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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范文1
关键词：文化间性；跨文化；文学重写；翻译
中图分类号：DF48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10-04
跨文化（intercultural）一词的本义并非指不同文化的单纯相遇，而是不同文化相遇时在不同层面发生的交互作用。因此，跨文化交流的真实状况是不同文化的主体在相遇时所发生的意义重组，是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行为，而文化的主体性往往体现于各种历史、文学和思想文本当中。文化间性特质的形成是由于双方都是由自身特定视界出发而形成的视界融合。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并与之建立意义的关联，在此关联中又会出现怎样的意义重组，正是一个两种视界交互作用的结果。翻译，正是异质文化的真实相遇，不同的文化主体（译者和作者、译者和原文、读者和译本、解读者与被解读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对话。因此，翻译具有的文化间性特质是动态的，这是在文本与他者相遇时或在与他者交互作用时才能显现出的特质。通过翻译文本，读者与来自其他文化的文本相遇，对它们进行解读，从而与它们所代表的文化他者的主体性建立起一种对话和沟通。
翻译活动常被认为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转换，事实上，完全等值的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文本的实际意义是在它与他者（世界、读者、作者/译者）的关联作用中生成的。任何一种翻译，无论其水准高低如何，都会使文本在本地化过程中发生意义偏离、变迁，甚至重组。从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看，这种意义的偏离或重组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甚至可以说，文本被翻译之后，已被重写成另一种新的文本，它在经重组之后所生成的新的意义，与此地的现实和历史语境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因此，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一种“重写”。
原作被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它所代表的异地文化与本地文化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可以想见，原作在进入本地之后，必然会在与他者的关联中发生意义重组。就此而言，翻译其实重写了同一文本在不同语境中与他者的关系。因此，当语境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原有文本与他者的关联也会发生变化，原意与新意之间的对应关系自然也会出现偏离。这种偏离不仅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不同文化交互、对话的真实状况。
哲学家麦金太尔曾经为探讨激情与灵魂的关系而认真地研读了《荷马史诗》。他以《伊利亚特》的第一部第189至192行描写英雄阿喀琉斯的内容为例，对比了乔汉・查普曼、亚历山大・蒲泊和罗伯特・费兹格罗德等三人分别于1598年、1715年和1974年所做的译本，竟然发现不同时期的译者对荷马所使用的一个词语“心”（etor）的理解相距甚远，甚至达到南辕北辙的地步：
每一个译者都使用自己时代所熟悉的语言习惯用法，用各自用法的前提预制，又都是某种以自己同时代的精妙表述来解释【阿喀琉斯的】行动和归咎于他的相应的心理学决定性因素。然而，荷马时代的希腊却根本不谈什么杂乱的部分，也不谈什么“他心中的激情”。
麦金太尔认为三位译者关于荷马史诗的译作都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翻译水准，但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或是使用哪一种语言进行翻译，其实都不能完全传达荷马的原意。因为生活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译者不可避免地对原作进行了有意的误读和重写，以至于一些读者在后来寻求理解《荷马史诗》的原意时会变得愈加困难：
如果每一个译者想得到他意向性读者的理解的话，他就只能将荷马的习惯用语与他自己时代的习惯用语混合起来；而较好的译者将能较巧妙地把荷马完全陌生的预想转化成较为人熟悉的预想。这就是为什么每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都需要它自己的荷马史诗翻译的缘由所在；这也是通向理解荷马史诗的道路就是提高理解每一种翻译及其成就的一系列局限的道理所在。
这段话正好道出了翻译的宿命或本质，每一个译者的翻译都是对原作的重写，我们对经典的认知，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不同译本之间差异的理解。其本质在于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系统性特质，当它与另一种文化系统相遇时，不可避免地会从自身系统的特定视界出发去理解对方。由于这个特定视界永远不可能与对方完全吻合，所以不可能达成完全对等的理解，其真实的状况只能是两者的交互作用，即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一种文化在与他者交互作用中生发的实际意义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变异。正因为如此，翻译所带来的误读、重写的合法性和不可避免性才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肯定。
二
我们研究西方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经典在中国的翻译，不仅要看到这些经典中的哪些部分、哪些内容引起了我们的反响，而且更要看到这种反响实际上指向的是对象在翻译过程中所显现的间性特质。一者，较之于文本原来的含义，它必定会在此地出现某种嬗变；再者，鉴于特定视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中引起我们关注和反响的东西，必定会随着我们自身文化内部的变化而变化，对中西文化间性特质的关注就是要把握两者间这种对应关系的历史演变；最后，中西文化间性问题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对西方文化进行价值认同时紧扣它与我们期待视界的关系。一种西方文化对我们是否有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内在的固有价值，而在于它对我们来说具有怎样的间性特质。
如何才能更好地通过翻译的重写性来理解中西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呈现的问性特质呢？首先，我们已不能再将中西文化当做两个静态的孤立体来看待；其次，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在两种文化相互交汇期间，究竟是哪些层面或部分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生交接。文学经典的翻译确实为此提供了一条良好的观察路径。从17世纪开始，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学经典（如《赵氏孤儿》）纷纷被翻译到欧洲。显然，这很难说是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和反响，而仅是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如儒家伦理）让欧洲人产生了兴趣。事实上，西方人对《赵氏孤儿》的阅读和理解不乏借题发挥或曲解之处，而这种发挥和曲解就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的重写。重写后的中国文本在欧洲又催发了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和内容的产生。可以说，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重写才促成了著名的音乐家与王维、杜甫进行跨时空的文化对话，并谱写了伟大的音乐剧《大地之歌》，也促成了后来的庞德对《论语》的翻译以及对中国古诗的重写。经由翻译产生的跨文化交流在实际上动摇了卡林内斯库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关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的著名论断。
