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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范文1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整理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中国整理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整理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参考文献：
［1］焦双健等.城市防灾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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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政治社会学范文2
关键词：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将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视为造成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由于这种占有的不同，使市场在物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实现各阶层人员流动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会资源的人总可以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要素的人，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力这种要素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越来越趋于劣势，剩余价值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分配愈发趋于不平等，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李强教授（2011）在《社会分层十讲》中，结合马克思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判断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的标准归结为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即对组织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将继续沿用李强教授所提出的社会分层标准划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另外，在此基础上，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其关注点在于在使物质增长最大化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使社会资源能更公平地在社会成员间良好地分配，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若这些社会资源在这些阶层间实现相对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着处于较低的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较高阶层，则社会流动是比较畅通的，反之则比较阻塞。这种以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来作为分层标准、研究社会资源在各个阶层间流动、来判断社会流动是否通畅的研究视角便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测量和把握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本文主要以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以下简称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是因为此类量表将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全面进而准确地测量我国一定时期内一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变化。相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此类量表既考虑到其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因素，同时也兼顾到了其他社会因素，因而是一种可以广泛通用的量表（李强，201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现状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现状
根据上文列举的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可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按照对三种资源占有的多少及对社会的影响大小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主要占有组织资源，经理阶层占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占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文化技术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占有少量经济资源，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均占有很少的三种资源，而城乡失业、半失业及无业者阶层则基本不占有任何资源（李强，2011）。
根据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可以看出，占有社会资源多的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居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占有的三种资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种资源，最终不得不回归体力劳动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这一方面佐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根源”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力要素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居于劣势；而其他阶层凭借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优势会继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底部阶层的人群向更高一级阶层的自由流动。
那么，这十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何种形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如何呢？李强教授在2005年将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ISEI量表相结合，对我国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现状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具体研究数据呈现如表1。
由表1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时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数的大致分布概况。其中，23-2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64.2%，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为普通农民，具体包括从事稻田、棚架等农作物的种植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家禽家畜饲养人员及清洁工，以收垃圾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简单体力劳动为生的农业劳动者阶层。
29-32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9.8%，主要由依靠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的初级产业工人、小个体工商户阶层以及商业服务阶层构成。具体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质勘探工及装运搬运工等初级产业工人阶层；小个体工商户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这类群体相对于23-25分组而言，多为从农民而转化来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相比无较大差异。
33-40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等交通运输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装配员等蓝领工人阶层组成，相对于初级工人而言，这类群体占有相对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介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
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2.9%，主要由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户阶层构成。具体包括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职员，企业职员，护士，小学教师，推销展销及商业服务人员等。
65-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经济、文化、技术资源的中产阶层构成。具体包括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电子、电力、广播、交通工程等技术人员，规划设计人员，以及中等教育人员等构成，相应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经理人员阶层。
