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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范文1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信息经济学范文2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信息经济学范文3
IPO(Initial Public Occurence)抑价，指新上市股票折价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后，交易价格会明显高于发行价格，股票会出现超额报酬率。国外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IPO上市现象进行研究，例如Ibbotson (1975)以1960 年至1969年间美国的IPO数据为样本，经研究发现，IPO 上市后第一个月平均异常报酬率达到11.4。Ibbotson，Regerand，Ritter(1994)经研究发现所有上市运作的公司在股票上市第一天平均获得了16%的超额报酬率。Maher Kooli， Jean-Marc Suret (2001)以加拿大1991年至1998年期间上市的样本数为971只的IPO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IPO首日平均超额回报率达到20.57%。
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于IPO现象进行了分析。例如：Ritter (1984)研究了市场情况对IPO抑价的影响。1980年1月到1981年3月发行旺季(Hot Issue Market)时上市的IPO 期初平均报酬率为48.4，而在1977至1982年(扣除前述发行旺季1980.1至1981.3)发行淡季(Cold Issue Market)时上市的IPO，而在发行淡季上市股票的期初平均报酬率仅为16.3。Wang & Chiang (1989)以1 975年1月至1984年9月新加坡64个新上市股票为样本分析了新股的类别对抑价的影响：若新股为增资股 (Public issue)，其超额报酬率为56.0 %；若新股为公开销售股(Offer of sale)，其超额报酬率为46.7%。Dev Prasad（1994）研究了对三种类别的发行（纯初级发行、混合发行和纯二级发行）对IPO抑价的影响。纯初级是指只有公司向投资者发行股票，纯二级是指只有一部分已有股东向投资者发行股票（也就是指公司的股票现有的一部分股东以上市方式转让股票），混合是前两种发行方式的混合。他对每个公司的价格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发行的抑价程度因发行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当以月为分析的时间单位时，混合发行的抑价程度（mixed offering）比纯初级发行（pure primary offering）的抑价程度高出15%。
研究表明，各国的IPO都存在抑价现象。不同国家的IPO抑价水平存在着差别（如Loughranetal，1994），一般说来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IPO抑价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IPO抑价程度较高。但是，除了国别因素外，IPO抑价程度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学者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IPO抑价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一、IPO抑价的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假设基础实际上是：IPO抑价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正相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不确定性降低至零时抑价现象将消失。IPO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包含了投资者、发行者、承销商等多个市场主体在股票发行过程中所占有的信息的多寡不同。正是由于各种市场主体在占有不同信息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各种主体才会通过自身行为对抑价产生影响。
（一）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Rock (1986)认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产生了股票承销价的低估。Rock将市场上的投资者分为知情投资者(Informed Investor)和非知情投资者(Uninformed Investor)。知情投资者知道有关股票真实价值，有能力判断股票是否值得申购，非知情投资者则不然。所以具有投资价值的新股上市时，知情投资者会竞先申购，使得非知情投资者申购机会相对少。相反地，当不值得投资的公司上市时，知情者不会申购，但不知情者仍会申购，于是价值高估的股票大多由非知情投资者取得，而造成其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赢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因此，发行公司为了吸引这些缺乏信息的投资者承担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愿意降低价格以弥补投资者购买到承销价高于真实股票价格的损失，以便吸引不知情投资者的加入，导致市场存在承销价格低估情形。
Chemmanur(1993)与Rock(1982)相同，都认为承销价低估是为了补偿投资者收集信息的成本。但Chemmanur认为公司内部股东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公司内部人在拥有公司品质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品质好的公司希望外部投资者能收集有关公司的信息，但是对外部投资者而言，此行为需要昂贵的成本，所以只有降低公司新上市股的价格，使更多的外部投资者来收集有关公司的信息，而收集信息的外部投资者会将该公司信息价格反映在二级市场上，另外品质好的发行公司也利用此方式与品质差的公司作区分。
信息不对称还会引起投资者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假说是指信息相对缺乏的投资者在决定是否申购股票时，可能会仿效其他投资者的行为。这些投资者如果发现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些投资者在申购某种股票时，就很可能追随这种行为。为了吸引投资者中的领导者（羊群中的领头羊）首先申购，从而带动其他投资者跟随认购，发行公司会将新股定价偏低，以保证公司上市发行能够顺利完成。
（二）发行者与承销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Baron(1982)指出，发行公司为委托人与承销商作为人的委托关系的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承销商对资本市场了解，承销经验丰富。市场对公司证券需求与证券价格的不确定性越高，发行公司对市场的了解程度越低，发行公司对承销商顾问咨询及承销配售服务的依赖性也越大。发行公司使用承销商的信息，必须低估承销价作为补偿承销商，减轻承销商配售时的负担，促使承销商努力服务。承销价格低估是发行公司使用承销商专业咨询及承销配售服务所付出的代价。
（三）账簿记录（Bookbuilding）理论
Benveniste & Spindt (1989)， Benveniste & Wilhelm (1990)以及Spatt & Srivastava(1991) 认为，账簿记录理论实际上是讨论的承销商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承销商通过从投资者那里获得信息可以建立账簿记录，从而了解市场对于发行公司股票的潜在需求，确定发行的初步价格范围。例如通常承销商和发行者会进行“路演”，使发行公司直接到市场面对投资者。 承销商会记录潜在投资者的“兴趣暗示”，进行IPO需求的估算，设定合适的发行价格。但是，如果潜在投资者知道显示愿意付出高价的意愿将会带来实际上的较高价格发行，这些投资者肯定会要求有所回报。为了吸引投资者真实显示购买意愿，承销商必须提供给投资者IPO抑价以作补偿。
二、IPO的信号显示理论
