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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论文范文1
结果却自陷樊笼？《自由》通过叙事主人公“我”不由自主的生活，彰显了“我”向往自由的个人伦理感觉；同时，自由作为“我”的一种生命自觉，也是其面对社会与现实环境的伦理选择。“我”因为无故被要求辞职，对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迷茫，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从一而终的打算”“不愿接受谁的领导了”，不断变换职业，曾做过装卸工、看门人，偶尔也做一些小生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逐渐产生了一股厌世情绪，想要暂时自我封闭，过上一段平静安宁的生活，以求找到更好的生活出路。此时远行的朋友将他的房子托付给“我”照看，为“我”追求独来独往的自由提供了契机。然而这种自由生活自始至终不断地被外界所干扰或者打断，令“我”苦恼不已：一开始是房东的亲戚来访，后来是“我”小心翼翼地守护过的蜘蛛朋友的死亡，紧接着是与情人难以摆脱的纠葛。似乎“我”愈是追求自由，自由愈显得难以企及。仿佛个人与他人、与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错位，而这种错位成为主人公追求自由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正如“我”在格言本上写下的那样：“当事物除了其本身以外，不再指涉其他任何事物，这时才开始有了自由”，人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作为伦理的基本要素，注定了个体进行伦理抉择时不得不面对沉重的道德伦理承负，承担起对周围人比如对亲人、爱人、朋友、同事等的责任，而主人公“我”追求的则是自我精神的绝对自由。这种绝对的“自由”使得他在面对现实时，不断陷入内心痛苦的矛盾纠结之中。爱情已经熄灭、自己的情人渐行渐远、对“我”而言已经形同陌路，但是，当主人公想要与自己的情人分手时，却始终难以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当他没见到自己的情人时，他很容易“表现得冷酷而强硬”，可是一旦看到情人越走越近的时候，他所有那些“坚信的跟她分手的理由，以前从来也没有半点怀疑的理由，现在似乎变得虚假和可笑”。主人公这种态度的暧昧是出自同情怜悯之心还是源于爱情的余烬，作者并未明言，然而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对主人公本身的影响显而易见。也许主人公意识到，与他人的交往会致使个人自由的丧失，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将自己封闭起来。一方面他为了自由，企图摆脱现实中的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无可避免地受到伦理因素的影响，这种无法摆脱的内在矛盾是其追求自由而不得的主要根源。主人公在主观上努力切断与周围事物的联系的做法难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上帝的个人在社会中生活，与他人交往，就会出现个体化的道德冲突，产生道德事件”。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亦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的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人更是奴隶。”的确，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就必须与他人交往，这是人生来无法回避、必然要承载的伦理重负，与人交往是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人无法忍受因脱离人伦关系而产生的孤独感，正如小说中蜘蛛乌尔苏斯不能离开食物而存活一样；蜘蛛会因缺乏食物而死亡，同样，人如果没有与他人的交往，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小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我”与乌尔苏斯在一起度过的一段生活，我们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精心布局，正是为了强调“我”的处境与蜘蛛的相似之处。蜘蛛乌尔苏斯与主人公有着相似的冷漠，每当它捕获到猎物，它“并不向战利品扑过去，而是若有所思地靠近，不急着把猎物紧紧束缚住，甚至有些懒洋洋的，在它身上发现不了任何饥饿难忍的特征”。然而当楼道的垃圾通道被堵塞、蜘蛛因而失去了其主要的食物来源——苍蝇，生命很快就凋零了。为了延续它的生命，“我”试图给它喂蟑螂，不知何故它最后却死掉了。蜘蛛乌尔苏斯不看重食物，最后却因缺乏食物来源而丧命；正如同“我”不愿与别人交往，最后却因脱离群体而倍感寂寞一样。因寻求绝对自由而自我封闭所导致的孤独感令“我”难以忍受，这种沉重的情绪压抑着“我”的身心，这种与世隔绝的痛苦令“我”无法摆脱。主人公欲通过自我的封闭换取心灵的自由，结果却引发致命的孤独感，心灵的自由反而不知不觉间被自我的情感本身所束缚。
二、安德留哈——追求极致的自由，是不负责任
“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作者布托夫通过对安德留哈人生命运的叙事，展现了安德留哈为追求自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生命热情。安德留哈与“我”在处事风格上截然不同，他为了个人的自由不计代价，更少顾虑他人的看法，也不惧怕与他人的接触。他在上学期间因为痴迷旅游没有参加考试而被学校开除；随心所欲地花钱却全然不顾欠别人的债务这一事实，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让父母替他还债，致使流氓对其家人纠缠不休，置亲人于危险之中而不顾；为了躲避债务，爱子心切的父母不得不将心爱的儿子暂时安置到精神病院，以躲避追杀，之后他又逃出了医院。虽然用常人的观点来看，安德留哈完全就是一副无赖模样，然而这一形象又体现出人类对自由的执着向往。主人公与安德留哈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冒险畅游，当他与安德留哈失散并且由于身体羸弱开始产生悲观念头时，安德留哈的出现鼓舞了“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此时此刻安德留哈对“我”来说就像一颗闪耀的晨星，他的坚持不懈令人顿时肃然起敬，使得两人最后成功脱险。因此，可以说，在安德留哈身上存在着一种永不言弃、积极进取的可贵精神，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这一形象的塑造毕竟体现出一种超越现世的伦理诉求，即对人类求生信念以及积极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的肯定和认可。然而，安德留哈这种随心所欲、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自由理念在客观上却不断给他人带来麻烦甚至危险，而且他自己也在主观上陷入了伦理道德的困境。