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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文1
无人敢留言。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
是因为畏惧无形的铁钳。
不免让人联想到——
“我不是xxx，我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在明哲保身的盾牌下气息奄奄。
谁都知道这个结局，
谁都愿在侥幸的梦中睡眠。
都期望天塌下来有个头高的人顶着，
侏儒意识渗透一个民族的骨髓间，
甘心矮化，
决不立地顶天！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文2
要有钱，但不要太有钱。人一定要有钱，没有钱寸步难行，没有钱家无安宁，没有钱遭人白眼，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的观点是，钱够用且略有结余为最好，小富即安并不错。我特别不赞成的是，一说有钱就和比尔·盖茨、李嘉诚去比，那是自寻苦恼，自我折磨。如果有了太多的钱，即便是不会“一有钱就变坏”，你也根本用不了，只是一堆废纸，弄不好还要被人绑架，飞来横祸。
要成功，但不要太成功。人一定要有事业，要当成功人士，至少小有成就，否则就会觉得虚度年华，人生失败，别人也瞧不起。但不要太成功，因为，想要太成功，就要付出比他人更大的代价，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太辛苦劳累，说不定还会积劳成疾，甚至英年早逝，而且，太成功者还易遭人妒忌，受人暗算，出头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要娶靓妻，但不要太靓。娶妻娶色更要娶德，有几分姿色，看着顺眼即可，所谓下得厨房，进得厅堂就行。太漂亮了，百里挑一，国色天香，养不起，又不放心。美女娇娃，你喜欢别人也喜欢，觊觎的眼光遍布周围，一不留神就后院起火。普希金死于此，武大郎摔在这儿，例子太多，举不胜举。
要精明，但不要太精明。人不精明，要被人算计，因为这个社会陷阱太多，糊里糊涂的人，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所以，做人要精明。但大事精明小事糊涂就行，如果太精明了，时时精于算计，处处工于心计，总想占便宜，从来不吃亏，不仅难与人和睦相处，有时候“聪明反被”，就像《红楼梦》里最精明的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要清高，但不要太清高。有几分清高，讲一点儿操守，可以使自己不甘堕落，远离庸俗，不去蝇营狗苟，钻墙打洞，如狗抢骨头般去争那些身外之物，有别于名利之徒。但是，太清高了，一尘不染给人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就会“皎皎者易污”；且“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会让人敬而远之，少朋稀友。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文3
清代著名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曾有“难得糊涂”的名言，若干年来文人墨客、社会名流对其作了各种理解，在此不再赘述，仅就我个人的理解作些阐述。
“难得糊涂”绝不是真糊涂，而是对社会、人、事、物等正确分析之后的聪明抉择，是饱经沧桑之后的成熟和从容，是大彻大悟之后的宁静心态，是人生的大智慧和最高境界，其深刻内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难得糊涂”实则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当事情受局限无法进展时暂且放一下，待条件成熟时再做，可以减少机会成本提高成功的系数。或者当事情遭遇困局时表面上停下来，而内心里却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一旦问题解决马上行动并一举成功，如此可以减少社会关注和心理压力，为事情的圆满完成争取时间和提供保障。或者当事情不明朗时不便于决策和执行，姑且把事情放一放，以静待变，冷静观察和分析事态的发展，根据事情的发展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以提高对事情成功的把握。
其二，“难得糊涂”是危机应变的手段，比如对一些不便于做的事情、不便于回答的问题等，故做模棱两可状，佯装不懂假作不知，以理智的糊涂来化险为夷，以聪明的糊涂来化解可能发生的种种矛盾。再如当人处困境时，面对外来的流言蜚语以及各种打击等，韬光养晦，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装聋作哑，不温不火不做应对，把全部的精力潜心于事业，争取事业的最后成功；当人处于成功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面对外界的嫉妒和造谣生事等，不争辩不回击，以静制动，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以求减少对立面，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劳动成果，以理智的心态把宝贵的时间投入更高的追求之上。
其三，“难得糊涂”是避免尴尬的高明之举，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做不做都处于左右为难的状态，这时不妨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以求解脱，比如你一不小心触及了别人的隐私，宁可装作没看见没听到没去做，并且对外绝对保密以免惹火烧身。
其四，“难得糊涂”是促进和谐的剂，现在社会是个名利场，有些人把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等看得至高无上，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争名夺利、争强好胜，结果争得不可开交、打得头破血流，轻则关系僵化或众叛亲离，重则锒铛入狱或一命呜呼，从这个角度上讲“难得糊涂”更强调了和谐的重要性，它要求人们之间彼此要宽容、大度、尊敬，以和谐共处为最高准则，淡泊以名利宁静而致远。而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强调和谐，故我们宁可“难得糊涂”。
其五，“难得糊涂”强调的是一种“隐忍”的修养，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以个人能力所改变的，如明知不可而为之，只能给自己带来失败和心灵的伤害，这时不妨“难得糊涂”姑且罢手，比如说社会环境，确实有时候很不好，但是以个人之力恐怕无法改变，这时你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再者做事要适可而止，“难得糊涂”一些，隐忍一些，因为过犹都会不及，退一步海阔天空，适当时候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后路，以便未来刚柔相济进退自如。
说到“难得糊涂”不是没有原则，事关国家民族集体利益、个人气节、重大事情等时绝不应该糊涂，关乎个人利益、个人荣辱等时则无需斤斤计较、针锋相对，宁可糊涂一点，豁达一点，忍让一点。
职业经理人，要做到“难得糊涂”，需要智慧的积淀，需要长期的修养，并且要多历练、多学习、多思考、多总结，还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冷静的思考、明智的抉择来处理复杂多变的事物。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文4
