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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证据可接受性证据清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使得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统计、等环节实现无纸化。但是，这种信息载体的革命性变革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单从程序法律角度来讲，就涉及到网上法律问题的管辖和电子商务中相关电子资料的证据力问题。而电子资料的证据力又与电子证据在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直接相关；从最近的学术资料中可以看出，电子数据的证据价值在法学研究与法学实践中得到相当的肯定，这也使得讨论电子证据法律地位问题的时机日渐成熟。
我国关于证据规则的立法一般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1）书证；（2）物证；（3）视听材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这类立法不象德国、日本等国的证据法那样可以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开放程度较低，致使经过计算机传输和处理形成的电子证据难以确定其证据价值和法律地位。由于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风险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传递和提取过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对电子证据可信度予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理念，足以表明电子证据不同于以往的证据规则，是一种全新的证据类型。
鉴于我国证据法的相对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法学理论界关于电子证据的一些争议，本文针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问题仍须阐明如下观点：
电子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
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磁性介质之中，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诉讼证据。反对电子证据作为诉讼证据的人认为，电子证据可能由于人为因素以及网络环境和技术限制等原因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情况。但是其他传统类型的证据在真实性、可靠性方面也不是没有弊端的。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些规定表明任何证据都有其脆弱性，因此需要“查证属实”。依此逻辑，电子证据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与其他证据一样成为诉讼证据。
证据的“可接受性”不仅是电子证据面临的问题，其他证据也不例外；诚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诉讼证据，但是这种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无法回避。“实践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实客观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结合国际通用的证据规则对此予以应答”。从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方面看，可以从《联合国电子商务法范本》中找到佐证。该范本第九条第一款指出，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在应用有关证据的任何规则时，如果涉及一条数据消息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就不能以它仅仅是一条数据消息为理由予以拒绝，更不能在当它是提供者在合理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证据时，仅以它不是原初形式为理由加以否认；其第二款进一步阐明，“以一条数据消息存在的信息，应当获得其应有的证据分量。在评价一条数据消息的证据分量时，要考虑到生成、存储或传播该数据消息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虑到保持该信息完整性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虑到判明其原创者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以及其它的相关因素”。电子证据不为法院和仲裁机关采纳的后果是不可想像的，它意味着电子商务交易的实体法保障难以实现，使电子商务交易演变成高风险的交易形式。
如果我们在法律上对计算机存储数据的采集，保全以及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的认证等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电子数据的中转存证解决电子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使电子证据的不可抵赖程度大为提高，那么一项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电子证据就基本扫清了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与技术障碍。
二、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的书证
传统的书证是有形物，除可长期保存外，还具有直观性、不易更改性等特征，如合同书、票据、信函、证照等。而电子证据往往储存于计算机硬盘或其他类似载体内，它是无形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呈现出与传统书证不同的特征。
首先，电子证据保存的长期性、安全性面临考验，计算机和网络中的电子数据可能会遭到病毒、黑客的侵袭、误操作也可能轻易将其毁损、消除，传统的书证没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其次，电子证据无法直接阅读，其存取和传输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体系的支撑，如果没有相应的信息技术设备，就难以看到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提取电子证据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传统书证；再次，虽然传统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也容易被改变，在司法实践中亦曾发生过当事人从利己主义考虑，擅自更改、添加书证内容的现象，但是作为电子证据的电子数据因为储存在计算机中，致使各种数据信息的修正、更改或补充变得更加方便，即便经过加密的数据信息亦有解密的可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的查证难度是传统书证无法比拟的。
电子证据与传统书证的差异是显著的，在证据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将其归入传统书证只能是权宜之计。事实上，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体现为文本形式，还可以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出现；这些暂且不论，电子证据以其对现代信息技术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依赖，就已显示出不同于传统书证的独立性格。
