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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1
一、理论渊源:交往历史演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过程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追求的根本目标。曾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作为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更高级的社会,既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首先,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离不开社会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人就越能发展自我、展现自我,从而在更宽阔的交往合作中,不断释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素质的不断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以体力和智力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人的发展首先以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为标志。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通过劳动,人们不但可以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而且在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也让人的能力发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强。第三,人的个体需要的全面满足和发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标和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和超级动力。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丰富和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第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就是社会交往与个人相适应,个人对社会有自主性。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强调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创造性发展,使人的个性发展不再受到社会的压制。
“交往”是贯穿于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范畴。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又从人对自然的依赖问题上提到“人与自然交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这部著作没有对交往范畴作出具体界定。在1845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大量笔墨研究了交往问题,多处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普遍交往等范畴,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术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频繁使用了交往范畴。可见,交往范畴的内涵非常广泛,将其概括起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人员等等交往;从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产中的、分配中的、消费中的交往;从范围上看,包括一切个人、民族、国家等处在社会中的相互间的交往。
对交往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是多样的,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内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质体现,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交往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自然地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通过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会不断促进或抑制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人们交往的动力因素。“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为了实现利益,彼此之间要发生多角度、多层次的交往,并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去实现物质、精神、文化、信息等资源的交换和互动。所以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关于交往与人的发展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这样一个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作用,也突出了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提醒。
正是从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并通过分析交往的历史演化展示了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态。”这是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尚处稚嫩状态,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比如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这一交往形态中,维系交往关系的纽带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马克思把第二种交往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交往形态中,人的交往是依赖于物质的。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所以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劳动和生产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助推器。对资本来说,唯一有直接意义的使用价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通过工人的辛苦劳动获得大量的物质满足需要,而工人却一无所有。这就是资产阶级血的剥削阶段,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人类交往。第三种交往形态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很显然,它与第一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简单的对第一种交往形式的复归,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这种交往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本身也摆脱了谋生的手段,产生了人对物质的高度满足和对精神的高度需求,从而使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表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成为自主活动、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这一阶段的交往活动不再具有约束性,而真正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二、必要条件:交往发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交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的一致性表明,交往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交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要生存首先就是要物质满足的需要,物质满足自然就离不开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的不断扩大必然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更加频繁。有了人与人之间不断频繁的交往,才会让人在交往中得到不断发展,使人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发展,人的追求目标、自身发展都要不断适应社会关系的需要,从而在这种交往中不断提高。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社会对人的能力、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人自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发展,其体力、智力等各种能力不得不全面发展,其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自身修养等也不得不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全面提高。同时,社会交往的发展更加强调了人的发展,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得以不断张扬,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交往能够有序进行的有力后盾。人是普遍交往的实践主体,所以交往发展的范围、发展的水平都与人自身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为普遍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断丰富,人们产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断完善,人们的自身素质也不断提高,人们普遍交往也就成为可能。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是交往不断扩大的内在动力。人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自身各个方面的需求都在不断扩大、不断提高,因为这种需求,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在不断丰富,随之人们的交往面也在不断扩大。人的能力和素质的不断提高、自由个性的不断张扬也是交往得以有序进行不可忽缺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复杂化,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在不断丰富化和复杂化,只有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这种越来越复杂的交往才能和谐有序地进行下去。
最后,随着人自身发展的进步,社会交往已经跨越到全球往。“历史”也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性的交往将进一步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将使生产力发展世界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全球性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国际化。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人与人之间经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全球性的政治交往也丰富化,政治民主更加成为可能,为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提供政治保障。只有在全球性政治交往中,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才能更有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才更具有现实性。全球性的文化交往融合了各个国家历史文化的精华,让人们更全面、更灵活地选择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实现人的知识水平、精神境界、思想素质的国际性发展。同时全球性的文化交往让人们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相互间的理解和融合成为一种可能,也使得全球往成为现实。全球性的交往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普遍现象,这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宽阔的平台,同时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深入,全球往也必将更加丰富和完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人类也将成为一种可能。总之,交往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有机统一的。