【关键词】传统道德；原则；内容；精髓
教育部统编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四章第二节的题目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包涵三方面内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关于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教材归纳的完整性值得商榷，归纳的内容也不够深刻，没有抓住精髓从贯通古今的角度深入分析其时代价值，而是就传统讲传统。因此对大学生的教育效果有限，甚至在一些学生心目中形成“老生常谈、不过如此”的印象。这不但不利于学生受到传统智慧的启发，而且不利于学生形成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削弱爱国主义的情感。因此笔者建议，对这一内容的教学要在教材基础上深挖一步，细化一些。
1.教学的原则
首先，对道德的认知除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外，还应该有人性主义的角度。所谓人性，概括说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点与需求。比如趋利避害，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下，人都有追求快乐、趋利避害的内在要求。是否能实现这些要求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人性的基本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稳定性，因此传统社会形成的人际交往基本规范也就有了永恒性。道德针对的人与事随历史不断变化，但内核是一以贯之的，重要的是把握精髓，而不是借形式变化否定内容。这样一来，传统道德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就明显增强了。其次，传统道德本身的思维方式或教育方式是因果论，认为所有现象最根本的起因是人内心的“念头”，看问题不能只看现在，而应该从第一念出发，看清因果相续的连锁反应。如果从长远与最终的结局看，这一念能带来好处，那就是善的。如果不能，就“防患于未然”，及时断掉这个念头。这种因果论的教育方式承认人有向上的本能，通过分析结局让人们看清行为本质，自主选择道德行为，尊重了人的主体性，很适合大学生。比单纯说教和灌输更少逆反，效果更好。
2.教学的具体内容
2.1去掉“智”的道德体系值得商榷
教材对传统道德总结出六条内涵，仔细分析这六条里面有四条就是古代儒家“五常”中的“仁”、“义”、“礼”“信”，但把儒家的“智”去掉了，增加了“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做是一种高层次最求”，和“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在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形成现在的六条。儒家“五常”中的“智”，要求待人处事要有智慧，避免教条化和片面性。有智慧的人能全面看问题，能是把对立的事情综合起来，能看到每一个事情正反不同的侧面。比如“仁”，本意是指替别人着想，但是如果没有智慧，不考虑自己的真正目的和别人的心愿就会把善良变成讨好、强加、甚至伤害。所以每一条道德都需要智慧作指导，否则常常会过犹不及。智慧是道德不可缺少的因素，教材把这一点去掉，似乎并不可取。
2.2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
在顺序上，教材把为国家奉献的“忠义”精神放在第一位，合乎有国才有家的道德要求，但是爱国家首先是从爱故土爱家人培养起来的，没有热爱家乡亲人的感情起点和逻辑起点，哪来对“祖国”的概念和情感？所以考虑到事实发生的逻辑，把仁爱放在第一位更恰当。
仁者爱人，用在人际关系上就是和谐或团体协调。结合人性论和因果论，“仁”有三方面含义。一是“仁”起源于血缘天性。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段话是儒家对仁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人在家庭中由于血缘亲情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到了社会上就会对象征父亲权威的领导或规则尊敬遵守，对处于同辈的同事、朋友友好相处。会把爱从家庭扩充到社会，所以孝悌是仁爱的根本。现代心理学的客体关系理论认为人在幼年时期与照顾着形成的关系会成为将来社会关系的模板，也证明了儒家理论的正确性。二是“仁”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比如古代人反对挖矿，反对为了人的利益破坏自然，他们看到人的一举一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不是他们不知道享受，但是在他们看来，人和环境是平等的，众生平等并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怜悯之心，而是他们认为只考虑到个人享受，不考虑千秋万代，不考虑整体关联，后果会很严重。现代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一切都要按照人的需要去摆布，现代工业化国家不断享受环境，这种无止境的开发比带来的舒适后果可怕得多。古人看到的是其中的因果。他们讲整体主义并不是愚蠢，如果仅仅看到古人不如现代人更有效果，更有利益，就会忽视他们更最深层的智慧。他们是从更深更广更为远大的胸怀来看待人类发展的。三是“仁”的心理基础是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从心理层面讲，就是对自己的和谐，“境由心生”，世界都是人构建出来的。人内心对自己有更多的苛责，就会对别人要求过多，对自己和谐，就会对别人友爱。人际关系和谐是内心和谐的折射，只有善待自己才能善待别人。对自己狠的人，对别人也狠，这样的人会想：我做好了，你为什么不能做好？我压抑了，你为什么不能压抑？所以仁爱是从爱自己出发来爱别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文5
【关键词】英语学习；文化差异
引 入
有一个波兰朋友给我讲过一则笑话：三个女孩站在一面可以检验照镜子的人是否讲真话的魔镜前，如果是真话，可以实现一个愿望；如果是假话，照镜子的人就会消失。褐发女孩首先说：“我想我是最漂亮的。”嘭的一声，她消失了。接着，红发女孩对着镜子说：“我想我是最聪明的。”嘭的一声，她也消失了。轮到金发女孩了，她站着镜子前，小心翼翼的说到：“我想……”她还没说完，就嘭的一声消失了。这个笑话的背景是在西方，大多数人都认为金发的女孩很笨，他们甚至根本就不会思考。所以，当那个金发女孩说：“I think”的时候，镜子就已经觉得她在说谎了。如果不知道这个文化背景，就很难理解这样的笑话。
我们当中很多人，经历了中学六年系统的英语学习，又接受了多年的大学英语学习，甚至有一些还顺利通过了四级和六级的英语考试，可以说，已经基本掌握了英语语言知识，具备了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对英语国家文化缺乏了解，缺乏对文化差异的洞察力和敏感性，不少英语学习者常常以汉语思维去理解英文语句，导致对英语中隐含文化内涵的语言现象理解不准确、不深刻、甚至产生误解；在运用英语进行交流时，也常常按照汉语文化的习惯进行表达，造成了运用不恰当、不得体，甚至出现用语的失误的情况，给交流、沟通与合作带来了阻碍。