不管怎样，“他都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上思想家的压力，思想家强加给人们并不轻松的义务：这样或那样的实现自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突然产生了冒险运送核弹的想法，之后，安德留哈因为处理债务问题而没有成行，放弃了这次痴人说梦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他给家人带来危险之后，自己无法再心安理得地继续随心所欲、进行追逐自由的探险了，良心的不安和负疚感迫使他暂时放弃个人自由并着手解决家人遇到的麻烦。道德观念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人“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受他的同类的支配”。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不得不面对整个社会所凝聚积淀的理性伦理观念的制约。基本的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理性伦理，植根并且缠绕于每一个个体之上，如果极致地追求个人的自由，而全然不考虑周遭的人和事，势必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和利益，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这也不是每一个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所愿意看到的。深深植根于每个个体之内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势必会问罪于不负责任的个体本身，使其陷入自由伦理的困境。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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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象选择宁夏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11级3个护理班118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2013年第2学期的教学过程中对3个班同样的授课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课后采用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进行测量。共发放问卷118份，收回有效问卷116份，有效率为98．3%。
1．2方法
1．2．1教学方法在2013年第2学期的教学过程中对3个班同样的授课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授课方法主要有理论讲授、电教、案例分析、自学、分组推论5种，每次授课采用1种～5种方法组合。
1．2．2评价工具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由吴艳和戴晓阳教授于2007年编制。该量表以Maslach工作倦怠问卷为基础，可对青少年的学习倦怠情况进行评估。该量表是自评量表，包括身心耗竭、学业疏离和低成就感3个纬度，共16条目。采用5点评分方法，即“非常符合”计5分，“有点符合”计4分，“不太确定”计3分，“不太符合”计2分，“很不符合”计1分，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学习倦怠越高。此调查问卷的信度为0．732～0．858。
1．2．3施测课程结束后将上述量表一次发给被试者，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统一主试和指导语，当场发放和收回问卷。为避免被试由于顾虑影响答卷的客观性、真实性，答卷采用匿名方式。
1．2．4统计学方法调查完成，主试回收问卷，剔除无效答卷后对测试的资料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使用教学方法数量(1种～5种)与青少年学习倦怠总分相关性研究结果教学方法组合数量与青少年学习倦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0．789，P=0．001，显示二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3讨论
3．1《护理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容易出现学习倦怠的原因学生出现学习倦怠的原因与学生对伦理学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伦理学就是给他们讲道理，没有现实意义，同时很多学生认为该门课与将来的执业关系不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重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使学生懂得《护理伦理学》课程的重要性，学习该门课的现实意义。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对该门课程的重要性、学习的意义结合现实案例，组织学生讨论，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对该门课的学习非常重要。
3．2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丰富程度与学生学习倦怠关系的分析研究结果明示，在每一次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学方法采用的丰富程度与学生的倦怠成反比，教学过程中采用教学方式越丰富，学生学习的兴趣越浓，学生越不易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倦怠。本研究与崔文香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出现该结果，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的气氛有关。要求在今后的教学环节过程中应该丰富教学方法，每次课的授课过程中应该至少有3种以上的教学方法进行组合，对缓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倦怠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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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评述文章中，我们想聚焦于米歇尔教授对食品科技前沿进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尝试对“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这一充满争议但又极具现实性的主题做些思考。1995年，莱斯特•布朗首先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示性问题，理由是中国人口在快速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走向多样化，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农业生产能力［2］。