随着交往的日益普遍化,人的全面发展也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三、实践意义:科学发展观是交往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回归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新阐释新概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看,科学发展观是交往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是否充满活力,是否生机勃勃,依赖于交往的发展程度。人类交往历史告诉我们,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靠人们之间的积极交往实现的。没有人们之间丰富多彩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人类社会是不可能达到今天如此发达程度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并且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切正是适应了交往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全新开放的交往和交往观念打破一潭死水般的社会状态,使全社会的人,组织、机构、部门在一种全新的观念中高速度、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同步,和世界一起发展,让中国沿着文明、科学、进步的大道阔步前进。另一方面,在未来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生活质量将会显著提高。这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和极大满足,人们的健康水平、思想素质明显提高,而且还表现在人们因为摆脱了传统的劳动分工的限制,可以支配更多的闲暇时间。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岗位,精神需求可能上升到首要地位,人类整个社会交往活动的品位和层次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的交往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局面下,随着人们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在未来社会中的不断发展,精神交往关系越来越显得重要也是合乎逻辑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走向缓和、平等、和睦也是必然的。否则,理想社会的实现就是不可思议的。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的精神领域的发展,人的全面解放。这是********理想的需要,也对人类交往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让人的全面解放、构建一个和谐世界成为一种可能。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2
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它的涵义的理解。涵义理解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差异。因此,涵义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会的自我意识。而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分为社会的自我肯定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现状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则要解决如何超越现状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属于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追问。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哲学的反思以间接性为特点,但它是对理论性间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仅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社会的,是对社会进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因此社会批判的首要条件应当是社会必须处于将自己最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的时期,即社会的成熟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是从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两个前提是:1.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2.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这两个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现实可能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理论,而是统摄全局的一个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不是指社会的单方面发展,而是指社会发展与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监督、相互批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完善,在互动中实现双赢。因此,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应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原则,把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理论自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揭示贯穿于马克思理论总体中的批判精神。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博大精深,如何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与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过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作过程去理解;二是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从认识论角度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三是从主体角度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批判。
第二,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归纳为“四阶段五假设批判模式”。首先是社会批判理论前提的确立(即A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a)。其次是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锻造阶段(即B阶段)。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从基始性唯物主义到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b);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之中(c)。这两个理论假设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历史的”与“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的理论依据。再次是具体的现实性分析阶段(即C阶段)。这同时包括对事物本身特殊规律和对事物所属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阶段(即D阶段),这一阶段是哲学批判的历时性、暂时性完成。它也隐含有两个理论假设: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d)和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e)。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四个阶段五个假设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认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回顾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或浏览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批判、对拉萨尔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形形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等。可以断言,马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实践了他早年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第四,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内在的逻辑转换,进而建构起了科学的社会批判学说。具体表现在:在哲学上,马克思扬弃了人本学的异化逻辑,从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的历史辩证法中,生发出现实的批判张力;在经济学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融科学实证分析与价值理想追求于一体的社会历史学说,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构成了他的学说的灵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点来说,学界是无疑义的。问题的分歧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从哪个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马克思的思想,理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我认为问题的切入点还应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为灵魂,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解剖,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的学说不断走向成熟。社会与理论的互动构成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全过程,批判精神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在实践中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真谛的现实途径。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以怀疑与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理论所独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马克思著作之丰,内容之巨,人们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特征的把握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活动基本上经历着两步回溯或还原过程:第一,从表面现象向深层本质的回溯或还原。马克思习惯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基础等等,然后从本质、深层存在和基础出发去对现象、表层存在或上层建筑作出价值学判断,说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极方面,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质向人的活动的回溯或还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还原之后,没有停留于此,没有把这些深层的和本质的存在或基础当作给定的和终极的实在,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些存在或基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把它们回溯或还原到人的基本活动,即劳动或实践的层面上。从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出发,扬弃各种社会历史存在的给定性和自在性,这是马克思全部批判意识的基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1.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所谓科学批判,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科学的批判;所谓价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以实证事实为根据,揭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不合理性。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是有机统一的。2.批判与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从对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这种发展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种批判。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着自我发展,发展中又体现着批判,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既是科学的,又是彻底的。