因此，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必须重视英汉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加强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才能正确恰当地运用语言，自如交流，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具体而言，英语国家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域文化的差异
地域文化指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为不同民族对同一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或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以中英两国为例，中国是以陆地为主，且古代中国人大都从事农业或以农业为生。因此，中国人对“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反映在语言中就有“土生土长”、“土崩瓦解”、以及现在流行的“土鳖”、“土豪”等大量含“土”字的词语；而英国是一个岛国，渔业、造船业、海运业在其经济中所占比例甚大，因此，有大量的包含“water”、“sea”、“fish”、“boat”等单词的词组，展现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如hot water（困境）、when one’s ship comes home（当某人发财致富时）、eat no fish（诚实的人）、spend money like water（挥金如土）。
因此，汉语中的“望子成龙”不能直接英译成“expect his son to become a dragon”，而应译成“expect his son to become successful”或“hold a high expectation for his child”。否则一定会让英语国家人感到万分的不能理解。
二、社会风俗的差异
在文化传承方面，英美文化的典故多来自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以及圣经故事。比如最后的晚餐，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 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而中国文化的典故则多来自于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比如司马昭之心、毛遂自荐、孔融让梨、木兰从军等等。
排队是英语国家人固有的习惯。去商店购物、进餐、买票、上车等都按顺序进行，绝对没有人插队，熟人见面也不会乘机帮忙。给你提供服务的办事员如果发现有人插队，立即制止，不讲情面。轮到你的时候，还要等到他或她叫你的时候，你才可以越过黄线接受服务。否则会受到批评。
外国人吃饭往往是采用分餐制，或者自己点自己喜欢的菜品。而中国人则多是在同一个盘子里夹菜。吃完饭付账时，如果不是你特别要求今天请客，都是采用AA制。但这并不会影朋友之间感情，也没有人会觉得难为情。他们在餐桌上，一般不谈公事。这与中国人习惯的饭局上谈业务、促成生意大大的不同。常常有人在与外国人谈判时发现，这些外国人可以餐桌上与你称兄道弟，显得相当随和、好说话。但一旦回到了谈判桌上，他们却依然是寸步不让。
现在很多年轻人学习欧美的影视作品，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上课、上班甚至是参加公共社交活动的时候都穿着背心、短裤、拖鞋等不合礼仪的服饰。他们却不了解，欧美人在正式的场合是相当讲究着装的。男士通常会穿西装、内搭衬衫，打领带，穿皮鞋。女士在正式场合则身穿礼服套装，配戴耳环。
三、价值观的差异
1.性恶与性善：西方古代哲人以及古代宗教大都主张原罪说，即，任何人天生就是有罪的。与西方古代哲人相反，中国古代圣人大都主张“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同的人性论观点也影响了中西文化发展的道路。西方国家从“性本恶”出发，注重管理，强调依法治国。中国传统文化从“性善论”出发，注重人治，强调以德治国。
2.张扬与谦虚：当西方人当取得成就或荣誉时，一般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和喜悦。当受到别人赞誉时，也都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相反，中国文化则反对炫耀，认为会得意忘形；主张内敛，提倡谦虚，避免锋芒毕露，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当听到外国人夸耀自己时，中国人常用“哪里哪里”、“一般一般”等回答表示谦虚。而这样的回答经常使西方人迷惑不解。
四、思维方式的差异
1.思维模式的不同：中国人较多曲线式思维，美国人较多直线式思维。曲线式思维是指围绕着某个中心主体绕圈子，迁回靠近主题的思维方式。直线式思维则指直接切人主题，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曲线思维方式和美国人直线式思维方式的差别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在写作习惯上，中国人无论写记叙文还是议论文都偏向于经过一定的铺垫之后再步入主题，讲究的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而美国人在写作习惯上强调清楚直白，一般文首有全文的主题段，每段段首有全段的主题句，以后的内容都是此主题的延展，完全是直抒胸臆。在交流方式上，中国人讲究委婉含蓄，不言而自明，强调暗示的作用：而美国人则着重有话直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意见。
2.思维角度的不同。以茶叶的命名为例。black tea对应中国红茶。表面看起来，对同一物体赋予了不同的颜色似乎有些奇怪。其实，英语国家是从茶叶颜色的角度来给茶叶命名的，而中国则是从茶水的颜色的角度来命名的。
3.思维习惯的不同。汉语中主动语态使用频繁，而习惯于客体思维的西方人却常把观察或叙述的视点放在行为，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上，并以此作为句子的主语，因此英语中被动语态使用广泛，如（他们）结婚六年没有儿子，然而妻子却出人意料地给丈夫生了一对双胞胎。英文多半会说After six years of married childlessness， the father was suddenly presented by his wife with a pair of twins.
五、习惯用语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独特的成语和俗语，我们这些成语和俗语称为习惯用语。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经常在理解这些习惯用语时感到困难。这是因为你不可能从组成某个习惯用语的字面上来了解它的意思。比如，Newcastle（纽卡斯尔）为英格兰东北部的工业港市，盛产煤，素以煤炭出口闻名。因此常用“carry coals to New castle”比喻“多此一举，画蛇添足”。Busboy常被理解成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或司机。然而Busboy与公共汽车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在餐馆中收拾碗筷、擦桌子的杂工。此外，a small fortune表示巨资、nose of wax指软耳根、没主见的人、blue blood是贵族出身、贵族身份的意思。
