027.4320.4328.3148.4976.80
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二个因素促成：一是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二是人均寿命的延长。
（二）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揭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
总人口继续上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专家们估计，未来30年我国将进入高速老龄化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3.35亿，占总人口的21.93%；此后20年间将进入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7.4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三、顺应我国人口变动趋势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根据本代人与后代人各自的生存发展需要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代际分配。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分配应有利于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从公平的角度上讲，这种分配应体现社会全体成员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所以说，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既是进行代际分配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也是政府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必须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开源增收，截流减支，提高社会养老基金的积累能力
(1)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点，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调整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发掘和扩大费基。据资料分析，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三产中的产值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都有扩大的趋势，但总比例还远低于国际水平。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50%-60%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超过35%，我国1996年为31.1%，处于较低水平，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也仅26%左右，发展余地很大。另外，我国劳动人口的素质结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规划未来一二十年发展战略时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必须确立合理的经济技术结构来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最大可能地提供和增强吸纳劳动力的机会与能力，为形成充裕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创造必要的条件。根据经济学原理，当资源被充分有效地利用时的产出水平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因此，要实现潜在的养老基金收入水平，其关键是要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依据比较优势来调整和发展产业，通过提高就业率与提高就业效益来不断发掘和扩大费基。
(2)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拓展就业新领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增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功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农村。据国情研究小组的《关于农村长期发展几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报告揭示，2000年农村劳动人口为6.6亿，届时农村总劳动力需求仅为2.79亿，潜在失业人口为3.1亿（注：《杭州日报》1996年4月1日。），按劳动参与率85%计，实际失业人口将达2.82亿；另据《经济学消息报》报道，未来5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人，5年中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同期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尚有1600万人失业，“九五”末期的城镇失业率将高达7.4%，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失业率就已达到5-8%（注：刘国光：《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5页。），因此现有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而几亿农村潜在失业大军将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危机所在。据国家民政部完成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报告显示，到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24.5%，按总人口12.76亿计，城市人口将有3.1亿；到2010年估计达13.96亿，城市人口比重为31.5%。可见，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力，变劳动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拓展就业新领域。这既是实现农村社会基本养老、提高农民自身养老能力，真正摒弃生育旧观念的前提，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内趋利避害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只有有效的加以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其创造出物质财富为人类所用。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有农民必须参加社会基本养老的义务要求和规定。我国是农业大国，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积累的根本性源泉，有着拓展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能。
(3)实行劳动预备制，提高就业效益，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据统计，目前我国15-24岁的青年中就业的比例正在降低，求学比例显著提高，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1995年为19.13%，1996年上升为20.5%（注：《我国15-24岁青年就业比例下降就学比例上升》《杭州日报》1997年4月7日。），1993年就业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6岁左右，比1990年提高1岁，比1978年提高5岁，在国外，一般发达国家由于大、中学在校人口比重大，所以总人口就业率比较高，而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则往往较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相反，通常是劳动人口就业率高，而总人口就业率低。两者的衡量结果可相差10个百分点之巨。当今中国基本上是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有趋于前者的倾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这种倾向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从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而中国仅为30%左右（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辉煌的20年（三）），《浙江日报》1998年9月25日。）的现状来看，这种变化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不同学历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极为有利的，因此除了在政策上要建立激励人们受教育的分配机制外，更有在制度上加以规范的必要。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未来30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时期，到2016年将达到最高峰8.7亿人，到2030年，我国小、中、大学年龄段的学龄人口之和将在3亿以上。因此，对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实行劳动预备教育制度，是安置就业向素质就业转化的必由之路，不能将其视为只是个缓解就业矛盾的权宜之计，要把它作为提高就业效益、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坚持下去。
(4)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健康寿命的延长有可能会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分别与衰老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直接成本是医疗费用，间接成本是退休金。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特别是将资深学者、科技工作者的耗损浪费减少到最小程度；三是有利于增强人们自身养老的意识与能力，既可减轻国家负担，也有助于建立起激励人们受教育的收入分配机制；四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五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二）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1)实施人口战略，有效控制人口老龄化。