一种观点认为,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些特点有:1.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源泉;2.坚持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3.坚持多学科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4.坚持不断扬弃和反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总之,批判性视角是深化对哲学理解的一个重要视角。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于其他非理论、非专门化的批判活动,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发性、随意性,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建立在实践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独具特色。
四、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他对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类命运的一种不懈尝试。但西方学者在赞同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片面的阐发,使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与狭隘。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理论”作为的代名词,认为只有抓住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复的本质。“批判”不仅意味着对现存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而且还要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以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理论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而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东西,以证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实性。而且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看作全部历史生活的生产者,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主体性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新批判理论的区别在于:1.两种批判理论由于对社会动力结构的不同认识,使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新理论家们不是通过分析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日益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因此他们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取代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两种批判理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新流派的批判家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改变了马克思所处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从而使革命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认为,革命的主体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3.这两种批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马克思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措施,而新理论家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时期,则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学说的还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列斐弗尔,他力图把马克思的学说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们揭示:控制消费的官僚机器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经验深处,消除异化的设想必须从自我改造入手,使人们克服社会制度的网络影响,去掉国家机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认识到国家机器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现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虚假性,撩开异化现实的面纱。
乍看起来,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弘扬了的社会批判精神,但实际上它们把的科学精神与批判精神割裂开来,片面地弘扬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哲学的科学本性。它们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以主体性的研究取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它们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不加区别的总体性价值人本学批判,最终无法逃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这种对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要害,从而使它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的真实内涵越来越远,而成为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的社会批判理论。
五、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揭示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内涵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认识处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路搭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现代社会,学界有如下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寻找终极的和绝对的实体来作为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如自然、逻各斯、上帝、理性、技术、绝对理念等等。而在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术等支柱相继坍塌或动摇。因此,以怀疑和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必然增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日益膨胀的政治机构、失控和自律发展的技术等异化的社会力量。处在深刻变化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克服了西方者对哲学所做的“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片面解读,实现了对实证科学与人本主义的内在整合与超越,并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科学认识方法与价值认识方法的辩证统一,这一新的基点就是社会实践。这种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的社会批判力是其他学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恰恰是的生命力所在。
一种观点认为,批判意识的发扬无论是对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危机,还是对处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均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哲学既应有超然于尘世的冷静,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现实;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现实的弊端,刺痛时下一些日渐麻木、沉溺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乐的神经,使人们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顿;为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人们去实现公正、合理、人道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义。
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那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凯尔纳所强调的: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深刻挖掘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根源,发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用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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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3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价值;价值创造
价值及其源泉问题是每一个从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如: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等。[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如:科技知识及经营管理创造价值的问题;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问题等[2]。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必须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加深对于价值及其创造的理解,是更好地理解劳动价值论,科学回答这些新问题的钥匙。本文试图从分析价值和价值创造入手,并结合经济现实,对经济领域中价值创造进行解析。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哲学基础
1、科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古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批判继承,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首先他打破了古典派只从交换价值的形式上看待价值的局限,而从“不同性质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在数量上相比较”出发,抽象出价值概念。为此他提出商品的二重性学说,并独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把价值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确立下来。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大小。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并指出,“剩余价值的出现既离不开流通领域又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价值增值关键是生产者,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其自身的价值。”因而,在价值创造源泉上,坚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科学真理。[3]
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必须认真分析其价值理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构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哲学基础,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钥匙。
