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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教育论文范文1
Keywords：Higher education；Culture choice；Kuimao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1-0000-02
一、引言
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是在清末“西学东渐”和废科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02年至1903年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正式确立了中国的近代学制，但前者颁布不久就为后者替代，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实质作用的则是“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吸纳了张之洞以日本为蓝本的西方近代教育精神，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日本的近代学校制度。该学制初步构建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到通儒院的不同梯级和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为主干的教育体系，使中国传统教育“读书做官”的目标导向发生巨变。[1]在高等教育学制部分，其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学校制度、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管理体制、教育途径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对应的调整。
探析癸卯学制的文化内核，首先要厘清文化和文化选择的概念。文章采用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的概括：“文化指借助符号获得并流传的各种明确的和模糊的行为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各项成果，包括物化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传统（即经过历史的演变和选择而保留下来的）观念，尤其是附属于观念的价值；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产品，另一方面又是构成远期行为的必要条件。”[2]文化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包含物化的结果，而癸卯学制就是文化的物化体现之一。而文化选择是指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本身发挥其选择和整合功能，对外部多元的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和淘汰，其发挥功能的依据是正确的文化理念的指导。[3]癸卯学制对外部文化的吸收和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淘汰，一直存在一定争议，因此，从文化选择的视角出发，探析癸卯学制的文化内核，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高等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之上。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特点，将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则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都是该系统中的子关系，那么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即外部关系；单从教育系统考察，知识文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组成教育系统的内部关系，而文化又是以知识为主要形态的，因此又是教育系统内部关系的关键环节。（当然，从文化系统看，也可以说教育是以传承文化的功能作为文化的内部因素。[4]）
基于教育与文化的双重关系，其相互作用也呈现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教育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又在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处于中介地位――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作用都要通过文化折射。教育与文化的双重关系与双重作用，特别突出地体现于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上，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既有为一切教育共有的文化功能，又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5]
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包括文化传承、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是教育最基本的文化功能，社会通过教育将前人所积累的经验、人文知识等有计划、有目标地传递实现文化的承接。然而，个人的精力往往有限，所能传承的文化往往只是沧海一粟，而文化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因此，教育对文化的传递必须有所选择，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精华加以选择的继承和传播，这就是文化选择，虽然文化选择也是教育的基本文化功能之一，但高等教育在文化选择中往往起到决定性影响。而文化创造功能，仅就教育领域来看，主要是由高等教育来承担的，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文化功能的主要方面。
在文化选择上，该功能虽非高等教育所独有，但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所起的作用更为深远，与其他教育的文化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别。从涉及面来说，高等教育涵盖学科门类众多，遍及文化的方方面面，能够进行最广泛的选择，影响力更为深远。从层次上说，高等教育是高层次的教育，它选择的文化代表了社会文化的较高层次，而高层次的文化对整个社会文化起着导向的作用，具有权威性和决定性，一定意义上来说，其他层级教育的文化选择，实质是在高等教育文化选择基础上的再选择。从性质上说，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专业教育，不像普通教育那样属于基础教育。尽管通才教育的呼声很高，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仍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对文化选择具有高层次、权威性、多样性、专门化的特点。[6]
三、“癸卯学制”的文化选择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导向，不断更新教育内容，变革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在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下，教育演变呈现本土化趋向，在教育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机构变革、教学评价与教育管理等环节，形成一定的民族特性。[7]前者主要涉及近代中国对国外教育和文化吸收，即通常而言的外来性，在近代高等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界多有关注，后者则是高等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选择。
教育变革是一个渐进积累、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历史过程，而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其产生和演化过程中，受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文化课程的影响，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因此，对近代高等教育中的外来成分进行探究，对于系统的把握近代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意义，而鉴于近代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局限，笔者仅以“癸卯学制”中的高等教育学制部分为切入，略作分析。
承上所言，结合时代的特殊性和文化选择的一般特点，笔者为便于分析，将近代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具体细分为教育观念的选择、教育制度的选择、课程设置的选择、教学内容的选择、考核管理的选择等。
从教育观念来看，“癸卯学制”体现着当时普遍的教育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东渐使得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和人才观念逐渐动摇，儒学教育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危机，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科学技术的价值，倡导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实践，逐渐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该理念虽依附于传统文化之上，却开始体现出中西兼容的时代特点。