我国政府从1980年起实行“普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这并非永久之计，若持续五六十年以上普遍生育一个孩子，带给我们的又将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年龄结构问题，目前客观上又有尽可能地缓和人口老龄化的要求。国内外相近人口预测表明，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可达13亿，2010年为14亿，此时总生育率若达到并保持2.10的更替水平，则到2050年人口零增长时人口可达16亿左右。然而，在我国事实上的独生子女远末达到“普遍”程度。就此而言，超生的子女为父母时仍实行一胎率，既对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完全必要，且具公平意义。若如此，2010年的更替水平就仍在2.00以下，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将会提前，人口峰值将低于16亿，而老少比则将有所抬高，养老负担率大致由1990年的1/7，提高到2000年的1/6，而2010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约1/4和1/3，这也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势必还要加快。继续控制人口总量和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同时要我们去面对。如何制定下世纪人口发展战略，将是决定今后社会养老保险运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应慎之又慎。
(2)抓紧有利时机提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根据中国目前的现实，要使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走出困境，最关键的措施除了扩大养老保险费的费基外，还必须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任何改革都有个时机的选择与成本的权衡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正面临着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极好时机。因为与那些进行过类似改革的国家相比，我国现在的成本是较低的，因而承担相应费用的能力也相对较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率仍然是较低的（见表1），依据“1994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至1994年底，全国离、退休人数与职工之比为1:5.1，可见，我国目前的赡养、养老负担均较轻；二是目前人们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高涨，多层次养老需求旺盛，自身养老意识普遍增强，这也将使合理负担社会养老费用成为可能。为此，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快地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使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成本降到最低。从理论上讲，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福利保障之一，是人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也体现为权益对等的一种分配关系；从制度的运行效果看，唯有实现了广覆盖，社会养老保险方能真正显示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从我国的国情分析，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据1997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我国农村86637万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4258万，占28%；15-64岁为56947万，占65.73%；65岁以上人口为5432万，占6.27%。这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成年型后期阶段，到下世纪初将进入老年型阶段（注：《我国农村人口年龄渐入老年型阶段》，《中国信息报》1998年4月1日。）。另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从我国目前城镇的社会基本养老尚未全面覆盖的现状来看，为确保到本世纪末，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到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必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此基础上，须将覆盖面从城镇逐步向乡村延伸，无论是从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战略意义上讲，还是从目前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别和落实人口控制目标的政策需要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1996年中国财政年鉴》。
②刘炳杰：《对人口趋势与税收增长的战略思考》，《税务研究》1996年第5期。
③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现状是：参保率低，总量偏少；险种不齐，分布不均；政策缺陷，实施乏力；观念模糊，需求不实。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建立平等的、和谐的、全民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现阶段可以选择稳定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和流动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两种模式。
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现状究竟怎样？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险不如人意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和路径来构建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这正是本文所要探索与研究的问题。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现行状况
(一)参保率低，总量偏少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和江苏省劳动保障厅调查资料，江苏省籍农民工约为402万人，占江苏省城镇就业人口的近20%。2005年末全省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是950.6万人,农民工是148.3万人,总参保人数的15.6%,占当年全省农民工总数的16.4%。同年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为43.6万人,占参保职工人数的5.3%,占农民工总数的10.8%。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105万人，占总参保人数的14.1%,占农民工总数的26.1%。显然，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少、比重低。
(二)险种不齐，分布不均
我国目前城镇社会保险的险种有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但目前农民工参加的险种是不完整的，且大部分是被动的。有的由于地方政府社会保险扩面征缴的力度加大，部分农民工参加了养老保险；有的企业出于安全成本的考虑让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真正全部参加所有社会保险险种的农民工是微乎其微。其中，在外商、港澳台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比重较高，分别达到了56.2%、55.5%、46.1%。而在个体、私营经济工作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重明显较低，仅分别为7.2%、9.3%、3.4%；灵活就业的农民工也如此，参加社会保险的比重也分别为10.5%、13.2%、1.5%。
(三)政策缺陷，实施乏力
我国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并没有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各地政府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作为构建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并在具体参保问题上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大部分地区在农民工的参保问题上，采取了与城镇职工实行统一制度，分别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部分地区还制定了允许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一起自主参加社会保险的办法。应该说，这些制度和办法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存在的。主要表现在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缺少针对性和灵活性；参保门槛偏高，超越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且社会保险关系和基金不容易转移，加上部分地区经办机构的利益因素和管理方式，也人为地加大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困难。而政策实施的乏力，一方面是法律依据不足或者立法层次偏低，且缺少强制性措施，另一方面现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根本无力去全面实施。
(四)观念模糊，需求不实
