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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论文范文1
1.1地表水中的抗性基因污染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畜牧养殖、污水处理等人类活动对于地表水中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的影响日益显著。虽然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能够去除一部分抗性基因，但是仍有大量抗性基因随出水排入地表水中。近年来，研究人员在江河湖泊等地表水中检测出大量的抗生素抗性基因。Pruden等[22]检测出美国南拉普特河从上游至下游中(人类活动呈递增梯度)sul1抗性基因的含量大幅度增加，深入研究后发现sul1含量与上游河岸的动物养殖厂及污水处理厂数目成正相关。Chen等沿珠江流域至珠江河口(人类活动影响呈递减梯度分布)检测江水中的四环素类抗性基因(tetA、tetC、tetH、tetB、tetM、tetO、tetW抗性基因)的含量，发现珠江流域检测到四环素类抗性基因的频率与种类都明显高于珠江河口地区。Ling等在中国南方北江河中检测出2种磺胺类抗性基因和7种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其中磺胺类抗性基因中sul1的含量比sul2高，其平均值分别为1.41×10-2和1.58×10-3copies•(16SrDNA)-1；四环素类抗性基因中tetG的出现频率最高(100%)，tetC的含量最高，其浓度在8.30×10-2到13.20copies•(16SrDNA)-1之间变化。Jiang等利用PCR技术在黄浦江中检测到2种磺胺类抗性基因(sul1、sul2)、8种四环素类抗性基因(tetA、tetB、tetC、tetG、tetM、tetO、tetW、tetX)和1种内酰胺类抗性基因(TEM)，并利用实时定量PCR技术检测出这11种抗性基因的含量在3.66×101copy•mL-1(tetB)到1.62×105copy•mL-1(sul2)之间变化。Luo等在中国海河中也检测出磺胺类抗性基因和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同样，磺胺类抗性基因的检测频率与含量都高于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其中，sul1抗性基因含量为(7.8±1.0)×109copies•g-1，sul2抗性基因含量为(1.7±0.2)×1011copies•g-1。Stoll等在德国的莱茵河和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河中均检测出多种抗生素抗性基因，磺胺类抗性基因的检测频率最高，其中sul1检测频率(98%)稍高于sul2(77%)。在水产养殖业中大量添加的抗生素，一部分不能被鱼类吸收而直接排入到水体中，另一部分被鱼类吸收后在其体内诱导出抗性菌株，随粪便排入水体，所以在水产养殖区水体中亦存在大量抗性基因。Gao等在天津地区的水产养殖场中检测出多种抗性基因(tetM、tetO、tetT、tetW、sul1及sul2)。此外，磺胺甲基恶唑抗性细菌占63.3%，四环素抗性细菌占57.1%，这说明有一部分细菌呈多重抗性。Liang等在鱼塘中的大肠杆菌菌群中发现其中91.5%的大肠杆菌都含有抗性基因，86.1%的大肠杆菌含有两种以上的抗性基因。DiCesare等在地中海沿岸的养鱼场中也发现了tetM、tetO、tetL、tetK、ermB、ermA和ermC等多种抗性基因，但该渔场并没有在饲料中添加任何抗生素，这说明该渔场中的抗性基因可能是由于海水养殖促进了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Reboucas等在巴西的一个养虾场中也发现了对氨苄青霉素和四环素均具有抗性的致病性弧菌。除此之外，在越南、泰国、韩国、印度、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水产养殖水域中也都检测到抗生素抗性基因。以上研究表明，全球地表水体中含有数目“可观”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其中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和磺胺类抗性基因尤其居多，这可能和相应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及其在环境中的残留有关。虽然环境中本来就存在抗生素抗性细菌，但是环境中抗性基因的急剧增加主要是由于人类大量使用抗生素而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选择压力。总之，地表水体已经成为了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一个主要基因库。
1.2地下水中的抗性基因污染由于动物养殖场污水池及土壤中的抗性基因随着土壤的渗透作用使得地下水中也开始检测出抗性基因的存在。Koike等从2000—2003年连续3年分别在两个养猪场的周围打井检测其地下水中的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发现地下水中含有7种四环素类抗性基因。通过对养殖场污水池和地下水中发现的抗性基因序列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几乎一致，这说明地下水受到了养猪场污水池的影响，其抗性基因主要来自于污水池。近年来，地下水也已经成为了抗性基因的众多基因库之一。
2抗生素抗性基因在环境中的传播与潜在风险
从上述不同抗性基因的基因库来看，不难发现各个基因库之间各有联系，人类、动物与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图1)，使得抗生素抗性基因在其中不断循环、积累。人类在广泛使用大量抗生素治疗疾病时，由于抗生素的选择性压力，使其在人的肠胃及尿道中诱导出含有抗性基因的细菌。此外，肠胃细菌之间、肠胃细菌与经过肠胃的细菌之间，抗性基因都能够进行水平转移，又进一步增加了人体内抗性基因的含量。相似的，为了提高家禽养殖业、牛羊畜牧业以及水产养殖业的出产率，人们在饲料中大肆加入抗生素，这在各种动物体内同样会诱导出相应的抗生素抗性基因。体内含有抗性基因的动物被加工成肉类食品或者奶制品后，其中的抗性基因通过食物链又可进入人类体内。研究发现，一些养殖场内的空气中也含有抗性基因或抗性细菌，当养殖场工作人员吸入养殖场内的空气时，抗性基因或抗性细菌就会随空气一起进入人体。此外，如果人与动物直接接触，动物体内的抗性基因或抗性细菌也能直接进入人体。随后，人与动物体内的抗性细菌与抗性基因随着排泄物一起进入自然环境中。一部分排泄物进入污水处理厂(同时进入污水处理厂的还有医疗废水)，污水处理厂是抗性基因传播的重要中转地，污水处理厂中的处理工艺只能去除一部分抗性细菌与抗性基因，但是大部分抗性细菌和抗性基因不能被去除，甚至某些污水厂出水中抗性基因含量高于污水厂进水，这些抗性基因都随污水厂出水排入自然水体中，增加了污水处理厂下游水体的抗性基因含量。另一部分排泄物被用作肥料进入土壤生态系统，使排泄物中抗性基因转移到土壤菌株之中。而污水厂出水部分回用灌溉农田以及污泥堆积施肥更增加了土壤生态系统中的抗性细菌与抗性基因的含量，土壤中的抗性基因能够水平转移到庄稼等农作物中，这些农作物被加工成为农产品后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类体内。由于降雨等原因产生的地表径流会使土壤中的抗性细菌和抗性基因进入到地表水体中，而土壤系统的渗透作用使得地下水中也含有数量“可观”的抗性基因。如果这些地表水体或者地下水体被用来作为饮用水水源，虽然给水处理工艺能灭活部分抗性细菌和抗性基因，但仍有大部分抗性基因会随饮用水进入人类体内。从抗性基因在环境中的循环传播过程不难看出，抗性基因会在人体内积少成多，增强了人体细胞的耐药性，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在美国，由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病每年的致死人数比艾滋病、帕金森症以及杀人犯的总和还要多。当致病菌获得多重抗性基因后，就既具有致病性又具有多重耐药性，对人体具有极大的危害。最典型的就是含有NDM-1基因的超级细菌，曾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恐慌。所以，加紧研究去除环境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处理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3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去除技术
