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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男尊女卑；具体表现；启示
一、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
在《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类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这段话反映出了在原始社会里，不分阶级，也不存在剥削，而且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
在我国古代的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时期，长期存在着群婚制，这就导致了孩子的父亲无法确定，只能按照母亲来确定血统和划分氏族；在经济上，按照自然分工，男子主要负责狩猎，女子则从事植物食品的采集和经营原始农业，相比起来，女人所提供生活资料的可靠性比男性要大的多。因此，“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掌握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逐渐的到了父系氏族时期，男性的养家糊口、耕种、渔猎等能力得以大大发挥，这时才有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出现。
二、男尊女卑思想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里的具体表现
（一）女性在尚未出生时期即面临生命权的被剥夺困境
由于男尊女卑观念意识的深入，出于自身的香火传续等因素，很多父母通过所谓的“性别鉴定”之后，发现是女孩的，便会随即把孩子流掉，甚至在一些传统思想严重的农村或一些落后的山区，女婴出生以后被遗弃的现象时有发生，意识形态的某些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生命权。
（二）女性在生命成长周期教育权利的被弱化困境
教育权利的被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女性到了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后随即被终止，比如在很多农村地区，女性念完初中或者高中以后随即终止教育并开始打工赚钱，甚至这种观念深入到女性本人，念到初中和高中以后自动放弃学业，最终体现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越往上女性数量越少；其二，当一个家庭无力承担几个后代的教育机会的前提下，首先被放弃教育机会的大多数是女性家庭成员。
（三）女性在生命成长周期就业机会和职场升迁机会的缺失困境
在就业市场很多单位和企业招男不招女，甚至有些企业为了回避某些法律的规定，在女性就业招聘上故意设置重重障碍，很多高校只能采用了女生搭配男生的方式才能把女生推销出去，这使得很多女性在就业上有着强烈的自卑情结，其次在职场升迁几率上，女性升迁的几率大大小于男性升迁的几率，甚至有些地区的女性官位完全只是为了完成某些女性比例指标而设置的，大多是一些副职或者毫无实权的摆设官职。
（四）女性在整个社会发展历程中姓氏权力的被动困境
这一点也是夫权社会的核心，无论女权主义者如何争取权利，在这一点上是无法撼动的，中外任何国家在这一点核心上居然是惊人的一致，当年希拉里嫁给克林顿以后刚开始不愿随克林顿的夫姓，结果遭到美国州民的咒骂，只能妥协跟从夫姓；女性怀胎十月，最后历经生死之痛分娩的后代必须跟从夫姓；在很多族谱和家谱里，女性成员只能以刘氏王氏这样的标示存在；所以姓氏权力是夫权社会的核心，也构建了整个夫权社会的基础，也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基础，这一点女权主义者是无法撼动和无力撼动的。
综上所述，男尊女卑观念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里根深蒂固，而这个观念也成为了夫权社会的象征。
三、男尊女卑形成原因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我国封建社会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的经济以农耕经济为主，而且是落后的小农经济， 主要依靠人的体力，或配以畜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主要靠力气，而男人和女人在体质和体力方面又确实存在自然差距，这种客观存在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有了男尊女卑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男女的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男尊女卑是落后的农耕经济的产物，虽然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并不发达，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农业又落后，现代化程度低，这就是社会上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的客观原因。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也会导致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人们逐渐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女性在社会各行各业中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女人也可以养家糊口，女人也可以造福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将逐渐丧失其客观依据。然而社会意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现实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将发生变化，但二者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或许消除这种落后思想比中国的现代化所用时间还要长。
消灭男尊女卑，并不意味着女尊男卑，矫枉未必过正，男女平等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社会由人来组成，人有男女之分，男女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男人或女人，社会都难以存在，更谈不上发展。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妇女自己的事情，妇女要主动解放自己，包括思想和物质等多方面。世俗的偏见不利于妇女的发展和彻底解放，而人们如果不能突破世俗，就不会有妇女的发展和彻底解放，突破世俗又需要客观事实做基础，社会意识的变化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妇女只有提高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应的社会关系才会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才会根本改变，才会从根本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进而也更有利于妇女的发展。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2
在城市发展中，城市规划面临各种问题，一个好的城市规划不仅是解决城市发展现阶段的难题，更能对于城市发展起到再生作用。本论文通过对实例的分析，导入立体城市规划法这一新概念。从而引导和促进我国城市规划全面由2次元向3次元转变。
关键词：立体规划,城市再生,3次元规划
Abstract:
In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planning faced all kinds of problems, a good city planning is not only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ore can a role for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into three-dimensional city planning this new concept. Thus guide and promote our country city planning by 2 times to overall $$3 times change.