在IPO过程中，发行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有关公司价值的信息不对称，是信息不对称中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发行公司会向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价值的一些信号，使得投资者能够了解公司。首先抑价本身就是发行公司传递的一种信号，其他信号还有内部人持股比例、专业机构的声誉及公司规模等，这些信号也会对抑价ou程度产生影响。
（一）抑价
发行公司比投资者拥有更多有关公司的信息，可以向投资者传递一些有关公司价值的信号。Allen和Faulhaber(1989)认为投资价值高的公司会将新股上市时承销价低估作为公司前景良好的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因为品质好的公司可以通过良好的运营效益及以后的新股增发来弥补承销价低估带来的损失。然而品质差的公司，本身的运营绩效不好，增资的机会较小，可能无法承受新股价格低估的损失。因此IPO抑价可看作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向投资者传递的一种信号。
（二）内部人持股比例
公司内部的经理层对于未来公司现金流量的了解，相对于外部投资者具有比较优势（Leland & Pyle，1977）。只有当经理层认为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会补偿现在的公司股票发行价格时，才会保留显著多的股份。所以外部投资者会将公司内部人的持股比率高低为衡量公司价值的参考信号。IPO价格低估一方面可以吸引内部人持股，另一方面可以发出信号，增加外部投资者对新股的需求（Booth & Chua，1996）。
（三）专业机构的声誉
投资价值高的或风险较低的发行公司会选择声誉好的承销商，利用承销商的声誉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而声誉好的承销商为了维护其声誉，也只愿意承销投资价值高风险较低公司的股票。发行公司为了使用承销商的信誉作为信号必须向承销商支付抑价形式的代价（Carter & Manaster，1990）。
三、IPO抑价的动态博弈分析
（一）动态博弈分析
对于IPO的抑价的动态博弈分析实际上是在市场中发行公司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和发行公司通过抑价传递信号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展开的详细分析。假设IPO市场中有两种发行公司，投资价值分别为高或低。他们在决定IPO的定价策略时相互博弈，市场可能产生两种均衡。
1.区均衡 (Separating Equilibrium)
好的公司和不好的公司的承销价采取差定价，亦即高投资价值的公司折价发行，投资者通过承销价的高低来区分公司品质。这种均衡产生的前提是因为低投资价值的公司觉得低估承销价出售的成本太大、风险太高，因此愿意以真实价格出售，不愿低估其承销价格。
2.混合均衡(Pooling Equilbrium)
高投资价值的公司与低投资价值的公司都采取同样的定价策略，折价发行股票。该均衡达成的背景是低投资价值的公司的真实价值被市场发现的概率较小或市场对公司品质高低没有很大的期望报酬差距，此时低投资价值的公司低估价格的成本较低，会模仿高投资价值的公司的低估价格策略，伪装成高品质公司。在没有其他辅助信息的情下，投资者将以平均价值来评价所有公司。投资价值较低的公司将通过定价策略排挤好的公司，从而产生市场“逆向选择”问题，这对高品质公司而言是不利的。
因此，从动态博弈分析角度看：在区别均衡下，抑价是投资价值较高的发行公司对市场传递的信号。在混合均衡下，无论投资价值高低，新上市公司都可能抑价发行股票，不过两者的动机有所区别。
（二）市场反馈假说
在市场处于混合均衡下，上市公司的筹资过程可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Jegadeesh， Weinstein & Welch，1993）。市场反馈假说（Market Feedback Hypothesis）认为，当高投资价值的公司与低投资价值的公司采取相同的折价策略时，虽然承销价并未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但是市场能够分辨出公司品质高低。当新股上市后收益率很高时，表明市场相信发行公司品质好，股票的价值高过发行价，使得股价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公司，可以扩大发行规模，也就是说，发行公司依据上市后新股报酬情进行下一步的筹资决策。因此，新股上市后的收益率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对于发行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程度，发行公司可以根据这一市场反馈回来的信号继续进行下一步的筹资决策。
四、现有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与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相同，我国IPO抑价现象也很普遍，而且我国抑价程度还很高。很多学者曾经对我国的抑价状况进行了分析。
我国A股市场的平均发行抑价率很高，达到335%（陈工孟、高宁，2000），股票的上市首日收益远远超过其它国家。有分析表明我国新股上市后的超额报酬率与股票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他一些因素如股利、发行规模、宏观经济景气状况、中签率等因素与股票新上市后的超额收益相关性却不显著（王晋斌1997）。也有分析表明规模因素与发行价呈负相关作用，即公司规模越大，发行价越难以定得高；公司盈利因素与发行价起正相关作用（张人骥、朱海平、王怀芳、韩星，1999）。有学者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新股上市后承销商对部分股票的托市行为，这是我国IPO抑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徐文燕，武康平，2001）。
虽然很多学者根据现有理论对我国的现有的IPO抑价状况进行了分析，但现有的一些理论对于我国的市场解释能力还不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发端，以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为前提，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市场必定会产生新旧体制的经常性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会反应到IPO的市场表现中来。
一方面，政府因素对我国的IPO抑价影响很大。我国的证券市场与股票发行是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联系的，股票市场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转制成本的重要承担者，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大力支持特别是资金的支持。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实际上的分割，国有企业大部分采取部分股权上市，将少量股权在市场上发售，而将绝大部分股权仍然保持在自己手中，因此股票市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融资市场而不是一个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实际经济生活当中，经营业绩越差的企业往往面临改革压力越大，上市融资的积极性也越强，因为上市可以在保持对企业控制权的同时筹得资金。这样也就产生了IPO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在“逆向选择”很严重的情况下，交易将不会发生。也就是大量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排挤了投资价值高的企业竞相上市，将会使得股票市场根本就无法建立和发展。在既要保证国有企业筹资要求的满足和实现，又要保证股票市场能够建立和发展从而保证有足够的投资者愿意提供资金的情况下，只有政府主管部门才能有资格来充当市场的发行公司和投资者双方的协调者。主管部门负责选择具有资格上市的企业，将筹资的额度采用各种方式分配给众多需要融资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无法根据公司的投资价值等基本信息进行公司的选择，也就无法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投资对象。因此交易双方也就实际上被隔离，那么IPO定价也只有政府主管部门能够决定。