虽然国内外关于抗生素抗性基因在环境中的来源与传播途径的研究很多，但是关于抗性基因的去除技术的研究却很少。近年来，随着抗性基因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些研究学者们也在探索污水与给水处理厂中不同处理工艺对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以期能以最佳的工艺组合方式去除最多的抗性基因。
3.1厌氧/好氧污泥消化处理工艺污水处理厂是抗生素抗性基因最主要的一个储库，所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将是去除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尽管污水处理厂出水中仍含有抗性细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但绝大多数(>99%)的抗性细菌及抗生素抗性基因存在于污泥沉积物中。近几年，研究发现污水处理厂中的污泥消化工艺对于降低污泥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含量有着良好的效果。Ghosh等研究了高温(50~60℃)和中温(35~37℃)两相厌氧消化系统对四环素类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发现高温厌氧系统对tetA、tetO、tetX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其中tetX的去除率分别达到了85%~99%，而tetA和tetO的去除率也有50%~80%;而在中温厌氧消化阶段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并不明显，tetA含量甚至出现了反弹。这一结果显示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可能与操作温度有关。随后，Diehl等研究了不同温度(22、37、46、55℃)下厌氧或好氧消化对污泥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在厌氧条件下，37、46、55℃下抗性基因显著减少，并且去除率随温度的上升而增大；而在好氧情况下(平均水力停留时间为4d)四环素类抗性基因的含量并没有明显降低。Ma等进一步比较了高温和中温厌氧系统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结果显示高温厌氧系统在去除ermB、ermF、tetO、tetW等4种抗性基因的效果确实优于中温厌氧系统，但是对于其他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高温厌氧系统并没有明显优势。Miller等也发现高温和中温厌氧消化系统都能降低sul1、sul2抗性基因和int1整合子的含量1到2个数量级，只是中温厌氧消化系统对tetO和tetW去除效果不理想。Ma等认为高温消化反应器之所以能够更有效地去除抗生素抗性基因，一方面是因为更高的温度有利于促进生化反应的进行，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温消化系统中菌群组成结构与中温消化系统有所不同，而后者起决定作用。此外，污泥龄也影响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比较两种不同污泥龄的中温消化系统，污泥龄为20d的消化系统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明显好于污泥龄为10d的消化系统，这一结果与Xia等的结论相一致。虽然Diehl等在试验中认为好氧消化不能显著去除抗生素抗性基因，但Burch等认为Diehl等的试验设计不完整，因为试验中4d的平均水力停留时间过短，如果抗性基因的半衰期大于4d，即使好氧消化系统能有效去除抗生素抗性基因也无法检测。因此，Burch等设计试验的水力停留时间为40d，结果显示在半连续流条件下对ermB、sul1、tetA、tetW的去除率达到了85%~98%，但是int1含量却没有显著变化，而tetX含量增加了5倍，这可能是由于好氧消化系统对含有int1和tetX的细菌细胞具有选择性。因此，污水处理厂中的污泥消化工艺在降低抗生素抗性基因含量方面具有潜在的前景，耗氧量、温度、污泥龄及水力停留时间等都是影响其去除效果的重要因素，而怎样调整这些影响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去除效果在未来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3.2人工湿地处理工艺人工湿地是一种新型的污水处理设施，一般位于生物处理或者化学处理设备之后，用作二级或者三级处理，由于其工艺简单、经济、高效，适用于人口较少的小规模处理，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处理城镇污水。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人工湿地对污水中的有机物、细菌、抗生素、药物及个人护理品(PPCPs)均有较好的去除效果。但目前关于人工湿地对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的研究还较少。Chen等调查了杭州及周边农村地区的污水处理厂，发现应用人工湿地能有效改善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在多重厌氧生物过滤处理后添加一道人工湿地处理工艺能去除2个数量级左右的抗性基因，而仅应用多重厌氧生物过滤对抗性基因去除效果很小，这说明人工湿地在去除抗性基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后，Chen等比较了污水处理厂中生物曝气滤池、紫外消毒及人工湿地3种处理方式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发现人工湿地的去除效果最好，能降低1到3个数量级的抗性基因，生物曝气滤池只能降低0.6到1.2个数量级的抗性基因，而紫外消毒后抗性基因基本没有变化。但是，Anderson等在对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某人工湿地调查后发现，出水中只有blaSHV抗性基因的含量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而其他抗性基因含量几乎没有明显降低，这可能是由于人工湿地去除含有blaSHV基因的细菌较多，造成了对blaSHV基因的选择性去除。Nõlvak等也通过研究发现，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对sul1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尤为突出，而对其他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与常规处理效果差不多。Liu等在研究火山岩滤料垂直流人工湿地和沸石滤料垂直流人工湿地对养猪场废水的处理效果时发现，火山岩滤料人工湿地对抗性基因含量的去除率为50%，而沸石滤料人工湿地能降低抗性基因含量一个数量级。这可能与两种滤料的孔径大小有关，沸石滤料的平均粒径(4.32nm)比火山岩滤料的平均粒径(10.78nm)小，更小的粒径有利于抗性基因的去除。Yang等在研究不同类型人工湿地对抗性大肠杆菌及抗性基因的去除时发现，抗性基因的检测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基质≥出水>进水。其中，sul抗性基因在进水、出水及基质生物膜中的检测率分别为50%、61%和81%；tet抗性基因在进水、出水及基质生物膜中的检测率分别为67%、77%和76%。这可能是因为抗性基因能迁移到基质生物膜上，从而增加了膜上的抗性基因含量，而生物膜中的抗性基因迁移到水中又增加了出水中的抗性基因含量。但是，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人工湿地的处理效果与湿地中植物覆盖率、植物种类、水力负荷以及当地气候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人工湿地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也不一样。以上研究说明人工湿地对去除抗性基因可能具有某种选择性。因此，对于人工湿地的实际应用，应针对不同的抗性基因采用不同的填料或不同类型的人工湿地，做到“对症下药”。
