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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书育人论文范文1
知识经济时代中技术迅猛发展促使信息快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海量信息，人们接受、获得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日益纷繁复杂，如何在生活和工作学习中进行信息的挖掘和运用成为人们逐渐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何充分合理的利用所拥有的知识和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人们具备个人知识管理能力，成为个人知识的管理者，从而提高自身创造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2个人知识管理和教育技术学专业特点
塞缪尔·约翰逊曾说过：“知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知道一件事物，另一种是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它”，前者我们称为隐性知识，后者称为显性知识.人类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充斥着对知识的渴求，学习者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掌握新知识，知识可以是学习者通过对信息加以提炼、转化和表述形成的，也可以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难以被表述出来的.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是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共享、更新、利用和评价的过程.个人知识管理是一种新的知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是指个人将获取的各种零散的和随机的信息转化为可被系统利用的个人知识，并帮助个人将隐性知识有效地转化为显性知识，构建个人知识库，以利于现在和将来个人知识的存储、使用和交流.美国的PaulA·Dorsey教授提出了个人知识管理的广义定义：“个人知识管理应该被看作既有逻辑概念层面又有实际操作层面的一套解决问题的技巧与方法.”个人知识管理的实质是对个人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一套科学方法，它可以整合个人信息资源，提升个人工作效率，提高应变能力.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与时展密切关联，只有不断发展的新知识才能为教育技术注入新活力，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分支学科，它关注的焦点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在教育过程中运用时所蕴含的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技术学是教育研究中的技术学层次的学科，它探索如何分析、解决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获取改善教学的方法，并且强调能够在相同的教学情境中重复使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体现了技术的本质属性即可重复性.同时，教育技术学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教育技术学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和改善人类学习的质量，着重研究运用“系统方法”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操作方法及方法论.
3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策略.只有了解了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才能使教育技术本科生把握好学习的方向，从而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真正利用教育教学规律实现和现代技术高效的结合，从而优化、完善个人知识结构体系，提升个人对信息的感知和认识并进行提炼、转化和表述，使其真正为个人所用，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下面以赤峰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利用个人知识管理的方式开展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作为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要求其具有教学系统设计能力、教学媒体设计与开发和应用与评价能力、现代化教学系统的使用维护与管理能力、持续更新补充和完善自身知识结构的能力以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研究的初步能力，除此之外还应具有扎实的教育学基础知识、系统的掌握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的能力.教育技术学专业的课程就是围绕着这些能力要求进行设置的.首先，学生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基础教育理论知识，使之具备现代教学理念与教学思想和专业理论修养；教育技术导论的学习引领学生了解本专业的概况、核心思想和基本观念以及专业范围和主要研究方向，帮助学生把握和理解本学科的特征，展示本学科主要方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引导学生逐步发现和确定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教育技术学是真正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一门专业，更是教育知识、媒体技术和教学艺术相互渗透的学科，要求学生文理兼备，学生在学习教学系统设计、远程教育学基础、广播电视编导等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习编程语言、摄影摄像非线性编辑等实践性课程，具体包括文字处理软件、网页制作软件、课件制作软件、动画制作软件、编程软件和非线性编辑软件等，要求学生能够利用这些软件在知识加工的基础上形成实践作品.由于当今技术的更新速度飞快，各类信息数据和知识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教育技术学生具备不断更新补充和完善理论知识的能力和快速学习软件并能够实践应用的能力，因此学习对个人知识进行管理就显得尤其紧迫和重要.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个人知识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对个人知识管理缺乏系统地认识和了解，对个人知识管理这个概念模糊不清，对知识的系统掌握欠缺，没有构建起自己的知识库，不能够将知识进行很好的整合，终身程度不够；其次，在进行知识学习和个人知识管理过程中缺乏主动探索积极求知的精神.
4利用个人知识管理进行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
知识经济时代，学习者获得知识的途径和种类多种多样，具备个人知识管理意识的人才是真正适应时代的人.教育技术学是一门集教育理论、媒体技术和教学艺术于一体的学科，所学科目范围广、内容深、实践性强、更新快，在没有完全将一门知识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时，另一门技术又接踵而至，能够对个人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个人职业发展和能力水平提升的有效办法和手段，如何利用工具将个人知识进行有效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4.1几种有效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
4.1.1个人知识管理工具———iNota这是一套个人知识管理编辑工具，以树状结构来分类及管理资料，包含详细的资料注解，可通过拖曳或剪贴的方式取得文字或图形，可自动转成XML文件，并以自动化的方式整理、归类，利用重点注记及内容加值的方法，建立个人的目录与个人知识管理系统，提高信息处理与知识吸收的效率.iNota的主要功能特色包括简易的操作接口、清晰的资料分类、详细的资料批注、简明的搜寻方式、轻松的数据储取和自动转存档案等.
4.1.2知识的交流与共享———Blog（也称博客）Blog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技术门槛较低，简单易操作，容易生成.Blog是基于网络的类似个人网站的表现形式（见图1和图2），可以时时更新，可以“帖子”，也可以对个性化的知识以及有价值的信息与资源进行链接，可以利用Blog完成数字化学习笔记，随时记录遇到的问题、产生的想法和思路，能够减少知识信息的流失.同时，Blog能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提升期探究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Blog经济实用，对个人信息的获取组织、表达交流和安全性等都提供了适当的支持，是一个相对理想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
4.1.3个人知识管理工具———WizWiz（为知）（见图3）集收集资料、截图、加密文档于一体，可以快速保存网页和离线浏览，能够随时随地记录灵感和想法，具有丰富的编辑功能，可以和谷歌日历同步（见图4），有丰富的接口导入数据，是一款主体功能丰富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
4.2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的选择
教师教书育人论文范文2
关键词：张载；教育思想；艺术人才培养
张载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及“关学”思想的创始人，不仅是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对宋明理学的建立及宋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教育家的张载，一生致力于重教兴学、孜孜著述，通过自身长期的教育实践，总结出一系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于当下的艺术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尊德性”与“道学问”的道德教育思想
张载继承发展了孔孟的仁智统一原则，并逐渐演变为“尊德性”与“道学问”德智统一的德育原则。张载认为，人的不断完善体现在“自明诚”与“自诚明”相结合的修养过程中。学习知识是一个由内及外的过程，学者必须从道德修养入手，净化心灵、平静情绪，通过心灵的领悟来穷尽对知识的追求。张载还强调，“道学问”即“自明诚”———“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以推达于天性也”[1]330。告诫所有学者要从客观知识、真理入手，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促进个人内在修养，提升道德水平，最终实现由外向内的自我完善。张载认为“道学问”与“尊德性”、“自明诚”与“自诚明”相互促进，道德修养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提升，文化素质的提升又依赖于高尚的道德品质，如果两者脱节，只重视智力发展，道德品质缺失，即使聪慧过人也与豺狼禽兽无异。张载的德智统一观，继承和发展了孔孟之学，把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使人“成德为圣”，即教育就是使人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这是对教育伦理价值的终极揭示，符合教育观念深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反观当下的艺术人才培养，受功利化教育思想的影响，高校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技法的传授，忽略了道德教育对于健全人格的影响。大多数艺术院校只关注专业教育，忽视心灵教化和人格培养，学校评判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的专业课成绩，道德教育常常被视为第二课堂甚至是大学辅导员的工作，没有纳入艺术人才培养的体系中，忽视道德教育对学生健全人格、价值取向、道德意志的深远影响。长此以往，高校培养出的学生要么有才无德，要么缺才缺德，只会是技法熟练的“匠人”而非“大师”，德育教育的缺失致使高校艺术教育出现了诸多问题。按照张载的德育教育观，在高校艺术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价值，让教育价值回归人的全面发展的本真。因此，艺术人才培养必须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处理好“德”与“智”的辩证关系，处理好专业教育与德育教育的关系，坚持德育为先，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终极教育价值观。
