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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论文范文1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贸易条件恶化论”。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1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
(一)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由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仍然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的趋势。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使得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的一贯策略就是打价格战,结果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
(二)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内贸易的结果
企业内贸易指在同一企业内部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即在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行为。就跨国企业而言,对于发生在内部各实体之间的交易价格,完全可以由企业按照整体规划来自主确定。跨国企业在我国采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来达到其减少企业税负、避开风险与管制、调拨资金和有效分摊费用的目的。而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额中已占到1/2强,这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
(三)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励出口的国策,采取了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使得很多企业采取“只外销,不内销”策略,因为出口意味着可以减少成本。同时,这种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说是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强调扩大出口规模,有“一刀切”的现象。
(四)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出口方面,产品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高,致使某些产品大量出口,从而压低了国际价格。另外,从进口的构成看,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进口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而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由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近几年一路攀升。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而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这也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2提升我国贸易条件的措施和建议
(一)发挥比较优势并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需要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并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材料、医疗、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其次,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次,还应当扩充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对加工贸易中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大量降低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促使贸易条件的改善。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以促使外贸企业有序竞争
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使外贸企业有了更大的经营自,除了要继续放开外贸经营权外,还要促进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外贸企业组建大型的贸易集团,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状况,形成规模经营优势,使企业避免以价格竞争为主而采取综合竞争手段进军国际市场。在外贸体制改革当中不仅要大力扶持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业集团,同时也要为民营企业实业集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外贸企业之间的竞争走上规范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以法律形式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要建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跟踪、通报机制,我国进出口价格监督、监控机制。取消对三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国公司内部化行为对我国市场的扭曲和利益侵害。应积极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优化关税结构。应当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并针对整个产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要给予国内外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参考文献: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2
关键词：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国际专业化水平指标 贸易条件 行业调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战略，为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国内学者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认为中国存在贫困化增长的趋势或已发生贫困化增长，因而存在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这些研究大多从比较优势变动或贸易条件的单方面指标来考察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变动和存在问题，所以本文试图结合比较优势和贸易条件两个因素来综合考察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现状，发现不同行业比较优势和贸易条件的变化的趋同性与趋异性。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1.比较优势测度
（1）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 Bela)于1965年测算部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
其公式为：RCAij= (Xij/Xi )/(Wj/W)
其中，RCAij 代表i国（地区）j产品的显现性比较优势指数， Xij代表i国(地区)对世界市场出口j产品的出口额，Xi 代表i国(地区)对世界市场的总出口额，Wj 代表世界市场j产品的出口额，W代表世界市场产品的总出口额。
RCA指数考虑了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侧重一国的出口绩效。按照日本贸易振兴会(JERTO)提出的标准，当RCA数值大于2.5时，该产业具有极强比较优势；当RCA在0.80―1.25之间，该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0.8以下则处于比较劣势。
（2）国际专业化水平(LFI)指标
国际专业化指标是由Lafay(1992)所提出的。
对于某个特定的国家i，某种特定的产品j，该指标定义为：
其中， Xij代表某种特定类型产品的出口， Mij 代表这种特定类型产品的进口，N是所有进出口货物的种类。
根据公式，给定每种产品对贸易总额所做出的贡献，可以得到ΣNj=1 LFI=ij=0 ，所以，那些 LFI=ij 大于0的，表明该产品对外贸易具有比较优势，该值越大，表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在该产品领域实现的专业化程度越深；相反，那些 LFI=ij 小于0的，表明该产品对外贸易具有比较劣势，该值越小，表明比较劣势越明显，在该产品领域实现的专业化程度越浅。
2.贸易条件测度
（1）价格贸易条件(NBTT)
用公式表示为：NBTT＝Px / Pm
其中， Px 为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指数，Pm为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指数。
该式表明出口单位商品能够购买到的进口商品的数量。
（2）收入贸易条件(ITT)
用公式表示为：ITT=(Px / Pm )×Qx，其中Qx 为商品出口数量。
也可以表示为ITTt=NBTTt×Qxt ，其中， NBTTt和Qxt 表示t期的价格贸易条件和出口数量指数，取本文计算值；其中Qxt=，qi0 表示第i种商品基期的出口数量。
这一指数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购买力，反映了一国绝对进口能力的变化。
（二）数据来源及产品分类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2001-2008年HS分类四位数水平的类商品的1149个产品的进出口数据为样本（由于HS编码第19、21、22类商品的特殊性，其四位数水平各产品历年平均价格变动幅度较大，故在计算时剔除了这几类商品）。数据均来源于国研网-国研数据-对外贸易数据库、2001-2008年HS分类商品进出口数据。
2.产品分类