2、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个基础是:价值概念是建立在以人类整体的偏好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框架之下的。迄今为止的几乎全部学科,只要涉及价值判断的,都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某物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其对人类有效用,能满足人类需要;反之若某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则无价值。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价值的概念是商品用于交换时才产生的。价值概念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类之间的交换,物品永远只是物品,只具有使用价值。可见,价值是针对交换而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针对人们交换中双方交换物的比例关系而提出来的,是衡量交换是否公平的一种尺度。从这个意义上,价值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是在交换过程以后,而是在交换的一瞬间才得以体现的。[4]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三个基础是:价值是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5]既然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有意义,它表现为交换价值,交换又是建立在双方平等意愿的基础上,所以价值是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人与人交换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交换比例)的表现。
二、价值创造的源泉
1、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为什么土地、资本也同样参与生产过程,但它们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已隐含在马克思对价值和交换的分析之中。让我们先考察交换,在假定交换物品对人类有效用,而且交换双方也为之付出劳动的基础上,来分析商品的交换比例问题。那么,以何种比例交换二物品最恰当呢?为什么一只海狸交换两头鹿,而不是一头或三头呢?这就集中到价值创造上了。马克思正是在前三个基础之下,对其作了科学的回答。既然价值是以人为标准进行评判的,那么就看这次交换对双方是否公平。若公平则成交,否则交换就不能进行。怎样才是真正的交换公平呢?当然又是要从人类本身的判断来考虑。可见,马克思只所以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是把价值概念建立在“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的基础之上的[6]。因此,这种付出理所当然成了衡量交换比例的尺度。但这种艰辛和付出的度量在实践中又是有困难的。因此,马克思只有抽象出一般劳动,认为他们是同质的。进行了这种抽象之后,衡量商品的价值的标准就是人类的劳动。然而劳动还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有用人类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取代。而人类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时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而是社会平均的,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2、价值创造的更一般意义上的源泉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建立在以整个人类的福利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价值的唯一的更一般的源泉:“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从而价值创造的一般要件就是:第一,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第二,人类在创造该使用价值时付出了艰辛和麻烦。第三,创造价值用于交换。从这个基础上考虑问题,一切效用价值论者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从个体(效用)出发,而未以整个人类社会(效用)为对象,以个体抹杀了一般。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错误的,因为“价值是体现在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上的,只能由人来创造而不能由物来创造”[7],非劳动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为商品的形成付出“艰辛和麻烦”,只是单纯的价值转移。三、价值创造分析——新时期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深化
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前提、价值创造的一般源泉以及价值创造的判断要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据对新时期复杂经济现象的价值创造问题进行解析。
1、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人类劳动在当代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被消费转移到劳动力中,构成劳动力的价值,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具体劳动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也不能创造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不能创造价值,但它对价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第一、它是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劳动者就无法借助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第二、它构成了价值载体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商品价值就缺乏物质载体。第三、作为上一劳动过程结果的物化劳动是经验的累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8]。
2、科学技术知识不创造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与过去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所以有些学者便认为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价值,并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论据[9]。其实这是混同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跟价值即这个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毫不相干,更不可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力量。科技的运用,只是导致使用价值的成倍增长,而非价值的成倍增长。正是科技使人们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减少了人们“获取该物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单位商品的价值才下降,而总价值却是不变的[10]。另外,科技的发展导致价值的转移或者说价值的剥削,会产生一个重新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但不是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价值。科技的唯一作用就是广泛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对其他行业剩余的剥削,必然带动社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从而人们获得社会产品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减少,即: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这个价值量降低的过程是人类生产自身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增强的过程。
3、经营管理劳动的价值创造
经营管理劳动在企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组织、协调、指挥、监督,是构成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生产环节复杂的生产下,经营管理显得比普通劳动更加关键。管理者虽没有参与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但其劳动与工人一般性劳动构成了企业的“共同劳动”,管理者也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间接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其劳动是更加复杂的劳动,需要掌握更加复杂的科技知识和管理方法,是比普通工人劳动更有创造力的劳动。
4、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劳动的创造价值
第三产业劳动也是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产业的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产品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般凝结。第三,第三产业的劳动用于社会交换,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率越来越多,创造的产值也逐渐增加。第三产业中无论是生活服务部门、生产资料服务部门还是其他服务部门,都是创造了无形产品,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作为一般劳动,与工人的劳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没有两样。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区别就是其所有权的不同,或者说是价值分配不同,这与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不能相提并论。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要依据价值创造的三个要件。即: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价值创造主体为获得该使用价值付出艰辛、用于社会交换。由此看来,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创造的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变化,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条件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人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在现在与将来仍然适用。不能由于一些经济现象的变化去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应该在分析当时经济环境的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使之更加成熟,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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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物质变换;生态文明;工业文明;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1;D61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4
当前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一般以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或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核心内涵,并把这种 “协调发展”或“和谐关系”解释为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能够保护自然的自觉认识和活动。这种对生态文明的解读当然不错,但却失之抽象,不够明晰,特别是缺乏对 “协调发展”或“和谐关系”的实现路径和现实目标的描述,难免有碍于人们对生态文明正确和完整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作出新的思考和解读。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把握生态文明的坚实理论出发点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生态文明的新的理论视野。“物质变换”最初是在生物化学和生理学上来说明自然界(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的物质循环和新陈代谢现象的,马克思借鉴了这一概念并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
在语境中“物质变换”有三重内涵: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和社会的物质变换[1]。
其中,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既包括无机界的新陈代谢,也包括有机界的无意识的新陈代谢,对于人来讲就是人的自然发生的新陈代谢,也就是“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2]87。这个过程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
