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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1
关键词：低盐火腿 食盐替代品 乳酸钾
中图分类号：TS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5（b）-0226-01
1 低盐火腿的研究进展
降低成品火腿中含盐量，生产者首先想到的是降低腌制过程中食盐的添加量及腌制时间，以减少食盐的渗透量。著名的意大利帕尔玛火腿成品所要求的盐分含量必须低于6.7%，实际平均含量约为6.0%。即使如此，含盐量依然很高，若继续降低食盐添加量会导致肌肉中食盐含量过少而无法发挥防腐功能，同时会出现水分活度升高、火腿蛋白质水解过度及肉质变软等现象，因此在降低食盐添加量的同时寻找食盐替代品以保证新产品风味、质构及色泽不发生变化成为干腌火腿的一大研究趋势。
2 食盐替代品
国际上对于食盐替代品在火腿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解决方案上，一是使用氯化物部分代替氯化钠，二是使用食盐替代品乳酸钾。
2.1 氯化钾、氯化钙及氯化镁
Alio等人[1]2009年在干腌里脊中使用氯化盐的混合物（50%氯化钾+50%氯化钠）代替单纯氯化钠作为腌制剂，结果表明产品的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及感官特性均未受到影响。若使用含食盐量较低的复合盐腌制剂，需要探讨氯化钾、氯化钙及氯化镁对于火腿品质形成的影响，主要包括腌制阶段、平衡阶段及干燥成熟阶段。
腌制阶段。在研究氯化物在腌制阶段对火腿影响的中是以干腌里脊作为研究模型，是因为该模型食盐渗透速率较快，干燥时间较短，方便实验研究。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使用氯化物代替部分食盐进行腌制将影响食盐的渗透。在堆叠干腌后，钾离子的渗透浓度增大而钙离子和镁离子则很难渗透进入肌肉中去。如果使用腌制液的形式进行腌制则腌制液中的阳离子组成在腌制过程中发生很大变化，而使用火腿表面搓盐的方法则不会产生这种现象。此外，使用氯化钾可以缩短腌制时间，而使用氯化钙和氯化镁则会相反的延长腌制时间。因此将氯化物应用到火腿腌制阶段时应视情况在原有腌制基础上改变上盐总量及腌制时间。
平衡阶段。食盐在肌肉中的扩散主要发生在平衡期，腌制期附着在肌肉表面的食盐在该阶段不断渗入到肌肉深层中，肌肉水分活度持续下降，进而提高火腿的可贮藏性能。研究表明，平衡期使用其它氯化物代替食盐将不利于水分活度的降低，为了保证适当的水分活度值则需要改变原有的加工工艺主要是平衡时间，例如，若使用氯化钾和氯化钠的复合腌制剂，则需延长腌制平衡期至50～76 d，若使用含有氯化钙和氯化镁的复合腌制剂则需延长平衡期至86 d。此外，使用不同盐腌制对肌肉的微生物群的影响不大。
干燥成熟阶段。该阶段火腿不断脱水，蛋白质和脂肪发生强烈的降解反应、火腿风味逐渐形成。蛋白质的水解强度对于形成干腌火腿典型质构特征及浓郁的火腿风味起着重要作用，若蛋白质水解太弱则火腿风味不浓郁，若过强则火腿发粘、发软。研究发现，在干腌里脊中，使用氯化镁、氯化钙和氯化钾的组合腌制剂代替部分氯化钠则蛋白质的降解程度显著增大，成品干腌火腿过软、发粘并产生不愉快的风味。干腌火腿生产过程中蛋白质水解现象的产生归因于组织内源酶作用下的酶促反应，如组织蛋白酶、多肽酶、氨肽酶等。有学者[2]在干腌里脊的实验中，使用氯化钾部分代替氯化钠进行腌制，发现氯化钾百分比越高，组织内源酶中组织蛋白酶B和组织蛋白酶B+L活性更高，而组织蛋白酶H并未受到影响。使用高达50%以上的氯化钾来代替氯化钠进行腌制，成品的感官分析表明与单独使用食盐进行腌制的火腿无显著差异，而且使用50%氯化钾-50%氯化钠的实验组，成品火腿感官评价最高。
在干腌火腿加工过程中脂肪的分解和氧化对其风味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使用氯化钾+氯化钠组合腌制剂或氯化钾+氯化钙+氯化镁+氯化钠组和腌制剂对酸性脂肪酶和脂肪氧化酶活性无显著影响，但是添加氯化钙和氯化镁有增强脂肪水解强度的趋势。
在脱水成熟阶段的最后，取失重率达到32%～34%的火腿，研究氯化钾、氯化钙、氯化镁食盐替代物对产品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氯化钾的火腿含盐量高，水分低因此应降低脱水所需时间，而添加氯化钙、氯化镁后效果正好相反。另外使用食盐替代品导致成品质构和颜色的差异是由于水分和含盐量不同导致的结果。
由上面分析可知，使用氯化钾作为食盐替代品有着很强的可取性，但是简单的降低钠盐用量及部分用氯化钾代替，食品味道常常不佳，产品稍带苦味，怀疑和钾离子有关。因此对于使用氯化物作为食盐替代物还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
2.2 乳酸钾
乳酸钾在鲜肉及肉制品中的抑菌效果很早就得以证实。近几年来陆续有学者将乳酸钾做为氯化钠替代物添加到干腌火腿腌制剂中，结果表明，乳酸钾可以有效降低食盐含量并对重组干腌火腿的物理化学性质及感官特性没有负面效果。
研究者以重组干腌火腿做为研究对象，在腌制过程中将加盐量从30 g/kg降低至15 g/kg，成品火腿出现咸味低、水分活度升高、蛋白质降解过度和火腿过软的现象，而在腌制剂中添加19.7 g/kg乳酸钾后可以缓解这种负面影响。研究者也以重组干腌火腿块做为研究对象，在腌制阶段添加15 g/kg氯化钠和39.74 g/kg浓度为60%的乳酸钾，随后去骨火腿块真空包装放在温度为3 ℃，湿度为85%的环境中直至脱水率达30%。研究结果显示，在腌制过程中添加乳酸钾对干腌火腿块的颜色、风味及质构等没有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 Alio，M.，Grau，R.，Toldrá，F.，et al.Influence of sodium replacement o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dry-cured loin[J].Meat Science，2009，83：423-430.