然而幸运的是，借助于现代育种、化肥等高效农业技术，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功地实现了农产品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3］，用强有力的现实回击了布朗的质疑。目前，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理由是中国的粮食产出和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无法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满足需求［4］。是不是中国除了推进转基因商业化，已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养活自己，而且这样的选择是否具有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或许米歇尔教授的观点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为一位谨慎的科学乐观主义者，米歇尔教授首先强调，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食品生产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期盼。科学和技术总是与食品生产领域中的动人承诺和美好期盼相关联，并推动着食品生产的进步。科学食品、科学烹饪、科学饮食，这些词汇代表了20世纪兴起的一种理想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将使人类摆脱自然的不确定性，获得对食品的彻底控制。现代食品科学向我们承诺，将生产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生产体系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引发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根本性变革，从基因组层面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食物选择和搭配。
然而，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之俱生。单一种植的商业化农业可能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无法满足消费者和多元化的需要，还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危害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可持续性。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进展，可能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或饮食习惯受到影响，例如面向特定目标群体开发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标群体，否则会出现伤害。特别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将这类食品称之为“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声称“科学技术对神奇植物的研究将会从冒险性的救赎追求蜕变成地狱之旅，最终将产生自然影响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学和技术在农业和食品产业应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米歇尔教授认为，实践的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是关键。他指出，生命科学的近期发展，使得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生命科学改变着这些实践，并要求修改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例如，健康诊断、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过去在医学部门开展的项目也在食品行业变得普遍起来。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实践，并将模糊食品和药品的界限。这些新食品实践将个体对食品的选择权赋予健康咨询顾问、营养学家和超市经理等，并使其与科学的最新进展相关联。
根据米歇尔教授的分析，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食物链，技术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六种实践活动中：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对基因和功能关联性测试的科学实践；识别通常拥有共同基因图谱群体的科学实践或流行病学实践；基于“从田间到餐桌”、营养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生产食品和药品的技术与科学实践；为消费者和患者提供这些食品的服务中介，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营养学家等的实践；超市的实践；有关市场化后的监控实践，如安全标准、实施和控制。基于这些全新的实践，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正预示着食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将以全新的方式密切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联系，凸显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患者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互动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图谱，专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遗传特性来确定其冠心病的几率，判别哪些饮食习惯或哪种类型的食品对其健康有益，并开发针对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这种定制的方式意味着必须筛选、取样和储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以便为其准备个性化的食谱。总之，将生命科学和相应技术嵌入社会实践，意味着将科学的社会实践向其被应用的社会实践开放，并寻找这些实践和冲突之间的联系。
