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法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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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法论文

规划法论文范文1

【关键词】设计文化立体书发展规律珍藏设计

在书籍类型中，按照形态设计分类，有一种打破传统书籍二维空间的书籍设计――立体书，这种设计利用书本两个对开页的结构，设计制作出三维立体的空间，有些甚至是可以通过和读者的互动，进行规律运动的结构设计。当前，这种设计大多用于儿童书籍的装帧设计，但这种书籍的起源并不是为儿童而做的，而是一些西方学者为了方便查阅资料而进行的内页结构设计。12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马修・倍力士设计了“插页”式图书，被认为是立体书的雏形。1765年，英国人罗伯特・雪尔制作出第一本真正给儿童看的会活动的书，当时人们把这种书叫做“玩具书”（Toy Book），或者也可以叫“弹起书”（Pop-up Book）。儿童在翻阅这种书籍的过程中，产生一种是在玩玩具的感觉，可以让初期接触阅读的儿童，提高阅读兴趣。到了今天，各种材料、形式、内容的立体书应运而生，为今天的儿童阅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全世界每年的书籍展览上，都会有立体书的身影，并且在某些地区会专门为立体书做展览。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立体书已经不再是为解决查阅不便而诞生的工具了，变成了一种让阅读变得更不一样、更有趣、更能吸引特定目标群（如儿童）的一项设计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又往往夹杂了众多的历史人文特点，变成带有明显的各族特色的书籍设计。

一、立体书的发生和发展

（一）设计初期的功能主义期

立体书初期产生的原因，并不是某位当时艺术家或者手工艺人为了要将自我意识或者民族文化等内容进行表达而制作的，纯粹是因为发现传统的对开页书籍无法满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的某些功能上的需要。如最早的插页书是因为马修发现书页太小，无法完整地表现地图，所以在其中插入了一张更大的纸张，方便表现完整的地图内容。转盘书的出现是因为约翰斯无法忍受繁杂的书籍查找工作，而为方便查找内容设计的一个转盘。这两本最早的立体书，好比祖先在田间劳动时，发现某一个农具不方便使用，而进行改良的行为。所以这一时期是立体书设计是以实用目的为主，产生新设计的阶段。笔者称之为书籍功能主义设计期。这一时期的立体书设计并没有考虑书本的文化内容，也不会思考这样的设计是否和该书的内容相匹配，只是解决了一些阅读功能问题。可以说，这样的设计和后来的功能主义设计一样重视功能，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建立设计上的文化内涵意识。

（二）设计中后期作品内涵建立及发展期

当立体书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以后，人们发现这种完全打破传统二维概念的书本似乎更新鲜有趣，可以进行更多趣味性题材的表现，于是开始出现了后来的“玩具书”。这种设计为立体书找到了真正大发展的一个渠道――儿童读物。随着立体书设计制作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开始使用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儿童读物最为明显，因为大部分儿童读物都是该国的民间传统故事，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插图师进行符合该故事风格的插图绘制，还需要结构设计师用合理的结构表现出本国的互动特点。例如，欧洲经典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图1、图2），书中用几乎每页都是立体的结构，生动展现了这个有趣的故事。插图用了富有欧洲特色的插画风格表现，如图2中长桌的设计，每一个人物的位子都是欧洲餐桌礼仪的体现。可见在立体书发展的中后期，设计开始朝着体现自身内涵的方向前进，开始着眼于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表现文化意识。