85-88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由医生、律师、银行、证券企业经理等高级专业人员及党群组织国家机关负责人等人员构成。归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及经理人员阶层（李强，2011）。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千差万别。尤为突出的是居于劣势的劳动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国社会底部阶层，体现出我国社会分层的尖锐现状。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根据研究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社会底层所占比重过大，而中产阶层比重严重不足，社会分化现象不容乐观。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2000年时社会结构呈现的“倒丁字形”结构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我国严重的社会分化。64.2%的人群处于一个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国在2000年时的社会结构距离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社会资源在广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这无疑是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巨大隐患，需要引起重视。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现状
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所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会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又出现哪些新的情况呢？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至今，国内鲜有以此视角为基础，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现状。因此笔者从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出发，沿用李强教授的社会分层标准及分析测量工具ISEI量表，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ISEI量表进行测量和评分；用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整体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状况。
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6岁-64岁之间的抽样统计数据。通过用ISEI量表测量与评分，结果如表2（详细数据略）。
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相对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组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数据的64.2%下降为第六次普查数据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为12%，同比增长3%。33-40分组由过去的11.2%上升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组由过去的2.9%上升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组由过去的4.5%下降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组中，数据由过去的0.5%上升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ISEI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发现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向着“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地发展。具体表现为，从2000年至今，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比重不断下降，而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业等阶层的比重均有上涨，这说明，我国底部阶层比重正在不断减少，中产阶层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社会整体结构正在不断向“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发展。
然而，从整体上看，虽然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会底部阶层所占比重过大，中产阶层比重很小，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的的分配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虽然底部阶层的比重正在逐步减小，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56.32%农业劳动者阶层意味着，我国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处在23-25分的低分阶层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将这一群体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还需要近四十年时间。另一方面，处于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比重远远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长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快。通过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发现，43-45分组的比重同比增长了2.96%，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广大蓝领阶层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总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国现阶段已然显露阶层固化的端倪，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虽然在不断进行，但距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无疑会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的建议与反思
政治经济学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决定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因而保持良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极端不平衡的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阶层固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即便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福利、收入等方面远远低于城里人。从而使我国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缚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推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真正做到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公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实现社会各个成员间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平均而得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可能在现阶段的分配过程中达到绝对平均的理想状态。因此，在一次分配中无法实现绝对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过程中尽力做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而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尴尬现状。这就要求政府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各阶层向更高一层的流动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类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等问题日益成为每个中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突破4000美元大关，步入中等收入危机高发的危险门槛。中国能否解决好中等收入危机，将对我国能否顺利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因此，一个合理、公正、和谐的社会，一定是社会结构良好，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社会各阶层间通畅流动，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不仅是笔者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时也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1）
3.亚当·斯密.国富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政治社会学范文3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6-0070-01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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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历.构建从课堂教学通往生活世界的实践教学体系――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视角[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政治社会学范文4
一、社会转型背景
1、社会转型及其内涵探讨