这里只是列举了英语习语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些习语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约定俗成的，不能随意改变。比如，rain cats and dogs不能说成rain dogs and cats，one hundred and one thanks（十分感谢）不能改为one thousand and one thanks.
英国语言学家Jenny Thomas认为，语法错误从表层结构上就能看出，也很容易被发现。所以即使发生了这样的错误，受话人也会认为说话人缺乏足够的语言知识，可以谅解。但如果一个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因缺乏对对方文化的了解而出现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教养或不友好，他的行为会被误会为粗鲁和敌意。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 Sapir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在英语学习中注重了解英汉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显得十分重要。一是要加强对英语知识文化的认知，从阅读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圣经故事、伊索寓言等书籍和英语国家报纸、影视剧等入手，主动获取英语国家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科技成就等知识文化内容，逐步建立全面完整的英语文化知识体系，为语言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要强化对英语交际文化的融入，真正使语言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回归到“交流”这一本源，积极参与各类英语社交活动，主动利用书信、网络交流等交际途径，在语言应用中积极了解英语国家的信仰习俗、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交际文化内容，学习模仿体态语、社交礼仪、交际环境、交际方法、交际态度等方面的非语言文化内容，潜移默化的融入“母语”交际模式。三是要注重英语语用习惯的积累，要真正掌握英语，除了语法、词汇、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外，对包括词组、习语、固定搭配等内容的语用习惯的掌握同样重要。语用习惯是经年累月、约定俗成的，往往无法追溯其本源、理解其成因，因此要养成良好习惯，注重不断积累、自觉还原运用，才能原汁原味地掌握地道英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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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文6
回顾历史，美元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爆发于1973-1976年间，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美元和黄金的彻底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第二次危机爆发于1985-1987年间，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国股市的股灾，美国也在此后成从净债权国沦落为净债务国。也许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爆发或许可从美元持续地对欧元和日元开始贬值为起点（大约是2001年的4-5月），其标志是美国经济3大泡沫的破裂，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增长性衰退”的困境中。
美元贬值时其他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显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美元下去了，谁将浮出水面而升值？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人民币。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年间一直是全球经济中罕见的亮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美元危机没有根本缓解之日，也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纷争高发频发之时。
华尔街日报已经说，尼克松1971年担心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迫使日元升值。随后，美国的无情压力造成日元继续升值，引发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混乱。现在和今后几年，美国很可能要以同样的方式同中国谈判。人民币汇率面临何去何从的挑战。
最后一个泡沫的破裂？
脆弱不堪的美元导致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新经济时代那种辉煌的强势美元时代终结了，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不断下跌，对欧元汇率于5月28日创下了1欧元对1.19美元的新低。两年来美元对日元也贬值了16%，要不是日本央行频繁入市干预，恐怕美元对日元会跌得更多些。尽管目前小布什反复强调说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没有改变，但现任美国财长斯诺却称他并不了解前两任财长所称的强势美元战略的具体含义，而“当美元跌至一个更低水平时，就将有助于出口。我认为作为一种结果，出口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劲。”“美元的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呼应斯诺此言的是美元当日大跌，创下1999年1月19日以来的记录。美元风雨飘摇的状态并非斯诺只字片语所导致，而是反映出极度脆弱的市场，已对任何关于美元将在市场中随波逐流的官方暗示已极度过敏。
从上述不难看出，如果单就名义汇率的下跌而言，美元的确已经深陷困境。新经济有其里程碑式贡献，但也有泥沙俱下的一面。在新经济陷入调整之后，人们普遍担心美国经济运行中的3大泡沫：一是股市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三是美元泡沫。关于股市泡沫，美国纽约股市和Nasdaq的调整已很充分，和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伴生的房地产泡沫也在陆续释放之中，但美元泡沫的破裂速度则要慢得多。令人不安的是，近两年来，美元泡沫的破裂明显加速了。那么目前美元的岌岌可危是否意味着美元危机？种种迹象显示,第三次美元危机不是是否爆发的问题，而是已经爆发和将调整、蔓延多深的问题。
第三次美元危机？
