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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政策范文1
碳税与补贴
国内学者对碳税、补贴的研究集中在设计思路，运作方案，征收利用方式、对象、结构，预期效果、影响等方面，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张克中、杨福来(2009)借鉴发达国家碳税实践，重点介绍了芬兰和瑞典的碳税政策，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理顺能源价格，择机引入碳税，设置税收减免和返还以及考虑设立碳基金的相关措施。李齐云、商凯(2009)通过建立以碳排放量为因变量的STIRPAT模型，在碳税征税环节和碳税利用方式上描述四种碳税方案，建议我国在短期和长期选择不同碳税政策，根据不同行业之间碳排放量的轻重程度有选择地实施差别税率，避免税制体系规定的重合，引入对关键工业和经济部门的减缓和补偿措施等策略方案。苏明、傅志华等(2010)在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分析，分析了不同的碳税税率方案对宏观经济、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各行业的产出及价格，进出口等的影响效果,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给出了科学的预测与评价，为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
碳预算
国内学者对碳预算的研究集中在碳预算分配的机制、方案、作用、机构设置，体现碳预算的公平与效率的特征。潘家华，陈迎(2009)在确定全球碳预算总额和初始分配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转移支付，设计相应的资金机制，使碳预算方案具有效率配置特征，并建议相关国际机制的设置。李伟，李航星(2009)探讨了英国碳预算的目标、模式、特征、作用及影响，指出碳预算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刘兆征(2009)在分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认为应加强低碳管理政策，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制定《低碳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低碳认证制度。郭代模，杨舜娥，张安宁(2009)认为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相应的环保支出预算，建立财政预算支持环保建设的长效机制；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起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要加大财政对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用于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增加碳汇，保护生态环境；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政府发展低碳产业、推进节能减排、进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资金支持力度。
立法形成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我国现今没有专门的低碳经济立法。但从已颁布的和低碳经济法律法规相关的法律规则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发展低碳经济的规范。在今后我国的低碳经济立法进程中，可借鉴或采用的具体措施有：加快低碳经济规划立法进程，强化法律力度促进产业转型，促进金融立法进程激发市场活力，完善科技立法构建低碳科研机制，加强消费立法引导低碳消费模式。
推行强制减排制度完善碳交易市场
强制减排制度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在自愿减排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不可能形成碳交易市场，只有在国家碳排放总量的控制才能有成本和价格，才能通过最低的成本减少CO2的排放，形成市场交易。
财税政策引导资本流向
投融资政策范文2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问题；对策
近些年来，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在抵御国际金融风暴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功效，而当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规范，其运作机制和投融资风险约束机制也不够完善，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进而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的债务风险。由此可见，就地方政府投融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笔者做出以下几点探讨。
一、存在问题
1.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不断扩大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融资方面的透明性和公开性还较为缺乏，地方政府的资金通常是借助多个融资平台向多家银行借贷所得，对于债务的管理又分布在不同部门，导致地方政府对不同层次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和担保情况了解不透彻、不清楚，最终不断扩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这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投融资项目大都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且收益见效甚微，如果投融资平台难以偿还银行的贷款，就会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一旦地方的债务偿还能力不足时，要么将风险转嫁给银行；要么由中央财政偿还地方政府的财务。
2.投融资风险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
虽然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能通过发行中期票据和企业债券的方式，从而拓宽中央政府对项目配套资金的融资渠道，而就实际而言，很多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不好，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难以具备债券发行资格，能满足上市融资条件的公司就更少，很多投融资公司只有借助金融机构的贷款化解资金短缺的问题，使得投融资风险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
3.管理较为混乱
近些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行政色彩越来越强烈，不同的投融资平台又是由不同的行政部门进行组建和管理，导致条块分割尤为严重。虽然地方政府在构建投融资平台时强调“借、管、用、还”一体化，而在实际操作时，经常出现“借、管、用、还”相互分离的情况。通常情况下，发改委规划需要举债的项目；财政厅和人民银行审核贷款项目；发改委与国资委监督和管理资金使用情况；最终都是由财政部门偿还举债资金。财务部门拿不到投融资平台财务报表，就难以全面掌握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情况，使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较为混乱。
4.治理结构不合理
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各级管理人员大都由政府选派，其经营决策主要体现的是政府导向，并政府建设的项目资金的需求而确定融资的规模，并没有结合平台的财务状况和债务偿还能力。很多地方的投融资平台自建立之初存在现金流短缺的情况，而地方政府则是通过使用权的划拨和非现金资产的形式进行注资，所投入的现金流量则少之又少。投融资平台为解决现金流短缺的现状，就必须向银行抵押借款，而已抵押资产不管的平台还是银行，大都没有完备的抵押物质处理权，使得投融资平台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