（三）为收藏而设计的书本

文化设计更为重要的是产品的文化功能，任何产品都是为人服务的，是文化产物。因此不但要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还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立体书的出现，最早是为了解决功能上的缺陷，由于样式新奇，后来被儿童所喜爱。而到了今天，众多书籍设计师专心于立体书的设计，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取悦儿童，有些完全是设计给成人看的。如荷兰设计师菲利普・乌格在1988年为世界经典剧目《剧院魅影》设计的立体书（图3、图4），这本书为观者展现了如同身临大剧院的真实场景，歌剧本来就是是人类文化的浓缩精品，而书本为了生动地展现，采取了立体设计。《剧院魅影》在设计初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剧目前期宣传，因为当时还没有发达的网络，需要靠传统媒体进行宣传，而《剧院魅影》先于剧目开始之前上市，引起不小的轰动。后来赞助方发现，很多买这本书的观众，目的是为了珍藏，在剧目结束以后，可以经常拿出该书，回顾当时剧院中精彩的每一幕，这本书变成了一个文化回顾最好的载体。《剧院魅影》在设计完成以后，其意义在于，不仅仅简单地再现歌剧当时的场景，而是让人们在看的过程中比普通的照片书更真实地体会当时的心理感受，眼前浮现出当时的梦幻的场景，耳边回荡起优美的歌声。这是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在纸质媒体占有市场份额越来越小的时候，作为传统出版物的设计师，经常会有一些疑问：今后的纸媒会何去何从？设计师该如何设计？是转道去做新媒体设计还是守住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呢？国内的书籍设计大师朱赢椿的一番话，令纸媒设计师很是感动，他说：“纸质书不会消失，但是量会越来越少。除了阅读，读者还能从好的纸质书中寻找收藏的价值。而粗制滥造的书籍不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它们被电子图书所代表的‘快时代’所淘汰是迟早的事。用专注地力量用心设计，或许可以在电子图书的大潮中，为纸质书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正如朱赢椿所说，收藏价值是每个门类设计师在达到解决功能问题以后新的主要目标，他们希望自己的设计作品就如同艺术作品一样，在未来为人们所推崇和赞赏。笔者认为，当设计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设计师不再简单地追求美观实用，而是追求是否能具有更高的人文价值内涵。作品的美是否经得起岁月的推敲，最终可以像很多艺术品一样，被后人列入可收藏的名单，这是设计发展的终极目标。这里说的美，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美”，还包括能否为人们带来美好的体会，我们的生活是否因为设计师的某一项设计而变得更美好，是否因为某一项设计让我们的社会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样的设计是作为一个设计师要考虑的，而这样的设计自然会被珍藏。

二、为珍藏而设计

在谈论如何做出好设计之前，先要理解什么是设计的本质特点，下面笔者以立体书设计为例进行分析。

立体书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功能性的缺陷，后来发展成以面向儿童为主的设计，体现了以不同年龄为设计对象的多样性设计和用户针对性设计。设计中不同结构的处理，为使故事情节发展而进行的创新结构，又体现了系统设计和创新设计的特性。而对于儿童的教育，一直是人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内容，立体书的设计有动态结构，可以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和书本有简单的互动。这些设计的本质特点，在立体书上都有很好的体现。

那么如何超越现有的水准，为未来做出更好的立体书设计呢？下面，以笔者团队设计的立体书《奇妙世界》为例进行分析。《奇妙世界》（图5）是从一个中国大学女生的角度，进行童年回忆主题的创作作品。书中每一页都是根据中国“80后”“90后”女孩的成长历程来创作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情感这一特点。我们相信，只要有类似经历的女孩子在翻开这本书以后，或多或少会在其中找到一些共鸣，而这正是项目初期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产生了共鸣，读者在看故事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旁观者的心态，而是以“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情感触动心理在阅读。书中的立体结构可以和读者产生互动，不仅是结构上的互动，在动态过程中，心理互动也是该本书在设计的时候的一大亮点。从书本的插图绘制来看，采用了淡淡的水彩来描绘女孩心目中童年的回忆，色彩靓丽，风格现代，但是很多细节又有读者小时候的场景。在材料的选择上，最终决定用环保再生纸印刷。绿色设计是一个概念，如何从细节上体现绿色，一直是笔者在研究的。而打开书本后方便的抽拉结构，大部分用图形表现的方式，少量的语言进行意境简述，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都可以读通读懂。这一点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通用设计的部分特点。

当然《奇妙世界》还远不能成为“可珍藏的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一部分设计要点，同时也有很多设计要素被我们忽略或者还没有办法去体现和解决的。如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如何让这套书继续发展，是不停地出续集么？又比如在互动设计上，传统纸媒似乎只能和读者进行初步的互动，无法进行深层次的互动设计，读者心里想的，读者的行为，很难反映到设计师或者书本出版商那里。如何去解决，是设计师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可珍藏的设计，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追求的路上，这些提出的问题，都需要一个个解决。