为了分析需要，本文把HS编码下的19类商品合并成R1-R5 5个相关类别：
R1―表示农产品类商品，包括HS1、HS3和HS4三类；
R2―表示资源类商品，包括HS2、HS5、HS9、HS10、HS13和HS14六类；
R3―表示劳动密集型商品，包括HS7、HS8、HS11、HS12、HS15和HS20六类；
R4―表示技术密集型商品，包括HS6类；
R5―表示资本密集型商品，包括HS16、HS17和HS18三类。
二、各类产品比较优势的测度
（一）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测算结果
根据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到的各类商品的RCA值，如表1。
表1 2001-2008年我国各类商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结果
（二） 国际专业化水平（LFI）指标测算结果
根据公式，得到2001-2008年各类商品的国际专业化水平指标(LFI)的测算结果，如表2。
表2 2001-2008年各类商品国际专业化指标测算结果
三、各类产品贸易条件的测算
（一）价格贸易条件测算结果
测算各类商品价格贸易条件时，分别选取各类商品下所包含的HS四位数水平的所有产品的进出口数量及金额数据，根据公式计算结果，如表3。
表3 2001-2008年五大类商品价格贸易条件测算结果
（二）收入贸易条件测算结果
根据公式，各类商品的收入贸易条件计算结果，如表4。
表4 2001-2008年五大类商品收入贸易条件测算结果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总体来看，2001年以来，我国总体贸易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方面，从比较优势的变动情况来看，原先具有很强比较优势的行业，其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原先就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其恶化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多数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也均在不断恶化，各类商品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基于数量上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贸易结构仍不合理。从综合比较优势与贸易条件的测算结果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商品可能已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2.我国农产品类商品贸易的国际比较优势不明显，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占比处于劣势地位；其国际专业化指标LFI值在前期均大于0，说明该类商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在我国商品贸易结构中属于优势商品，但其优势在逐渐下降；其价格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但是由于出口数量的增长幅度大于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所以其收入贸易条件还是呈不断改善状态。结合4个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农产品类商品出口竞争力在逐渐弱化，粗放型的贸易政策并没有改变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虽然该类商品在我国内部贸易结构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但是效果仍不明显，其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3.资源类商品的国际比较优势和专业化水平均处于五大类商品中最劣势的地位，且其劣势还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国际专业化水平指标LFI历年的恶化速度非常快，说明该类商品在国家商品结构中专业化水平很低。出口数量的不断扩大虽然使得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很多，但是其价格贸易条件也还在不断恶化中。
4.劳动密集型商品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商品中的优势商品，其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也是最显著的，这是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原理进行贸易的体现。但是根据测算结果显示，其RCA值在下降，且其专业化水平也没有大的提高，价格贸易条件也是处于恶化状态，说明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已经开始有所弱化。
5.技术密集型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值和国际专业化水平值均处于劣势地位，说明我国出口商品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且其价格贸易条件也在逐渐恶化，高新技术产品缺乏竞争力。
6.资本密集型商品在国际产品中处于中等比较优势地位，其显性比较优势还在逐渐扩大，说明其出口份额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比在不断扩大。但是在国家商品结构中，该类商品的专业化程度仍不够高，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逐渐改善。在考察期内，该类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呈上升趋势，也是五类中唯一价格贸易条件在改善的商品，其收入贸易条件也是在不断改善的。
（二）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相关建议
前面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贸行业结构仍存在一定问题。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实现外贸发展由“量”向“质”的转变。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与收入条件改善并存的现象说明现阶段我国外贸发展还是主要靠数量扩张型的出口政策。实践和各种数据分析结果都证明，这种外贸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所以我们必须在提高出口总量的同时，走质量提升的途径。在提高出口产品利润的同时，更要提升出口的产业结构，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改善产品的贸易条件，从而提高贸易获利。
2.提升传统比较优势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保持并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有利的比较优势地位。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是我国传统比较优势产品，但是其比较优势的不断下降也应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3.降低出口产品在资源和能源产品领域对国际的依赖。国内钢铁、原油等原材料产业耗能高、产能低，致使我国出口产品对国际市场的原材料需求大，依赖性强。要改变这种现象，势必要加快我国钢铁等原材料产业的转型升级，以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减小出口商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从而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4.大力推进技术进步，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技术类产品历年出口份额也不高，过度依赖进口。要改善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现状，必须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总之，要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就要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转换。在保持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技术进步、产品质量提高等途径实现集约型发展。
参考文献:
[1]Balassa 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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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fay G.The Measurement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1992.
[3]赵玉敏,郭培兴,王婷.总体趋于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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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晶晶.浙江贸易条件实证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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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丽,张素芳.1994-2002年中国贸易条件的实证分析
[J],国际贸易问题,2005(11).
[6]黄满盈.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D],博士
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7]白英姿.跨越比较优势陷阱[D].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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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论文范文3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宋健学、赵新刚、刘虎兴:《关于我国技术提升和贸易发展的思考》,载《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期.
