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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1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26-06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9.9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5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分别达到7%和10：1，已进入老龄社会；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预测，约在202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将分别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约在2040年将分别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因此，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可能已经结束，已经出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尽早掌握储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依据。
本文在对刘易斯拐点和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人口红利（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概念的提出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槎倘保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界定，据蔡P（2007）估计，我国大约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日本学者田岛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左右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3.人口红利与储蓄
人口结构影响储蓄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高路易（2005）用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减少储蓄率，且结果均较显著。
（二）我国高储蓄率成因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兴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在分析出居民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结果显示：不确定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响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学者从我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兴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理论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可能是造成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宏观经济政策。何立进、封进、佐藤宏（2008）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居民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养老金财富变化的外生性，可以作为财政因素来分析其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
以上研究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大部分都是从单方面进行分析的，很少考虑综合因素，本文将在综合以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劳动力变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人口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
假设二：农村劳动力比重减少将导致储蓄率上升。
三、人口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及来源
对于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本文结合以前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了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视为宏观经济因素，用GDP表示；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视为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用EI表示；抚养比视为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用TR表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视为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因素，用RP表示；储蓄率用RS表示。数据均为年度数据，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从1989年才开始，故样本数据区间为1989年到2014年共26个样本。居民储蓄率、抚养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模型的构建
理论和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影响。这可以初步判断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但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明确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为常数项，et为随机误差项。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来的，目前各内部变量的冲击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影响，模型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三）数据的检验及模型的建立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时间序列关系检验前，先要确定时序是否平稳。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检验过程中采用SIC准则确定滞后项，结果见表1。其中，D表示变量的差分，ADF检测类别为（c，t，f），依次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通过SCI准则为序列选取合理的滞后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可选用不带任何项、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方式进行选择。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稳的，RS、和GDP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RP、TR和EI经过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根据检验结果，数据不是同阶单整的，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显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通过平稳性检验，满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考虑到模型的解释能力和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根据SIC准则，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结果看，RS方程拟合优度较好，R-squared达到了0.933651，说明VAR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贡献度，需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这需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图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单位内，说明VAR（2）模型是稳定的。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模型中的变量居民储蓄率在受到其他变量残差冲击时的短期反应。脉冲响应结果见图2。
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效果。从图2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看，当经济增长率GD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反应，然后在第3期产生正向反应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后一直波动，到第12期基本产生负向影响并在第19期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的影响还存在。当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EI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到第10期转向负向影响并趋于平衡，说明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DEI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抚养比TR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后，在前8期为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并在20期趋近于0，说明抚养比TR对储蓄率的冲击是短期的。农业从业人口比重波动DR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由负向到正向冲击波动，并在负向冲击逐渐平稳，但中长期影响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烁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区分影响居民储蓄率的短期、长期决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的波动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度，方差分析结果见图3。
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自身影响在前3期仍然比较大，为58.1%，这说明居民储蓄率有惯性特征。同时，经济增长率对居储蓄率的影响一直很明显，并随着时间逐步增加，这说明居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增加。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虽然对储蓄率也有影响，但比重一直很小。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贡献度在下降，这也说明了抚养比的影响是短期的。农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贡献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长期影响储蓄率。