二、学“为人”、“贤人”、“圣人”的教育目的论
张载根据“变化气质”、“善反本性”的思想，提出教育目的有三个层次，即学“为人”、“贤人”、“圣人”。学“为人”是教育的基本目的，张载提出，人应当通过教育学习，改变不善的气质之性，回归人的本然之性，使人成其为“人”。学者必须明白做人的道理，要有“仁人”之心，懂得爱人，善待别人。“贤人”、“君子”是教育的第二个层次，他认为“贤人”应该具有“成身成性”之功，要培养人具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的品格。“学必如圣人”是教育目的论的最高层次，即尽善尽美、无物无我、既知天道、又尽善性的完美境界。这一目标并非抽象化、理想化，而是我们所说的德才兼备、言行一致、利济民生、道济天下的现实中的“圣人”。在张载看来，“圣人”通过自身学习已经克服了“气质之性”中的恶，实现纯粹的自然本性中的善，“知天”就是充分发挥天的德性，懂得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因此，“圣人”能将天地之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所有的德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本能，他一再强调能够“乐己行德”就能达到“天人合一”。冯友兰曾经将人的修养格局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提出的“天地境界”与张载的“天人合一”具有一致性。冯友兰认为：“一个人因为所处境界不同，其举止态度表现于外者亦不同，即道学家所谓的气象。一个人所处境界不同，其心理状态亦不同，此不同心理状态即怀抱、胸襟或胸怀。”[2]因此，境界的提升就是胸怀或胸襟的扩大。按照张载的教育目的论，艺术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德才兼备、尽善尽美的“圣人”，即真正的艺术大师。而艺术教育的最基本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只有在懂得做人道理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学者、君子、圣人的状态。因此，要将“修养成性”的格局观贯穿于艺术人才培养的始终，提升艺术生的道德修养，树立“穷理知性”和“知理成性”的人生境界，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宽阔胸襟、境界非凡，拥有深厚人生感和艺术感的艺术巨人。
三、“尚礼”、“重实”、“致用”的教育实践论
张载首先强调学礼的重要性，将礼作为教育的中心内容，通过礼的学习熏陶，使学生持礼成性，守礼进德，最终达到成“圣人”的教育目的。他强调，学者要想有所成，必须践行“克己从礼”的自我教育，最终实现“不为外物所役”、“无物我之私”的高度自觉的精神境界。张载认为接下来学《易》，它记载了天地变化、万物运行的天道，反映了人事通变、天下治乱的人道，揭示了自然与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他重视自然知识的掌握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培养“重实”、“致用”，善于理论思维的学者。张载认为还要学习《论》、《孟》、《诗》、《书》、《大学》、《中庸》等书，他认为这些书皆出圣门，一样都不可少读。这些经典古籍在实现培养“圣人”的目标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张载培养“圣人”的教育目的，决定了他的教育内容以重实、致用为宗旨，重视自然科学，突出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意义。在艺术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重实致用的思想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在艺术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但要“穷理知性”，将知识彻底掌握消化，还要躬行实践，将自己的思想、灵感转化为生产力，教育学生能将知识与实践结合，做到知行合一。艺术是一门实践性更强的学科，要教育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实践—学习—再实践。同时，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还要不断加强艺术与科技的紧密结合。总之，张载的人才教育体系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教育意见及主张，他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其教养结合、政教统一的教育观，多层次的教育目的论，敢于探索求新的为学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等，都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对于当下的艺术人才培养亦有借鉴、继承价值。因此，我们应秉承“古为今用”的原则，汲取其中有益的思想为当下的艺术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教师教书育人论文范文3
1 教师胜任力的研究
胜任力（competency）一直是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重要概念。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David McClelland首次提出胜任力的概念，认为能够真正预测工作绩效的因素并不是人们主观上认为的能力、人格或价值观，而是胜任力。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发展，教师胜任力的研究受到研究者们的大量关注。
国外研究者对教师胜任力的研究较多。1985年，Huston首次通过访谈调查、行为事件分析等方法得出教师的胜任力特征：能够识别学习者情绪、社会、生理以及智力的需要；能够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制定操作性目标；能够设计合适的教学方法；能够完成与计划一致的教学；能够设计完成基于学习者成绩和教学有效性的评价过程；具备其他的文化知识、实用性技能。HayMcBer于2000年6月提出，高绩效的教师具有专业化、思维、领导、与他人关系、领导、设定期望等五项胜任特征，并向美国教育与就业部提交了一份题为“高绩效教师模型”报告。Bisschoff和Grobler等使用结构化问卷对教师胜任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对学习环境、专业承诺、教学基础、教师反思、纪律、合作能力、有效性和领导等8个理论层面进行了因素分析，最后总结出了二因素模型，即教育胜任力（Educative competence）和协作胜任力（Collaborative competence）。近年来，国外研究赋予了教师胜任力一个更广阔的定位，将教师胜任力纳入到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与教师入职、发展、评价、培训等相联系，将教师胜任力视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因素。
国内对于教师胜任力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研究者（蔡永红、黄天元，2003；邢强，2003）对教师胜任力进行了理论性的阐释或论述，也有研究者（许燕，2000；徐建平等，2004；李英武等，2005）对不同类别教师、教育工作者的胜任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模型建构。
2 特殊教育教师的胜任力研究
纵观国内外研究，教师胜任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通教育教师，而对特殊教育教师胜任力的研究非常少。国外主要是通过相关文件来规定特殊教育教师应当具备哪些胜任力特征。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经过大量研究和调查，制定了美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任职标准，即《每个特殊教育工作者必须知道什么——有关特殊教育教师的道德准则、共同标准和专业指导》。其中道德准则包括特殊教育工作者必须致力于提高特殊教育个体的教育潜能和生活质量、在工作中保持专业判断的客观性、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推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八个方面的规定；共同标准包括特殊教育基础知识、学习者的特点与发展、个体之间的学习差异、教学策略、学习环境和社会交流、沟通、教学计划、评估、专业原则和伦理准则、合作等十项内容；专业指导则对不同领域（例如诊断、管理、技术等）和不同类型特殊儿童的工作者的任职资格进行了规定。任职标准中强调了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应该熟练掌握各种技能，会实际操作，会了解、评估诊断残疾儿童，会各种教学方法，会处理各种问题，会管理班级和学生，会客观评估自我。这些能力的强调使得特殊教育教师在培训后能立即投入实践工作中，并能有效地、高质量地进行教育教学，达到总的教育目标。
我国对于特殊教育教师的胜任标准体现在《残疾人教育条例》中，要求特殊教育教师要“热爱残疾人教育事业，具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关心残疾学生，并掌握残疾人教育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残疾人教育条例》只是对残疾人教育工作者提出了笼统、粗略的要求，并没有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胜任力做出明确的规定和标准。国内学者们对特殊教育教师应当具有的素质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研究仅仅停留在个人经验总结、宏观理论阐述或者理想化理论的构想上，实证研究非常缺乏。梅玲（2009）对上海市4所特殊初级职业学校的优秀教师和一般教师进行行为事件访谈，并结合胜任力特征问卷的编制、调查和统计分析，对特殊职业教育教师的胜任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特殊职业教育教师要取得较高的工作绩效所必须具备的胜任特征有9项，分别为：职业道德、专业素质、人格特质、人际交往能力、教育策略、心理素质、认知能力、组织承诺、成就动机。隋文静（2011）通过开放式问卷对15名特殊教育专家进行调查，并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对15名特教教师进行访谈，建构了特殊教育教师胜任力模型，认为特教教师的胜任力由5个维度构成：职业人格魅力、动机、心理特质、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
3 结语
特殊教育教师的胜任力特征是决定特殊教育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是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教师招聘、绩效考核的重要参照标准。相较于国外和港台地区，我国大陆的特殊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特殊儿童的被接纳程度、教育安置方式、教学康复相关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殊教育教师需要具有怎样的素质才能高效完成本职工作？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索特殊教育教师的胜任力特征，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刘钦瑶等.教师胜任力研究述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1）：65-69.
