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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范文1
200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运行新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以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为重要抓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质量效益提高。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一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进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落实和完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支持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产业转移。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2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出现不可逾越的困难之时,政府出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事情不可以长期持续。否则中国经济质量将被大幅恶化。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主动性增长力量不断弱化,而政府主导的被动性经济增长依赖越来越强。至于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则是上述结构扭曲的必然产物。
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严重错位。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而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什么说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我们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这不是总量政策吗?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变成了结构性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这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错位吗?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屡屡被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得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
这是问题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
整个社会经济就像是个“鸦片”上瘾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点,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瘾”了,这像不像过去20年间的日本经济?政府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打“强心剂”,需要不断地干预汇率,经济才能维系零附近的增长,否则很快便会衰退。日本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经济困难,其根源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紧缩,日元不断升值,国内出口产业停滞、转移,最后经济空心化,泡沫泛起。“泡沫经济”引发危机之后,经济衰退,而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敢将货币宽松程度与其它发达国家拉平,导致日元贬值,而使货币越升值经济越困难;经济越困难,货币越升值,同时,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断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每次都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得财政刺激效果被对冲。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投资行为;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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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国际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15-07
引言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以各国(或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和协调,或适当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或采取联合干预市场的政策举措,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或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系统性危机爆发后,单个国家的利己行为不但难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反而可能因损害他国利益而最终不利于危机治理。Copper(1968)指出,在“溢出”效应存在下,国际政策协调往往有助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一致的、共同加强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避免负外部性而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扩展为系统性金融风暴,世界经济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2008年美国GDP于第三季度负增长0.5%,第四季度负增长3.8%之后正式进入衰退。而在此之前,欧洲和日本在2008年第二、三季度就已连续负增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正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援助资金更难获得。那些经常项目处于严重逆差、财政状况不佳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危机。来势汹汹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已使单个国家的抵抗苍白无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为重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体都频频行动,出手救援。其中,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IMF则主要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进行了危机救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1 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显著削弱。1975年G7产生,多极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局面形成。此后G7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日显重要。在经济领域,其磋商的最频繁、效果最显著的领域主要涉及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金融危机救援等。此次金融危机中,G7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采取同向救市措施、扩大货币互换、政府间紧急贷款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协调。
(1)主要国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遭受了最直接、最严重的打击。为拯救金融系统,欧美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解决问题资产和银行的重新资本化。以美国为例,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MG)等濒临破产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以防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2008年10月初,美国出台了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基本服务于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2008年11月份,美国又通过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其中6 000亿美元用来购买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机构发行的债券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次是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为了激活货币市场流动性,美联储创造了包括TAF、TSLF、PDCF、AMLF、CPFF以及MMIFF等一系列新工具,政府还为市场提供了各种担保。