3.3消毒处理工艺不论在给水还是污水处理工艺中，消毒工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现有的消毒工艺主要有自由性氯消毒(加氯消毒)、氯胺消毒、臭氧消毒及紫外辐射消毒。在众多消毒工艺中，应用最广泛的是加氯消毒和紫外消毒。虽然消毒工艺能有效灭活水中的细菌微生物，但是关于消毒工艺能否有效地去除水体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的研究还较少。
3.3.1加氯消毒工艺加氯消毒的机理如图2所示，氯气作为一种氧化剂，能氧化细菌细胞，改变细胞膜的渗透性，从而进入细胞内破坏细胞质，最终分解RNA和DNA。而游离性有效氯对胞外被膜中的大部分物质的反应活性为中等水平，只是对脂类和糖类反应活性很低。所以，一般氯会在细胞壁与细胞膜中消耗一部分，剩余部分进入细胞质，并氧化胞内DNA，使其失活。最早，Venkobachar等发现用氯氧化大肠杆菌时，当加氯量为1.5mg•L-1时，能在上清液中检测出蛋白质和RNA；当添加量增加时，能在上清液中检测出DNA。Suquet等发现在50mmol•L-1、pH为7.4的磷酸缓冲溶液中，当加氯消毒CT值大于180mg•L-1•min-1时，溶液中出现大量DNA碎片。由此可见，在游离性有效氯消毒过程中，只有当加氯量较高时才能破坏分解大量DNA。在实际应用中，经加氯消毒处理后，Munir等发现抗性基因的含量并没有显著减少，Gao等也发现污水处理厂中加氯消毒并不能有效减少tet和sul类抗性基因的含量。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较高剂量的加氯消毒能增加四环素类抗性细菌的抗药性，因为高剂量的氯消毒对抗性细菌产生了“筛选”作用。
3.3.2紫外消毒工艺与加氯消毒不同，紫外辐射消毒是个物理过程，通过光化学反应灭活细胞。从细胞内物质对其反应活性看，只有嘌呤和嘧啶核苷基、核苷酸吸收253.7nm波长的紫外光，所以，紫外光的专一性使其具有潜在的有效灭活抗性基因的可能。早先，Munakata等就发现紫外辐射能够破坏双链DNA中抗性基因的转换能力，从而降低了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风险。Guo等研究结果显示，在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中，红霉素类抗性基因和四环素类抗性基因的含量分别为(3.6±0.2)×105和(2.5±0.1)×105copies•L-1，经5mJ•cm-2剂量的紫外消毒后，红霉素类和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含量分别降低了(3.0±0.1)和(1.9±0.1)个数量级；此外，还发现经紫外消毒后两类抗生素抗性菌的数量出现显著降低，然而四环素类抗性细菌占细菌总数的比例却有所增加，由此说明紫外消毒对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具有一定的选择作用。McKinney等用紫外消毒处理4种抗性基因(mecA、vanA、tetA、ampC)后发现紫外辐射确实能够降低抗性基因的含量，但灭活抗性基因3到4个数量级所需的紫外剂量为200~400mJ•cm-2，远远大于灭活抗性细菌所需要的紫外剂量(灭活4到5个数量级的抗性细菌，需要紫外剂量为10~20mJ•cm-2)。VanAken等也在试验中发现，使用紫外辐射处理大肠杆菌细胞悬浮液，DNA含量降低2个数量级所需要的紫外剂量为23mJ•cm-2，远大于灭活大肠杆菌细胞所需的剂量(8.7mJ•cm-2)。综上所述，紫外消毒工艺能有效降低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含量，但是所需的紫外剂量较高，远超过实际应用的剂量。在实际应用中，Auerbach等发现紫外消毒对减少污水中四环素类抗性基因的种类以及降低tetQ、tetG的含量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是当务之急。近年来，有研究发现添加TiO2纳米颗粒与近紫外光复合使用能提高其去除抗性基因的效率，使得紫外消毒处理抗性基因与处理抗性细菌所需消毒剂量相当，Li等也发现加入Ag-TiO2复合纳米材料能大大提升紫外光消毒的效果。这给未来研究有效去除抗性基因的消毒工艺提供了方向。
3.4深度处理工艺随着饮用水工艺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饮用水要求的不断提高，现今污水/给水处理厂中除了常规处理工艺之外，还应用了许多水深度处理工艺。目前，研究较多的水深度处理工艺主要有膜处理、高级氧化等。Öncü等发现，用TiO2光催化氧化和臭氧氧化处理12.8和6.4μg•mL-1两种浓度的质粒DNA均有显著的效果，其可以破坏DNA的超螺旋结构，从而灭活DNA。试验中发现质粒DNA的浓度随臭氧氧化剂量的增加而减少，对于高浓度质粒DNA溶液，当臭氧剂量为4.2mg•L-1时质粒DNA浓度最低；对于低浓度质粒DNA溶液，当臭氧剂量为0.9mg•L-1时超螺旋DNA双链已完全消失。TiO2光催化氧化效果与臭氧氧化效果类似，高浓度质粒DNA溶液在经过75min的TiO2光催化降解后，超螺旋DNA双链全部消失；而对于低浓度的质粒DNA溶液，TiO2光催化降解只需15min就可以将其中的所有超螺旋DNA双链破坏掉。Cengiz等应用芬顿试剂高级氧化工艺和臭氧氧化工艺去除养牛场废水中的tetM抗性基因，发现两种工艺中抗性基因的变化趋势一致，即抗性基因的含量随着氧化剂剂量的增加而减小，当芬顿试剂添加量达到40mmol•L-1H2O2/4mmol•L-1Fe2+时去除效果最好。除了高级氧化工艺之外，膜处理工艺对抗生素抗性基因也有很好的效果。Munir等比较了活性污泥法+氯消毒、氧化沟+紫外消毒、旋转生物接触氧化+氯消毒、膜生物反应器+紫外和活性污泥+紫外这5种不同处理工艺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发现膜生物反应器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最好，能降低抗性基因的含量2.57~7.06个数量级。Breazeal等研究了膜孔径从0.45μm到1000道尔顿的微滤/超滤膜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发现微滤膜对抗性基因的去除效果不大，但是膜孔径为10万、1万、1千道尔顿的超滤膜分别能使抗生素抗性基因含量降低1.7、4.9、>5.9个数量级；试验还发现水中的胶体物质对超滤膜去除抗性基因有促进作用，并且膜孔径越小，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总之，随着深度处理工艺应用的越发成熟，其在未来去除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处理工艺中必定会占据一席之地。
4研究展望
水环境论文范文2
关键词：环境税;税收理论;认识
西方环境税的理论最早起源于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近年来又发展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效应理论，这些理论主要针对环境及资源的认识及税收的参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我国，更多的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用不同的环境税收来解决。在环境税的研究上，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税制，但对环境税建立的时机和体系有不同的看法。
一、环境税的理论渊源
环境税，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目前环境税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1、庇古的外部性理论