米歇尔教授还以功能性食品为例，对这种个性化趋势做了多层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体机能，如减少罹患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等。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米歇尔教授对这类功能性食品大唱赞歌，认为基因组学和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引发了一种从适合每个人的均衡饮食到专为个体定制的最佳营养饮食的转变。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总是有益无害的。即使像维生素A和D那样分解脂肪的维生素，在大量服用时也会产生健康问题。所以，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和商业化自然也是公众辩论的热点话题。米歇尔对此总结道，有关功能性食品的社会辩论，除了涉及对相关的健康风险等问题进行规制和监管外，还有许多文化层面的考虑。如一些人担心食品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诸多功能性食品会毁灭整个饮食文化，引导消费者不为乐趣而只为健康进餐，结果是科学的食品话语主导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还有人担心食品和药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导致社会生活或饮食文化的医学化，使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食品专家的设计，最终使食品生产商变得越来越像药剂师和医生。我们吃东西不再出于乐趣，而是因为其包含适量的抗氧化剂或Ω－3脂肪酸，这意味着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类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的丧失。米歇尔教授对此也忧心忡忡，他特别指出：“如果功能食品变得很普遍，这将会导致彻底的个性化，其彻底程度远超过人们所梦想的。这将意味着膳食最终完全消失，每个人根据健康和食品科学的流行观点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因人而异。我们的基因图谱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不再是我们所属的文化或个体的哲学体系。”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营养和食品的多层意义。米歇尔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于对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等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个体人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不同于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多采用的功利主义立场，将问题的求解域锁定在如何通过技术或其他手段来增加食品的总量供给，而不考虑个体的权利和对食品多样性的选择权。不同的文化视角，可能引出不同的伦理主张。东方文化可能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为首要的政府责任或义务来讨论，而米歇尔教授所表达的西方文化观点则强调消费者和相应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明确地将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样性作为政府规制的第一要务。
基于历史的、社会的实践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米歇尔教授进一步强调指出，科学和技术持续地要求嵌入和控制，并通过公众辩论、政府和组织得以建构。这“不是为了防止其有害影响，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影响，以使其明显的优势和缺陷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发挥和弥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在不同科学和技术道路之间做出选择”［1］122。在某种意义上，新技术发展可看作是对公共道德框架的有趣挑战，它们并没有把先验作为动力来描绘分界线或擦去禁止标识。技术和伦理的共同进化清楚地表明，二者在相互作用中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技术有广泛的伦理蕴含，伦理在本质上与技术相关联，没有哪一方可以保持稳定和不变”。他因此主张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技术时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寻找“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策略。因为借助于这种方式，公众认知在经受公开辩论进行检验的同时能得到暂时尊重，同时消费者的能得到适当拓展，诸如食品选择的自、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和后代的潜在影响等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也能得到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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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过劳猝死医院是24小时全天候开放的公共场所，特殊的工作性质要求医护人员必须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加之饮食及作息时间不规律导致其生理周期被打乱，易使机体内环境失衡。医护人员长期的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加上工作中的责任压力和精神压力，疲劳的慢性积累导致了机体的过劳损伤，当超过机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就可能发生猝死。
1．2职业暴露由于职业原因医护人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患者密切接触，其中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等经血液传播的疾病是医护人员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接触的各种化学消毒剂或手术时接触的麻醉气体，对人体的皮肤、粘膜、呼吸道、神经系统均有一定的损害;因为工作需要，医护人员还要接触各种电子仪器，会遭受电离辐射甚至放射线辐射的危险。各种致病因素累积加上职业紧张、工作劳累等，造成医护人员免疫力下降，长期下来，一些医护人员年纪轻轻就患上各种顽症，随时有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
1．3抑郁自杀有研究表明，医务人员普遍感觉工作压力大，80%医务人员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50%的医务人员具有消极情绪，约30%的医务人员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医务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承载着包括躯体疾病、生物钟紊乱、心理卫生水平低下、医患矛盾突出、病人死亡等众多压力。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工作倦怠加上应对一些突发事件、自然灾害，部分医护人员常常会感觉身心疲惫。在高应激状态下，个体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心理损害的危险程度则为普通人群的2倍。个别医护人员因心理抑郁长期得不到疏导，且个体心理认知存在着缺陷，可能会走上轻生的道路。