结语

规划法论文范文2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

旅游规划及发展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概述

1982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提出了要对文物古迹集中的小镇、村落进行保护。随后，全国各省份就开始了历史文化名镇的命名工作和古镇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在旅游发展中，重视古城古镇开发比较早的是江苏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周庄、同里和ā直三个古镇。这三个古镇经过科学详尽的规划，进行了具有保护性的开发，立刻在旅游市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些成功的典型示范下，全国各地一批各具特色的古镇成为旅游热点，四川甚至推出了十大古镇旅游系列。与此同时，古镇古城的开发，也带动了一些小城市旅游的升温，如桂林的阳朔西街、丽江的大研古城和山西的平遥古城等，都迅速成为国内外旅游的热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开发，只有在做了科学规划后，才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旅游业的进步。历史文化名城很快成为区域性旅游的热点，使原本日渐衰落的古城（镇）保留了下来，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辨析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活动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在效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空间环境效益。遗址地的空间环境优美，人文景观荟萃是旅游赖以发展的基础，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只有完整无损地保护好遗址地的自然与人文风景及其周边的环境，才能吸引旅游者前往观光游览。其二、社会发展效益。旅游的社会意义在于欣赏其它地方或者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以及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交往和双方的文化交流。其三、经济发展效益。发展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其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称旅游业为“朝阳产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本世纪旅游业还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到2020年将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目的地国，接待外国游客可望达到1．3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有可能达到600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2万亿元人民币，旅游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旅游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三、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措施――以四川为例

从四川省近年来旅游业发展实践看，坚持不懈的贯彻这种设计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为了更加科学的保护古城，开发古城，造福古城，我们还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完善法制

第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强制保护。针对职能型历史文化名城，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保护好现存的历史遗产，最大限度的避免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消失。四川省首部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已颁布施行，该条例明确规定古城保护详细规划应当按照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利用为辅的方针编制。第二，建立文物保护程序及责任追究制度。各地在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时，应该进一步确立起“谁使用、谁保护”和“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并制订具体的保护办法、审批程序和法律责任，由“责任人”签订“责任状”，一旦文物发生人为或自然破坏，“责任人”就应负行政或法律责任。

（二）科学的规划设计及管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一般的城市规划不同，主要包括城市总体层面上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街区层面上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总体层面上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就其内容深度讲是总体规划阶段的规划，但对于重点保护的地区要再进行深化”。针对综合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中的历史街区保护和整治规划应该作为工作重点。为此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近年来通过在四川的调研工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编制办法并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

（三）准确抓住城市特征的旅游策划

不同类型的城市其旅游策划重点必然不同，只有在准确把握城市特性，深入了解城市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好高效率、高回报、低成本的优秀旅游策划。例如成都地面历史遗存不多，历史名城特征难于体现。在历史城市风貌日渐变化和消失的情况下成都的旅游策划对策是：突出蜀文化的特征，以此作为满盘珠玉穿起来的主线。蜀文化的特点，从旅游角度说，就是一个“神”字。神奇、神秘、神妙――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游乐之乡，这就是蜀文化以“神”为中心的三大特征。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规划发展是相互扶持、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才能使得旅游规划有历史舞台得以施展，同时通过旅游规划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才能有效的反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我们在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规划发展问题的时候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产生不同的保护方法和旅游开发设计思路，这对我们全面认知保护和利用的协同有很多启发和帮助。

参考文献:

[1]罗亚蒙等.中国名城[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2]李其荣.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保护[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3]吴世先.成都城区街名通览[M]. 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2.

[4]李其荣.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保护[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5]何丽芳.乡村旅游与传统文化[M].北京：地震出版社，2006.

规划法论文范文3

关键词：贵州；饮食文化；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74-02

开发饮食文化资源已成为国内外经济，特别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贵州是“生态之州、文化之州、歌舞之州、美酒之州”，贵州饮食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但目前对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拟对贵州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主要措施进行初步探讨。

一、制定整体发展规划

贵州的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各具特色，但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尚待进一步加强。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首先要有系统、完善、可行的规划。政府应做好贵州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整体发展规划。

首先，应注重提高贵州饮食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发展规划的融合度。贵州正逐步重视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贵州亦早已重视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但将二者有机融合尚待进一步加强。

其次，应把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纳入贵州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之下，贵州确立以“生态立省”、“旅游立省”战略。而在“食、住、行、游、购、娱”的旅游六要素中，饮食居于首位，故发展贵州旅游业必须开发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统筹贵州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全面开发，整体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整体效能，使贵州特色饮食开发和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再次，贵州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规划一定要突出贵州自有特色，注重打造贵州饮食文化旅游的响亮品牌和鲜明特色。如民族风情旅游应是贵州旅游业的重头戏之一，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规划就应注重与当地的民族节庆相结合。