同样，从晚清开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也从未整体性地进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引起中国人关注的总是西方文化的特定方面，如科学、民主和自由等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可它们在本地所获得的意义往往会与原意发生偏离和变异。以晚清时期的翻译为例，王德威曾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
我们对彼时文人“翻译”的定义，却须稍作厘清：它至少包括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学者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夏志清（C.T.Hsia）及李欧梵（Leo Lee）曾各以严复（1853-1921）、梁启超（1873-1929）及林纾（1852-1924）为例，说明晚清译者往往借题发挥，所译作品的意识形态及感情指向，每与原作大相径庭。不仅此也，由于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译或另译，晚清学者已兀自发展出极不同的“现代”视野。作为文化交往的形式之一种，翻译每每受限于历史的必然及偶然。以此类推，晚清作者对传统古典的新奇诠释，也是另一种以意逆志的“翻译”。王德威在此处注意到了翻译所具有的重写特性和文化意义，并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观察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和交互，审视复数形式的现代性在晚清的生成。
19世纪末期，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经过林纾和王寿昌翻译后，掺杂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而一些西方主流的宗教和观念却被有意地删除或改写。钱钟书先生很早就发现林纾喜欢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甚至还会在译文当中穿插一些自己的言论，“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钱钟书认为把作品从一国文学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人于翻译的“化境”。可见，林纾通过翻译重写原著的做法与这种“化境”相距甚远，但钱钟书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后来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小说之后，发现许多作品仍值得重读，因为林纾除了改删原作之外，还对它们进行了增补或修补，功力甚至胜过原作的弱笔或败笔。最后，钱钟书得出了“宁可读林纾的译本，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的结论。
那么，该如何阅读和理解这种在林纾的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呢？周蕾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如此翻译西方文本的结果，是让小说的意义更能迎合中国读者。……林纾对于“情爱”的翻译，应在与西方进行社会文本交流的脉络下被阅读，这在其它地方是无法出现的。……它的确是中国读者同化异文本的过程。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作为林纾的第一部翻译小说在出版之后曾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经过重写，《茶花女》更加符合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典型的士与妓相爱的故事套路，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足够的熟悉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译著又通过描写巴黎的浮华世界来吸引中国读者的好奇心，原本具有威慑性和侵害性的西方文化，被改造成了无伤大雅的消费商品，中国读者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因而获得缓解和释放。林译《茶花女》的成功，不但提升了欧洲小说和小说家在中国的地位，也引发了中国言情小说的创作热潮，后续模仿之作层出不穷。可见，翻译文本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在与中国的传统、现代或历史、现实的对话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
将翻译视为一种重写方式，最终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评价标准，当然，其前提是正视了完全对等的翻译之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作为重写者的译者不必再为遵循严格的对等翻译原则而顾此失彼，他可以采取不同的重写策略，灵活地运用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开展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严复用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为的是符合当时中国士大阶层的阅读习惯，而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为迎合美国读者而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偏向性选择甚至强势的介入式翻译，则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归根到底，重写就是为了满足变化着的文化的需要，或者说某个具体文化系统中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在翻译重写的过程中，译本与原作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其间既有继承也有破坏，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译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发生纠缠，译者事实上是在与原作者进行着跨时空的对话。原作者作为先驱，无疑使得姗姗来迟的译者面临着“影响的焦虑”，但如果译者视自己为重写者，这种新的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将有可能淡化他的焦虑感，尽管他同时必须对自己的重写行为担负起必要的伦理责任。
当然，一切重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着某种思想意识和文化诗学。如巴斯奈特所言，翻译永远不会在真空里产生，它总是发生在一个连续体里，译者时刻受到各种文本内与文本外制约因素的影响。因而，译者常常不得不在原作诗学和自己的文化诗学之间不断进行斗争和妥协。勒弗维尔因此指出，对于译者来说，“原著是意识形态、诗学、论域和语言融汇与冲突的地点”。
文学与文化范文2
