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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学范文1
[关键词] 血吸虫病；社会行为；疾病传播
[中图分类号] R38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6（a）-0129-03
血吸虫病是一种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疾病[1]。预防、控制或消灭血吸虫病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教育背景、生产生活方式、一般卫生建设等诸多社会行为因素的制约。某县是四川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县之一，在2007年完成血吸虫病传播控制任务后，按照《某县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工作规划（2010-2015年）》的要求，一直致力于2015年达到国家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本研究在该县血吸虫病流行村开展农村居民职业与文化程度、经济来源与收入水平、生产生活方式、健康教育和感染情况等情况调查，以期了解这些社会行为因素在当地血吸虫病传播中的可能影响，为该县实现传播阻断制定更为有效的血吸虫病综合治理策略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某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全县总人口12.01万人，农业人口8.93万人，占74.36%；非农业人口3.08万人，占25.64%。该县辖5镇4乡，40个行政村中有36个村为血吸虫病流行村，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数近10万人。疫区历史累计血吸虫病患者42 002例，其中晚期血吸虫患者417例，历史累计病牛数20 503头，历史钉螺面积954万m2。多年治理后，目前该县疫区人群感染率已控制在1.0%以内，无病牛感染，钉螺面积下降到52万m2。
1.2 抽样方法
该疫区按照综合疫情程度的不同，36个血吸虫病流行村可划分为重、中、轻3种，分层随机各抽取出1个村，3个村的所有农村居民为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
1.3 问卷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2012年8月。调查前均对调查员统一培训，采用入户调查方式，使用统一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主要经济来源与家庭经济年收入、居民生产生活方式、血吸虫病健康教育等。
1.4感染情况调查
采集调查对象外周血耳垂血，采用ELISA试验进行血吸虫抗体检测，阳性者全部用Kato-Katz法（1粪3检）做病原学检查，以了解人群感染率。
1.5 统计学方法
收集所有问卷调查信息和血检结果，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000份，回收2930份，有效2915份，有效回收率为97.17%。其中，男1471名（50.46%），女1444名（49.54%）；常住人口2906名（99.69%），外来人口9名（0.31%）；年龄最小5岁，最大84岁，5～
2.2 家庭经济状况与生产生活方式
2.2.1 主要经济来源和家庭经济年收入 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仅依靠农业的有1632人次（55.99%），既依靠农业又外出打工的595人次（20.41%），依靠农业和畜牧的223人次（20.41%），仅依靠外出打工的205人次（7.03%），依靠农业、畜牧和外出打工的191人（6.55%）。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者1025人次（35.16%），5000元以下者1890人次（64.84%）。
2.2.2 生产、生活方式 ①主要经济作物前3位的是水稻（62.31%）、混合（28.30%）、水稻旱粮（5.04%）；②家庭拥有的水田面积多在0.1～3亩（91.03%）；③采用的耕作方式依次为机耕（75.10%）、人耕（23.79%）、机耕并人耕（0.59%）、牛耕（0.52%），不同家庭收入者耕作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560，P < 0.01）；④主要耕地的施肥方式依次为化肥（91.15%）、其他（5.09%）、化肥与新鲜粪便施肥并用（1.95%）、新鲜粪便施肥（1.81%），不同家庭收入者施肥方式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55.757，P < 0.01）；⑤居民生活饮用水依次为自来水（97.87%）、沟塘水（1.78%）、井水（0.35%），不同家庭收入居民生活饮用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33，P > 0.05）；⑥所有家庭均未修建三格式无害化厕所，99.76%调查对象拥有室内简易或冲水式厕所，8.20%拥有露天厕所，16.26%建有沼气池， 不同家庭收入居民修建沼气池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48，P > 0.05）。见表1。
2.3 健康教育
被调查人群中2772人（95.09%）知晓一般血吸虫病防治知识，143人（4.91%）不知晓。在知晓的人群中，主要通过一个途径获取知识的有1017人（36.69%），其中通过传单或警示牌占37.36%，宣传画占23.01%，广播占21.73%；主要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知识的有1755人（63.31%），其中，通过传单或警示牌、专栏板报、宣传画的有447人（25.47%），广播、传单或警示牌、专栏板报的有342人（25.47%），广播、传单或警示牌的有138人（7.86%）。不同年龄段和文化程度居民对血吸虫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均P < 0.01），其中，5～
表2 人群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的知晓情况
2.6 感染情况调查
本次参加问卷调查的2915名对象进行血清学检测2911名，参与度为99.86%。血检阳性者80名全部进行粪检，粪检参与度100%，粪检阳性率为0%，人群感染率为0%。
3 讨论