政府部门在确定IPO发行价格时，首先会考虑到将IPO进行一定程度抑价以吸引投资者为国企改革提供资金，并且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其次，政府主管部门面对众多企业是无法按照公司个性特征进行IPO定价的，因为这对于管理者来说效率极其低下。政府主管部门出于提高自身管理效率的目的，会采用“审批”方式确定IPO价格，基本上采用“一刀切”的定价办法，对企业所属的行业特征、企业素质、盈利水平以及成长前景考虑较少。而“一刀切”的定价方式往往会照顾投资价值较低的上市公司，将股票发行市盈率定得偏低，从而增加IPO抑价的程度。
信息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 假冒伪劣商品 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公害，为了清除这一公害，消费者、正品厂商和各级政府都对此做着不懈的努力。随着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位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所分享，信息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更显重要。本文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对假冒伪劣商品现象进行分析和探究。
一、假冒伪劣商品的界定
分析这一问题前，首先需要对假冒伪劣商品进行界定。假冒伪劣商品指商品名称与产品品质不符，或冒用他人产品的商标牌以及一切质量不符合标准的商品。根据不同的观察角度，假冒伪劣商品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类:(1)根据产品的特性，假冒伪劣商品可分为：假商品（记为A1）即主要原料不是真材实料，例如假种子、假化肥等；冒牌商品（记为B1）即冒用他人品牌、商标、产地等的产品；劣质商品（记为C1）即充作正品的次品、等外品及质量等指标不符合标准的产品。(2)根据是否会造成经济损失，假冒伪劣商品可分为有派生经济损失的假冒伪劣商品（记为A2）和无派生经济损失的假冒伪劣商品（记为B2）。(3)根据是否会造成人身伤害，假冒伪劣商品可分为有人身伤害（直接或间接）的假冒伪劣商品（记为A3），例如用工业酒精加工的白酒；和无人身伤害的假冒伪劣商品（记为B3），例如冒牌的服装鞋帽等。
实际上，并非每个消费者都对假冒伪劣商品存在需求，消费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不会使用伤害身心健康的假冒伪劣商品，也就不会对假冒伪劣商品产生需求――假设他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高收入者有能力消费正品，因而在了解商品信息的条件下决不会使用假品。但是，的确存在部分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的约束和崇拜名牌的心理，在消费正品的有效支付能力受到极大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把视线转向价格低廉的假冒品，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一般来说，也就是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消费者能产生最终需求的有两类商品集合：一类是无人身伤害且无派生经济损失的假商品，即集合A1 B2 B3和C1 B2 B3中的商品；另一类是不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冒牌商品，即集合B1 B2 B3中的商品。
二、信息不对称下的假冒伪劣问题
从整体上看，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是由信息不对称所致。由于消费者对产品信息了解得远比厂商少，从而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或服务时难以区分优质品和劣质品。在一个市场监管不力、真假商品混杂的市场上，买方面临的困难是无法有效鉴别商品质量和真伪，结果是假冒伪劣商品很可能充斥市场而真品生产者不得不退出市场。
阿克洛夫（Akerlof，1970）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给出经典的说明。假设现有A、B两个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A是优质品，B是劣质品；A的边际成本为C1，B的边际成本为C2，且C1>C2;A希望的售价为P1，B希望的售价为P2，同样有P1>P2，这也是合理的，因为A的质量比B好。但是消费者不能把握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不能区分A和B，设A和B各自占市场的份额分别为q和(1-q)，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为P，则：
P=P1・q+P2・(1-q)
由于P2
在阿克洛夫的模型中，通常的逆向选择结果是不完全信息产品市场的消失，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真品才与假冒伪劣品共存于同一市场。但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真品与假冒伪劣产品于同一市场的现象，而并非如阿克洛夫模型所暗指的是一种罕见的情形。例如，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许多名牌或价格偏高的商品存在假冒品，而低价的大路货通常未被假冒。原因是假冒者尽管在成本上有优势，但存在被查出而受到惩罚的可能，他必须在销售假冒伪劣品中获得的利润足以补偿所冒风险带来的预期额外成本。名牌或高价商品的预期利润较高，在一定的惩罚下，假冒它们有较大可能是值得的。低价商品的单位产品利润较低，假冒者为弥补预期惩罚所造成的损失，需要大量生产或销售假冒伪劣品，但如此后被查出的可能性就更大。故而假冒名牌或高价商品比假冒低价大路货商品成为更可取的策略。这就解释了在低价品市场上，通常出现的是真品制售、假冒品不出现的分离均衡，而在高价品市场上，通常出现的是真品与假冒伪劣品共同存在、真伪难辨的混同均衡。
在经济生活中，要区分两类市场：一类是不会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市场，例如服装、软件等；另一类假冒伪劣商品的消费经常会危及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例如烟、酒、药品、化妆品、家用电器等。
在第一类市场中的假冒伪劣商品通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由于价格是质量的信号，实际上消费者已经根据价格水平判断出该商品为假冒伪劣商品，为什么交易仍然会发生呢？消费者为什么知假买假呢？原因很复杂，一方面生产者、销售者有利可图，因而愿卖；另一方面消费者虽然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但这类商品仍是可用的，在一定程度上仍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消费者愿意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与之相应的较低的效用，去购买和消费质量较差的假冒伪劣商品。现实中，消费者是购买真品还是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并不仅仅取决于真品与假冒伪劣商品的绝对质量和绝对价格，而是取决于它们的相对质量和相对价格，也即取决于价格差距和质量差距的比例关系。例如，一张盗版光碟只要几块钱就可买到，而一张正版光碟的价格是它的几倍、几十倍，但对消费者而言二者的使用效果却没有这么大的差距，由此构成了对假冒伪劣商品的需求。
在第二类市场中的假冒伪劣商品通常不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消费者是不知假而买假。如果这类商品也以低于真品的价格出售，消费者是不会购买的，因为这时价格越低意味着质量越差，理性的消费者不会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赌注。糟糕的是，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而他们也决不会降价销售自己的商品，否则无异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销售的是假冒伪劣商品，从而自断财路。在这种情形下，价格不能成为质量的信号，消费者不能从价格水平获得任何关于商品真伪的有用信息。而这一类市场与前一类市场相比获利更大，因为假冒伪劣商品的售价与真品售价相同。在暴利的驱使下，不法厂商、销售商不择手段地制假卖假，以假乱真，给人们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破坏。这一类假冒伪劣商品市场的破坏性尤为可怕。