与美国相对应,欧洲也对金融系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8年10月初,英国推出5 000亿英镑救市计划。除了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之外;英国央行和政府还联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央行向银行系统提供了2 000亿英镑的短期融资贷款,政府为银行间拆借提供约2 500亿英镑的担保。英国在2009年1月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中政府将增持银行股份,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资产收购计划帮助金融机构融资。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基本上以英国模式为蓝本。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渗透不断加深,各国的救市重点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首先是协调性降息举措空前密集。在2007年6月29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指向相去甚远: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降息,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保持利率,其余国家则升息。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显著降低以及金融危机的恶性影响逐渐显现,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为了刺激经济,除了降息别无选择。2008年lO月份以来,C7以及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入全球性联合降息的行列。到2009年初,美、日两国利率接近零,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向零利率迈进的趋势(见表1)。
除了降息之外,发达国家还纷纷推出实体经济救援计划。美国在2008年11月份推出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就试图通过2 000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款工具(TALF)计划帮助消费信贷。2009年2月,美联储将该TALF计划的规模提升至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一项总额7 870亿美元的新方案,旨在通过增加开支与减税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于2008年11月份出台的2年期欧洲经济复苏方案,动用20004L欧元来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具体内容涉及进一步降息、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及一系列惠及中小企业的政策。2009年初,欧洲各国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救援力度,着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汽车行业的投资与扶持,竭力阻止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与此类似,日本早在2008年10月底就公布了价值约27万亿日元(约2 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初,日本又提出75万亿日元经济振兴方案,着眼于刺激内需。
(2)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除了在国内采取同向的救市措施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跨越国界的协调――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来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问题,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展。
首先,提高货币互换安排额度。由于各国银行纷纷需要储备美元以防御对手之违约风险,美
元资金需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为配合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允许全球各央行从美联储获得美元资金注入国内银行体系。2008年10月13日起,美联储通过与欧洲三大央行(英国、欧洲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安排向市场“无限量”提供美元资金。欧洲三大央行随即把与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扩大到与美元融资需求所匹配的水平。此后,美联储与其他央行的临时货币互换协议也频频达成。截至2008年10月底,美国与各大中央银行的临时货币互换总额已达7 550亿美元。
其次,政府间提供紧急贷款援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冰岛遭受了沉重打击。2008年10月底,冰岛总理吉尔・哈尔德宣布金融危机给该国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克朗(约合94亿美元),相当于其2007年GDP的85%――冰岛濒临破产边缘。对此,一些国家(地区)向其伸出了援手。2008年10月初,俄罗斯向其提供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法罗群岛于10月底承诺了3亿丹麦克朗(约5 100万美元)的贷款;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向冰岛提供25亿美元贷款;欧盟也声明将提供少量资金支持。此外,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因遭遇了类似于冰岛的巨大不幸,均在不同程度在得到他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英国、阿联酋等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稳定金融市场;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欧盟则向匈牙利提供65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支持。在2009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日本承诺提供1.5万亿日元(约170亿美元)帮助亚洲地区应对金融危机,主要流向湄公河及南亚地区。
2 国际经济组织的危机救援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I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MF主要致力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等目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MF的职能重点逐渐转向对各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同时它还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也致力于减债减贫、技术援助和培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于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救援上。此次危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其次是巴基斯坦、韩国等亚洲国家。拉美的形势相对乐观,但阿根廷仍处于经济减速和债务危机的双重阴影之中。IMF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使用了不同的贷款工具实施救援。
(1)备用信贷安排(sBA)。2008年中期以来,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之下步履维艰,汇率大幅贬值,双赤字严重,银行系统存在巨大风险,实体经济遭重创。2008年11月5日,IMF为乌克兰提供为期2年的164亿美元的SBA。按照惯例,接受IMF贷款,乌克兰必须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并在2009年实现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政府资金须介入银行业重组,以避免经济减速进一步延长和加深。
除了乌克兰以外,2008年10月份以来,冰岛、匈牙利、巴基斯坦、拉托维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都已求助IMF这一道“最后的防线”。IMF已先后向冰岛、匈牙利和巴基斯坦、拉托维亚等国分别提供21亿美元、157亿美元(匈牙利获得251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中,IMF提供157亿美元,欧盟和WB分别提供81和13亿美元)、76亿美元、23.5亿美元期限各异、附加条件不一的SBA。2008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与IMF达成了总额为5.2亿美元的应急信贷协议。12月31日IMF向白俄罗斯提供25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
