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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经典著作范文1
【关键词】 中医药；对外交流；口译员；文化素养
【中图分类号】R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4-0155-02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hesis illustrates that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requires more qualified interpret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course of foreign exchange. In addition to mastering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s， it is essential to do much work in raising societal and cultural awareness. Greate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an help the interpreters’ work to be successful.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Foreign exchange；Interpreter；Ccultural awareness
1 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历史背景
自秦汉始，中医药便开始了向海外传播交流，从朝鲜到日本，从东南亚到南亚国家；公元八世纪传入阿拉伯，至十七世纪传入欧洲[1]。由于近代西方科技的腾飞和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中医药对外交流传播渐趋衰微。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向国际社会打开，中医药对疑难杂症的显效性、天然药物的安全性、防病治病养生的一体性、标治兼顾的完整性、辅助治疗手段的多样性才又逐步被世界所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医药的需求激增。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主动传播交流，目前，全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采用中草药治病；接受中医药治疗者已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中药出口扩大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3亿多美元；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各类中医药机构，开展治疗或研究活动；近十多年中，学习中医药学的留学生人数居来华学习所有自然科学的留学生总人数的首位；中国已为100多个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针灸医生；如法国、西班牙等创办中医药院校的国家也逐渐增多；中医药学的传播交流逐步遍及世界。东洋医学会坂口弘会长关于“21世纪将出现中医国际化”的预言正在实现。
2 中医药对外交流口译员所应具备的文化素养
随着中医药学国际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第二次中医药学对外交流传播的即将到来。要适应这一新形势，与之相关的各方面都亟待提高、规范。其中一个比较重要而突出的问题便是合格的口译员严重匮乏，这在中医药对外交往过程中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医药学是与现代医学截然不同的另一大医学体系，作为华夏传统医学它生发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发展积累，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不仅涉及生命科学各领域，也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再加上经典著作的一套古奥艰深的表达系统、抽象深邃的哲学思辨语句、委婉曲折的修辞演绎的词汇，一般母语为汉语者，也望洋兴叹，不知所云。要把这些经典译成现代汉语，也是极少数既通晓中医药学又熟知古代汉语的学者才能问津。中医药学对外交流传播口译更是难上加难，即使优秀的口译员也望而却步。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口译员，应具备的知识素养、技能技巧是多方面的，而且要经过长期的专门的单项及综合的训练和实践，才能造就。以译向语为英语为例，首先就必须具备汉语言文学专业、英语专业、中医药学专业的知识背景，并在相关学科如英语语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西方文化、中医药、翻译等诸多学科有深广的学识素养，对现代医学知识的贮备也是不可或缺的。精通古代汉语可以帮助我们将艰深的中医药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先转换为现代汉语语言，完成这一转换后再用英语表达，就较为容易了[2]。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素养，是因为交流的双方一般都具备不同程度的现代医学知识，对外口译中常有中医药和现代医学的比照内容出现，共同的认知范围容易达成顺畅交流。典型的例子便是口译“脏腑学说”时，若不具备现代医学的解剖知识，便难以准确译释。如中医学说中的“肾”的概念，就不仅是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肾脏”，它包含了整个泌尿生殖系统；同样，中医学中的“脾”也不能直译为“spleen”（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脾脏”）。如果把中医的“肾不纳气”翻译为“failure of the kidney in receiving air”，把中医的“脾冷多涎”译为“salivation due to the spleen cold”便是疏于对两者知识概念的把握、比照的区分。
以下作者将着重论述中医药对外交流口译员应具备的文化知识素养。
中医药对外交流口译员的交流工具就是汉语和英语（以译向语为英语为例，下同）。汉语中大部分成语、习语、俚语、俗语、歇后语以及名言警句都受到儒学、道家、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3]。中医药的经典和其他古代的医药著作，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它们无不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理论等无不充满哲学思辨。经典著作的思想观念、词句用语，也无不受到儒、道、佛文化的浸润影响。其中受道家影响尤为巨大。以中药名和方剂名为例，便有：三仙丹、七星剑、太极丸、太乙紫金丹，还有四君子汤、中和丸、普救散、三生丸等，足见这种影响之深广。如果没有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文化的熟知，就难以对中医药典籍及其名词术语全面深刻的理解，更谈不上准确的口译。