三、电子证据不宜归入视听材料的范畴
诉讼法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从电子证据的可视性、可读性出发，对视听材料作出了扩大解释，突破了视听材料关于录音带、录像带之类证据的局限，把电脑储存的数据和资料归于视听材料的范畴。但是，视听材料在证据法中的地位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印证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说，视听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还必须结合其它证据来考察。正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材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把电子证据归于视听材料的人认为，这是电子证据易于被伪造、篡改、拼接，且难以被觉察和发现的特点所决定的。事实上，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领域值得探讨。
拿网上购物合同为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系统，该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全过程基本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相关民事争议，他们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法院将电子证据按视听材料处理时，就会陷入缺乏其它证据可供印证的尴尬境地。由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上的隐私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合同问题日益突出，电子证据在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过程中将起着关键作用，这是视听材料的印证作用所无法解释的。虽然电子证据与视听材料都必须通过一定手段转换成能为人们直接感知的形式，但是电子证据是从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中提取，并且需要对数据重新整合才能反映出案件事实，其中一些数据经计算机输出后更象是一种书证。
因此，笔者认为将电子证据简单地归入视听材料一类会限制其证据效力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使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正确认识与电子证据有关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联合国贸法会采用了功能等价方法，以使电子证据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并且对“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主要考虑到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会制约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事实上，英美等国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的现实，也已突破了传统证据法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多是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如德、奥、瑞典等国）或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我国），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接纳上看并不存在实质。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功能等价方法作为全球化解决方案主要解决的是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而电子证据在各国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仍然需要各国在各自的证据法体系中予以确证。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差异，在电子证据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证据这一问题上的规定是不可能一致的。如果我们继续在证据的可接受性上进行争论，就可能会丧失证据法律为信息化社会服务的良好机遇，也会给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带来不必要的程序法律障碍。因此国内证据法在考虑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时，还要规定相应的具体规则以统一认识，以避免法院和仲裁机构因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电子证据归类方面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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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闻证据规则；发展概况；例外规定；借鉴意义
传闻证据规则，也称禁止传闻规则、传闻法则或传闻排除规则等，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最为著名的规则, 也是其中最为复杂的规则。证据法学大师威格默尔（Wigmore）教授曾盛赞其为英美法中除陪审团之外对审判程序做出了最伟大且最独特贡献的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有关证据规则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从该规则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中，把握其最新的改革动向，无疑将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于此。
一、传闻证据规则概述
1.传闻证据辨析
按照美国证据法学家华尔兹教授的观点，传闻证据是指“在审判或听证时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或做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的真实性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主张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主张的非语言行为”。由这个定义可以推导出传闻证据包括三种形式：口头传闻、书面传闻和行为传闻。狭义的传闻证据专指“陈述”而言, 包括口头陈述和书面陈述，《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1条（c）项和《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即采用这种定义。我国台湾学者也将传闻证据分为广、狭义两种。“传闻证据，本有广狭二义，从狭义言，系专指言词而言，即证人并非陈述自己亲身经历之事实，而仅就他人在审判外所为之陈述原供述，代为提出以作自己之供述者而言。从广义言，则除上述言词外，书面之陈述亦包括之，通常所谓传闻证据，系指广义而言，其范围包括口头陈述与书面陈述。”
2.传闻证据规则及其理论依据
