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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广告论文范文1
个性化往往意味着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在传统的审美观点中,一成不变、遵循守旧是美的原则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自由与个性的崇尚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来说,更是主张个性化、独立化。在这个时展的大背景之下,广告设计中融入创新、独特的方法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的眼球。经济时代带来了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广告也由传统模式下的简单介绍商品变得更加个性、夸张。审美疲劳已成为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只有不断地突出个性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化为广告设计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这种独特的风格模式在现代广告中的应用使得人们远离了传统,向着个性独立的时展。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三、结语
现代广告论文范文2
[关键词]儒家传统价值观现代广告
21世纪的广告活动强调以树立品牌形象为核心,从而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在商品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化价值理念赋予商品一定的象征意义是塑造品牌形象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广告受众对品牌的认同,不仅源于对商品本身的认同,更源于附着在商品身上的某种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广告活动就是广告主与广告受众之间的“对话”,其传播效果取决于二者之间“对话”的默契程度,对广告信息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共识,是实现这种“对话”默契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精华部分必然渗透到当今广告受众的心理文化结构之中,成为现代广告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价值根源,对现代广告在实现与受众的信息沟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内涵成为现代广告表现中的常见主题
1.由“尊道”而形成的儒家人伦道德规范
儒家学说讲究“尊道”、“于道最高”,这里的“道”,是指事理、真理。“道”在儒家这里,更偏重人文伦理的范畴。道涵盖了儒学的核心—“仁”,是包罗从德的最高观念到一般的道德规范的范畴,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正如先生所说“仁乃统摄诸德,完善人格之名。”
孔子认为,仁的极致就是“施于民”与“能济众”,也就是利物济民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孟子同样认为仁是一种由己达人的广博的爱,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孟子曰:“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道出了施行仁义在社会伦理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孟子还主张爱由亲始,将性善作为良知良能,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于是民胞物与。为子女者,须遵循社会规范奉养父母,履行孝道,体念亲心。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须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这些纲常伦理的内容往往通过礼表现出来,所以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荀子也讲:“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劝学》)
这些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观念,在后世儒学者的发扬光大下,形成了一整套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包含了仁、义、礼、孝、悌、廉、耻、忠、恕、智、信等方面内容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它对现代广告在主题表现方面的影响甚大,意义深远。
2.现代广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渲染
现代广告传播活动中,突现品牌个性时往往以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为主题加以表现,以适应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亲情、仁爱等内容成为广告表现中常见的主题。
鹰扬传奇广告公司为浙江纳爱斯所打造的民族品牌“雕牌”,无论是洗衣粉的电视广告—《母子篇》,还是牙膏广告——《后妈篇》,都是在浓浓的亲情伦理之中突现商品物美价廉的特征;《新周刊》杂志在“20年广告之最”中评出的“最令人感动的广告”—爱立信的形象广告《父子篇》,最令人感动之处就在于它所体现出的关怀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关系。
近年来家喻户晓的“脑百金”广告,其知名度的建立更是源自那句著名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百金”,以“孝”的道德内涵将产品的使用者与购买者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销售奇迹。而最近一段时间播出的一则“汰渍”洗衣粉电视广告则遭人非议,该广告为了突出“汰渍”洗衣粉的去污功能,选取的两个生活场景是两个小孩不小心弄脏了别人的衣服,没有马上道歉,而是说“您家里有‘汰渍’。”其受到诟病的原因在于广告中小孩的行为方式丢失了传统伦理生活中的“礼”。
亲情与仁爱是最容易引发广告受众的共鸣感的,这也是广告创意“共鸣论”的基本主张,其根源在于它能引发人们的“善端”,触动受众的情绪,在一种氛围中加深受众对广告诉求信息的印象或达成一种观念的认同。
二、权力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影响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
1.由“从势”而形成的价值心态——“权力至上”,“君权至上”
儒家在“尊道”的同时,还提出了对“势”的看法,这里的“势”是指政治权力。“道”与“势”是一对矛盾,儒学的先知者顺时应变,在处理主观情志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审时度势,以一种灵活变通的价值观念来化解“尊道”和“从势”这对矛盾。基于这种灵活变通的价值观念,孔子及其门人都重视出仕,孟子认为尽管天下无道,仍然赞同出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通观念往往造成了后世的“时者”或“识时务者”以权势为轴心,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屈从和恐惧于权力、权势的消极影响。
同时以儒家为首的大多数学派不但反对法治也反对神治,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把君父视为神的传统政治哲学,即所谓的“君权神授”,君、父、神三位一体,体现这三者统一的是君王,君王作为天的代言人—“天子”,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受儒家传统价值观和几千年来封建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明显带有“权力至上”、“君权至上”的浓厚色彩,并让普通老百姓形成了一种惧官、怕官、逆来顺受的心理,“官”即代表着权威,代表着权势。这种心态发展到现代社会,影响仍然是深刻的,只不过,“官”的内涵更多的是指代表着权力的政府机构。
2.“君权至上”、“权力至上”的价值心态在广告活动中的运用
(1)“权力至上”——广告表现形式迎合受众价值取向的根源