2社会原因导致医护人员早逝的伦理学问题
2．1袭医杀医随着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不断多元化和高标准化，患者对医院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信任度却逐渐降低，导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双方的认知偏差是产生医疗纠纷的常见原因;医疗行为的失败或侵害，是造成患者侵犯行为的唤起性因素。医患关系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备受媒体的关注。近年来医患信任出现危机，医患关系严重恶化，医患矛盾愈演愈烈，暴力伤医、杀医事件时有发生。
2．2工伤意外随着国内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频繁流动，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层出不穷。一旦发生突发意外、，医护人员在急救领域就应当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由于急救时间十分宝贵，事关患者性命，这就要求医疗救护系统要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急救的需要、家属的催促、路况的复杂加之超速、违规行驶等，造成医护人员伤亡的事件也并不鲜见。另外，医护人员上下班途中遭遇车祸、意外而造成身亡的也时有发生。
3医护人员非正常年龄早逝的伦理学问题的相关对策
3．1科学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劳逸结合，避免过度疲劳从管理机制上有意识地防止过度疲劳，医院管理部门应根据实际工作量调整人力资源，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对于工作任务比较重的科室，应加派人手，合理分配人力。对待科室人员尽可能给予生活上的关怀和帮助，心理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和疏导，尽量缓解医护人员的压力和疲劳程度。组织医护人员在业余时间进行各种休闲、放松的体验活动，对有休息诉求的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安排。
3．2完善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改善工作环境，减少职业暴露院领导应高度重视医护人员职业暴露所承受的职业风险，合理设计操作流程，改善医疗操作环境，为医护人员提供完善的防护工具和设施。建立职业暴露上报系统，简化上报流程，对发生职业暴露的医护人员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并予以心理疏导工作，减少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职工每年常规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动态观察医护人员的健康指标。加强宣传和培训，使医护人员从心理上充分认识职业暴露的危害，并从行动上严格执行标准预防，降低职业暴露的机率。
3．3改善待遇、减轻压力，提供心理支持系统，促进心理健康在分配制度上向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倾斜，有利于减轻医护人员心理上的不公平感，进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加临床的人员配置，缓解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的状况。在分析和处理医疗纠纷时，既要加强对当事人的教育和培训，也应为职工提供必要的担当和保护。建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心理咨询机构，专门为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咨询和疏导，尤其在医护人员遭受心理创伤时能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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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不同于单核苷酸多态性的遗传差异，肿瘤等复杂疾病的形成往往是由多个位点的体细胞突变共同作用产生的。临床表现相同或相似的疾病可能并非来源于同一组基因突变，其中不同位点的突变影响不同的细胞通路，对应于疾病的不同亚型，使靶向药物的治疗效果产生个体差异。如作用靶点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吉非替尼用于治疗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时，将获得更高的收益率。所以临床治疗时需要根据不同的疾病亚型进行个体化用药，选择针对相应靶点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乳腺癌的传统治疗依据病理学分型进行，治疗效果间却存在很大差异，患者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近年来，分子分型技术逐渐成熟，通过分析乳腺癌患者基因表达谱，可将乳腺癌根据基因表达特征分为4种亚型，LuminalA型、LuminalB型、HER－2过表达型和三阴型。对乳腺癌的不同亚型的治疗方法及药物有所区别，如Luminal型对内分泌治疗敏感，HER－2过表达型使用靶向治疗药物赫赛汀可显著改善预后。因此，对疾病亚型不同的患者个体化用药，保证了治疗效果，避免了不必要的医疗花费。尽管在进行乳腺癌治疗前对患者进行分子分型如此重要，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伦理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疾病型与预后相关，加重心理压力。对乳腺癌分子分型的研究常常涉及到对不同亚型预后的预测，如LuminalA型预后较好，5年总生存率约为90.3%;而三阴型为69.0%，预后较差［10］。虽然根据癌症亚型判断患者的预后情况有助于及早关注癌症的复发或转移，但对于患者来说，尤其是预后较差的三阴型乳腺癌患者，在经过确诊对心理的强烈刺激以及手术对身体造成的严重创伤后，得知分型结果时无疑会背负上更加沉重的心理包袱。这不仅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可能影响到癌症的后续治疗。二是测序列是未来方向，威胁基因隐私。以特定基因突变为生物标志物的肿瘤靶向治疗药物正陆续上市，所以将基因测序分析作为临床肿瘤分子分型的手段也有可能在未来得到实现。然而，基因测序数据量大，肿瘤组织中不仅包含基因突变的信息，还有大部分是关乎隐私的个体遗传信息。所以测序样本和数据一旦被获得和存储，就会牵涉到基因组隐私和数据保护的问题。现有的简单匿名的方法可轻易地追溯到基因的所属者，无法保证数据的安全。基因信息遭到泄露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工作单位为了减少医疗费等开支拒绝雇佣含有致病基因的员工，保险公司根据基因信息评估投保人的患病风险从而收取不同金额的保险费。对于一些可遗传的疾病易感基因，个人基因数据的泄露意味着整个家族的隐私都受到威胁，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歧视。另外，大部分基因的功能还未得到解读，但随着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即使当时未显示出问题的基因，也不能排除今后发现问题的风险。