所谓传闻证据规则，简言之，即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传闻证据，除本证据规则或其他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立法授权或国会立法所确认的规则另有规定外，不得采纳”。 据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出庭证人转述他人的庭外陈述以及目击证人用书面记录代替到庭陈述，均不得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进行调查质证；已经在法庭出示的，不得提交陪审团作为评议的根据。
二、传闻证据规则成长的历史轨迹
1.传闻证据规则的产生
英国是最早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国家，陪审制的发展被认为是这项规则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陪审团是一种“知情陪审团”，因为这些陪审员没有受过法律训练，且不了解案件事实，只能通过各种证据来查明案件事实，而传闻证据的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于是，证人到庭作证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尽管传闻证据规则确立的确切时间已经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7世纪下半叶，该法则已经逐渐得到承认。在18、19世纪，传闻证据规则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且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迅速传到英美法系的其他国家。
2.传闻证据规则的发展概况
（1）英国的发展概况。在英国，1938年证据法允许在民事诉讼定条件下可以采纳第一手书面传闻证言。1968年《民事证据法》中进一步放宽了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纳口头、书面的传闻证据、计算机制作的文件中所包含的陈述。1995年《民事证据法》的实施，标志着传闻证据规则在民事领域的终结。该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的规定：“在民事程序中，证据不应因其为传闻证据而被拒绝采纳”。此后，在刑事诉讼领域也表现出明显宽松化、自由化的倾向。如，2003年《刑事司法法》规定：首先，对传闻证据的基本态度从原则上排除转变为有条件地接受，清楚地表明了立法者进一步放宽传闻证据规则的倾向。其次，赋予法官在处置传闻证据上享有极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采纳任何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传闻证据。另一方面，法案第126 条允许法院排除任何传闻，只要法院认为采纳该传闻将导致不恰当的时间浪费。
（2）美国的发展情况。在美国，1942年《示范证据法典》第503条规定，如果法官发现陈述人不能作为证人到庭或者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庭外陈述就具有可采性，当然该陈述指的是第一手传闻。虽然该法典受到“传闻证据规则自由化”倾向的批评而未能实施，但是对随后的《联邦证据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在传闻证据领域，纽约州上诉法院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改革，重新定义了传闻证据的可采性标准，史无前例地对当事人的庭外陈述加以认可。
（3）其它国家的近况。澳大利亚的《1995 年证据法》，保留了排除性的传闻证据规则，但是在能否根据可信性决定是否采纳传闻证据的问题上，以及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方面，澳大利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规则。加拿大1985年《加拿大证据法》第二章“证人”附录规定了“若达到可靠性的标准，事实审理者可以适用先前陈述。法律不但强调了被告人的对质权，还提出了证据的可靠性要求。当然，根据陪审制的要求，证据的最终可靠性，应当由陪审团来判断。
对制度未来的发展预测恰恰来源于对制度发展轨迹的追踪。在我国当前历史时期内，制度的变革和规则的构建也摆脱不了向他国学习的命运。我们只有深入到制度产生、发展的内部，才能对其大致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传闻证据规则的历史考察以及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必将对我国在借鉴或引进这一制度时的具体设计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2]参见［美］麦考密克《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9页。
[3]徐继军.《传闻证据规则在美国纽约州法院的适用》（上），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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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发展地区差距
一现代化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才孕育着公平。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走公平优先的发展道路，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现代化历史正反两面表明，改革前的公平优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后期的“”期间。改革后的历史证明，地区差距对于提高效率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折射，同时也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环境而纳入各种政治决策分析之中。我国历史发展表明，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发展现代政治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抽象物，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不是虚无的空穴来风，而是奠基于坚实的基础。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把现代型民主的精义精采地概括为两个内核（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与一点保障（中央集权化）。这意味着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不再是一小部分统治者的专利，而是全体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定向思维形成了民主发展的悖论：或者采取小国寡民而实行人民民利，或者是建立帝国而忽略人民民利。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西方的学者提出了代议民主制（JohnMill）；除此之外，合理的地区差距也可以成为其主要的解决方式。
其一，个人独立与地区差距的互动。大一统是对于个人独立发展最大的障碍，历史证明在社会循环的发展中，“乱”才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充分条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合理的地区差距取代了历史上的“乱”而成为个人独立发展的动力保障；合理的地区差距才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推动个人主动性的发挥。其二，地方自由与地区差距的互动。任何地区都有自身历史、自然、社会和文化特色，保持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维护地方特色的条件，也是地方自由的本质内容；地方自由的充分发展也会导致一定的地区差距。个人独立形成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主体——政治人，地方自由塑造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环境——政治文化，两者一起推动了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