二、应对策略
1.建立健全投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投融资平台的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投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仅为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工作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也规范了投融资平台的建设。管理体系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投融资平台的运营效率的高低。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巨大，因而应建立起中央与地方的投融资管理体系。在中央建立的投融资管理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对全国性的投融资业务所需资金的投放重点和方向进行严格把关，并指导和协调地方政府开展投融资业务，严格监督资金的使用并加强债务管理；在地方设立专业的管理机构，就平台的投融资与债务问题实行统一管理，接受上级投融资管理机构的监督和检查，并向上街呈报财务报表，从而有利于上级更好的掌握和了解全国性的投融资动向及其债务规模的大小，再结合我国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家的投融资政策。
2.理顺投融资平台的债务管理体制
对投融资平台债务必须统一管理，扭转多头举债、分散使用、财政兜底的被动局面。在目前未成立中央投融资管理机构前，可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成立专门投融资管理机构后，由中央投融资管理机构负责，投融资公司定期向中央投融资管理机构提交财务报告，中央投融资管理机构向财政部报告，并接受审计部门的检查。对于投融资平台的贷款应实行贷款证券化，使其进入债券市场解决巨大的存量问题。
3.完善投融资平台的法人治理结构
为使各投融资平台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不再向平台直接派高管人员，不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实际运作，政府或政府的特设机构作为出资人负责制定国有资产战略调整方案和国有资产监管，代表行使所有者职能，按出资额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使资本层面摆脱条条分割，真正实现行政与资本分离，从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三、总结语
总之，地方政府建立投融资平台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而面对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为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不仅要注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更要在法律法规、管理体系、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治理结构等方面注重风险的控制和规范化的管理。通过不断完善投融资平台的法制、体制和结构，确保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顺利安全的运行，促进我国经济事业的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投融资政策范文3
关键词：货币政策 融资约束 公司投资
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我国投资的主体。我国政府很关注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产出。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投资影响的研究便有了现实意义。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公司的融资约束，包括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率下降，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股票价格增加，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银行的可支配资金增加，放贷能力增加，公司更加容易获得贷款，从而融资约束降低；利率下降，资产价格提高，借款者的抵押资产价格和内部资金增加，还款能力提高，被借款企业认为保证借款人能按时按量还款并愿意放贷，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无论是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银行贷款渠道还是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对公司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了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交易成本使内外部融资成本不同，公司受到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货币政策的调整会改变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1：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公司融资约束存在相关性，货币政策越趋于紧缩，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假设2：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负相关，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公司的投资越低；
假设3：货币政策与公司投资正相关，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公司的投资将会增加。
（二）变量与回归模型设计。
1.变量设计与变量定义（见下页表1）。
（1）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中，银行家判断货币政策“过紧”或“偏紧”的比例。
（2）货币政策类型。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不小于50%的季度，即认为该季度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时期为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
（3）融资约束。本文结合以往研究文献与我国情况，利用WW指数（White和Wu，2006）来综合衡量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
WW=-0.091×CF/K-0.062×DIV+0.021×LEV-0.044×SIZE+0.102×SALEIN-0.035×S
DIV表示现金股利支付的哑变量，支付现金股利为1，未支付现金股利为0；SIZE表示公司的规模，使用该期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计算；SALEIN表示公司所在的行业的销售增长率，用该行业公司销售增长率的中位数来代替；S即为个别公司的销售增长率。
（4）公司投资。采用投资-资本存量比例（I/K）来衡量公司的投资。K为公司期初资产存量，I采用现金流量表“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衡量。
2.模型设计。本文以WW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货币政策偏紧指数进行回归，检验公司融资约束受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然后，使用公司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对WW进行回归，检验公司投资受融资约束改变的影响，构建模型1、2来检验假设1、2：