具有中医药本体文化的素养，对中医药交流口译者也是同等重要的。假如不熟悉中医药史，便不知各派理论的出处、发展、相互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如果不知晓中医药的若干典故，就不可能在口译中做到恰如其分。如不知董奉免费治病，却要患者种杏的典故，便不知杏林指代医坛药界的由来；不通《左传》有“三折肱知为良医”的名句，难译准吴承昊的《折肱漫录》之用意。其它，如：仁术、悬壶、橘井、青囊等名词术语亦是如此[4]。并且，作为一个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口译员还应通晓中医药界、翻译界的历史文化、典故轶事。
同时，中医药对外交流口译员也应熟知西方文化。在英语国家，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圣经等经典著作及宗教书籍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也留下了丰富的习语、格言、典故警句。不熟知这些，恐怕达不到好的口译效果。而且还要通晓他们的民俗心理、崇奉禁忌等。否则口译中用词造句就有可能会犯讳违禁，闹出笑话，甚至令人反感生厌。如把中成药“乌鸡白凤丸”直译为“black cock and white phoenix pill”一定会收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把“白虎汤”译作“white tiger decoction”则会遭到动物保护者的置疑。如有文化学、民俗学的知识素养，便不至于出乖露丑，遭遇尴尬。
3 文化积淀对中医药对外交流口译员的重要性
在对外交流的口译中经常引经据典，使用平时文化积淀的成果，就能做到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而经常涉及新的概念、新的词汇，也往往使人有时尚新奇或诙谐生动的感觉。因而，作为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口译者，知识越多越好，知识面越广越好，涉猎领域越全越好。除了专业语言学科外，还应对不仅是文化民俗学科而且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宗教、心理、人类、民族、政治、科技、艺术甚至是网络等领域的一切概念和语汇，有足够的敏感和兴趣，更在相关领域有较全面的知识、较深刻的领悟、较高深的素养。相信积淀了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并通过不断的实践磨炼，那么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药对外交流口译员的理想就将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征爱，陈永萍，王宁.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当务之急.中国翻译，1994，04：27-30.
[2]张继.提升中医外语专业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教学思考.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1，10（9）：1047-1049.
[3]刘丽，尹德谟.文化积淀对口译中短时记忆的作用.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3（1）：51-53.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2
【关键词】道家；庄子；比喻；修辞思想
一、“言、象、意”的思想内涵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成就是巨大的，然而少数人会想到他的文学成就，《庄子》是一部经典著作，蕴含的道理对后世有很深影响，其中也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使道理浅显易懂。虽然随着人文学科呈现出修辞学转向，但是从修辞方面谈论庄子，涉及表达修辞的多，而涉及庄子修辞思想方面的研究很少。
庄子强调虚静修辞之美，提倡言不尽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在外物中，阐明了言与意的关系“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说话的目的主要在于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句子可以忘掉。即言只是意的一种媒介，言是求意达意的一种工具。修辞语言是一种情感化的符号，它既是一种语言形式也是一种语言表现，作为道家的代表著作，也运用了不少修辞策略，现单纯从比喻角度做一下简要分析。
二、庄子的比喻策略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是庄子的名句，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像水一样淡，小人之间的交往像酒一样甜。“君子之交淡若水”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交友境界。即指导人们在朋友交往中要注意“度”，这个“度”如果不适当，就会变成扼杀友情的绳索。君子之交，对朋友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小人之间，说朋友想听的话，做朋友想做的事。庄子在这里用“水”和“醴”恰到好处地把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区分开来，浅显易懂。庄子在德充符还提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无论是人生还是道，每一个人抓住了一点，不能全面考虑。这不仅对诉诸头脑的分析有意思，而且可以给诉诸心的情绪以安慰。“宋代的苏轼与友人泛舟赤壁，客人感叹美好月光流逝，生命短暂；苏轼的劝慰之言即脱胎换骨于《庄子》：“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前赤壁赋》）从变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在变化，天地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变化，否则如何有沧海桑田呢？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我们与万物一样，都没有终结，我们不是都存在于天地之间么？”。庄子的寓言在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的同时也表现了道家崇尚的思想意义。
三、庄子修辞思想
“《庄子》一书的内容不仅是博大丰富，而且其思想体系也是极为复杂多彩，这是所有了解《庄子》的人的共识，它所具有的特殊复杂性，使后世学者对它的理解也最为纷繁，仁者、智者各抒己见，是此非彼，争论不休，愈演愈烈，至今仍无认识统一的迹象。”
庄子的修辞思想可以概括为“从俗脱俗”。道家的以俗为雅正是与儒家相对立的，道家强调“绝巧”、“弃智”，不主张修饰文词即推崇以俗为雅。庄子举的例子多数是浅显易懂的，如在齐物论中提到“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即养猴子的人喂猴子吃果实，说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猴子们都发怒了，改口说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都开心了。其实名与实并没有变化，只是形式变了而已。众生都在说自己明白事理时，庄子却说自己迷迷糊糊；众人都在说自己成就斐然时，庄子说自己一无是处；众生都说自己忠于仕途时，庄子却喜好隐世。这正是庄子思想突出的地方，是另一种智慧的表现。庄子的从俗其实是一种外在表现，在天地篇中，庄子就很鲜明的表现了自己的观点：“夫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庄子的游于世俗的态度显而易见，庄子主张在世俗中脱俗，即身在世俗，心远离世俗，在现实中从俗，在理想中脱俗。其观点被后世发扬光大，比如“隐于山林”、“隐于闹市”等等，这都是从俗脱俗的典型代表。