[3]胡艺:《中国企业提升技术能力的国际渠道》,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4]高正平:《政府在风险投资中作用的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技术扩散，贸易竞争优势
一、宏观角度分析技术扩散对我国贸易竞争优势影响
（一）国际技术扩散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指出贸易条件是指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同种产品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价格越低其比较优势就越大；反之，其比较优势就越小。决定产品价格的因素很多，而产品的生产成本是其最基本的因素。企业的生产成本越低，其产品的价格才能相应制定的越低，产品的比较优势也越大。而技术扩散则是企业提高劳动效率，实现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根本途径。因此，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逐步增加对出口产品的技术投入，是改善贸易条件，促使一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国际技术扩散促使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结构的优化
在国际贸易中，产品按加工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一般而言，加工程度与技术含量成正比，要提升产品结构就必须依靠国际技术扩散。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积极效应可以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加出口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技术含量多的制成品的需求相对扩大，而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相对缩小免费论文，因而国际技术扩散有助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通过有关国际贸易结构的数据可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我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均有所改善，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稳步增长。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和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程度的加深，原先被计划经济时期所扭曲的贸易产品结构逐渐得到纠正，并向符合充分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经济发展以及资本尤其是技术要素的积累，中国贸易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也随之得到调整和改善。
（三）国际技术扩散有利于提高国际贸易经济效益
国际技术扩散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往往具有单位产品资源消耗低、技术附加值高等特点，因而在生产成本方面有比较优势。技术水平还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和需求：技术水平越高，产品单价越高，需求弹性也越高。因此，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一般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会随之增加，高技术含量产品往往还具有规模效益特征，以规模生产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使成本不断下降。因此，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获取利润的空间大，经济效益高。
（四）国际技术扩散提高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
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主要由它与贸易伙伴间的相对价格和产品优势等因素决定，前者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及其使用效率所导致的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其贸易对手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后者则是指一国出口产品能够比其对手的相关产品更好的满足消费者需求所形成的优势，而决定一国出口竞争能力的相对价格和产品优势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技术扩散相联系。在国际贸易中，无论是产品因新颖独特、质量优良与技术含量高所引起的垂直差异，还是产品因品牌不同所引起的水平差异，都必须凭借技术扩散才能实现。
（五）国际技术扩散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结构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技术结构，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与变动都能够引起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动，一旦技术发生变革，产业结构将会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因此，技术扩散对产业结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坚实基础。
技术扩散能够刺激需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国际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会大大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市场范围和市场容量，使得需求结构随之会发生改变，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例如免费论文，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在国际的扩散，特别是半导体材料和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快速地降低了电视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电子计算机等家用电子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使得这些原来被视为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的高档奢侈品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崛起。
同时，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扩散会不断一国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生产领域对劳动力的求，促使劳动力朝着其他产业部门移动(如从农业一加工业一服务业)。另一方面，产业对其他部门具有前向应、后向效应和旁侧效应等“扩散效应”，并能通过这种“扩散效应”带动各产业的发展，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
（二）微观角度分析国际技术扩散对我国贸易竞争优势影响
就产品角度而言，通过国际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不仅可以改进和提高原有产品的性能、结构和质量，加速品的更新换代从而创造出全新产品，而且能够有雄厚的实力创造名牌产品并确立和保持名牌品地位，使产品更具成本优势与别具一格优势。由此可见，国际技术扩散会对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一）技术扩散提升贸易产品竞争力
国际技术扩散是改进和更新原产品、设计和生产新产品，提升贸易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际技术扩散可以使企业接触先进的产品和最新的技术，从而带动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使产品更有竞争力。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途径获得技术进步建立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使产品更具差异性。使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销售产品过程中的条件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较，具有可以区别的特点。通过技术扩散获得的先进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融入产品之中，不仅可以加大本企业产品与其他企业产品之间的差异性，使得产品拥有差异型竞争优。
（二）国际技术扩散可使贸易产品获得低成本竞争优势
当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竞争时，它比竞争者更能有效率地设计、生产和营销产品，即若产品销售价格相差不多时，成本越低也就表示利润越高;而企业采取差异型竞争的目的则在于提供客户独特而优异的价值，经由产品的质量、专业功能或售后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来。“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方式才能获得。由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活动效率，实现规模生产，节约材料和能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根本途径，所以，生产厂商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利用国际技术扩散越多，所采用的技术越先进免费论文，其产品就越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
（三）国际技术扩散可以使贸易产品获得品牌竞争优势