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通过劳动形成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劳动构成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中介和途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劳动过程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3]215。通过劳动,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另一方面又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界,“劳动过程就要像生命体的新陈代谢那样,不仅包括把外部东西同化的一面,还必须包括把获得的东西再排到外部的异化方面”[4]。这里的“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界”或“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是从广义上加以理解的,即人通过劳动或物质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物质影响。劳动过程与物质变换过程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劳动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作为物质变换的实现途径,所以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一种自觉的、对象性的社会运动,是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3]208,当然,这一社会运动又必然以自然运动作为其前提。
社会的物质变换是指劳动产品的交换,即商品交换,“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3]125。
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是物质变换的实质。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是自然本身的必然性,即体现为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内在地包含了对这一必然性的认识和运用;另一方面,社会的物质变换,即劳动产品的交换是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必然结果,通过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人将自然物变成了劳动产品,而过剩的劳动产品通过交换变成了商品,而商品正是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媒介。因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决定了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也是由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和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物质变换这个概念就是指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
二、物质变换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物质变换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56,因此人类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社会形式下都不能停止物质变换过程。以物质变换的理论视野来看待人类文明,我们会发现,文明是一个合乎辩证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的物质变换模式区分着不同的文明形态,即如施密特所言:“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5]。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即前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生产力较为落后,生产效率普遍不高,因此物质变换表现为:消耗的自然资源较少,生产的产品不够丰富,同时排放的废料和残渣也较少,即“低消耗-低产出-低排放”的模式。工业文明时代是大机器生产的时代,马克思生动地将大机器体系比作是“庞大的机械怪物”,它蕴含着巨大的“魔力”,造就了“现代的大工业”,使工业文明时代成为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2]277。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成百上千倍的提高,劳动产品的日益丰富,使得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也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了,同时排放的废料和残渣也随之急剧增长。因此工业文明的物质变换模式表现为:“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而“高消耗”造成了资源枯竭,“高排放”带来了环境污染,这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两大基本表现。生态文明要消解生态危机必须重回“低消耗”和“低排放”,同时又能够不断发展生产,否则文明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生态文明在物质变换上必须遵循“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模式。
怎样才能在“低消耗”和“低排放”的同时又能够做到“高产出”呢?关键是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土壤肥力衰竭的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大土地所有制、工业化农业生产、强制分工、城乡对立等“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3]579,这样一来就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919,使得土地日趋贫瘠。与此同时,那些被人消费掉而不能回归土地的部分又成为了污染的源头,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 [6]115。实际上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工业生产总是以粗暴的掠夺方式对待自然,物质变化的裂缝是无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和生态文明在本质上必然相背离。因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一方面发展了生产,带来了高产出;一方面又造成了物质变换的裂缝,带来了高消耗和高排放。裂缝的存在使得工业文明不可持续,要避免和弥补裂缝,在生产力上就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不断降低消耗和排放;在生产关系上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将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限制资本的野蛮增长,引导其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和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
三、物质变换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及其特征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自觉地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物质变换“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文明形态。其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是生态文明的现实目标。
物质变换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自觉性。从前工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物质变换的具体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却没变,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562。这正是以往人类文明不自觉性的典型体现。物质变换是一种通过人类劳动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运动,工业文明只是实现了人消耗自然资源的自觉性,即人通过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巨量自然资源,来自觉地建设工业化或现代化生活;但对于人向自然排放废料和残渣这一方面,工业文明却处于自发状态,即将自然界仅仅看作是原料的碓吹睾头掀物的存放地,没有认识到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就是人对自身的改造。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就在于它消除了这种自发性,将物质变换的两个方面都变成了人类自觉的实践,从而使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统一起来,使生态文明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文明,使人类真正成为自觉的“类存在物”。
多次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7]。这告诉我们,生态文明的发展之路要将自觉利用自然和自觉保护自然统一起来,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就要充分考虑如何保护自然,平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甚至当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发生冲突时,要将保护自然放在优先的地位上,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
二是创新性。历史上,人类生产的不断发展总是伴随着资源消耗和废料残渣排放的不断提高。生态文明要实现“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现实目标,就决不能重复以往的老路,而只能走一条创新之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先污染,后治理”,认为这是被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证明过的可行之路。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要求先利用自然再保护自然,先讲效率再将公平,把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看作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在理论上,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是只有利用自然的自觉,而没有保护自然的自觉,因而仍然停留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上。在实践上,一方面,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为代价,世界公害事件(即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事件、日本富山事件、日本四日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令人触目惊心,这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严重背离的;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已将地球的资源和环境透支使用。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威胁,这决定了我们已没有可能去重复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老路。”[8]因此,国际和国内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再去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走绿色发展的创新之路。绿色发展是指保持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发展道路,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循环发展旨在强调节约资源,通过回收和再利用,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还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低碳发展旨在保护环境,通过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不断降低经济发展中对碳的依赖度,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大力开拓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将创新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之源。