以教育制度而言，“癸卯学制”深受日本影响，其中的高等教育学制，以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和新式学堂取代书院、国子监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起新的、完整的高等教育教育体系：按照学制规定，清末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分科大学、通儒院三级，高等学堂为预科，毕业者可入大学，通儒院为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与高等学堂平行的，还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进士馆、译学馆等，注重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已经具有西方专业教育的基本性质。
就课程设置来看，“癸卯学制”基本放弃了以科举为参照的课程体系，如四书五经、八股文，规定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实行西方模式的分科和综合教学相结合，每个学门的功课分主课、补助课、随意课3类，以经学科大学之周易门为例，其主课是周易学研究法，补助课是尔雅学、说文学、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易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等。随意科目各分科大学相同，从第一年到第三年，每年皆设中国文学、心理学等4门以上。
从教学内容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虽然学制还保留了一定的儒家经典课程（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都设有经学大义和群经源流等课程，在大学堂还专设经学科），但课程内容已经转变和偏重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即使是经学类的学科也需要学习外国科学、世界史），这与传统学校教育存在显著差异。
近代教育论文范文2
关键词：傅葆琛;教育思想
傅葆琛（1893――1984）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民主教育家，毕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有相关文集、著作、论文都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然而学界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不是太多，视角也比较单一，具体如下：
一、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
关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比较系统而权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陈侠、付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冯克诚主编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这两本文集简述了傅先生从事教育的经历，选辑了傅葆琛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调查报告等，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总体图景。这两本书均从6个方面介绍了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一、关于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信念。二、关于对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主张。三、关于对民众教育特别是乡村民众教育的论述。四、关于扫除文盲的研究与论述。五、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主张。六、关于识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以上两本文集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提供了指南，但由于篇幅限制，许多有价值及深层次的论著没有被编入其中，这就限制了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时，我们要以两本文集为基础，发掘更多的史料。
二、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期刊论文
学界有一些论文对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并试图从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今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启示。
刘军、杨志军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论略》和李亚男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傅葆琛开办乡村教育的原因、乡村教育的目的和范围、乡村教育的方法和使命等几个方面构筑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但是在论述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作用时缺乏深入分析。张澎在《平民教育家傅葆琛》一文中，通过介绍傅葆琛一生的教育活动来阐述其乡村教育思想，使我们可以一览傅葆琛生平的教育概况。李浩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农村体育生态环境构建的启示》，通过解读傅葆琛关于乡村教育意义、乡村教育历史使命、乡村教育环境的重要性等内容，认为傅葆琛的乡村教育理念可以为我国现代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指导，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王有春，肖蓓的《傅葆琛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创办》，论述了抗战期间傅葆琛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主持创办教育研究所并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研究的情况。张改娜的《浅论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该文简要论述了傅葆琛社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乡村教育的中心、弊端、使命以及其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上这些论文篇幅都较小，多是就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而且对傅葆琛思想的介绍也只局限在乡村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的原因、方法、目的、使命、意义等方面，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民众教育思想没有涉及，难以全面展现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上述论文的参考文献多集中在张陈侠、傅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一书，还有傅葆琛大量的原著没有发掘，因此论述较为单一浅显，缺乏深度性学术性。
三、研究傅葆琛乡村教育的学位论文
付卫华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我国新农村建设起来，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研究：一、绪论;二、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进行的乡村教育活动;三、从乡村教育的原因、途径与使命三个方面论述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从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评析;五、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付卫华的论文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内容，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现今我国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总结出其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是一个创新，并且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乡村平民教育、乡村民众教育，且在不同时期教育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作者在这里直接笼统的冠以“乡村教育”，使得概念区分不清，而且参考史料较为单一。作者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评价有一定的创见，但局限在具体的方面，缺乏宏观与整体的考虑。
四、涉及傅葆琛教育思想的著作
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一些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运动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李帆主编的《民国思想文集・乡村建设派》把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归结为乡村建设派，辟专章介绍了傅葆琛关于农村社会的改造与民众教育的实验。吴星云著的《乡村建设思潮与民国社会改造》认为傅葆琛因参与“洋博士下乡”运动引来中外世人赞叹的目光，又以其十数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坚韧毅力，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该书对傅葆琛的教育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天津出版社出版，宋恩荣主编的《晏阳初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涉及傅葆琛留学期间从事华工教育的经历以及晏阳初对傅葆琛从事平教会工作的肯定。中国人民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和第13辑分别记载了傅葆琛先生在华阳县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活动和追忆了傅葆琛毕生教育经历。周慧梅著的《“新国民”的想象 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研究 》研究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和活动。朱煜著的《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 以江苏为中心 1928-1937 》记叙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以及普及民众识字教育的活动。以上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研究视角。