2因药而异的个体化
用药抗生素以及其他抗微生物药物的发现为人类治疗感染性疾病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用药的同时，微生物自身也在不断变异，对药物产生抗性。同种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感染的微生物可能有不同的耐药突变，对药物的敏感性不同，所以临床治疗时针对病原微生物的不同耐药性进行个体化用药。肺结核是感染结核分枝杆菌而导致的疾病。由于结核分枝杆菌普遍存在耐药性，仅用单药无法将其杀灭，因此目前用短程化疗及多药物联用的方式治疗肺结核。常用于药物联用的异烟肼、利福平等一线化学药物均具有一定的肝毒性，多药联用可能导致肝功能异常，严重者甚至发生肝损害。而不同患者感染的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不同，这就意味着，传统治疗多药联用时，并非每种药都发挥出了其治疗作用，却徒增不良反应及治疗花费，甚至还会诱导新的耐药菌产生。因此，细菌的耐药情况需要得到及早的测定，以指导肺结核的用药。近年来，分子检测技术发展迅速，分子药敏实验利用测序、基因芯片等技术，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操作简便且快捷，通常仅需1d即可得到结果。医生可根据检测结果指导用药，提高用药准确度，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真正实现用药的个体化。个体化用药检测未普遍推行，阻碍了感染性疾病个体化用药的开展，并且诱发很多伦理问题的出现。在耐药性未知的情况下，用多种抗微生物药物将徒增治疗费用，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无效用药使耐药微生物反复感染，导致病情反复、治疗周期长，这都会对患者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使患者产生悲观厌世、低落抑郁等心理问题。
3基因导向个体化用药的伦理对策
基因导向个体化用药，可为病人定制安全、有效、合理的最优给药方案，但如果无法妥善解决个体化用药中所面临的伦理挑战，其发展必将受到限制。医疗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立法机构、研究院所以及医患双方应共同努力，避免伦理问题的产生，解决伦理问题的障碍，推动基因导向个体化用药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百姓。充分告知增进医患信任当今医患关系紧张，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无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于需要对患者进行基因型检测以指导用药的情况，为了避免患者对医生产生过度医疗和收费的误解，也为了保障患者充分知情与自主选择的权利，医生有责任提前对患者进行收益和风险的告知，告知患者应做何种检测、检测的目的、承担的风险、检测结果的含义、不做检测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检测的费用等，做到患者知情同意和充分理解，并及时沟通交流，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防止医疗纠纷的产生。普及知识消除社会偏见对于公众由于相关知识的局限性而可能产生的社会歧视问题，公共医疗卫生部门及社会各个教育机构应共同努力，普及基因检测的相关知识，防止毫无根据的基因歧视的产生。医院方面，在患者接受基因检测前后应该确保患者理解药物代谢强弱的含义，明确任何一种代谢类型均非生理缺陷;学校方面，应积极开设讲座或相关课程，在教育中普及基因检测的知识;公共医疗卫生部门应加强宣传，可定期开展公益讲座，提供基因检测咨询等服务，使基因检测指导个体化用药的概念逐渐走向普通大众。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合作，才能彻底杜绝出现因误解基因检测结果而产生的歧视问题。关怀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医生及其他护理人员对待因个体化用药检测结果不利而产生心理压力的患者，不仅需要关注病情，更应该关注患者的心理。首先，患者的人格和尊严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应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不能因为患者的地位或贫富而区别对待。其次，对待患者应有足够的耐心。对患者的问题及需求应及时解答和回应，不可敷衍和推诿。最后，应给予患者适当的关怀。语言温婉、态度负责及适当的关心及鼓励，可能缓解患者在确诊及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立法加密保护基因信息全基因组测序产生的基因信息如果遭到泄露，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所以安全地存储样本、保护数据以确保受试者的隐私十分重要。
伦理学论文范文6
(一)“强实践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发展的最终归宿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个理论若要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的理论通常很少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爱”理念想法很好，它为全社会成员谋福利，但是这种无差别的“兼爱”却不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现实情况，所以并不为统治者接受，最终早早没落。而我国国学要想得到发展、要想重新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就必须以实践为前提，看看国学在我国当今的市场在哪里、具体应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国学或者国学教育的实践和市场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学的市场是要平衡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重利”思想。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重利”成为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商人唯利是图、公务员以权谋利等，“毒馒头”“地沟油”“假酒”等案件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会对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导作用。第二，国学教育的市场是沿袭着国学的市场而来的，只有加大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才能够使得这些优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认可和普及;而且国学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善和发展。这与我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过应当称为“百年树思想”。