社会转型背景，必须首先明确“社会转型”这一术语的基本内涵。众所周知，“社会转型”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社会转型本身即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制度变迁过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促使社会整体相关方面发生重要变化。从这一段关于“社会转型”及其内涵的论述之中，读者可以明确一个这样的基本事实，所谓的“社会转型”，在时间的层面上，它指向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在特定的时间段内，社会制度发生着创新式的改变；在内容的层面上而言，社会转型是指因为某种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带动的一切相关社会因素的变化。无论是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都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出现与原来有所不同的发展式改革。这也就是说，在某一社会转型期内，政治、经济、文化都会表现出创新式的发展。但是，要比较转型期内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特点，则需要研究者对社会转型前与社会完成转型后的具体形态进行仔细地对比。
2、社会转型背景
所谓的社会转型背景就是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必须面对的、复杂化的教学环境。在以社会转型为核心构成因素的教学环境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都必须以其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这个环境里，提升教学理论课程教学效果的相关问题。
二、社会转型背景的影响
社会转型给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而且这种综合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系统性的特征。所谓的系统性特征是指社会转型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影响已涉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的全部环节。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更不容研究者所忽视：
1、给予教学理论的影响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课程与其它高校的课程有所不同。而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这种不同表现在诸多的方面。对于社会转型背景而言，社会转型所涉及到诸多内容几乎都会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社会转型在政治层面上的变革，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对象。例如，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言，它就是目前这一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其次，经济变革与文化进步都会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产生影响。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问题，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落实等，都会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出现。教学内容的更新，势必引起教学理论的变化。例如，探讨“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教学管理机制，探讨“以人为本”的学科教学模式，探讨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策略等，都势必引起传统教学理论的改革与发展。
2、给予教学策略的影响
首先，社会转型背景给予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它对传统教学内容的更新上。在这里，读者一定要注意这样的问题，所为的“更新”是指传统教学内容适应社会转型而进行的一种调整。而且，这种调整既不能脱离传统的教材内容，又不能脱离对社会转型的思考。例如，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融入“中国梦”的教学。特别是在哲学教学实践中，任课教师引导学生对“中国梦”进行哲学层面的解读，更能使学生掌握相关的哲学理论，更能加深学生对于“中国梦”及其内涵的掌握。再如，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实践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都是如此。都是在探讨社会转型给予学科教学的具体影响。其次，社会转型背景给予教学方法的影响。例如，随着教育国际化快速地发展，国外越来越多的先进教学理论融入到了教学改革实践之中。例如，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慕课的改革实践，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微课改革，探讨翻转课程理论在学科教学中的运用及其注意事项等，都是社会转型背景给予教学方法的影响。再次，在传统的教学策略研究中，研究者似乎更关注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变换，但很少关注对教学效果的评估。然而，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教学策略的研究又开始关注教学效果评估标准的更新，评估对象的审视，评估结果的反馈方式。特别是对于后者而言，教学评估的改革更应该是教学策略研究的重点。
三、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学改革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学改革应该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显现，既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适应这个复杂化教学背景的表现，也是其抓住自身发展机遇，提升教学效果的前提。
1、专业化的教学改革
尝试教学改革是一持续渐进的过程。无论是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还是当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尝试着不同程度的教学改革。然而，反思传统的教学实践，却有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状看，理论滞后、脱离实际、内容重复、方法简单、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是制约课程教学实效性的关键因素。如何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方法很简单也很实际，那就是加强专业化的教学改革实践。在专业化的过程中，既可以使任课教师提升自己的执教能力，又可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更加适合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从而表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因此，这里的专业化是指在专业理论指导下的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2、借鉴化的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改革的前提是对传统教学的继承。无论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还是对传统教学内容的继承，都使教学改革的借鉴化成为了可能。例如，对于传统的讲授法而言，虽然它会限制学生的动脑能力，但是，如果任课教师运用得当，它却可以为培养学生的动脑能力节省更多的教学时间。再如，对于案例教学法而言，虽然它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但是，如果学生并不能适应这样的教学环境，同样也会影响具体的教学效果。因此，在运用这个方法的时候，那就需要任课教师结合情境教学法，为学生对案例的讨论营造一个适当的教学情境。而这种教学策略的诞生就得益于对其他教师运用情境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经验的借鉴。
3、立体化的教学改革体系
社会转型背景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可谓是立体化的影响。因此，面对这种立体化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应该表现出立体化的特点。例如，从课程资源开发，到校本教材的编写；从课堂教学内容的确定，到教学任务情况的评估，都要有别于传统教学的改革实践与之配套。如果说，上边论述的立体化教学改革体系的构建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分析，那么从微观的层面上，从特定某一节课堂教学实践出发，任课教师也要设计立体化的教学改革实践。例如，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策略的选择，教学习题的设计再到教学效果的评估，为了适应社会转型的教学背景，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变化。
4、实用化的教学改革效果
政治社会学范文5
一、加强政治学习，积极参予党员先进性教育
1、今年六月，公司的先进性教育正式启动之后，我按照公司和动力厂党委的相关安排积极参加了先进性教育，在先教活动中我认真学习了《中发20号》文件、《先教100问》、《先教干部读本》等学习资料，通过学习，我对先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对党员的先进性有了更加与时俱进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还通过书面和座谈的形式在全厂范围内征求了意见，还通过参加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听取班子成员对自己的意见。通过对自己近一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和群众意见的进行反思，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努力找出了各种问题在思想上的根源，写出了党性分析材料和制订了整改方案，并在工作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整改措施进行了落实，使自己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改善。