WWt=β0+β1MPt+β2QUARTERt+β3YEARt+ξi，t 模型1
Ii，t/ki，t-1=β0+β1WWt+β2TobinQi，t-1+β3Si，t-1+β4QUARTERt+β5YEARt+ξi，t 模型2
本文采用托宾Q模型，为使研究更谨慎，加入公司的季度销售增长率同托宾Q值共同控制公司的投资机会，加入现金流比率和现金存量比率控制内部现金流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加入年度哑变量控制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加入季度哑变量控制公司投资的季度特征，构建模型3来检验假设3：
Ii，t/Ki，t-1=β0+β1MCt+β2TobinQi，t-1+β3Si，t-1+β4（CS/k）i，t-1+β5CFi，t/Ki，t-1+β6LEVi，t-1+β7QUARTERt+β8YEARt+ξi，t 模型3
β0为常数项，βi（i=1…8）为变量的系数，ξi，t为误差项。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收集其2010-2012年3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对原始样本进行以下筛选：剔除2009-2012年*ST、ST类公司及金融类、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剔除 2010年以后上市和退市的公司，保证样本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剔除总资产或者所有者权益为负的公司；剔除异常值。最终，本文选取上证股市16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数据，共计1 798个观测值。具体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综述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主页的“调查统计”栏目中2010-2012年的资料。
二、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来看，2010年和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中央银行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即在货币政策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大，公司的外部融资较弱，公司可以相对容易融到资金来进行投资。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中央银行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这期间，季度投资水平是较低的，低于总样本的均值，而在这期间的托宾Q值较高，代表公司的投资机会。这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受投资机会的引导，公司投资力度倾向于增大，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目的是避免经济发展过热、过快，抑制通货膨胀。说明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的投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样本检验。
1.模型1、2的回归结果分析。从下页表3可知，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方程均在1%水平上显著，即模型构建合理，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全体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线性影响。模型的变量VIF均小于10，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货币政策偏紧指数MP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假设1；即货币政策调整与公司的融资约束存在相关性，货币政策越趋于紧缩，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WW指数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验证假设2；即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负相关，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公司的投资越低。因此，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
2.模型3的回归结果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在1%水平显著，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全体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线性影响。变量的VIF均小于10，故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货币政策（MC）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当货币政策调整为宽松型时，公司的投资将增大，反之亦然。销售收入增长率、现金流量比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三）实证结果分析。货币政策偏紧指数MP与外部融资约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增加。WW指数与公司投资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当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增加，公司投资减少。货币政策（MC）与公司投资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假设3，从而表明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对公司的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使公司的投资减少；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公司的投资得到促进。同时，销售收入增长率、现金流量比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越快、现金流越充足、外部融资越多则公司的投资将越高。因此，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中季度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研究货币政策调整通过改变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投资。通过选取沪市169家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实证检验公司投资水平会随货币政策的调整发生变化，当货币政策由紧缩变为宽松时，公司的投资将会增长，并且货币政策调整会通过影响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通过货币政策波动、融资约束及上市公司投资三者关系的实证研究，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一定参考：经济增长过热时，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大公司外部融资约束，抑制公司投资，从而抑制整个社会对资金的总需求；而经济增长停滞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减少公司外部融资约束，促进公司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此研究结果也可以警示公司在规划投资时，应适时的考虑货币政策的调整带来的融资方面的约束。X
参考文献：
1.龚光明，孟澌.货币政策调整、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J].财务政策与行为研究，2012，（7）.
2.饶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J].金融研究，2011，（3）.