广告传播活动过程中,“权力至上”的心态常被借用来帮助商品的诉求,以迎合普通老百姓的心理价值取向。通过商品曾获得的奖项及荣誉来塑造商品形象是广告的一种常见表现手段,这样的证明体广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广告界曾风靡一时,一时间“省优、部优、国优”满天飞,或者是其产品得到某政界要人的亲切关怀、指导以及某某国家权威部门郑重推荐。在老百姓心中,权力机构、权威部门认可或推荐的商品,自然是信得过的商品。
1995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开始实施,条文规定:“不得以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做广告”,该法律条文的出台,其目的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避免让普通老百姓过多地受到“权力至上”价值观的影响,在选择商品时误入歧途;同时也避免了广告滥用国家权力机构、权威部门的名义,从而影响国家政府部门的形象。
(2)“君权至上”的传统价值观突显商品的价值,延伸受众满足自尊需要的价值心态
限于《广告法》的规定,与“权力至上”价值观此密切相关的“君权至上”价值观开始作为广告的诉求点亮相于各种广告媒体。虽然,真正的帝王在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皇帝作为权力、尊贵的象征,依然对普通百姓的心理影响巨大。帝王和与此相关的形象频繁作为广告诉求点来帮助突出商品的特征,塑造商品的形象。“曹操”、“唐明皇”卖酒,“慈禧”卖养颜保健品,“乾隆”卖食品,一时之间的电视广告中,各位帝王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御用”、“宫廷”等沾有“皇气”的字眼也频频出现在各种食品、药品广告中,大有持续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广告表现形式,在于突显商品的尊贵价值,在价值理念认同的基础上,以达到满足受众自尊需要的目的。
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价值观在广告中的广泛运用——“中国”品牌
1.儒家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有为主义奠定“大一统”的传统价值观
儒家学说相对于道家学说而言,它为中华民族提供的是一整套有为主义的价值观。其中包括浩然之气以及格知、诚正、修齐、治平等内容。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德与道”、“集义所生”,(《藤文公下》)是孟子提出的最高道德精神境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容则提出了理想的人类大同世界人生作为的范式。
这种有所作为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加之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使中华民族历来把国家、家庭的稳定、安定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美的历史形式,把个人对社会、对民族的贡献作为人生的价值理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把“施于民”、“能济众”济国利民的社会贡献当作个人行为的评判标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大一统”的传统价值观,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品牌在广告中的运用
在当今的广告作品中,恰当地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不但能够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能达到使国人认同其商品的目的。“中国”这个大品牌,有着一系列富有诱惑力的价值:永恒、智慧、神秘、和谐,有创造力、有活力、高智商、高工艺、深刻、实用主义。“中国”品牌的运用往往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传统价值观在广告中得以有效地表现。
早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广告界已开始在广告中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从当时的“抵羊”牌毛线到上海祥生公司的出租车租赁业务广告“四百万同胞打四万号”,无不是以事件营销的方式在广告中体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传统价值观,从而极大地迎合了国人当时爱国救亡的共同心态,因而声名大噪。
新时期,在“振兴中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这一民族品牌,在广告中更是被广泛地使用。长虹、太阳神集团所推出的广告,都以“振兴民族工业”为诉求点,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奥妮公司推出的两个广告,奥妮皂角洗发浸膏的广告语“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成为1996年最流行的广告语之一;奥妮首乌洗发露的广告主题是“黑头发,中国货”,其广告语“相信我,没错的”,迅速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流行一时。
娃哈哈集团推出的“非常可乐”系列广告的品牌形象定位强调“中国人自己的可乐”,把“中国”这个大品牌作为商品的主题及卖点,但是,“可乐”一词本身就是外来词,“可乐”这种饮料就是舶来品,广告的诉求和定位严重偏离主消费群的心理认知,最终落得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个广告案例,带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中国”这个内涵丰富的大品牌是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所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它、善待它,精心培育它,而不应该滥用它,以免让人们产生逆反心理。
四、现代广告对“惟有读书高”和“儿女千秋业”观念的倡导及受众的认同
1.“从势”的途径间接导致“惟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的盛行
儒家倡导“从势”的结果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精英分子士子对权力的崇拜和孜孜不倦,引导人们争相面向仕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皆因“学而优则仕”。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劝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其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读书人的人生价值追求,“金榜题名”成为士子的人生理想。人们成才立业的最高标准转向踏上仕途之路,通向这条道路的惟一途径就是“寒窗苦读”。
2.“爱由亲始”伦理观的扩展——“儿女千秋业”价值观的形成
由于儒家伦理观中“爱由亲始”的影响,使中国人历来重视亲情关系,讲究“血浓于水”,这不仅是儿女对父母尽孝,也包含着父母对儿女的爱,这种爱更多地体现在父母对儿女成材的责任中,为了儿女的未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成就其“儿女千秋业”的期望表现得尤为殷切。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根深蒂固,内容范围也有所扩展,对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3.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从“知识改变命运”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儒家学说主张积极入仕以体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导致了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念,“读书”的含义在现代社会中已有所改变,它早已超越了封建社会所强调的“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范畴,而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那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求学就意味着知识,这已是现代社会妇襦皆知的简单道理。所以商业广告中常用这种观念来影响人们的心理以获得对商品、服务的价值认同。