《庄子》是一部富有哲理和多种语言技巧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的多种修辞手法，使哲理浅显易懂，妙趣横生，修辞技巧也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借鉴，其从俗脱俗思想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庄子一百句》张引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63页
②《庄子文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孙克强，耿纪平2009年4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1]《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陈少明2004年2月第一版
[2]《庄子一百句》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引驰2007年5月第一版
[3]《向庄子借智慧》中华书局傅佩荣2009年4月第一版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3
关键词：传统文化 道家 心理咨询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起源于西方，脱胎于哲学。自从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后，心理学就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心理咨询则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西方心理学家们通过种种科学研究使心理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使心理咨询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诚然，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确实主要在西方兴起发展，但是中国其实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心理学的思想。在先秦时期，我国的哲学中就已经包含了心理学的思想，其中又属道家学说中研究的最为广泛深刻。先秦道家思想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对现代心理咨询有所启示。
一.先秦道家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
道家的许多专著如《道德经》、《庄子》中都很多有关心理学的思想。比如说《道德经》中提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意思是“认识别人是智谋，认识自己是智慧。战胜别人是有力，战胜自己是强大。知道满足的人富有，顽强前进的人有志向。不失所追随的人长久，身死而精神不灭的人长寿。”这其实也是现代心理咨询中所倡导的，即认清自我，树立目标，知足常乐。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治疗核心便是探索来访者长期的隐藏的潜意识冲突，使其呈现出来，然后对其加以分析，使来访者对自我了解的更加透彻，从而解决现实心理冲突。这其实就是“自知者明”的具体体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所创建的意义治疗是指协助患者从生活中领悟自己生命的意义，借以改变其人生观，进而面对现实，积极乐观的活下去，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与“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学说中所追求的“所”、“道”其实都有生命的意义这一层含义。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曾多次提到观、明、玄览。这里的观是指观察、感知，代表着感知觉；明是指明白、通达，代表着思维过程，玄览就是深观远照，从整体上去把握万事万物的总法则、总规律。这代表的是思维上升到高级的阶段，能够掌握事物的概念，深刻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总的规律性。这也是心理学中的重要规律。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到：其形化，其心与之然。意思是说人形体的变化可以引起心理的变化，这与心理学中的所提到的身心健康论是一致的。人生理的变化会引起心理的变化，而心理的变化也会引起相应的心理变化。中国心理学界已经越来越重视到道家思想的心理学意义，业已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以及著作。尤其是申荷永关于精神分析与道家的研究，许金声关于全人心理学与道家的研究。许金声主讲的“全人心理学・通心工作坊”，更是把大量的道家的理论和修炼的精华，用于人的调整。这里的“全人心理学”特指许金声提出的关于心理学研究体系的概念，主要是指一种开放的、究竟的、在对人的理解上具有最大包容性的心理学研究取向、态度。全人心理学认为，道家关于“道”的概念极为深邃、丰富。“道”是自有永有的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能够体悟、遵循者就是得道之人。
道家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不仅在中国被重视，西方一些心理学家也很早就对其展开了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就非常推崇道家思想，他多次说，他关于自我实现的概念来源于中国的道家的“无为”。他在晚年甚至预测心理学的第三种思潮将过渡到以“道”、“上帝”为中心的第四种思潮。另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也十分欣赏道家思想，在他的主要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老子的《道德经》。例如，他在《存在之路》中说：“我最喜欢的，并总结了我很多更为深刻的信念的是老子的另一段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的治疗理念也正是如此。他在治疗中强调对当事人不干涉，对当事人真诚一致，给予当事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与当事人“共情”。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写过关于道家的书。20世纪30年代，卡尔・荣格（Carl Jung）就对道家的内丹学进行研究，开启了心理学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理查德雌尔海姆（Richard Wilhelm）与荣格著有《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一书，使心理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崭新的认识，不少西方人都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了中国的经典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荣格在这部书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化、比较中西差异，尝试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还从西方心理学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诠释道家的修炼。从精神分析看，内丹中的“元神”对应于“无意识”，或者说以“无意识”状态存在。内丹中的“识神”对应于“意识”。无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能量。修炼则是让意识与无意识统一整合，开发出无意识的巨大能量。为此，精神分析也发展了一些路径和方法。荣格还曾用集体无意识理论理解了内丹学著作《太乙金华宗旨》中的超越现象，视之为一种无意识的表征。伯特・海灵格（Bert Hellinger）是德国心理治疗师，“家庭系统排列”的创始人。他曾是天主教神父，在非洲祖鲁族地区生活了二十年，之后接受精神分析、完形疗法、原始疗法交流分析等心理学训练。他的“家庭系统排列”在处理个案时，让代表各自进入在家庭系统的位置，代表在这过程中常常能够体验到当事人的感觉。该方法就是创造出一个氛围和环境，让“道”来起作用。家庭系统排列由于行之有效，在世界风行，尤其是中国。海灵格说他的方法主要是受了道家的影响。家庭系统排列体现的是“道的力量，是中国老子的智慧”。