近代史研究范文2
关键词:互联网;民商法;保障;经济;发展
我们国家在近几年经济文化政治都在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这些的发展，互联网也在它的应用中进一步发展，并且它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它的出现为我们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托，也为我们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民商法也在一点点的变化，它是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在以后的发展中，民商法将会如何演变得至关重要?所以，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民商法的发展。
一、民商法的概念
民商法其实就它的本质来说就是一部法律，它包括了两种法律民法和商法，它们之间既又密切的联系又有它们的区别。民法则更注重于保护个人利益，但是商法是在人们进行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项规则。它们的共同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民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它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商法就不一样了它是以市场经济作为那依托的。民商法接下来的发展，应该更加符合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民商法的演变
(一)民商法对象的调整
自从我们国家有了互联网，经济也随之发展的较快。互联网有传播速度快并且传播量大的特点，这些都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基础。并且因为如此，民商活动中被互联网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商法所涉及的一些隐私也成为了互联网中发展遇到的困境，所以要想让民商法更好的适应现代互联网发展的需要，那么就必须适当的考虑在立法过程中民商法的主体地位，并且不断的调整民商法的对象，这样来适应发展的需要。
(二)安全第一互联网的发展
既有好处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为经济交易提供了便利，这样节省了成本，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经济交易中存在很多的商业秘密，互联网的传播可能会导致信息的泄露，这样会影响双方的交易并且会进一步的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在民商法时代的互联网，应该将民商法更好的和互联网结合起来，完善民商法的相关法律条文，这样来确保互联网时代人们也可以安全的使用互联网，进一步提高经济利益，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
(三)注重效益
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减少了我们的生产成本而且进一步地保障了人们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里，对民商法的效益原则来说，我们更应该从立法和执法者两个大的方面来提升我们的经济效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体现我们市场经济的价值，并且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保证人们可以自由的使用网络。
(四)民商法问题的延伸
一直以来，法律都是随着经济的出现而发展的。民商法也不例外，它也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的，并且一段时间的发展和一段时间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所反映的民事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以前那种传统的民商法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需求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已经成为了当展的重要特点，许多民商活动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取决于信息的发展，所以也可以看出来信息在我们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信息开放的好也就决定了我们民事活动可以更好的进行。另外，在网络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域名，这个标志不仅仅有使用价值，更具有商业价值。所以要想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民商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应该注意必须有一定的权利体系，并且进一步的完善信息库，并且实现信息库的专用。网络时代，人们的交易是自由的，并且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民商法也要进一步的保证在互联网上公平自由的竞争，并且保证作品在网络上可以畅通的流通等。
(五)民商法
趋于统一现在全球的经济都趋于一体化，所以互联网时代的经济也正在逐步趋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在进一步的加快，在这种影响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有很多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在保障大家利益的前提下对于以前的民商法做出相应的改变，这样更好地来保障我们经济发展的稳定。所以，民商法也就要求更加趋于一致性，最终会实现全球的统一。
三、结语
民商法是我们国家进行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一部法律，它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秩序的稳定，保障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主体的稳定性。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民商法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不同时候的民商法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现在的社会发展来说，传统的民商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我们应该不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的完善民商法，这样不仅可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也可以更好的体现民商法的作用。互联网时代下的民商法最终会趋向于统一。互联网时代下，人们可以自由的交易，并且交易也更加的快捷方便，但是也会有不利的方面，互联网在传播中可能会有瑕疵的存在，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弊端，让经济更加平稳的发展，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倪勃．互联网时代民商法的演进性［J］．法制博览，2015，26:102+100－101．
［2］李耀玮．试论互联网时代民商法的演进性［J］．法制博览，2015，33:247．
［3］陈少华．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J］．法制与社会，2012，08:16－17．
［4］冯玉豪．探究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J］．商，2015，50:205．
近代史研究范文3
[关键词]神话；外来说；南方说；中原说；盘瓠；伏羲