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planning, urban regeneration, three yuan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研究的背景
伴随改革开放下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也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随之而来的住宅供给不足，生活环境恶化，城市无秩序的扩大等一系列问题显现出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试图通过郊外地区的开发，新城市的建设来得以解决。然而，我们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活动的分散，汽车使用量及交通量持续上升，自然环境急速性被破坏、城市中心附加值衰退等系列新问题大量产生。因此，一味的采用扩大城市、开发郊区的平面规划法，受到了一定质疑。在此背景下，在现有城市基础上，通过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来压缩城市的立体城市规划法受到关注。
相比城市平面性扩大开发中面临的民居拆迁、耕地占用、环境破坏等问题，在现有城市设施及建筑物的基础上进行立体、综合型开发及整理不仅能有效扩大城市空间，更能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所以立体城市规划法的导入势在必行。立体城市规划法不仅表现于立体道路的建设、超高速通信网的埋设、地下物流设施规划、电缆集中化等城市规划设施的立体化，它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大众交通中心型城市开发（TOD）。而这一概念的实现就需要以换乘中心等主要交通设施为中心，居住、商业、业务、文化等多样城市机能的集中化程度的提升。
立体城市规划的理论及发展
广义的立体城市规划就是为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从空间层面上看以某一点为基准，进行向下向上的多形态，多用途的综合性开发。狭义的立体城市规划是与城市规划设施的重叠铺设及城市规划设施和非城市规划设施的立体性整合相关的概念，即，在基准单一土地上各种用途综合性设置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达到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各个建筑物的立体综合规划。这一规划不仅是对基础设施所需财力的节约、城心土地不足问题的解决、各种环境污染的防止，更重要的这是对土地资源的合理性、效率性利用的规划。
立体城市规划法的发展根据各国的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程度都有所区别。但是，纵观立体城市城市规划法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为4个阶段。
一、为了便利城市交通，高架铁路、高速公路等的修建。可称之为1次元的规划。
二、高架铁路、地下公路、地下铁等空中和地下的立体开发。可称之为2次元的规划。三、与周边建筑物相连接的综合性开发。可称之为3次元的规划。
四、既考虑到城市景观和历史建筑物等又力求精练的立体城市开发。可称之为4次元的规划。
以H市为例，浅析立体城市规划法
H市现有一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和区间路。东部地区为居住区。现在计划在城市西部地区建立商业贸易区，从而把H市打造为以商业贸易区为中心，商业、居住、文化等综合化及大众交通快速化综合化的新城市，因此，我们将导入立体城市规划法来进行规划。
道路的立体化
H市西部地区为商业自由贸易区，东南方向及东北方向分别与港口城市Y、Q相连接，为了商业的发展，需要在东西方向建造一条高速公路，来缓解交通量的增加，提升物流速度。若要实现东西高速的直线化，则需要与现有的南北快道相交叉。但是高速公路的修建势必影响城市道路的贯通性，影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南北快道及东西高速公路的修建全部采用地下化。假设东西高速建在地下3层，南北快道建在地下2层，那么两条道路的衔接方式就不能采用一般形态下的立交桥法。采用地上半圆循环形态的道路体系（Center Loop）来代替立交桥，不仅能连接两条道路，还能有效利用地面路段，缓解交通压力。
大众交通设施的综合化
H市主要大众交通是一条东西通向的BRT路线，以及一条南北通向的LRT线路。考虑到城市交通及乘客的换乘的方便性、效率性，南北通向的BRT路线及换乘站规划建于地上，南北方向的LRT规划建于地下2层，考虑到乘客BRT与LRT换乘的安全性，及对于路面机动车交通的无阻碍性，BRT与LRT的换乘站将规划与位于他们之间的地下1层。同时，地下2层除了LRT车站外还将设置出租车停车场、公用停车场等通过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来增强换乘的方便性。
公园及商业设施的综合化
既然我们规划了BRT与LRT的换乘在地下1层，那么自然而然的步行活动我们也规划在地下1层。地下1层连接换乘广场规划大规模购物区和文化区。考虑到地下空间的采光、换气、开放感等舒适性，在步行通道连接处的规划应注重大规模的清爽空间。同时与地上建筑的规划应相一致。例如，如果地上部分的规划为住宅区，那么考虑到居住者和来访者地下的规划多为休息空间和文化空间。
非城市规划设施的综合
东西高速及南北快道建成后，在其辅道周边地区规划建居住、商业、办公等非城市规划设施。从而使城市规划设施和非城市规划设施得到综合协调发展。具体来看，东西高速和南北快道相衔接的地上部Center Loop的规划不仅能缓解过度的交通量。更应考虑到人性化的亲和性。也就是说在这些辅道设置后，通过这些辅道可以使商业集中区周围建筑物的地下停车场方便快捷的直接进出。同时，考虑到交通的安全性，车辆进出时，在这些地下通道内将禁止超车、车道变更等。
结论
本论文以H市的东西高速直线化规划角度入手，通过道路、停车场、公园、换乘站等的综合规划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实现城市的立体规划。特别是以换乘站为代表的大众交通设施的规划，不仅缓解拥挤的交通状况，更能与周边建筑相连接，有效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方便居民的生活。