（二）推动有机型政治整合依据吉登斯（Giddens）的界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历程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格局经历重大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社会糅合的民族——国家格局，这一历程表现为社区和个人的逐步“国家化”。事实上，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糅合”即表现为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有机性整合上，其基本条件是合理的地区差距；或者说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现代社会进行有机性政治整合的基础。“在中国的政治整合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只能是有机性政治整合。
在传统的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仅仅被限制在有限的城市范围内，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就会变得无能为力。韦伯在论述传统的权力时所指出：“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的行政。……一出城墙，皇家行政的威力就一落千丈而无所作为了。”韦伯的论点不免夸张了点。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传统的国家行政为代表的公共权威从来没有对整个社会进行过有机的政治糅合；在行政权之外，存在广泛的非公共权力。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国家对人身监视力不断加强，传统国家状态下的相对抽离的地方主义开始逐渐得到整合。其原因不仅在于吉登斯所阐述的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国家化的军事暴力手段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化，还应该在于其合理的地区差距。首先，我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肇始的，为各地区间的有机联合增添了共同对外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中国政治整合主体——中央政府——的弱化；其次，我国各地区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因，发展参差不齐，从而为有机的政治整合提供了互补互学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治整合手段——信息、行政、国家性暴力——的弱化；再次，合理的地区差距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弥补了在工业主义发展相对不足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整合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地区相对自立在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一条缓冲带，保证了政治主体——政治人——的独立，进而保障政治整合的持续进行。
（三）培育法理型政治权威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他还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权威也逐渐向法理型权威转变。事实上，上述三种权威很难划分清楚，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广泛的传统型权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或者说占据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还应该是法理型政治权威。
法理型政治权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可；《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意味着人民群众对本地区的重大事情有参与决策权、民主监督权，而此正是法理型政治权威产生的基础，同时也要求各地区之间存在合理的地区差距。第一，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用民力建立起法理型政治权威，采用化整为零的策略实现了卢梭所无法实现的人民；第二，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政府培育人民群众的现代法理意识，进而与法理型政治权威的培育形成良性的互动；第三，合理地区差距带来政治统治的差异性有利于国家的制度创新，进而为政治权威的再造打下基础。
（四）塑造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化在政治文化中的反映，它充分反映了现代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然而以柔为美的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现代政治发展所必备的竞争力，因此如何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是中国能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彻底转变的关键。
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在这一点上，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塑造我国的竞争性政治文化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不同的地区由于不同的历史形成了各据特色的地区政治文化，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部分地区政治文化从形成时就带上了竞争型政治文化的色彩（如上海）。这样不仅有利于从外部为竞争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增添由于相互的压力带来的动力，而且从我国近代政治文化的自身观之，其与生俱来便具有西方文化入侵客观上带来的竞争性因子，从而弥补了中国古代以柔为美而缺乏竞争气质的政治文化。二地区差距是政府为了实现现代化而以效率优先所进行的一项战略选择，是引导社会进行的规范性变迁；合理的地区差距既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地区差距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过度发展也会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巨大障碍。早在90年代初，我国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已极为显著：1992年广东珠海市人均GDP为28400元，而贵州晴隆县人均GDP为331元，前者是后者的13.6倍！从国际可比较范围看，中国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按省级比较的地区差距已接近解体前的南斯拉夫的情况。