二、树立文化战略意识

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应植根于贵州历史文化的土壤。每个地区都有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开发利用贵州饮食文化资源，应注重结合当地相关的历史文化。当然，要充分开发利用贵州饮食文化资源，包括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首先应对贵州饮食文化包括古代、近现代、当代饮食文化进行系统整理，突出贵州饮食的历史文化厚重感。如贵州土司制度形成于元末明初。贵州有土司大大小小上千个，最为著名的有四大土司，即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土司。土司制度留下诸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含饮食文化，应对土司菜系进行整理和包装。另，唯有贵州将屯堡文化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应打造贵州屯堡特色饮食文化品牌，使贵州饮食文化借乘屯堡文化之东风走出大山。再如贵州是红色资源大省。应充分抓住红色旅游的特点，开发特色系列菜肴、“忆苦思甜”系列菜肴、红色之旅特色系列菜肴等，并注重与相应地区农村的素食文化相结合。

把饮食与贵州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是提升贵州饮食文化内涵最为有效的途径。要对贵州饮食文化进行全面挖掘、恢复和整理，加大力度整理贵州饮食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和典故等资料，对它们的形成、演变、发展和各种特色菜肴的用料、烹制、营养、特点以及传说、典故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使之系统化、完整化，为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8个世居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8.9%，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55.5%，故民族饮食文化资源丰富。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应特别注重结合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三、注重品牌建设

培育贵州旅游餐饮品牌名店。贵州餐饮要做大做强，就需要培育建立起自己的餐饮名店和能充分展示地方饮食文化的旅游餐饮龙头企业。贵州应该有自己的餐饮知名品牌。此要求政府首先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引导餐饮企业走品牌化、科学化、规范化、产业化经营之路，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贵州特色旅游餐饮品牌名店。政府应指导、授权相关机构或商会对绿色餐饮企业、餐饮名店、名师、大师、名菜、名点等进行认定，并结合贵州主要旅游线路、主要景区（点）及主要城市，由政府相关机构或相关组织组织专门的评审会，定期评定“贵州特色餐饮特色名店——旅游餐饮接待推荐单位”。针对贵州近些年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及旅游知名度的提升，餐饮特色名店发展战略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餐饮特色名店除了要标准化、规范化、特色化外，国际化和专业化也是十分重要的标准。当然相关评审应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例如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适当地注重官方、专业机构的评定意见与民意相结合。评定应是非终身制，评定后定期还要进行复核评审，对已获评企业进行动态管理，对违规企业给予警告甚至摘牌，同时不断吸纳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加强地方特色餐饮企业的开发。

在树立名牌战略思想，打造当地餐饮名店工程的过程中，应注重保护传统餐饮老字号，致力于贵州特色餐饮美食业的文化传承、品牌维护和品质提升。

四、设计推出贵州饮食文化特色旅游线路

旅游路线的设计中应充分考虑游客在饮食方面的消费和欣赏需求。我们可根据贵州旅游资源和饮食文化资源特色，设计贵州饮食文化旅游线路。如贵州的酒文化享誉世界，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把加快白酒产业发展作为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以“百万千升产量、千亿元产值”为目标打造全新的白酒产业。应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打造贵州酒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并注重与贵州经典的红色旅游路线相结合，如仁怀是驰名中外的国酒茅台酒的故乡，2004年7月，被正式认定为“中国酒都”，而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被列为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当然，贵州少数民族特有的酒文化更应是旅游线路设计中所考虑的重头戏之一。在旅游线路设计中加入主题鲜明的酒文化色彩，不仅有利于贵州旅游业乘贵州酒之美誉而名气大增，而且有利于酒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升贵州酒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贵州茶在国内的知名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其实早在隋唐时期，贵州的茶叶即已通过交通干道，与邻近地区进行贸易。陆羽《茶经》说：“（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贵州可打造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如凤冈县近年来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家园，开发绿色产业”战略，明确了“茶旅一体化”发展思路，将生态旅游和茶产业结合，通过对旅游业的宣传推介，提升茶产业知名度。茶产业的发展又为旅游业提供良好的载体，从而实现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共赢。

除了可打造贵州酒文化、茶文化旅游精品路线之外，贵州还有诸多饮食文化资源可供开发，如亦可打造以辣椒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精品线路。2005年9月28日，中国遵义首届辣椒节在遵义县虾子镇隆重开幕。同日，遵义县被认定为“中国辣椒之都”。总之，贵州饮食文化特色旅游线路尚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发展与完善。