投融资政策范文4
1行为金融基本理论概述
行为金融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综合现代金融理论、心理学和决策科学等学科形成的新兴理论，它是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等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的理论，是在对现代金融理论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形成的。行为金融理论的出现弥补了传统金融理论的这一不足。该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属于“有限理性人”，其行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非理性，因而容易出现行为偏差。投资者个体系统性偏差与投资者群体行为偏差会导致证券价格的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从而为投资者带来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积极的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由此而产生。与此同时，投资者通过认识自己的行为偏差，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防范风险，这一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被称为消极的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具有与众不同的行为特点。由于投资者“畸形”结构与“政策市”等更深层次的原因使得我国证券投资者存在着严重的过度投机行为偏差和显著的羊群行为偏差。此外，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分别还存在“频繁交易”行为偏差和“坐庄”行为偏差。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一般模型
2．1BSV模型
该模型认为，投资者在决策时存在两种心理判断的错误范式:(1)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投资者通常认为收益变化只是暂时的，而并不根据收益变化来调整对股票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导致投资者对信息反应不及时或不准确。(2)保守性偏差。当股票出现同方向收益的连续变化时，投资者又认为这种收益变化反映了未来的变化趋势，从而错误地对价格变化进行类推，从而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2．2HS模型
该模型把投资者分为“信息关注者”和“动量交易者”，信息关注者对价格的预期完全依赖于自己所观察和获得的相关信息，即私人信息，而忽视历史信息的价值;相反，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历史数据来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走势，只重视股票近期的价格变化，并依此为基础进行交易。这两类投资者相互作用，并且最初由于信息关注者过分重视私有信息而反应不足时，会导致动量交易者企图利用隔期套利策略来获益，从而也会把市场推向另一个方向，即反应过度。
2．3HMB模型即羊群效应模型
在一定时期内，当采取相同策略交易特定资产的行为主体达到或超过一定数量时，就会产生羊群效应。该效应主要研究信息传递和行为主体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信息传递速度和充分性的作用。关于羊群效应的内在心理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投资者只会盲目地模仿，忽视自身的理性分析;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信息获取的困难、行为主体的激励因素以及支付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投资者在“群体压力”的影响下采取的羊群行为是其最优策略。
2．4DSSW模型
该模型又称噪声交易模型。金融市场中的噪声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导致股票均衡价格与其内在价值偏离的、与投资价值无关的虚假或失真的非理性信息，其类型既包括市场参与者主动制造的虚假信息，也包括市场参与者自身误判的信息。而金融市场中这种不具有内部信息却非理性地依据噪声来交易的参与者被称为“噪声交易者”。在噪声交易模型中，风险资产的价格取决于外生变量和噪声交易者对现在与将来错误认识的公开信息，由此导致套利者(理易者)出于对投资于错误定价的资产而可能受损的担心，他们会放弃套利的机会，不与噪声交易者的错误判断相对抗，这样，噪声交易者在使市场价格明显偏离基本价值的基础上，获取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与此同时，新进入市场的交易者会因示范效应和后悔规避心理而纷纷模仿噪声交易者，从而短期内噪声交易者占据了市场的优势，而在长期内，风险资产的价格则随着噪声而变动。
3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偏差的现状分析
由于心理认知偏差而导致的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偏差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整个市场投资者系统偏差;二是投资者群体行为偏差。中国股票市场由于存在大量的噪声交易者、机构投资者做庄行为严重、中小投资者盲目跟庄等情况，整个股票市场投机气氛很浓，投资者多数表现为非理性的投资者，就会引起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从而导致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产生行为偏差。一方面，投资者得到的信息往往是虚假的或失真的信号，与投资价值无关;另一方面，从信息来源看，市场参与者有的也在有意识地制造虚假信息，或者发出错误信息误导投资者行为。在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行为偏差主要表现在股市的大幅度频繁波动、过高的市盈率和股票市场换手率以及投资者的羊群行为。
3．1中国股市波动频率较高且波动幅度很大
暴涨暴跌，频繁波动是中国股市最显著的特征，尤以上海股市为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资料显示，自1990年我国股票市场成立至今，从年度波动情况来看，上证指数的振幅非常大，如1992年的年度振幅高达3．84倍，而美国股市的最高年度振幅只有0．66倍，新加坡为1．1倍。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波动幅度大，而且波动的频率也相当高。股市的剧烈波动导致了投资者的过度交易与市场投机心理，而市场浓烈的投机氛围则反过来会推进股价波动幅度与频率。因此，中国股市的频繁大幅度波动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
3．2高换手率