[作者]侯红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圈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18-009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创世型神话、化生型神话与再创世型神话在多个民族中均有流传。为了厘清神话的原产地与族属，学术界关于神话的研究延续了一百余年。无论是史学家、民族学家还是神话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的原产地、族属等问题。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神话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据笔者所掌握的有关神话研究的资料来看，关于神话的起源地，学界一直存在“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而“本土说”又分为四种：南方说、中原说、西北说以及“根在中国说”(笔者把持“中国本土说”的，而又没有明确指明是南方说、中原说、西北说的姑且称之为“根在中国说”)。南方说又有苗族说、瑶族说、壮侗语民族说(以壮族主)。主张“外来说”的除极少数认为是巴比伦外，主要是持“印度说”。现将笔者所掌握到的资料中有关神话研究的作者以及各持主张与发表言说的时间以列表的形式作一番初步统计。
一、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神话产生时间是立论的重要依据
神话最早产生于何时，古籍文献有关神话记载最早又于何时，这是关键性问题，也是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无论是持本土说还是持外来说的，这个问题是其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持南方说的学者一般认为三国徐整的《三五历纪》是有关神话的最早记载。持本土说的学者一般引梁任防的《述异记》中有关于的“秦汉间说”、“先儒说”、“古说”以及“吴楚间说”，认为神话于秦汉时已流传。但刘屹以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中所认为今本《述异记》是中唐以后人所伪托的；又引中岛长文氏所认为今本《述异记》应为中唐至北宋初形成，并说今本《述异记》有可能对的记载源于中唐不知撰人的《灌畦暇语》。学界关于神话最早的文献记载颇有争议。饶宗颐对《益州学馆庙堂碑记》与《益州名画录》中有关图的记载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结论：“由贺氏记所志，知以作图，汉末蜀中已流行之，则之神话，最迟必产生于东汉”。何新撰文引此并补充说“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已在东汉末季”。而刘屹对所谓汉末“图”产生质疑，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他认为“《益州学馆庙堂碑》和《益州名画录》关于成都学堂或周公礼殿壁上绘有图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出现的时间可以提早到东汉末年高朕的时代”。但他又对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的《魏大衡记碑》、以及韦昭的《洞纪》与徐整的《三五历纪》，这三条三国时代的史料进行分析，认为：“三国并非是神话的初传时期，神话似应产生于东汉中后期”。张光廷认为传说最早记载于东汉葛洪的《枕中书》、《方笈七签》等书。公元12世纪，治学严谨的罗苹在《路史・前记・初三皇纪》中有记载：“氏者，神灵，一日九变，盖无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韬・大明》云：‘召公对文王日：天道清静，地德生成，人事安宁，戒之勿忘，忘者不详。之宗，不可动也，动者必凶。”陈钧对《六韬》成书年代进行考证，其最后结论是：“因此断定《六韬》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末期，看来是可以成立的。诚如是，则‘始称’，应在‘三国’前七世纪的春秋末期，他与另一些创世神‘伏羲’、‘女娲’、‘帝俊’等出现于典籍的时间，是不差前后的”。这是多数学者在考证记载文献时所没有注意到的。若此考证结论成立的话，那么神话在春秋末期就已流传。这是学者从典籍中考证出有关记载的最早时段。退一步说，即便汉籍中有关的记载较晚，并不代表在典籍记载之前民间没有神话的流传。对此，汉学家李福清已指出。这也是中国学者所忽视的。是否可假设有关记载的文献越早，越能证明其是中国本土的?而有关记载的文献越晚，越能证明其是外来的?实难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即神话产生时间是他们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最早提出是印度之神的可算是明代的马欢。日本学者高木敏雄在1904年著的《比较神话学》中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提出中国典籍中的神话起源于印度，并从类型学的视角做了论证。历史学家吕思勉从考据的角度论证神话受汉译佛经的影响，并对《述异记》关于“秦汉间说”产生质疑，认为是任氏之误也；并在1942年著的《先秦史》中再次重申此论。持外来说的何新从故事在中国出现、流传时间和地域进行考察，认为这与“佛教和印度文化进入中国的时间地域相吻合”。据此，他探究了中国故事的最初原型：“我认为可能来自西亚巴比伦关于天地开辟的一部诗史中。这诗史中说，在天地开辟以前，有一个最原始的混沌之神(The Premitive chaos)名叫‘Bau’，由它产生了大海和天空诸神。它死后被分尸化作天穹和陆地。Bau的故事向东流传到印度后，演变为梵天的故事。(梵天Brahma)汉译音，也作盘。它从蛋中创造了宇宙。别名Atman”；他并把神话与西方开辟宇宙神故事的诸要素进行比较以及结合苗族《创世歌》与刘锡蕃《岭表纪蛮》所述瑶族风俗中均把记为盘王作依据，最后认为：“它在南方本名‘盘’，而无论的反切音或盘音，皆可作为‘梵’和Bau神的对译音。由上述已足可断定，东汉末三国以来的神话，正如曹冲秤象故事和华敷变名为华佗一样，是佛教与印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叶舒宪在高木敏雄、吕思勉、何新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对此作进一步发挥，其结论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的神话的记载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创世观念，他们均因印度佛经影响而产生，这个问题已由中外学者在几十年前就做了结论：神话的来源已经不是什么谜了”。持外来说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外文化交流早已有之。但据陈钧考证，在中国典籍中的记载最早在三国前七世纪的春秋末期。陈钧也据此反驳了印度说，并考证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晚于春秋末期，证明是中国本土的文化精英。这个推论能否成立?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典籍记载，即便晚于春秋末期，并不能就此而忽视早就有民间交流的可能性。根据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便可知中国文学中的一些
原型在战国时期就可能已经受印度的神话与寓言的影响了。关于中国人种西来理论向来有埃及、巴比伦与印度等说。持外来说的学者是否受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影响?清末丁谦在《中国人种徙来考》中就说：“西史谓徙中国者为巴克民族，巴克乃转音。中国人谓氏开辟天地，未免失实，而氏之为中国始迁祖，则固确有可考矣”。但撇开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妄论，无论从中外文化交流时间、途径还是从神话与印度、西亚巴比伦天地开辟神话的诸多相似性来看，我们都不能否认神话(创世型、化生型神话)确实含有外来文化的因子。尽管高木敏雄、何新、叶舒宪等人的论述很有说服力，但我们也并不能武断下结论说神话就是外来的，神话原产地之谜早已揭开了；尽管人类学的传播理论、单线进化理论有其合理性，但却忽视原始初民有心智与神话思维的相似性；尽管比较神话学对于跨文化神话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但原始初民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等问题也同样有相似的认识；尽管中国与毗邻国家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也不能就此忽视中国文化对其也产生影响，也可能存在回流的现象。那么中国有没有产生神话的土壤呢?闻一多、徐松石、刘诒徽、袁珂等人早就认为与伏羲、女娲有关系。陈钧还论证了伏羲就是。陈建宪在研究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的神话理论，从太极图和宇宙卵、垂死化身和天人合一两大方面分析，论证了创世神话的两个母题――“宇宙之卵”与“垂死化身”，其根在中国；并认为“中国的神话，既与其他民族的‘宇宙卵’神话有着共同的原始思维规律，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王晖在《考源》中认为是中国本土之神：东汉时期出现的创世主神，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亳’音变而成的；作为创世主神虽在东汉时才出现在典籍之中，但其具有能迅速生长扩大、孕育世间万事万物的性质，在商周之时用来分封薄姑五色土的亳社神祗崇拜中就已经初蕴其义了。韩湖初在综合分析、引证以往的研究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反驳了何新等人关于印度说的四点立论依据，并指出中国有产生神话的条件。就连一些汉学家也不赞成中国外来说，如勒莫瓦纳、李福清等人。2003年以来壮学专家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蓝阳春等人在广西来宾市考察时所发现的系列文化，这可以说是证明中国是神话之乡的新的重要立论依据。