五、搞好旅游餐饮商品的开发与创新

贵州有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饮食特产，如茅台酒、老干妈、酸汤鱼系列、花江狗肉、丝娃娃、玫瑰糖、牛肉干、都匀毛尖等。仅贵阳著名的风味小吃就有肠旺面、恋爱豆腐果、素粉（酸粉）、夏家麻辣烫、洋芋粑粑、酸汤鱼、水城带皮黑山羊米粉、豆花面、刘二妈米皮、贞丰糯米饭等等。

应将上述饮食特产与旅游文化结合起来，开发生产出包装精美、便于携带、具有纪念意义并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各种档次的旅游商品，从而促进旅游餐饮商品的开发与创新。如修文县近年来不断加快旅游景区（点）、宾馆饭店、旅游文化娱乐、旅游商品经营等“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旅游产业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该县已成功开发出猕露—猕猴桃饮料、有机兔—兔大哥系列、桑椹果系列等特色鲜明的旅游商品，扎佐蹄膀、萝卜干、蜈蚣桥豆腐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有了较大提高。该县还大力发展了以桃源河景区为依托的六屯乡独山村、扎佐镇大河村农家乐，以六广河景区为依托的六广镇滨江村农家乐，以春赏花、秋品果为主体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谷堡乡折溪村农家乐[1]。

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

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向省外乃至国外推介贵州饮食文化、贵州旅游业。近年来，贵州省围绕文化和旅游实施品牌战略，强力打造“多彩贵州”文化品牌。随着多彩贵州商标的全面注册和推广使用，“多彩贵州”品牌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而多彩的贵州饮食文化及旅游资源是“多彩贵州”的重要内涵。

2011年8月1日起，融合品牌化、符号化系统传播理念的“贵州”形象标识正式启用，今后将用于政府系统以及系列经贸、旅游推介、文化交流活动中。2011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中国·贵阳投资贸易洽谈会于8月18—20日在贵阳举行。据报道，讲述贵州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专题纪录片《多彩贵州·神奇之旅》，于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会期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华民族》栏目播出。专题片由4集系列节目组成，以“衣、食、住、行”为主题，介绍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4个民族的特色文化，“吃遍黔山秀水”是节目主题之一[2]。在立足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应进一步加大宣传营销力度，从而使贵州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规划法论文范文4

《办法》中增设“学生类”档案，突破了一直以来高校档案的界定范围，从而拓宽了高校档案的内涵和范围，意义深远。

1．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惠及民生，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并在党的十上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档案局依据所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人的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新理念。在高校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学生，而不是领导，更不是校长，是学校主体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学生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增设“学生类”档案是对过去传统的档案管理观念的彻底否定，它有利于学生对其个人档案的查询和利用，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人事档案是处在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过分强调保密，公民个人根本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在高校中，学生也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对于自己档案中的内容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一些学生档案中的不实之词致学生在走向社会后，得不到公正对待而贻误发展前途，以致影响一生的情况多有发生，而本人并不知晓其原因。《办法》明确提出并列举了学生档案包括的一些基本内容，并强调学生本人是档案形成的主体。对自己的档案享有知情权。符合现代社会人事档案必须阳光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

2.有利于高校学生档案管理体制的规范。《办法》实施五年来，纵观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的现状，用一句话概括，仍呈比较混乱的状态。从表面上看，有的高校学生档案由各院（系）管理，有的是研究生档案由研究生院管理，本科生档案由学生处管理，有的由学校档案部门管理。这种不统一性必然使学生档案管理混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而本质问题则是由于管理体制不规范而造成的。因此，《办法》在分析了高校档案管理混乱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高校学生档案归档案馆管理，这是既体理了学生档案的本质特征又符合档案工作规律的。实行高校档案馆管理的体制有诸多优势，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优势。学生档案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专人管理，更需要有具备档案专业知识的人去管理。而学校各院（系）、学生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兼职做档案工作，平时事务性工作就比较多，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学生档案，突击整理学生档案是家常便饭，由于他们一段都不具备档案专业知识，因此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从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对学生档案利用反馈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中可以看到这种管理形式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只有高校档案馆的专门档案人员才能真正胜任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二是保管优势。档案馆以外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一般将档案存放于普通的办公用房中，档案丢失、损毁时有发生，而高校档案馆有专门的库房和保管设施，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学生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此外，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的做法，导致各部门之间责任互相推诿，造成学生档案质量差、可信度低，降低了学生档案的利用质量，不利于学生本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查阅和利用。