在立体城市规划概念的导入过程中，相对于城市设施与非城市设施规划的综合，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为城市规划设施的综合。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由2次元向3次元规划发展将是必然趋势。本论文以H市规划为实例，通过具体分析，为其他城市立体规划的导入，提供一定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庭伟.中美城市建设和规划比较研究,2007.
【2】H. W. Richardson,Regional Growth Theory, London: Macmillan,1973.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3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转贴于中国
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全元文；江西；文化；地域分布
一、关于《全元文》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经过长时间的经营承担起了《全元文》这套书的编辑重任，由李修生主编，在大规模文献普查基础上于199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历时15载编纂成功，其中收录了大量元人别集中的著作和散篇文章，汇集了诸多不易见的材料。《全元文》共61册，1880卷，收文35000多篇，总字数约2800万，涉及元代作者3200余人，是有元一代全部汉文文章的总汇，在收集过程中对误收和漏收作了大量甄别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以此书为基础，对书中收录的江西人物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入了解元代的江西文化。
二、《全元文》所收江西文人的地域分布
经过统计，《全元文》所收江西13路人数多寡依次为：吉安路（57人）、饶州路（48人）、抚州路（39人）、龙兴路（36人）、信州路（19人）、临江路（17人）、建昌路（10人）、江州路（9人）、瑞州路（7人）、南康路（4人）、袁州路（3人）、南安路（2人）、赣州路（1人），另有4位永丰人，不明是吉安之永丰，还是信州之永丰，还有3位只注明籍贯江西，具体地望不明。达到10人以上的单个州县有：徽州路婺源州（27人）、饶州路鄱阳县（24人）、吉安路庐陵县（22人）、龙兴路南昌县（22人）、抚州路临川县（14人）和金溪（13人）以及吉安路吉水州（11人）。
三、元代江西文化地域差异分析
元明清时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南北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两千多公里，贯穿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七省市，在江西境内则占三分之一。”中国东南半壁赖以沟通江湖陆海，纵贯南北者殊此一途，从而形成了江西区域文化上的重要特点。这就很好地说明元代江西的文化必定在全国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笔者从交通方面来详细分析元代江西出现以上五个文化富集区的原因。
1.徽州路婺源州文化亚区
元代昌江和婺水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两条水道，连接徽州与鄱阳湖。元人丁复有诗：“荒凉秋浦时时酒， 仿佛番江夜夜船。” 番江， 通“鄱江”， 即婺水， 今名乐安河， 由婺源流经饶州路治鄱阳入鄱阳湖， 是联系婺源与龙兴经济中心区的重要交通线。昌江在鄱阳附近与婺水汇合后流入鄱阳湖， 是祁门茶等经济作物与浮梁瓷器外销的重要水上通道。位于婺水与昌江交汇处的鄱阳成为发达的商业中级市镇。
2.饶州――信州文化亚区
饶州、信州两路还是江西省通往江浙及福建地区的长廊。信江整个河段在元时都是可以通航的。元政府在信江沿线设有水驿， 由鄱阳湖溯信江水路， 经余干、安仁、贵溪、弋阳、信州（今上饶市）、沙溪抵玉山。由这可抵杭州， 往南可到武夷山， 至福建省境。信江边的贵溪县西南八十里的道教胜地龙虎山， 显赫的宗教地位加上信江驿道的便捷交通，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3.豫章文化亚区
治所龙兴地处广大赣江腹地与鄱阳湖的连接点，“南接五岭， 北带九江”、“襟带江湖， 控引荆越”， 南北沟通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 东西连接两湖与浙闽两大经济区， 人称“吴头楚尾”。据载， 当时的龙兴城“缘江而为城”，“受江右诸江之水， 而衍迤宽广， 安而有容”。优越的商业交通中心地位使龙兴城四方百货云集， 商贾汇萃，“官盐法茗有饶乏， 市利商功无算筹”， 商品交易量相当可观。“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吉水（今江西吉水） 的瓷器， 袁州（今江西宜春） 的木材， 分宁（今江西修水） 的茶叶， 永丰（今江西永丰）、抚州（今江西抚州） 的棉产品”。所以南昌的文化依赖自身良好的交通优势，相应地也很发达，从表一中可以看到南昌籍贯的人数达到22人，而龙兴路共达到36人。
4.庐陵文化亚区和临川文化亚区
临川境内河流交错，水系成网，10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积的河流就有467条。 本市河流均属长江流域，有抚河、赣江、信河三大水系。抚河干流全长317公里，为全市最大河流，也是江西省第三大河流。本市流域面积为1.59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91.9%。沿汝水（今抚江， 上游为盱江） 过抚州、建昌，在建昌、邵武交界处度杉关，可连接由邵武下汀州到潮州的驿道；也可由麻沙至建阳，上建溪，连接闽江干线。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相继出现诸多“临川才子”及著名文学家。