二、中原说与南方说之争：文献、考古资料、口头传承与民俗传承的多重论证
神话南方说与中原说之争，这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有持续争论下去的可能。茅盾可算是早期持南方说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依据神话之记载者徐整是吴人进行假设，认为神话产生于南方(假定是两粤)。闻一多在1942年写的《伏羲考》中也有相似的看法，但持转音说，指出是苗族始祖。这派主张苗瑶说的还有芮逸夫、徐旭生等人。随着我国神话研究的深入以及民间文学资料的新发掘，南方说到上世纪80年代受到了挑战。缘由之一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在河南桐柏县一带发现山神话群和济源县的寺的神话。此神话群内容包括：“出世，开辟天地，补天、战洪水、除猛兽，发明衣服，与奶奶滚磨成亲，生子以后，又与八子分掌九州(或分管天、地、花木)，发明文字，最后死时肢体化作山等世界万物”。张振犁据此调查资料并结合文献中有关河南泌阳与桐柏的山的记载认为这与《述异记》中的“秦汉间说：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相吻合；最后断言“可见说神话最早产生自北方，是合情合理的”。河南另一位学者马卉欣通过一番考察万里行，掌握了有关文化的翔实资料，他在张振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通过考察全国各地的神话遗迹及其神话，还发现南方的神话与中原桐柏山神话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从中可认清源与流，还可互补……可见神话由北向南流传的说法是可信的”，“从人类学、史学、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的学理和资料足以证明：神话产生于中国的中原地带”。神话包含“开天辟地”与“死而化身”两个核心内容。神话是否源于中原，我们可以把典籍中有关神话的记载与河南泌阳与桐柏发现的神话群的内容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其不是原生态的神话，与《三五历纪》相差甚远。的功绩是女娲、伏羲等的事迹在后世传承中附会上去的，而且神话已经道教化了。对此，我们还可从胡崇峻搜集整理的《黑暗传》中有关的事迹看出。不过近年又有学者如王晖(《考源》)从音韵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证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毫’音变而成的。中原说，能否成立?或许只是一家之言?叶舒宪曾指出以河南发现的神话群来立论试图证明北方中原地区是创世神话的发源地，很难自圆其说。就连持外来说的何新也不得不承认神话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民间。汉学家李福清也指出中原说是不可信的。李福清持南方说，他认为1980年以降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采录神话时所发现以桐柏山一带为中心的神话群，从比较故事学来看并不足以证明山地区是神话(或故事)的产地，这很可能与山名有关系而已；他认为从山所流传的神话内容得知，当地民间把许多伏羲、女娲及其他文化英雄的事业转移到身上；河南所流传的兄妹结婚洪水神话中的伏羲、女娲，改成与奶战洪水、降龙，这些是晚期的故事；无论如何，山(中原)一带流传的民间神话应该不是原始的古代神话，而是有地域性的晚期之作，不足以证明中原是神话产地。神话具有“宇宙之卵”与“垂死化身”两个核心母题，中国南方畲族、瑶族、苗族、壮族都有身化神话流传以及祭祀的民俗，李福清据此认为“中国南部民族有这类型神话，北方没有，甚至中原民间流传的神话也未提及身体化宇宙的情节……这都证明神话是从南方民族来的，吴地徐整很可能记录南部流行的神话(但不一定像茅盾所说是从两粤)，大概是通过道教宣传，这个神话人物列入汉族民间文学与一些章回小说(如明周游《开辟演义》，在民间神话传说中，有时也代替了伏羲，与女娲一起造或整理世界”。刘亚虎在《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南方卷)中也认为是产生于南方越地的神话传说，甚至还说“百越各族为神话或神话的某种类型的首创者之一，或者说在百越古族中很早就流传着及同类型的其他神话，大约是可以成立的。”
神话到底诚如茅盾先生所假设产生于中国南方(假定在两粤)?假若诚如马卉欣对全国遗迹进行考察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南方没有存在祭祀的大型民俗活动，也没有像河南所发现的较系统的文化的活态传承，我们很难证明南方是神话的原产地。需要指出的是马卉欣在遗迹万里行的考察中，却忽视了一个既有丰富的口传神话又有祭祀的民俗活动以及存在大量的遗迹的广西来宾市。其中缘由可能是他南行考察中曾听壮族民间文艺家蒙光朝讲壮族原来没有神话，壮族师公戏《唱》讲的却是布洛陀的事迹。马卉欣南行考察的疏忽，岂
不是一种遗憾?幸好，他的遗憾却由壮学专家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等人所弥补了。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等人于2003年9月与2005年3月两次对来宾市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并发现了系列文化群。这系列文化群包括庙、地名、神话传说、山歌以及当地民众祀奉神的民俗活动，甚至有国的传说。壮学专家通过对来宾市文化的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结合古籍文献有关神话、国、祠、祭祀民俗等的记载以及考古学资料，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艺学以及考古学的学理为理论依据证明广西来宾市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他们在《广西民族研究》上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文化研究史上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其一，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高度来审视文化属于我国多个民族共同传承的文化遗产。他们在田野调查中发掘了被学界所“遗忘”的神话依然存活的另一个“故乡”，在掌握大量活形态的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民族学、考古学等资料证明广西来宾市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而也有力地反驳了神话“外来说”之妄论。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与中原说截然相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源性，呈现多元化，学术界也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高度来看待我国多个民族共同传承的神话。他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纠正我国一些学者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所存在的偏见以及由于田野调查研究的缺失而固持一说。其二，通过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与论证，再次证明了创世型、化生型与再创世型三种类型的神话主要源于壮侗语民族。蓝鸿恩在1994年就曾撰文反驳所谓神话中原说、外来说以及苗瑶说的立论依据之不足，赞同茅盾的“两粤”论，并指出神话当属当时乌浒人所流传的故事@。这就是说壮族的先民之一乌浒人最早流传神话。所以说，覃乃昌等人从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的学理和资料对文化全方位考察研究，认为神话主源于壮侗语民族(尤其是壮族)，这再次支持了蓝鸿恩的结论，并作进一步推断。其三，从研究的细节上讲，他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的原始意义，这是神话研究的一个新突破。