三是共享性。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不平等。工业文明带来的高产出成果只能被少数人、少数国家所享有,大部分人、大部分国家却要为前者承担高消耗、高排放带来的种种恶果。因此,工业文明不是一种共享文明,它将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上,从文明本身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天然包含着野蛮。
生态文明所要调整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要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变化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也同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方面,人通过劳动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劳动产品,并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即“社会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处于某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因此生态文明的实现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变革的基础之上的,不仅要实现生产力的变革,也要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
因此生态文明所追求的“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求全员参与、全球协作,同时也要求发展成果全面共享,从而消除工业文明的野蛮性。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达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即《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如果说工业文明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那么生态文明则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协作,从而开创了全球共享的世界历史,因为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基础。
共享的主体是人,共享性体现了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就我国而言,目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关键一环,生态文明的共享性将为我们促进协调发展,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是长期性。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为完成工业化先后花了百年时间。生态文明要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目标也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首先,如果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为标志算起,那么到今天人类开始迈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还不到50年。从人类以往的文明发展进程来看,我们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意识也才觉醒不久,我们离建成生态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工业文明还有生命力。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工业文明还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特别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国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中工业化仍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标。
再次,资本逻辑还将长期起作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还占据着优势。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存在,资本还将长期统治世界。马克思曾经生动而深刻地将资本比作吸血鬼:“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3]269。在不断增值的逻辑下,资本情愿破坏环境来发展自己,情愿祸害别人来满足自己,情愿放弃未来以获取眼前利益。因此资本逻辑从本质来讲是反生态的,和生态文明是不相容的。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资本也可以成为我们利用的一个要素。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讲,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还离不开资本。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用宏观手段约束资本的野性,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利用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发展生产力,积累资金,为建设生态文明创造条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的发展也会不断创造消灭它自身的条件,最终资本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资本逻辑也会彻底丧失对世界的统治,到那时生态文明就能真正实现了。
四、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我们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发展还不够协调,社会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我国深化改革、转变发展理念、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也为我们谋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不动摇,坚持四个全面的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不动摇,始终以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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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6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了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性问题,揭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条件。我国目前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宏观经济总量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障碍,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重要表现。重新探讨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我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结合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就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几个问题做出再研究。
一、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顺序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以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部分,并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的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的第二部类为前提的。与前人相比,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这两个前提,把以不变资本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和把生产资料生产作为第一部类、把消费资料生产作为第二部类的顺序安排,特别突显了生产资料生产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我们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的原理,是马克思在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批驳“斯密教条”和解决不变资本补偿问题时提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根据其价值理论,一方面正确地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断言,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就混同了新创造的价值(v+m)和商品的全部价值(c+v+m),即认为商品价值仅由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v+m)构成,丢掉了不变资本的价值(c)。这就是所谓的“斯密教条”。
《手稿》按“斯密教条”的思路,举出作为个人消费品商品的12码麻布为例,用让其他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者以其产品中代表新加劳动的收入部分来购买的办法,寻找它的价值中不变资本部分的补偿途径,一直推演到近八百个部门,结果证明靠这种办法补偿不变资本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手稿》把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引入了要分析的问题之中,在探索消费品麻布的价值如何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参与者之间分配时,在麻布、纱、织机的具体形态上,形成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互相交换产品,互相补偿的思想。实际上找到了消费品麻布的不变资本的补偿途径。但这种分配到最后有一个代表机器制造业的不变资本余额,总也分不尽。它表明要彻底解决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还必须考虑不变资本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于是《手稿》又对机器制造业等部门的不变资本补偿进行分析,指出这部分不变资本的补偿途径是,或者在本部门把一部分自己需要的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从生产中扣除出来,自己补偿自己;或者不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相互补偿其不变资本,从而使从消费品的麻布等到生产资料的机器等的不变资本补偿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在这之后,《手稿》把在对不变资本补偿问题探索时,常用麻布生产者来代表的消费品生产者改用A来代表,把生产资料生产者用B来代表,提出了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的原理。从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三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产品的补偿。①
社会两大部类原理的形成过程表明,马克思开始时对两大部类采用的顺序,和批驳“斯密教条”有着直接的联系。“斯密教条”的主要论点是,把产品的全部价值都归结为个人消费品的收入。探索它的错误,要先从消费品生产部门做起,然后才能涉及到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正按照这种顺序,马克思在《手稿》中把消费品生产部类称为A,把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称为B,并在以后也一度沿用了两大部类的这种顺序。但我们看到,批驳“斯密教条”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变资本的补偿。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的原理,是在解决不变资本补偿的过程中提出的。而对不变资本补偿的研究,也就是对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的研究,是他制定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原理的真正起点。