回顾百年来的美元汇率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爆发于1973-1976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个虚金而实美元的体系极大地推进了美元的国际化，美元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成为70年代时的美元泛滥(Dollar Glut)，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美元和黄金的彻底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不兼容体系”的崩溃。第二次危机爆发于1985-1987年间，美国经济的滞胀之苦，以及当时日本、欧洲经济的崛起迫使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国股市的股灾，美国也在此后成从净债权国沦落为净债务国。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爆发或许可从美元持续地对欧元和日元开始贬值为起点（大约是2001年的4-5月），其标志是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美国经济一度接近衰退边缘，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增长性衰退”的困境中。
为什么说目前已是第三次美元危机，而不是有无危机的问题？
一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渐庞大，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1998-2000年的贸易逆差分别为1700亿、2650亿和4000亿美元，在2001年和2002年贸易逆差分别为4300亿和5300亿美元。目前美国贸易赤字差不多占其GDP的5%，这种局势，比发生美元危机的1985-1987期间还要严重，当时美国贸易赤字占GDP的大约是3%。
二是本来贸易赤字还可以勉强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勉强维持，那就是美国大量地吸纳国际资本。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曾经将美国金融体系形容为“吸血鬼”，因为它汲取了全球最多的净储蓄，而美国人自己并不太储蓄，喜欢寅吃卯粮，源源不断流向美国的巨额国际资本，使得美国能用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贸易赤字，甚至还绰绰有余。但在近两年情况发生逆转。在2002年，外国对美国的证券投资由2000年的9780亿美元下降到5600亿美元，FDI则由2000年3080亿美元急剧减少到2002年140亿美元。去年甚至首次出现了美国付给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收入多于美国海外资产收回的收入的情况。而欧元区12国的投资者自1993年以来首次成为了美国证券的净抛售者，2002年前10个月净购买了价值1520亿美元的美国证券，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5%。显示出美元及美元资产的魅力不断褪色，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平衡其国际收支的信心严重动摇，并纷纷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例如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5月19日社论指出，各国央行正在努力加大其官方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而抛弃美元。
三是美国财政情况不佳，其国际净债务国的包袱也日甚。财政盈余已经是克林顿时期的旧梦，年初人们曾估计美国将有3000多亿的财政赤字。根据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战争研究中心的估算，美伊战争可能耗资1500-2000亿美元，尽管倒萨战争戏剧性地结束了，使得战争费用较原先估计的为低，但至少不会比海湾战争耗费的610亿美元为少，并且难以在大国之间自愿分摊，结果近年美国财政赤字可能更将接近400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海外总负债扣除总资产后，仍有3万多亿的净负债。有人估计目前每10张百元美钞，有7张是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的，说美国富裕得债台高筑并不过分。
因此，也许我们已经陷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15年为周期的第三次美元危机。
谁为美元危机买单？
有人说：“世界经济像风筝，美元就是那根线”。在很长的时间内，强势美元曾顽强地牵引着世界经济在固有的轨道上运行。然而，现在美元跌入危机，牵引风筝的线松弛了，放飞的世界经济又将如何飘零？
美元危机对美国经济似乎并非坏事。对于美元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美国国内出现了纷争：美国的工商团体、劳工及农业组织都对此表示了欢迎，因为他们认为美元汇价被高估了二成以上，美元走软将能恢复美国传统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外贸形势恶化局面。而来自金融界的一些人则极力反对，认为美国财长斯诺之所以改变强势美元制度是因为他出身于制造业的缘故，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则断定：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改变强势美元的做法“损人，但不利己！”
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总体上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一是抑制进口改善出口，缩小经常项目赤字。以美元贬值和经常项目收支看，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美国的商品进口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自200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降幅为8.2%，而商品出口则由上季度的下降11.5%“回升”至于下降了2.5%。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企业也因为美元汇率下降而利润大增。其中，一季度，IBM公司利润上升了11%，其中的7个百分点就是因美元汇率下跌所致。一季度，微软公司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利润按当地货币计算只能增长1%，而折合成美元后的增幅则高达12%。因此脆弱的美元对美国制造业和农业是有好处的。
二是因为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储备货币，其他国家握着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等同以美国自我豁免其债务，何乐而不为呢？以美元贬值和美国国际债务负担的情况看，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外国人掌握着美国24％的公司债券、22％的股票和48％的其他有价证券、这些数字加起来几乎等于美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一贬值，这些资产便缩水，美国人等于通过贬值把债务负担转嫁到了外国人头上。鉴于中国外汇储备庞大，民间和官方储备累计至少有6000亿美元，美元降息或贬值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不是个小数目。