[2] 徐建平.教师胜任力模型与测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3] 李玉华，林崇德.国内外教师胜任力研究比较及思考[J].辽宁教育研究，2008（1）：105-108.
[4] 李昌庆等.我国教师胜任力研究纵横[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5）：73-75.
[5] 朴永馨.世界教育大系——特殊教育[M].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211-212.
教师教书育人论文范文4
关键词：多媒体教学；技术可能性；实际教学效果；悖反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158-02
多媒体教学是指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把多媒体的各个要素按教学要求，进行有机组合并通过屏幕或投影机投影显示出来，同时按需要加上声音的配合，以及使用者与计算机之间的人机交互操作，完成教学或训练过程。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教学过程中已经开始使用多种电子媒体，如投影、幻灯、录音、录像等，而自从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后，多媒体教学才开始真正地普遍实施，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媒体教学严格意义上应该是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它替代了多种电子媒体综合运用的电教方式，使得教学过程更加便捷更加集中。
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而言，多媒体教学在理论上确有其特有的技术优势，如计算机屏幕的直观展现，超链接技术带来的人机交互可能和多路径选择，网络的跨时空性等，这些从理论上而言都有助于实现现代教育观念所倡导的开放式教学、主体式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方式，增强课堂互动性并为学生营造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但从多媒体教学普遍实施以来的课堂效果来看，这些优势之处似乎并未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带来了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反而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呈现出一种技术可能性与实际效果之间的悖反。
一、本应有利于人文课程中情感内容表达的多媒介表达手段却带来了课堂上师生情感交流的贫乏
苏赫姆林斯基说：“感情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种在这块土地上。”情感熏陶是人文课程最重要也是最终的目的。在人文课程的课堂上，情感交流应该优先于知识的传授，忽略了情感的交流沟通，人文知识的传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枯涩、干瘪，味同嚼蜡。而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为了突出多媒介表达的生动丰富，教师在设计、制作和操控课件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传统的讲台上，教师经常在讲台与台下的学生间走动，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与学生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达与反馈的途径，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而当下的多媒体教学中，教师则被束缚在多媒体操纵台上，为了使课件内容完美呈现，必须时刻关注多媒体课件的播放进程，而学生也只看课件不看老师，只关注课件上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视听盛宴”。这样一来，传统课堂上教师通过语言、手势、表情、眼神等和学生进行交流的方式逐渐从教学过程中淡出，师生之间进行思想碰撞与情感交流的途径被貌似生动丰富的多媒体所截断，影响了课堂气氛的融洽、和谐。
二、本应有利于课堂理解的形象直观的视听呈现却带来了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
强调形象直观一直是现代教育的特点，因为形象生动的知识呈现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抽象的事物并加强记忆。多媒体教学综合声音、图形、影像的呈现方式正好实现了这一要求，但当我们在把大量技术引入课堂加强形象性的同时，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对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也是我们教育的目标之一，而且抽象思维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发展的能力之一。人文课程，就其美育目标而言，要产生深刻的审美体验，不只要“悦目”，更重要的是“赏心”。以大学语文为例，它是需要通过接受者在理解语言意义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和联想等抽象思维活动才能够进入的艺术天地，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字本身是一种抽象、平面的表达媒介，视听的多媒体呈现能够弥补文字的这一弱点，但如果过分的依赖音像教学，可能使学生的理解、思考“定格”在音像所提供的形象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并非诱发想象力，而是在束缚想象力。文学艺术中的鲜活形象是需要每一位读者调动自己的一切生活经历和情感经验去体会和感悟的。通过联想和想象，每个读者内心都能获取新的和独特的东西。如果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手段，学生又过于嗜好热闹的音像画面，那么这种手段用得越多，似乎离语文学科的本质和语文教学目的就会越远。而且在当下这个“图像过剩”的时代，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读图”远过于“读书”，我们需要引导他们保持和发展阅读文字、思考问题的文化习惯，如果学生只感兴趣于直观的画面、悦耳的音乐，而对于阅读文字缺乏耐心，没有热度和激情，那么其语言能力就难以提高，就会对优秀的文句、优美的文学缺乏敏感，无动于衷不知美在何处。
三、本应扩大课程容量的信息输出方式却带来信息接受有效性的降低
在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下，对于信息的获取应该是十分便捷高效的。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从人类接收信息的生理过程来看，对于信息的接收是多种感官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多媒体对于信息的立体呈现方式更有利于人类获取信息。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综合了视觉、听觉的多媒体教学能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增加2.5倍。如此巨大的信息容量本是好事，但遗憾的是这个速度却远远超出了学生对信息的接受能力。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多媒体教学中信息量过大，呈现速度过快，停留时间短暂，易出现“信息飞逝”现象，学生不仅跟不上，还容易产生视觉疲劳。直接导致接受知识能力下降。一节看似流畅连贯，画面精美，声音悦耳的多媒体课在无形间就演变成了一场现代化的“满堂灌”。
四、本应方便操控课堂的方式却带来学生主体性缺失
教师教书育人论文范文5
关键词：论文写作 教学框架 教学环节
《高等教育法》指出高等教育任务之一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而本科毕业论文正是考查学生这种初步能力的重要指标。《论文写作》是为中文类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限选课，一般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此时的学生在过去两年的专业学习中打下了一定的专业课基础，也有了理论的储备，初步具备从事论文写作的条件。该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温儒编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该教材是为中文学科本科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而编写的，编者强调应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两个结合，即将写作训练与专题课结合，将写作训练与本科毕业论文结合，这也决定了本教材的导向，即较少涉及理论而多提供学术性写作的范文，多往研究方法、规范和一般科研写作的路上引导。本教材在导言之后分为八个专题，即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八个学科领域，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为中文类本科生的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写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一、教学框架：总论与专题的合理设置