一般认为，庇古（1877～1959）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最早开始系统地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庇古提出了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理论，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那么该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相等，而当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该产品所使用生产要素耗费的边际成本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因此，政府就应该采取征税或补贴等措施加以调节。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纠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方案。①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资源应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进行平衡，它特别强调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调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全球共同财富必须受到特别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相对应，绿色税收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绿色理论从科技的角度认识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应是废物排放量的减少或不排放。广义的绿色理论包含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思想，尊重自然的思想,当代与后代兼顾的伦理思想,效率与公平目标兼容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辅以非市场机制的手段，其中税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必须以绿色税收制度取代现行的税制模式。
3、自然资本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且是天然生成的，缺乏明确的产权主体，谁都可以用，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滥用资源、环境恶化。当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又很少有人过问。事实上，天然生成的环境和资源，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也是一种资产，是自然资本向社会提供着它独特的环境和资源服务。这种资源的提供，也应得到相应的资本权益，因此，应该由政府代表社会作为自然生成的资源和环境的产权主体，以征集环境污染税的形式，从经济利益上建立起保护环境的机制。②
4、外部效应理论
这种理论从数量上提供了开征环境保护税的依据。它认为，微观主体对资源环境的运用，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即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从而构成一种社会成本和代价。这种社会成本和代价是在市场体系之外发生的，市场机制无法对此发挥作用，即产品的真实价格不包括因环境污染和资源减少而带来的社会成本。比如，造纸厂生产每吨纸的市场价格，只包括生产这吨纸的实际生产成本，而没有包括因生产纸张而导致周边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这样就会产生额外的边际利润，从而刺激造纸厂增加产量，继续污染。外部效应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是市场体系产生的一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它不可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地加以解决，而是必须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干预时应利用市场型机制即经济利益的减少引导人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政府可以以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形式，把被忽略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提高微观主体的生产成本，降低其边际利润，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减少污染的技术开发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减少污染性产品的生产经营，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环境的恶化。③
二、环境税收的基本含义及分类
税收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环境税的确立。环境税，简单来说是据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的税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关于税收与环境的报告中认为环境税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初始即为实现特定环境目的而设立和征收的，并且被明确确认为“环境税”的税收，如排污税等；二是最初并非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设立，但是对环境保护有影响而后从保护环境的立场修改或减免的税，如能源税、燃料税等。
广义的“环境税”还包括税款减免和税收差别。税款减免指用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活动的各种税款减免，如对投资于削减污染物事业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污染削减设备和再循环物品免征销售税等。税收差别指根据物品和服务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损害环境的轻重课加不同的税率。税收差别手段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采用。
环境税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收的税收，即排污税，如污水税、噪声税、垃圾税、二氧化硫税和废物税等，有些国家的排污税以排污费的名义出现；（二）对产生环境影响的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如能源税、碳税、汽车税、化肥税、农药税、一次性用具税等；（三）对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而征收的税收，即资源税，如石油税、煤炭税、有色金属税、水资源税、盐税等，资源税是为了节约合理使用资源,进行环境恢复，补偿资源价值等目的而课征的税。
三、环境税收的作用
