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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范文1
随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发展到现代化社会形态，使得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中国现代性是指对中国现代社会本质的概括，因而需要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但是，我国社会的现代性中有很多东西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因此，我国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框架、基本假设和概念系统等都具有西方社会学的烙印。这种包含太多西方社会学东西的社会形态根本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风格对于指导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并且设计的方面也很复杂，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始终是一个整体，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需理论形态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以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新要求。但是，理论始终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我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由于西方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应该建立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因此，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所有不同形态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
二、现代性的变革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转换
社会的出现虽然与现代性存在很大的联系，但是社会学并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而且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具有直接的联系。现代性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观念，因而现代性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下。因此，一旦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影响较大，就会使得我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中含有早期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维框架。目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现代性的变革使得当代社会学理论正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实证主义的发展进行总结，也是对西方早期的现代性进行省察，因此，现代性正在引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
在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实际发展的过程之中，带有西方色彩的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我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是顺应了早期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需求。现代性能够体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性思维和价值态度。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形态的主要目的是把社会科学的理性原则扩展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让人们通过理性的抉择，以认识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性。当然，我国在实际中所认识到的实证主义并不只是理性主要的一个结果。因此，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也只是理性主义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应用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思想框架中，一般蕴涵着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理论等多方面的社会理论。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进行总结，并且对西方早期的社会现代性进行省察，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理论正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现代性变革与社会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背景是构建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依据。
三、总结
社会学理论范文2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中图分类号:D90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1－0114－02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社会学理论范文3
关健词：社会学理论 建构 功能 困惑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说，理论是在讲一个独立完整系统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论又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专业理论和非专业理论的区别在哪里？著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他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一书中，列举了社会学专业理论与日常生活中的非专业理论的差别。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点：（1）专业理论较之日常生活理论，表现出更多的系统性；（2）专业理论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之上；（3）专业理论提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发表，这对该理论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4）专业理论更依赖相关资料的收集；（5）专业理论可以是关于社会的总括性和通则性的思考；（6）专业理论同样关注理论的应用层面。以上六点，决定了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生活理论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的地位。
社会学的理论，讲的自然就是关于社会学专业的故事。同样，引用乔治·瑞泽尔的定义：社会理论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观念，能对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能解释社会世界，并且预测社会的未来。需要指出的是，瑞泽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定义，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学理论都要能够全面解释社会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预测未来。
二、理论的建构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理论脱离实际，深不可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理论建构过程的不了解。所以谈一谈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源头都是哲学。它产生于人们的思辨过程。当然，光有哲学的思辨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可以实证的。而迄今为止最具实证性的学科无疑就是数学。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将哲学与数学完美结合的学科。这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
接下来是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者的主观条件。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就是指该理论产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学理论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性。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同样的根源，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提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其他人则不行？用米尔斯的话说，它取决于理论家个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谈完了根源与条件，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讲的。要了解理论建构的过程，首先必须明确理论的要素。乔纳森·H·特纳认为，社会学理论应有三个要素：概念、变量和理论的陈述与格式。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三、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为，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体现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人，社会学的理论适用于其他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在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这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这门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发展。
第四，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能体现在应用层面上。比如，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就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中；默顿的越轨理论则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实践中。
四、理论的困惑
在肯定社会学理论具有诸多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困惑。
1.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人类的无穷的智慧和极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赋予了人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换角度，换说法的进行反复论证。宏大理论的产生也大多基于在语言上玩的花招。米尔思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论中的繁文冗词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但是隐埋很深，不过总说了点东西：理论的客观性问题。显然，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是否真实地反应了客观事实，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其次，个人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尽管个人极力避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悄悄地溜了进去。”最后，在理论的接纳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
2．价值无涉与权威保留问题。有人指出，社会学理论要求价值无涉，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受权威束缚。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值无涉带来的是对权威的不尊重。并且，“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变的法则，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法则所陈述的事实。”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中如是说。
3.理论本身存在争论。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十分成熟的缘故吧，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争论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争论来自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即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的争论：人的行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样的争论也来自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争论。究竟是个体具有能动性还是集体决定个体的一切？这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社会学力量论中的性别问题和现代社的起源和决定因素问题也存争议。这无疑让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遭受了严重的置疑。
4.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困惑：本土化问题。文军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大致为以下三点：首先，由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严重，这种不正之风也蔓延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导致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学理论面临自后后继无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导向性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最后，中国社会学理论还过分依赖于外国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很多都是没有结合实际地照般过来。
五、总结
到这里，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虽然社会学理论至今发展还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具有很实际的功能和强大的发展潜能的。正像人类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大自然一样，人类同样需要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乔纳森·H·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社会学理论范文4
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0，（4）.
［2］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社会学理论范文5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社会学理论范文6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核心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