近代教育论文范文3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重庆400031）
摘要：《什么是教育》与《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都对教育进行了探讨，其中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更指引着现在和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教育思想；《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13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028—02
收稿日期：2014—09—11
作者简介：汪小红（1987— ），女，四川达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
一、《什么是教育》中的一些教育思想
作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研究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性和自由性。
《什么是教育》是雅斯贝尔斯的重要著作，在他看来，教育就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的天性”。基于此，雅斯贝尔斯认为，知识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使人“自由地生成”，在于启迪人们自由的天性，因此，对知识不能单纯地死记硬背。在当时，人们对教育还不能很好地加以理解，总是误解教育的本质，由此，雅斯贝尔斯深刻地指出：“本来学生的学习目的是求取最佳发展，现在却变成了虚荣心，只是为了求得他人的看重和考试的成绩；本来是渐渐进入富有内涵的整体，现在变成了仅仅是学习一些可能有用的事物而已；本来是理想的陶冶，现在却是为了通过考试学一些很快就被遗忘的知识。”雅斯贝尔斯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把教育变成了一种促进科技快速发展的手段，使教育成为了国家谋求政治利益的一种重要的工具，而不再是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使教育变得丧失根本目标而不稳定和支离破碎”。他认为：“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发现雅斯贝尔斯所赞成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的自由生成与发展，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也是教育的本质。
作者在《什么是教育》的第十二章“教育与文化”中还专门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学习是德行的保存。”如何理解这句话？学习与德行之间有关系吗？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他自己所著的学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说，我并不是生来就知道那些东西，而是我自己热爱知识、热爱学习，长期坚持不懈的结果。孔子认为，学生要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道德与修养，不停地奋斗，才能够学有所成。如果一个学生品行不端、道德败坏，那他永远只能被拒在知识的大门之外，永远也学不会真正的“道”。在笔者看来，对学习与德行关系的认识，现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句俗语倒是与之非常贴切——先学做人，后学做事。
雅斯贝尔斯说：“学生联合会是一种强制性联盟，它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组织里再也嗅不出精神的气味，而精神恰恰正是引导青年进入成熟期的基础。学生会组织也再无真正的教育可言，而是一种社会类型的翻版，而我本人则最痛恨这种类型”。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与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和经历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学生联合会这样一个组织是有其存在的必要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一直都在学校、家庭生活、学习，所接触的也不过是老师、同学、亲人、邻居、朋友等。他们并没有拥有很多可以让其在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上能够很好地生活的本领，如与人进行良好沟通的技巧、处理各种复杂事情的技能等，而学生会为其提供了一个锻炼各方面能力的舞台，它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在这个组织里，他们可以提前学会很多东西，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不可否认，学生会并不是社会的全部，不可能包罗万象，但它至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的平台，可以让学生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二、《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中的一些教育思想
该书选译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教育论著，所选编的人物从苏格拉底一直到培根，其目的是为更好地了解与研究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思想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所包含的教育知识也极其广泛，笔者要重点探讨的是关于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的问题。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教育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在其所著的《政治学》一书中，他认为，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应该由国家组织进行，并且指出公共教育优于私人教育。在《政治学》第八卷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既然全邦具有一个目的，显然所有的人就应该受到同一的教育。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不要像现在这样，每人只分别地照顾自己的儿童，给予自以为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很显然，亚里士多德从国家整体角度出发，主张实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公共教育事业，而非仅仅是为了个人发展的私人教育事业。
另一位极力主张公共教育并从多方论证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是西班牙著名的教育家昆体良，他的教育思想全部体现在其所著的被誉为“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的《演说术原理》一书中。为了培养未来优秀的演说家，他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并要善于与社会交往，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该书中，作者明确指出：“让我现在来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们未来的演说家将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从幼年时代起，就应习惯于无所恐惧地在社会中交往，并习惯于一种远不是苍白书生的、孤独的和隐居的生活。他的心灵需要经常的刺激和激发……”
被德国教育史家朗格称为“近代欧洲的昆体良”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家维夫斯。他在其重要教育著作《知识的传授》（或译《论教育》）一书中，认为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公众的幸福。在关于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作者首先指出：“一所真正的学院是这样的：这是品学兼优的人们的一个学社和协调的组织，他们集合起来，对所有为了学问到那里去的人给予同样的祝福。”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真有这样的学院，“那肯定最好把孩子从婴儿期就送去”。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英国近代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17世纪英国教育家约翰·洛克。《教育漫话》作为其代表作之一，系统而又全面地表达了作者的主要教育思想——绅士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即有道德、有学问、有礼貌的人。基于这样的教育目的，洛克认为，私人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优于公共教育，因为绅士的良好品德与行为主要是在家庭中培养的。