这两个文化富集区的发展主要都是依靠赣江这条重要航道，抚河、赣江、信河航运网络的构建，促进了庐陵地区和临川地区的信息流、物资流、文化流的形成。对江西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关系甚巨。
本文通过对被收入《全元文》的江西文人地域分布做统计分析，可以了解江西文化与人才的历史地域特征，对江西文化地域差异形成原因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元代江西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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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论文范文5
一、当代前辈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
关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不泯的业绩，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裴文中先生，字明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有一个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时代，也许就是由龙山文化过渡到殷代文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暂时就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假定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有“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两篇论文，论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是讨论从原始制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一把钥匙。郭宝钧先生字子衡，则有《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指出：“从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颇进步的甲骨文字，已超过象形阶段，发展到会意组织阶段，跨入形声阶段的边缘，它是后代汉字之祖，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畛域人标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专著，指出：中国文明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具有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渡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国学者誉之为稀见的学识渊博。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确指出：“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陈梦家先生，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多书，毕生从事甲骨文、殷墟铜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学勋卓著，影响深远。
而在今天赵芝荃先生、郑光先生之於偃师二里头，郑振香先生、陈志达先生、刘一曼先生之於安阳殷墟，都在进行发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学术研究水平。
二、我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
对於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於这个问题，我曾多年作过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① ；继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文明可以区分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谈王国文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或标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是有标志的，也就是说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什么历史现象出现了，才算得文明出现了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国家的出现，并且也只有国家的出现，才算作文明出现⑥。有了文字出现还不行，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画，但是两族都没有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所以有文字图画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现，因为两族并没有建立国家。
四、我对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
中国仰韶时期，应已经出现金属，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杨家圈发现铜炼渣，三里河出现铜锥，在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发现了铸铜遗址，当然是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一定阶段的迹象。