这方面的广告案例可谓举不胜举。早期的巨人脑黄金,广告的核心诉求点为“让中国的一亿孩子聪明起来”;柯得智力宝的广告口号是“一天三粒,提高智力”;“生命一号”的广告口号——“生命一号,益聪明”,三则广告消费群体的定位都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广告的主题皆为聪明,聪明作为学习轻松、获取知识、成才立业的必要条件,成为诉求亮点,广告中充分运用了“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念。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这几条广告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一个与“读书”、知识密切相关的诉求点,那就是“成才”的观念,大凡以青少年群体为诉求对象的广告,其商品的主要诉求点往往受此观念的影响,这和“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是相适应的。当然,传统文化中“千秋业”的人生理想和标准“金榜题名,打马游街”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成才”的观念所取代,“成才”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当今社会人才竞争激烈,成才标准不断提高,加之普遍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望子成龙、儿女成才的期望显得尤为迫切。
目前的保健品广告市场,针对莘莘学子的商品广告,今天名人现身说法叫你给孩子补钙;明天又鼓动你给孩子补锌;后天又说你的孩子可能缺铁,应该补铁。一会儿是保护视力,学习更轻松;一会儿是帮助你的孩子长高,身体发育得更好;一会儿又是帮助你的孩子增长智力,变得更聪明。总之,就是劝导你“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眼花缭乱,让人都有些不知所措的商品广告,其实质就是在用“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来影响父母的心态,迎合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从而达到认同其商品的目的。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经过变革,社会力量办学风起云涌,从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逐渐增强,学校也开始用广告这一商品社会的有效手段来宣传自己。纵观这类学校的招生广告,在突出教学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同时,最大的诉求亮点不碍乎就是名校概念,名校似乎就是成才的代名词,是日后事业有所成就的保证,这种广告的诉求方式实际上和前面所例举的广告诉求方式同出一辙,影响人们心态的价值根源依然是“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
综上所述,现代广告基于攻占消费者印象的目的性需要,在商品信息中有效地融入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表现,一方面,通过对广告受众固有文化价值心理的认同实现了传递商品信息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在传统价值观日益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也充分地发挥出传承文化的功能,而这种有别于“说教”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则可以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得以更加有效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黄卓明诸子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现代广告论文范文3
作者简介:许明星(1984- ),男,汉,安徽庐江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文苑仲(1982- ),男,汉,安徽阜阳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艺术学,设计艺术学。)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18)
摘 要:中国的设计文化要树立自身的特色,设计必须融入传统的文化特色,艺术才能持续发展。如果广告策划人善于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广告设计相结合,对广告传达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大胆展现民族的、传统的各种象征与神话表述,那么能使设计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设计源泉。从而,对于中国广告设计走向世界,得到世界文化认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广告设计;融会
中图分类号:J50-02文献标识码:A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Advertising Design
XU Ming-xing,WEN Yuan-zhong
张道一教授在苏州大学百年校庆时曾说过,中国的设计,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此语道破了中国设计艺术所面临及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从而促成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的设计文化要树立自身的特色,设计必须融入传统的文化特色,艺术才能持续发展。如果广告策划人善于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广告设计相结合,对广告传达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大胆展现民族的、传统的各种象征与神话表述,那么能使设计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设计源泉。从而,对于中国广告设计走向世界,得到世界文化认可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用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而且,这些主体形式的文化都已内化为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性格,深深融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精神意识等各个领域,积淀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浩如烟海,成为广告创作的无尽源泉。在许多建筑艺术、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等现代设计作品中,都能看到中国山水艺术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这是一种统一的,生动的,有韵律和节奏的审美感觉。在我国的招贴画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中也屡见不鲜。此外,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 都可以在现代招贴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
广告一词源于拉丁语,还有“注意”和“诱导”的意思。广而告之,传之天下,其目的在于促进某种观念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引起注意,启发理念,指导行为。广告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作为一种信息传递艺术,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有效地传递商品和服务信息,树立良好的品牌和企业形象,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说服目标受众改变态度进行购买,并从精神上给人以美的享受,最后达到促销的目的。