二.先秦道家思想对于现代心理咨询的启示
心理咨询（counseling）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来访者就自身存在的心理问题向咨询者进行述说、询问与商讨，在其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共同的讨论找出引起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问题的症结，进而寻求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条件和对策，以便恢复心理平衡、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进身心健康。咨询师在这里扮演的并不是一个医生的角色，而是一个引导者，通过对来访者的支持和帮助，使来访者发挥自己本身的潜能，从而解决来访者的问题。这和道家思想的一些理念是相同的。道家主张：“自胜者强”便是这个意思。
其实道家学说中的很多理念都对现代心理咨询有所启示，《道德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应该顺应事物的客观规律去做事，不违背事物的自然天性，森田疗法的重要原则“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即是这一原理，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体现在要遵循人体和自然的规律，咨询过程应当顺其自然，根据来访者自身的特点来进行，“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不应该急于求成，忽视来访者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列御寇》中说：“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这里的“诚”通“情”，“谍”通“泄”。是说一个人如果内心积郁，就会在体表上流露出来，旁人一看就知道。好比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来访者内心的状态往往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通过观察来访者的表情、步态、动作可以加深对来访者内在状态的了解。《管子・白心篇》中说“卧名利者写生危。”意思就是醉心于名利的人，往往会为前途未卜而耽忧。《内业篇》中说“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这些剖析人们情绪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理念跟现代心理咨询是一致的。现代人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经常是由于过于看重名利，然后产生种种忧郁和怨愤的负面情绪，然后导致一些身心问题。如果加以引导，使其以一种道家的顺应与自然的心态去面对，便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暂时脱身出来，获得心灵的放松与清净，也即道家所说“心地清净为天下正”。道家学说认为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不好的事情可以变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心理咨询中一些极端不好的现象能向好的方面转化，关键是咨询师要善于引导。比如焦虑可应用于应对压力事件，抑郁可以有助于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事物在释放完能量后就会自然消亡，“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在心理咨询中对于一些不好的病症现象可以先充分去释放，然后再去解决它。
现代的性心理咨询、绘画治疗、书法治疗都与道家思想有关，都或多或少的借鉴了道家的理论理念。道家所推崇的一些锻炼方法，如气功、吐纳、太极拳剑等不仅可以用来强身健体，也可运用于心理治疗，被心理问题所困扰的人群，可以通过自己勤加练习，做到自助自愈。道家所提倡的吐故纳新之术跟心理咨询中常用的腹式呼吸其实也是类似的原理。杨德森与张亚林所创立的“中国道家认知疗法”就是脱胎于道家学说，其中的松静术、柔动术、病情分析会、保健心得志等都是根据道家文化所提出的一些治疗方法。
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说的就是道家学说对人心理所起的一种作用，现代心理咨询完全可以借鉴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采用更加合适有效的理念和方法去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依据道家学说，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困扰。虽然心理咨询产生发展与西方，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国人和西方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心理咨询理念，而从传统文化比如道家学说中去探寻，毫无疑问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曹鸣岐.道家思想与心理咨询的本土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2]迟欣阳.道家文化中的健康心理学思想初探[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02）
[3]张金洪.道家思想与心理咨询和治疗[J].才智.2009（31）
[4]杨树英.道家的心身观及其与现代心理治疗学的比较[D].广州中医药大学.2005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4
关键词：法称论试 ； 童莫取 ； 童受 ； 外道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藏传因明学是藏印译者通过大量翻译佛经而伴随着发展起来的，至今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一千两百多年中藏族诸多学者孜孜不倦，纷纷去印度求学，学成归来后翻译大量佛经及因明经典，以及对译文作疏注，等时机成熟后再著作，聘请印度大智者到雪域高原来讲解翻译，这样随着时间的不断积累结合本民族的文化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因明理论体系。
《因明七论》是法称论师的经典著作，作为一名学习藏传因明的求学者来说是必学课，在寺院研习因明的僧人们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而展开，藏族先辈们作了许多注疏和注释，但这门经典密切联系的著作者本人历史的研究和讨论至今都非常罕见，任何一门知识，首先它与著作者本人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搞懂了相关历史及背景，才能容易了解和掌握这门知识的深层含义，所以，本人选为这个题目。