环境税收的产生拓宽了税收的调节领域，不仅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20世纪80代被明确提出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于1992年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很多国家也相继定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⑤。由于环境的污染和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保护环境就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问题是无法靠市场本身来解决的。因为市场并非万能的，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其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他们往往既不从全局考虑宏观经济效益，也不会自觉地考虑生态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因而，那些高消耗及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对此，市场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矫正的，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除通过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应采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是保护环境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加重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课征的税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环境保护。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制度设计中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引导和激励纳税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税收是政府用以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2、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个别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用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进行治理，而这些企业本身却可以借此用较低的个别成本，达到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实质上是由他人出资来补偿个别企业生产中形成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由此可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环境税收的产生，既是源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和独立决策权利又是环境税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环境税收首先诞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3、促使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
根据“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把由于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消耗而形成的社会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务中去，使那些对环境带来危害的污染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把环保和有效利用资源与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作用下，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保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也就选择无污染的商品进行“绿色消费”。这样，企业只有加强治理污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才能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不仅减少了污染的排放量，还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据OECD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开征汽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通过对生产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在泡沫制品生产中对氟里昂的使用，净化了空气和环境。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很好地利用环保税收政策，促进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4、有助于筹集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
治理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只依靠国家财政投资进行治理，既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又不利于控制污染。主要是因为这种作法没有触及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就会继续以资源的高投入、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失衡换取自己的超额利润，所以开征环境保护税既可以从经济利益角度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又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据统计，芬兰政府2004年征收的与环保有关的税收总额为239亿芬兰马克，其中70%以上为能源税，仅能源税一项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⑥。有关专家甚至认为，环境保护税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税种，它可以和流转税、所得税并列逐渐成为主体税种。以环境保护税筹集到的资金专门用于环保项目，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
5、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
西方各国在制订环境保护税时，利用税收的差别税率，对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破坏环境的物品或服务课以重税，而对有益环境保护的生产和消费课以轻税；同时，有效运用减免和优惠贷款等政策，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加强治理污染、综合利用资源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并及时运用到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发展经济和治理污染不可相提并论的难题，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企业非常注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对废物资源的循环利用，也有利于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论*文*网]
注释：
①②③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10-50.