国际技术扩散可以使贸易产品获得外贸竞争力的物质基础——品牌竞争优势。在利用国际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学习先进的品牌理念。作为产品注册商标的品牌是一种产品的区分标志，可以将同类产品别开来，同时也是产品质量识别的重要媒介。品牌的知名度越高，其产品的质就越值得消费者信赖。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通过品牌了解和获取产品质量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品牌特别是著名品牌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特殊偏好，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拥有品牌竞争优势的产品，就能够占有和保持更大的市场份额，并获得强大贸易优势。
（四）国际技术扩散可以提升企业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5
一、国际贸易理论
奇普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国际贸易理论史、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或退出一国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关税与汇率的关系、补贴和配额的效应等方面,在对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和“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的研究上获得极高的声誉。在方法论上,他引进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误差估算和最优近似值归并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德国、瑞典和美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篇系列论文。这是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详尽评述的力作。他不仅阐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而且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献作了现代的解释。奇普曼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评述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论三部分,所涉及问题有资本流动、贸易条件、汇率、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收益与商业政策以及经济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他认为,虽然“古典”的方法(以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在生产方上过于简单化,但是具有将国际专业化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的优点;“新古典”(以马歇尔、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纳、勒纳、里昂惕夫、米德为代表)以机会成本及社会无差异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对生产方与消费方的简单化;而始于赫克歇尔、俄林,成于勒纳、萨缪尔森等的“现代”方法,则赋予要素禀赋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方法代表着经济思想的发展至今最复杂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结构。奇普曼的这些研究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综合。所以,这三篇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据统计,1966-198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用过这三篇论著的就超过100处。
由哈伯勒、勒纳、俄林、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和雷布任斯基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按照奇普曼看法,鲍德温(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纳一萨缪尔森模型”名称更为确切。因为,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通常采用这样简化性假设: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在选择用途时是无差别的,这使人们可以明确定义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释性的附录I之外,其他论述中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名称是最被广泛接受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着重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它作了补充与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的两个重要推论。前者是说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间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如对其征加关税)会增加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经济学界对这些定理扩展到一般的多种商品、多要素、多个国家的情形的努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奇普曼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仅综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见解。从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看,关键是要素价格向量w仅仅依存商品价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认为是依赖于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也依赖于没有要素密集度逆转。萨缪尔森指出这并非是唯一的问题。“唯一存在性”的问题仅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两国都生产两种商品将不太可能,要素价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对这一问题,奇普曼用被称为“多维锥体”(Coneof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给出了更精确和清晰的分析。对任何要素价格向量w来说,在两种商品生产时都有相对确定的技术比率。只有当某国要素的禀赋向量被包括在由这些技术度量的锥体内,两种要素才能被充分地运用。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是一个刃锋似的结论。如果两国的技术条件稍有差异,在没有明显的国际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假说都会消失。对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奇普曼认为,除非作出更强的假设条件或得出比较弱的结论,否则,该定理对更高维的情况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当一国使其生产分散化,即它生产所有n种消费品,只要它不处于专业化的边界,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向量将在一个分散锥的里面——凸锥极射线穿过在给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个产业的要素投入向量。当要素禀赋赋有量在这锥内变化时,要素收入是不变的。即对于在这锥内的禀赋1,要素报酬函数w(p,1)独立于禀赋1。现在,如果生产所有n种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过价格,而竞争均衡则要求价格不超过成本。这意味着世界价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变化,除非n商品等于m种要素。
在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部门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费替代性的产品通过外部或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被称为“产业内贸易”。因这种国际贸易流量在总贸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其中,格鲁伯(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构造了一种测量产业内贸易密集度的指标。奇普曼也建立了一个要素比例模型,用来评估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在他看来,所有产业内贸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加以解释。奇普曼将格鲁伯和劳埃德分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2、3、4和7位数计算的澳大利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的百分数制成曲线。他发现,假如这些曲线也适用于商品组别的进一步划分,那么,从这些曲线可以推断,对所有的贸易国家或贸易群,当STTC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不再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