农民工是一个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边缘性群体，或者说是一个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移的过渡性阶层。这一阶层来自农民，而又超越了农民的局限性，其群体特征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他们身上有现代产业工人的素质，但同时也少不了原有农民的影子。就社会保险而言，农民工本身就没有准确的概念，对于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也是同样模糊，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临时观念和短期行为意识。在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眼里，参加社会保险特别是个人缴费部分，只会减少收入，增加生活负担。本来较低的工资收入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和再生产的需要，如果再抽出一部分收入用于不确定的预期，实在难以承受。所以，就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更没有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少数企业甚至出现农民工集体要求不参加社会保险的申请。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工在社会保险问题方面认识上的误区。
二、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广大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或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济体制，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都被封闭在区域集体经济组织之内。广大农民没有自主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包括寻求就业，外出打工的自由，只是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段历史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其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它的惯性还在继续。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要顺利实现向城市转移，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城乡统筹政策的继续深化，有赖于城市企业的就业需求的持续增长。农民工参加城乡一体化的各种社会保险，同样面临困难和阻力。
(二)户籍因素
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强化了城乡分割，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却没有得到制度的有力保护。而依托在户籍管理上的附加功能，又人为地隔离了城乡劳动者的融合，并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进程。
(三)法律因素
法律的空白或者疏漏，造成了无法可依，而有限的法律法规，由于执行或者执法不力，致使法律失灵，法规走样，农民工参保处境艰难而且尴尬。我国现有外出务工农民也即农民工已经是数以亿计。但是，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至今没有被现行社会的法律制度所认同和确立。农民工这一群体至今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来保护。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应当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过于笼统、原则，特别是缺少针对农民工权益特点的具体规定，农民工权利得不到有力地维护。
(四)政策因素
现行的政策设计导向，忽略了农民工利益的存在。社会保险政策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缺陷，特别是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支付等环节上的人为障碍，给农民工参保设置了太多的麻烦和不便。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非但不能享受其劳动的成果，甚至无法被城市所接纳而成为城市社会的成员。不论是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安排，还是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法律服务等等，都没有将农民工这一越来越大的群体列入范围。农民工还游离于城市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系统之外。
(五)文化因素
不良或狭隘的企业经营理念，加剧了对农民工的排斥，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破坏了企业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建立。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意识丧失。对员工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工，不讲尊重，不讲诚信。
三、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目标及基本思路
通过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之所以确立这样的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本身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发展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将农民工的发展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考虑。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走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看，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中国的发展，如果离开农村的发展，就不是真正的发展。
毫无疑问，农民工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并且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显现。可以说，农民工的稳定，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现实，麻木不仁，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做好应对工作。必须将农民工社会保险在内一切事关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纳入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二)两种模式及其险种推进步骤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模式，现阶段可以选择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即建立稳定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和流动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
目前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在所在城市进行过户口登记(现在一般是进行暂住人口登记，而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城市户口登记)且工作单位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我们暂且称他们为稳定型的农民工。另一类是怀揣身份证，工作单位相对不稳定，且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我们暂且称他们为流动型农民工。所以，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分为两种模式。
稳定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可以实施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在内的已经在我国现阶段广泛推行的社会保险，具体提取比例、运行方式、支付标准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但必须做好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并逐步纳入所在城市的统筹范围和层次。
流动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可以采取类似非正规就业或者自由职业者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方式推行，自由参保，自由退保，进退自愿，同时做好此类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的接转工作。
不论是对哪一类农民工，我们的政策设计，都必须激发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让他们看见未来，感受需求，尝到甜头。
在推行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过程中，首要选择是推行工伤保险制度，这也是所有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普遍优先考虑的保险险种。其他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逐步推行。
(三)其它保障措施
1、政府主导，强势推动
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理所应当成为推动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主导力量。政府必须在法律层面、政策层面和行政层面有所作为。在法律层面，要加快立法进程，着手启动和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同时将修订《劳动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政策层面，要尽快研究和制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实施方案和具体办法，具体实施方案和办法要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和准确掌握农民工真实需求的情况下确定。要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同时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必备的构件，包括统筹范围、提取比例、关系转移、资金支付、基金运营与管理等等必须作出统一的规定和强制的规范。在行政层面，一方面要强化行政干预力量，保持政令畅通，另一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逐步增加社会保险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的比列，同时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输出地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2、企业跟进，监管到位