可以这样概括，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机制：信息不对称是矛盾的根源，制假、卖假和消费者不知假而买假都源于市场参与主体间非对称的信息。
三、治理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假冒伪劣商品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而难以指望在全社会范围内完全消灭假冒伪劣商品，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任由其泛滥，要紧的是把假冒伪劣商品规模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此提出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几点建议:
1.除了对严重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必须严厉打击之外，对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大的一般性假冒商品（A1 B2 B3和B1 B2 B3）不作为治理重点，因为对于这一类商品，始终有部分消费者对它存在最终需求，即知假买假；但可鼓励正品厂商积极参与打假，因为假冒商品侵犯了正品厂商的知识产权，对正品厂商的危害最大。
2.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成本。在真品和假冒伪劣商品并存的情况下，生产真品的厂商存在一种动力将自己的产品同假冒伪劣商品区分开来，在信息经济学中，这些被采用的方法称之为“信号显示”（Signalling），例如，企业为用户提供的保修或更换承诺，由于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商无法提供这些保证，这就向用户发出了信号，将自己同假冒伪劣商品厂商区分开了。类似地，还有真品厂商向消费者提供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免费服务；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向消费者宣传介绍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和技巧，以及国家水平质量检测部门定期公布商品质量检验结果等。
3.建立高额索赔制度。政府和立法机构应颁布用于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法规，明确规定假冒伪劣商品制售厂商向受害消费者支付赔偿金的数额、方式等，而且，赔偿金的数额应大大高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售价或厂商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非法所得，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制售者的风险成本，降低其预期收益。
信息经济学范文5
目前，国内外品牌资产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企业行为和基于消费者行为的两类研究。基于企业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角度出发进行各项由企业职员主导的品牌策略研究，是以企业为主导、消费者被动接受的推动品牌发展的演进过程。基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是一切从消费者出发，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品牌建立和品牌推广等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企业或消费者单一角度出发进行，揭示品牌资产生成因素及路径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尽管信息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也曾涉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斯蒂格勒（1961)分析了广告作为一种信息源的作用，并对广告进行了定义；Nelson(1974)研究了对事后检验商品和事前检验商品，广告具有的不同功能，传递的信息也不同；Akerlof(1970)通过对旧车市场分析的柠檬模型（LemonsModel)，深刻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如何导致买卖双方对市场失去信心，最终使市场失灵；Spence(1974)提出了信号传递理论，指出如果高质量产品的卖者能够找到某种激励，他就愿意花成本向消费者传递“高质量”这一信号，等等。这些思想对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但它们显然并未触及品牌资产生成中的信息传递问题。
本文拟做的工作是，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和方法，从企业与消费者相结合的角度，对品牌资产的生成进行系统的分析，并着重研究品牌资产生成中信息传递的特殊作用、传递机理，以及品牌资产生成路径等三方面问题。
品牌资产的生成是指企业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营销与管理策略使得品牌价值不断变化的过程。品牌潜在的价值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故该变化既意味着增值也意味着贬值，整个过程是一个复杂渐进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企业与消费者是其中的两大主体。品牌资产的生成与增值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内部治理，但是，良好的内部治理并不意味着品牌资产的自然生成，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企业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及在此基础上的品牌资产管理活动和企业与消费者持续良好的关系。
二、信息传递在品牌资产生成中的特殊作用
品牌资产的生成无疑依赖于一系列基础条件，包括品牌的物质载体及其外在形式如商标等，但仅有这些并不必然使某种品牌生成品牌资产。严格地讲，品牌是一个信息集合体，只有揭示品牌的信息特质，才能深刻地揭示品牌资产的生成。我们认为，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企业和消费者对产品拥有信息的掌握与理解，从而品牌资产生成的前提条件是全方位的信息传递。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交易双方能对称地掌握产品质量的信息，就可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但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和消费者的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①企业对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工艺、所采用的原材料、质量水平等有确切的了解，而消费者对此仅拥有较少的信息。②消费者不可能试用过所有的产品后才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且只有在使用后才能够确定或评价产品质量，因此，消费者对产品的信息相对于企业是滞后的、不全面的，并在交易过程中始终处于产品品质信息的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善交易状况和降低信息非对称的程度，一定的信息传递是非常必要的。为了促使交易进行，交易的一方必须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向交易的另一方传递一定的质量信号，即信号传递。信号机制的存在可以帮助人们在信息不完全的经济、市场环境中提高决策效率。大量的文献研究显示，市场营销活动（如广告宣传、产品包装以及售后担保等）作为企业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载体，可以作为传递产品品质信息的一种信号。