(2)贷款安排创新――短期贷款安排。欧美国家的严重信贷紧缩使得部分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新兴经济体也陷入了短期资金困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接受IMF的SBA往往需要附带各种限制性条件,并且,SBA的申请国会被认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对国际市场信心产生冲击。针对这一问题,1MF于2008年10月底推出名称为“短期贷款安排”(SLF)的新计划,面向那些虽陷流动性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总额至多1 000亿美元(有资格获得该项贷款的国家最高贷款金额为其向IMF缴款份额的5倍)的3个月期资金。SLF并不要求受援国对国内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基本无附加条件的救援贷款,各国必须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并且必须在IMF拥有良好的过往记录。比如,IMF认为阿根廷不符合救援条件,因为该国已有一年多没有接受IMF的财政状况评估,并且在2001年曾出现贷款违约。根据IMF对SLF对象的限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巴西、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土耳其等国有可能符合条件。但由于该项贷款的申请是保密的,因此,最终哪些国家接受援助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3 发展中国家在协调中的作用
C7作为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始,其协调作用已日趋下降。为了更好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早在1999年9月,七国财长就创造了G20(二十国集团),作为G7的有益补充。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19个国家、欧盟以及列席会议的IMF和WB不仅探讨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议题,也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2008年11月中旬的G20峰会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决定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高峰会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宣言》总结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原则。虽然宣言达成的原则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果及缺陷
国际政策协调各主体的不懈努力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提振了市场信心
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加大存款保险政策实施力度,并积极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功能。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市场信心。以美国为例,拥有“隐性”国家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GSE)“两房”由政府接管之后,其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纽带”作用得以继续发挥,避
免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信贷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在全球投资者中的相对吸引力也得到提升。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流动性政策协调也使银行间的拆借意愿大大提高。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Spread)作为3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之差,是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感受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该值越高表明银行间的拆借意愿越低。从1986年到2007年上半年,它平均维持在0.5左右。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后,它迅速飙升,并曾一度达到最高纪录4.63(2008年10月10日)。2008年10月份以来,各国加强了政策协调后该值逐步下降,至2009年2月13日降为0.948(图1)。
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实体经济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将为今后的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其积极效果的充分显现还需要一定时日。
2 IMF的救援避免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崩溃
2008年10月份以来,IMF为冰岛、匈牙利、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拉托维亚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40亿美元的SBA。其中,匈牙利、乌克兰和拉托维亚所获得款项数额分别高达三国在LMF份额的1015%、802%和1 200%,大大高于从前125%的限定。IMF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防止了“重灾区”小国陷入经济崩溃。同时,涉及1 000亿美元的SLF因能克服SBA的某些缺陷而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它只会提供给经济面良好的国家,能够起到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与SBA的分阶段拨付资金相比,SLF采取快速审批通过大额款项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信心崩溃导致的流动性危机。
国际政策协调在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
(1)发达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的不足。首先,危机爆发初期,对金融危机认识的不一致使各国错过了集体救市的良好时机。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爆发时由于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因此危机初期并没有引起各经济体的足够重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雷曼倒闭后,仍认为本国的银行系统运行健全,能充分应对信贷紧缩。因此,各国曾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呼吁西方各国协同救市以拯救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G7机制本身的非正式性,发达国家首脑之间的会晤并没有出台有效的经济政策,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
其次,从危机爆发直至2008年10月初,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初,美国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并呼吁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积极参与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德国曾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参与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盟内部,系统性应对措施也不够迅速,不够有力。在银行担保问题上的协调不力曾致使国家间相互埋怨。爱尔兰于2008年10月2日正式立法为银行资产提供全面担保。但英、法等国随即严厉指责爱尔兰的担保计划导致原本位于伦敦的资金流入了爱尔兰,从而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尽管欧盟最终于2008年11月份出台了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其并未真正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扩大公共开支以及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在欧盟内部取得广泛一致,各国因财政赤字超标幅度以及何时纠正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2)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也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危机中国际政策协调的效率。首先,IMF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其一,IMF监督不力。亚洲金融危机后,IMF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汇率问题的监督,而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监督不力。其二,IMF欠缺预警体制,对金融危机预警不及时,致使各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三,应对措施不及时。直至2008年10月中旬,IMF基本上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其次,1MF的资金有限。随着此次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IMF的资金短缺问题异常突出。其可贷资金总额仅约为2 500亿美元,且其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救援中已有明确的安排。尽管日本在2009年2月份与IMF正式签署注资1 000亿美元的合约,但要根本上改变IMF的窘境,需要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改革。此外,IMF对受援国苛刻的融资附加条件也使不愿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国家望而却步。