3.有利于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统一地管理党和国家的全部档案是我国档案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基本原则。高校档案是国家档案，而高校学生档案是高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国家档案，必须由档案部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各高校逐步建立了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其目的就是实现对高校全部档案信息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维护高校档案的完整与完全。《办法》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中，对学生类档案的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的高中档案入学登记表、体检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党团组织档案、毕业生登记表等。这些材料既包括了学生个人档案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了教学档案归档范围中的部分内容、即学生的“入学登记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等是比较完整的学生档案材料。校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以此为标准，可对学生档案形成院、系、班级进行指导，及时归档，保证学生档案信息的完整，并与学校其他档案信息共同构筑馆藏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

二、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的途径

高校学生档案要真正做到“档如其人”，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大学生本人在校期间的成长历程，其根本途径就是实现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

1.建立并不断完善高校学生档案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办法》对“学生类”档案的一些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做了规定，这是十分必要的，有指导意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收集和保管，各高校的做法不尽相同。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做文章，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和较强操作性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体系，提出明确的任务目标和全面的归档范围，对产生学生档案的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细化和提出基本规范要求，从而确保学生档案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虽然我国高校的规模、所有制千差万别，但各高校应根据本校实际，明确由档案部门牵头，与各院系协同单位协作建立相应的档案工作制度去明确各自的职责。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统一管理学生档案的不同模式。并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定期开展系统考核，强化过程管理和监督。

2.充实档案内容，提高档案质量。《办法》颁布以来，许多高校在学生档案的内容上，除保证基本的《办法》所列举的内容外，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沿着学生自身成长的轨迹，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丰富档案内容的各种有益尝试，体现高校素质教育的成果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过程，从而实现“档如其人”的目标，这样形成的学生档案能够涵盖其全貌，为用人单位全面了解毕业生提供了准确真实全面的信息，同时也为学生本人在日后的成长发展提供了鉴借依据。各高校现阶段对学生档案的不断充实基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表现情况，反映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二是身体健康情况，反映学生是否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三是学生的心理素质，反映学生的心理状态，个性倾向和职业倾向。四是技能水平记录情况，记录学生参加各种技能水平的鉴定，能力水平考试等。五是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及效果，记录学生在校任职情况及评价，参加大型活动，科技活动效果等，反映学生社会活动及社交情况。六是信用情况，个人信用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品德，是现代社会关心的基本要素。经过不断充实，使学生档案更具个性特征，避免了“程式化”、“公式化”千人一面的档案现状。为了保证充实工作，高校应建立学生档案信息动态跟踪机制，及时收录学生各种全面信息数据，动态地记录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丰富学生档案信息资源。

3.运用现代科技推进学生档案管理信息化。当前，我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高校招生、就业都已基本实现信息化和网络管理，学生档案在载体上已形成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并存。高校应充分利用电子技术和网络优势，整合各方面信息资源，开发运用学生档案管理系统和电子档案库，依托互联网建设学生档案管理与服务网站，为学生和社会提供各种学生档案咨询、查询等服务，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优势。

三、总结

规划法论文范文5

1从最优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规划途径

关于方法论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即最大—最优化途径(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类途径又可根据经济和生态指标进一步划分，形成一个2×2方阵的方法类型（表1)。

表1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途径[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态最优化途径和经济最大效益途径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赖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学知识，人们能制定一个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约束途径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回避最坏结果的出现，而不是追求最佳状态。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论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来说明竞争双方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应采取的战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种平衡点，这一原理提倡对政策与策略进行多角度的或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反复辩护的过程，本文所取之义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条件下，允许对方寻求最大利益的一种战略。

2最大—最优化途径

2.1经济最大效益途径

在经济最大效益途径中，货币价值被用来计量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基本指标是成本效益。它根据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最大社会效益，允许以人造资产来取代被消耗的环境资产。如果这样，只要最大地获取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的总和，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经济活动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这一途径在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和反对[4、5]。理由包括：

(1)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导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为估价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个合理的环境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杂草也许正是明日的癌症良药。

(2)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可持续性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保护环境资产来取得。

(3)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无法指导可持续环境与发展的规划。

2.2生态最适途径

生态最适途径基于资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质、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规划的目标是寻求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生态最适性。通过景观规划师I.McHarg的“自然设计”(designwithnature)[6],这一途径被系统化而成为本世纪规划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McHarg把该方法总结为“所有系统都追求生存与成功。这种状态可以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要达到第一种状态，系统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也使自己适应于环境”[7]。景观规划的目标是寻求一个生态最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状态。这时，对景观的每一种利用都反映景观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对所在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发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们可以因此判别生态系统、机体和土地利用的合适环境。环境在本质上越适合于它们，适应过程所做的功就越小。这种适合是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径”[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最适途径与经济最大效益途径在本质上遵循同样的理性思维。