④王霞波.中国环境税收制度实施问题的探析[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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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利工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水利工程项目的建立会造成大量的污染在水利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开挖、灌溉都会产生大量的施工废水，这些废水很多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河流，给河流的水质造成污染。水库的建立会使泥沙沉降，水质变好这样在藻类的光合作用下，水体开始富营养化。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污染物，对周围的空气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一般会用到炸药等进行爆破，这就会产生噪声污染。
1.2水利工程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影响
水利工程项目的修建也会给环境带来积极的有力影响。会解决一些地区的旱涝等环境的恶化问题，解决一些地区因为缺乏水资源造成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我国的南北方水资源分布不够平均，水利工程项目的建立能积极地减少这方面的问题。会改善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不断地减少，只有通过改善环境才能促进生产生活。例如，小浪底工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旱灾问题，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的修建还能够优化一些地区的水文环境。一些地区土地沙化问题比较严重，通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泥沙能够有很好的增加河道的畅通作用。
2解决水利工程对环境不利影响的相关措施
2.1合理的规划水利工程保护水体环境
在进行水利工程设计时，不仅仅要关注其经济效益，还要着重的考虑环境问题，我们国家拒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增长。将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到设计规划当中。要使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仅仅增加经济效益还能改善生态环境，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2.2严格审查水利工程的建设，严禁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在水利工程项目审查的过程中，要按照其合法性严格的进行检查。在修建过程中涉及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文化遗产等等方面，以保护为第一原则，如果一些水利工程严重地影响到了生态环境一定要进行停顿整治，重新的进行评估和审查，加强污染物的治理能力。
2.3加强工程监管，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在水利工程竣工以后，要加强监管，并不是在建造过程中没有对环境产生破坏就符合标准。要把原本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使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加强监管和治理，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
2.4注意水利工程周围环境的检验
在水利工程进行设计和检验周围的环境的时候，要避免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周围的地质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地壳的松动引起的地震灾害等等。积极的增加科学技术的含量，以免水坝的建设影响周围雾气和雨水天气。
2.5解决水利工程建设增加污染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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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排水过程不具顺畅性
对于隧道的设计施工，将新奥法原理理论作为参考依据，在设计过程中，把隧道周边岩体渗水经过衬砌之后的倒水设备，进一步往集水沟引入，继尔往隧道排除。如果存在某些排水设备系统不能够正常运行，将水往隧道排出，便会基于衬砌后期形成难以解决的集水现象。在此位置的水充满空隙的状况下，衬砌会受到和地下水位高度相同静水的压力，而并不是基于设计当中的无水压，也不是折减水压。同时，在渗流的动水压力的影响下，衬砌承受的压力会在在很大程度上高于此前设计标准，进而造成衬砌涌水开裂的破损情况。因为隧道铺地基面长期浸泡在积水当中，到列车动力的催动之下，便会引发底部吊空现象，列车经过时产生呼吸作用把碎石排空，也把砂子排空，知识行车产生限速，并且会引发断轨等诸多情况。在排水系统不够顺畅的情况下，便会进一步造成雨季积水等不良状况。
1.2防水设施劣质
在隧道和外部水环境之间，防水层是极其重要的部件，能够在隧道与外部水环境分隔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隧道工程当中，具备两种防水层：其一是柔性防水层；其二为刚性防水层。对于柔性防水层来说，其效果与材质及施工质量存在很大的联系。若防水材料劣质，没有足够的耐久性，便非常容易在运营一段时间后，将防水能力丧失。对于刚性防水层，由于它的功能和混凝土的性能之间具备一定的联系性，如果防水混凝土的衬砌施工质量比较差，在收缩大的作用下便会呈现孔隙及裂缝等一系列情况，进而使得防水层的防水能力大大降低。
2隧道工程影响作用分析
2.1案例分析
隧道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也会对水环境构成极大的影响。隧道工程将地下水渗流原有拥有的平衡破坏，在长期疏干的作用之下，使渗流场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进而对地下水正常循环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最后恶化了自然生态环境。以某隧道工程作为案例，该隧道工程全长为15.365千米，洞顶埋深为100米～910米，洞中部属于斑古坳地区，地表面植被非常茂密，年平均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年均降雨量为1500mm。此隧道的主要问题是渗漏水现象严重，通过多次整治之后，问题仍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长期排水的作用下，致使地下水位呈现下降的现象，井水干涸，并且正常的农业灌溉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另外，因为地面沉降致使房屋产生变形及开裂情况，使当地农业及生活均无法正常开展，该地区居民只能外迁，从而损失了很大一笔经济费用。对于此隧道工程，对地下水环境的主要影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为疏干地下水；另一方面为渗流场变化使岩土应力发生变化。
2.2疏干地下水
造成自然环境灾害最主要的原因为隧道长期排水。隧道挖掘之后，把水循环系统破坏，例如知识地下水资源被很大程度的流失。在隧道积水与汇水的作用下，使形成地下水运动的方向发生较为的改变。在长期排水的情况下，位于隧道中的地下水系统渐渐将地下水排出。将有关理论当作参考标准，地下水的补给量不能让其排水量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其水位便会发生持续下降的现象。在地下水位慢慢减弱的状况下，地下水和地表水径流间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以直接的方式导致岩溶泉发生出水量极少的情况。与此同时，也可能造成地表的取水井水位下降及水井干涸等现象，进一步知识居民生活用水尤为匮乏。另外，地下水位下降会知识原农田土壤的含水量大大减退，尤其对水稻区域的影响更为严峻，可能引发无法继续种植的情况，最终对农业的正常运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3渗流场变化使岩土应力发生变化