四、结果及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会增加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这与我们在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分析一致。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长期的关系是负相关，而且影响关系是长期的。这与以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投资带动，但部分投资是无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储蓄资源。
（二）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是短期的
从分析结果看，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明显要比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的影响大，这也是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反而对社会养老不是很重视。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也与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居民在少儿抚养的观念改变，更注重教育投资，这需要进行储蓄，少儿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例较大，从而出现在短期内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三）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变化对储蓄率变动的冲击不容忽视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工资上升。而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随着我国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劳动力短缺，工资出现上涨。这与我们研究的农业人口比重对储蓄率变动的影响是负向的冲击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工资上涨，从而引起储蓄率上升。
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是相互的。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很难改变，于此同时储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新常态下7%的增长率是合理的。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我国新增就业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于此同时，农业从业人口比重过高还将存在，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等行业来吸纳大量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新型城镇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资渠道，促进储蓄分流。较高的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影响消费；同时也导致我国银行等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金融风险集中到银行体系。因此，应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等多渠道创新，分流高储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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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Research Group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2
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分析
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出口产业的打击。由于我国出口产业劳动密集度高，这种打击对就业的影响很大。当前，虽然扩大内需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已经显现，增长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这种回升主要还是投资拉动的结果，增长的可持续性仍然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仍然乏力。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具有长期效果的扩大内需政策和积极的扩大就业政策。在当前，就业目标应当优先于增长目标。并非有增长就有就业。宁要较低增长率情况下实实在在的就业增长，不要高增长低就业。
1 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2 扩大就业首先要给“规模以下”小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过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这固然有劳动力增长放慢的因素，但与增长模式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在出口下降带来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投资带动增长但不能显著带动就业就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基本上不在各级政府的视野和关心范围之内。我国目前的统计系统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情况，其中的“小企业”数据，实际上只反映了小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小部分。“规模以下”小企业不纳入正常统计范围，它们的经营状况怎样谁也不清楚，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尽管过去各级政府有若干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从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业，而且往往是中型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则很少受益。它们在贷款融资方面，基本上不属于银行服务的对象；在其他方面，其面临的经营环境也远远比不上规模较大的企业。许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和扩大地方税收的考虑，往往倾向于给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融资政策、土地供应、减轻企业额外负担、减少干预等方面“吃偏饭”，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们与较大型的企业往往不处在市场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其发展空间受到了明显的挤压。
各级政府如果不能把关注焦点从大企业转向小企业，我国的就业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启动内需也很难持续。
3 扩大内需是长期任务
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这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反而由于保持了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成为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一部分人反对改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的一个理由。但是从宏观经济和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为即便不从公平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劳动者收入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增 长，经济就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撑，增长就不可能长期持续。
4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
政府投资、扩张信贷和鼓励居民消费都可以拉动经济。短期内，因为消费不可能迅速启动，需要一定的投资拉动。信贷扩张带动的也是投资。但投资越多，生产能力扩张越快，就越要靠消费增长来吸收产能，否则就会导致供求失衡和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增长乏力。即便政府投资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生产性项目，也无法起到调整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的作用；而大幅度放松信贷的结果，更会导致生产性投资迅速扩张。
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情况下，投资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拉动效应。一旦扩大内需的投资结束了，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就有可能再次掉下来。现在的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中，投资占了一大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也主要是投资，而且事实上不可能不导致产能扩大。现在应当调整政策重点，从以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转移到调整结构、改善机制、启动国内消费正常增长的轨道上来。
5 启动消费增长靠什么?
导致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长期以来在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抑制了低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上升，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导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劳动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扩大，限制了可用于消费的居民收入增长。
其次，现行税收体系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垄断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国有企业不分红，资源产业不交资源税，助长了非劳动收入比重的上升和企业储蓄的上升。公共资金管理不当和流失更加剧了上述情况。
第三，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高增长、高税利，使要素配置发生失衡，不利于小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助长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这是因为高收入居民储蓄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自然上升。
第五，社会保障缺失使老百姓不敢消费。医疗、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务不足，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些都导致了强制储蓄。有人说近些年居民储蓄率没有提高，这与数据失真有关。近些年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储蓄率也被低估了。
6 政策考虑
(1)我国现在的社保体系不但没有对城镇居民全覆盖，更由于地区分割，不利于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保障。建议加快推进基本社保的全国统筹和联网，尽快实现流动人口的异地接续。较发达地区可以搞附加保障。