生态最适模式在景观及环境规划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为应用。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它被作为自然决定论和技术崇拜论的模式而遭到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Litton和Kieiger[8]认为，这一模式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反而有误导之嫌。

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模型都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9、10]。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1]。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2]。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1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人们提出众多的通过限制经济发展来保证生态过程和环境健康的途径。

3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3.1对经济过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标准(SafeMinimumStandard,简称SMS)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来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这种最糟状态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可确定的。SMS认为物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阈限之内。一旦超出这一阈限，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这种灾难后果或最坏后果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利用这一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得以保护。SMS实际上来源于搏弈论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二是根据SMS，不建水坝，从而保存了濒危生物，但丧失了电力。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X；而濒危物种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价值为0；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Y。这样，两种政策选择与濒危物种价值的两种可能性构成最大社会损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选择的社会损失矩阵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Y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Y；在采取SMS的不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并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X。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Y与X的大小比较。如果X

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没有把利益的代际之间的分配考虑进去，也缺乏可变通性。对此Bishop[15]提出了一条改进原则：除非社会利益的损失大到无法接受，SMS都应该被选择。至于多大的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问题，不仅仅应从经济上来分析，还应从伦理上来分析当代人会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而不去向后代强加某种不确定的环境阴影。有人认为，SMS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所有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问题。因为它允许现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能保护它们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间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鼓励资源的节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它类似概念，如“可持续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简称CS),“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这些概念都强调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给后代预留以备不测，防止“最坏”事件或“很高损失”的发生。

但这种最小—最大值途径应用于规划中同样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关于“最坏事件”，在规划过程中，只能是根据不完全信息来判断的。最坏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预见的一系列后果之极坏状态，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坏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作为任何政策的借口，来处理环境损失不可知时的情况，结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辩护性。第二是关于“很高”的社会损失。无论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确什么是“很高”的社会损失[16]。SMS、PP等发展限制概念在发达国家中的小范围景观或环境改变时看来有意义，争议的只不过是新建一个度假区还是增设一块保护地的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困难得多，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开垦一片自然地也许会带来非常高的社会损失（包括稀有物种和栖息地的消失),但是不开垦这片自然地带来的损失也同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温饱。

3.1.2发展阈限概念

发展阈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进一步由Kozlowski等人发展完善[17～19]。该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规划，特别是居民区的规划，是针对开发过程中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这一现象提出的。这些限制导致开发过程的间断，表现为开发速度的减缓，甚至停顿。克服这些制约需要额外的成本，即阈值成本，俗称“门槛费”。这些“门槛费”通常很高，它们不仅仅是一般投资费用，同时也是社会和生态代价。

在某一地域内的一系列阈限中，有一些是关键阈限，比其它阈限强加给开发过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这些关键阈限面临异常的困难，需要异常高的额外成本，并有可能为开发战略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或只能通过换取地理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损失来克服的阈限，被称为顶级（或边界）阈限。这些阈限标志着城市发展和土地开发的“最终”位置、规模、类型和时间限制[18]。

阈限分析方法有几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种定量化方法，多种开发方案都折算成单一的衡量指标，即阈限费用。尽管该方法声称也考虑社会和生态效益，实际上它只落实到经济成本问题。在房地产开发方案中，效益指标由每一种开发方案中的阈限费用除以住房单元数来求得。其次，阈限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适用于住宅区的开发，而对其城市发展问题只起到间接的参考作用。

3.2生态约束途径

3.2.1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20],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21]。CC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对环境造成的总的冲击与我们所估计的地球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因为尽管我们知道环境存在着某种顶极的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种界限。

正象可持续性概念一样，承载力也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它必须同时考虑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社会对生活质量的偏好。在区域环境规划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22]：①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资源；②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质需求和服务需求；③生产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④环境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应用较多的是自然公园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这些应用中，承载力的定义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社会承载力，涉及到游人对其体验的满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载力，它与自然本身的环境和生物过程有关，并与自然地的保护相联系。前者可以根据对公园使用者的抽样调查来确定；而后者则通过某些方法来测定，如简单的专家评定，复杂的模拟、遥感技术和长期的定点观察。只有当CC能真正被定义之后，其在环境与发展中的应用才有意义。然而，定义CC的方法远未成熟，定义CC必须依赖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与增长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很难确定的，这正是CC研究很难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内在的某种数值，环境能承受的冲击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环境管理者对环境维护的目标，所以，有多少观点就可能有多少种承载力的定义。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载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顶极环境阈限

