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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范文1
【关键词】效率 公平 信息
效率最开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最优状态主要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的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来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以便增进人人的满足状态；另外一种解释指的就是任何改变都不能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依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奥肯认为政府应持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便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两派，也就是效率优先派和公平优先派。
效率优先派的观点主要包括：⑴市场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所谓的干预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强加给另一些人，然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也是会损害效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就一定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体制来刺激人们去生产或者是生产得更多更好，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会阻碍前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而使社会效率受到损失。
持公平优先派的观点包括：⑴不公平就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热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会导致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中，权利和金钱相交换，并且权力还能够成为财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财富和收入就不一定会与他们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纳认为，既然效用不能用来测量每个人或每群人的边际效用曲线的高低也就无法预知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楚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其研究主题基本属于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与现代社会如何创造新资源的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两个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经济学。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不只是体现在简单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规律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如何创造更多新资源，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怎样的新资源，新资源的创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时，必须立足于恰当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上，以保证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而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时，则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特点为基础。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做的就是讲社会历史区分为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两个阶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会有不同的内容、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应该是实现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特征与规律，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征与规律
在物质社会，由于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方式一直不变，社会能够追求的目标也只是维持既定资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难以有新知识出现，社会生产利用的是不变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知识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包括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利用的种种资源、能够采用的种种生产技术或方式和能够生产的种种产品也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各种经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大部分是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指工作的人）都从自己的父辈学习、以及生活磨练都大致拥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会不需要专门的去强调效率，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再重复的。正是大家都拥有着相同的技能，因此，这时公平就显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劳动力，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本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
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的冲击，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一种常态，社会经济活动所利用的生产知识体系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的变化，各种经济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也是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的。因此，这个时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而且，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知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基本上已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使得想及时获取必要的生产知识的人必须依靠非自动传播渠道。人们就需要不停的通过教育等途径不断提高自己，以达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显，拥有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也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参考文献
[1]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社会经济学范文2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企业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现出来的是裸的经济动物本性。受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和贸易思想的影响，利润最大化成为了经济主体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导原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坚信：“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它利润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在建筑着利润的金字塔的过程中践踏社会环境，漠视员工利益，虽然实现了利益，但是在内部与员工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外在社会环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协调的因素。变革在隔阂和紧张中渐渐展开，人权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劳工立法等逐渐改变了企业只关乎经济利益的现实。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己性”结合起来。[1]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外，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2]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认为，社会责任需求的产生使得消费者愿意为产品中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支付额外价格，从而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进行激励。黄晓鹏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是由于内部规则（企业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双重秩序组成。[3]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因素