“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早在斯密《国富论》中就有论及,而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24年查尔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赔偿报告。1929年,凯恩斯对转移中所遇到的汇率、贸易条件等结构性变化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认为一个必须向另一国转移某一确定购买力的国家将遭受一种次生的损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其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庇古的理论得到萨缪尔森(1952)、芒德尔(Mundell,1960)的推广,并试图用十分简洁的贸易需求函数来解释。奇普曼(1981)利用贸易需求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证明在国际收支约束下可以得到转移问题的一般解。奇普曼认为,在生产是固定的、只有纯交换发生的假设下,转移就不会影响贸易条件,他称之为“中性时尚假设”。进一步说,假设有A、B两国用同一货币交换a、b两种商品,国家A对国家B实施货币转移,那么,不生产商品b的国家A,如果得到货币转移后,这就会对可进口品的消费产生与可支配国民收人等价增长一样的影响。但是,对于生产且出口商品b的国家B中,若它从国家A得到货币转移,则不仅会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资源向非贸易商品部门的转移以及对可出口商品生产下降进行补偿的需要而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间接的影响。奇普曼指出,资源的移动要沿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线进行,必须是两个国家生产函数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变化不大,并因而价格变化也不大。若是这样,贸易条件就取决于对产业间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将商品扩展为多种,对贸易条件的分析将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有在某一时段上用今天的产品来交换未来的产品,这种形式的贸易被称为跨时贸易(Intertemporaltrade)。在跨时贸易下,生产可能性曲线表述的不再是一个经济在两种现期产品之间的交替,而是在现期与未来消费品生产上的交替。所以,因现期与未来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跨时贸易被认为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奇普曼建立了两阶段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模型,并举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每一国都有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以及生产资本品与消费品这两种商品。资本品不用于贸易而是用来增加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如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现在商品与将来商品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也是相同的;并且生产函数具有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需要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特性,则最初相对于劳动要素来说,具备较高资本要素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现在商品,并“进口”未来商品。他认为,这类模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不能期望达到的。而事实上,贸易平衡也远不是最优状态。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评价各种经济状态的社会合意性。从广义看,一个社会的福利取决于其所有消费者的满足水平。这样,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满足状态的测度等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奇普曼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与J.C.莫尔共同研究了偏好归并条件,发展了传统福利经济指标正确衡量经济行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依照序数效用理论,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由偏好来描述。奇普曼认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变下的总需求可由总的偏好关系导出,经济整体行为似乎是最大化一个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数;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则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该偏好可以加总。无论哪种情况,这样的效用函数只能看成是其潜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着所得者可以补偿所失者)。
如何测度消费者福利变动在福利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马歇尔提出消费者剩余并认为可由已知价格变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线上的不规则四边形来度量。希克斯引进了补偿变差(compensating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积分是否可作为测度福利变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尔认为,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没有约束,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的偏好条件。这点既适用于马歇尔消费者剩余,也适用于广义补偿变差和希克斯消费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m1=m2的约束条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p1=p2的约束条件,并且仅当对商品区相关领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积分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变化测度办法的充要条件,奇普曼认为同马歇尔的测度一样。他们指出,当收入是恒定的,并且价格可以随意变化,则偏好位似是补偿变差作为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充要条件。当商品1价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价格按此价格比例计算)而其他价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变化时,(与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补偿变差作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消费者剩余或补偿变差的福利指标,必须以它是否正确地反应了消费者间接偏好的准则来判断。如果福利指标是消费者间接偏好(可能在一个约束预算领域上)变化的序数指标,它使间接效用函数增加(至少被限制在这个领域内),它即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将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无法实现,对于如何弥补“外在性”等就成为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讨的只是厂商的规模经济问题。奇普曼在接受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并发展了参量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认为的每个公司的扩展由行业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触行动所抵消,或瓦伊纳(J.Viner)认为的行业的扩张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等假设。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仅属于规模、完全可逆转的经济类型。奇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每个企业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任何背离该假定的产出-要素关系是通过本企业的单位-齐次生产函数的扰动产生的,即使这种背离部分是由企业产出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反过来,这些变化被假设是由行业的产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产函数在每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次,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如果n个行业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根据次是大于还是小于加
n
权平均ρ''''=∑θjρi,“理想化”的产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产出更大或更小,权重与专用于各商品的消费者预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业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一些在规模报酬递减下经营,那么存在一个满足所得总收入等于所付总补贴条件的税收-津贴计划,正如在每个报酬递减行业,税收收入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而在每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消费者剩余的收益超过补贴支付;如果ρ=1,那么最优税收-津贴计划满足该属性,但如果p≠1就无需满足该属性。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的假设下,无论有否税收-津贴计划,完全就业均衡都是稳定的。
三、经济计量学理论