3.1 农村居民的职业、经济状况和生产生活方式是血吸虫病传播的潜在影响因素
本次调查中，疫区居民职业主要以农民为主（82.33%），生产生活多依赖农业经济，农业结构单一[2]，水稻（62.31%）、混合（28.30%）、水稻旱粮（5.04%）为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这与该县是传统农业经济县相符合。当地农民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常会因灌溉、耕种、除草等生产需要接触到河沟水。在疫区，接触疫水是感染血吸虫病的重要危险因素[3]。接触机会越多，感染机会也越多[4]。
研究表明，血吸虫病易发生在人均收入低、家庭住房结构差、没有接通自来水等人群中[5-6]。本次调查对象中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者占35.16%，5000元以下者占64.84%，低于2011年该县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899元，整体自我评价家庭经济水平不高。2004年以来按照当地血防综合治理项目的要求，该县实施以机耕代牛耕的防治措施。本次调查显示，除机耕（75.10%）外，仍有农民采用人耕（23.79%）和牛耕（0.52%），其中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群中人耕、牛耕比例为22.22%、0.58%；5000元及以上者人耕、牛耕比例为25.66%、0.39%。可见一方面部分当地农民固守传统的农业耕种模式，另一方面购置农机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受经济条件限制。在疫区，人耕可使人体接触到血吸虫尾蚴的机会大为增加；牛耕的家畜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是血吸虫病防治的关键[7]。在施肥方式和粪便处理方面，化肥与新鲜粪便施肥并用、新鲜粪便施肥比例各为1.95%、1.81%，其中，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使用新鲜粪便施肥的为2.06%，5000元及以上者为1.27%；所有调查对象的家庭均无三格式无害化厕所，使用室内简易或冲水式厕所为99.76%，普及沼气池的比例为16.26%，提示当地粪便的无害化管理现状还需进一步推进。疫区人畜粪便既是广泛使用的有机肥料，也是散布包括血吸虫虫卵等病原体在内的主要污染物，新鲜粪便由于未经过无害化处理就直接在农田施肥，将会导致血吸虫虫卵扩散的可能性，使居民在生产过程中接触到疫水而感染[8]。生活饮用水方面有1.78%的人群饮用未经消毒的沟塘水，在疫区这种生活习惯对人体健康将带来极大的潜在危险性。
3.2 外出务工人员对劳务输入地血吸虫病传染源输入具有潜在影响性
在某县疫区，人口的流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单向性，主要为输出型。该次对3个抽样村的调查显示，抽样人口中常住人口占99.69%，外来人口仅占0.31%。由于当地经济相对滞后，有33.99%调查对象的家庭以外出打工来增加经济收入，而来自疫区的务工人员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小视，将可能随着人口资源的流动给劳务输入地带来血吸虫病传染源输入的潜在危险性[9-10]，造成疫情播散的可能。
3.3 较高的血防知识知晓率和血清学检测参与度有利于血吸虫病传播的控制
由于某县血吸虫病的治理经历了50多年历史，多年的血防工作积淀和宣传，使得当地农村居民对血吸虫病一般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表现出知晓率随受教育程度的增高而增高的特点。本次调查人群的血吸虫防治知识知晓率为95.09%，达到《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中规定的2015年流行区居民血防知识知晓率95%的要求。而且调查对象能积极配合血防部门进行血清学检测，本次血清学检测参与度为99.86%，血检阳性者全部进行粪检。农村居民对一般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的普遍了解和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是有效预防血吸虫病的基础，将有利于控制血吸虫病的传播，发挥正效应作用。当然，也应注意到，文盲、学前儿童、5～
综上所述，加快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疫情监测，有针对性开展特殊人群健康宣传教育等将是有效防控血吸虫病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 王陇德，汪永清，尹成杰.血吸虫病防治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5.
[2] 褚洪明.发展农业经济与控制血吸虫病的思考[J].四川畜牧兽医，2003， 30（1）：153.
[3] 李雍龙，管晓虹.人体寄生虫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14-12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血吸虫病防治手册[M].3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3.
[5] 张慧娟，朱蓉，吴成果，等.三峡库区人群社会行为因素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响[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7，41（z1）：141.
[6] 林丹丹，张绍基，刘跃民，等.鄱阳湖区血吸虫病与社会经济因素关系的研究[J].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1997，10（5）：103-106.
[7] 郝阳，郑浩，朱蓉，等.2009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J].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10，22（6）：521-528.
[8] 江泓蝶，谭丽，高江曼，等.湖北省引江济汉工程区移民血吸虫病认知情况及其相关行为调查[J].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2010，22（2）：176-178.
[9] 黄少玉，林荣幸，张启明，等.广东省流动人口血吸虫病分布与潜在传播危险因素[J].中国共患病学报，2009，25（2）：194-197.