换手率即成交股数与流通股数的比率。股票市场换手率是用来描述股票市场每天资金流动性的统计指标，换手率的高低反映了股票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是衡量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过度交易(噪声交易)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指标。由于投资者对公司及市场前景的不同预期，以及市场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平衡，换手是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没有换手就没有交易。但是，换手率过高，交易过于频繁。则说明市场过于热衷于缺线炒作，反映出投资者行为的盲目性、矛盾性、冲突性，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一般认为，成熟股市的年换手率科约为50%，而我国股市远高于比。以上海股市为例:1994年年换手率达825%，换手率居前10位的均在2000%以上，而凌桥股份则达2696%。1996年，上海股市换手率高达883%，而同时纽约、伦敦、香港、东京换手率为分别为69．9%、58．6%、45%、32．4%。
3．3高市盈率
市盈率即股票市价与每股净利润的比率，它反映市场对股票的评价，从静态角度看，也反映投资者收回投资的周期长短。股票投资中，市盈率多高为合适，可以从投资的机会成本来考虑。股票投资的经济目的在于获得某种形式的收益，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必然要求预期收益大于机会成本。我们用银行的存款利率和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来代替机会成本，则机会成本的倒数就是市盈率的理论值。即市盈率=1/存款利率或市盈率=1/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据此计算，我国市盈率理论值应为13倍左右(设银行存款利率取8%，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取7%)。1993年以来，上海A股平均市盈率达40倍以上。这意味着投票投资的收益仅有机会成本的1/3，或者说回收周期将高达40多年。而从个股来看，市盈率之高更是匪夷所思。1998年10月9日，上证指数1236点时，上海股市400多只上市股票中，市盈率超过100的达45家，而有11家则高达1000以上。其中最高者近4000倍。［1］过高的市盈率，反映投资者过高的盲目性，反映出市场中充斥着无理性的炒作气氛。我国股市过高的市盈率并不能反映投机者对市场前景的信心，而仅仅反映了投机行为的非理性。
3．4羊群行为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舆论(即市场中的压倒多数的观念)，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表现在证券市场上就是群体的买入卖出行为。从投资者群体行为角度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偏差。［2］行业集中趋势和个股集中趋势正是中国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一种外在表现。虽然某些行业和个股是各个证券投资基金精心研究后挑选的结果，但是如果大家都盲目从众追逐市场热点，就会导致市场的羊群行为，不仅不能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加大市场投机行为的出现。
4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证券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采取针对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投资盈利目标。考察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特点，总结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
4．1针对过度反应的逆向投资策略
即在大多数投资者还没有意识到错误时就开始投资于某些股票，而在大多数投资者已经意识到错误并也投资于这些证券时，要果断地卖出这些股票。因为反应过度的心理特征使得多数投资者过分注重证券的近期表现，加上后悔规避和羊群行为的从众性特点，使多数投资者不能够及时“忘却过去、放眼未来”，从而产生对绩差股过分低估、对绩优股过分高估的现象。因此，行为金融投资者可以适时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并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通过套利投资来获取收益。
4．2组合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式有效)。［3］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
4．3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理论下的投资者应该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超前的信息优势，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二是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三是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而降低。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4动量交易策略
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和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
4．5成本平均策略
指投资者在将现金投资为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的策略。
4．6时间分散化策略
指根据投资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信念，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重投资于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将比例逐步减少的投资策略。
投融资政策范文5
（一）影响选择金融投资工具的因素分析1.金融投资工具本身的特性调研显示，影响该院学生金融投资的因素主要是本金安全和收益等，交易门槛和手续费等对其金融投资行为影响也比较突出。越是高年级的学生，对保本的硬性需求程度越降低，相反更注重风险与收益的权衡，而既想保本又希望利用较低风险实现基本收益的学生比例在各年级表现几乎无差异化，但风险因素在大二阶段表现得较敏感。2.投资理念调研显示，该院学生稳健型、保守型、风险偏好型、风险中性型投资者所占比重分别为52%、18%、16%和14%。越往高年级，保守型投资者所占比重逐渐减少，稳健型投资者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大一阶段，风险中性型与风险偏好型所占比重持平；大二阶段，有一部分风险偏好型投资者过渡为风险中性型投资者；大三阶段，一部分风险中性型投资者转变成了风险偏好型投资；大四阶段，风险中性型和偏好型投资者所占比重达到持平。表明其投资理念随着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以及心理素质的提高等而做出改变。3.金融投资心理诉求该院有28%的学生以实现本金收益最大化为目的，46%的学生以不亏本为前提，26%的学生以获取投资经验为首选因素，这部分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让他们还没有毕业前事先体验自己毕业后的投资生活，比别人更早获得其中的经验。但是，大部分学生把金融投资当作赚钱的途径，忽视了专业知识的学习。