三是美元深度调整为美国经济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开了空间，像1987年美元危机和股灾之后，美国迅速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股市也在随后几年出现了40%强劲反弹。
四是美国似乎并不担心过于欧元取代美元的地位，毕竟欧元区的经济表现还不如美国，欧元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储备方面的地位还难望美元之项背，加之美国新经济播下的勃勃生机和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因此今后2-3年，也许美元的调整是美国经济恢复光彩前的“最后一跌”吧！
美国人似乎对软弱的美元并不感到尴尬，他们正兴奋地讨论经济是否临近复苏边缘？而欧洲人则忙于将自己的经济增长率再次下调。 欧央行在最近的宏观经济展望报告中，以经济疲弱为由，调低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今年增幅由去年12月预测的1.1％降至0.4％，明年增幅由1.9％降至1.1％。软弱的美元虽然使欧元热得发烫，但欧洲经济却可能更冷冰冰。和美国经济相比，欧洲经济恐怕更乏善可陈。作为欧元轴心的德法经济尤其糟糕。德国经济已经走到了衰退的边缘。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德国共有3.77万个企业破产，创历史最高纪录。德国联邦劳工署的数据显示，德国目前的失业率是4年多来最糟糕的时候，德国消费者的信心是6年以来最悲观的，人们普遍担心德国可能在两年内再一次遭遇经济衰退。至于法国则已创下了7年来最高财政赤字记录。法国经济和财政部宣布，2002年法国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值，法德的财政赤字都在《稳定与增长公约》警戒线左右徘徊。英国作为欧盟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也未能消化经济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美元危机导致欧元狂升，将大大削弱欧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欧盟经济的复苏。
亚洲仍然是为美元危机“买单”的主角。截至2002年底，东亚官方外汇储备积累高达1.2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外汇储备约占全世界的21.3%，中国内地占12.3%，韩国占5.6%，中国香港占5.0%，印度2.6%。在2002年世界外汇储备增加的3950亿美元中，日本占25％，中国占24％，中国台湾占12％，亚洲整体占了80％。目前亚洲人拥有全部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一半。以新投入美国股市和债市的净资金额计算，在2002年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已超过欧洲人，成为美国证券最大的海外投资者。美元无论升贬均将使得东亚进退维谷，美元升值，东亚政府和企业拥有的美元值钱了，但却担心出口不景气；美元贬值，出口货物因为更便宜而顺畅了，但政府和私人的美元储备却遭损失。这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瑟夫・昆兰直言不讳地说“实际上，亚洲是美国的银行” 的理由吧。东亚和欧元区不同，东亚没有高度整合的区域金融市场，难以将资本从美国抽身回来放到东亚本地，面对美元危机可以说“无路可逃”，东亚在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一盘散沙，和该区域已经取得的经济奇迹相比，也算是个令人汗颜的奇迹。
人民币陷入困境？
美元贬值时其他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显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美元下去了，谁将浮出水面而升值？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人民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Bergsten在2003年2月26日的午餐会上，介绍了其主编的《美元高估与世界经济》的报告，在报告中Bergsten指出，目前美国像1985年那样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为政策目标是不现实的，但美贸易赤字应削减一半，使其占GDP的比例降到2.5％的水平，才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现实选择；而要实现将贸易赤字削减一半的目标，美元须在现有基础上再贬值20－25％。伯氏认为现在美国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正缓慢复苏，仍存在很高的失业率和设备闲置率是美元贬值的最合适的时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主要的国际货币不能竞争性贬值，而应该相对于美元升值才能吸收美元危机的冲击，那么何种货币是美元危机的牺牲品？根据美联储采用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所反映的美国贸易伙伴币值对美元币值的影响程度，2002年依次为加拿大（17％），欧元（16.3％），日元（13.3％），墨西哥比索（10.4％），中国（8％）。NBER的报告中对上述5国的货币升值吸收美元调整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一是关于欧元，由于欧元在过去两年对美元已经从0.84飙升到1.18左右，欧洲经济又不佳，再让欧元吸收美元贬值的压力余地已经不大，何况英国陷入泡沫经济，德法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徘徊，欧元区2003年经济增长不会高于2%，吸收美元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关于加拿大元，毕竟加拿大和美国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并且是美国工业原料的重要进口地，吸收美元贬值的可能性亦不大。三是关于墨西哥比索，近几十年来的比索危机已经使美国其金融动荡心存余悸，故它也不可能充当美元贬值的吸收体。四是关于日元，日本经济给人以13年来连续萧条的印象，至今已经连续56个月的物价下跌。
那么惟一可以选择的牺牲品只有人民币了！种种迹象显示：人民币作为释放美元泡沫的载体而被迫升值的压力较之日元要大得多。毕竟日元已经经历了一次广场协议，日本经济过去13年来萧条不振，在2002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7%。而中国经济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可能面临美元危机的挑战。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为4.7%，排在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9%之后居第三位。因此NBER倾向于中国应该在促使美元币值的调整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放弃人民币-美元间的挂钩，人民币不应随着美元汇率的下调而继续贬值。