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威胁政治稳定在后发超大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政治稳定是基本的保证。然而逐渐扩大的地区差距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主导性因素。其一，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落后地区不稳定。我国广大西部地区，政治稳定受到的挑战尤为显著。这不仅表现在非正式权威超越了正式权威的影响力上，而且表现为权威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三宗”权力的日益兴起及其运转的非规范化为政治稳定蒙上了阴影。其二，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地区间不稳定。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可以成为地区发展的动力。但当落后地区对天堑般的地区差距而感到无能为力时，发展动力就会异化为对发达地区的嫉恨，从而引发了日益加剧的地区保护，造成地区间的不稳定。其三，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中央政策效能的弱化。由地区差距导致的地区保护使得地方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是采取有选择的执行态度，规避了对本地发展不益的政策，这样经过过滤的中央政策便难以反映甚至违背中央的本来意图，弱化了中央的政策效能。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超大型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是潜在的政治不稳定之源。严重的地区差距迟滞了民主建设的进行，在民主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形成了二难困境：发展民主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维持政治稳定又会影响民主的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解决和控制地区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促进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任务。
（二）影响政治一体化无论在传统国家还是在现代国家，以中央权威为主导的正式权威是维护政治一体化的前提，是进行政治整合的保证，只不过现代国家的政治一体化的手段与传统国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前者的政治整合难以彻底进行，所借助的手段源于暴力；后者的政治整合较为彻底，且其借助的手段加上了信息化和行政网络等。由于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政治一体化的基本保障——中央政府的权威弱化直接影响了政治一体化的进行。
首先，在我国目前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初期的抵御外侵的目标已经不再成为新时期政治整合的目标，严重的差距使得地区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为敌，由共同所产生的动力转化为政治整合的阻力，干扰了政治一体化的进行；其次，由于严重的地区差距存在，我国地区的自然、社会性差距从弥补行政、信息化不足转变为愈演愈烈的“诸侯割据”局面成为政治一体化的阻力；再次，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问题实质是个民族政治均衡的发展问题。由于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引起民族矛盾的主要根源，处理不好甚至可以导致国家的分裂。骤变可以说是其国内各民族政治发展不均衡的结果。目前，鉴于地区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形成了相当严重的地区格局局面：中央政府占整个国家财政比例越来越小，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导致中央政策效能的地下。地方政府或者对中央政策有选择的实行，或者干脆进行政策规避；而且其选择标准源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地区差距不仅不利于国家的政治一体化，而且也不利于地方的政治发展。
（三）削弱政治合法性国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通常在于下述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现代化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政治选择的感悟能力；其二是权威的基础发生冲突或变得不合时宜；其三是过度但又缺乏制度化制约的政治竞争；其四是权威理由的解释不被社会接受，与此相关的是过分刺激的社会的期望；其五是政治社会化与现存权威合法性的不一致。地区差距虽然不能直接削弱政治合法性，但却是导致政治合法性流失的根源性因素。
首先，政治权威的存在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缺乏有效的、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是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因素。“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需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依赖于合理性的地区差距；一旦地区差距发展过大，其政治合法性也随之发生动摇。其次，发达地区的政治发展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参考；当国家企图以统一标准规划政治结构或者是落后地区不顾本身的客观现实而将自己的政治选择建立在“理想国”上时，落后地区就会对现行政治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流失。再次，过度的地区差距导致过度但又缺乏制度化的竞争。地区差距的过分发展导致地方经济格局的“诸侯化”，反映到政治上来即是基于经济力的不平等而导致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政治权力的过度而又非规范化的竞争不仅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会将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主导异化归源为传统国家的政治主导，进而导致政府合法性的流失。
（四）扰乱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政府引导社会在文化领域内的规范性变迁，它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教育，即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通过教育和传媒，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从而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显然，政治社会化是在一定的政府主导下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将“先进的”文化普及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不是对旧有文化的割裂，而是有“长期延续下来的各种因素、新增成分和各种创新构成”，是在旧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孕育新的政治文化。