因此,马克思在开始时采用以消费资料生产为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的顺序反映了批驳“斯密教条”这个思想史方面的原因,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后来又采用以生产资料生产为第Ⅰ部类,消费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的顺序,仅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却是更为合理的。因为这样才能反映出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的研究及其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形成史上的地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社会再生产包含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居于首位。他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适合于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共同的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做了这样的描述:“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③马克思认为,这个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④“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⑤
这些论述表明,社会生产是伴随劳动者的经验、技能、智慧的发展和他们创造的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发展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构成了生产过程的直接要素,再生产好似在这两个要素的相互结合和共同作用下进行的,但分配、交换、消费作为制约和影响生产发展的环节,也包括在再生产之中。
可见,在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生产资料属于生产环节的要素,消费资料属于消费环节的要素。在再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但生产与消费相比,在这个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那么,为了使再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先有生产资料生产提供的工具的带动,然后才会有消费资料生产的跟上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Ⅷ稿中确定,以生产资料生产为第I部类,以消费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并且从第I部类的积累出发,论述了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过程,正是以他所阐明的再生产过程四环节统一、生产占首位原理,和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在再生产中的地位为根据的。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总是开始于劳动者的经验、技能、智慧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制造和改变生产工具的能力增强了,使生产资料的生产有了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发展。认识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这种地位,对于研究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却要首先发展作为生产过程直接要素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创新劳动手段,不断以更高的劳动智慧和更先进的劳动手段,更有效率地加工改造更多的劳动对象。如果总是鼓励超前消费,以致引发奢侈浪费,并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先行扩大这类消费资料的生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只有提倡勤俭节约,控制消费资料生产的超前发展,先行发展和生产资料生产,才能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使包括消费资料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再生产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的对比速度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不仅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顺序表明了生产资料生产相对于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先行地位,而且讨论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的对比速度问题。对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有关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的对比速度的论述进行再研究,对于在认识到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先行地位以后,进而充分了解消费资料生产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作用,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分析,是马克思在《手稿》第Ⅻ笔记本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再生产中暴露出来的特点时提出的。在那里,他阐明,在正常情况下,生产资料部类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能够增长,应当是由于消费资料部类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增大。但生产资料部类可以不和消费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进行交换,在本部类内部实现。因而可以不受消费资料部类的障碍而直接增长。于是,就会发生生产资料部类的剩余产品相交换的情况。“但这样一来,必要的比例遭到破坏,变成更加偶然的东西,产生了危机的新的可能性”。⑥这就是说,本来在生活资料生产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生活资料部类的剩余产品应当是通过本部类内部的交换实现的,现在由于它的一部分交换了生产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这就使得要与这一部分交换的那些消费品卖不出去,发生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资料部类脱离消费资料部类的发展,最终还是行不通的。
消费资料部类的特点是,它的产品中被生产资料部类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部分越大,产品中以剩余产品形式被非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本人所消费掉的数量就越小。非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消费得少,消费资料部类中这部分产品的生产就会停滞,这是“任何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民族的发展初期的发展情况。”⑦“随着资本的积累,剩余产品在数量上和价值上不断增大;因此,它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可以以奢侈品形式进行再生产或同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进行交换,并且它仍可以有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⑧。
由于在资本积累发展的过程中,不变资本是不断增大的,而可变资本总要相对减少,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出现“在形成追加资本时,转化为可变资本或不再进入非生产消费的那部分生活资料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虽然资本增长了,但非生产消费量、现存产品量不断增加。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剩余产品量不断增加,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也以同一程度增加,而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的份额,即应当转化为补充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则不断减少”。⑨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扩大再生产中,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要与追加生产资料“以同一程度增加”的增长对比速度。
揭示出这种增长对比速度以后,马克思写道:“因为――部分由于对外贸易,部分由于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比重]发生变化,――总资本在[生产者的]两个类之间进行分配的一定比例关系,或产品各组成部分在一定地方进入再生产过程时依据的一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这里就产生失调的新的可能性,从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比例失调现象不仅会发生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在再生产它们时),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不变资本各部分之间,而且会发生在资本和收入之间。”⑩接着他对揭示这种增长对比速度以前已经分析过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化过程和资本家的财富与工人的贫困一同增长的现象,做了总结性论述,提出了和《资本论》阐明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很接近的表述。
马克思对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分析,与他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论述一起提出,说明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与他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论述表明,伴随着资本积累中资本积聚和集中的不断发生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和劳动现役军要不断相对减少,但产业后备军和资本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却不断增加,这样必然出现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增加,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增加的现象,促使无产阶级反抗的加强和经济危机的加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以同一程度增加的分析,是与这个论述中包含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只能取得代表可变资本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不合理性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内容相一致的。可见,这个分析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论述一样,有着很充分的实际根据。
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上述分析,长期没有被人们注意,所以特别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曾提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将日益超过消费资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1}但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地方,马克思这个结论都是在把社会生产领域中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比较的情况下得出的,正如列宁所说:“所谓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最快,不过是指这个规律(即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和规律――引者注)运用于社会总生产时另一种说法而已”{12}。
那么,有没有不用于生产领域,或不充当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呢?根据我们刚才引述的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分析可以看出,生产资料当然最终都要全部用于生产领域或在设想除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社会其他阶级的假定下,全部充当不变资本。但消费资料除用于生产领域或充当可变资本的部分以外,显然还可以有别的部分。马克思在《手稿》比上面引述的分析稍前一点的地方,就消费资料和可变资本的关系这样写道:“决不应该把事情想象成这样:似乎可变资本的量同不断增长的生活资料的量是一回事,后者随着资本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能够同活劳动相交换;换句话说,下述看法纯属无稽之谈:似乎一定部分的产品由于本身使用价值的性质而必定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似乎可变资本对可以作为消费资料加入劳动能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材料)的量保持着某种必然的比例。”{13}