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看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在解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上，制度学派和嵌入性理论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框架。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经济学研究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成本最小化问题，即技术函数问题；同时组织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当其他企业遵守法律、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责任担当的企业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结果是企业出于非自愿的、要适应社会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卡尔·波兰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且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与个人关系之中；“结构性”嵌入是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企业不仅嵌入于由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同时也嵌入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其他企业成员以及社会结构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企业所能选择的事情，只有考量与周围网络的关系和社会规范的要求，才能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社会资本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布迪厄认定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网络当中的可以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具体来讲，企业社会资本又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企业内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它可以促进交流和合作、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外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它包括企业与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取信息、知识和资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内可以实现和员工间融洽的关系，对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和政府、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明智的企业很乐意主动为实现社会资本而投入。
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
社会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缺陷；非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2）01—0006—06
Abstract：The competitive balance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 which is a basic economics theory of professional sports。With economic sociology idea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We study the competitiv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on the specific social processes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competitiv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originated from the empirical summary before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with a clear one—sided perspective of league investigation and economic goals pursuit， and turned into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western professional sports based on its high level of empirical investigation，But today it faced such challenges as：professional sports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competition and income source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structure changes， and its appliance is poor for our professional sports。From our actual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it should promot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profess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balance； defects；unbalanced development
社会经济学范文4
姚洋，一个睿智严谨又带有淡淡书卷气的经济学者。
走近姚洋，却让我觉得这是一位平和的学者，一位参透人生的智者，儒雅谦恭，风采依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求学经历，使姚洋潜移默化地受其学派思想影响——关注自由，关注平等，关注社会公正。
与经济学的浪漫“邂逅”
姚洋最初与经济学“结缘”实属偶然。中学时代他就读于西安西郊的一所工厂子弟中学，1982年高考，全班50多人大多选择了工科，而姚洋却偏爱文科，当时北大招生简章里一个很有意思的专业引起了他的注意——经济地理学，最终成了他的第一志愿。
1982年，姚洋考入北大地理系，北大丰厚的人文传统和自由向上的学习气氛，让年轻的姚洋充满好奇，他刻苦阅读各种书籍，从中汲取营养。
在北大，姚洋遇到了生命中一位重要的良师益友——林毅夫教授。那是1986年的一天，刚刚从北大地理系毕业的姚洋报考了由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管理科学中心的硕士研究生，并在那里遇到了林毅夫，从此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1986年1月2日，还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在的一个招待所里，我们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台湾人’。”谈起初次见到林毅夫时的情景，姚洋这样说。那时林毅夫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带着30箱书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祖国大陆。这次见面林毅夫给姚洋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最终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研究之路。
“第一次见面，林教授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题，是讲相对成本的：假如让你把西瓜从新疆运到北京卖，你是买好的还是买坏的?”对于此类经济学常识问题，当时的姚洋却是一头雾水。“从那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晦涩难懂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讲得如此生动。”姚洋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在管理科学中心学习的3年里，姚洋并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而是将学问和实际相结合，积极投身于改革的实践，广泛参加各种社会调研活动。
1989年硕士毕业后，姚洋回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对国企因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而导致的严重资产流失现象有了深刻体验，并直接涉及到了他今后的研究课题。留学回国之后，姚洋对国企的民营化改革浪潮非常关注，通过对1200多家国有企业的深入调研，用数据说明了改制带来的益处。这同时使他在国企改制研究领域卓有成就。
心怀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
1991年，姚洋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经济学系攻读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再一次踏上了学术深造之路。
姚洋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农经系，一向强调平等，强调市场的不完美，他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些影响，促使其成为今天国内经济学界少数对社会公正理论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之_。
受威斯康星大学“左派”思潮影响，姚洋1997年回国之后，亲身参与了关于社会公正的公共讨论，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多有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经常引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反对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的意义。在姚洋看来，哈耶克的看法过于极端，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按照“自发秩序”理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没有必要反对什么或主张什么。“如若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强调社会的公正与平等，那还要我们这些学者做什么?”姚洋说。
对于公正的格外关注也使姚洋的身份变得有些模糊。“我对他的‘乌托邦’情结感到震惊，这与我心目中的海归派经济学家的形象相去甚远。”一位听过姚洋演讲的学生如是说。
姚洋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到商业社会的时期。商业社会只认同个人能力和机遇，不认同集体目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断层：—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另—方面，现实却无情地昭示，个人的收入和财富存在巨大差异。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急需做的，不是鼓噪民众的不满情绪，而是要为民众建立新的关于“应得之物”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核心，是找到平等分配和市场分配之间的边界。
“我想我该是‘中左派’。”姚洋这样定位自己，“左派认为，国家要对经济和社会有所控制，要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决策权。我的想法是，国家的作用是创造一种环境，让每个人能够去自由地打拼，为社会提供向上的动力就行了口”
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改革
身为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姚洋，回国至今，—直高度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践行着实地调查和乡土研究。姚洋的童年是在江西新干县乡下度过的。“我是半个农村孩子，几十年来，我对家乡农村一直很关心，我很熟悉那里农民的生活状况。”