政治社会化过程奠基于合理的地区差距基础之上；一旦地区差距发展过大，它即会扰乱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第一，过度的地区差距为政治社会化设置了时空难度。政治社会化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作为先导，它是对特定的客观现实的概括而又稍高于客观事实。过度的地区差距阻碍了具有相对统一标准的理论的形成；即使强加以理论指导，也会由于地区差距的过大而造成地方实施标准的异化。第二，过度的地区差距为政治社会化设置了情感难度。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别，先进地区带上了优越感心态；落后地区却可能导致极端的消极低沉。当落后被归因于不平等时，政府就会失去落后地区的信任。“贫困是不平等造成的一种精神痛苦，明显的不平等甚至使人感到比贫困本身更令人难以接受。”显然，在如此抗拒性情感的主导下，政治社会化便会难以进行。第三，为制度创新设置了难度。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的前提是制度必须具备广泛的适应性。从政治利益观之，它不仅要符合政治既得利益者的要求，也要符合新生政治利益集团的需要。因此，新生制度要能够生存下来，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鸿沟不能过大，否则难以弥补。由于过度的地区差距而导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越来越小，新生制度变难以适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制度无以带上整体性特征而被加以推广。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在逐步扩大，它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为政治发展带来了许多的不利。因此，寻求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实行适度的公平政策已经提到了我国的议事日程，并且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
（一）提高中央政策效能中国的现代化要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提高政策效能，特别是中央的政策效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
提高中央政策效能必须做到：第一，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现代化较成功的各个国家观之，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不是提高政策效能的唯一因素，但却是非常的主要因素之一。西方国家中央政府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经过了从小到大的过程。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补贴等形式而加强了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整合。第二，强化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中央政策是以整个国家的姿态出现的，并且以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而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由于强地方势力的出现，导致中央政策执行不力；以此为参照，形成了对中央政策执行弱化的“多米诺骨”效应。为此，必须强化政策执行力度，从行政过程提高中央政府的政策效能。第三，重塑中央政府的政策权威。政策权威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弱化——重塑的循环过程。革命后的中央政府借助革命的余威能形成高度集中、高度效能的中央政策。然而，这种权威、高效的中央政策经过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地区差距的洗礼，越来越受到削弱。
（二）实行有限政治平衡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又形成了巨大的地区差距。因此，中国既不能象当今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发展后的公平型战略，也不能象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那样实行效率型战略，而是要实行有限政治平衡战略，即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效率优先意味着尽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因为公平战略而牺牲了地方的发展，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兼顾公平意味着尽可能地实现地方的均衡发展，不因为效率战略而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从而影响政治平衡。
实行有限政治平衡，中央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实现地区经济有限平衡。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过度的地区经济差距是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从目前我国状况观之，实现地区经济有限平衡最重要的是改变过去地区倾斜型发展战略，政策优惠向落后地区转移；先富地区的再发展不能再仅仅依靠政策优惠，而要靠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经验、技术等。二、引导基层政治发展。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主体目标是发展经济，政治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如何，最终取决于基层政治发展。托克维尔早就警告人们：“上层为共和制的而其余部分为极端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基层政治。
证据法论文范文4
一、签订合同、借据时遇到的法律问题
目前我行的合同、借据文本均为格式合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客户经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法律知识薄弱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风险，但是在具体操作业务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信贷业务个案，用格式合同会有一定的不符，而我们目前在操作过程中一般的操作方法为在合同的其他条款的连接条款中添加合同的附加条款。比如，目前我行的造船贷款，按照上级分的批文，一般都是营运期半年后开始由企业运费的收入按揭还款，而目前的借款合同中也没有具体的条款对于企业的按揭贷款作出规定；另外我营业部今年刚有一笔贷款，是企业归还部分贷款退出部分抵押物，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是另行签订抵押合同，操作方式类似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对于这样的业务在合同的具体用词方面目前也只能借鉴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连接条款用词方式，但是这样的做法还是觉得有一定的商榷。
另外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签名、盖章等问题上虽然已有明确规定的做法，但是往往在操作过程中，客户经理会由于种种问题而疏忽。最近的个人按揭房贷的检查中，就频频发现签字非本人的现象。在没有发生法律纠纷的情况下，看似小问题，但是真正发生了纠纷的话，就对我行的信贷资金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二、贷后管理中的诉讼时效问题