以具体的产品营销策略为例：①消费者通常推断，较高的广告成本暗示着企业对产品品质所做的较高承诺。这时，广告投入就可以作为传递品质的一种信号（Kihlstrom&Riordan，1984)。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的确显示（Kirmani，1990)，在产品品质信息无法获取的情况下，消费者通常会把企业投入的广告成本作为对产品品质的推断。②价格可以作为传递品质的一种信号：质优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通常较高，因此，出售的价格也比较高。所以，价格通常也被消费者视为推断产品品质信息的来源之一。③消费者通常认为产品品质较差的企业大都不会对其产品提供长期、完善的售后担保。因此，企业对产品的售后担保代表了企业对其产品品质的信心程度，并将未来可能承担的维修或赔偿费用作为其信号传递的成本。可见，售后担保也可作为传递品质信息的一种信号。
那么，这些企业向消费者传递的市场营销信号是不是可信呢？只有当企业通过这些信号渠道传递虚假信息无利可图的时候，这些代表产品品质的信号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否则，这些信号所传递的信息就可能是不完全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很多情况是劣质产品企业虚假信息的收益大于成本，这样，劣质产品企业就可以通过传递虚假信号制造噪音，使消费者无从区分不同品质的产品，形成优质和劣质产品企业的混同均衡。如Tirole(1990)的研究得出，定价较高的产品并不一定必然对应着较高的生产成本，产品品质不同的企业也可能都会选择大量的广告投入，劣质产品在其“一锤子”买卖中，只要其广告能吸引足够多的消费者，使其销售利润高于公司对该产品的广告支出，就会通过较高的广告投入，混淆信号带给消费者高质量的印象，以从中牟取不菲之利，这就是为什么广告市场也常有劣质产品的广告充斥其中的原因。而售后担保的信号成本则是产品售出以后或许会发生的成本，对企业来说没有现金流量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对于一些使用年限较长的产品。此外，售后担保也因容易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无法作为可信的品质信息来源。因此，消费者仅根据这些传递信息的单一市场营销信号是无法对产品品质的相关信息做出准确判断的，这些单独的市场信号本身并不完全真实可信。那么，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就迫切需要有一种市场机制能够将企业销售产品的品质信息可信地传递给消费者。品牌首先是一个企业用来区别其产品的名称、标志、符号或设计等。通过品牌，可以将产品的属性、价值、文化、个性和使用者形象等信号传递给相关的消费群体。因此，品牌的本质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所售产品、服务或形象的一种信号，而且它本身体现（象征）了企业以往和现阶段对该品牌产品所进行的一系列营销活动和发展业绩，相对于上述几种单一的营销信号来说，它所涵盖和传递的信息更完整、更全面（Jacoby，Szybillo&Busato-Schach，1977)，且在作为传递产品属性的信号方面意味着更高的信息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品牌提供的信息更可信且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为了降低企业和消费者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为了改善其他市场营销信号较低可信性的状况，市场需要一种全方位的信息传递，从而信号传递在品牌产生价值即品牌资产生成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品牌之所以具有价值，就是因为品牌可以作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传递的一种可信媒介并因此而区分不同品质的产品。
三、品牌资产生成中的信息传递机理分析
品牌信号的传递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能否有效地帮助消费者消除信息阻隔，加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有赖于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品牌信号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均包括下行和上行两个方向，下行传递即企业通过品牌对消费者所进行的信息传递，上行传递即消费者通过品牌对企业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每个方向的信息传递又由三个阶段构成：①下行传递：一是企业赋予品牌信号一定的信息内容；二是企业发出的品牌信号向消费者的传递过程；三是消费者接收到品牌信号并对其信息加以解读。②上行传递：一是品牌信号接收的消费者形成对品牌的反馈信息；二是消费者发出的品牌信号向企业的传递过程；三是企业接收消费者反馈信息，进行解读、评估，并对品牌资产运营策略进行改进或调整。
经过下行与上行的传递，完成了品牌信息循环运行的整个过程，而品牌资产正是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消费者都承担了两种角色，既是品牌信号的发出者，又是品牌信号的接受者。
1.企业信息下行传递行为
企业信息下行传递行为影响因素主要有：
(1)企业赋予品牌信号的信息数量和质量。①企业通过品牌定位和品牌策划，建立品牌形象识别系统，赋予品牌信号一定的信息含量，如产品定位、功能属性等；②企业通过一定的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经营品牌，并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和营销策略来宣传品牌文化，不断丰富和完善品牌信号的信息数量和质量，以期通过品牌向消费者传递更多的信息，从而吸引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单纯由品牌传递的内容与含量越全面、越清晰，则品牌信号带给消费者的预期效用越高，品牌资产也就越大。否则，品牌就是一个没有实际内涵的空壳，品牌资产的价值必然会很低。
(2)企业传递品牌信息的真实性。品牌信号传递的核心是企业让消费者相信这一信号是真实的、可信赖的，如果品牌传递的信息与事实不符，即信息不可信，那么，即便企业发出的品牌信号完全地传递给消费者，这些虚假信息对消费者不但不能够产生任何价值，反而会在品牌资产生成的过程中产生负效应。正如信息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说的，信号的可信程度决定了市场信号能否有效地传递信息（Tirole，1990)。因此，品牌信息的可信性直接关系企业通过品牌所传递的信息能否被消费者接受、产品价值是否能够实现。这里，品牌信息的真实性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企业愿意向消费者提供与品牌信息相一致的产品或服务；二是企业有能力向消费者提供与品牌信息相一致的产品或服务，二者缺一不可。
(3)企业发出品牌信号的清晰度。信息的清晰度即品牌信号能否清晰地反映出产品的具体属性和价值信息。如果企业对其产品承诺品质符合真实品质的信心越强，则这些企业通过品牌所要传递给消费者的信息就越清晰。因此，反过来说，品牌信号的清晰度越高，越会增强品牌传递信息的可信程度。这包括了企业员工营销行为的一致性，消费者对品牌的一些了解和感受是在与企业员工的实际接触中形成的，企业员工的形象、语言、行为等都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信号的理解。因此，企业员工围绕消费者开展的营销活动应尽量去创造一致的、有凝聚力的品牌形象，并始终体现出企业关注消费者的理念，这将更有效地提高品牌信号的清晰度。
(4)企业分析和处理消费者品牌反馈信号的能力。企业在获取消费者对品牌信号的反馈信息后，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研究，以便及时掌握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情况，准确把握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不断调整品牌定位，改进品牌形象。因此，企业只有具备良好的信息反馈处理系统和较高的信息分析能力，才能提高对消费者品牌信号反馈的应对速度和驾驭能力，及时对品牌运营策略做出调整，实现品牌资产的不断增值。
2.消费者信息上行传递行为
消费者信息上行传递行为影响因素主要有：
(1)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及对品牌的认知程度。这是从消费者接收品牌信号的角度来考察的。即便企业本身对品牌有清晰的定位和认知，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强烈品牌意识的消费者而言，他无法通过品牌信号获取较多信息。同样，消费者通过品牌信号获取信息量也随着其对品牌认知程度的增加而提高。因此，消费者的品牌意识需要不断地强化，而企业也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让消费者尽快认知品牌。