可以看到，出于不同的角度、立场与目的，不同的教育家对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孰优孰劣持有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从国家整体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教育优于私人教育；为了培养未来优秀的演说家，昆体良认为公共教育优于私人教育；由于主张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维夫斯认为“最好把孩子从婴儿期就送去”到这样的“一所真正的学院”； 为了培养绅士，洛克指出，私人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优于公共教育。
［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浙江大学教育系选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英）约翰·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近代教育论文范文4
关键词： 语文教学 审美教育 文献
一、引言
《国家教育方针》指出，我们的教育要使受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课程标准》把审美教育看作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指出，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也提倡注重教育的“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育人的素质教育。这是我们当今现代教育的要求，同时新时期对语文教学的美育功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这一形势背景下，教师应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呢？针对这一问题我进行了文献综述。
二、文献的来源与国内外审美教育的研究动态
（一）文献来源。
本次所综述的文献，大部分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其中少部分来自书籍和报刊。
（二）研究动态。
随着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审美教育越来越成为国内外教育界比较热门的话题。西方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美育就是当时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曾对美育有过深刻的论述。而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把“礼乐”定为学校教育内容“六艺”的首位，其中“乐”为审美教育的范畴，到了近代，梁启超、王国维、先后提出了美育的主张。至今，国家一直在提倡审美教育，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一度中断。
近些年来，语文教学虽然不断地进行改革，但以传授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高中语文优秀论文唯理性教学模式与按“知识点”的高中语文优秀论文条条框框和思考题逐一分析、解答、落实的应试教学模式妨碍了学生对文章美的直觉感知和体验，不能让学生从整体上来感受到美的魅力。如何扭转这种不良现象？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在语文教学中自觉地有意识地塑造、建构学生的审美心理结构，而学生的审美心理的建构是要通过审美教育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学生的审美素质教育，通过各种审美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
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审美感受能力呢？
听觉和视觉是审美感知的两种主要官能。朱光潜曾经说：“美感起于形象直觉。”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们用来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观点的，语文课的审美教育也源于作品的语言，我们可以通过对作品语言的剖析，让学生感知语言的形象美、内涵美和思想美。也可以运用朗读，使学生的审美感知的指向隐含于审美对象的美，激发起审美主体心理上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让学生体会到审美的音乐美、语言美、情感美。
还有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或景物的形象美进行剖析，让学生感知美。
李岚清同志在《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奠基工程》的讲话中曾指出：“素质教育要彻底摈弃应试教育的片面教育观，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打下扎实基础，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特别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今天，国民素质直接影响到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在素质教育中，美育具有重要的位置。审美教育是以美学和审美教育理论为指导，自觉遵循“美的规律”，以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创造能力为直接目的，以塑造全面发展的完美个性为最终指向，通过各种美的形态所进行的教育。其中语文审美教育又是进行美育的一个主要阵地。语文审美教育是通过语文学科教育活动进行美的教育，教育学生怎样感知、理解、鉴赏、评价美，进行美的创造;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崇高的审美理想。
三、审美教育的含义
综合对众多文献资料的分析，虽然研究者们对这一概念的表述有所差异，但大体可总结出审美教育，就是指有计划地通过各种美的事物和具体审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一种教育活动。
四、主要观点的陈述
就这一问题，研究者们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在对所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归类、分析后，尝试将它们归纳如下。
（一）借助教材，依托文本。
研究者张金坤一贯认为“充分运用语文教材中文质兼美、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学生在不断地获取和增强美感的过程中提高语文水平”。（张金坤，《谈语文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11期）张文清和杨淑妮则指出：“审美教育与小语教学密不可分”，“美就蕴含在教材中”，所以“对小学生实施审美教育应该从教材抓起”。（张文清，《如何结合小学语文教材实施审美教育》（二）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感受和理解美。
美，是通过具体的情境使人感受到的。“由于儿童年龄较小，对美的鉴赏能力还很低，要使儿童感受到美，就必须让儿童面对一个个具体的审美对象，凭借这些审美对象，激发他们用愉悦的心情来感知美的形象”。（杨春银，《创设情境培养审美情趣》，《文教资料》，2006年11期）。
教材中的美感大多是以形象为载体展现给学生。然而，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对美的鉴赏能力还很低，往往只会注意事物的外表，还不能从本质上区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而学习情境则是一个较好地帮助学生理解美的实质的途径。当然，创设学习情境的具体途径有很多，刘统江认为：“可以借助音乐、图画、多媒体等来创设情境。”同时情境也是一个可以引起学生兴趣的好方法。因此善于创设学习情境，将使学生更好地体会到美、理解美。
（三）重在启发思维、激发想象，体会与挖掘美。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他们思维正处在活跃发展想象力的最佳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因势利导，诱发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从中培养他们的审美观念与审美能力。想象与美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语文教学中，“老师应该因势利导，经常选择教材所描绘的含有想象余地的部分，适时、准确、恰当地揭示出来，诱发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从中培养他们的审美观念”。（刘华江，《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甘肃教育》，2000年04期）张和生则认为：“启发学生想象，激活形象思维”，可以使学生“充分感受作品蕴含的各种美”（张和生，《〈繁星〉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四）反复诵读课文及课外书籍从中体验美。
要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美、欣赏美，关键在于对教材的深入理解，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深入体味、感受作品。唐华玉认为：“正确、流利、富有感情的朗读是一种美的享受。”（唐华玉，《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教育科研论坛》，2002年06期）苏凤军认为：“通过反复诵读课文，在头脑中出现想象的画面，可以不同程度地进入课文的意境，体会作者的情感。进一步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在教师的帮助下，“学生通过读来感悟语言的含义，体验文章的情感，在浓烈的读悟氛围中，移情自我，受到情感陶冶”（苏凤军，《谈语文教学与审美教育》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关于“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在自己的教学工作实践中得出的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搞好审美教育提供了众多的参考途径。然而它毕竟是较大地依赖个人的经验总结得出，怎样才能做到较普遍地适用于语文教学当中，应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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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温叶.教学中的审美教育［J］.教育论坛，2008，3.