该教材编者原来设想该课程不是由一位教师单独讲授，而是分给各个教研室，由中文各学科老师共同完成，但在我院实际教学中均由一位教师单独讲授。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了总论与专题结合的教学框架，加强了总论部分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本课程简介、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如何选题、如何拟定写作计划、材料搜集与观点设定、论文构思与常见问题、修改与定稿、学术规范。详尽的总论之后才开始分专题例文选读。
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到该课程的学习与探索中来，在第一堂课时就必须介绍该课程的内容、要求与意义，使学生明白该课程将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尽快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首先告知学生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要求，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打好基础，不仅考查学生的基础写作能力，同时也训练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希望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什么是学术论文(优秀的论文一般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文献的要求，对话性，递进感和规范性)；学会选题：如判断其是否有学术意义。圈定合适的研究范围；保持客观、公正的研究立场，不人为拔高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要求则包括学科知识的掌握、思想上的发现、逻辑思维和理论分析能力、文字表达等等，其中最基本的要求是文字表达，错别字、病句、空话连篇、矫揉造作、哗众取宠的文风都是不提倡的。对学生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与要求：如开列核心期刊目录，使学生有途径阅读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要求学生有意识地寻找规范的文本阅读，阅读并伴随思考：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好?好在哪里，对我有何启发?在研究方法、观点梳理、语言表达、资料搜集方面有何可学之处?要求学生从本课程开始具备选题意识，多阅读一些作家作品以及相关的经典研究成果，并随时记录阅读心得，以便寻找到合适的论题；要求学生学会查找相关纸质和电子图书资源，如纸质图书的第一手材料、超星数字图书馆、CNKI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等；晟后让学生思考论文写作的意义。相当多同学仅仅将论文写作作为毕业的手段，事实上通过论文写作，学生将学会一种学习的方法，获得一种思维的能力，死记硬背的知识未必伴随终身，而智慧和能力则让人终身受益。
总论部分的重点包括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如何选题、如何拟定写作计划、材料搜集与观点设定、论文构思与常见问题、修改与定稿、学术规范等。在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中，笔者模拟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实际运作流程，就各个环节应当注意的问题加以强调，尤其侧重于思路的启发和规范的引导，使学生学会论文操作的具体模式。
而在分专题例文选读部分，由于本教材每个专题前均有该学科专家所写的导论，每篇范文前均有专家简明扼要的点评，笔者在教学中十分注意将导论、点评与具体例文结合。使学生对范文有了多向度的观照视角，对不同学科的特点、研究方法、文章得失及文风有了深切的体会。从而在自己写作毕业论文时能找到有针对性的参照物，做到事半功倍。
二、教学环节：规范、实例与细读
学生以往的阅读体验多偏于感性，对学术论文的体制多有隔膜，故而笔者认为，在论文写作教学中首要确立的是规范。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具体要求主要强调四个方面：首先是创造性，毕业论文本就是对学生创造性、思考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一次综合训练，尽量要求学生在选题、立论、材料运用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其次是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分为几种情况：或者是填补空白，或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或是指出前人论述的谬误并加以新的阐发；第三则要求理论性，要求运用抽象思维进行提炼总结，避免仅仅是堆垛材料，或是停留在感性赏析的层面；最后是学术规范问题，从道德层面来说，明确要求不可抄袭。从文本层面来看，要求语言规范典雅，条理清晰，论证严谨，行文符合文体规范。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基于死记硬背型的学习方法，对论文写作中的一些基础概念存在教条化的理解，实际操作时则错误百出。针对这种情况，笔者重点强化学生经常出现问题的摘要、关键词、注释等部分的教学，要求学会实际操作而非仅仅熟知概念。在教导学生拟定写作计划的过程中，让学生思考以下几个方面：1、选题价值与意义；2、前人相关的研究状况；3、论文准备解决的基本问题；4、研究的主要角度与理论方法；5、材料搜集的主要方面；6、难点与可能的突破点。这事实上也是规范的开题报告所必须解决的内容。在材料搜集与观点设定方面要求学生查找以下资料：1、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2、与所选论题有关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可以支持论点的原始材料：3、有助于建立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理论资料。此时教师可通过列出书目训练学生筛选第一手资料及质量较高文本的能力。在检索文献资料的方法方面要求学生掌握追溯法、常用法和循环法。此外还需重点强调阅读笔记的制作。要求学生注明书名、版本、摘抄页码，学会重点摘抄与自己论点相关的文字内容，如有个人见解可以加注。以上均为规范的确立。
笔者发现，部分学生对论文写作课态度不够积极，先人为主地认为该课程过于理性，枯燥无味，纯粹为完成学业的目来上课。为扭转这种局面，笔者在教学中始终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并侧重实例教学，尽量使偏于理性 的论文写作课生动起来。如在选题过程教学中。不提倡学生找教师要题目(这样就剥夺了学生自主思考、摸索的机会，而且由于学养问题，教师能熟练操作的选题未必适合学生)，而是要求学生自主思考，查找资料，找到选题后才和教师进行讨论，以便进一步筛选和深化。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曾让学生模拟选题并列出开题报告，这调动了学生自主选题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学生认真思考自己的毕业选题，并就可行性及持续发展性和笔者进行热烈的讨论。学生选题往往存在过大或过小的现象。过大者，大而无当，动辄是跨文化研究，过小者，过于停留细节，作为赏析文章合格，作毕业论文则不合适，还有些选题构想很好，但需要相当多的学术储备，作为普通本科生可能还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时就要量力而行，忍痛割爱，这些情况都需要教师要加以引导。笔者讲授该课程已有几轮，平时注意搜集往届学生的选题构思、开题报告及论文全文以备教学之用。为让学生更感性理解选题进程，笔者多采用往届学生的选题案例进行教学。就以往学生的选题偏差、纠正、深入，逐步引导学生理解如何集中并深化选题，找到合适的论述范围与角度。在选题类型方面注重通过前人研究实例及往届学生实例使学生理解什么是有学术意义同时又是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选题。在学生经常出现问题的开题报告格式及表述、摘要、正文行文等方面，笔者大多采用往届学生存在问题的实例，通过课堂互动环节，让本届学生指出问题并修改。这极大地引发了他们的兴趣，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并在这种课堂实践练习中学会正确的表述方式。事实证明这些实例更接近学生水平，有亲切感而无隔膜，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论文并非凭空出产，它建立在学生认真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本细读能力也很关键。笔者发现有些学生只会照抄文学史教科书的若干结论，却缺乏对作家作品的解读能力。为解决部分学生在文本细读能力方面的薄弱现象，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补充了大量例文，包括学术论文和文学文本，并与教材中的例文相结合。如结合专题导论补充例文：在讲解比较文学专题导论部分时，补充了帕斯捷尔纳克《二月》一诗的多个中译本以使学生理解译本选择的重要性；还原教材例文中研究对象的原文，让学生在对原文的解读中理解研究者的论述：如在讲解吴晓东《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时，补充了《孔乙己》、《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与叙事视角有关的节选，让学生意识到自以为非常熟悉的材料也存在大量被忽略之处；补充与教材例文同一研究对象而在方法、角度方面均有不同的新例文，使学生在细读中拓展思维能力：如讲解吴宇宏《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一文时，辅以季红真《论汪曾祺散文文体与文章学传统》(《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使学生了解不同的研究视角及论文结构。