更广义地看，中国近年来是惟一在经济成长、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保持强势的经济大国。世贸组织在今年4月份公布了2002年度全球贸易情况报告，结果中国排在美、德、日、法之后，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国。就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外贸产出的增量占全球产出和贸易的增量比重而言，中国大约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2年，全球贸易额仅仅增长2.5%，其中货物贸易增长为4%；预期2003年全球贸易额增长不会超过3%，货物贸易增长也难超过5%，中国的出口增长却几乎是其10倍，这样贸易争端的上升和对人民币重新定值的议论就将抬头。在遭受非典灾难的2003年，中国经济大势未改，海关新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9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6%。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3.8亿美元。而商务部的数据表明，1-4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了51%。5月份合同外资金额76.95亿美元，同比增长17.6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49亿美元，同比增长39.47%。尽管“非典”对外资外贸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但全年出口增速维持在22%以上，全年利用外资维持在500亿美元以上的可能性相当大。因非典而暂时收敛的各种“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呼声再度回来了。
来自海外的迫使人民币重新定值的声音日渐强烈。由于人民币被公认为与美元挂钩，人民币汇率再一次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纷纷呼吁中国对人民币重估使其升值。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对比全世界麦当劳的价格之后得出同样结论：麦当劳Big Mac在美国的平均价格是2.71美元，而在中国的平均价格是1.2美元，也就是说人民币值低估56%。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完全有能力决定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屈从外部压力？其实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从来就是利益的纷争和妥协。之所以说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将承受较大的升值压力，更便宜的美元意味着更便宜的中国出口产品，在过去两年外贸形势大好，绝不能排除人民币随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好处。如果人民币继续钉住美元，则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日增。其中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决定意义，除非舍得美国这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市场，否则人民币能不能持续盯住美元，当然受美国是否容忍人民币继续钉美元的基本姿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陷入了何去何从的困境。
如何化解人民币困境？
其实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多少是不完全真实的，如果我们考虑中国的外资外贸，当然人民币应该升值；但如果考虑中国软弱的银行业和堆积如山的不良资产，考虑到日渐严峻的贫富不均和空前低利率，那么人民币其实是一半为火焰，一半为冰山。目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策略之一：就美国促成美元深幅调整以平衡经常项目逆差的战略来看，中国应和其他各国进行广泛的 政策协调，说明第三次美元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危险的。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通过减少进口全部消除，美国的经济要下降10%，影响世界经济下降3.5%。汇丰银行的研究认为，在第二次美元危机期间，美国从1986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3.2%开始调整，直到1991年经常项目基本达到平衡。5年间美元贬值了一半，但世界经济遭遇了严重挑战。期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5.1%，欧盟为3.4%，美国仅为2.4%。目前粗略的计量分析证明，美元每贬值一个百分点，美国贸易逆差可缩小100亿美元。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次美元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较之第二次美元危机将更严厉，尤其在世界经济处于增长性衰退时，美元调整将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时代的降临。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应致力于一个有序调整大国间国际收支状态的汇率政策合作和协调，以努力避免或者降低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灾难。
策略之二：就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战略协调来看，国际社会应重新认识日本经济的真实状况，以及中日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纷纷认为软弱的日元和日本经济是相称的，甚至令人同情的。但中日经济的经济差异显而易见。
一是日本乃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因此其GDP和GNP之间的差异也最为显著，以GDP考察日本经济可能会产生失真。尽管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难同日而语,但到2000年底日本海外资产仍高达3.2万亿美元，其中1.88万亿美元投资于制造业,而其余1.3万亿则投资于金融证券，日本海外企业销售额在2000年高达1.3万亿美元。这较之中国2002年的GDP还高。目前日本各行业的平均销售总额和人均附加值都在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因此用不能反映海外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衡量日本经济，明显失真。考虑到日本庞大的海外资产及其收益，日本经济增长至少需要向上修正一个百分点。据联合国的统计，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960-1973年期间高达9.2%，在1973-1989年期间为3.6%，1990-2000年仅1.75%，但若考虑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GDP和GNP之间的差异渐渐拉大，则日本经济的滑坡情况并不如日本政府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日本目前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社会转型危机而非经济危机。