近代教育论文范文5
一、 翻译教育学之批判与
德国教育学研究一般而言，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教育学在日本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1882年，伊泽修二《教育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人独立编写教育学教材的诞生。留学归国的伊泽修二欲为日本师范学校的教育学科编写一本教科书，就将其在美国留学时所记录下来的有关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讲义笔记总结整理出版。此后，教育学就作为教师养成学校的固定教学科目被规定下来，这一出身导致日本教育学在作为一门科学或者学问被研究之前，是作为一门教职科目而存在的。以降，基于英国、法国、美国独立之人的养成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多的日本教育学者开始致力于编写本国的教育学教材。但严格来说，这只是日本教育学学科诞生的萌芽，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因为，此前所谓的教育学研究其实都只是属于翻译教育学的范畴。
时至20世纪1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才在日本出现。这种教育学自主研究意识的萌发是源于日本民族性的批判性思维倾向。19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学术界对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教育思想无自觉、不批判的引进与模仿，导致日本教育学界欧美崇拜西洋中毒的学术倾向风行一时。因此，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萌动，国粹主义与西化主义的激烈斗争，使得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教育学开始进入有意识的、选择性的借鉴阶段。由于日本学术界渐渐意识到其国民生活的很多方面，较之英国、美国其实与德国更为相似相通，所以翻译、引进的对象开始向德国转移，价值取向也从英国美国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向德国的国家主义、道德主义倾斜。1887（明治20）年，就任于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的德国人哈斯克内希德（Hausknecht，E.，18531927）以高级中学的教师培养为目的开始讲授教育学，内容即为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思想。自此，德国教育学开始作为日本师范学校教育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被广泛翻译、引进。1889年，豪斯可奈特组织设立特约生教育学科，培养出了一批像谷本富、汤原元一、稻垣末松、山口小太郎、冈田五兔等著名的教育学者。这些人在哈斯克内希德回德国后，仍然在不断探索如何将赫尔巴特教学法在日本推广应用。德国留学归来的野尾精一也在帝国大学以及其他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过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但这些研究与讲授都是通过翻译克恩（H.Kern，1823？）、麟德纳（G.A.Lindner，18281887）、凯伦等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而实现的。而后，文科大学哲学科的大濑甚太郎对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思想进行了体系化整理，其《教育学》（1891年）一书随后被作为帝国大学教育科的教育学固定教科书。可以说德国教师的宣讲以及留学德国人员的归国使得德国教育学被带入日本，并成为这一阶段日本教育学研究的主体。
二、德国教育学之批判与
日本教育学构建1895年，日本的胜利激起了日本学者的民族意识，教育领域中倡导日本教育学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被全盘借鉴过来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体系在日本面临着解构的局面。其实早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被称为日本教育学始祖的日高真实，就在其《日本教育论》中主张过教授应该以本国的事情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内容独立论。此外，全面致力于践行日本教育学独立的先驱者能势荣，于1895年出版了《新教育学》。这部教育学著作与当时众多的译版教育学不同，它巧妙的吸取了佩吉与诺森德、斯宾塞与詹姆斯及科恩佩尔与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教育学。它代表了19世纪末日本教育学者开始不独一家学说、博采众长进行反思，构建日本教育学的尝试。之后，泽柳政太郎于1909年出版《实际教育学》一书，尖锐地批判了讲坛教育学毫不接触实际问题，只宣扬一家之言（即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学术风气。泽柳政太郎对以往教育学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四点，即过于空洞、脱离实际、众说纷纭以及回避教育上的大问题[2]，强调要彻底改造它就必须建立新教育学。据海后宗臣《明治大正昭和教育学说史》的记载，自上述泽柳政太郎《实际教育学》问世之后到20世纪初期，作为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对立物的实验教育学思潮出现，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试图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研究教育现象。这种方法给当时的教育学研究树立了新的风气。不过，这种变化始终停留在单纯的学說介绍上，并没有实际着手进行教育的实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此阶段的日本教育学还是尚未实验的实验教育学[3]。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日本接触了美国教育学，以杜威教育学说为背景的美国实证教育研究成果被介绍到日本来。日本开始了教育实验、教育调查、教育测定以及教育统计研究。例如，久保良英关于儿童的研究、田中宽一和冈部弥太郎对教育测定的研究、上村福幸对智力测定的研究、大伴茂对教育诊断学的研究等。教育实证研究终于从单纯介绍向实际研究迈出了一步。自此，教育学研究的日本化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三、日本教育学之批判与
战后教育学不振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期间，由于战争原因，日本教育学研究被蒙上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从而进入倒退期。二战后的教育学研究虽然一直在努力恢复其学术性，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依旧处于调整状态，未得以全面复苏。究其原因，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日本教育学研究不振的原因在于其研究内容与对象的外域性，即本应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日本近代教育学本身就是舶来品。战前日本教育学研究的历史叙述体范式，自明治初期以来就已逐渐成型。当时日本教育学研究关注的重心在于外国教育思想理论流行盛衰史的介绍。教科书式的著作性格，平铺直叙的分析，简略的人物介绍与著作的列举体现不出丝毫教育学研究的理论品性。战前的教育学史研究是以朴素的、实证主义的叙述为基础的，因而其所展现的教育学形象一直都止步于缺乏学术性魅力的文献学研究层面[4]。因而，战后日本教育学研究者反思批判战前教育学时，总会首先把教育学的主体性问题摆在首位。认为日本战后教育学的体系构建一定要在学说的创生主体、接纳与演化主体以及发生场所这个整体框架中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日本的教育学史才能避免无限借鉴德国的教育学说和概念。