2、学习好中央和地方的十一五规划和国家钢铁产业规划，了解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方针和钢铁行业的发展方向，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提高了自己工作的预见性。
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积极完成好上级交给的各项生产技改任务
1、认真搞好新区公辅系统的生产准备工作。今年，新区的水处理系统、压空系统、供电系统相继建成，在这些系统投入运行之前我参予了设备的验收和移交、各种遗留问题的处理、生产物资的准备、各种操作运行制度的编写等生产的准备工作，为各系统的顺利投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根据公司的生产形势的发展，精心安排能源的生产和供应，通过对能源生产的协调和组织，有效保证了生产用能需要。今年我们面临着三个生产现场的保供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充分发挥调度室生产协调的职能，精心安排生产，协调处理好各种生产中发生的突发事件，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其次，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积极对一些影响公司发展全局的重点机组特别是制氧机组进行攻关，通过找问题、想办法，对生产设备和生产流程进行了必要的改进，目前，6000m3/h机组的运行日益稳定，实现了长周期运行，产量也达到公司建立以来的最好水平，多次受到相关领导的表扬，同时3200m3/h机组克服设备投产时间长，设备缺陷多的困难，维持了生产的稳定，保证了大电炉的生产用氧。第三、我们还及时解决好新区站房在生产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使能源供应基本上满足了340厂的生产需要。
3、落实好各项生产安全制度，确保生产安全目标的全面实现。今年我们以控制各种事故为中心，以生产作业现场的定置管理为重点的开展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好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使这些制度得到了较好地执行。在工作中我们还对厂内的危险源点进行了清理，并完善了消防、治安、安全等制度，并以文件形式，下发至各车间，通过努力，我们全年仅发生一起轻伤事故，工亡和重伤事故为零，没有发生过大的偷盗事件，实现了年度安全生产目标。同时我们还按照公司的要求建立了职业健康体系和环境体系和工作网络，并按照两个体系的要求，完善了相关的制度和工作记录，使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系统化，推动了制度的建设，提高了安全和环境的整体工作水平。
政治社会学范文6
活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学生的参与精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结合社会生活实践有助于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真
实的情感体验，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关键词 社会生活实践 政治教学
教育家杜威指出“教育即生活”，主张学习应以经验为中心，重视通过直接经验获得知识和技能，“新课标要求思想政治课“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要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社会生活实践是教育的源泉，服务社会生活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只有满足社会生活的需求才有意义。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四个必修板块，四个板块无不与现实生活惜惜相关，紧密相连。这就要求我们将思想政治教学与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以便最大限度的达到教育的目的。
认为，实践是认识发生与发展的现实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对真理的把握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多次反复的过程。因此，教学应从学生身边的实际出发，从生活的直观感性入手，让学生在生活中去体验，感悟与提升，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结合社会生活实践可以使复杂的教学内容简单化，深奥的教学理论通俗化，抽象教学原理具体化。
在高中阶段的政治知识中有很多知识是很抽象的，比如：哲学常识中的因果联系，必然与偶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原则等等，如果脱离社会实践，在课堂上进行理论教学，学生很容易一头雾水、一知半解。而如果将实践经验引入我们的课堂教学，能让深奥的教学理论变得容易理解。例如：在讲到经济常识这一板块讲“市场交易原则”这一内容时，我先要求学生熟悉内容自己理解“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然后让学生列举自己在交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接着让学生运用我们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市场交易中，不管是先交货后交钱还是先交钱后交货，期间总是存在一个时间差，允许存在一个时间差，说明交易双方存在起码的信任关系，说明诚实信用原则在无形中起着作用；同时，每个同学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询问选择，而且没有人强迫买或不买，说明了交易是在自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购买的过程中你觉得价格合理才会购买，这其实就是与书本上的公平原则一致了。通过这个学生对生活实践与课本理论的结合，很容易就让学生懂得，市场交易原则从形式上看似人为制定的，它可以被遵守，也可以被破坏。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不管人们了解不了解市场交易原则，在交易活动中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市场交易原则。遵守市场交易原则，市场秩序就有保证，交易活动就可以正常进行；违背市场交易原则，市场秩序就受到破坏，交易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见，坚持市场交易原则并不是出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市场交易活动的客观要求。
结合社会生活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精神、实践能力。
提到政治这一学科，许多人首先就会想到国家、执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和我们的生活很远，一点实用性也没有。其实，高中政治很多地方都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而且可以说生说的各种角落都充满了高中政治影子。我在教学中注意把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生活经验，使学生感受到学习政治并不难，也不枯燥。教会他们从多角度分析问题，从思考中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例如：针对最近人们广泛关注的“双汇”事件，以及前两年的“三鹿”事件，我们可以结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违背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经不住利益或人情诱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把关不严，质检不严。这是市场经济自发性弱点和缺陷的体现）。在讲我国的政治的体制与政治制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每次定期如开的两会，以及人大代表的选举，让学生切身体会到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认识到自己也常常参与政治生活。教学内因与外因（个人成绩的好坏，工厂经营好坏，国家稳定繁荣与否，也可以找到内因，如个人是否主观否努力，自己是否智力优秀。学校管理好不好，班级学风浓水浓，老师的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这些就是外因。工厂的机器是否老化，工人是否有劳动积极性，领导层的决策是否正确，管理水平如何都可是内因，其他工厂的竞争增强，外部工人工资的上调等都可视作外因。对国家来说内因就是阶级矛盾的缓和，经济建设的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外因就是比如对外关系政策如何，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经济的变化等等都是外因）。
这些源于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例子简单易懂，也和学生们的阅力相当，能让他们很快懂得这些知识，也会大大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甚至会让学生感到生活中到处都有政治知识的影子，处处都是在参与政治知识中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等。
结合社会生活实践有助于使学生获得真切的情感体验，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例如，在教学“民族大家庭”时，引用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爱我中华》这首歌中唱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同时结合我们国家目前的民族情况，说明各民族团结的的重要性，也激发出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学生产生活生生的真实感受，激发了学习的动机，学生不仅乐于探究，学会自主建构知识，而且能深刻地感知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事实中理解并接受理论，形成自己的正确的世界观。
总之，社会生活实践是教育的源泉，服务社会生活是教育的目的。社会生活实践，是帮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沟通书本与社会、理论与实践，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思想政治课实现德育功能的重要方法。实践证明，让政治教学与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不仅能让教学工作取得最大的成功，学生所获取的知识最终还会作用于学生未来的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