乡村传播学范文2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乡村传播学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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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学范文4
谈阳新采茶戏，需从地方小戏谈起。
地方小戏是一个约定俗称的概念，所谓地方，指戏曲的流行区域；所谓小，指其相对于“昆、高、皮、乱”而言，没有那么严谨的表演体系和众多纷呈的剧本。其通常在民间歌舞或者民间说唱曲种的基础上，由“以叙事体为主、代言体为辅”向“以代言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转变，变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角色以“一丑一旦”为主，或加一小生，常称之为“二小戏”或“三小戏”。
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性质决定了乡村文化与地方小戏是一种同文化的性质，或者说是一种伴生的关系。地方小戏建立于区域乡村文化的基础之上，为区域乡村文化的传播、强化和凝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区域乡村文化则对地方小戏在观众欣赏层面上予以相同的审美心理，使之发展、壮大，流传至更广泛的区域。
与此同时，区域乡村文化因为其区域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地方小戏的发展和流传。此时，地方小戏必然要扬弃自身的某些特点，以便更好地适应观众的审美。戏曲史之谓“弋阳腔”者，尽因其擅此道，“改调歌之”、“错用乡语”，故其流传于大江南北，落地生根开花，蔚为大观。然同时也必须看到，共性与个性的扬弃与流行区域关系密切，欲流传广泛，需消解个性，流传范围小者，个性突出。
阳新采茶戏隶属于地方小戏之范畴。幸甚，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湖北省重点扶持保留剧种。
追溯源流，阳新采茶戏于地方采茶歌舞之基础上发展而起，至迟，清朝中期，已经搬上舞台，现有清晰传代史十一代约两百余年，其传承关系十分明确。20世纪80年代达到最盛，据调查，当时阳新县有剧团200余个，传统戏本达100台，被誉为湖北省的“戏窝子”，有民谚述此景：“阳新龙燕，四十八郾，抱起枕头一撂肩，茶戏爱看一夜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国戏曲团体的不景气，阳新采茶戏也逐渐走向没落。据新闻报道，“阳新县采茶剧团是全省现存的惟一一家专业采茶剧团。被誉为鄂东南山区‘不败的山茶花’的阳新采茶戏剧团，也曾一度陷入“凋零”的境地，一年演不了几台戏。‘我们的精神食粮储备已经不多了！’目睹着采茶戏日渐萎缩的势头，李家高（笔者按：阳新采茶戏传承人）无比忧虑。据了解，阳新县采茶剧团现有在职演职人员四五十名，目前当家演员大多是1995年毕业于（湖北）省艺校的。由于经费不足，服装、背景更新慢、色彩陈旧，大戏已很难排演”。
二、以往研究之基础
目前，学界对阳新采茶戏的研究很少。1964年，湖北艺术学院杨匡民、程国权、熊永良等专家召集采茶戏知名艺人谈会冰、刘应锡、成传福等集中完成阳新采茶戏传统音乐的调查、挖掘、整理和记谱工作，对阳新采茶戏进行改革，“以南河采茶戏为母体，改革阳新采茶戏；整理加工采茶戏音乐，纯击乐伴奏改文武场并举，文场引入管弦乐器，武场吸收京剧、汉剧部分锣鼓经；朝阳河流域方言道白改‘汉话’道白；吸收京剧某些表演程式，革除唱多做少的旧传统”。1965年阳新采茶剧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次主要是阳新采茶戏进行实践性的改造，使之“大戏化”，较少进行理论的研究。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全国文化系统进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撰工作，由湖北省文化厅领导、戏曲研究所负责实施，对阳新采茶戏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料整理和初步的理论研究工作，出版有油印资料《湖北戏曲音乐集成・阳新采茶戏卷》（1985年，咸宁地区文化局、阳新县文化局、阳新县采茶剧团编）。该资料对于阳新采茶戏在当时的资料整理方面比较细致，而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深入。自此之后，阳新采茶戏鲜有学者问津，各类学术报刊上也未见其一鳞半爪。
直到2000年，在乡村文化研究的冲击下，阳新采茶戏研究开始悄然升温，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如《90年代阳新采茶戏民营职业剧团现状调查》（2002年）、《80年代以来阳新采茶戏观众群的变化》（2004年）、《阳新采茶戏的传播学研究》（湖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内部出版物，2005年）、《扶植民营阳新采茶戏演出团体，占领乡村文化阵地》（2008年、政协提案）等，这些成果在一定的文化意识的指导下完成，但探讨不够深入，多为描述现状。
总体而言，学界对阳新采茶戏的研究较少关注，对乡村文化与阳新采茶戏的关系研究、互动研究更是乏善可陈。
三、研究架构的设想
从乡村文化角度的研究，实质上是立足于阳新采茶戏流行区域，以文化的观点去解构阳新采茶戏，即将阳新采茶戏看作是在阳新乡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村民的生活、娱乐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能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观照。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笔者综合从传播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作出以下构想。
1.以阳新采茶戏传播的角度分析
戏曲的传播涉及到三个方面：施众（戏曲班社及从业者）、受众（戏曲观众）、传播机制（演剧体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需要分析：
①阳新采茶戏的班社及从业者的构成，包括1949年之前、“戏改”时期、时期、改革开放之后等几个时期，班社及从业者的社会身份是否有变化、如何变化等问题；
②阳新采茶戏的观众群体的构成及变化；
③在阳新采茶戏班社及从业者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变化之后，对从业者和观众群体及群体思想的影响，在戏曲观众受到戏改、改革开放经济生活的冲击、文化思潮及现代多种媒体形式的冲击之后，从业者和观众群体做出的文化的选择；
④演剧体制的改变对阳新采茶戏演剧的影响，对于乡村文化的影响；
⑤阳新采茶戏演唱语音的改变显示出国家行政和民间艺术之间的博弈；
⑥在阳新采茶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开展，给予其演出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发生展的新机遇。
2.以行为理论的分析
①戏剧团体的生存状态对于阳新采茶戏传播的影响。