2、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二里头文化为粟作经济，已有六畜，《尚书·皋陶谟》：“濬畎浍距川”，“畎浍”历来以井田界标作解。
3、中国文明起源与阶级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号大木椁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环与猪头骨，而62号小墓连陶器都不见，这样财富不均的情况，亦即私有制出现的标志。中国阶级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邯郸涧沟房基内的四具人头骨，均有砍伤痕迹。
4、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出现
阶级出现三、四百年以后，二里头出现了宫殿址，证明已经有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王者，这种国家的出现，即文明出现的标志。
夏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宫殿，启“大飨诸侯于钧台”。有神庙，《尚书》作夏社。有军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众一旅，旅是军队，一旅由五百人组成。
5、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字
半坡陶器口缘上已见刻符，二里头大口尊上已见近似文字的结构，为汉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仅是夏王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同样它也提供了蜀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
6、中国文明形成的渊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迹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绿玉铲、鸡骨白玉臂环、陵阳河的玉壁、两城镇的玉坑和后来发现的饕餮纹玉锛等都是。
7、中国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中原豫西伊、洛、河、济之间，出现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时候，西北面甘肃仍见半山类型的彩陶，东北部内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壶，南方良渚文化更见黑衣陶簋，都没有达到夏王朝的水平，显示了不平衡性。根据以上对文明出现的一些认识，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而书经协和万邦，是昭示王国文明、方国文明的最好启迪。
五、王国文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二里头村南，南面伊河，北邻洛河，面积东西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国语·周诰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证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记·正义》：“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洛阳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兴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国之区，因而也是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区。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铜器的记录，但是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窖穴，已经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三期的铜工具，有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鱼钩。属于兵器的有铜戈、铜戚、铜族，已有长兵和短兵。属于饰物的圆形铜泡、圆形铜器、镶嵌缘松石铜器。属于礼器有铜爵，属于乐器的有铜铃。《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之于昆吾。这些文献都说明夏已炼铜铸鼎了。
二里头这个统辖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个首邑即首都，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中部发现了一号大宫殿址，在正方形夯土台基上，筑成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宫殿址，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础石的主殿，应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门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宫门。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庑、宫门组成的伟壮宫殿。一号宫殿北150米处有二号大宫殿址，在二里头像这样的大片夯土台基还有四十多座。当时必定是殿堂相连，坡顶栉比，宫室之伟壮，正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总之，在二里头出现了夏邑这个大都邑，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军旅，出现汉字原始结构的文字符号，标志着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奴隶制国家⑦