广告与传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广告问世起就同传统文化联姻了。在古代,无论是青铜器上的铭文、陶器上的印记、酒旗上的“银题彩帜”,还是那由音乐、灯笼所营造出的“箫声吹暖卖锡天”,“夜市千灯照碧云”,或者是跟文字相结合而产生广为流传的广告诗和楹联。这一切,都是广告与文化曾经珠联璧合、共创辉煌所留下的历史脚印。广告以文化为载体,文化藉广告而传播,它们互为依存,交相辉映。例如,孔府家酒的广告,利用儒家文化的表征做诉求,赋予产品特定的文化意义。酒被转化为“家的观念”的象征,去唤起消费者的共鸣与认同。然而我们在现实的广告设计里也见到由于忽视传统文化致使广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标。在中国长大的儿童就会受到家庭与个人的关系、服从、忠诚、尊敬长者和孝顺等价值观念的影响:例如,有一则某化妆品的广告是这样的:只有6、7岁的儿子对着妈妈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斑的妈妈难看了。”这样的广告对于信奉儒家文化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有一句儒家的教诲说:儿不嫌母丑!这则广告的宣传导向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很难得到目标受众的共鸣,甚至还可以引起人的反感。
现代广告论文范文4
关键词: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 相关研究 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一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独立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二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广告研究与教育”的专题叙述。中国第一本广告史著作——1948年如来生撰写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包含了初步的广告教育和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他的著作将广告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纳入广告事业的系统的结构之中,其中有陆梅僧、林振彬等广告人的个案研究资料,由此开启了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研究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先河。这一研究范式一以贯之,迄今为止较为著名的成果有: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这本著名的广告史著作影响广泛,但陈培爱本身的文学研究学术背景影响到其在广告史研究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的渗透);樊志育的《世界广告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寇非的《广告·中国(1979—2003)》(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顺华等的《中外广告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的《中国广告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均把广告业分为“广告媒介”、“广告公司”、“广告行业组织”、“广告制”、“广告主”、“广告管理”、“广告研究与教育”等几个不同的专题,并在整个广告产业环境中对广告研究与教育进行描述、分析。虽然叙述极为简略,在很多方面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多观点只是根据二手资料得出的常识性论述而缺少一手的实务文献和文本文献,教材的体例也决定了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前辈们把广告设计教育置于宏观的“广告生态”大环境之中,从广告产业的整体环节的立场去考察广告设计教育及其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广告设计研究者对本土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之路。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著名文艺美学家余虹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广告史》侧重于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手段,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广告人,在广告设计学术史上自创以分期为纲、每期内以“专题”为线索的写作体例,详述并评论了中国广告史上1979—1996年间的众多大事件、主要学术论争和广告营销现象。该著作对于一手文献的把握、基本历史框架和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广告设计教育史分期的重要参考。
陈刚主编、姜弘担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分期方面从广告自身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通路)竞争、品牌差异化的竞争入手,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这部广告史注重采取大量图像—文本的一手资料,并且采用了深度访谈、口述历史等人文—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这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的研究方法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某种“范式”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中广告设计教育史的专题研究。在设计学领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仅有零散的论文和片段式的理论成果。虽然当今中国广告设计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如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等等,但关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从设计学本身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截至2012年5月12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77篇。以“全文”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220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5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而且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当前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广告的创作手法层面。从宏观的设计艺术教育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性著作、论文,仅有袁熙旸所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0届博士论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以及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田君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但这两篇论文的视角是整个艺术设计专业,虽然有关于广告设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翔实史实、资料,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论述,对广告设计教育本身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律性专门研究。
2004—2009年邬烈炎主编的《设计教育研究》(1—7)是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汇集,该丛书有专门的设计教育史研究栏目,还有专门一册设计教育史研究专辑,其中不乏国内外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