建国之前的班主制、建国以后逐步推进的“戏曲改革”、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本世纪的新农村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性保护等文化政策影响着阳新采茶戏剧团的生存状态，即经历了民办、公办、公民混办、政府扶植等多种状态。生存状态的改变，不仅改变了从业者的构成，也改变了采茶戏的剧目以及演剧体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乡村的原有的文化娱乐结构和方式，必然也对阳新采茶戏的音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致使其改变。
②国家行政对于阳新采茶戏的影响。
自1949年始的在中央文艺精神的指导下，阳新采茶戏剧团作为政府的喉舌，在改变戏剧内容的同时也对采茶戏的音乐进行改革，这两种改变有力地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的文化娱乐，改变了阳新采茶戏作为纯粹的娱乐性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现在，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活动的日益繁荣，影响力开始逐步减弱。本世纪伊始，政府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政策对阳新采茶戏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国家行政如何通过阳新采茶戏发挥作用，地方文化监管部门的各项政策与在阳新采茶戏演剧中的引导、鼓励甚至强制的作用，对于戏曲作品的创新、发展的影响，对于具有本土性的新农村先进文化的影响。
③民办职业、非职业剧团、国有剧团三者之间在人员组成、管理体制、演剧体制、人才培养等方面之异同，以及其对于乡村娱乐文化之影响等。
1949年之前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是阳新采茶戏发展和演剧的多元繁荣期，民办职业和非职业剧团的出现、演出机会的增多，剧目的传统化以及一些民办职业剧团的媚俗化等等，从表面上看是剧团适应乡村文化娱乐的需求而做出的自身调整，实质上这些变化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在当前形势下，在鼓励民办职业和非职业剧团的同时，如何在乡村中建立具有传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功能的阳新采茶戏，既不过度涉入，又能适时指导提高民间剧团的演出质量。
四、结语
阳新采茶戏作为地方小戏，由其反映的乡村民众的观念和行为及其在乡村文化中的反应，阳新采茶戏对其所做的内适性调整和二者之间的互动，此应当为从乡村文化角度对阳新采茶戏进行研究的重点。
在研究中，还应当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实证主义为理论指导，采用多学科交叉渗透、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音乐学、戏剧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及方法，尤其需要重视深入实地考查采风，进行田野作业，收集历史文献和影音资料，获得第一手资料，结合、比较阳新地区和其他地区地方采茶戏与乡村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唯此，方能真正的研究阳新采茶戏与乡村文化之关系，从而真正了解、解析阳新采茶戏。
参考文献：
［1］辛秀、长溪著《大调曲子初探》，河南戏曲工作室，1983年4月，第16页。
［2］《阳新县志・文艺》，新华出版社，1993年。
［3］参考自省略/HTML/2006-11-
23/36974.HTM。2011年6月10日。黄石日报，2006年11月23日。
乡村传播学范文5
关键词 19世纪美国 商业广告名片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商业广告名片的定义
顾名思义，商业广告名片就是刊载产品广告信息的名片，即名片一面书写所持名片者的姓名等基本信息。另一面则书写持名片者所在企业或团体的广告信息。
关于名片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名片的国家，根据制作的材质不同，曾被称为“名刺”、“名纸”、“名帖”等：但也有学者认为，名片是西方的“舶来品”。在西方名片最早出现在法国，据说是从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最初流行起来的。至十九世纪中叶，名片在欧美等西方各国已广泛流行，并且材质和样式越来越考究。
二、媒介社会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19世纪美国商业广告名片的兴起和发展。
媒介社会学，又可以称为传播社会学，即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传播过程，研究媒介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是一种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性研究，可从社会学和传播学两个视角来观照传播现象，使其展现出更真实的一面。
著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加拿大传播学者莫斯可(Mosco，1996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一书中写道，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从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利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剖析社会现实中的传播现象。
因为现实与历史总是有着相似之处。运用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事物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传播史的研究而言，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媒介社会学的视角下，通过从传播现象或事件所发生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变革的情境中解释其出现、发展的原因，探析其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可以为研究传播史“左右逢源”，和现实社会中的传播现状研究提供依据，做到“以史为鉴”，并可以对社会中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加科学和准确的预测。
在本文讲述19世纪美国商业广告名片兴衰的过程中，运用媒介社会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把美国商业广告名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通过描述其现象，列举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商业广告名片构成威胁的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现状，运用历史考察维度来关照社会与商业广告名片的融合发展，探索其兴起、发展及其衰落的原因。
三、商业广告名片出现的背景