在经济计量学中,当模型不能满足古典基本假设时,就会出现多元重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形,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失效。这样,模型参数估计必须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数据中包含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发展并应用了新的经济计量方法,促进处理国际贸易数据的最优分类系统的发展,并研究了自相关扰动、比最小方差误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计以及通常统计学中矩阵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
当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之间高度(但不是完全)相关时,模型就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它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随着多重共线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检验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普曼分析了出现多重共线性时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问题,并对最小二乘法在矩阵回归分析中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了最佳线性最小有偏估计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补足的约束对于观测矩阵是正交的(通过这种度量,正交性被定义为依赖于“有偏”定义),那么,它等价于受补足的(不可估计的)线性约束的最佳线性条件无偏估计。最小有偏估计值具有一种属性,即偏差的轻微增加会减少方差。所以,他建议用最小均方误差进行估计,当回归系数具有无限先验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计值具有小的抽样方差时,这种方法等价于最小二乘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广义逆矩阵的使用,并在线性空间二元性的基础上,新证实了广义逆矩阵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证明了具有条件无偏估计值的相关矩阵确实是观测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同时,奇普曼还对出现自相关扰动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进行分析。在包含自相关误差的线性回归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主要依赖于自变量观测矩阵的结构。如果这个矩阵允许随意变动,最小二乘法相对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具有已知的自相关系数)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变量k观测列线性依赖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集,且独立于自相关系数,则最小二乘估计值恒等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效率为1。由此可推测,如果自变量k列观测向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线性转换,那么对于大多自相关系数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接近1,对于所有自相关系数在0和1之间的值,界超过0。奇普曼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实这个推测,即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t=α+βt+εt(t=1,2,…,n),误差项形成第一阶段稳定的马尔可夫过程后,均值为零且自相关系数p满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协方差的过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在0≤ρ<1区间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过程渐进估计的p值的相对效率的下界为0.535898,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结束语
奇普曼治学严谨、著述丰硕,迄今120多篇,在经济学理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他对国际贸易理论史的研究成果是无与伦比的,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应用、有价证券理论等问题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更令人称道的是,奇普曼从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进行分析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不情愿写不含一些新结果和新观点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综合和独创性思想总是不可分割的要素,当它们互相分离的时候都要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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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fficiencyofleast-squaresestimationoflineartrendwhenresidualsarecorrelated”,Econometrica,Ja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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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Compensatingvariation,consumer''''ssurplus,andwelfare”,withJ.C.Moore,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1980.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美双边贸易；自然资本；生态足迹；PLUM
中图分类号 F742；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5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持续数十年。直至2004年前后，美方才提出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此后，美方为扭转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做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威胁。有人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使美国民众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贸易使美国消费者长期从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消费品中获得大量消费者剩余，中国出口为美国消费品市场超过30年的物价平稳做出了贡献。无论是消费者剩余获取，还是消费品市场物价稳定，现有研究都是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 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利益。而越来越多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显示，货物和服务在货币资本上的等价交换，有可能在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上是不等价交换[1-6]。本研究试图从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利益。
1 文献综述
自然资本，也称为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用来表示生态资源的存量，被生态经济学文献广泛使用，例如，Constanza et al.[7]， Andersson and Lindroth[2]， Monfreda et al.[8]， Moran[5]等人的研究。传统经济学用货币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但生态经济学认为货币资本不能反映货物和服务的生态价值，故用自然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所含有的生态价值。自然资本测算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自然资本的测度方式；其二，特定测度方式所采用的计算方法。
Moran et al.[6]概括了自然资本的四种测度方式：① 物资流分析（MFA），以重量测度生态资源；②基于能量的测度，用内涵能量或能量记忆来测度生态资源；③ 用人类占用的净原生产力（HANPP）测度生态资源；④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 以面积为单位测度生物圈的可再生能力有多少被人类活动所占用。一国/地区的EF是生产该国/地区货物和服务的用地，并吸收这些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排放和废弃物用地，以及提供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之和。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以下六种类型的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其中，前五种用地为生产该商品的实际用地，碳汇用地为吸收该商品生产的排放所需用地，是虚拟用地。所谓虚拟，是指碳汇用地并不像实际用地那样，实际地占用地表面积。