由于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研究,如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获得的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庞蕾的《构成设计研究》,作者对广告设计教育中基础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的构成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做了系统考查,并就构成教学改革与设计基础教学整体实验的关系进行了设想与讨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路径与方式,是广告设计教育中构成课程的集中理论成果。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李晓慧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借助广告学的理论支持,通过对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广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归纳出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此外,还有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学位论文,如易菲等就中国设计教育史上的某一组织进行研究的专题,虽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丰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毕竟缺乏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性系统性叙述、解读、分析。
另外还有国外的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学术论文作为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军的《德国广告教育札记》(《现代广告》,2005,(9))介绍了德国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综合大学的广告设计,实用性专科学校的广告设计,职业性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以及各自特点。还有相关研究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广告文化史、广告设计史中关于“广告设计”的研究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名家、个案,如张燕风所著《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版)对“月份牌广告画”及相关广告画家,广告画技法的探索,以及广告画人才培养的追溯。又如赵琛的《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对当时著名的广告画家徐永青冠以“近代广告教育家”的称谓并提供了相关史料论述。
3.专门的广告教育研究中的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张树庭所著《广告教育定位与品牌塑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我国高等广告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广告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进行了初步论述,并组织了《2003年广告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报告(高校卷)(毕业生卷)(在校生卷)(广告公司卷)》,具有珍贵的实证资料价值;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主要研究当今世界上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美、英、日等国广告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与现实状态、广告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与价值指向、广告教育实务的多元模式与个性特点、广告教育衍生的社会组织与学术活动、广告教育发展的趋势走向与前瞻思考、国外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这些专著总结了前人对于广告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分析了中国高校广告教育。但其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广告教育方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培训探讨较少,而对于广告设计教育的论述更是放在广告教育的一个从属地位,仍然是从广告学的专业背景出发来论述广告设计教育。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如韩志强的《对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3))提出构筑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新模式;吴琪的论文《广告职业的专业性初探——以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内地广告职业为例》(北京广播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就“广告职业化”对广告职业教育、院校教育等情况作了梳理,等等,但缺乏对广告设计教育史本身的理论思考。
4.广告设计综合研究工具书与资料汇编中的广告设计教育相关实证资料。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被称为“研究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编年史册”的《中国广告年鉴》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导下,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广告协会组织、全国广告界参与编写的大型行业资料工具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广告业发展概况,中国广告业统计资料,广告法规、条例、方针、政策,广告界大事纪要,广告学术论文选登,广告专业名词注释,广告教育,国际广告交流活动,等等。该年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1995年起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梁梅编著的《中国当代设计图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各种《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等等,往往作品图片丰富并配有简要介绍,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朱铭、奚传绩编著的《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设计学的角度考查了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大事件。现代广告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版)收集了1979—1998年间“全国广告业各项经营统计数据”和“中国广告20年札记”相关资料,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范鲁彬著《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成果都或多或少包含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但其资料性胜于学术性及思想性,只能提供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背景素材。