从内战爆发到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是近代美国向现代美国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两个历史性转变的带动下，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国会及联邦政府采取一系列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以保证取得内战胜利的政策。1862年和1864年，国会分别通过“宅地法”和“移民法”。两则法律互为补充，把吸引移民和西部开发结合起来，为资本主义工业开发提供了原料和劳动力。此外，联邦政府还采取了科学技术革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教育事业等政策，这些政策为迅速的工业增长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也是保证美国联邦政府取得内战胜利的物质基础。1862年后出现了战时经济繁荣。
战后，遗留下的大量剩余商品，以及战时用于生产军用物资的机器转为民用产品进行生产，这促使新的品牌产品出现。此外，南北市场的融合，为新的品牌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各类新兴产品都需要一个影响较大的全国性的媒体进行宣传，媒体的宣传作用受到极大重视。
整个19世纪，由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尚未出现，印刷媒体势必成为商品宣传的首选。而作为印刷业鼻祖的书籍自身属性和邮政部门的管理问题，并没有给广告提供足够的空间。假如在书籍中做广告，那么邮寄时书籍就不能以书的费率被递送，而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书籍的运输成本，进而使得书籍出版商对加载广告望而却步。
作为早期广告信息最主要的载体，报纸在此期间也受到了限制。由于造纸原料和印刷技术条件的桎梏，使读报成为一项社区活动。另外，杂志给予自身的定位为“模仿的是书籍，而不是报纸”，出版商把自己视为“把关人”，阻止低俗、商业化的信息进入，保护他们对版面的特权。同时，杂志的收入几乎完全可以靠订阅维持，因此杂志拒绝广告商的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内战前，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农村，城市化进程缓慢。尤其是在美国西部大开发前，由于山地居多，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人们购买商品多具有固定的地点，大型超级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小型零售商就成为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广告信息来源。
商业广告名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悄然出现和兴起了。除新闻纸的价格昂贵和杂志不把版面出售给企业等原因外，广告主却非常渴望在媒体广告信息，这种需求和满足的极端不均衡也加速了商业广告名片的繁荣。
四、商业广告名片的兴起和繁荣
印刷技术直接制约了商业名片的数量和规模，到了19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后，生产技术的改良，蒸汽动力运用在印刷机上的使用，使得商业广告名片的印刷速度大大提高了，与此同时成本却一再降低。商人们也喜欢名片，因为他们的名字被印在上面。公司则通过宣传创造一种品牌，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预言”。一时间商业广告名片成为众多广告商所追逐的新型广告媒体。
早期的商业名片只是简单的列出产品的名录，没有准确和感性的描述，针对性和受关注度也都不够。在其推广过程中，游走在乡村间的产品推销员成为商业广告名片在企业中最主要的推广者。名片由产品推销员发送至各乡村商店的柜台上，充当现代意义的“POP”广告。
但此后，商业广告名片的发展出现与生活相贴近的趋势，如除载有广告信息外，广告名片还有可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如：一些名片“上面载有日历或生活小常识”等，成为“植入式”广告的前身。广告主也在每年的喜庆时刻把精美的名片寄给消费者，作为广告主对消费者表达感谢的方式，好像圣诞节时寄送圣诞贺卡这样的现代礼仪传统。一时间商业名片广告成为炙手可热的广告媒体，塑造了一批当时家喻户晓的产品品牌。
五、商业广告名片的衰落及其原因
然而商业广告名片繁荣的好景并不长。19世纪末，美国已基本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和城乡结构等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美国的城市化进入一个鼎盛时期，1860～1900年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8％上升到39.6％，大城市的数量明显增加。人们对报纸、杂志等阅读性读物的需求增多。客观上促进了报纸、杂志等行业的发展，为这一期间主流媒体广告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可能。
与此同时，美国已形成全国性的商品销售网。旧式的直接出售农产品和手工业商品现象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与大企业集团挂钩的百货商店、联号商店、邮购商店以及他们下属的零售商店。这些销售网点严重冲击了乡村间零售店的生存空间。从而，商业广告名片的“寄生载体”――个体自营零售商店性质发生了改变。
1875年起，新闻纸原料问题与印刷技术问题的解决使报纸变得廉价。19世纪80年代，面对出版商对广告的限制，广告商也开始动用他们对报纸的“经济特权”，逐渐掌握了报纸版面的编辑权和控制权。摄影术和印刷术的革新所带来的高品质图案也使商业广告名片丧失了“比较优势”。此外，1879年的《邮政法》为杂志制定了一项特殊的邮寄价格，这一变化为杂志刊载广告信息提供了可能性。因此，19世纪末的杂志发行量增加了几乎一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商业广告名片的份额，决定了商业广告名片作为广告媒体走向衰败。同时也正是19世纪末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变迁以及广告主的广告诉求理念的革新，将名噪一时的商业广告名片所埋葬。
乡村传播学范文6
摘要：从“国家政治”的层面研究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会对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做出不切实际的低估判断。本文以“村庄政治”为视角进行研究，证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传播是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因此得到真实、原本的体现。
中图分类号：C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16-05