从中国电影文学剧本的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电影初期到1945年左右，可称为发展时期;然后是第三代到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可称为文学改编成熟时期;第三个则是从第六代导演开始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时期。从最初的理论到最终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中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发展已经比电影大国有了不小的差距。虽然我们可以借鉴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来促进我国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电影剧作在理论和观念上还显得比较保守，如何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电影，仍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2早期电影的发展
早期电影剧作的发展,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是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电影与文学结合的产物。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中国电影文学剧本从无到有，逐步走向成熟和独立。最开始，中国电影诞生后的一个时期里，拍摄了大量的戏剧短片、风景短片等，只是起到一个记录的功能，直到1913年，才出现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难夫难妻》，该剧由郑正秋编剧，以潮州地区的封建买卖婚姻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包办婚姻的故事。此时的电影剧本与后来的电影文学剧本相比要简单很多，且是采用了与戏剧相似的幕表式。但与戏剧明显不同的是，幕表式的电影剧本开始尝试着向观众讲述一个故事，并且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有一定的文学叙事的特征，为中国电影剧本的创作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到了20年代，电影剧本创作进一步发展，突破了幕表式的四项结构的束缚，己经有了电影情节的冲突设置等，而且用语言来描述电影动作，有一定的电影化叙述特征，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即不注重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语言的文学性也比较差。这个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表的电影剧本《阎瑞生》，这是一部长故事片，因为故事的长，给了电影剧本发挥的空间，得以铺设结构、塑造人物。同时，这个时期诞生了最早的电影刊物如《影戏杂志》、《电影周刊》等，因为发表出来是要读者读的，电影刊物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电影剧本对文学语言的运用，向文学读物靠拢，电影文学剧本初具规模。
文学与文化范文3
翻译一般意义上指翻译者的个体行为，因此它的目的和影响是偶然的、可变的。但是当翻译某一种特定类型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并持续了一定时间的集体活动时，就不能再简单看待。首先，这种现象出现一定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即受它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影响，这往往成为翻译事业能否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针对文化交流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将外来文化鉴别和选择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社会文化注入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下面我将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佛经翻译、科技著作翻译、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三次潮流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佛经翻译
1、佛经翻译潮流的社会文化背景
佛经翻译开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鼎盛。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赋役日益加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古代科学知识的匮乏，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农民大众渴望在宗教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和解脱。这种精神上的渴求使得宗教成为了古代人民的一种需要。但是，当时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而佛教宣扬的“来世”思想填补了这种精神和思想上的空白。这成为佛经翻译的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并祈求神明保佑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历代的佛经翻译大都有官方授权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佛教教育人们要安心现状，期待来世。无疑符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佛经翻译得以大规模实施。
2、佛经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佛经翻译扩充了我国的汉语词汇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语如“如果”，成语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俗语谚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歇后语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等都是来源于佛教。其次，梁启超曾说道：“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佛经翻译不仅创造了白话文体，促进了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生，还直接或间接地为小说、歌曲、弹词、平话、戏剧等体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三，佛经翻译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从两汉到唐代近千年的时间里，我国佛教翻译著作达两万多卷，佛教思想也渐渐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构成了中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一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可以通过音乐、电影、绘画、雕塑、建筑等亲身感受到佛教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三、科技著作翻译