教师教书育人论文范文6
键词：方东树；安徽书院；教育；桐城派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编号11BZW071）和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桐城派与安徽清代书院研究”（编号AHSK07—08D53）阶段性成果。
方东树是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嫡传弟子，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上颇有建树，取得了重要成就，成为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综观方东树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在书院教育等方面，成绩卓著，影响很大；这也体现了桐城派作家致力于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方东树曾出掌多地有影响的书院，其中在安徽主讲的书院就有四座，分别是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柳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祁门东山书院。晚年家居十年，又培养出众多弟子，使得桐城文脉得以延续，为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桐城派影响力的扩大，贡献智慧和精力。本文通过对方东树诗文集、地方史志及桐城派其他名家文集等文献的解读，梳理方东树主讲四座安徽书院及培养生徒的具体情况，探讨其在教育上的成就，揭示其在传播桐城派文学理论和扩大桐城派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概述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曾自号“仪卫老人”，安徽桐城人。方东树家族属于桐城鲁谼方氏，明代由徽州迁至桐城，九世祖竹圃君（方孟晙）“嗜读书，超迈有器识”。其长子方泽为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文行高洁”，姚鼐曾从游其门下，后为其作《方待庐先生墓志铭》。方泽子训（字味书）、孙绩（字展卿）均有学行，事迹均载入《安徽通志·文苑传》中。自竹圃君到展卿先生，鲁谼方氏家学绵延四世，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虽然还不能与方苞、姚鼐等桐城世家大族相比，但也开始“为世所称”。方东树为方绩子，幼承家学，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前，他在乡里读书问学，自少喜为古文词，他曾说：“忆自十一岁学为文时，先子承海峰先生暨惜翁倡古文词之学，仆耳而熟之。”年二十余，用功心性之学。此后，方东树客游四方，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等地都留下其足迹。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这二十六年间，方东树赴江宁钟山书院，师从姚鼐，学习古文创作，姚鼐也对方东树寄予厚望，在与胡虔的书信中说：“植之昨有书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学’，若果尔，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方东树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诗文创作上颇有成就，后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杰”。文坛渐有名望的方东树，在科举道路上屡屡受挫，曾十次参加乡试，均未取得理想成绩。在求学、应试过程中，为解决生计，方东树往来于江苏、安徽两地，或授经于友人私塾，或于他人幕中修纂府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到道光六年（1826），方东树首次南赴广东，主要在两广总督阮元幕中理事，编修《广东通志》，主讲广东廉州海门书院与韶州韶阳书院，并在学海堂阅生徒课文。粤中数年，环境相对稳定，方东树撰写了《汉学商兑》与《书林扬觯》两部著作。特别是在此期间的书院讲学和学海堂阅卷经历，为方东树回安徽从事书院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道光七年（1827）到十六年（1836）的十年间，方东树回到故里，先是从事主讲安徽相关书院的教育工作。道光七年（1827），主讲庐州府庐阳书院。庐阳书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知府张纯修创建，坐落于庐州府合肥县东南隅（今合肥市第九中学校址）。初名“横渠书院”，后改为“庐阳书院”。初创之时，门堂讲舍仅十余楹。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蔡长沄借庐州府无为地区互争苇荡之机，将苇荡划归到书院名下，“岁入租四百有奇，递年增至八百二十九两八钱”，从此书院办学经费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此后约二十年，在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努力下，书院田产增加，经费更加充足，办学规模也有所扩大，庐阳书院成为庐州府重要的书院。方东树出掌庐阳书院后，与合肥当地文人多有交往。其中交往密切者有诗人徐汉苍（字荔庵）和赵对（字野航）。方东树在《徐荔庵诗集序》中写到：“余主庐阳书院，距徐子家不里许，因得数相见。又明年，余主亳州柳湖书院，而徐子先在州刺史署中。夫徐子与余交虽晚，而其踪迹之聚密，有为亲故之所不及，岂非相与有夙因与。”方东树钦佩徐荔庵的文章道德，“徐子之贤，其必有以既其实矣”。方东树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到诗人赵野航，并在《秋雨怀人图为合肥赵野航》诗中，发出“千里河梁道阻长，相思夜雨梦秋堂”的感叹，表达对诗人赵野航的思念之情。
道光八年（1828），方东树主讲亳州柳湖书院。柳湖书院，原址在城内东南隅，清雍正六年（1728）邑人刘恩沛捐建。因“城中积潦俱汇于斯，春夏之交，水面宽可数百余弓，居民竞呼为湖矣！水势潆洄，柳荫掩映”，故称“柳湖书院”，在乾隆初年，“知州华度，延师主讲，亲加训课，一时从游甚众”。此后，书院学舍、学田不断增加，“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捐钱捐地捐房以助膏火者，甚众；而尤以道光元年（1821），王庆泽之子王家椿，修整最备，堂舍斋厢，较前增扩十分之四”。柳湖书院亦是亳州的州级书院。方东树主持柳湖书院时，正好是书院建立百年，处于书院上升发展阶段。他到亳州讲席柳湖书院，可能与当地的士绅何天衢有关。何天衢，亳州人，号缓斋，字在山，以廪生钦赐举人。任广东廉州知府，任上“清积案、劝农桑、葺学宫、立社学、置学田、修养济院”，“善政不可枚举”。此时方东树正主持廉州海门书院，常随何天衢游。方东树在廉州所作《新建廉州湖廉社学记》、《新建珠场社学记》、《永安城重修大士阁记》、《费公祠记》、《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都是何天衢嘱托之作，可见二人交往甚密。何天衢在道光五年（1825）“捐存柳湖书院育才堂经史子集二百种，以资后学诵习，又捐钱二百五十千文存典生息，每年息钱三千文作为书院管书晒书之费”，足见其对家乡书院教育的支持。方东树在亳州柳湖书院也仅一年时间，这一年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乡试，此后不再应试，潜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把培养人才视为己任。他对生徒悉心教学，在《亳州题许生诗卷》中曰：“大雅嗟难作，吾衰感未平。彼都多令望，之子负时名。地有临涡胜，门高月旦评。奇才谁可拔，英物我方惊。少日新诗满，他年宿德成。因悲杜陵叟，青眼望人情。”许生即许长昭，方东树在给学生诗卷题诗中，流露出对学生的期待和激励。离开亳州柳湖书院后，大约两年时间，方东树奔波于桐城、安庆和宣城等地。同时撰写了《未能录》。此书分谨独、卫生、修内、慎动、敬事、烛几、尽伦、执义、安命、积德十部分。方东树在序中说：“以上十义，昔贤名理名言，至精且详，不可胜举。今日惟在自家切身检点实践而已，不作言铨也。”这些至理名言是方东树长期教学实践积累的结果，其中不乏方东树教书育人的体会与感悟。