当前已有的关于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研究，多把焦点集中于“国家政治”层面，并由此给出解释。这种研究思路，对农村妇女的实际参与情况做出了不切实际的低估判断，认为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尽如人意，远不如男性村民。其实，只要将“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区别开来，就会发现一个考察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相对于“国家政治”而言，“村庄政治”贴近于村庄的实际生活，更具有现实感。“村庄政治”由一系列的人与事组合而成，而黏合一系列人与事的又是维系村庄生存、发展的各类信息及其运行，即传播。被涂抹有政治涵义的传播，被称为政治传播。在村庄政治生活中，农村妇女于政治传播中大显身手，多层次、多角度地型构着村庄政治，表现出积极的有效参与，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真实、原本体现。湖北省Y县黄村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一、“村庄政治”――村民自治中农村妇女参与政治传播的背景
湖北省Y县黄村和笔者其他的相关调查、实际生活感悟以及已有的众多研究均表明，“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并非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
“国家政治”考虑的多是如何获取资源，实现积累，维护稳定，巩固统治基础。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民众参与和关心国家大事，依法参加村庄干部、人大代表的选举，贯彻执行政府各项政令。
“村庄政治”考虑的则多是家庭利益在村庄中的实现和维护，家族在村庄社区中的地位升降。“婚丧嫁娶，盖房起居”的礼仪往来。正如此，人们不得不思考村庄政治对村庄社区日常生活的“入侵”、渗透和交融――村庄日常生活政治化，即村庄中的家庭或家族集团对村庄权力、资源的争夺，以及为维护或改变既定的权力格局而发生的政治行为。它使本来并不起眼的日常生活被赋予了明确的工具理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村庄政治”成为考虑村民行为的一个重要基点。
“不论哪个国家，自由表达和自由获取信息是基本人权”。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信息传播是每个人天赋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遵守社会公德的前提下，人人有权使用社会提供的媒介和其他手段开展传播活动。也就是说，信息传播本身具有普适性。然而，在“村庄政治”的实际生活中，参与政治传播、承担政治传播功能的多是农村妇女。因为，无论是从其投入的成本――效用结果，还是从其后果承担来看，农村妇女于此都略胜于男性村民一筹。
这样，“村庄政治”不仅给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参与政治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农村妇女能够更直接、更便利地在日常生活中传递政治信息，而且还奠定了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参与政治传播的社区基础――熟人网络的交流使得农村妇女传播政治信息毫无顾忌。
因此，“村庄政治”的视角可以成为考察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新基点。只要事关家庭或家族的利益、地位，农村妇女总是积极的参与到村民自治中，其表现就是政治传播。
二、政治传播――农村妇女有效参与村民自治
(一)政治传播的基本涵义
目前，关于政治传播的基本涵义是由BrainMcNairy于1995年提出来的，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所有由政治家和政治角色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运作的传播形式：针对投票人和专栏作家所进行的传播活动：新闻采访、评论和其他形式所进行的讨论政治的传播活动。国内学者邵培仁把政治传播看作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过程。他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个人或集团凭借一定的媒介，采取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表现、传递知识、意思等富有政治涵义的精神内容的动态过程。
鉴于此，本文对村民自治中的政治传播作以下界定：村庄社区中的个人、组织、利益集团等，出于个人、阶层的利益需要，通过各种媒介方式推动村庄信息传递与运行，引导和影响公众，从而捍卫维护个人、阶层最大政治利益的一种传播方式。村庄社区中的政治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政治传播是一个传播过程。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构成人类传播活动过程按先后顺序排列的五个基本要素是：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因此，可以看出村民自治中政治传播也如此，它包括传播者(谁)，即村民自治中，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村民。说什么(信息)，即自治活动期间，村内流动的与自治相关的信息及负载信息的各种符号，包括语言类的和非语言类的。传播媒介(通过什么渠道)，即政治传播中所凭借的物质手段和技术媒介。如用金钱、物品相诱，以感情情绪渲染，用散布流言攻击，用竞选辩论等。受传者(对谁)，即政治传播活动中接受信息的村民。传播效果(取得什么效果)，即政治传播活动中信息到达村民后所产生的反馈，以及与传播者预期反应之间的差距。
其次，政治传播的中介是符号。政治传播也就是政治符号之活动。这种符号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如文字、图画、音乐等等。选取何种政治传播的符号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公众或选民提供信息的暗示。
第三，政治传播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村民自治中，尤其是选举中的政治传播是针对村民所进行的传播活动，其目的主要是通过信息来左右和影响投票人的态度和行为。而且，这种影响过程是不断变化的、能动的和相互的。传授双方通过交替作用，相互影响，从而达到对选民说服和支配的目的。
(二)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参与政治传播的场域表现
参与村民自治是村庄的大事。但是，村民自治只是构成村民生活的一个事件。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与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传递密切相关。
1．“点歌战略”――低成本的人际传播手法
传播学研究表明，人际传播对改变态度的作用最为显著。它所使用的媒介丰富多彩，但从实际意义上说，多是关系双方的符号传递。这些符号的选择根据是人们对关系的运筹与把握，以既有关系为出发点，以巩固、拓展关系为归宿。在村民自治中，尤其是在村委会选举中，人际传播以其交流便捷、反应迅速、效果明显而备受村庄“政治精英”青睐。在此基础上，村庄政治精英充分利用“熟人社会”之便利，积极传播政治信息，沟通人际情感，改善社区关系。