顶极环境阈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简称UETs)是上述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阈限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和延伸，用以讨论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及其对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强加在发展过程的阈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绝对的、最终的，即顶极阈限。Kozlowski对UETs的定义是“一种压力极限，超过这一极限，特定的生态系统将难以回复到原有的条件和平衡。某种旅游或其它开发活动一旦超越这种极限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坏”[18]。

UETs是开发过程的最终环境边界，它们在为开发过程确定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SolutionSpace)上有关键的意义，每一层次的规划都在这种“答案空间”中寻求开发的途径和方案。这种“答案空间”被认为是对定义“承载力”的一个贡献。规划应在保护自然的同时指导甚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可以通过把规划过程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来解决：即限制性的和促进性的[19]。在限制性阶段中，优先权应归于生态和资源的保护，而在促进阶段中，规划应注重在“答案空间”中探索各种开发的可能性方案，而这些可能性方案的边界是由规划的限制阶段所决定的。

UETs从环境的4个方面来定义“答案空间”：地域边界、定性边界、定量边界和时间性边界，由此来确定特定开发项目的区位、规模、类型和时间。可以通过分析开发活动形式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结合对主要环境因素的评价，来确定UETs，这种环境评价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种环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出现的频度；②变异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环境元素或成分偏离原先自然状态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冲击的能力和受破坏后的自我恢复能力；④生物学价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虽有许多启发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义基于对发展形式与其对环境冲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环境因素的评价。但这种分析和评价所依赖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为开发规划定义一个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超过这一空间，自然资源的保护应具有优先权。但当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其它物种的生存同样面临着威胁时，UETs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当人类生存的“答案空间”与物种生存的“答案空间”重叠并相互排斥时，谁应有优先权呢？这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资源规划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UETs方法最早从旅游开发活动中总结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生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旅游活动带来的生态破坏相对来说较易解决。但在其它情况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用UETs有许多因难。

3.3安全格局途径

在分析以上各种可持续规划途径，比较其利弊的基础上，笔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简称SP)概念[27～29]。与城市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阈限一样，生态过程也存在着一系列阈限或安全层次，但是这些阈限对整体生态过程和环境来说都不是顶极的或是绝对的。它们是维护与控制生态过程的关键性的量或时空格局，如生物保护中体现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护对象的种群数量、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距离等阈限[30～33]。与这些生态阈限相对应，景观中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构成某种潜在空间格局。这种格局被称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它们对维护和控制某种生态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样，景观中也存在对维持其它过程起关键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农业安全格局，它由农田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关系等构成，并与人口和社会安全水平相对应，使农业生产过程得以维持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视觉安全格局，它们由对视知觉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环境的视知觉过程得以维护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们由对乡土文化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地方精神与乡土文化过程得以维护，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义、识别和应用的规划方法称为安全格局途径。安全格局途径认为生态过程和其它过程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冲击的忍受能力是有阈限的，但不承认最终边界的存在。同样，经济发展过程对环境与资源的依赖也是不均匀的，或是阶梯状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为维护各种过程进行辩护和交易的有效战略，它在尽量避免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维护。不论最终的发展与环境规划决策和共识在哪一种安全水平上达成，安全格局途径都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达到高效。同时，安全格局把对应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阈限值转变为具体的空间维量，成为可操作的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环境及生态规划设计的语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论，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安全是有等级层次的和相对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态或其它过程维护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据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来定义，而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是可以通过趋势表面来表达的。所以，根据趋势表面的空间特性可以判别对控制过程具有战略意义的局部、点和空间联系，即安全格局。(3)多层次的安全格局是维护生态或其它过程的层层防线，为规划和决策过程提供辩护依据，为环境和发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间战略。

4讨论

作为总结，可以作以下几点讨论：

(1)无论是以经济最优或是以生态最适为目标的可持续规划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规划不可能是绝对的、唯一的，既非经济决定论的，也非环境决定论的。规划是多样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选择的，即规划应是可辩护的。(2)环境会对发展强加某种“最终”的或是“绝对”的限制，对此规划必须遵循。但是，这种限制或边界是很难定义的，或是难以接受的，它在规划中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3)在规划所依赖的许多经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怀疑和摒弃之后，规划方法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探讨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规划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续规划更为有效。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尝试，它是否具有生命力还有赖于广泛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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