对于众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企业而言，需要通过稳定的就业岗位、优厚的工资报酬、完善的社会保险给予广大农民工以最大的关心和体贴。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应对社会包括相关利益方，特别是企业员工承担一种社会责任，这是对社会应该做出的回报，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不能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视为提高用工成本的行为，而应看作增强企业职工的安全感、归属感、忠诚度和向心力，提高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用工的边际效益的战略措施。对于在认识上尚存误区的企业，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用工，主动为员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及时缴纳各种费用，建账造册，理顺关系。对于少数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规的企业，必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制止和纠正各类违法行为。
3、鼓励参与，政策灵活
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应当作为整个社会保险体系的特别制度而存在，这是我国现有国情决定的，也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必经阶段。在这一阶段或者时期，必须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制定灵活方便的农民工社会保险政策，既要符合农民工的实际利益，又要方便农民工及时参保。要通过提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平台，改进管理服务方式，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参保者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本文就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总体架构提出了两种模式，但对具体细节，比如统筹范围、筹集比列、个人账户设置、保险关系异地转移、基金发放、领取方式等方面未及细化。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难的课题，需要集有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工民意代表等众多群体的智慧和经验之大成。要通过制度创新，理论再造，寻求新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最大限度地唤醒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法律意识，充分调动农民工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4
关键词：社会正义法治法治保障
一、正义的基本内容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律中的条文中,法律规定再好,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适用,也无法实现正义,而只能是美丽的纸上宣言;更实质地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的适用中。法的正义价值需要在以人为主体和以法为客体的联动中表现出来,价值的实现在乎于主体,在乎于客体,更在乎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法律实现正义等价值就是体现其根本属性的最佳方式。
虽然法律的严格适用是司法本体意义之所在,机械地重复法言法语被认为法官成为了法律的工具,在康德眼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如果一味地只知道严格适用法律,而不知变通,那么就忽略了众多法条下所隐藏的立法者的初衷和精神,那么就有了法条教条主义的嫌疑了;究其深层原因,现实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并不像法条中规定的那么一清二白;我们需要运用主观能动性,适用衡平等方法使得立法之本意体现出来,毕竟法律究其本质还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的。
以上仅就实现社会正义的两条路径展开论述,不一而足;毕竟方式途径的选择仅是工具,其目的仅就为了实质之实现——社会正义之实现,公民权利之保障。
三、我国的法治理念
(一)现代西方法治的基本内涵
1.在强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切物和行为必须依法而为。将此准则限制在行政行为中,那就是政府必须在立法所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立法者所规定的行为。
2.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有限制的,非自由裁量权的规则或标准。在此制度下,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客观的、非政治化的,其标明了一种立场,无论包括何种核心内容,其标准也是必须被不偏不倚地被执行。
3.行政以外的他种制衡要素对于关系政府行为合法性或合宪性的准立法行为进行裁决。在英美或大陆法系中,出于社会均衡的考虑下,对于政府之恶的判决是所有国家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因为政府的单方独大可能是对整个社会、所有公民的一种欺凌。
4.法律的平等性对待所有主体。由于政府的权力强大于所有公民之集合,在适用法律中不免会有特权的可能,那么保持平等性的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对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理解
1.凸显个人权利观
法治化的进展,不仅需要良法的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法理念的人文关怀和权利导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这也就是说,政府的积极倡导下,需要公民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公民对于法律,法治,等基础性范畴的内在支持,并且在行为中予以体现。
2.主体参与意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宗法等级色彩不仅在个人之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内部也不免带有了一丝印记。公民本性中的个人欲望的发展才使得社会因素的发展。个体生命自由无视,身份差序格局的存在,地位的不平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了国家本位思维的强化,公民内心对于参与国家管理意识的诉求的惨淡。
3.多重意义下的综合观念
法治主要包括诸多下位子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和主流环节君在法律的规范调整中,法律的根基在于对民主、人权的保护,使其能够对于社会、经济与公民共同有机统一的进展。国家权力不超越法律,反而在法律下位中规范地运行,国民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被非法剥夺,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与补偿。
四、社会正义的实现之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
社会正义的实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质核心,没有了正义,也就谈不上我国的国家性质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类的社会一定要公正,没有了公正,不仅秩序破坏,这也是最大的恶。
(一)社会正义乃是法治国家的本质需求
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往往体现在公正的实现。“如果没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也不会有稳定。一个既无效率,又不稳定的社会,定然是一个不依法治国的。”正如《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正义实现的场景。提出的社会蓝图不正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目标远景:务使天下共享,有天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二)社会正义是法治保障的基本价值要求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间诞生了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属于我国全体人民的,不过这当中也孕育了不少突出的危机,收入分配过大等矛盾已经有影响我国继续经济发展的趋势了,那么实施法治不仅有利于在法律的界限内解决矛盾,使其稳定地消散于无形之中;而且从宏观意义上说,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规范中最要重要的机制。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不仅涉及理论,而且对于我国实践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学界关于此类的研究探讨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能在提出可行性建议的同时,对于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再深入一步,那么将会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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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宪法论文范文5
*《思想战线》2001年第三期
社会工作研究中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①
——以金碧社区的研究为例
张和清 （2000年8月15日 北京）