(2)品牌信号与产品属性相契合的程度。品牌被企业作为一种信号向消费者说明产品的某些属性，品牌与产品一一对应的关系往往已经或多或少被规定下来了，这种约定俗成相对稳定。无疑，品牌信号与产品属性一致性越高，消费者对品牌信号的理解力越强，尤其是在企业品牌延伸中。在新产品的推广中，企业透过原有品牌向消费者传递新产品与原产品具有某些相似属性的信息，借助于成功品牌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可以对延伸产品产生波及效应，使得消费者在短期内消除对新产品的排斥、生疏和疑虑心理，进而以较短的时间解读品牌信息并接受新产品。但是，如果新产品与已有的品牌产品属性相差甚远，新产品通过已有品牌向消费者传递的有效信息内容越少，则会稀释已有的品牌资产（Dawar&Parker，1994)。
(3)消费者的情感因素。情感是指消费者所经历的感觉、情绪和心境等，如生气、惊喜、紧张、舒适等。消费者的这些心理因素往往会支配他的消费行为发生。舒适、高兴等情感会使消费者产生积极的心态，对品牌的接纳程度提高，包容性增强，因而更易于接受广告的宣传或是别人的推荐，较容易激发购买行为。相反，由于处于生气、紧张等状况下的消费者的心理状况是不稳定的，则他们更多会表现出挑剔和不信任，而不宜接受品牌的宣传。虽然，一时的愉悦冲动不能构成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但却为品牌带来收益，带来获取评价、获得忠诚度的机会。由此，众多商家都从消费者的情感入手，采取了相应的营销策略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3.企业和消费者关系的密切程度
要顺畅地完成品牌信息的下行传递与上行传递行为，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和消费者围绕品牌所展开的沟通越直接、联系越紧密，相互渗透行为越多，中间环节越少，则信息传递越流畅充分，信息的遗漏误解比率也越低。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即企业与消费者在品牌建设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同一信息交流平台，就能使品牌信息的下行传递与上行传递行为通畅。一方面，企业能够及时将自己的动态经营理念、发展规划以及产品信息等最大化地传递给消费者，缩短消费者对品牌的了解过程，减少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差距；另一方面，消费者热心于企业的品牌建设，及时不断地将其对品牌的真实感知和建议反馈给企业，使得企业不断发现自己的品牌不为顾客认同接受的症结所在，调整品牌的塑造和运营策略，这样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品牌信息的有效传递。相反，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企业无法将品牌定位及品牌文化等内涵信息传递给消费者，造成其目标顾客群的混乱；另一方面，消费者无法及时地将其对品牌的真实感知和建议反馈给企业，企业难以对品牌营销策略做出准确的调整。即企业与消费者无法在品牌建设发展过程中保持在同一信息交流平台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赋予了品牌信号足够的信息含量和消费者也具有较高的品牌意识，均将造成品牌信息传递的混乱局面，严重阻碍品牌资产的生成。
因此，企业要想巩固并提升品牌资产的价值含量，除了从自身出发丰富品牌信号传递的内容，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可信赖的品牌信息外，还必须增强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因为这种信息的传递是双向的，单靠企业或消费者任何一方都无法做到有效实现，必须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使双方有效地将品牌信号内容相互传递。
四、基于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互动的品牌资产生成路径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品牌资产的生成路径应是基于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互动的生成路径。该路径的两大运作主体是企业与消费者，该路径的运作形式是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同时，该路径是循环往复，动态发展的。
1.品牌资产生成路径的始作俑者一企业
消费者并不能自行创造品牌的信息内容，因此，品牌资产的生成首先依赖于企业的行为。企业通过品牌的命名、定位、文化培育、形象树立等行为，赋予并充实品牌信号的信息含量，并根据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品牌运营。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品牌投资。
品牌投资即企业通过品牌传递信息所耗费的成本。企业往往会通过对品牌的形象、标志以及广告投入、售后担保等一系列投资向消费者证明其产品的优良品质以及企业对产品的强大信心(Klein&Leffler，1981)，这些对品牌的投资属于沉没成本，它包含了企业对品牌推广的广告、产品设计、包装差异化等费用。如果其产品被消费者发现品牌所传递的信息与事实不符，企业将会受到市场惩罚而蒙受巨大的损失，其中包括消费者对该产品的不良口碑传播而丧失的市场占有率和因此而遭受到执法管理部门的管制等，相应地，企业所要承担的风险也越多。故企业对品牌进行的投资越大，潜在的品牌传递虚假信息的损失也越大，企业只有通过品牌向消费者传递真实信息来说明其产品的品质，才可能维持较高的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弥补所投入的沉没成本。
品牌资产的增值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动态的没有终点的过程。即使企业创出了品牌，也不能高枕无忧，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对品牌进行有效的管理。科学的品牌管理是一个有效监管控制品牌发展及其积极维护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全方位管理过程，科学的品牌管理可以丰富品牌信号的信息含量，保持品牌资产的增值能力。知名品牌无终身，消费者的需求永远是喜新厌旧的，企业只有真正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从品质、功能、外观、服务等方面不断创新和充实丰富品牌信号的内涵，满足和激发消费者的需求，才能避免品牌资产流失。否则，即使有了知名品牌，也仅能昙花一现。目前，较多国内企业一旦品牌有了名气就吃老本，结果投入巨资所培植起来的名牌，在随主导产品辉煌一时后，便逐渐没落乃至销声匿迹。因此，品牌资产的建树需要企业在品牌资产生成策略上锲而不舍地改进，需要有超越短期利润的勇气，需要精心经营与消费者的关系。
2.品牌资产生成路径的最终实现者一消费者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品牌资产生成的价值体现在消费者从品牌信号中接收到的信息带给其预期效用的增加。品牌信息带给消费者预期效用的增加可以分解成三个组成部分：
(1)消费者品质认定的增加。根据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形成对产品质量和属性的主观判断，是形成消费者品质认定的基础。Chu(1994)的研究显示，品牌而不是其他信号（如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品质认定最主要的因素。在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情况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品牌能够缩短消费者对产品感知品质和实际品质的差距，增强消费者的购买信心，从而带来预期效用的增加。
(2)消费者信息成本的减少。由于消费者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受到市场环境、产品因素、个人因素的影响，综合来看，信息成本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取决于感知风险的高低：消费者获得的信息越少，信息成本越高；感知风险越大，消费者搜集和处理大量信息的意愿也就越突出，因此，所导致的信息成本也较高。在其他市场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品牌作为可信的信息传递信号会直接（提供成本较低的真实信息）和间接（减少感知风险）地减少消费者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成本，增加消费者的预期效用。