。这种奴隶制国家，也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也就是出现王国文明的标准。
六、方国文明
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竹书纪年》相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芬时，九夷来御，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而贡金九牧中的九牧，当为诸夷较大部落的首领，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应为方国。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即方伯，武丁时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时有人方、盂方，这些方国的国家出现，即方国文明的出现。
蜀这个方国，也见于《殷墟书契乙编》5280卜辞，贞，蜀不其受年，即为例证。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国文明的对象，三星堆已经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铜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头戴瓣状冠，即资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显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国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三星堆铸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铜器，也正是蜀这个方国进入青铜文明的标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墙1800米，东墙1000米，西墙600米，北墙为鸭子河冲毁，周围约十里，也正是蜀这个方国都邑的实态⑧。
七、结语
以上夏、商出现的王国文明，蜀出现的方国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如匈奴。有单于，匈奴称为撑犂孤涂，匈奴语意称天为撑犂，称子为孤涂，即天子之。唯独渔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总之，文明的出现，既然是一些生产较发达的大的部族，从野蛮高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带有广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经历的过程，那就带有特殊性。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⑨。 注释
①佟柱臣：《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返回
②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 1975年6期。返回
③佟柱臣、王泽庆：《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人民中国》 1978年7期。返回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9年2期。返回
⑤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 1991年11期。返回
⑥佟柱臣：《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史前研究》 1984年4期。返回
⑦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 1983年2期。返回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6
考察神清的“双遣双存”，从本质上来看，具有破中求立的意思，在中唐诗学建设方面，尤有启迪意义。按卒于贞元末的皎然，在《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有《唐湖州杼山皎然传》，记载皎然曾在灵隐寺出家为僧，“后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者”。在浙江境内，当时佛教以天台宗影响最大，《宋高僧传》卷六《唐台州国清寺湛然传》说天台宗应溯源到龙树，元魏高齐间，有释慧文，授学于南岳思大师，创建三观之学，到智者大师此学蔚然兴于天台。湛然“乃龙树之裔孙，智者之五世孙也”，湛然天宝初出家为僧，他感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jiāo＠(22)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而反对荡于空和jiāo＠(22)于有，正表明“中论”是他所肯定的思想。《宋高僧传》卷十五《唐越州称心寺大义传》说释大义十二岁入山阴灵隐寺求师，开元中，誓入天台佛陇转藏经，可见天台是僧人神往之地。皎然游历甚广，交友众多，“天台”与他所处之地相距不远，其《忆天台》似乎证明他曾到过天台，对于天台宗、北山神清等提倡“中道”的佛学流派，他一定不会陌生，“中道”或“中论”思想也必然耳熟能详，与此融合儒释的思潮有深刻的共鸣，如其《答郑方回》说：“宗师许学外，恨不逢孔圣。”学养结构也是“会道控儒”，《酬崔侍御见赠》说：“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与君为此说，长破小乘疑。”《哀教》说：“如何工言子，终日论虚无，伊人独冥冥，时人以为愚。”其《禅思》说：“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寂灭本非寂，＠(23)＠(24)曾未＠(23)。嗟嗟世上禅，不共智者论。”其力纠顽空之弊的倾向与神清十分相近，故其所标举的大乘，大致上就是龙树为主的佛学思想。