首先，由于隧道让许多地下水疏干，进一步让水位产生下降情况，而饱和岩土层当中空隙的水压力则会呈现减弱的趋势，不饱和区域负水压力区变大，在总应力不发生变化的状况之下，有效的应力便会得到进一步的上升。其次，应渗流场发生明显改变，地下水渗流的方向也会随着发生改变，变成在新水力梯度的状况下，便可能朝着隧道中心发生流动，此时方向为向下方向。另外，应渗流方向发生明显变化，地下水的渗流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让竖直向下应力加大，最终导致总应力提升。在此状况下，岩土便会产生新的沉降，直至达到新的动态平衡状态为止。土体沉陷则会让隧址区的房屋产生倾斜现象，也会产生开裂现象，进而导致不能继续应用，在土体沉陷对农田造成严重影响的状况之下，便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业耕种的难度。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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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白洋淀湿地的现状来讲，白洋淀湿地正在收到巨大的生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气候的不断变化以及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过渡开发，造成了白洋淀湿地的进水量不断的减少，并且湿地内的水质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使得白洋淀湿地的生态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降低。白洋淀湿地具有“华北明珠”之称，但是由于连续多年的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与破坏，白洋淀湿地已经逐渐的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来的湿地特色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白洋淀湿地受到的污染严重，使得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并且生态环境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珍贵的生物也已经大量的灭绝。白洋淀湿地的生态环境已经由原来的流动态的环境向封闭或是半封闭的环境转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洋淀湿地已经由生命力较强的湖泊逐渐向死亡湖泊发展。
2、白洋淀水资源的承载力
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的概念是在二十年前提出的，但是并没有对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进行统一的定义。通过对不同种类的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定义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得出，在对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进行定义刘字威的时候主要涉及到以下几方面：（1）水资源的承载力其主体是水资源；（2）水资源的承载力其客体是人类所生存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生态环境系统；（3）并且水资源的承载力主要具有一定的空间、时间属性。对于白洋淀的生态系统来讲，其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需要更加重视湿地的生态环境。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探索怎样找到维护湿地生态环境的是资源。而对于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白洋淀湿地来讲，特别是在海河流域异常缺水的情况下，同时南水被调的工程还没有全线贯通的情况下，白洋淀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主要是指可以确保白洋淀湿地具有正常生态环境的一种支持生态系统进行正常运转的一种能力。通俗的来讲，所谓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主要就是只维持白洋淀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并不是用来支撑白洋淀周边的工业发展的。白洋淀湿地承载能力的主体是水资源,承载对象主要是指客体的生态环境，确保白洋淀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是水，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进行良性循环，可以有效的推动华北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大量的投入资金，可以通过在生态系统的内部增加节水设备，以及采取夸地区的补水措施在补偿白洋淀流域内的水资源不足，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有效的提升白洋淀湿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这样可以有效推动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的优良循环。
3、白洋淀水体污染的防止办法
3.1白洋淀水体污染的工程措施
需要积极的落实成城市环保以及市政建设的总体规划，尽快建设二级生化污水处理厂，同时根据城市所产生的污水量对污水量的预测以及预测结果，从而可以促使全部的污水处理都回归到合理的状态。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污水收集系统,实现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分流,雨水污水分流，没有被完全收集的污水,应把它进行改道处理，鼓励污水的再生利用。推行工厂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尽量减少污水和污染物排放；对临时性的唐河污库进行加固,防止被污染的水体通过渗流作用进入淀区，继而随汛期河水进入淀区。
3.2生物措施目前白洋淀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虽然上游的保定市在努力限制污水排放,但是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毕竟有限,部分污水还是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白洋淀"如果在污水入淀之前利用湿地生态功能将其净化,将会大大改善淀内水质。从实验结果来看,芦苇具有净化污水、促淤防蚀、抑制藻类、防洪固堤、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作用,芦苇对污染物抗性强,并具有一定的分解净化能力,芦苇湿地对工业和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有较强的吸收和吸附能力。
3.3水体富营养化防治富营养化是全封闭式
浅水湖泊很易发生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与其它湖泊相比,白洋淀有着更易于诱发富营养化的条件：淀泊浅平,水量小,常年关闭,水体不流动。白洋淀湿地水体富营养化主要是由农业生产及施用的化肥、畜牧业、农业废物等造成的。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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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环境质量目标、现有的环境治理技术条件和收费情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对我国设立独立的环境税进行如下设想。(1)税目。环境税税目应当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三个方面，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废水及一些固体废弃物。选择这些对象为环境税税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目前来看，上述对象给我国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其次，对于这些污染物，我国已经开征了排污费，征收环境税的条件相对成熟；最后，借鉴国外开征环境税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缴纳排污费的条件，减少征收阻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环境税的设计难度。