基于曹淑艳、谢高地[9]的分析，笔者强调EF的如下缺陷：① 核算的不完整。EF模型没有考虑包括地下水在内的地下资源，并暗含着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之间不可相互替代的假设。②缺乏动态性。EF基本模型表达的是存量测度，没有将存量测度与出入系统的资本流结合起来。③缺乏结构性。EF基本模型直接把土地利用分配给最终消费，得到的部门-土地矩阵能反映部门的直接土地占用需求，但无法反映部门间接土地占用情况。
虽然EF存在缺陷，但在上述四种测度方式中，EF涵盖并改进了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比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更加形象和直观，其使用日益广泛，故本研究采用EF测度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商品所内涵的自然资本，进而揭示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生态利益。
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计算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 IO）和产品用地系数矩阵法（product land use matrix， PLUM）。IO方法将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值转换成EF面积，转换所需系数由投入产出表导出，相关文献见诸Wackernagel et al.[10]， Machado et al.）[11]， Li et al.[12] 等人以及大量其他人员的研究。PLUM方法则是将商品的贸易量转换成EF面积，转换系数用来自全球足迹网（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FA）所提供或其他人员计算的产出系数计算得到。在对国际贸易进行EF分析的文献中，使用产品用地系数将商品贸易量转换成为面积的文献见诸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
Wiedmann[13]全面、详细地阐述了IO方法与PLUM方法的优劣对比。笔者在此强调PLUM方法的如下优点：①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FAO）数据库及全球贸易数据库提供了与NFA中的商品编码一致的年度贸易数据。故PLUM可以获得长时期的年度数据。在IO方法中，各国通常不提供年度的投入产出表。② PLUM方法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具体的商品。IO方法的分辨率只能到达部门或产业。③ PLUM方法的系数矩阵构建相对简单，NFA给出的转换系数已经考虑了母产品（例如，桔子）到子产品（例如，桔汁）的转换率，IO方法的转换系数则要考虑从最终产品追朔到原材料的完整供应链。
在对商品量转换成EF面积进行EF时间序列的研究中，产出系数的选择涉及两个重要问题[14]：其一，产出系数的空间选择。在空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全球产出和当地产出中选择。全球产出是指使用世界平均产出系数将以吨（tonne）或立方米（m3）表示的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当地产出是指使用所研究地区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到用地面积的转换。使用全球产出可以标准化不同地区间生态生产力的差异，利于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其二，产出系数的时间选择。在时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可变产出和恒定产出中选择。可变产出具有动态性，每一年份均使用当年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和用地面积之间的转换，可以同时反映消费、生产和土地生态生产力等因素对EF的综合影响。恒定产出具有静态性，选定一年为基年，假设每一年的生态生产力都与基年相同，历年都使用基年的产出系数将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可以有效地分割各因素对一定人口所占用EF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PLUM方法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自然资本。在空间维度上选取全球产出，可以将美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和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统一为全球公顷，以便对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的自然资本进行横向比较；在时间维度上选取恒定产出，可以排除土地生态生产力的变化对EF造成的名义影响。
对测算得到的自然资本EF值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①构造EF密集度、EF贸易条件及EF结构，进而分析EF值的贸易特征；②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的顺差结构，进而从货币资本流向及商品流向的角度揭示自然资本流向的成因。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不同于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① 现有研究缺乏双边贸易的时间序列分析，在van Vuuren el at.[1]的研究中，贸易只是一个次要问题；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考察2000年芬兰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的EF；Hornborg[4]考察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英国与北美进行原棉与棉制品、羊毛与羊毛制品贸易中，原料与制成品在货币资本的等价交换，其空间（用地）交换和时间（用工）交换却是不等价的；Moran[5]， Moran et al.[6]则是在全球范围内考察2002年每个国家的出口的EF。本研究却是对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进行的时间序列分析。② 现有研究中，只有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Moran[5]， Moran et al.[6]将各个国名、四类用地产出系数构造了不可直接计算的矩阵，也没有列出矩阵运算的算式。本研究构造了商品贸易量向量（1×n）、用地转换系数矩阵（n×5）及等价因子向量（5×1），用地转换系数是用地产出系数的倒数，并建立三个矩阵连乘的算式，以计算某一年n种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每一种用地类型的EF值及五种类型用地之和的EF值。③ 本研究双边贸易商品的EF流向进行贸易特征分
2 EF值测算方法及数据
参照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的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本文构造产品用地转换系数矩阵，并建立矩阵算式，以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EF值。本研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并选取2007年为基年，在世界土地生态生产力不变的假设条件下，1992年至2010年均使用2007年世界土地平均产出系数。在全球范围内，建筑用地不到总用地量的10%，并且，在贸易商品的生态足迹中，建筑用地不到2%[6]，故本研究参照Moran et al.[6]的做法，将贸易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和碳汇用地，不考虑建筑用地。
2.1 矩阵及算式
2.2.1 数据来源
农产品贸易量、牧产品的贸易量、渔产品的贸易量均来自UN Comtrade，采用HS02商品编码，林产品的贸易量来自FAO的Fores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采用FAO商品编码。碳汇用地所需的商品贸易量来自UN Comtrade，采用SITC Rev.1商品编码。商品的内涵能源密度、电力能源系数都从NFA2010版中得到。但是NFA2010版未提供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本文采用NFA2010版的匈牙利账户中的CO2核算工作表推算出2010年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所有产品产出系数及用地均衡因子来自NFA2010。
2.2.2 HS92向HS02及HS96向HS02的版本转换
UN Comtrade在1992年至1995年、1996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10年的贸易数据分别采用HS92、HS96及HS02编码。本文使用HS92与HS02及HS96与HS02的转换表将HS92及HS96编码数据转换成HS02编码数据，转换表可从Comtrade数据库中得到。
3 测算结果及分析
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出口年均510种，进口年均550种）的EF值及折线图分别如附表1和图1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1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图1显示，总体而言，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四种实际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的净进口国，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1992年至1999年间，美国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转变为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且净进口量呈波动上升趋势，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因此，美国用实际用地换取中国的碳汇用地。
为考察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笔者构造EF密集度（EFI）、EF贸易条件（TTEF）及EF结构（EFS）如下：
EFI j=EF jTV j， j=ex，i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 （6）