(3)消费者感知风险的降低。感知风险指的是消费者在产品购买过程中，因无法预料其购买结果的优劣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而产生的一种不确定性(Derbaix，1983)。感知风险的高低会影响消费者的预期效用，而消费者的预期效用取决于品牌被消费者感知到的物理属性、功能属性、象征属性以及消费者的偏好（其中每一属性的边际效用即为消费者的偏好），并且，如果消费者是风险厌恶的，那么，感知风险会降低其效用。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Roberts&Urban，1988)，消费者在产品市场上的确是风险厌恶的，因此，消费者在产品购买中，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感知风险的存在确实会降低消费者的预期效用。
可见，品牌信号的存在，通过信息传递，加深了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认定，减少了消费者的信息成本，降低了消费者的感知风险，随着消费者预期效用的增加，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断重复发生，并最终导致了品牌资产的生成。
3.品牌资产生成路径的运作形式一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
品牌信息要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传递和循环并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企业与消费者能及时准确地解读对方发出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而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是指企业与消费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与信息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可见，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将有利于品牌信号充分、准确、及时地传递，使企业与消费者在对品牌认识上达到较高程度的一致性，降低和缩短消费者成为忠诚顾客的障碍与时间，从而有利于实现品牌资产的不断积累。
我们于2004年下半年，针对消费者与企业员工对同一品牌个性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近3个月的随机调查，分别有效调查了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地区484名消费者，让他们对SDM(广东美的电器有限公司，下同）、SDK(广东科龙电器集团，下同）两个品牌个性的15个方面，如理性的、时尚的、知名的、有品味的、诚实可信的、务实的、高档的等个性按-3至+3从低到高的7个等级进行评估打分。同时，我们又对SDM、SDK两家国内品牌企业的近80名职员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现分别计算消费者和企业员工在15个方面评估的平均分，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一独立样本参数检验法，分析消费者与企业员工对SDM、SDK品牌个性认知的差异。
建立零假设H〇：消费者与企业员工对品牌个性认知无显着差异；
建立对立假设Hi：消费者与企业员工对品牌个性认知有显着差异。
设显着性水平c=0.05，运用SPSS10.0进行计算。SDM消费者与企业员工对品牌个性认知的双尾检验P-值=0.095>0.05，故不能拒绝H〇，即SDM消费者与企业员工对品牌个性认知较一致。相反，SDK的双尾检验P-值=0.001<0.05，故拒绝H。，即SDK的消费者与企业员工对品牌个性认知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而近几年现实的发展正验证了这一点。SDM在品牌管理中非常注重与消费者关系的维护，尤其是在空调产品销售中。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进行推广活动，开展“空调节能知识普及周”等一系列贴近消费者的活动，以数据和专业意见的方式提升消费者。
对于健康节能概念的认知及对产品性能的辨识能力，制定并推出“空调购买指数”评测系统，进而引导消费者进入“全面健康，理性节能”的理性消费新阶段，使消费者对企业传递的品牌信息，如品牌定位、品牌文化等有较准确的理解，SDM品牌资产得以逐年上升。由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组织的2001—2004年中国最有价值的20个品牌评选中（于振华，云凯杰，2004)，SDM企业的品牌资产从2001年的101.36亿元增值为2004年的201.18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5.67%，并一直稳居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第8位，同时入选10年来我国发展最快的10个品牌之一。而SDK企业品牌价值在2001年曾位于全国前20名内，但经过2002—2003年却在全国前20名品牌中消失。
五、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不割裂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的企业行为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全方位、多角度、广层面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建立良好的品牌关系，是品牌资产生成的最优路径。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传递互动下的品牌资产生成路径可概括为图1所示。
上述结论对我国企业的品牌资产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具体而言，品牌并不只是一种名称、一方标记或一组符号，真正的品牌应当是一种资产、一组关系，是以产品或服务为基础、以关系为核心的物质、行为和文化三者有机融合的信息载体，是企业与消费者共同拥有的财富。品牌价值的创造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智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需要企业全体员工和众多消费者乃至全社会共同的长期的坚持不懈地努力。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企业的品牌建设理念仍自觉不自觉地主要从企业的角度去着力于品牌建设。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基于企业行为的品牌资产生成路径在中国已不合时宜，要坚决取缔；而且，在品牌资产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企业始终应把握好从自身的角度去着力于品牌资产的生成和建设。但是，毫无疑问，仅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去着力于品牌资产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地，仅从消费者角度去营造消费者主导的品牌资产生成路径，也难以实现品牌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增值。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当今“品牌消费”时代，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传递互动下的品牌资产生成路径才是最佳选择。
信息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人力资源管理 提升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个领域组织产业化步伐高速提升，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成为了人才之间的竞争，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就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而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许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理念与具体操作上多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管理效率不足。本文则针对信息经济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展开具体探讨。