（二）影响大学生金融投资决策与业绩的因素分析调研显示，该院有6%的学生期望投资年报酬率为2%～6%，34%的学生期望年报酬率为6%～10%之间，29%的学生期望年报酬率为10%～13%，20%的学生表明其期望年报酬率为13%以上，只有11%的学生表示不明确其金融投资年报酬率（见图3）。越是高年级的学生，其金融知识面越宽广，金融投资技能也越高，因此对金融投资期望年报酬率越趋明确。
（三）影响金融投资结果因素分析影响该院学生金融投资决策和业绩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经验和知识的不足，其次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环境，但受幕后交易和虚假信息等因素影响较少。调研结果反映出金融类专业学生能比较理性看待自身金融投资决策和业绩与自己内在因素息息相关，但对国家政策、市场信息、交易规则等方面的了解欠缺主动性。调查数据表明投资经验和知识不足一直是制约该院学生金融投资的主要因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幕后交易、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大一、大二学生表现得不是很敏感，但对大三和大四学生影响则比较突出，反映了随着专业知识的积累，学生对金融投资市场信息了解的主动性与程度会加深。
（四）投资计划分析该院43%的学生表示未来投资计划主要视工作情况而定，明确将增加投资的学生有32%，表示“维持现状”、“减少投资”和“逐步撤出”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6%、5%和4%。从大一到大四，表示“增加投资”和“逐步撤出”的学生比例逐渐增大，在这个过程中，达到预期收益的学生不断增加投资，达不到自己预期收益的学生则减少投资；表示“维持现状”、“视工作情况而定”和“减少投资”的学生比例逐渐减小。表明金融专业学生随投资经验的成熟而不断增加投资，部分学生则根据自身情况而逐步撤出，说明金融专业学生进行金融投资决策随年级的增长而逐渐理性化。
大学生金融投资实践中存在问题
（一）金融投资风险认识能力不高该院53%的学生将炒股作为金融投资的首选工具。作为学生，即使是本专业类学生，其主观意识仍不够成熟健全，客观方面资力经验不足。他们凭借自身一些专业知识及高昂的热情和充分的自信欣然跃入市场，他们的资金来源多由父母支持，他们金融投资决策受羊群效应、个人偏好、专业推动、满足欲望等因素影响，并且期望投资年报酬率高。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高风险投资工具，甚至不惜采取借款、拖交学费等方式满足其投资需求。投资失败的结果不仅给学习生活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还会滋生不良思想等。
（二）金融投资行为缺乏理性74%的学生明确其进行金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赢利，这样的投资观念容易使他们形成投机的心理，时刻让投资市场的变动左右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只有少数表明赚钱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可以将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实践化，并获取一定的金融投资经验。为了追逐利益，40%的学生不能正确看待自身金融投资结果，认为导致自己投资失败的不是自身专业技能不足、投资心理素质欠佳等因素，而是受政策、市场等因素的不利影响。投资失败的学生容易促其产生赌博的心理，投资成功的学生则容易表现出自大的心理。
（三）对自身权益相关信息了解的主动性不强22%的学生表示，如果金融投资过程遇到权益受损则不会进行维权，42%的学生表示对与维权相关信息完全不了解。从一定程度上讲，即使金融专业学生，也并非能充分利用自身对该市场的基本了解进行自我权益的维护，甚至有部分学生采取默许的态度。这种被动式维权表现不利于学生自我观念的发展。
（四）学校、培训机构有关金融投资的指导更多停留在理论上30%的学生表示，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展的一些与金融投资有关的讲座，更多地是停留在金融投资理论层面上，对于金融类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真正的心理诉求是提高金融投资技能和实践能力。
相关政策性建议
（一）以学业为主，强化自身专业知识金融类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厚实的专业基础，注重培养经济意识，提高理财能力，合理调配学习和参与投资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金融投资大厦的根基。
（二）培养理性的金融投资思维金融专业学生应该具备制定理性金融投资计划的能力，在掌握金融投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主动了解各种金融产品，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注重自身投资技巧、心理素质及应变能力等方面的提高，虚心求教于经验丰富、投资技能高的投资者，逐步培养主动的投资意识，确立理性的金融投资理念。
（三）提高自身获取投资资金的能力调查发现，67%的学生金融投资资金来源于父母的资助，但大学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双休日和寒暑假求职、社会兼职等方法进行资金积累，在提高自身社会实践能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减轻父母的负担。
（四）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展的有关讲座与活动通过参加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展的有关讲座与活动，实现金融投资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提高风险意识、避险能力。在拓展自身金融投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提升金融投资能力，减轻金融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
投融资政策范文6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1]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健全运行机制，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总结推广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等做法。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十一五”期间，全国共批准实施土地整治项目约12万个，惠及约9100万农民，[2]建成多个新型农村社区，为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如何解决“人往哪里去？地从哪里来？钱从哪里出？”是核心问题，其中资金保障是关键一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公益性强，资金需求大、期限长，需要探索建立适应实际的投融资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资金来源现状