覃乃昌等人从壮族语言的角度来揭示“”就是“盘勾”即“磨刀石与葫芦”，这样就使壮族至今仍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的“磨刀石”、“葫芦”与“”发生了关联，壮族兄妹洪水神话也就是“盘勾”神话(“磨刀石与葫芦”神话)。虽然南方多个少数民族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都讲到葫芦以及兄妹所生的怪胎，但是只有壮侗语民族中的壮族具体讲是“磨刀石”似的怪胎，而且“磨刀石是壮族社会由家权向族权、王权发展的重要物证，也是壮族社会由初期文明向高级文明发展的权力符号”，并且具有壮族百科全书性质的壮族《麽经布洛陀经书》中就提到争夺“磨刀石”以及一些壮族人在迁徙时还有带走“磨刀石”的习惯。尽管洪水神话具有普遍性，但他们对“”的原始意义的揭示再次证明了部分壮族地区所流传的盘兄古妹始祖型洪水神话是具有壮族文化特质的，盘兄古妹依然是某一地区的壮族人或某一支系的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的再造人类的始祖神，更为重要的是“”的破译说明并不是在所有的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完全尊奉汉族的伏羲为壮族的始祖神来叙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对于在部分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伏羲确实承继了壮族神话谱系在后世传承中的断裂，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因为壮族先民没有使族群记忆文字化的文字(古壮字是后来的事情)，文化传承出现断裂造成；二是因为壮族分布较散，原来的支系较多，壮族文化内部结构呈现松散状态，难以整合，也缺乏担当壮族文化内部结构整合的社会驱导角色。总而言之，覃乃昌等人对文化的研究是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大学术突破，从而也使学术界对神话之论争呈现这种态势：南方说――中原说――南方说。
三、是否盘瓠：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
神话与盘瓠神话究竟是一个神话体系的还是两个不同的神话体系，这也是一些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夏曾佑认为“”与“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始祖，并大胆进行推测乃是瑶族始祖盘瓠传说之演变。孙作云认为即盘瓠，监一字，瓠古同音，这是绝无问题的，并认为神话是盘瓠传说加入印度故事而演变而成的。民族学家徐松石从语言学与民俗志资料两个方面论证与盘瓠通用。神话研究大师袁珂在《中国神话通论》中列举神话由盘瓠传说影响而产生的三点理由：一是与盘瓠声音相近，由盘瓠音转而为；二是与盘瓠传说的地望都在南方；三是刘锡蕃《岭表纪蛮》中记载瑶族有奉祀之俗；而苗族亦有相似之俗；苗瑶所奉祀的与盘瓠相差无几。袁珂也由此认为是由盘瓠演变而来的。他于1993年为马卉欣《之神》写序时重申此论。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即盘瓠，一是可从训诂学的角度考释上古时“”与“盘瓠”一声之转，可通用。持转音说。二是神话与盘瓠传说在民间流传时由于民族迁徙、民族文化交融而发生复合性传承而导致二者的模糊性与粘合性。而典籍的记载者也没有厘清二者的关系，而笼统地记载。况且用汉语记载脱离了一些民族语言的语义，有比附之嫌。这样导致后来一些学者在探究二者关系时也模糊不清。其实神话与盘瓠神话是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从典籍有关二者的记载便知，神话是创世神话，而盘瓠神话是始祖神话。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创世神话在前，始祖神话在后。从民俗信仰来看，南方一些民族在奉祀两神时也是神位排第一，盘瓠神位排第二，一尊一宗，次序分明。与盘瓠都是瑶族奉祀之神，李本高以瑶族文献从与盘瓠的生年、瑶人对它们的称谓、各自形象、瑶人对它们的功用评价以及瑶人祭祀它们的仪式等方面来考察与盘瓠的不同，认为非盘瓠。彭官章从图腾信仰、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后裔及故事的流传方式、有汉“蛮界”定、名称由来及出世方式等方面来论证非盘瓠，并认为是北方汉族的开辟之神，盘瓠是南方苗瑶畲等民族的图腾信仰。张光廷亦从六个方面论证与盘瓠的不同，并认为神话反映了以血缘家族为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社会性质；而盘瓠传说反映了人类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家庭特征和社会性质。对于与盘瓠关系之不同，陶立瑶于1982年就有所论述。从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便知与盘瓠是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我们既要从神话的发生学来考察，也要运用人类学、民族志、民间口传文学、民俗志资料结合图腾信仰、民间对两位神祭祀仪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训诂学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确实很有帮助，但在上古神话研究中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若把两个不同的神话人物通过音韵的考释硬扯在一起，既忽视神话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忽视一些民族语言的具体语义及其所依存的文化土壤。神话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由盘瓠传说演变而来，就是，盘瓠就是盘瓠。二者关系的疑窦已开。
四、是否伏羲?
与伏羲究竟何种关系，这也是一些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常任侠在《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中指出：“伏羲与瓠为双声。伏羲、庖牺、。柴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运用我国西南民族以及台湾少数民族的人类学、民族志、民俗学资料以及周边国家所流传的洪水神话论证伏羲与葫芦的关系；并通过训诂学来考释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盘瓠”犹如“匏瓠”，“盘瓠”与“包羲”字异而声义同，“风盘亦一姓也”，“风姓盘姓，其初皆即匏生耳”，即认为盘瓠与伏羲是同源关系，均从葫芦中生。他所指的“盘瓠”其实是“”。因为洪水遗民神话中没提及盘瓠，盘瓠是始祖神话，涉及战争故事。徐松石亦认为就是伏羲：“瑶人的始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伏羲氏。伏羲氏亦名庖氏，或有句氏。庖字与匏字同音，句字与瓠的古音相同。匏即葫芦，与瓠原是一物”；并认为是苗瑶壮的始祖。南方少数民族洪水兄妹遗民神话有不同异文，有的讲述的是伏羲(或伏依)兄妹的事迹，有的却是兄妹的事迹。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伏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的交融而产生不同的异文。我们也不能排除采录者有把少数民族的直接记为汉族的伏羲之嫌。陈钧自称从掌握的256种古典文献与考古资料中研究分析，神话是从中国文化中心产生的伏羲神话演变而来的，即伏羲就是。其理由是与伏羲有五个共同点：一是形貌相同；二是同开天地；三是同分阴阳；四是同造万物；五是共同流芳；六是现实印证。难道诚如一些学者所认为即是伏羲?前文多次提及是创世神话。而伏羲是人文始祖是多数学者所能接受的。就典籍记载来看，与伏羲确实有相似的功绩，但不难看出除了开辟天地与垂死化身之外，其他的一些功绩是在流传中，由于民族迁徙，民族文化交融而把伏羲、女娲等文化英雄的事迹附会到头上。这一点可从河南发现的神话看出。马卉欣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不能单凭“推”，凭“疑”就把伏羲与扯在一起。其理由是伏羲与有五点不同：一是出生不同；二是“职称”不同；三是功绩不同；四是传说不同；五是二者关系不同。笔者较赞成这个观点即非伏羲。尽管韩湖初近年撰文所申明闻一多所认为就是伏羲的结论不可动摇。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确实掌握了丰富的民俗学资料并进行充分的论证。但闻一多是从盘瓠谈起的，只有一处提及“”之名，在论述图腾信仰、伏羲与葫芦、伏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时，均以盘瓠来论证的。这在认识论上就犯错了。韩文的出发点是对是印度传入“已作结论”的驳斥。他所举证的考古资料所涉及的是伏羲与女娲的，而不是，所以他的举证有牵强附会之嫌，很难自圆其说。不是伏羲，但是在神话的发展与演变中却出现神话与伏羲、女娲神话复合性传承，也不能排除在流传中有张冠李戴之嫌。为什么南方民族洪水神话中兄妹的名字多为伏羲兄妹或伏羲与女娲兄妹反倒以本民族语言命名的兄妹却很少呢?笔者认为之所以出伏羲、女娲神话与神话的复合性传承以及南方民族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兄妹的名字多为“伏羲兄妹”、“伏羲与女娲”兄妹，一是因为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造成伏羲、女娲神话与神话的复合性传承；二是因为南方民族多为无文字的民族，其文化的传承或续或断，出现断裂状态，族群记忆没有得以文字化传承与强化，在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之下，族群记忆往往会稀释，这样在世代的传承中南方民族出现尊奉伏羲为祖先来叙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也是正常的。如壮族所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兄妹为“伏羲”(伏依)兄妹、“伏羲与女娲”兄妹多于以“盘兄古妹”或其他壮名的兄妹，这是汉族强势文化的嵌入而造成部分壮族人族群记忆的稀释的体现。