一：法称论师的出生年限
法称论师的出生时间，据日本大谷大学教授康嘎楚称格桑的《康嘎楚称格桑选集》中说：“关于法称论试弘扬因明的有关情况，在唐玄奘的传记中从未提到，倒是后来的义净传记当中有明确详细的记载，从而说明唐玄奘去印度求学时期法称的因明没有兴盛，就可以断定法称论师出生在公元七世纪”1。以格西益西航修为代表的藏族大多数学者把法称的出生年限定在公元七世纪初，比如，在他的著作中说：“法称论师公元七世纪初出生在睹梨摩罗耶”2。随着汉族因明学者对法称因明的研究和挖掘，当今有一批优秀的因明学者探讨了法称论师的出生年限，剧宗林先生认为公元七世纪陈那再传弟子法称（约620至680间）著了《因明七论》，那么法称论师大概出生于公元620年3。郑伟红所著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中记载玄奘生于隋文帝开黄二十年（600），贞观元年（627）西行求法未获唐太宗的批准，于是冒越，私往天竺4。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续我的佛教观》中说：“唐玄奘公元629年秋季从长安出发去印度求学”5。如果剧宗林先生的说法成立，那么玄奘比法称论师大二十几岁，总之，按藏汉因明学者的观点兼容法称论师大约公元600-620左右出生。
二：法称论师与外道论师之间的甥舅关系
根据布顿所著的《布顿佛教史》中记载，法称论师出生在南印度睹梨摩罗耶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自幼年才智敏捷学习声明深解，年轻就通达婆罗门学说，精习过工艺、吠陀、医疗、文法等外道一切宗义，他读了佛经后便知婆罗门教的过失，反而对佛陀生起高度的敬仰，因而遭到舅舅（童莫取）的谴责而被驱逐6。舅舅（童莫取）是数论派著名的婆罗门论师，法称论师为了破除婆罗门教，精通外道一切内传秘诀，经化妆一番，充当舅妈的奴仆，想各种渠道讨好了舅妈的欢喜，于是他要求舅母和舅舅行房时趁机问宗派的要点，并叮咛记住舅妈，当他拉舅妈脚上所绑绳子时她就跟舅舅问为什么，就这样法称论师通晓了外道内传秘诀。日本大谷大学教授康嘎楚称的著作当中也持以上的观点藏族大多数学者认为外道论师童莫取（童受）和法称论师之间存在甥舅关系。本人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法称论师年轻时通达婆罗门学说，没有必要化妆奴仆偷听，即便是为了破除婆罗门教必要，那也舅母不会帮助，当时，印度宗派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一旦在辩论上输掉换来的结果是悲惨的，按事先的约定改宗派信仰获胜的宗派，所以内传秘诀是该宗派的生命线，取决宗派的存亡。再说法称论师是因为读佛经后看出了婆罗门教的过失，反而对佛陀生起高度的敬仰而被遭到舅舅的谴责驱逐的，舅母明知他不欢喜婆罗门教更不会帮助他。所以本人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甥舅关系，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中也这样记载，虽然说外道论师童莫取（童受）是法称论师的舅舅，但在印度没有听说过有这种说法7。
三：外道论师与他的两个称呼之间的关系
在藏区大多数的学者把童莫取和童受这两个人视为同一个人，例如，布顿的《布顿佛教史》中说，法称论师化妆去外道论师童莫取（童受）家中，充当奴仆得到舅母的欢喜，利用舅母偷听，从而通晓宗派内传秘诀8，但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外道论师称之为童受，在藏区之所以称之为童莫取是因为翻译上的过错，或者错别字而引起9。日本大谷大学教授康嘎楚称格桑所著的《康嘎楚称格桑选集》当中说：“虽然布顿和当代一些藏族学者认同法称论师和外道论师同一时期，但外道论师童莫取是法称论师之后出现的”10。如果童莫取和童受是同一个人，那么就和法称论师是同一时期，就不存在外道论师童莫取是法称论师之后出现的这一说法，按多罗那他的说法外道论师称为童取，法称论师和外道论师同一时期的人是公认的，这样以来童莫取和童受这两人不是同一人，童莫取是童受后出现，所以，法称论师化妆外道家充当奴仆所偷听的外道论师称为童受。
参考资料目录：
[1][10]康嘎楚称格桑的《康嘎楚称格桑选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636-637页见
[2] 格西益西航修的《格西益西航修选集1》，甘肃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见
[3]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发展史》，中华书局出版，2006年版，前言第一页见
[4]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10月版，第84-85页见
[5]池田大作《续我的佛教观》，四川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见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5
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识形态；中医学术流派；古代
中医学术流派是指中医学同一个学科内，因不同的师承而形成的以独特的研究旨趣、技艺、方法为基础的不同学术派别。中医学在不同学术流派的争鸣中不断发展壮大。学术流派的形成与传承成为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主线，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奴隶制度解体，贵族独占文化的局面被打破。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
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孤立的发展，出现了《脉法》、《五十二病方》、《治百病方》、《上下经》《扁鹊内经》等医学著作。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逐渐向中医学渗透，道家老子的哲学思想和养生观对此时期中医学的影响很大，这在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可以得到印证。道家“精、气、神”的基本慨念，“恬淡虚无”的养生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朴素辨证治疗观，甚至“真人”、“圣人”、“至人”等具体提法，都可见诸于《内经》；儒家“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庸”思想与中医“阴阳平衡”理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医理论开始形成，逐步发展，为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两晋至隋唐将近700年的时间，就整个医学的发展来说，进展是比较缓慢的。这种情况，除科学技术方面的限制以外，和这一时期宗教迷信的风气盛行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佛教思想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佛教自东汉时从印度传人中国，到南北朝时到达极盛。到了唐代，统治阶级出于需要，又大力加以提倡，于是到处建佛寺，塑佛像，译佛经，传佛道，因此反映到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无不蒙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虽然佛教在传人的过程中，将国外的医药带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容，但也有着其消极的一面。如孙思邈《大医精诚》中，有不伤生、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的内容：“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考，良由此也”，另外，引了报应之语“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使得当时很多医家把某些疑难病症归于业报，放弃了有关新药物、新疗法、新理论的探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学的发展，不利于医学流派的形成。