湖北省Y县黄村现任村支书查嫂办事利索，眼疾手快，心眼好，在村庄社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全
村仅有的6台广播喇叭是在其上任伊始修理好的。村干部职位的肥缺使得现任村干以及有意参加村干部职务竞选者千方百计地拉选票。其中，“点歌战略”可谓一箭双雕：既经济、实惠，给足当事人面子，又使现任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查嫂获得了不少选票。从2003年正月起，查嫂安排村民兵连长兼团支部书记小郭，按照村民花名册给60岁以上的老人点播生日歌曲，将这首歌曲(在所有的点播歌曲当中，2／3的是戏曲)于每位老人生日的当天在全村的广播上连续播放3次，并且配有祝福语。祝福人是“黄村村两委率全体村民”。歌曲虽然时间不长，但老人非常看重，往往把村广播的祝福歌曲视为收到的最好生日礼物。长此以往，一首首生日歌曲便把当事人及其家属的选票同查嫂画上了等号。用查嫂自己的话说，就是“付出最小的代价，换回了最大的回报”。结果，查嫂不仅蝉联村支书，而且在村两委中的工作得心应手。
2．场外演辩――设置议程，说服选民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在辩论、演说过程中，传播者于无形之中为选民设置了思考的“议程”。于积极意义上，辩论、演说有利于帮助人们准确了解候选人的能力、政见，承担积极的“环境守望者”角色；同时，辩论、演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将选民的政治意向引入政治传播者设置的特定方向，从而使选民成为传播者思想上的“俘虏”。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诸多地方相关法规都明文要求，候选人应该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开展辩论演说。在这一原则规定下，广大农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对其逐渐进行了两点扩展：一是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除了选举大会当天的演辩以外，其余时段的演说辩论并非一定由候选人本人亲自完成。实际生活中，多是以候选人为主，其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积极筹划、参与。自然，农村妇女无法缺席。二是辩论演说的内容并非完全是宣传候选人的施政纲领，有时甚至会出现互相散布谣言，恶语中伤对手。有趣的是，这些“侧翼”工作多由候选人自家的妇女成员承担。
黄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副主任候选人之一的陈老汉，曾当过小学老师，为人厚道，其妻贤惠。令人奇怪的是，在本次换届选举中，陈老汉本人并没有做出多大的架势做宣传。相比之下，其大儿媳妇项嫂倒是四处忙碌。村庄集中地的商店、院落和路边时常见到她的身影。她每到一处总不忘阐明“我老头儿(对其丈夫父亲的俗称)一直想，他当了村干就严把村财关，六队的路要改，五队的水渠该补的就补，三队的电线杆子全都换成水泥的，木桩子都不要，小学的孩子照样回来上课(因黄村小学学生减少，其镇教育组便把该校的学生合并到另一小学。对此，学生家长意见很大，并为此闹过事)”。对此，有的村民半信半疑，有的村民表示“老陈的大媳妇(大儿媳妇)说的蛮痒人，也还是那么回事!小学的事情是要有个人来说说”。其实，在陈老汉的大家庭内，项嫂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她虽然书读得不多，但精明，看事远，又圆呼(圆滑)”，陈老汉当着家人以及外人的面总是这样夸奖项嫂。谈到帮助公公参加竞选，项嫂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些话，我先替他说出来，探探风，总比他自己瞎撞要强。要是管用，到了那天(选举大会当天)就再说一遍。不中用就再改。而且，我说的有些话，以后的事情也好办些。”终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陈老汉最终获取选票513票，高出第二名候选人37票，成功当选朱家坳村村委会副主任。
陈老汉的大儿媳妇项嫂替公爹作正面辩论大功告成。与此相反，胡老三的二女儿小胡采取诋毁对手，散布谣言的方式帮助其父亲。小胡在接受访谈时说“项××(胡老三的竞争对手)腐败得很，弱得很，贪生怕死。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什么能耐都没有”。项××不能给村民带来物质福利，虽然不符合“社区情理”，但小胡不仅将其不足扩大至对其人品的攻击，而且还将村民对项××的反感夸大至仇恨。(实际调查，项××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小胡说得那么差)。小胡的做法无非就是想反衬胡老三的才能和正义，美化胡老三，让更多的人支持胡老三。虽然最终结果并没有让胡老三及其二女儿小胡如愿以偿，但是，仅差7票位居第二的选举结果也没有让他丢尽脸面。
3．“千层底”之后――小群体于村务决策中分化异己
早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者就对小群体如何影响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做了审慎研究。结果表明，在小群体传播中，人们强烈支持、倾向于其所属的基本群。“基本群”是指有长期持续的、亲密的、面对面的接触群体。诸如一个家庭，一个工作团队，一个村民小组等。
黄村村支书查嫂与村妇女主任刘嫂素来不合。刘嫂依仗其在县城银行工作的哥哥时常在工作上给村支书查嫂放暗枪。国庆节长假，刘嫂家里来了一批妇女，(约三四十人)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原来，她们正在纳“千层底”(用碎布角黏在一起。然后用细线穿针拉紧)。刘嫂解释说“村里穷，没钱赚，我托哥哥帮她们找点活儿干。这一双布鞋纳好后，外边卖十几元，她们纳一双赚两三块”。刘嫂秉承“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之理，在众妇女正忙着纳“千层底”之时，刘嫂坐在她们中间，“老查马上要开会定我的误工补贴(根据实际情况，在黄村，妇女主任的报酬按照实际的误工补贴计算)。你们也知道，我一年到头为这鬼当子事既跑路又怄气。要是还扣我的钱，你们说要不要得(讲不讲良心)?所以，你们晚上回家跟他们(当场妇女的丈夫。后经调查，这些妇女的丈夫大多是黄村的村民代表、党员、小组长。而在黄村，村务决策的参加者就是这些人。)说说，在老查开会的时候，多帮说几句。”
通过这次活动，刘嫂极力利用小群体传播之功用，借助“找点活，赚点钱”之名，于村务决策行分化异己之实，致使村支书查嫂在有关决策中丧失支持力量，步入刘嫂设计的决策“陷阱”。
4．路边聊天――村务监督的另类诠释
在黄村，常常可见路边、屋前、小商店聚集着三三两两的人群，妇女名列其中。除了家长里短，妇女也常聊一些诸如“村里的账怎么算”的问题，因为，妇女对村庄所拥有的公共资源(村提留、上级扶贫救济款)充满期待。所以，在一起聊天时不仅会盘算“今年村提留一起有多少”，还会对这些资金如何使用进行议论。比如，“村里应该把已经用的钱公布一下。该花的花在哪里?”“收了提留款，也得做点事，路也是那个路，学校里连学生都保不住”，“听说，村里买了大彩电，放在支书的房里(村委办公室)。”
在发泄不满的聊天过程中，妇女也在达成共识，并找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村里的“”做舆论准备。“这次，村财务公开要是有问题，我们就不签字”。按照龙河村所在镇政府的规定，村干部的报酬要经村民代表签字画押后再予以发放。所以，很多村民把这当作对抗村干的一个“杀手锏”。