五、神话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及研究的展望
近代史研究范文4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教学影响；教学改革；教学策略
一、引言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难以预计的过程，这就是后金融危机，他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甚至大于金融危机发生时期，而商务专业对于外贸行业的依附度很高，受后金融时代的影响也较大，这就导致了商务英语教学必须改革，以适应后金融时代市场的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几率。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对商务英语教学进行科学的、详细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思考，以促进大学培养人才质量的提升。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一）后金融危机对电子商务学生就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缓步增长的阶段，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全球的贸易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受其影响的程度也更为明显，出现了生产企业销售难、外贸行业产销低迷、学生就业困难等等问题。针对大学生就业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就业岗位少与毕业人数增加的矛盾，虽然国家在不断的扩大学生的就业面，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相对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明显太少。此外，受后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大企业开始裁员、减少招聘，甚至一些大企业都不再向校园进行招聘，这就是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第二，各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增多了，但毕业生的质量并未得到有效的提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社会对于人才的综合素质不断的提高，高校很多的毕业生都难以适应当前的局势，这就造成了部分企业招揽人才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人才的紧缺、一边却是大学毕业生的相对过剩。第三，高校培养人才的思想、理念滞后，大多数老师、学生还不能认清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才培养的紧迫感和社会真实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难，很多改革只停留在形式上，致使高校毕业生成为“低不就，高不能”的“剩才”，这种人才培养现状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高校教育最为显著的影响结果。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商务英语所依附的行业是外贸商务，其就业的主要“阵地”是外贸出口类企业，而这一类企业的发展对外有很高的依附性，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对其有很大影响。例如，生产类企业，其产品的附加值不增加，在价位降低的情况下其盈利就会受到影响，且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能只依靠产品价位，这就导致了企业的订单减少，企业的生存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在扩充人力资源，高校学术的就业岗位就在减少。又如，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延续，很多企业经营落魄，甚至倒闭，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员流入社会，这些员工岗位工作经验丰富，无疑是毕业生强大的就业竞争对手，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对商务专业学生的就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商务英语教学应充分的考虑当前后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其可能演变的趋势，以提高学校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的接轨，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后金融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要结合当前社会用人实际有规划、有步骤的进行教学改革。第一，创新商务英语教学思想、理念，这一改变可以重塑广大师生的教育观、学习观，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更能理性的看清形势，将长期事业目标和短期实际规划相结合，给学生营造了一个更为科学、理性的求学环境，也使高校的教学总体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第二，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新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应用拓展了学生对未来职业岗位的见识，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其综合就业能力得到了提高。例如，实训教学中，场景设计的一些商务谈判中的突发事件、经典案例等，不仅有利于学生练习商务英语所学知识，还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事件、处理事件的能力，这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有极大的好处。第三，当前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优化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有更强实力，也使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更能符合当前社会需求，提高了高校培养人才的综合质量。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策略探讨