资金保障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得以开展的关键所在。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土地整治规范化、法制化运作的国家，如德国、荷兰等国，土地整治的投资主体一般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组成。如在德国，联邦政府投入48%，地方政府投入32%，土地所有者投资20%。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3]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基本都不具备进行土地综合整治的资金实力，更需要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资金来源目前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财政保障能力不均衡，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造成制约，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有资金，缺项目资源；经济欠发达缺资金，有整治潜力。合理高效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成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设开展的主要瓶颈。
三、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投融资机制建设策略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投入资金量大、涉及面广，单靠政府单一性投入难以完成，必须进一步拓宽思路，多渠道筹集资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索建立“政府投入+银行贷款+农村金融机构融资+社会化集资”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一）加强政府统筹作用，健全资金聚合机制
政府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出让金的15%提留部分、耕地占用税等专项资金要足额提取，不得随意减免，确保专项使用。按照“专款专用、用途不变”的原则，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协作联动，有效整合各项涉农涉地资金，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能和监管力度，确保农村土地整治统一规划、分项实施、整体完成。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探索建立市（县）政府债试点发行工作，编制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投融资规划，形成科学有效的资金聚合机制。
（二）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引导银行加大对土地整治支持力度
政策性银行中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银行中的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及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具备较强实力，如何发挥好其作用，对搞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意义重大。各地金融管理机构应加大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投融资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银行单列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信贷计划，在资金、人员、考核等方面给予最高的绩效权重，最优的内部资金转移成本。银行应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大产品创新和信息化建设力度，通过签订土地整治金融合作协议，由银行向农村土地整治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建设。
（三）改善外部制约机制，积极发挥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主要有：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4]等。这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机制灵活，在服务“三农”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积极发挥其作用，引导其参与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设中来。但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在发展中，普遍存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相关配套政策还没有完全到位等外部制约因素。以村镇银行为例：一是目前大多数村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普遍高于农村信用社，给村镇银行带来资金压力。二是营业税方面，财政部、国税总局要求[5]：对村镇银行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但目前仍有地方对村镇银行与商业银行同样执行5%的税率，加大了村镇银行税负。应积极改善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大其公益性宣传和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在存款准备金、税率、再贷款利率等方面适度放活，使其享受到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各项优惠措施，引导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四）创新社会化融资机制，拓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投融资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6]应构建社会化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一是积极探索资金市场化运作模式，由当地政府牵头设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整治。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农村土地整治收益返还机制，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引进现代化经营理念，在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积极开展PPP、BOT等形式的合作方式，发行土地信托基金、股票或债券，广泛吸引闲散社会资金，将土地整治融资推向市场化、社会化，证券化。四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采取“以奖代补”、“边建边补”、“补奖结合”等灵活的激励机制，满足多元化社会资金利益诉求，把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不断推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