二是摩根斯坦利曾有报告指出，日本人均GDP高达3万多美元，而中国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门槛，仅为日本的3%。日本国内储蓄达11.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0余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与日本还相距甚远。
三是在2002年，日本依靠前几年相对疲软的日元和美国以及亚洲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使其贸易赢余达到12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占GDP的3%，几乎是中国5年来贸易顺差的总和。中日、中国和东亚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中国作为逆差国的姿态却急剧上升。正是对日本经济，以及对人民币汇率决定基础的二元性缺乏恰当评价，所得才使得人民币处于升值预期之中。
策略之三：就人民币汇率安排来看，应该“去政治化”。这包含以下一些战略选择。
一是去政治化意味着一国的战略储备中，应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储备并重。中国目前货币形态的储备丰厚而实物形态的战略储备薄弱。以原油而言，估计在2010年前后中国原油自给率将下降到50%以下，在2025年可能下降到30%以下，2002年中国原油进口为7000万吨，估计今后数年中国原油进口每年至少增长1000万吨。因此中国应建立起石油战略储备体系，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有潜力的油气资源。目前看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战略物资，例如石油、铁矿石等都将越来越倚重国际市场，因此中国应摆脱重外汇储备轻实物储备思路的可能影响。
二是去政治化意味着汇率政策应该作为货币政策的内容来使用，强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广场协议》给日本的教训，就是日元汇率政策被作为事实上的出口激励政策掌握在大藏省手中，因此外国政府给日本政府施加升值压力时才能奏效，在央行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并直接对国会负责的国家中，这种施压不可能奏效。而目前中国同样存在汇率政策沦落为出口激励型财政政策附庸的风险。本来出口激励政策应该是财政退税力度和出口管制的事情，但现在汇率信号却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这既应该归咎于盲目激励出口，但却不对出口秩序进行有效管理的放任政策，也应归咎于退税不及时不充分，2002年末，中国财政累计应退未退的退税额达到了2100亿元，一年即增加了700多亿，使得出口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脆弱。无论何时，作为调节一国经济外部均衡的汇率政策丧失独立性，都是非常危险的。
三是去政治化还意味着对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应予充分关注；给居民因旅游、留学等用汇予以更大的便利。去政治化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才能修正自汇率并轨以来，国际储备超常增长的格局，才能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承担和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
策略之四：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增强弹性来看，应该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和汇率形成综合起来考虑。
一是短期内可以进行的调整，是人民币和美元的“适度合理”脱钩，例如从单一盯住美元改盯“货币篮子”，但货币篮子的设计应该尽可能简要明了。尽管后者中美元仍可能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毕竟人民币和美元不再亦步亦趋，对美元深幅调整的可能也不至于进退失据。一国货币在升值预期下适度放弃盯住，较之在贬值预期下要有利得多。
二是中期来看，应将中国汇率制度选择、资本管制和经济冲击联系起来考虑。中国放松资本管制是基本趋势，按IMF分类办法资本项目可兑换指的是43项资本项目的交易，中国大概有45%左右资本项目交易实际上已经可兑换，仍有管制的不过十余项目，严格管制只有数项而已。而越简约的资本管制就意味着一国汇率制度安排可以获得越大的弹性。对中国而言，如果周边地区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压力已基本消除时，选择较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中国经济更有利，并且这种政策收益将随着中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撤除而逐步增加。如果中国在其国际经济交往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时，不对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进行修正，那么可能会导致以下一些负面的影响：1.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的挑战日甚；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动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加剧；3.在不利的内外部情形出现时遭遇外部投机性攻击的可能性增大。鉴于东亚经济已经基本稳定，以及中美经济周期的不同步性，因此以美元作为中国汇率选择的名义意义正在下降，中国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而采取更自主和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乃是必然。
三是长期来看，中国应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在区域货币合作中发挥更深远的影响力。目前东亚央行间已经完成货币互换安排，也正在探索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的可能性，甚至有一些学者在讨论东亚汇率走廊，或者中国区汇率走廊的安排。只有中国更富建设性地参与亚洲货币合作，并为周边经济体在投资和贸易领域更广泛地运用人民币进行计价、投资、支付和清算方面提供更多便利，人民币汇率安排在未来才有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