（一）认清人才需求市场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学生就业困难的现状，看似“人才饱和”，社会工作岗位紧缺，其实不然，只是社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商贸行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这一行业、企业紧缺的是高素质、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针对社会需求，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知识的学习、掌握及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转化为工作岗位上的技术能力，以人才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其次，树立产学结合的教学理念，将商务英语的教学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例如，和外贸企业联合教学，让学生在教学参与过程中接触实际的工作岗位，以此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又如，实施产教结合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工作岗位上体会商务英语知识的内涵和应用，可通过实际定岗训练、软件模拟训练等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如商务英语谈判中用英语联系对方企业的相关人员，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谈判过程中很多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有可能是影响谈判结果的关键，在商务英语教授中学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文化差异的特点、对商务谈判的影响等，应用模拟实训软件使学生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兴趣，从而纠正学生英语商务谈判中的“中式思维”模式，培养学生更优秀的职业能力。再次，引导学生认清人才市场需求的现状，培养学生独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在商务英语教学参与中树立远见的职业规划，避免学生毕业后择业、就业的盲目性。例如，在教学中以我的职业和未来为主体进行讨论、辩论，让学生用英语阐述自己的观点、理想等，以此树立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正确认识。又如，通过职业情景模拟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商务英语应用的实际状况，以此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和应用能力，同时使学生树立远见的学习计划，重视商务英语学习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进而增强其职业能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实力。
（二）以社会需求为本大力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
培养社会需求人才是高校教学的本职工作，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更显重要，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更好的调整教学策略。第一，以社会需求为根本进行人才培养，当前社会形势下，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中低层商务英语应用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商务外贸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进一步拓展思路，应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培养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如上述的产教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等，以此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第二，现代行业岗位上对于知识的应用趋于综合性，也就是人在岗位上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具有很强的职业专业素养，还要具有很强的合作能力，对于职业岗位的相关技术、技能、知识等有很广泛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这就要求商务英语教学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专业的层次，要引导学生向相关领域探索、发现，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为社会培养高端的复合型人才。第三，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及专业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不能让学生广泛涉猎而无一精湛，要严格要求学生的商务英语专业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涉猎别的领域，将其融合到商务英语的应用实践中，以此提高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实力。
（三）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适应社会岗位需求，使学生能够在就业后有个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学生的职业梦想，同时也提高学校的声誉，使学校在教育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在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市场人才需求，从专业、心理、体质等多方面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在实训教学软件应用中，设置突发事件场景，如接机时对方的电话失去联系，在此情况下学生该如何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又如，在联系商务业务洽谈中，对方通过电话要求企业的相关资料，在这种状况下那些资料能给、那些资料不能给，等，这些都可通过实训对学生的认知加以强化，使学生能够在动态的事件发展过程中恰当的应用知识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在实训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使其在工作中有更加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态度。其次，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商务英语人才非常紧缺，当时商务英语中低档次的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社会的需求，在培养人才中，以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为主要的培养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务英语中低档的应用型人才已经饱和，当前社会需求的是高端的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中，商务英语教学更要注重人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提高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知识灵活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提能力。因此，就需要和企业、公司联合教学，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掌握商务英语应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发现自身性格、思维等方面的一些不足，进而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结合老师的启发和引导加以完善，以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使学生具有更高层次的职业素养。再次，商务英语教学中应用功能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例如，应用小组讨论教学法，以此提高学生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增强学生的协作能力，使学生的才华得到更好的施展。又如，在实训教学当中，应用科学、客观的褒奖教学法，使学生自己探索商务英语实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善于自省的习惯，使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独当一面，发挥自身更大的潜力。再如，以商务英语实训组织、辩论赛组织的形式提高学生对某一项事件的组织、安排能力，使其在协商、沟通、规划等工作中不断的提高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五、结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的发展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此情况下培养商务英语人才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重视学生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使其在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中找到发展的机遇，以促进学生的发展，造就学生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辉煌的成就。