⑵税率。作为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大规模的增税计划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独立环境税的设立应当遵循“费改税”原则，根据2003年《排污收费条例》以及《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规定，设置相对较低的环境税税率。⑶计税依据。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对污染产品征税，计税依据为产品数量。如燃烧煤炭、汽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是碳排放的主要成因，要想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方面可以针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本身的含碳量来征税，也可以针对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来征税。理论上，从税额的准确性角度而言，环境税的计税依据确定为相应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更为可取，但考虑到针对排放量来征税存在一定的监督和管理问题，所以针对各种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来征税可能效果更好。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状况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暂且借鉴我国已有的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以实际排放量作为环境税的计税依据。
二、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
环境税政策是政府环保规制的一种方式，因此，企业对该政策采取的不同遵从行为，即是否缴纳环境税将成为企业自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将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图一）。然而，企业通常都具有趋利性，因此对环境税政策的遵从行为取决于纳税金额的大小。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较高，在权衡之下，企业将逃避缴纳税收，从而会选择逃避型环保行为；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在企业的接受范围内，企业会缴纳环境税，并选择主动型或者应对型环保行为。下面将基于单个微观企业的视角，分析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
1.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企业一方面可以在保持原有的生产和治污技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原有的治污设施或者新建污染治理系统，提高企业的治污水平，使等量产出条件下的污染物排出量降到最低标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新的环保技术来提高自身治污能力，降低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达到政府环保规制政策的要求。
2.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不改变原有治污能力和水平，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一方面，企业为达到环境保护标准，可以在合理区间内，适当减少产出数量，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染物的排出量。另一方面，企业在保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成本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转嫁给生产者，使得企业的成本保持不变，同时可以达到遵从环境保护政策的目的。
3.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逃避型环保行为当缴纳的环境税超出企业的可承受范围时，企业会选择偷排或者迁址等行为来逃避缴纳环境税，如把一些污染严重的生产性工序和产品转移到一些对污染管控不严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投资设厂，企业的治污能力和水平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将投入较大的搬迁成本，甚至会面临罚款、停业整顿等行政或法律处罚。
三、政策启示
1.积极完善税收制度政府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税政策，构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税收制度体系，相机抉择地提高环境税税率，以考虑经济个体税收负担的合理性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对符合减排的设备、产品、技术和行业给予一定的减税，同时，政府要继续深化研究相关政策，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提升、完善各种政策措施，通过对事权的界定，对环境税税收收入归属权在政府间进行划分，为减少政策变化过程中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差异，缓解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加强地方政府对本地区企业在环境税政策遵从方面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2.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在试点征收环境税时，应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企业进行治污技术创新，让企业在高治污水平上实现污染减排和治理，给企业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推行意愿，消除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让企业也形成稳定可信的政策实施承诺，这将有利于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选择积极的环保政策遵从行为和环保投资策略，实现政策目标。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施特点，政府应当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设置具有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至合理水平，从而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持续的刺激作用。
3.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环境税政策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完善的制度相配套，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政策的配套政策措施时，应具有灵活性，注重与其它的环境政策配合、补充。在环境税政策实施初期，政府部门一方面应加强对政策的宣传解释，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优惠措施，如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来提高企业的政策遵从意愿。在政策实施后，政府则要加强对企业的技术服务，环保部门应积极主动地与企业沟通，安排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咨询，了解并解决企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减少企业的政策遵从障碍，提高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