其二，一直沉浸在对战前教育学的批判与否定情绪中，是阻碍战后日本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要因。所谓成也批判，败也批判。如何理解日本教育学研究上的回头看现象？其实，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战后日本教育学的出发，必须从天皇制国家教学体制一元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因而，不经过对战时理论化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强烈批判与反思，教育学研究就无法向前迈进。在此背景下，长浜功的《教育的战争责任》作为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问世。他通过对梅根悟、仓泽刚、宗像诚也等15个教育学者的战争教育论进行强烈批判，直抵日本现代教育学研究低迷的原因。当然批判并不足以扭转日本战后教育学研究不振的局面，这种批判教育学史的教育学存在方式反而也同样制造出了虚假和伪善。将教育学变成故事和神话的正是日本战后教育学的原罪。专注于一味地批判与否定，极大地挫伤了教育学研究者的研究热情。
其三，战后教育学研究者对本土教育学缺乏研究兴趣，对教育问题无法涌现关注，教育学研究集体萎靡。战后，虽然关于吉田熊次、泽柳正太郎、筱原助一、长田新等本土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者逐渐增多。但总体说来，本土学说史的研究还是少有人关注。教育史研究中没有对其进行过详尽的描述，教育学研究中也没有其独立地位。明治以后的教育学说并不是能够极大刺激求知欲望和好奇心的东西。但是这就是现实，就是那种教育学被一直讲下来了，所以不能忽视这个问题[5]。这是日本教育学研究本身的问题，即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s）存在，教育学（pedagogy）在消失。对日本本土教育学无法涌现研究兴趣是值得日本学者深思的问题。而且相较于其他学术领域，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门槛标准低，也使得教育学研究群体出现萎缩。
其四，战后日本教育学研究在政治文脉下冷战体制凸显，研究与运动实践等概念密切相关，出现了两难困境。所谓的冷战体制可以用公仪与秘仪视角来分析。公仪是指为了主张、强调学问的正统性，向社会宣扬的教义、价值等。体现在日本战后教育学研究上就是对于儿童的发展、影响国民形成的大学以及学问等问题的思考。而秘仪是指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当事者内部所共有的教义、价值等。这体现在日本战后教育学研究上，就是指关于政治民主化、作为专门职业的教师（或研究者）的教育权（或学问的自由）的确立问题上的斗争。战后日本教育学研究的两难困境就体现在公仪的成功与秘仪的失败之间的葛藤[6]。也就是说，小学、中学、大学等作为国家制度的学校是不断通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而全面展开的，这些影响既体现在个人的成长发展和家庭生活、地域生活方面，也通过社会的惯习、风俗、构造、机制以及与个体学习修养相联系的概念而多样化地体现出来。然而，在以前甚至是现在的日本，与个体成长、发展相关影响因素的关注与研究，在崇尚包裹布式大概念的教育研究者中间几乎萌生不出来[7]。
四、战后教育学之批判与
冷战后教育学萌生 20世纪90年代以后登场的新教育学研究，将战后教育学范式视为问题，重新追问依据其产生的近代性理念（人权、发展、启蒙等等）的普遍性，将近代这个史学概念相对化的同时，揭示了对于复杂化教育问题的新的解读方式。今井康雄将这个新的研究动向与战后教育学对置，称其为冷战后教育学。冷战后教育学是今井康雄以鸟光等学者的讨论为基础提出的思维框架。随后，今井在其与下司晶合作的论文中，将战后教育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作了精彩的分析概括。从高度经济增长期至（20世纪）90年代左右，一直以来统领着日本教育学的战后教育学，创立了保守对革新、文部省对日教组、国家教育权对国民教育权的图式，并站在了后者的立场上以批判国家的文教政策为主要任务。但是，由于冷战体制的崩坏以及范式的破产，社会的后现代化以及宏大叙事的消失，上述的二元对立图式将不再成立，战后教育学失去了其原有的力量[8]。教育学在日本诞生至今所形成的教育学研究成果体系，一直被批判是观念论的、学校中心主义的。其一直在努力构建的是作为科学（science）的，而不是学问（Wissenschaft）的教育学。在这一点上，其实与欧美教育学的发展轨迹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就是欧美教育学日本化的过程。
欧洲文化通过把东方作为一种化身甚至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来反对，以此获得力量和身份[9]。也就是说，当我们将西方现代思想作为他者进行研究吸收的同时，西方学者却认为东方主义也在同样地物化西方。他者概念本来是基于解构和批判资本中心、男权中心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但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了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赋予了前者以优越性以及对后者统治与压抑的逻辑。所以，其实西方所建构的自我/他者概念图式依旧是一种二元对立文化偏见。他者（other）就意味着非我（nonself），意味着不被认同以及不被同化。 而冷战后教育学研究解构的就是传统教育学二元对立式的构建思维。冷战后教育学否定用西方构建起来的二元对立知识形式来框定和分析日本的文化及教育，以颠覆西方文化霸权、反对民族精神被殖民化为思想理念。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主义取向。以龟田满的《复杂性思维与新教育范式》[10]一文为例，文中从探讨现代的知识以及主体的应然状态出发，展望了教育学的后现代意义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教育学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特别提到与以往的单纯化思维不同，莫兰的复杂性思维试图实现自然科学与人为科学的融合。其将个体视为是与自然、生命、社会的诸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着的整体，尝试在多样的人种、文化、言语、信念之间形成一种世界意识与视角，为未来的教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与范式。也就是说，传统的科学研究更倾向于追求诸科学的分化、差异细化范式的知识状况，而现在日本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新科学的文化统合、知识的脉络化与整体化、人性化以及对话性等。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和合成为化解人类冲突、回应西方文化和现代化挑战的最佳最优化的文化选择[11]。这种范式转换或思维变革，直接影响了21世纪日本的教育学研究动向。
五、日本教育学研究之
近代教育论文范文6