5.历史学、教育史学科领域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相对发展完善,理论成果比较丰硕。其宏观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大的中国教育发展阶段阶段划分等,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1840—2012)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如:何东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导语和结束语(《高校理论战线》,2007,(9),(12)),其教育史学术视野和分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分期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教育学、历史学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的视点、理论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有着新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本身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成果十分必要。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中国教育史专业中国教育发展方向2009年博士论文贺晓舟的《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研究——清末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生与演进》,从教育学的背景考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课题来说有“隔”的感觉。
综上所述,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归纳,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薄弱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教育历程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探索广告设计教育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可以清楚地认识影响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助于当代广告设计教育的理论积淀,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中国广告设计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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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广告论文范文5
一、2010年传媒学术界关注了什么:基于高频词的传媒学术热点分析
词频分析可以归纳出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词汇的出现频率,通过统计高频词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我们对2010年度传媒经济的312篇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进行了词频分析,剔除无意义的虚词后共筛选出传媒经济研究的50个实词高频词(见表1)。
统计结果表明:
(一)媒介类型:总体上,四大传统媒介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但新媒体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巨大,图书出版业位列第三,手机媒体成为研究新宠。
如果我们从媒介类型的角度将词义意义相近的热词进行进一步的归类合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网络”、“新媒体”、“互联网”、“手机”)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总词频数为218),但是对4大传统媒介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总词频数为356),是新媒体研究总数的1.63倍。当然,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绝大多数对于传统媒体的研究都是在新媒体影响背景下所做的范式转型、规则变化、操作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就单一媒体类别的研究而言,期刊(含科技期刊165)研究占据首位;网络(含互联网)的研究居第二位(114);而出版研究(含图书、出版社、出版业,共计112)则居第三位。传统意义上媒介研究重点的报纸(含报业,112)、电视(79)忝列其后;此外,手机媒体的研究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49)。
(二)热点议题:出版因改制动作巨大而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第一议题;其次,传媒产业和传媒市场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级议题。此外,在去年的学界视野中,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也是人们热议的研究主题。
如果我们将媒介类型之外的热词看作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的话,在将其按照词频数做三分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排列在学界热切研究第一阵列的有:出版、产业和市场;第二阵列的研究议题是: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与人们一般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政策上、实践领域大轰大嗡的议题,在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中热度并不很高,比如:三网融合、转企改制、文化产业 、版权以及产业链等。此外,中国的媒介经济学研究在研究中国传媒经济问题时参照、借鉴最多的是美国的传媒业,同时也较多地借用了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
二、2010年学术界如何研究传媒经济: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
本课题组结合内容分析得到的统计数据,对2010年年度传媒经济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交叉情况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以期从宏观的角度整体把握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总体状况。
(一)定性研究为主,重视个案分析和调查研究
2010年年度的传媒经济实证研究中,定性研究数量是定量研究的2.7倍。有学者曾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与美国相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方法处于绝对主导地位(80.8%)而定量研究很少(15.6%)”??。相较而言,传媒经济的定量研究量高于国内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水平,更偏重于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量化性。
在定性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个案研究法(34%)、文献分析法(16.1%)为主,而新闻传播学则更偏重于文献分析法(38.2% ),这说明传媒经济更加重视对个案和典型的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调查法(60.4%)、内容分析法(18.9%)为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引入了模型分析(18.8%),而新闻传播学中内容分析法占据显著地位。与新闻传播学相比,传媒经济研究更注重于大量实际数据的收集,研究难度与研究投入较大,但在定量研究的数据处理方面,仍以简单的频数(13.3%)、描述统计(55.6%)为主,数据的深入挖掘和解析有待提高。