另一方面，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很有势力，当时很多名医也都热衷于养生、炼丹、采药、求仙，所以该时期养生、炼丹、服食甚至“房中术”这类的著作就大批出现了。而有关基本医学理论的著作很少，而且大都没超越《内经》和《难经》的范畴，所以这一时期中医史上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少见。清代学者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指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种自理学而医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宋、元时期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理学，对中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代的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结果。由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北宋五子”正式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使理学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受到统治者们的极力提倡和维护，宋学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继战国诸子百家之后的又一高峰。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将理学发展推向了巅峰。主张“太极动静”和“理一分殊”。其关于宇宙、天文、气象的自然论、太极动静的学说、从物到理的认知过程、有关情性、形神、魂魄的理论探索，对中医学术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理学到医学的这种影响，是直接通过朱熹的再传弟子朱丹溪实现的，许谦为朱熹四传弟子，丹溪在许谦门下，得闻“理气”、“太极”、“心性”之说，极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日后丹溪学术观点的形成。在丹溪医学中，处处皆可见到理学思想痕迹的存在。朱丹溪著作《格致余论》，借以阐发其“相火论”与“阳有余阴不足论”的重大观点，同时表明自己理学正传之身，而朱丹溪同时又承河间学派的正传(刘河间传荆山浮屠，荆山传罗知悌，罗授朱丹溪)，终成一家之言。
宋代的统治者，为了加强他们的封建统治，除了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在思想上提倡“理学”以外，对医学事业和医疗设施也特别的重视。官方大规模校勘整理并刊行医学典籍，为广大学医者提供了良好的教本。兴办医学校，其考试内容就是经典医书中涉及的理论知识。宋代的文官统治者和儒士们对医学的重视，使医学地位得到了提高。北宋时医理探讨风气日益浓烈，出现了《本草衍义》、《圣济经》等医药理论内容较多的著作。“儒医”对医理探讨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历史原因，促进了此后金元的医学争鸣和医学流派的出现。宋代朝廷在公元1126年被迫南迁，北宋时的文化中心处于金国的统治之下。由于北宋时医学理论探讨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在金朝所辖地区的一批民间医生，为解决当时战乱环境出现的医学新问题，开始了新学说的探讨，出现了医学流派之间的理论争鸣。北宋时对《伤寒论》的研究比较多，而伤寒派医家遇外感热病多从伤寒考虑，好用温热药；同时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外来的香料药也为当时的许多医家所好，《和剂局方》的许多成药，即多香燥之晶。鉴于当时某些医生好补成风、滥用香燥，张子和倡“病由邪生，攻邪已病”，他的攻邪思想落实在发展和丰富了汗、吐、下三种治疗大法上，故创“攻邪派”。金元医家的争鸣，揭开了此后各种医学流派蜂起的序幕。
元朝将程朱学说奉为官学，明代正式确立理学的至尊地位。清代帝王继续提倡理学，程朱理学是清代科考的依据，但清学已无学理上的进展。明清时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学者，倾向于客观考察，弃理学教条，转入朴学一途。他们恢复汉学传统，注重对经书和其他历史典籍的考据工作，开展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由校勘而纠正古书传钞刊刻的伪谬，罗辑旧书以免名著失佚等。清代文化一反明代学风的空疏，走向实学，无证不信，注重考据。因而清代学术的主潮不是理学，而是朴学(考据学)。如对《伤寒论》的研究、考据，开启了伤寒学术争鸣之端。宋金以前伤寒诸家，是从研究伤寒病人手，侧重于如何各擅其长，提高疗效，而无争鸣。自明代方有执倡言错简，实施重订，至清代诸家各张其说，由争鸣而渐次形成伤寒内部不同的学术流派，即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和辨证论治派。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6
关键词：《道德经》 文化负载词 陈荣捷 Peter Merel
《道德经》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汉学家们普遍认为《道德经》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转向语言学层面，70年代，翻译转向了文化层面。王佐良指出，“没有比翻译更能体现出文化的联系和交流的了”（王佐良，1991：80）。正确翻译文化负载词，尤其是中国典籍文学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在翻译向文化层面转向的现代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紧密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比较陈荣捷和Peter Merel的《道德经》的英译本，指出在翻译中国典籍文学作品时要重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一、文化负载词和《道德经》