一、信息经济学及相关理论
1.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产生之初历经三十年的研究与探索，逐渐走向了成熟，具体来讲，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所谓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内容为研究信息技术、产品价格成本等方面，利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不完全信息理论，并对市场形势的信息提出假设。而宏观信息经济学则是侧重于研究信息产业经济，促使信息产业的视角下，企业的流通价值与整体经济效益等得以实现。
2.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相关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指市场的信息只有一部分参与者拥有，而另一部分参与者没有，这两者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进行市场博弈。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当中，通常将拥有私人信息的称作“人”，而没有私人信息的则称为“委托人”，而信息的不对称性有时发生在参与人签约前，也有可能发生在签约后，这两种状态有着不同的研究理论。事前不对称信息模型被称作逆向选择模型，而事后不对称信息模型则被称为道德风险模型，其中逆向选择模型具体针对人与委托人签订合同之前，人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拥有者更多的诸如风险状况等的信息，例如，企业在应聘时，人（员工）一定会比委托人（企业老板）更加了解自身的能力从而出现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模型则体现出了现实工作中的某种状态，例如，现实工作当中委托人（企业管理者）无法完全看到人（企业员工）是否有将百分百精力用到工作当中，而只是关注最后的工作成果。其特点体现在委托人无法直接了解人的行动，而只能掌握结果。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现实工作生活当中是客观存在的。针对企业人力资源来说，由于人力资源信息为私人的信息，因而各个参与者会掌握不同的信息，其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会尽可能地体现出优势信息而隐藏对自身的不利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来提升自身价值，导致企业经营活动效率的下降。因而，研究信息不对称等相关信息经济学理论，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影响。
二、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
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巨大的影响，针对信息掌握的差距，企业必须认识到负面影响并寻找优化策略。现对其影响进行具体探讨。
1.企业招聘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招聘是企业获取人才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高效的招聘能够直接为企业赢得人才与市场的竞争优势。而企业招聘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则主要体现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应聘者为提升自己的价值，会在自己的学历、工作经历以及衣着等各方面进行“包装”，体现出自身的优势，而将缺陷与不足之处进行隐藏，由于私人信息存在，企业无法全面仔细鉴定每一个求职者的信息真伪，导致提供真实信息的优秀求职者机会减少，长久的积累则会导致企业应聘人员的素质整体下降，并且，企业由于无法招聘到优秀高素质的员工，在后期培训等相关方面就会投入更大的物力以及财力，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招聘以及用工成本，并且还面临着诸如劳动纠纷与劳动争议等各方面的风险。
2.道德风险的不良影响。道德风险具体来讲是指经济活动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利益而做出不利于他人的有悖道德的行为。企业当中的道德风险产生原因为职工同企业领导之间的利益不协调，由于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思想认知差距，导致了利益持有态度的无法协调，在具体的工作当中，不利于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管理者无法知道员工的真实工作努力程度，而员工的态度则为以最小的劳动程度换来最大的自身利益，并且，道德风险问题极易产生示范作用，例如员工偷懒并且瞒过了管理者而没有受到处罚，这种示范作用就会使认真工作的员工产生动摇，导致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式与态度。长此以往，企业将会面临着员工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基于信息经济学，要去除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所造成的企业损失，必须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流程进行优化，针对性地建立起完善的各项制度，规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现针对此提出几点优化措施。
1.建立健全诚信与信用管理机制。企业需要发挥道德伦理的约束作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促进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实行诚信评价机制，对员工进行诚信评价并建立起档案，并且，不同企业之间需要增强交流，分享员工的诚信度，增加信息透明度，从而有效减少弄虚作假等不诚信的现象，从根源处解除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的不良影响。此外，企业需要加强惩治力度，要求求职者提供完善真实的资料，如果有隐瞒以及欺骗行为，则予以辞退，降低员工的“欺骗”概率，去除员工以及求职者的侥幸心理。
2.规范招聘体系与招聘流程。招聘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一套完善的招聘流程需要包含招聘需求、信息、背景调查等各方面调研与评估，首先，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等级的职位需求设定档次，并且对每一个档次的应聘者进行严格调查筛选，利用诸如情景模拟、心理测试、技能测试等多种方式，对应聘者进行甄别，充分了解应聘者相关信息。同时，企业也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在招聘成本的投入与收益间获取平衡。
3.健全员工激励机制，提升工作效率。激励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实行激励的目的在于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提升整体工作效率。企业需要随时了解并注意员工的多方面需求，针对员工的个性需求变化特征建立起一套绩效评估体系，并且将绩效评估同员工薪酬、晋升以及培训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不同的员工有着不同的需求，企业需要有灵活而全面的激励机制，做到人性化管理，积极体察员工工作困难以及家庭情况等，“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从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工作效率提升。
参考文献
[1]韩秀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信息经济学的运用 [J].才智，20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