贷款管理中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我行信贷资金也会带来风险。目前客户经理在操作过程中只是按照老的客户经理做法照搬照套，信贷系统中的诉讼时效提醒登记，在本次总行的在线监测中有很多也已过期，特别是部分的不良贷款。另外由于系统没有做限制，新的客户经理在操作过程中还往往不输该时效提醒。而目前的信贷系统虽然有此输入功能，却也没有提醒功能。而不良贷款产生后往往时间较长，对于日常工作繁忙的客户经理往往会造成疏忽。
三、抵押权与租赁权应注意的问题
物权法颁布后，在抵押上也对客户经理在日常的工作上提出了新的问题。特别是与租赁权产生纠纷时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虽然在客户经理的培训中已经提出了有关的注意点，但是可操作性不强，具体的操作还是停留在客户经理对注意点的自我理解和客户经理本人风险意识的基础上，存在着不少的风险隐患。
出现以上几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信贷管理组织体系上存在的漏洞。目前客户营销、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等工作都集中在客户经理上，包括签订各类法律合同，虽然目前已让客户经理兼任了法律审查员，但是还是不专业，而且客户经理流动性也较大。
二、客户经理队伍的建设。目前我行由于人员流动较大，主要是流出较多，客户经理队伍的建设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严重影响到我行的业务的良性发展。另外也没有系统的培训，往往是应付性的培训更多，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对于问题进行培训，而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三、上级部门在合同的制定上还是存在缺乏实际操作性和时间上的滞后性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出改进：
一、客户经理做为营销主力军，应该推向前台，将工作重心放在营销上，而对于签订合同这类比较专业的法律文件的时候，应该由专业的法律人士或者具有较好的法律审查能力的人员进行操作，而且为了便于管理应该集中操作，应该成立专门的放贷中心（这在很多商业银行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信贷管理机构，虽然具体模式与我行有不同情况存在，但是可以作为借鉴），配备专业的法律人士，有客户经理配合签订合同。这样不但避免了很多的法律漏洞，而且也避免了客户经理的在操作过程中的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造成的签字、盖章等未能做到本人面签，要求客户都是统一到放贷中心进行贷款的发放。表面来看这样可能放贷的效率降低，往往要求客户亲自来我行，但是实际要做到亲自来放贷中心进行贷款的发放，就要求放贷资料的齐全，特别是审批资料的齐全，这就要求审查审批流程的效率化、电子化等配套。在这些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目前也只能牺牲一部分效率而达到风险的控制。
二、在成立放贷中心的同时，由法律人士或风险经理集中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并设立诉讼时效登记簿，定期检查，最好能利用目前的信贷管理系统中的诉讼时效提醒功能，由法律顾问或风险经理向客户经理进行提醒，要求客户经理在一定时效之内取得客户回执并上收，统一管理、备用。
三、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加强客户经理的风险意识和增强对客户经理的法律培训，不单是设兼职的法律审查员，而是应该普及到每个客户经理，要对新客户经理上岗前作专门的培训，特别是关系到信贷风险的培训，而不是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学习。人才的流动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要做到人才的良性流动，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使得客户经理上岗不说能马上做业务但是至少能够控制操作风险，并加强上级管理部人员的业务素质，为客户经理做好业务支撑把好关。
四、在办理抵押贷款时，应要求抵押人出具《抵押物未出租声明》或《抵押物出租声明》，使我行掌握抵押物的租赁情况，堵塞法律漏洞，防范法律风险。
证据法论文范文5
关键词：电子文件；法律凭证性；法律效力；实现障碍
电子文件是通过调用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的文字来表现，其存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件磁性介质。因此，与传统书面文件相比，电子文件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加之一些来自外界的对计算机网络的干扰，都可能造成它的丢失、损坏和更改。在诸多研究电子文件法律效力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作者都把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性与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混为一谈。其实，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性与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加以必要的区分。
（1）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性。讨论电子文件是否具有法律凭证性，即指电子文件在司法过程中能否用以作为证据、发挥凭证性作用来认定事实的特性和能力。电子文件虽然是计算机技术和现代办公发展下的产物，但其在本质上与传统纸质文件一样。电子文件应该和纸质文件一样具有法律凭证性，这是国际社会和国内学者近年来趋于公认的观点，笔者亦赞同这一说法。
（2）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在传统上，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规范的生效范围。即法律规范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产生效力。法律效力强调“法律和法律文件的约束力，通过国家权力赋予法律以效力，是国家意志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4]。”由此不难看出，“法律效力”是根据国家的权力获得或丧失的。既然如此，讨论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时，更多地需要考虑其是否具备法律赋予的约束力。理论上，电子文件具有不可争辩的法律效力，但是实际生活中，电子文件因其不同的信息载体及信息记录方式而难以确定信息的原始纪录性，故其存在易出错、易丢失和易破坏等问题，从而使得法律效力的确认工作难以进行，致使其在司法过程中难以接受为证据，这也许就是至今国内外法律仍未明确规定电子文件可作为法律证据的原因所在。不过我们知道任何技术都是在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与法律法规手段的结合来保证电子文件的原始纪录性，当可以保证电子文件信息具有依据凭证作用而具有法律效力。
电子文件的凭证作用表现之一就是它的法律效力问题。由于电子文件原始性界定困难，极易引起人们对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作用产生怀疑。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的确立，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要依靠科技真正攻克电子文件原始性的界定关[5]，这是解决电子文件法律效力问题的基础。其次，要加强立法工作，从法律上明确电子文件的凭证作用及法律效力，做到有法可依，这是解决电子文件法律效力问题的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证据是能够证明某一特征事实的真实存在的一切事实，它具有客观性（也称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等三个基本特征。因此，文件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就取决于这三个特征。