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必然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和障碍。谭载喜将其称之为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世界观、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词汇空缺”。按照《剑桥英语国际词典》的定义，文化是指特定社会或社会内部在特定的时期所拥有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包括习俗、信念，以及持续不断的文学、艺术、音乐等传统。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或短语。按奈达的观点，文化负载词可分为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因此，正确理解和翻译文化负载词对于打破跨文化交际障碍、传播文化、填补词汇空缺起着关键作用。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当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它是由东周春秋末、周收藏室吏老子（老聃）所著，共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老子的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源泉，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思想不仅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诗学方面产生了影响，而且在教育、政治、法律、经济、逻辑学、心理学和宗教方面都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西方人最初了解老子不是通过电视的形式。早在唐朝，玄奘法师就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印度等国。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此后，《道德经》英译本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在西方，《道德经》的翻译数量仅次于《圣经》。
二、《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翻译比较
（一）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语言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语言团体、语言系统的音系、语法和形式等特征的文化词汇。英汉两种语言来自不同的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是具体和象形的，重意合；英语则是抽象和由字母组成的语言，重形合。
（1） 执大象，天下往。（Chapter35）
Peter：If you accord with the Way，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ll keep you.
陈荣捷：Hold fast to the great form （Tao），And all the world will come.
英语是形合语言，主语是不能省略的，而汉语是意合语言，尤其是古代汉语中，主语时常省略。上述例子中就是主语省略的典型。事实上，综合上下文来看，此句话的意思是只要统治者掌握了“道”，那么普天之下就会追随他。分析Peter和陈荣捷的译本可以看出，Peter用一个人称代词“you”来作为例（1）前一分句的主语，后一分句的主语译为“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显而易见Peter意识到了此句实际上是指“（圣人）执道，（天下）往”，前后分句主语不同。与之相比，陈荣捷翻译第一分句用了祈使句，主语是“all the word”。这两个译文，虽然与原文的意思有一点小小的出入，但都还算是比较好地译出了原文的语义。
（二）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指的是最能反映一个民族中物质文化特点的词汇。例如：特定语言团体日常所用能反映其日常生活的食物、服饰、工具、设备和产品的文化词汇。
（2）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Chapter32）
Peter：The Way has no true shape， and therefore none can control it.
Wing-Tsit Chan：Tao is eternal and has no name. Through its simplicity seems insignificant， none in the world can master it.
“朴”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这体现在不同章节的论述中：“敦兮若朴”（第十五章）；“见素抱朴”（十九章）；“复归于朴，朴散为器”（第二十八章）；“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例（2）中，“朴”已不再指“树”，而是指与“道”相同的一种壮态，此状态与具体的事物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具体说就是“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第十四章），是一种“看不见，听不着，触不到”的质朴的状态。Peter的翻译，在读者看来是很难理解的。Wing-Tsit Chan则将“朴”的内涵用“simplicity”（简单）一词翻译出来，颇能体现“道”的“合而为一”，易于读者对整句意思的把握。
（三）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生态文化负载词是反映某一语言团体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生存条件等环境特色的文化词汇。
（3）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Chapter31）
Peter：……
Wing-Tsit Chan：In auspicious affairs，the left is honoured.In inauspicious affairs，the right is honoured.The lieutenant general stands on the left. The senior general stands on the right.This is to say that the arrangement follows that of funeral ceremonies.
Peter省略了例（3）两句话的翻译，造成了严重的语意缺失和文化缺失。
此处的“尚左”“尚右”是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观念。这句话解释了在古代中国，以左为上为尊，以右为下为卑，君子贵左，吉事尚左；而在丧事、军事等所谓凶事活动中，则以右为上为尊，以左为下为卑，用兵贵右，凶事尚右。古人以左为阳，右为阴，阳生而阴杀；老子所说的“凶事尚右”，是他的反战思想的集中表现。在同一章中老子曾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之所以说“上将军居右”“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君子平时要保持谦卑的状态，要严肃而审慎地对待战争，即使到了迫不得已需要战争时，对于阵亡之人要给予最大的同情，将其尊为“右”位。Wing-Tsit Chan对例（3）做了详细的翻译和解释，译文不仅忠实于原作，而且传递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原味。
（四）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
社会文化负载词是指承载一定社会习俗、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的词汇或短语。例如颜色类的词汇，对人的谓语等。
（4）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Chapter28）
Peter Merel：Using the male，being female…. Using strength，being weak….using the light， being black.