本世纪50年代以来，面对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对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多次的教育改革。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出现众多的教育理论流派。其中仅美国就产生了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受布里奇曼操作主义影响的、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教育，把时间作为重要变量、以布卢姆为代表的掌握学习等教育理论流派。这些流派的理论曾经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上，每次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飞跃，都会出现唯科学主义哲学思潮，都会出现受唯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的教育理论流派。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所谓科学的基础上，强调理论的可操作性或热衷于对理论作数学公式的表述。5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教育家用“知识迁移”、“评价策略”、“同样教学”、“合成图表”、“发现学习”、“反馈矫正”等术语来构建自己的教育理论。他们从行为主义、结构主义、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考察教育，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构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的教育危机，因为他们往往把理论的发展禁锢在人的经验所给的领域中，企图以直接的观察和经验，以对表层现象的量化来衡量一切。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对唯科学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许多批判。美国斯坦弗大学教授，教育艺术论的一位重要人物埃斯纳(EisnerElliot)在1986年出版的《教育视一野》(美，63期)曾指出:“美国许多学校都把注意力放在可操作的标准化测试上，放在因此达到分类目标的要求上。除此之外，他们还把对学生的期待标准化。这种做法的程序本身常常对教与学做出写实化的反映。正是这种事先按排好的程序，虽然其目的是提高学习成绩，却使许多教师忽视了其不愿再去鼓励学生去探寻自己成功的独特道路。同时，为了完成成绩责任制而产生的学校气氛常常对那些学生创造性发展最重要的过程起阻碍作用。埃斯纳的批评触及了包括掌握学习在内的教育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影响下的教学实践。这个批评是切中美国教育时弊的。前面提到过的苏珊•奥哈宁曾对流行很长时问的美国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提出批评。针对这种评价强调精确量化，强调可操作性，他援引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戴维•霍普金斯的一句话:“胡说，问题不在于好用不好用，而在于是不是真理。”当代西方教育艺术理论认为这些理论貌似科学，却并没有揭示出教育的根本问题。教学行为和它的内在实质则被忽视、被越过、被放弃。1983年美国教育全国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题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该报告惊呼美国教育质量的低下，疾呼真正教育改革的到来。这个报告以及在这前后出现的教育艺术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标志着美国教育的危机，标志着在唯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教育理论的危机。而首先在美国产生的当代教育艺术论正是用对现代教育理论的批判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它是为挽救美国、乃至西方的教育危机进行的一种探索。
二
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认为教育不仅从方法技巧上，而且从教育J性质、特点、内容等主要方面都应该视为艺术。埃斯纳在其1985年出版的《教育想象》一书中曾从4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是艺术这一命题。他认为，教育是艺术，第一是由于教学可以运用自己的技巧和能力，使师生双方都能感受到一种美;第二是因为教学过程中，教师像画家、作曲家、演员和舞蹈家一样，是根据行为过程展开的性质来作出评价和判断的;第三是因为教学不需要受事先安排好的行动程序的束缚，教师必须以不断创新的方式来应付在教育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意料和始料不及的事件;第四是由于教学的成绩常常是在教学过程中取得的。”对于其中第四点，另一位美国教育家希尔(HinJohn)曾指出:“教学是人类行动的这样一种方式，运用这种方式，许多行动成果取得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也就是说，教学行为的许多成果都是在与学生交互作用的进程中产生的，而不是事先构成的某种东西，更不是高效率所达到的”(《教育论坛》美.1985.冬)。教育艺术论作者们强调教育劳动的复杂性，认为教育绝不是生产快餐面的工厂，不能像工厂那样成批地产生出规格标准化的产品。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的成长和教师的劳动是不能靠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简单地量化出来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的巴瑞尔(BarrieBarel)在美国《教育论坛》1991年复刊发表了题为《课堂艺术》的论文，对教育是艺术的命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教育是艺术不只是从方式而言，而且更是从内容上讲的。他认为，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教师头脑中的思想，教师思维的内容。富有创造精神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提请学生注意一个方程式的和谐美或一个建筑线条的简洁的美。但这并不意味着回避对教学和建筑知识的运用，而是更强调通过教学要使学生看到数学或建筑材料的整体性。教师要求学生高度注意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在几个不同的层次如何展开。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提问，而学生则围绕着教师专门提出的一个问题或概念旋转，以便使概念的各个不同侧面都得以认识，受到注意。所以，重要的是，教学艺术不仅包括怎样进行教学，更包括都讲了什么。巴瑞尔提醒人们，在构筑完美的教学实践背后是教师对于以尽可能多的方法表述一个思想的探求。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还批驳了对教育是艺术命题的非议。一种典型的观点是:对教育教学任何美的鉴赏与判断对于评价教学质量来说都是次要的。教学作为一种职业，人们注意的是教学过程中信息的传递，而不是美。教育艺术论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艺术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把对艺术的理解局限在图画上“好看的颜色”上，或乐队演奏的“声音的集合上”，没有看到艺术内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并不把自己的视野主要放在美的鉴赏上，它最主要的是企图揭示作为艺术的教育内在的特点，如它的复杂性、创造性和成果形成的特殊性等。而这些正是现代科学教育学所忽视的或掩盖的。因此，教育艺术论对教育特点的独特看法，它对教育有别于其他职业和劳动的特点的强调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三