（1）电子文件的客观性。电子文件是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运用电子计算机或者网络设备进行事物处理过程中形成的真实历史记录，只是在记录内容的信息载体上发生了变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文件的内容不易为人修改，从而确保了电子文件的客观真实性。
（2）电子文件的关联性。电子文件的关联性是通过电子文件的背景信息和结构信息表达出来的。普通的纸质文件本身已经包含了背景信息，如机关的印章、签名等本身就包含在文件载体上。而电子文件的背景信息指伴随着电子文件的生成和运作过程产生的人员和机构等方面的信息，其客观地反映了电子文件与事务之间的关联性。只要电子文件的保管者能妥善地管理好背景信息，那么电子文件的关联性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3）电子文件的合法性。电子文件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电子文件的收集、保全和审查制度来实现。如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来确保电子文件来源的合法性与真实性，通过建立安全可靠的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来确保电子文件不被非法用户修改甚至销毁。可见电子文件的合法性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纸质文件所具有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点，电子文件同样也可以具备，这就构成了电子文件法律凭证的基本理论依据。
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主要是指电子文件作为证据在法律上的证明力。然而，证明力的强弱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不确定性性。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将某一类证据归属于证明力强的证据，而将另一类证据归属于证明力弱的证据，但是证据证明力强弱之分确有规律可循，例如历史档案、历史物证都有强大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力。我认为，讨论证据的法律效力应该从证据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方面来看，客观真实是指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事物和状态，而法律真实则是指法学家根据诉讼规律、证据规则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从以上所述的档案学界对档案的本质属性所做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档案本身的特性与作为法律证据所应具有的“书面”“原件”“存档”等要求的高度吻合，使档案作为证据时能够达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高度统一。这也正是在法律诉讼中，原始档案具有无可争辩的法律效力，而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尚存争议的关键。如果我们能证明电子文件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高度的统一，那么电子文件就确实有和档案一样的法律效力，但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
以下几个当面成为影响电子文件证据性的重要因素：
（1）来自传统档案学观念的影响。档案学理论将档案的价值基于其原始性，原始性是档案区别于其他资料的本质属性，人们往往习惯用“原件、原本、原稿”来强调档案这个概念。而电子文件不具备白纸黑字的直观性，因此，如果继续拘泥于“原件”的概念，必然会阻碍人们对电子文件价值的认识和利用，这是电子文件法律凭据效力难以确定的障碍之一。
（2）电子文件的不完善管理易导致电子文件证据性的丢失。第一，电子文件本身所具有的数据易消失性、非安全性、易改动性、易出错性和对电子计算机系统设备的依赖性等特点，使得电子文件的安全保管和维护有一定的难度，从而使电子文件容易丢失其真实性和证据性。第二，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成熟，使得外界对电子文件证据性的维护难以放心虽然国外对电子文件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但目前仍然缺乏统一的电子文件管理国际标准。
当然，我衷心希望，科技和网络的发展最终将弥补其自身的缺陷，使电子证据成为证据王国中的“后起之秀”。
【参考文献】
[1]赵雪.电子文件法律效力认识的几个误区[J].湖北档案，2002（07）：4
[2]董杜骄.电子证据研究的认知起点[J].技进步与对策，2003（02）：14
证据法论文范文6
我又上网查看了证据科学研究院官网，知道了它属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属于新兴专业，许多精品课程都可以在官网查看自学，比如 “长江学者”、证据法学和诉讼法学专家Ronald J・Allen教授讲授的“美国证据法”，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副院长刘大群法官的“国际刑事审判”， 瑞士洛桑大学Durdica Hazard博士讲授的“犯罪现场与科学证据”等等，授课者都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能够体现这个学科的国际性特点。我还了解到，司法文明专业还有众多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奖学金也很多，不论是从学术价值还是学习的性价比来讲都是非常高的。
准备初试时，在选择书籍方面，需要准备的是《法硕考试分析》、《法硕考试指南》（强烈建议要看刑法分则部分）、《法硕配套练习》（和指南配合使用）、《法硕历年真题详解》、《法律硕士考前背诵》、《法律硕士法律法规汇编》。有句话叫“得民刑者得天下”，因此民法和刑法一定要理解，重在看指南，其他科目看分析即可，法理、宪法和法制史重点在于记忆。无论是准备初期还是中后期，这几本书都非常重要，但是书不在于看得多，而在于看得精，尤其是要把历年真题吃透（近三年真题更重要），计时做题给自己紧迫感，做好错题记录，找出出题规律，找到相对应知识点并熟记。
复试需要笔试和面试，重点在于考查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方面的知识，第一天考理论笔试和英语听力，第二天英语面试和专业课面试。在复试备考期间，对于英语，由于我自身基A比较好，只是每天保持听BBC新闻，或者用六级英语练听力。
专业课里，复习刑事诉讼法我看的是司考书，对于短期内熟悉程序很有帮助。我还激动地买来了张保生教授主编的《证据法学》，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证据法学的知识领域，既陌生又觉得似曾相识。书中提到：“证据法是法治的基石，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学习证据法，增强证据理念，有助于提高证据意识，维护公平正义，保护人权。”这句话令我我肃然起敬，也反思了很多。就像张教授所言，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一边思考一边学习，使我对证据法学越来越感兴趣。之后，我开始认真做好每一个专题的笔记，并上网查阅一些证据法的论文辅助理解。随着对证据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我也明白了，只有真正理解和思考了问题，自己的见识才会慢慢提高。这个时候，我开始兴奋地期待复试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