聊天也是村民监督村干部能否办实事的一种方式。在日常闲聊中，妇女逐渐明确到当村干部就得为村民办实事，谋利益。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日益积
累起对“花瓶村干”不干事的不满。“老胡是只说不做的人。而且爱忽悠人。”“现在的村干，不比从前的，净是说光面话。”这样的一些言语，一旦成了气候，传入村干部耳中，也能有一定的作用，督促他们采取相应行为予以应对。
三、思考与结论
1．“传播力政治”――农村妇女有效参与村民自治的新形式
在传统社会，往往凭经验或年龄树立一个人的政治影响或政治威信。“老祖宗传下来的”，“过去就如此”的思维方式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合法性源泉。对于这种政治生活，不妨称之为“影响力政治”。在“影响力政治”氛围中，深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束缚的农村妇女，基本上长期被排斥于政治或公共参与大门之外。因为，对于广大农村妇女而言，她们位低言轻，又毫无文化知识，自然在乡村社会也就不可能获取同男性村民相当的经验。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了经验后又在年龄上输掉男性村民一大截：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表明，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其思维方式、反应速度便大不如男性。在一无经验优势二无年龄优势的情况下，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效果差强人意。
现代社会使传统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越来越不灵验。而来自外界的信息、资源则较传统更有威信。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现代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使封闭保守的乡村日趋与外界联结起来。在村民自治中，政治传播不自觉之中拉近了村民同政治的距离，从而使村民冥冥之中参与了政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传播力政治”，即谁传播，传播得力，谁就在政治上占优势。乡村社会的特质及农村妇女自身的生活特性使“传播力政治”对农村妇女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和吸引力，以“传播力政治”为内核的政治传播成为农村妇女的有效参与形式：于民主选举中，传递政治意向，制造村庄舆论，争取应有的支持；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中，扩散政治要求，寻求制度保护，逐渐明白村庄的政治权力格局；于民主监督中，议论政治观点，推动村务有序运行。
2．政治传播一农村妇女的民主训练场
村民自治这一草根民主的崛起，迅速填补了农村民主的空缺。但是，村民自治的推进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参与主体的适应态度、效果提升都依赖于其民主素质的培训和演练。对于主体之一的农村妇女而言，村庄政治生活的政治传播无疑是一块绝好的民主训练场。因为，通过政治传播，农村妇女的权利意识、利益团体观念、政治技巧都得到日益增强和提高，民主规则也日趋熟络。
正因如此，黄村刘嫂在得知村支书查嫂即将决定其误工补贴之时，并没有采取制度外方式，通过非理性途径达到目的，而是采取政治传播的捷径，应用和施展其政治技巧。一方面，使自己的愿望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增强了自身乃至群体的其他人的政治效能感。“这种办法还挺管用。现在想想以前，硬碰硬，真是不值”，刘嫂津津乐道的评论“千层底”之事。一位村民代表的妻子也这样评论“我姐(该妇女的亲姐姐，在黄村村委会附近经营一小商店。)就没她(刘嫂)能干。要是有她这样就好了。”
3．“生存理性”――农村妇女参与政治传播的动机因素
农村妇女在政治传播中的行为其实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明确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理性色彩，但它不一定是韦伯所说的与制度规则相联系，或者是经过投入一产出的精确计算的那种理性。更多的时候，它可能是与社区政治、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生存理性”。这种生存理性确实是根源于保障自家生存安全的考虑，极力避免给家庭招惹“祸害”。
这种“生存理性”的智慧明显体现于参加朱村村委会选举的多是女性，讨论村务的也多是女性。黄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两位正式候选人的胡老三和陈老汉虽然彼此熟络，但为了当选都暗地较劲。在他们都想争夺的中间势力中有一小张夫妇(丈夫姓张。妻子姓胡)。小张夫妇本来想选陈老汉，因为陈老汉曾在分田地的时候照顾过自己，而且陈老汉的女婿是张家独生子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但是，胡老三又是小胡的堂叔。为此，小张夫妇不得不对参加选举进行认真的权衡分析。结论是只有保持中立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确定了立场，还要解决如何投票的问题。如果不投票，可能会得罪竞选的双方，而如果只投一方的票，那势必会得罪另一方，假使这一方将来掌权，可能会给张家“穿小鞋”，搞打击报复。所以，妇女站出来投票就成了一个可取的选择。因为根据乡村的传统，家庭的代表是户主，而在父系父权家庭制度下，户主通常是父亲或丈夫，他们的言行才代表整个家庭或家族，而妇女则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和“男主女从”的家庭关系仍是大家认可的村落规则。所以，在村民看来，小胡投票只是代表了她个人，如果小胡投了一方而没有投另一方，顶多也只是被别人认为“妇人之见”。不会因此牵涉到她所在的家庭。即使胡老三知道了有怨言，也无法向小张家发难。因此，小胡这样的投票可谓是一箭双雕，即使整个家庭和家族免受因为投票有可能带来的来自胡老三的指责或伤害，又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结果。
采取这种藏锋守拙、两面都不得罪的策略，不仅是小张夫妇二人，在黄村“拷贝”小张夫妇做法的村民比比皆是。而且也并不完全独存于应对村委会选举之中，村务尤其是村财务监督，也多半体现了这一策略。也许，妇女品头论足，传递村庄信息、政治意见的本意并非在于要把村财弄得水落石出。但是，只要出现“瞎猫碰见死老鼠”的情况，此时高兴的不仅仅是有意查账的村民，那些制造、传递信息的妇女心理也是乐开了花：“怎么样?要不是我们说，十年臭账还能查出来。”而一旦毫无影响，她们又会说：“你们大男人都不说，要我们妇女说?”
由此可见，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行为原因既不是践行传统社会所强调的村庄精英的个人道德，也不是遵从集体经济条件下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一种非常直接的利益考虑，一种以村庄政治为背景的用以保障自家安全的“生存理性”。
(本文的调研得到湖北省Y县县委组织部、妇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也予以亲切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