(3)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仍不够强大。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但这绝不足以说明它们已有能力主导国际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G20以及IMF中的地位仍有待于大幅提高。G20是由七国财长会议创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C7各国仍在G20中占据主导地位。在IMF中的投票权总额中,发达国家约占60%,其中美国占16.77%,美、日、德、法、英仍是投票权最多的5国。相应地,中国、俄罗斯及印度三国的发言权总占比却不足8.7%(中国的发言权占比为3,66%,俄罗斯为2.69%。印度则与孟加拉、不丹和斯里兰卡三国共同拥有一个执行董事,其发言权占比为2.35%)。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
金融危机与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
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实体经济遭遇寒冬。对此,世界各国加强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尽快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应该说,政策协调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但在协调过程中其弊端也进一步暴露无疑。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间加强宏观政策协作,对现有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新秩序成为必然。
1 完善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此次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救市措施,但却也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一方面,危机起始阶段,各国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的不一致,使各国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并蔓延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8日,虽然出现了六大央行联手降息的空前之举,之后各国也基本采取了同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各国的政策均是根据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做出的决定,较少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集体陷入
衰退之际,西方大国又在酝酿着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风潮。这不仅将大大削弱各国已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协同效应,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加强各国协商与合作的“互信”基础,进一步完善G7等发达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政策协调主体,IMF在危机防御方面,当务之急是加快监督框架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同时,1MF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对业务覆盖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加强交易透明度及信息披露,减小系统风险,起到及时预警的作用。此外,应该拓宽多边视角,更深入地考察国家之间的政策溢出效应,以便更迅速、准确地识别世界经济系统中的潜在风险。加强与其他机构(如国际清算银行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协作,也有助于IMF更出色地完成全球性监督工作。在危机治理上,IMF应大力拓展资金来源,除了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发行债券之外,若能继续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成员国加入类似于日本的“注资”行列,将大大提高IMF的救援能力和可信度。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5
鉴于目前这种严峻的财政。宏观经济形势,我建议中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中央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中央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政府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3,高度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为我国以前在市场建设中比较重视的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没有同步建起强有力的信用保障体系,致使现在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也已开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行动,上海也开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了,但这些也只是分兵作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现在因项目缺乏,国债投资增长乏力,同时因目前因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良,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良而致民间消费投资不振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费投资的信心,致使经济难以走出通缩形势。也说明以加快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等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转而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通过设立政府担保基金等来为居民提供消费投资担保,而直接给人以消费投资的信心,以促进民间消费投资而启动经济的意义。而且从财政角度看,以设立担保基金来促进消费投资,比起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带动投资促进消费,效果可能更好负担更轻。因为一方面担保基金的资金担保带动系数大,同时又不必现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贷款到期再视需要尽担保责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减轻当前财政压力。而且比起经济效益差的基础建设,资金有去无回,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来,只要未来经济确实回升,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投资收益好,受担保者能自行还债,则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钱去尽担保责任,而能减减轻财政负担,反而会因消费投资增加,税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这比起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启动经济,更值得我国政府好好重视研究,以便开创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政策来。因此我建议我国迅速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覆盖个人,企业等各种信用交易如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等的综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体系。(具体参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 )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国有企业经营激励约束监督制度。因为据徐平华的'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尚需时间'一文中写到:当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陷入严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因素,也即产权制度问题,但现在产权制度改革进展却比较困难。以往人们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没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对此我认为国家或可向一条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产权改革取得突破,解决国企及集体企业的经营激励约束监督问题。具体可参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新思路”一文。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经济危机;原因;宏观经济;有效措施