1、科技著作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明末清初，欧洲一批企图通过“学术传教”方式来满足侵略扩张意图的传教士来华，与中国一批士大夫一起翻译了大量的科技著作。他们的活动以传教为宗旨，希望通过翻译活动，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但同时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文化的交流。首先，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中国文化传统使科学技术极大落后于西方。但明末清初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从而使科技翻译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其次，当时整个社会被程朱理学窒息，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传教士以科学技术为立足点的学术传教方式，“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方针，与反理学的文人士大夫们“经世致用”观点相吻合，得到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的接受和推崇。
2、科学著作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输入中国，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其次，科技著作满足了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经几千年发展产生的僵化局面，中国文化开始了多元化的趋势，开始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第三，在西学的影响刺激下，科技思想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经世致用的风气开始在一些士大夫中出现。中国学者也开始整理、发掘泯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此外，随着西方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奇器”的输入，出现了议办“洋务”的端倪。可见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科技和科学精神，在士大夫当中产生了学以致用，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为后来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和打下了基础。
四、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
1、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由于末年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盲目排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对外交流被终止，系统的翻译工作也随之停止。百余年的不思进取和闭关锁国，最终导致国力衰竭，在、和中惨败。因此一定层面上讲，这次社科类著作的翻译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催生的。战败的耻辱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原因。维护几千年封建统治旧秩序的传统封建文化使中国不能顺应在先进的世界潮流，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正是这种情况使维新派加大西方社会科学类著作的翻译，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中国变法的借鉴。中国的文化输入由科学技术领域转到社会科学领域。
2、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在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及文学的译作，初步介绍了西方天赋人权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为“五四”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文学作品翻译为处于启蒙阶段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提供了可以学习、仿效的艺术范本，为中国打开了一扇与世界文学沟通交流的窗口，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买下了伏笔。第三，在这次翻译中首先引入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从理论上打破了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愚昧观念。
文学与文化范文4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文学与文化范文5
文学是社会、生活、地域的缩影，古代文学更是地域的反应，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文学中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地反应文化、文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内容。古代文学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地域文化文学。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思想认识模式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最主要的是考虑古代社会的发展和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在古代社会思想转型期间，人类文学领域的精神活动发生较为深刻，如果采取以文学地域文明和文化作为参照坐标的话，就需要认真考察和考虑某个地域和地理文化的显著影响，以及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中的类型能够不断发展并且产生的额外表现。如果那样，则促使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思路。
这种研究领域和思路的焦点就在于，能够始终针对某个地域或者地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基点，对于所蕴含的文化理论知识、以及其重要影响下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生成的现象，要进行更加具体的、科学的把握。
从有利于文明发展的两个角度来把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的类型或范式，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和采取针对某一个较为特定的地方、地理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进一步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诸多本土文学家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作品中的地域鲜明的风格或者本土特征。另一方面，能够较为深入地研究出某一个较为特定的地理和地方始终发展壮大的非本土的古代文学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中及其产生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并努力形成古代文学作品和地域文化研究之间的作用与发作用的关系。
文学与文化范文6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