马克思在《手稿》第IX笔记本的一段话,对正确认识不用于生产领域的消费资料量的变动趋向很有帮助:“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为了生产同量的剩余价值,他必须使用的工人愈少愈好。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同非生产人口相比,一个国家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因为生产人口相对的少,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相对的高的另一种表现。”{14}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可变资本的数量变动与消费资料的数量变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社会再生产的长期发展中,对消费资料的数量从两个方面发生着作用:一方面,它使用于生产领域的消费资料比生产资料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它又使不用于生产领域的消费资料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增大。因此,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以同一程度增加,是两大部类长期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用两组数例阐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过程时,就是让生产资料生产的第Ⅰ部类与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以同一程度增加的。{15}那么是不是这两组数例只研究了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呢?如果我们把这两组数例分别加以考察的话,那它们的确只研究了这种扩大再生产。第一例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资本中,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分别为1∶4和1∶2的不变有机构成,推演了5年;第二例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资本中,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均为1∶5的不变有机构成,推演了3年。下面我们看看这两组数例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马克思在提出第二例时,一开始这样写道:“现在假定有年产品9 000,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 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16}分析完第二例以后,他又对这两组数例做了这样的说明:“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假定第I部类的积累率=1/2mI,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17}这两段话表明,马克思的这两组数例之间,确实有着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就在于第二例和第一例相比,劳动生产率变化以后,有机构成有了提高。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与第一例相比较而提出的有机构成提高了的第二例,并没有让第I部类的增长速度高于第Ⅱ部类,不是没有原因的。结合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形成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显然是由于马克思在制定两大部类增长对比速度时,除了考虑到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有机构成提高,第I部类的生产要增长以外,还考虑到了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非生产人口的增加,第Ⅱ部类生产也要增长。须知,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品及其中的劳动者使用的各种用于社会保障和生活服务的设施,无疑都应当属于第Ⅱ部类产品。
可见,虽然第I部类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先行地位,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它的生产却是与第Ⅱ部类的生产以同一程度增加的。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认识到生产资料生产的先行带动作用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不注意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在社会再生产长期发展中以同一程度增加的对比速度,势必在调整产业结构时,过份偏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失调,欲速而不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工人阶级只能得到代表可变资本的那部分消费资料,因此它的社会再生产受其相对狭小的消费基础的限制,发展中必然不断受到经济危机的破坏。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社会再生产,把消费资料的增长从可变资本的限制下解放出来,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人民生活,积极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活服务业,使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三、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发展的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就必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处理好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争取在没有资本积累的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既保护和扩大当代人利益,又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有关论述,为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处理好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有关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关系的论述,在写于1865或1867年的《资本论》第二卷第Ⅰ稿(以下简称第Ⅰ稿)中很有特点,其中不少是从物质生产角度做出的。第Ⅰ稿的这种论述,开始于其第三章第2节对固定资本的研究。他指出,固定资本只要还没有磨损完,从而没有把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上,它就会在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这种作用类似为生产力服务的自然力。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量,取决于固定资本在总预付资本中的比重和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这两种情况。
考察第一种情况必须把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看作是不变的,而把固定资本的量看作是可变的。这样,固定资本在预付总资本中占的比重越大,固定资本中无偿地执行职能的部分也就越大,固定资本的这种增加虽然和流动不变资本的更大的相对增加联系在一起,但也和流动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联系在一起。随着固定资本量的增大,每年被耗费从而必须补偿的固定资本也要增大。但它的增大不过是固定资本中无偿起作用的部分绝对增大的指数。而且,因为固定资本每年需要补偿的部分增长时,流动资本部分往往增长更大,所以需要补偿的固定资本部分在总产品中虽然会绝对地增大,却又会相对地变小。
考察第二种情况需要假定总固定资本的量是不变的,而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所耗费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是可变的。这个比例只不过是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另一种说法。一定量的固定资本所需更新的周转时间越长,一年所耗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同所使用的部分相比较就越小。固定资本的规模越大,周转时间越长,固定资本的磨损也越多,但这种磨损的绝对量与平均周转时间的延长相比,相对地在减少。
现有固定资本还可以为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积累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就要缩短,年磨损就会增加,但这种增加却“并不与生产的现有规模或产品的现有量成比例,而是与产品的增长量成相等的比例(往往要快些)”。{18}固定资本因此而消耗得更快,只是因为它被使用得更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固定资本规模越增大,现有固定资本这种能够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服务的能力也就越大。在采掘业等生产领域,现有固定资本的这种能力更为明显。“随着科学不断取得成就和科学的应用,固定资本中经常或每年应该补偿的那部分以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19}现有固定资本的这种能力还会不断发展。
除了固定资本以外,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采用的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还有现有劳动力。现有劳动力在外延或内涵方面被利用的程度大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生产出的相对过剩人口能够得到实现的程度的大小、在既定工作日长度和强度下就业是否充分、在一周中实际劳动的日数的多少等都是可以变动的。现有劳动力的这种在较大程度上的被使用,也就成为“再生产过程以及扩大的再生产过程或积累的可以延长或者可以缩短的可变基础”。{20}
科学在生产中有着重要作用。“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21}由于科学在工艺上应用程度不同,固定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在生产中有不同的效率,从而导致撇开积累的再生产过程的规模极有伸缩性。如果考察整个国家,那么既定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总是在经常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合理性有大有小,节约的程度有多有少,而且是在生产力水平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的,虽然这些变化有时在这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有时在那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有时在这个地区,有时在那个地区;在同一生产领域内,这些变化有时涉及这一个别资本,有时涉及那一个别资本,或者逐步普遍地实现。
因为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流通过程,流通时间对资本中实际进入直接生产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部分形成一个界限。而流通时间本身又是一个可变的量。所以再生产的规模还会因资本的流通情况而发生伸缩。自然要素、土地,就它们的价值而言,不构成资本的任何部分,但作为生产资料却包括在资本中,构成了在一定程度内,不以实际资本的任何增加为转移的扩大再生产的持久基础。
第Ⅰ稿对以上内容做了这样的总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撇开积累和一年四季的变化不说,一定量资本和劳动力每年再生产出来的产品量是可变量,而不是不变量,这个量会扩大或缩小。这种伸缩性或可变性也形成积累的自然基础,从有了这样一种基础时起,再生产的扩大就成为可能,而不需要由于被推动的追加资本和追加劳动力才得以完成的那种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要素。”{22}
第Ⅰ稿第三章第8节从物质生产角度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做出了更专门的研究。它指出,在畜牧业、林业和从事修建铁路、运河等的生产部门,资本周转时间要持续一年以上。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并不转化为货币,而是直到产品完全制成以后才能转化为货币。由于这些生产部门不断从商品市场上抽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一年时间里又不反过来向市场投入其他形式的产品,那么很明显,这些生产部门的规模,取决于一年中不断为它们提品的其他生产部门的规模和生产率,取决于整个社会生产的财富已经达到的程度。因此,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都可以说成是同仅仅生产出原有资本的再生产相比较的剩余生产。“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考察过程,积累只不过是剩余生产的另一名称而已。”{23}
马克思在第Ⅰ稿从物质生产角度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关系的论述,表明了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特点、科学、自然资源在生产领域的作用,以及流通时间对再生产的影响。他在这些论述中提出的积累是剩余生产另一名称的观点,开辟了从物质生产角度研究扩大再生产的广阔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