皎然著《诗式》，总结前代诗歌理论与创作经验，提出“诗有四不”、“诗有四深”、“诗有二要”、“诗有二废”以及“诗有四离”等观点，其目的就是要不离“中道”，此与龙树《中论》开篇著名的“八不”之说十分相似，在破除各种成心与局限之后，建立起合乎“荡然无累”的诗道。《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抵而论，属于至解，其犹空门正性有中道乎？何者？或虽有态而语嫩，虽有力而意薄，虽正而质，虽直而鄙，可以神会，不可言得，此所谓诗家之中道也。”十分突出以“诗家之中道”为标榜。《宋高僧传》皎然本传叙述到“元和四年，太守范传正、会稽释灵澈同过旧院，就影堂伤悼弥久，遗题曰：‘道安已返无何乡，慧远过来旧草堂……’”云云，他们将皎然及自己和道安、慧远相比，皎然也经常提及支遁、竺道生、慧远、宗炳等六朝名僧，其佛学与诗学之“中道”，显然与神清有相近的学术渊源，而神清的“中道”也可为皎然的诗家“中道”提供佐证注脚。而此种诗学意识影响诗歌创作，势必对诗歌意境圆融大有裨益。宋严羽《沧浪诗话》盛赞盛唐诗歌，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còu＠(25)泊，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好以禅论诗，要理解严羽这番话，其实应溯源到刘勰以至神清一系佛学的阐释，从创作与审美理念来看，此对于铸就意境圆融的诗风，无疑具有正面的作用。因此以后探讨形成唐代诗歌风貌的诸种合力，佛教一边的影响，同样也不容忽视。
二、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论
唐宪宗元和年间，唐代文学又迎来一期，韩柳、元白等大家辈出，神清在当时颇有影响，《北山录》内容丰富且颇具特色，作为研究中唐文学思想背景的宝贵文献，其参照价值也有待发掘。
《北山录》卷第四之《宗师议》说：“议者以为佛图澄之门，豫章杞梓也；道安之门，昆蓝琮璧也；罗什之门，瑚琏fǔ＠(26)簋也；慧远之门，犀象齿革也；慧光之门，孔翠羽毛也；玄奘之门，沈檀兰蕙。去圣逾远，道德降矣，艺行美矣。将非泉涸之鱼，失江湖之所在，多其xù＠(27)沫耶？”此段文字集中地表述了神清的文学观，他认为六位大德高僧所展现的学问和人格风范都如美文一般，光彩照人。而文学之本身，道德与艺行却是相背离的关系，道德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文学的品位自然也随之下降，“艺行”仅如鱼失江湖之后口吐的泡沫而已，意味着道德的消解。《北山录》卷第五之《释宾问》说：“梁武……其太子纲、纶、纪，宗室诸王，亟弄文墨……是以尸素之门，各各以文章自xuàn＠(28)。”梁代朝野的文学，在他看来仅仅是炫耀，自然属于道德的堕落。《北山录》卷第六之《讥异说》说：“仲尼曰：‘君子之道，＠(29)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近世握管记者，鲜闻道德，艺行卓迈为高僧，多其聚徒；结纳延誉为高僧，或世寡贤良，或搜hé＠(30)不精也。”以前句“鲜闻道德”为前提，则后句“艺行卓迈”就显然包含着不屑的意味。犹如《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谓“去圣久远”所造成的“将遂讹滥”，两者意见几乎如出一辙。再对照韩愈文论观，在韩愈之前，古文运动先驱已关注到文、道关系，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说：“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柳冕主张文章本于教化，其《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说：“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已开尊道轻文之先。韩愈之道统说的提出，更带有对于士人生命状态及人生价值深刻的反省意识，韩愈《与陈给事书》说：“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则贤者不与；文日益进，则同进者忌。”韩愈深表疑义，考察这些言论，古文家们偏重于儒家领域来论述文、道的关系，神清则出于佛教视角讲论艺行与道德的关系，但是两者的思路却何其相似乃尔！《北山录》卷第四之《宗师议》又说：“颜延之著《离识论》，帝令慧严辩同异，往复终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之谈也。’支遁才章茂逸，得僧会之风；僧肇笔削奇迈，又得支林之风；安、远、生、ruì＠(31)之徒，各擅其美。其后缁列，寡有绍其音徽者。齐梁之后，世尚纡丽，词亏体要，致使求其雅言立意，曾不及于汉魏之间箴论，而况于圣人经籍乎？故悬象岳渎（慧宝注曰：“悬象，经天也；岳渎，缔地也。”），不以妍华为天地之文章，以其能纲纪覆载为文章，人文安不然乎？”也对南朝“词亏体要（刘勰主张“辞尚体要”）”的纤丽文风表示不满，认为它们已经远离了文章“宗经”的方向，而且也不及汉魏文学的浑厚气象。
《北山录》卷第九之《异学》说：“器弘者以虚受为美，心远者以赡闻为优……圣人皆不限所知，捐其小善，近崇文德，远成种智……马鸣大士撰《苏远孥太子歌词》并《本行诗》；龙树以诗代书，寄南天竺国婆多婆汉那，彼方之人，咸皆诵咏，以为华而典也……华夏自燧人氏仰观斗极，以定方名，庖牺氏用之而画八卦、造书契，至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古之遗书，如楚依氏之所读者也。洎仲尼，删诗、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振崩坏之俗，故有六经焉。故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左氏》、《国语》、马迁《史记》，汉魏以后，皆有书志，兼乎百氏族，备于金马石渠之目。至若文章之始，歌虞颂殷，逮周德下衰，诗人盛矣。诗人之后，《骚》、宋变于风雅，贾、马、杨、班，渐变乎《骚》，逮（应作建——笔者注）安变乎贾、马。晋宋以降，《咸》、《韶》不接，齐梁之间，花绘相似（慧宝注曰：“沈约、刘勰、任fǎng＠(32)、谢安等。”）。”