道光十一年（1831），方东树讲席宿松松滋书院。松滋书院的前身为禹江书院，明初郡守李禹江创建，位于宿松县治西北半里。清康熙十六年（1677），县令胡永昌改建为义学。乾隆十三年（1735），旧学屋舍圮废，邑绅石述、石山同侄之珍等捐东厢二甲屋一区，作义学，即今松滋书院。方东树主讲松滋书院期间，完成了“进德修业”之作《进修谱录》，在序中，他指出自己写作此书的原因，“天下所以少成德全才者坐此，即少有一二质美志学者，不得其门，又昧于所从事，误用聪明功夫；本末次序不知，卒蹈边见、偏见，至死不悟。可哀，可悯，吾谱之所以作也”。全谱分成八类：“穷理一，密察二，实三，巽宜四，节五，止六，借所七，恒八”。方东树在书中提出要以实际“成德全才”者，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此外，方东树还校订了宿松名人朱书先生的《杜溪文集》，并为之作序。方东树客居广东时的著作《考正感应篇畅隐》、《汉学商兑》、《书林扬觯》等，也是在这一年刊刻印行。讲席松滋书院虽仅一年时间，但方东树经过长期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至此渐趋成熟与完备，个人著作的刊刻，也进一步提升了其在书院和文坛上的影响力。
方东树离开松滋书院后，又前往江苏，在同乡姚莹幕中，为其校订曾祖姚范的《援鹑堂笔记》。道光十七年（1837）至十九年，方东树再赴广东，佐幕两广总督邓廷桢。又应广东海关监督豫堑之请，纂修《粤海关志》，并校刊书籍，著《昭昧詹言》，专论诗学旨要。同时，他还关心时事，面对鸦片烟患及社会危机，他积极支持禁烟，建言献策，提出要警惕英夷公司领事义律，“先生力劝制军杀之，以绝祸本”。为生计奔波各地的方东树无半亩之田，但仍“心忧万家哭”，桐城派作家那种心系天下、忧民济世之情，跃然纸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到逝世前十余年，方东树回到家乡，专心研读，校订书籍，培养生徒，文汉光、戴钧衡、方宗诚等桐城后学从学门下，使得桐城文脉得以延续。这些门生“凡以诗文就正者，即告以法，必进以古人务本之义，尤重实行之士”。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作家中桐城本籍的一些名人，或如刘开英年早逝，或如姚莹在外为官，方东树归里，实际上承担起培养后学、延续桐城文脉的重任。其从弟方宗诚曾回忆说，与方东树等同里前辈相交往，虽然没有能与桐城派三祖相见，而这些同里前辈的“气象”风度，也让后学诸生“尤可慨慕也”。方东树通过生徒问学、批点文章等形式，开展传道授业。特别强调“实学”，如他在《复戴存庄书》中认为，戴钧衡“学已见大意，诗文波澜意度已得古人妙处”，下一步则应“用功以实其所见耳”。同时，方东树还关心地方教育的发展，其生徒戴钧衡与乡绅筹建桐乡书院，方东树闻而“为之悦”，对“乡人多好义”之举，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书院“成之也速”的主要原因。并为书院培养人才提出具体目标，阐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学之大岂非欲求以明道与”。方东树此次居乡十余年，和学生的交流更为充分，给学生的教诲也更加全面。但因买山葬亲，耽搁时间，加上生性耿直，得罪了邑令史某，拟任某书院讲席之位，被人裁夺，由是“贫益甚”。
咸丰元年（1851），方东树年届八十旬，“先是句容唐鲁泉大令宰桐城，雅重先生。及移任祁门，延主东山书院。以二月初旬往，门人文汉光、甘绍盤从”。东山书院坐落在祁门县治东眉山，明朝正德年间由学社发展而成书院，此后几毁几复，清乾隆、嘉庆年间曾两次重建。东山书院历史悠久，唐治（字鲁泉）任职祁门，以“兴学养士为急务”，“下车伊始，观风课士，鼓励人才”，倡捐书院，新立条规，置办学田。延请方东树出掌书院，也是唐鲁泉发展祁门教育的一大举措。方东树以八十岁的高龄出掌书院，确实是被唐鲁泉的盛情所感动。其赴祁门任教前，在诗中写到：“朽老精力尽，残生与邻鬼，八十事远客，匍匐井上李。弃隶一世休，成佛七事佹。亦知死道路，无殊在屋中。动相犹未减，讵免拖泥水。寄谢敬昭州，招魂觊伊迩。”方东树在东山书院讲学之暇，游览祁门的名山胜水，并被祁门美丽的风景名胜、丰富的人文景观所吸引。古之学者曾言“经始东山”，佛家有“东山法门”之说，方东树也留下诗篇以抒怀：“一鸿天首邈难攀，楚越殊观任等间。我更法门开五祖，高名殷谢欲齐删。”终因年迈体衰，到祁门不久，方东树病卒于东山书院，这给东山书院的发展，平添了些许遗憾。
纵观方东树一生，虽然大部分时光，都在各地奔波，但他仍能“勤于学问，每日鸡鸣起，秉烛读书，至漏数下始就寝。严寒酷暑，精进靡间，七十后犹不辍”。著述丰富，有些作品影响桐城后学甚深，例如论诗学著作《昭昧詹言》，晚清国学大师吴汝纶先生就十分推崇，认为此书“不在归评《史记》下，……实其平生极佳之作”。其从弟方宗诚认为“才气之盛，学问之正，博大精深，未有如植之先生者也”。这些难免有溢美之情，但表达了他们对方东树学术、文采发自内心的赞许与钦佩。方东树奔波各地，时间长、地点多，教学、编书为主要活动内容，其中教学上早期以私塾授徒为主，此后以书院讲席为多，晚年归里则是诸生问学。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除祁门东山书院外，另外三所书院主讲时间前后相继，在两次南下赴粤之间，属于其教育活动的过渡阶段，也是其教育思想渐趋成熟时期。晚年在家乡十余年，继承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前辈的遗风，广纳生徒，精心培养人才，扶持后学，成就斐然。这也是方东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二、方东树的教育思想
方东树在安徽讲席四所书院及晚年居乡授徒，构成其在安徽从事教育的主要内容。其教育思想也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方东树从生徒培养、书院建设、生徒学习方法和师德要求等方面进行阐述，体现出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
首先，在生徒培养上，以讲求“实学”为目标。进入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作家群体面对时局的变化，强调著文也要“因时而变”，在为文重点、文章内容、文章风格上，也要体现变化。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曾说：“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方东树与姚莹作为姚鼐第一代嫡传弟子，引领了文派在学术与文学上的转向，而在这一转向中，不论是穷理之学，还是经济之学，都把讲究“实学”作为最高追求。他说：“树闻日月遞嬗，人与世相阅，不能无古今。若夫道德文章之懿，人心风俗之同，政化治理之实，性情学术之公，三皇以前则吾不知，若唐虞以来则以为与今无异。”当然，他们强调穷理之学的核心，更偏重于心性；经济之学更偏重于应用，这是桐城派作家关心国计民生的重要体现。
方东树在其少时之作《用人论》中，就提出过“至于取人之法，必先器识，不尚文华”，认为“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他引用高泰之言，认为国家用人是“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这里将用人标准定为“真”、“先器识”等，都体现贵在求实的特点。他对历史上“清议亡国”说，也提出批评，他说：“人主不察，见谓清议亡国，亦以为云然耳。究其为议者何人，误国者何事，不能别而白之，则又恐为彼奸人者所中，为怨隙者得相陷害。……则是非清议之能亡人国，借清议亡国之名以怵人主，而剥丧元善，为足亡国耳。”所以，他呼吁要“破流俗相沿之论，解散清议亡国之疑”。方东树将“修身、考道、经史文章”的立足点，确定为“实用”，且以修身为第一要务。方宗诚在回忆方东树对其教诲时曾说：“植之先生少虽博物文学之士，而莫年进德体究入微，专致力於心性伦物之实，所以告宗诚者无一浮虚影响之谈”。还说：“天下万事万物，莫非实理所结，必刻砺苦行，精勤勇猛，体诸人伦日用之间，验于心术隐微之地，期灭人欲于净尽，而反天理之自然，乃实学也。”
如此同时，方东树强调书院建设，要立足长远，批评地方社学争利和书院考课各环节存在的弊端。方东树在讲席廉州海门书院时，发现当地出现争立社学的情况，从表面上看，教育场所增加，而实际目的则是“慕乎名怀乎利，徒役志于会文甲乙之虚美，租入薪膏之弋获”。由于自己亲自讲席书院，对书院存在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他对书院考试命题，颇有微词，“月考季考不出时文，一暴十寒，虚应故事”；考生答题则是“赝袭倩代，潦草苟率，敷衍滥恶，相沿不耻”；而阅卷者则更是“朱墨杂糅，儱侗胡庐，苟相谀说，脩膳取盈膏车而去矣”。方东树对书院弊端的批判，集中在考课的命题、答题和阅卷三个环节上，但由于方东树讲席各书院时间都比较短暂，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但他认为解决时弊的方法，就是要开阔心胸、约己立志，这样也体现了方东树重视从心性上求实的思想特点。