摘要：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处理，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是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研究 方法论 范式 研究方法 选择
作者：张和清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学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实体。“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推倒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②到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发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证实了许多先前的假设。③“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④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以实证研究为主。
社会工作研究是指“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进行的研究。”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方向不同 。社会工作源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睦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是一门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通俗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务，后有理论”，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务。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科学家不能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⑥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侧重在实践中助人自助，试图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其社会功能。社会工作研究从主流的方法论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各种非实证范式的一些观念——“投入理解”（韦伯）、“共识真理观”（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哈贝马斯、阮新邦）、“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强烈的价值介入”（韦伯、哈贝马斯、阮新邦等）、建构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的视角（这些概念参看后面的具体阐释）。
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虽然应该侧重非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虽然笔者认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我非常同意林斌先生的观点：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解决，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①
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下面笔者以金碧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居委会）的研究为例，具体阐明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方法论的选择
方法论是根据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思维层次上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②
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首先必须澄清价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区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时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姿态去参与工作，而应该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区中做“深度访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样形成的认识最终才能有利地指导当地人的实践。比如我们发现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这个“五心”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和共识真理观，它不一定适合其它的文化处境，但一定适合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些认识的获得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实证方法论，我们坚信在金碧社区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其它地区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寻一种永恒的规律，但只要我们愿意理解和沟通就会达成共识。
在这里的“五心”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当地经验中提升理论，“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③这样我们的介入就会更有效。
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我们有整体的说明和量化的数据，我们不能用个别的案例来回答政府的评估，否则政府很难下决心支持我们的项目。
例如，我们对金碧社区的戒毒工作进行评估时，用大样本调查的方法评估“治疗效果”和“戒断巩固率”：
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断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④
以上结论和数据增强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颇具说服力。
非实证定性研究和实证定量研究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如果是 探索规律，评估结果可能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果是干预研究则较多地采取非实证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也可以两种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中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也是非常有效的。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对解构主义、语言和话语权力的问题的重点研究，使我们对叙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认识到权力的地理——政治关系是第三世界妇女建构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现代女权主义因对普遍认识持怀疑态度，它对不同观点及解释较宽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热烈欢迎。”①女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的建构中应该有女性的声音；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可以令我们得到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视角可以令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以增强女性的权力。②在金碧社区的戒毒学员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女性、少数民族的声音，注意“贴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叙述，使他们成为戒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者。
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认识论上持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创造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持阐释的辨证的方法论。③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运用扎根理论试图建构一个新理论模式，然后再用这一模式指导实践。（参见具体研究方法部分）
二、范式的选择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个多元范式的并存，但应该侧重另类范式（主要是指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实证范式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被证实。社会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规律。可以采用实验的、操纵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采用计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实证范式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的研究。
各类非实证范式（另类范式）使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丰富多彩。
各种非实证范式都强调解释中的理解。后实证范式强调知者对被知者可以进行“客观的”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主观地判断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④到了社会定义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构范式更强调“投入理解”，互为主体，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⑤。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⑥ 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当地人的知识）的创造性阐释和双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话语和感受。