(二)“广对象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推进的根本
依据“广对象性”指的是价值理论所对应的受众群体需广，它包括两个含义:其一，这个价值理论需要涵盖当前情形下的大多数民众;其二，这个价值理论所涵盖的民众范围愈广则其存在时间愈长。举例而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只符合广对象性的第一个特征却不符合其第二个特征。它之所以被奉为封建时期的圭臬，一个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扬读书人、士的重要性，这种理念不仅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为一些贫穷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门路，故此其受众群体颇为广泛，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念;但由于它只宣扬士而轻视其他阶级，所以其对象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局限性会愈加明显，便不能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了。这种只强调一些人利益的观念并不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历史之中了。国学及与之相应的教育也应当以符合这两个含义为目标来设定具体措施:首先，它的服务对象一定要广，不仅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要使绝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承与发扬。其次，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学教育就不能仅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课堂教育上了，而应当采用多种教育形式，比如广告、影视等，还可以在各个单位开展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竞赛活动等方式来进行。据上可知，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可以挖掘出“强实践性”和“广对象性”这两个重要特征，它们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意义在于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引导性作用。也就是说，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受众群体同样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而非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而且这一价值理念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更要融入社会实践之中，将传统优秀理念贯穿至社会的每个领域。
二、国学教育中的三种语言路径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语交往，并为其设定了一套具体施行措施“语言有效性要求”: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一理念在国学教育中同样适用，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破除的，如何传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语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国学教育中遵循“语言有效性要求”，则有利于国学更好地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弘扬。
(一)正确性是国学教育表述的基础要求
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口头语言、情绪语言，也可以是体态语言、书面语言。而“正确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它要求语言文法的恰当与用语的准确。国学教育中的“正确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发展时，首先需要保证的是所宣传思想的正确性，包括思想形态要紧跟党的领导、要与基本国情相一致，即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其次，在进行具体的宣传教育时，用语也需准确。比如要对《诗经》进行讲解与分析时，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汉后才被称为《诗经》的，先秦时还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如果说错了就会闹笑话，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真实性是国学教育表达的客观条件“真实性”原则
也更多集中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国学教育中，“真实性”指的是教育者应当具备客观描述一个国学或传统知识的能力。比如，正确描述“孝”的含义，在一些封建卫道士眼中的“孝”是“顺”，无论父母的决定是否正确都一概听之、任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贯“听妈妈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从实际出发，真正地为父母考虑才是“孝”。而国学教育者在进行国学教育时也需要具有这样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
(三)真诚性是国学教育实现的情感要件与“正确性”和“真实性”相比
“真诚性”所涵盖的语言形式则更为丰富，无论是口头语言、情绪语言，还是体态语言、书面语言中都需要真诚性;而且“真诚性”的对象不仅是说者还包括听者。在国学教育中，传承国学精髓的教育者需要“真诚”，这种真诚可以通过言语、身体力行表现出来;被教育者也需要“真诚”，用同样的热忱加以回报。承接上例，教育者进行“孝道”教育时，不仅可以用书籍、授课等多种教育方式，还可以用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来进行教育，而且这种教育形式更具现实效果。从“语言有效性三要求”可以看出，语言在国学教育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把握好语言的这三个原则，将有利于国学的传承、国学教育的发展，这是将数千年传统文化融入自身乃至社会体系的一个必经之途。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