在姚洋的视野里，既看到了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电话，农村青年也都用上了手机，摩托车后座还载着时髦女郎；同时也看到了原本的清洁乡村现在污水横流，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随处可见，环境在恶化，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这一切都让姚洋痛心、让他思考。姚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乡村的无组织化”。
“在过去20年里，我回过江西新干家乡4次，一次比一次感到村里的人情更淡薄了。儿时的伙伴都离开了村子，我为乡村社会网络的逐渐瓦解而感到忧伤。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乡村的公共精神也丧失了。”姚洋说道。
姚洋认为，推行农村直选制是解决农村困境的唯一出路。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文化传统在“”时期消失殆尽，要让乡村的力量重新发展壮大起来，只有通过村民选举。只有在这种制度性框架的保护之下，才能为农民创造一个学会民主参与的机会。
对于村民选举带来的负面问题，姚洋也并不回避：“一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把村民选举和乡镇体制改革、地方税收体制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把村民选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重点考虑。改善村庄的居住环境涉及村民切身利益，需要村民之间的协调，而村民选举以及由此建立的村庄治理机制为村民协商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此外，国家利用资金支持作为杠杆，诱导农民认识到地方性合作的重要性，由此可抵消村民选举对跨村合作的负面作用。”
近几年来，姚洋更多地走出书斋，投入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改革的现实之中，针对诸多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和宏论。他的《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等研究专著也已相继出版。
社会经济学范文5
尽管全球哮喘防治会议(GINA)已进入我国20余年，仍有相当多的患儿或未接受正规治疗或正规治疗后症状仍控制不良，导致频繁就诊住院。哮喘缓解期和急性发作期的各种治疗费，以及误工、误学等间接费用，在各个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1985年美国公布的哮喘费用为45亿美元，1993年加拿大的哮喘相关费用为5.9亿美元［1］。如此庞大的开支对于人口众多而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承受的，特别是对于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有效地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本项目结合成都市城区儿童哮喘流调，就儿童哮喘的社会经济学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和评价，并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于2000年6～11月，依据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制定的“全国0～14岁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方案”，从成都市的锦江区、成华区分别代表居民区和工业区。分别随机抽取2区的2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全部0～14岁儿童100221人，从中筛查出433例哮喘患儿。其中男276例，女167例。儿童哮喘患病年龄以2～9岁较高，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降。433例患儿中儿童哮喘363例，婴幼儿哮喘64例，过敏性咳嗽16例。
1.2方法:先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家长发放哮喘问卷初筛表，从中选出具有咳、喘、反复呼吸道感染和曾患支气管炎阳性答案的问卷回答者，再由统一培训的呼吸专科主治医师以上的医务人员，按统一问卷进行全面问诊和查体，以明确诊断。有关经济学调查内容包括:①严重发病儿童学习受影响的情况;②严重发病儿童家长1年累计工作受影响情况;③严重发病儿1年累计直接花费(包括门、急诊诊疗费、住院诊疗费，来回就诊的车理费等)。
2结果
2.1患病率:共应调查0～14岁儿童10260例，实际调查10221例，实查率99.62%。被调查民族以汉族为主(95.43%)，此外有藏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共筛查出467例相关疾病儿童，其中哮喘363例、婴幼儿哮喘64例、过敏性咳嗽16例、可疑哮喘24例，除去可疑哮喘患儿，共有哮喘、婴幼儿哮喘及过敏性咳嗽患儿443例，累计患病率4.33%;性别患病率:男性儿童患病率高于女性儿童，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哮喘儿童学习受影响情况:在433例患儿中上幼儿园及中小学患儿有401例，因病就诊住院缺课累计22055d/年，每人平均55d/年，其中3例(1.23%)因病留级。
2.3哮喘儿童家庭成员工作受影响情况:他们因孩子患病就诊住院，不得不停止工作或请护工照顾孩子。全部家庭累计最严重1年共误工19485d/年，平均误工45d/年。若成都市人均月收入为1000元，平均每天约33.33元计算，造成间接经济损失1年累计达649435.05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将减少收入1499.85元。
2.4直接经济损失情况:433例哮喘儿童因病诊治的直接经济花费，最严重1年累计达2165000.00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直接经济花费达5000.00元，其中有1人1年花费竟达3万元。成都市哮喘儿童约7万人，则1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亿元。
3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近年来，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估计全球至少有1亿人患哮喘。2000年6～11月对成都城区0～14岁儿童进行了整体抽样调查，显示儿童哮喘患病率为4.33%，与10年前第1次全国0～14岁儿童流行病学调查时四川省儿童哮喘患病率1.95%相比明显升高，提示成都市城区儿童哮喘患病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与全球总的哮喘患病率上升趋势一致。据2000年人口普查成都市城区人口为1028.5万人，0～14岁儿童占16.42%，成都市0～14岁儿童为168.88万人，则成都市哮喘儿童在7万以上。支气管哮喘严重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其发病率日益增高的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直接和间接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是各国哮喘防治工作者，药理药物工作者及卫生行政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尽管GINA方案进入我国已20余年，据报道在我国目前接受GINA方案的患儿不足6%，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观念上的差异与医疗机构的利用性不足之外，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而对儿童哮喘与经济水平的相互影响，迄今尚无专门的调查研究。
社会经济学范文6
摘 要 经济学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兴起背景的考察，缺乏对相关文献系统和深入的梳理。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经济发展 经济学
虽然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类型尚未形成共识，但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在宏观层面，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存在相关联系，此外可以通过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金融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本也存在定义模糊和难以测度的理论困境，其非均衡分布还可能造成资源垄断和市场分割，而缺乏普遍性的信任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rrow 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olow 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国外学者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四、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价值正日益凸显，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值得加以关注。
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层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调动的资源，中观层面主要指社会资本特定网络和组织的结构及其特征，宏观层面则涉及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很大程度是因为忽视了社会资本的这种多层次性特征。
其次，在同一分析层面上，要深化对社会资本测度的研究。虽然社会资本被确信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资本的测度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这需要进一步提炼整合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并建立相关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研究的现实立足点看，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富有价值。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强大的家族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正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这种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然而从长远看，它强化了团体的排他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消极作用。
因此，中国社会当前亟需构建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如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公民参与网络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在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既要立足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正式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制度功效，政府在社会资本的投资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