第二，在生徒古文学习上，提倡“精读”法。方东树认为“世之为文者不乏高才博学”者，但因为未能“反复精诵”，故“失于易而已”。他举古人教学的例子，如扬子云教桓谭作赋，必“先读千赋”；明归太仆取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文，读之五十余遍，“左右厌倦，而公犹津津馀味未已”。精读之法，一直为桐城派文人所推崇，但各自侧重不同。方东树更强调精读对于“出言之本领”的作用，同时也继承了其师姚鼐关于精读的思想。姚鼐认为学习诗文入门之处就在声音，“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所以，熟读是学习诗文的重要方法，“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而自去矣”。方东树从词、意、气、骨、精神气脉、音响等方面，阐述精读方法的内涵和要求，“词艰而意短者气必弱，骨必轻，精神气脉音响必不王”。如此同时，方东树又强调效法古人，读圣贤之书，应加强内心的修炼，而不能停留于记诵文词上。方东树曾说：“夫学莫大于立身，立身之道在行己有耻而已。古人何人也，立身扬名可为法于天下后世，而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耻之大者也。而其本必在于读书，盖书传所记自天地民物之理，修齐平均之道，与夫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莫不毕载。”这样才能“激发吾之志气，开拓吾之心胸，广益吾之聪明闻见”。假若“心胸不开，则聪明必隘”。同时，他也指出其他书院教学的不良倾向：“书院之教徒以词章记诵，而溷夫学问思辨之正大也哉。”
除重视精读方法之外，方东树亦强调理学、经史对古文学习的重要性。戴钧衡在回忆拜入植之先生门下时，“始知所作皆非”，后来通过阅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以为“略见途辙”，但方东树仍对他说“文章之本，不在是也”。于是稍稍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方东树虽以理学见长，但其所学内容，涉猎极广，“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齐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养之旨，诸儒学术之同异得失，以逮说经、考史、诗文、小学、浮屠、老子、杂家之说，罔不探赜抉微，析非审是，博而有要，约而不疏”。正是其所学之广，故其古文别有气象，而戴钧衡等后辈也受此影响，把理学、经学之道，融入到自己的古文创作之中，使文章显得既具文采，又有思想，为时人所称道，为后世所传颂。
第三，在择师标准上，强调以德为先。方东树阐述韩愈的《师说》之道，在教师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首先阐述“师”的定义，他说：“夫师也者，随道义所在而为之名者”，将“师”与“道义”结合起来，切切不可“以私妄势利媚说”，而妄自菲薄。同时对“师”与“儒”的内涵，加以区别，认为“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故“师为人师，儒为经师”。这里方东树从两者所教内容的角度，来加以区分，与其所下定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强调了为师者，要注重自己的德行、道义。其次，方东树将当时之师与其心目中之“师”的标准进行对比，对那些各种冒用“师”名的现象，予以批判。他认为：“近世科举时文之师，与巫、医、艺术、百工之师相等，又有形名、钱谷、幕学之师，分儒者之一节专门，虽不知本，亦供世用。”所以，他认为真正传授科举时文等各类之师，对世用还有一定意义，有“授业解惑之实”，即使“不知本”，还是可以称为“师”。而那些“乡会主试房考及外吏保举属官，乃公忠循职，举贤援能，以人事君之义，而冒师生之名，殊不应礼，甚无谓。”而当时甚至出现了慢其伯叔，慢其幼时所受业贫寒之师，独隆其房师、座师或保举之师的现象，甚至于出现宁可“得罪于父母”，也不会“得罪于座主”的媚俗之态，方东树对“师弟重于父子，门户又重于师弟”的积习，予以鄙视，多加否定。从上述内容可见，方东树对“师”的内涵界定更侧重“传道”和“授业解惑”；更强调“师”之“德行”，而非“六艺”之术。这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方东树认为一位好老师，肯定有良好的师德，同样，论学吟诗，也要以德为本。他说：“吾尝论古今学问之途，至于文辞，末也。于文辞之中而独称为诗人，又其末之中一端而已。然而诗以言志，古之立言以蕲不朽者，必以德为之本。故曰，有德必有言。”还说“夫立言，非德无以为之本”。他批评近世之人，认为“有言”，不必有德，这是“失其本而示人以陋”。所以，数百年来，篇籍虽富，“率夸浮流宕”，文枯诗萎，衰敝相习。他赞扬徐荔庵的德行操守，其“行谊既重于乡里，见于明时”，“考其德行之成，卓然非寻常之所能及”。所以，徐荔庵在方东树眼中，堪称贤人智者。
总之，方东树和许多桐城派作家一样，以办教育为人生追求，以教师为崇高职业，以培养人才为救世之要务，但要想做一名称职的教师，就必须进德修行，让自己成为道德上的楷模。
三、方东树在安徽教育活动的影响
方东树先后主讲安徽四所书院，又乡居十年，奖掖后进，这构成了他在安徽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对其人生志向的转变、桐城派作家队伍的壮大、文学创作理论体系的丰富与拓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从方东树个人志向转变方面而言，他自二十二岁赴钟山书院后，在外奔波时间长达四十余年。他讲席的四所安徽书院，从影响力来看，都是当时该地州县的主要书院。方东树没有科举功名，能够主掌书院，这也是对其学术成就与声望的肯定。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除祁门东山书院外）的时间，处在他先后两次赴粤之间。方东树学术思想成熟于第一次赴粤期间（1819—1826），在阮元幕府中先后撰写了《汉学商兑》、《书林扬觯》、《待定录》等著作。这些著作虽以讨论理学为主，但其中也不乏对教育的思考与认识。例如强调“君子之学崇德”等，这些内容在其后来讲席书院中多有体现。可以说，主讲安徽书院是方东树实践其教育思想与理念的重要平台，但可惜的是在每所书院讲席的时间都十分有限，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都未能很好地得以施展。而方东树晚年回到桐城，教育培养生徒，成就巨大，成果丰硕，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归里居乡时间长、生徒众、名徒多。这十年间，方东树的学术思想趋向“进德体究入微，专致力于心性伦物之实”，更加重视“实”的作用。在教学同时，方东树还整理自己的诗文，撰写《山天衣闻》，修改《大意尊闻》，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
其次，从桐城派自身发展而言，姚鼐于乾嘉年间正式开创桐城文派，于钟山书院培养出众多生徒，著名者有方东树、刘开、管同、梅曾亮、姚莹等，这些人构成桐城派第一代嫡传群体。但在众多生徒中，桐城本籍人士相对较少，方东树是其中之一，且随侍姚鼐最久。进入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发展，尤其是桐城本籍生徒的培养，不容乐观，或早逝，或在外为官，方东树晚年归里，实际承担起承续桐城文脉的使命。后人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专记师事及私淑方东树诸人，其中卓有成就的就有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盘、刘宅俊、郑福照等，而且他很多弟子也多出任书院山长之职，如戴钧衡是桐乡书院山长，文汉光接替方东树主持东山书院，方宗诚出掌商河书院、衡水书院、庐江书院。戴钧衡、方宗诚等构成了桐城派第二代嫡传群体，并在咸丰年间与以为代表的湘乡派交流融合，使得桐城派延续、发展，呈现再度振兴的局面。
第三，从桐城派理论体系而言，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和晚年居家十年，培养了众多弟子，扩大了桐城派创作队伍。方东树继承了桐城派文学创作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其所著诗歌理论著作《昭昧詹言》，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章法、字法、气脉、意境等，将桐城派诗论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桐城派后期名家吴汝纶称赞“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并把这本书列入自己主讲书院中的必读书目。关于桐城派的渊源与发展，方东树最早提出戴名世对于桐城派发展的作用，这对后世研究桐城派的形成、渊源等，都有重要意义。戴名世因《南山集案》被杀，故“没名不耀”，当时论古文正宗者，推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人，而方东树晚年并推戴名世，这为后世“桐城四祖”之说提供了依据。对于“桐城三祖”在学术上的特点，方东树曾评其师姚鼐“经术根柢不及望溪，才思奇纵不及海峰，而超卓之识，精诣之力，则又过之。盖深于文事也”。这些认识精炼准确，为后世研究桐城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总之，方东树作为清代中期桐城派代表人物，以“明学术、正世教”为己任，作文强调“言必有宗，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同时又“不尽拘守文家法律”。在安徽主讲四所书院，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经历；而晚年乡居十年，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人才。