金碧社区一名戒吸学员曾真诚地对笔者说：
从第一期活动起我就参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动我还是坐在这里。说实话我曾经也有不想来的念头，为什么坚持下去了呢？因为这里给了我一个期盼，我们来这 里能够真正 找到自己，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我做人的尊严，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可以昂起头、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们不需要躲躲闪闪，贼头贼脑，我们可以很得体、很体面的站在别人面前，有一种人的尊严的回归。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样，一天就会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来到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开阔。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的，但他们的真心话是不愿意对自己父母讲的，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对陈大姐、李伯伯说。我觉得人一旦遇到困难不说出来太难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别强，只要别人信任我，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我来到这个“家里”可以从李伯伯他们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这个“家”的含义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这个“家”里自己身心舒畅、人格得到尊重。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我把这里称为“家”。①
通过批判阐释建立共识真理论（哈贝马斯语）这也是非实证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地方性的。哈贝马斯“共识真理论和相应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触觉的客观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绎的基本现象。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③我们通过在金碧社区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识真理观——金碧模式实质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爱亲情的“仁爱”精神。”
价值介入是非实证范式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们对于“价值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社会研究应当像人文学科那样为人类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④
非实证论关于“价值介入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原则……价值相关所涉及的价值系统，通常不是指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指所属社群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阮新邦《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韦伯认为研究者在选题时应该“价值介入”而研究过程则“价值无涉”。
20世纪的诠释学者，特别是伽达默尔（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阐释学提出了“双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贝马斯（本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批判理论所倡议的强烈价值介入论”——“研究者必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阮新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相对韦伯的价值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了。
作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必然涉及“应当如何”的主观愿望，而服务对象也会有自己的态度，所以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必然有两种价值判断：一是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案主，这很可能引起价值冲突；二是先处境化地“双向理解”，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是最理想的价值介入状态。
价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家庭般温暖”的社区环境中，有时也存在工作者对学员的价值操纵（家长作风），缺乏平等意识、学员自决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在社区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对价值观和文化的警惕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范式与另类范式从总体而言有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质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笔者非常同意陈向明先生的观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①。在实证范式中主要是计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质的方法；在另类范式中主要是质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计量方法的使用。根据本文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中除宏观政策研究和回应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实证的计量研究方法外，实务层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质的研究具体方法中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层描述”、过程中“扎根理论”方法和后现代思潮下的“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研究最有深远意义。
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情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Peacock，1986）。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通过处境化的深层理解，详细描述戒吸学员的感受、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等（参见前一部分学员的话语和感受），以便掌握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找到适合金碧社区实际的情况的矫治方法。
在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②
金碧社区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具体运用：
第一步：一个真实的金碧社区—— 居委会、戒吸班、吸毒学员、政府官 员、规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样的观察方式——与学员和工作人员交谈、观察和个案记录、录音等，对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第三步：形成低层理论——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论——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价值的肯定；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意识，一种同理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关注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20世纪30、40年代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等首先提出的，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动研究在今天对社会活动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因为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的质量；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注重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注重参与和对实际行动的反思。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国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社会工作研究应该关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社区行动等。行动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6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
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
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
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参见/include/shownews.asp？newsid=5604.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