Wing-Tsit Chan：He who knows the male and keeps to the female；…He who knows the white and yet keeps to the black.…He who knows glory but keeps to humility.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汉语中许多词汇的语义在现代汉语中许多词义都已发生了变化，这要求译者必须正确理解古代汉语文化词汇，并根据上下文准确再现其当时的含义。例（4）中，“雄”与“雌”并非单纯指性别上的差异，它们指主要两种不同的状态：前者指“刚强”，后者指“柔弱”。Peter和陈荣捷都将这两个词分别直译成“male”和“female”，显然不太符合逻辑。不过，Peter在后面一句的翻译中解释了这两个词所隐藏的意思，即“刚强”和“柔弱”。在对“知其白，守其黑”的翻译中。陈荣捷将“黑”翻译成“black”。在西方，black一词往往表示“悲哀、不幸”等语意。peter将句中的“黑”翻译成“light”“dark”说明，Peter较恰当地传递出了句中的比喻义，但由于Peter省略了“知其荣，守其辱”这句话的翻译，因而造成了一定的语意和文化的缺失。
（五）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
宗教文化是重要的人类文化之一。几乎每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语言团体的特定宗教传统的词汇和短语。在处理涉及到宗教词汇的翻译时，要注意恰到好处地再现原文的宗教文化。
（5）道。
Peter Merel：The Way
陈荣捷：Tao，doctrine，the way.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共出现74次。“道”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形而上学的实存者，即构成宇宙万物最初的本源；二是指宇宙万物发生、存在、发展、运动的规律；三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准则、标准。陈荣捷大部分使用了音译，将“道”译为“Tao”，以保留其精神实质，同时还可以保持这个核心概念在《道德经》中的贯穿和统一。但陈荣捷简单地将“道”字译为“Tao”，而并未做任何注解，这就使“道”这个原本博大精深，富含哲学韵味的词泛化成为概念不清的词，原词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深意都随之消解。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道”给出不同的翻译，或者将“Tao”加注以便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道”的文化内涵。而Peter Merel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将“道”翻译成不同的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的多重文化意义，特别是在“道”翻译成way（s）时，西方宗教元素已经渗入了，不仅将中国的“道”介绍给西方，也保持了“道”的“原汁原味”了，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在西方，“Way”一词有着浓厚的宗教意义，它是和“Life”（生命），“Truth”（真理）相并列的词汇。《道德经》的多种英译本中，许多西方学者选择了“way”一词，有着深层次的宗教文化原因。
（6）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Chapter42）
Peter Merel：The way bears sensation， sensation bears memory，sensation and memory bear abstraction，and abstraction bears all the world.
陈荣捷：Tao produced the One，The One produced the Two，The Two produced The Three，The Three produced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数字在《道德经》中出现的比较频繁，而且具有宗教文化意味。此处的“一”“二”“三”并非指确切的数字或具体的事物。事实上，“一”“二”和“三”一起代表着万物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也是《道德经》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就是指气，“二”指阴阳，“三”为天地人。Peter将“一”、“二”和“三”分别翻译成具体可数的事物，而Wing-Tsit Chan各将“一、二、三”分别翻译成“One、Two、Three”，大写首字母，将它们概念化，符合《道德经》中数字的概念，也符合老子思想。
三、结语
汉语典籍翻译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汉语典籍著作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结晶，它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文化意蕴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不同于现代作品。如果说一般的翻译要沟通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受众，那么典籍的翻译则还需要跨越时间去沟通（蒋坚松，2002： 11），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时代的局限性，都增加了《道德经》翻译的难度。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化。奈达指出：“真正成功的翻译，二元文化要重于二元语言，因为语言只有在文化中才能起作用，才有意义”。总之，翻译承载着文化传递的使命，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要比技术因素更加重要。通过对《道德经》两个不同英译本的分析比较，发现译者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各有千秋。
参考文献：
[1]Lao Tzu.Tao Te king[Z].Trans. Peter Merel，http：//
/Laozi/097/.
[2]Lao Tzu. Tao Te king[Z].Trans.Wing-Tsit Chan，http：//
/Laozi/097/1963.
[3]Nida，Eugene.A.，C.R.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ida，Eugene.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5]Wang Zuoliang.A sense of Beginning：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1.
[6]陈鼓应.大中华文库·老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冯友兰.英汉对照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天津：天津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7.
[8]蒋坚松.古籍翻译中理解的若干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11）.
[9]刘靖之.翻译——文化的多维交融[A].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10]圣经[M].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
协会，2005.
[11]谭载喜.翻译中的语义对比试析[A].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
编.翻译技法与翻译理论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