《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自风雅寝声，某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久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再结合《明诗》与《诠赋》等篇来比较，可知神清基本上祖述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他谈到“至若文章之始”，显然他将文章与六经、史传以及诸子中离析出来，具有比较清晰的文学观念。皎然《诗式总序》称“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可见这是中唐时期缁素共同的文学发展史观。对于这种变迁，神清指“晋宋以降”云云，明显持批评的看法，此与其辩乎“道德”与“艺行”之间的文学观是相一致的。然而在重视道德的前提下，神清并不否定“艺行”的价值，此点与极端的道学家文论又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与韩愈以道统衔接文统的思路比较接近。《北山录》卷第九之《异学》说：“此方六书，定文字之出，故穷大篆则于文字之不惑也。彼方六释，辩名题之因致，故穷世语、典语，则于名题有得矣。而康僧会、支道林、澄、什、安、远，什门四圣；梁僧yòu＠⑦、周道安、隋彦琮；国初净、宣、林、概，靡不洞闲本教，该涉经史，研综词翰，咸事著述，极夫匡绍者也。礼曰：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僧也。支遁注《庄子·逍遥》篇，希玄之宾高其致也；慧净撰《英华集》（慧宝注曰：“诗集。”），丽藻之士美其鉴也。由是表正人天，折重师律，文场法苑，何世旷能。尝有客听远公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引《庄子》义为连类，惑者乃悟，自后安公时听远不废俗典。宋元嘉年巳日，车驾临曲水，命慧观与朝士赋诗，观即座先献……夫世以容词、德行难以求备之仁也，难语其阙，真可谓堂堂乎难与并为仁矣……但时有不学者，心智聋瞽，恃其顽薄，如豕如羊，很戾朋从，视于智艺，狎而笑之，以为著文字，过比夫衡、岱，未云重也。先圣以为群羊僧，不甚然乎！复有狂狷之夫，弃夫本教，聊览坟素，游衍内侮，若豕负途，洁则忌之。如宋慧琳、慧休之流也……故小人之量有君子之艺，未尝不填覆败辱，实天贻之不祥矣……识者感其言，而励进是曰为文，夫稻畦为衣，陶土为器，使人服而执之，澹然无为，然后以经律为绳墨，以文章为润色，其能不思容服而神，何福欤！余尝观夫缁衣者，读书为文，唯知有俗情，而不知其他。”此节文字中，他重视小学功夫，并且对于高僧们“研综词翰”极表赞许，在法苑与文场之间，两者绝非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相得益彰，看到“容词”与“德行”在文章中很难兼顾，但不能因此推导出否定“容词”的结论，他贬斥那些不学无术却狎视“智艺”的顽薄者，正是先圣所指的“群羊僧”，显示出他对于“智艺”即文艺的尊重；同时他又批评本末倒置者，提倡君子之胸襟情操与君子的词翰智艺相结合，做到德艺双馨，这才是人生美好的境界。作为僧人的神清，其文学观十分正大精当，并已经指出了后世如北宋石介辈的文论误区。
三、指出超乎南北宗之上的文学发展方向
饶宗颐先生《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五《文学与释典》J《借用南北宗以喻诗文派别》[8]一文，较早注意到神清《北山录》借用佛学中的南北宗，以论述文学问题，堪称发覆之见。关于佛教之南北宗，在佛教界早有谈及者，譬如《宋高僧传》卷六《唐台州国清寺湛然传》说湛然在天宝末、大历初，曾蒙诏书连征而不就，在建中三年圆寂。湛然撰《法华玄义释签》卷十九叙述了南北宗的缘起，说：“初中言南三北七者，南谓南朝，即京江之南，北谓北朝，河北也。自宋朝已来，三论相承，其师非一，并禀罗什。但年代淹久，文殊零落。至齐朝已来，玄纲殆绝。江南盛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于时高丽朗公，至齐建武，来至江南，难成实师，结舌无对。因兹朗公，自弘三论。至武帝敕十人止观诠等，令学三论，九人但为儿戏，唯止观诠，习学成就……故知南宗初弘成实，后尚三论。近代相传，以天台义指为南宗者，非也。”[9]虽已经出现“南宗”一词，但讲三论者，并禀罗什，与达摩一脉的南北宗，似乎不同，但至少表明当时已经谈论南北宗。《宋高僧传》卷十五《唐吴郡双林寺志鸿传》说：“大lì＠(33)中，华严疏主澄观批寻。”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五十六说：“非念离念语，则非念似南宗义，无念、离念似北宗义……故南北圆融方成离念。”[10]《宋高僧传》卷六《唐圭峰草堂寺宗密传》记载宗密活动于唐元和年间。其《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一说：“禅师既佩南宗密印。”[11]总之，到神清之时，南北宗问题已颇为佛教界所关注。唐初以来，整个文化呈现南北交融的态势，因此才有上述澄观所谓“南北圆融”的议论。
神清如何看待佛学的南北宗？此与其“中论”思想相结合，必然会生发超越南北宗纷争的观点。其《北山录》卷第六之《讥异说》说：“东魏末菩提达磨陈四行法，统备真奥。传法与可，可遇贼断其臂，以法御心，初无痛恼。每叹《楞伽经》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深可悲矣！’自可至六祖，分为南北。各引强推弱，竞其功德，然欲辩其污隆者，正可审其言行。”从此语境中进行分析，可见神清对于南北二宗并无左袒或右袒的倾向，对此竞争，他带有一种批判的眼光，认为此非佛教的高尚境界，而排除此种纷争，只能跳出南北宗的倾轧。《北山录》卷第二之《法籍兴》说：“至圣既没而微言殆绝……鄙争为心，离析是谋，增损佛语，黩乱圣典……哀哉！化醇为lí＠(34)，大义于是乖矣……后诸学者以文殊为法性，以慈氏为法相，各封涯域，互驰章句，自伐其美。致使西极东华，人到于今，有南北两宗之异也。故南宗焉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以遍计依他圆成为三性也。而华严以体性德相业用范围法界，得其门统于南北，其犹指乎诸掌矣。”南北宗的对峙，缘于都远离了圣人原典，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引禅师评说南北宗：“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隐。呜呼！吾将合焉。”[4](P159)而要平息此种无谓的派战，也只有回归原典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