美国教育家布鲁纳在1959年美国科学院全国会议上提出了学科基本结构理论，试图以此挽救美国教育，进而保持美国在世界的实力地位。其理论的中心概念是发展智力。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培养智能型的人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其他国家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则认为，科技的发展，智能型人才的培养，使学校正在成为一利，消极的适应力量。为了这种消极的适应，师生为竞争驱使，为提高成绩而竭尽努力。其结果学生的智力没有获得理想的发展，一正如1989年美国公布的调查材料所显示的，美国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在一些重要的学科仍呈下降趋势。不但如此，不少学生已经丧失了上学的适意感、安全感.而孤独感和厌学情绪却在与日俱增。西方教育艺术论把种子技术和培养智能型人材看成是造成青少年精神危机的罪恶的渊蔽。作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危机产物的教育艺术论认为，要想在下一世纪适应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摒弃那种所谓科学的、实证科学的教育理论，使教育成为真正的艺术。其核心问题是教育的目的的改变。教育艺术论认为，学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大部分是间接的。为了成功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必须停止那种关于学校教育是救世主的虚伪的说教。学校为社会应该做的就是培养真正的人和公民。这里，教育艺术论针对西方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现象提出了人性化和公民化的教育目的观，反映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它既宣告了单纯培养智能型人的教育目的观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代人类社会对教育培养人才在质量上的要求。奥尔(DavidW.)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教育目的。他提出:“我们时代自由艺术的使命绝不在于能评价经典的价值，也不是教授市场所需要的技能，而是培养平衡发展的，完整的人”(《哈佛教育评论》，1990，57。可以说，正是教育艺术论在西方教育目的上实现了从智能型人到平衡发展的、完整的人的重要转变。这可以说是教育艺术论对当代西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何为平衡发展的、完整的人，具体内涵是什么?对这些内容，奥尔作了明确的阐述:人的完整性要求人的综合性，即有分析力的头脑与情感的结合，智能与动手能力的结合。他指出，智力与情感的分离，书本知识与实践的分离是现代教育的弊病所在。他指出，作为艺术的教育应该培养完整的人。这种人有深刻的智慧，善于从正确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人又是实践的人，能胜任工作;这种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能自觉投入建设一个美好世界的斗争;他们不仅会读书，而且在生态学意义上也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能使身体免受不良状况影响保持健康，能审时度势地生活;这种人还把自己与我们时代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不倦地去关心人、教育人，提高生命的价值。以上奥尔对完整人内涵的阐述说明了当代教育目的的内容在拓宽，正在形成一个高于时代特征的系统。这个系统力图包括当代社会人的所有方面，具有相对的完整性。虽然，教育艺术论的教育目的本质上与我们不同。但其在内容维度上的变化确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
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十分重视创造性教育，并对之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瑞特曼(Rejtman，Sanfordw)指出:“教育是创造性艺术，而不是如世俗的社会学观点所认为的只是需要中等技能的行业，或是一种职业实践”(《教育论坛》，1986.冬)。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大力倡导创造性教育的。它认为:创造性教学大大高于关于备课、课堂管理、座位安排等技术性知识，因为创造性教学注重的不是形式上的东西，它是要在人们的头脑中、心灵上播下追求真知的愿望，唤醒学生中间蕴藏的巨大潜力。当代教育艺术论十分重视想象在创造性教学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教育是艺术，是通过想象用智慧表达思想。创造性教学要求教师运用想象传递富于意义的思想，并要求学尘把学习过的思想和概念联系起来。当学生重建了这些联系，表现出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以后，教师再根据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加以评价。技能型教师的教学目的往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创造性教师则常常希望在教学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成果。创造性教学不同于技能型教学那样强调讲课的程式、评价方法和教学途径，它更愿意使课堂教学的节奏、速度多样化。教育艺术论的这些观点来自于他们对教育特点的深刻认识。教育艺术论还认为，创造性教学，注重想象的作用，它能使学生在解题和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都感受到美的存在。教学就是阐释各学科复杂的内在本质，揭示出它们内容的美。每当一门学科的真理被揭示出来，老师和学生就分享着拥有知识、思想的快乐，分享着美的体验。学生也就会继承珍视知识、掌握知识、热爱知识的传统。学生的想象力在创造性教学中也得到了培养。所以，他们能超越一般的教学终点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同时，创造性教学，在教育艺术论看来，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给教师以充分的自由。弗雷塔科(Fr比昭He:ta.T)认为:“只有当教师拥有教育过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寻找自己道路的的时候，教育才可能成为艺术，才会有高质量”(《教育论坛》，1991.冬)。他并把这点看成是教师的哲学。因此，当代西方教育艺术论力主教育摆脱行政上官燎主义的干预，摆脱唯科学主义教育理论的束缚，摆脱教育管理_.匕的量化评价方式的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造性教学正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西方教育艺术论认为创造性教学应当充分认识教育的复杂性，认识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它提出“给儿童以成长的空间和时间”的口号，并且要求教师要善于等待，善于退一步看一看，认为这是教师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此外，西方教育艺术论在创造性教学方面还强调二点。一是教师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大有“当教师理想的光芒照亮他的方法时，一种令人惊奇的，巨大而无形的感染力才会产生。”教师还因此会把自己的激情传递给学生，使他们能站在教师的肩膀上，达到人类文明的新高度。同时，教师应该教育学生有责任感，有自觉的纪律，绝不能在精神世界播下不负责任的种子。二是教师要激励学生获得成功。教育艺术论认为，教师工作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对学习成功的渴求。一旦这把火燃烧起来，人就会被精神力量所鼓舞，就会克服浅薄。而对教师来说，学习如何激励学生，这是终生的事业。教育艺术论是从资产阶级教育人性化的目的出发来论述创造性教育的。但其中对想象的作用，教师的创造权利，如何对待学生等问题的阐释不无一定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