(二)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视角占主流,技术成为关注焦点
2010年年度涉及学科交叉的传媒经济论文有105篇,学科交叉论文比例为34%,与经济学(69%)、管理学(25%)的交叉最多。由于传媒经济构架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因此经济学理论是研究传媒经济问题的基础理论,较常用的研究视角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2010年传媒经济学的产业经济学视角最多(45%),其次为微观经济学(41%),制度经济学(9%)、宏观经济学(2%)、政治经济学(7%)涉及较少。
经济、技术、制度是影响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涉及宏观环境对传媒业影响的论文有143篇。数字化、三网融合、电子书、微博等新的媒介技术和形式的爆发使技术(33.6%)成为对传媒经济研究涉及最多的宏观领域,整体的经济形势(经济29.4%)和政府规制(政治26.6%)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涉及的重要因素,而传媒经济对社会因素(10.5%)关注不多。
三、年度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图1是对2010年入选的所有传媒经济学科的论文的关键词、题目和摘要做的社会网络分析,使用的软件为NetDraw2.054版本。
(一)核心层、中间层、边缘地带:传媒经济研究分层明显
结点(node)大小表示的是度数(degree),结点每与另外一个结点发生一次联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流入还是流出)即为1度,结点越大表示与别的结点之间的联系度越高。从图中可以看出,传媒、出版、融合、广告等为今年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和重点。每两个结点之间线条的粗细程度表示的是两者的关系密切度,两个结点之间的线条越粗表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从上图可以看出,数字―出版、媒介―融合、三网―融合、科技―期刊、植入―广告等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度很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传媒经济学科研究的兴趣和前沿。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对关涉的关键词进行了K-cores分析,不同结点的颜色代表意义不同,可以看出,整个网络有三层构成:核心层、中间层和边缘地带,红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核心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传媒、出版、融合、模式、营销、整合、数字、出版、媒介、改革、体制等;蓝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中间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广告、报业、手机、集团、转型、三网、竞争力等;黑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边缘层,包括制度经济学、风险投资、电子阅读、关系社会等,说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还主要基于传统议题的基础上,对新的研究议题和对象的扩展度不够。
(二)研究热点:微博客、植入广告、媒介融合
由于2010年年度的论文很难以被引用的次数(一般而言,论文被引率高点发生在发表后的3―4年)来判断其重要性与关注度,但从CNKI的下载频次多少这一指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某篇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及其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被关注程度。一般而言,下载频次越高说明其影响力越大,关注程度高,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以下为下载频次在300次以上的论文,共18篇。??(见表2)
结合前文词频分析的结果、社会网络分析结果以及18篇高下载频次论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媒体热点是微博客。表2论文中以微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3篇,平均下载频次为736次,并且“微博价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与附加功能” 下载量超过了千次,此外还有众多论文从微博媒介性质、盈利模式、营销应用等方面对这一新的媒介形式展开了研究。本年度媒介产业的研究热点是媒介融合,3篇有关媒介融合的文章下载频次为352,并且“媒介融合”一词出现的词频也达到了52次,三网融合背景、产业视角和综述性回顾是本年度媒介融合研究的亮点。2010年年度广告方面的研究热点是植入广告,2篇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为457次,对新的植入方式的探究和对其广告效果的评价研究使植入广告的研究趋于成熟。此外媒介规制与体制、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及传统媒体的转型研究等传统仍旧是传媒经济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注释: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1)》项目组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喻国明主持,本文由宋美杰完成初稿,喻国明修改并定稿。本文中内容分析部分的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由宋美杰、刘佳莹、许子豪、朱尔皓、陈瑾、陈宇完成,李彪对于本文的社会网络分析图的形成也有贡献。
??本文选取了2010年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核心期刊15本,辅助以2008年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G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期刊15本,30份期刊消除重叠后获得了样本选取期刊:编辑学报、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当代传播、出版科学、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广告大观、现代广告、新闻爱好者、新闻界、青年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中国记者、中国报业、电视研究、传媒观察等。选择以上期刊中已经被CNKI收录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23日)2010年度全年的与传媒经济研究相关的论文,此外以传媒经济、传媒业等为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搜索,获取了未在以上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论文为研究的初步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了会议消息、研究随笔等性质的文章,共获得有效论文312篇。
??董天策、昌道励:《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以2000-2009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Dong, Tiance,Chang,Daol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n: Tak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uring 2000-2009 as Exampl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0, 7.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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