这些都体现他肩负起延续桐城文脉、丰富桐城派理论的自觉精神；终其一生，虽未获科举功名，但其对安徽书院教育的发展、桐城派创作队伍的状大、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弘扬，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有关方东树研究主要集中在《昭昧詹言》和《汉学商兑》两书上，关于《昭昧詹言》有，钟耀：《论方东树的诗学思想》，《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龚敏：《论方东树的诗学渊源》，《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吕美生：《方东树的价值取向》，《学术月刊》2000年第10期。关于《汉学商兑》有，徐洪兴，《论方东树的》，《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方东树学术思想综论性的研究有：李赟，《方东树与十九世纪的汉学批评》，《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龚敏，《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江淮论坛》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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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4] 方宗诚：《柏堂集》补存卷二《方展卿先生传》，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5] 姚鼐：《惜抱轩尺牍·与胡雒君十三首》，上海：新文化书社印行，1935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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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宗能征等纂修：《光绪亳州府志》卷七《学校志书院》，光绪二十年活字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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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能征等纂修：《光绪亳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宦绩》，光绪二十年活字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
[11] 宗能征等纂修：《光绪亳州府志》卷七《学校志书院》，光绪二十年活字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12] 方东树：《半字集》卷二《亳州题许生诗卷》，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13]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三《未能录序》，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14] 张灿奎等纂修：《民国宿松县志（一）》卷二十一上《学校志书院》，民国十年活字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15]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三《进修谱序》，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16] 朱书（1654—1707），清学者。一名世文，字字绿，号恬斋，别号杜溪，安徽宿松人。出生于潜山。幼承家学，贫而好学。康熙十三年（1674）起授徒乡里。二十五年以岁贡入京。不久云游天下，学问益进，文章益精。四十三年中进士，授编修。文才卓越，学问精粹，与万斯同、梅文鼎、阎若遽、何焯等齐名。与戴名世、方苞过从甚密，结为文字交，为文被称之为“清初三才子”。着有《朱杜溪先生集》等存世。参见《安徽历史名人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23页。
[17] 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七《仪卫先生行状》，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8] 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二《与鲁生先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9]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10页。
[20] 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二《存悔轩文集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1]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复戴存庄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2]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七《新建桐乡书院记》，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3]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24] 汪韵珊等纂修：《同治祁门县志》卷十八《学校志书院》，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9-180页。
[25] 唐治编：《东山书院志略》，咸丰二年刻本影印。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八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00-501页。
[26] 方东树：《考盘集》卷二《将赴祁门东山主讲先寄唐鲁泉明府兼示文生钟甫》，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7] 方东树：《考盘集》卷三《东山书院题壁并序》，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8]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
[29]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尺牍》第三册《答方存之》，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0页。
[30] 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一《桐城文录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1]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与罗月川太守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2]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一《用人论》，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3]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七《新建珠场社学记》，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4] 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四《复方鲁生先生书》，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5]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答人论文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6] 姚鼐着、龚复初标点：《姚惜抱尺牍·与陈硕士》，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第62、71页。
[37]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七《新建廉州湖廉社学记》，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8] 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自序》，清咸丰刻本。
[39]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与友人论师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40]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