式（6）中，TV为贸易值，EFI体现每一美元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1EFI为EF的货币价格。贸易两国实际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体现两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生产技术水平、用地集约化程度的差异。贸易两国碳汇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则体现两国环境规制严度和减排技术水平的差异。
（7）
TTEF刻画一国出口自然资本换取进口自然资本的能力。TTEF升高，反映出口自然资本可以换取更多的进口自然资本，EF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则EF贸易条件恶化。
EFS刻画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中实际用地与碳汇用地的比例。EFS升高，反映实际用地比例提高，笔者称之为EF结构绿化，反之，则称之为EF结构碳化。一国EFSex碳化、EFSim绿化，表明该国在进出口中存在使用换碳汇用地换取实际用地的趋势。
表1显示1992-2010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从实际用地看，我国实际用地EFIex远低于EFIim，体现我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远低于美国；我国EFIex呈递减趋势，即我国实际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意味着我国实际用地的比较劣势呈加剧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Iim相对平稳，反映美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保持平稳；实际用地TTEF呈递增趋势，即出口实际用地所交换的进口实际用地呈递增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贸易条件呈改善趋势。从碳汇用地看，我国EFIex相对平稳，反映我国出口产品的排放含量没有显著降低，EFIim值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排放含量呈递减趋势，美国碳汇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碳汇用地TTEF呈递减趋势，即出口碳汇用地所交换的进口碳汇用地呈递减趋势，我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从EF结构看，我国EFSex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出
口商品EF结构呈碳化趋势；我国EFSim呈递增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EF结构呈绿化趋势。
为揭示中美双边货物贸易EF流向的成因，笔者测算了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按HS分类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顺差结构。按HS分类第1至第21类商品如附表2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2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为同时考虑顺差和逆差的影响，笔者构造商品顺差贡献率如下：
SCit=Xit-Mit∑21i=1（Xit-Mit）×100%（9）
式（9）中， i =1， 2， …， 21； t =1992， 1993， …， 2010； Xit为t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第i类商品的出口值，Mit为t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第i类商品的进口值。∑21i=1（Xit-Mit）表示t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的全部21类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scit表示t年第i类商品的净出口值或净进口值占当年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的百分比。若Xit-Mit>0，则scit>0，表明t年中国对美贸易第i类商品顺差；若Xit-Mit
scit
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顺差结构由SCit组成，如表2所示。表2显示，中国对美贸易历年都是或绝大部分年份是逆差的商品类别为第6类、第17类及第2类、第10类、第3类等五类商品。其中，前两类（第6、17类）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后三类（第2、3、10类）为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前两类（第6、17类）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呈现由强渐弱的变化趋势，后三类（第2、3、10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平稳。
在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商品中，主要顺差贡献的商品类别依次为第16类、第20类、第12类、第11类、第15类、第8类等六类商品，其中，第16、20、15类商品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第12、11、8类商品也是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同时还占用实际用地。前四类商品（第16、20、12、11类）的顺差贡献大幅度变化，反映出中国出口顺差商品从以鞋、帽（第12类）、纺织制品（第11类）为主导向以机电产品（第16、20类）为主导的结构转变。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逐年大幅度攀升。
由于化工产品（第6类）及车辆（第17类）的逆差贡献幅度与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的反方向变化，导致中国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由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自2000年起转变成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
图1显示的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趋势，也可以从表3的货物流向中得到解释：①鞋帽、纺织品、皮革制品等三类占用实际用地的商品（第12、11、8类）的顺差幅度逐年大幅度降低，相应的实际用地出口量逐年减少；②植物产品、木浆、动植物油脂等三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第2、10、3类）的逆差幅度虽然保持平稳，但由于双边贸易量逐年攀升，相应的实际用地进口量逐年攀升。这两个反向变化的合力形成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
表2实际上是以货币资本为测度来描述中美双边贸易的货物流向。表2从货币资本的角度展现中国在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实现了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而图1、表1则从自然资本的角度反映，中国为实现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付出了如下代价：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从碳汇用地净进口国转变为碳汇用地净出口国。
4 结 论
本文采用基于产品用地系数矩阵（PLUM）的生态足迹分析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的内涵自然资本，得到以下结论：
（1）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实际用地的净进口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美国自2000年以来是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改善、出口EF结构绿化，因此，美国不仅获得消费者剩余和消费品市场物价平稳的货币资本利益，也获得用实际用地换取碳汇用地的自然资本利益。
（2） 我国碳汇用地净出口集中在 “杂项制品”、“SITC未另分类的其他商品和交易”、“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饮料及烟草”等五个类别的商品。在这五个类别中，我国自2000年以来为美国提供排放空间。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国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但是，这种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并未考虑自然资本的代价。我们未曾意识到，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为贸易伙伴国提供碳汇用地的负担加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在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尽量减少产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态资源代价。
（3）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国总体上是否呈现生态资源贫瘠化，生态资源贫瘠化又是否与中美贸易正相关。
致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下列同学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工作：2006级本科生谭新龙、徐化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沈晗；2008级本科生李璇、冯亚平，2011级硕士研究生邬光燕、吴莉。2012级硕士研究生杨楠承担投稿的格式调整。作者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论文初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而富有建设性的修改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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