作者:赵娟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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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焱霞.基于网络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16）：149-150.
[3]石磊.项目驱动教学模式下的商务英语信函写作实践研究[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5，（4）：31-36.
近代史研究范文5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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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
近代史研究范文6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2
一、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至少经历了六次较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当时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萨伊等人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否认危机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1](P153)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危机中看到“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1](P236)正是对广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贫的无产阶级寄予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P617-618)这就是金融危机理论确立的主、客观原因。
金融危机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详尽考察后认为，金融危机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产生金融危机的“基因”。
认为，在货币产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时代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自不必说，即使在货币产生后单纯为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或简单的商品经济形态中，也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出现，就形式而言，是商品买卖分离和货币支付错位所导致的；就内容来说，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货币增值紧密相联；归根结底的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家要想通过商品生产实现一次简单的货币增值，就必须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第一(流通)阶段，他必须用手中的货币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使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生产)阶段，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将生产资本转化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第三(流通)阶段，他必须把生产出的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出去，使商品资本转化为增值的货币资本。这样一个个以货币增值为中心的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在这些过程中，就包含着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买卖的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与之相应，货币支付也是错位的。即“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不一定立刻购买，这意味着货币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却在市场上等待。这种买和卖的分离或独立就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3]其次，商业信用的出现为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在时空上的分离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更进一步加强了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这就使得社会支付链条上的中断点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会支付中断成为现实，就会出现货币支付危机，而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货币支付危机。
以上只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分析，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金融危机何以实现，金融危机产生的现实条件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是所有资本家从事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迫使单个资本必须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到社会价值量以下出售才能获胜，而在竞争中能否获胜关系到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的生死存亡，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要想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通过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合理化，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实现快速资本积累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信用发展，商业信用通过发行以股票为代表的各种有价证券广泛吸收社会资本，从而突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企业自身积累的局限，加速积累过程，以此来满足资本家的贪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