引言: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国家、多个国家或者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出现负增长的现象。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与政治、社会环境、国家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一味的任由市场自我调节,很容易出现产品垄断的现状,只有同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与市场调节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自08年经济危机以来,直到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还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措施。
一、宏观经济含义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根据市场供求规律:产品供大于求时属于买方市场,价格会下降,产品供小于求时属于卖方市场,价格会上升。但是一味的依赖市场,很容易出现产品垄断的现象。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
(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
首先,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国家在根据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制定的财政工作内容,并且分别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调节两方面来促进我国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例如:发展公共设施建设,为了居民提供工作岗位,减少企业税收,增加工人收入。
第二,貨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政府没有起到主要作用
例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次级抵押贷款主要是指:对社会信用较低或者收入较低的群体提供贷款服务。这种贷款方式收益回报很高,但是风险性很大。因此,贷款人群收入较低,很多贷款人没有支付贷款能力,导致次贷借款不能按期归还,尽管银行收回了房子,但是无法卖出合理价格,银行营业存在亏损现状,与此同时,随着次级贷款弊端的日益凸显,房产融资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受到影响。美国政府是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因素,因为在银行提供次级贷款服务时,政府并没有对贷款人的进行规定,导致很多低收入人去贷款,此外,随着次级贷款人数的逐渐上升,很多银行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提高了次级贷款利率,导致贷款人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单一
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世界各国的贸易活动都是在美国制定的贸易规则前提下进行的,并且通过美元进行商品交易。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世界贸易规则优点与缺点并存。优点是为世界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行为准则,让经济往来更加规范化、统一化。缺点是,在单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经济危机,一旦经济贸易链出现断裂,其影响范围都是世界级的。
三、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影响我国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国际贸易往来中我国主要从事加工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低端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在经济危机中缺乏风险抵抗能力。例如:在江苏南部服装加工制造产业居多,并且多为外贸产品,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由于国外经济萎靡,服装加工企业的出口贸易额就会收到影响,有的小型服装加工企业在经济危机下亏损倒闭。尽管一些大型服装企业依托资本维持生产,但是依然会采取裁减人员的方式来减少生产成本。这使大批劳动力不能及时就业,造成社会就业难的窘境。
(二)美元计价的财产缩水
我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1月31日,我外汇储备余额为2.9982万亿美元,在外汇储备余额方面比2016年减少了3198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总体额度仍然偏大,客观的来说庞大外汇储备额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首先,庞大的外汇储备额给人民币流通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了一定会相应的缩水。美元计价财产缩水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外汇储备方面,还体现在持有国债方面。根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05外亿美元。在单一的世界国际货币体系下,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我国所持的美国国债也会相应的缩水。
(三)扰乱我国经济发展政策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过热现象。即:房地产开发过热、物价上涨过快、炒股热。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我国有效的经济资源以及经济环境难以满足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加之劳动成本增加、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加工材料费用的不断上升,给企业运行带来很多的压力。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采用相对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我国经济发展政策被打乱,原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不能满足稳定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危害,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四、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从表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联系。其实,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社会战略发展问题和公平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十分密切的。如果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则二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反之,社会保障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市场经济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利用竞争机制,导致优胜劣汰。而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会出现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市场经济也无法有效解决养老、失业和社会救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各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进行调节,减少贫困。
(二)增加公共建设投入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具体内容如下:在2008年,我国政府宣布将投资4万亿人民币用于经济建设,同时来抵御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在4万亿人民币投资方面,我国政府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其中2800亿人民币用于安居工程建设;3700亿人民币用于农村民生设施建设;1.8万亿人民币用于道路桥梁、机场、地铁已经配电网系统的建设;3500亿人民币用于环境保护建设;1万亿人民币用于抗震救灾建设;400亿人民币用于教育卫生事业建设;1600亿人民币用于创新结构调整建设。
五、结束语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相应依然存在,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每个国家都在需求自己的经济发展政策,面对经济危机我国始终站在科学的制高点,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
【参考文献】
[1]房产档案馆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张海容.南方论刊.2013(S1)
[2]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现状分析及预防解决措施[J].周鹏.东方企业文化.2015(09)
[3]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若干反思[J].奥利弗·布兰查德,乔瓦尼·德’拉里恰,保罗·毛罗,胡妍斌,王辰.新金融.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