(3)现在1.4亿农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农村，无法在城市安家，主要是住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这不利于城市化和社会和谐稳定。建议将廉租房政策扩大到覆盖全体城市低收入居民和进城的农民工，让他们在城市能够安家，他们才能安下心来，也有利于启动消费。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实际上只补贴了少部分中等以上收入居民，造成分配不公平，建议将这部分资源全部转移到廉租房建设和维护上来。
(4)改革财税体制，将垄断行业和资源性行业的超额收入收上来，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3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15702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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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4
关键词：储蓄率；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对策
中国要实现2020年宏观调控目标，需要年均增长7%的速度，谁都知道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而投资过热又得到了高储蓄率作保障。很多人把中国的高储蓄率归咎于老百姓有钱不肯花，而不肯花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中美储蓄率对比
近日，有媒体称，中国储蓄余额接近4万亿美元，储蓄率高达51.04%。这个比率在全球17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2，仅次于富得流油的卡塔尔。
一个国家的总储蓄额包含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2012年上半年，《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61.6%。”
那么剩下的1.536万亿美元如果被13亿人均分，人均储蓄额就少得可怜。因此，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收入还是积蓄都难以承受未来为自己养老的负担，农村的所谓“新农保”规模只有500多亿，仅覆盖1亿多农民，且规模还是杯水车薪。
一言蔽之，中国储蓄率不断增高，是因为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多。家庭储蓄相对较少，而且绝大多数的家庭储蓄总额来自极少数的富裕家庭。
对此，不妨比较一下美国有关储蓄率和养老金方面的数据。美国的超低个人储蓄率一直受到大家指责，认为是消费过度。事实上，美国的养老金体系非常健全，美国仅个人退休账户的规模就达到4.9万亿美元，折合31万亿人民币，但美国的人口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因此，从养老的角度看，美国个人储蓄率要远高于中国。
如果再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政府与企业层面为个人提供的养老保障，则差距更大。首先，中国养老金的构成存在严重缺陷，即接近90%的养老金靠政府提供，而商业保险及企业年金等占比很少。而美国养老金来源主要是靠企业（雇主设立养老金），其总资产是政府养老金的5倍。目前中国养老金的累积额仅3万多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不足7%，而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养老金相加的总资产超过1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20%。因此，中国眼下无论是居民储蓄还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养老金，其规模都不足以为未来老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资金方面的问题
1、资金总额不足
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说明，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老龄化还在逐步加快，参加社会统筹的企业离退休人员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养老金支出数额越来越大。而社保基金的发展速度并不能跟随得上我国社保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并不能彻底的贯彻到实处。
2、资金管理存在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极其分散，职能相互交叉，对于社会保障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这样容易发生筹资过程中的矛盾和造成各部门之间对权利的相互攀比、责任的相互推诿。另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规范性不强，资金管理分散，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挤占、挪用甚至挥霍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对社会保险基金没有纳入财政统一管理，省级地区间基金调剂受到了很大限制。
3、社保执行成本高
我国目前用于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补助等社会保险项目的社会保障资金仍以“费”的形式征收，其强制力不够，很难取得被征收单位和个人的有力配合和支持。此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从整体上看，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保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行政手段予以推行，致使社会保障资金筹措和管理很不规范，执法的刚性不强，强制性较差，缴费人逃避规费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拖欠偷逃现象日趋严重。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二元化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发达的城市经济与欠发达的农村经济同时并存，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同时并存。这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决定，我国过大的城乡差别制约着社会保障总体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呈东、中、西梯度发展态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的地区发展亦极不平衡。发达地区人均全年离退休金比欠发达地区高161.5%。在现阶段看来，短期内不仅不会缩小这种差距，反之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二、应对问题的对策
（一）要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作
社会保障立法是关系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完善立法，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并覆盖到全社会。以立法方式谋求长期解决社会保障困难，应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基础工作。结合我国具体实际，首先应当根据宪法尽快制定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体系。这个社会保障立法体系，应当包含公民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法案和各项专门的社会保障法案。其次，应当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体系。
（二）改革和完善现行管理体制
由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部门统一制定社会保障基本制度，并由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专管机构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障对象，只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才能站在社会保障事业的全局乃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保证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地运行，发挥其“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保持社会稳定。
（三）扩大社会保障基金征收范围，尽快建立广覆盖、多层面的社会保障征收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诸多方面已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覆盖面过窄，征缴率较低，造成了社会保障基金总体支撑能力不足，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离现实要求相差甚远，同时也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费税负担不一，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因此，应尽快把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缴费主体。
（四）应贯彻城乡有别的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国家和政府承担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传统宗法式、家庭自我保障和集体经济内部社团性互助保障相结合。现在呼吁农村社保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现阶段进行城乡社保体系一体化改革的条件很明显没有达到。目前在农村还是应该主要依靠家庭，其次再由社会负担一部分社保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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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CPI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
论文摘要：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很长一段时阎以来人们所关注的重点，这主要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对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阻碍，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文通过近年来所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引出了流动性过剩，详细阐述了流动性过剩的表现、产生原因以及对策。
一、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所谓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经济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出银行超额储备过多，具有很强的放款能力。
(一)CP!居高不下
从2007年底到目前为止，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相信就是各种商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其速度和程度令人乍舌。尤其明显的是生活类用品，以前所未有的价格和涨势呈现在我们面前。物价的持续上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自2007年开始，全球性的粮食价格、食油价格的上涨以及石油、矿产品等资源性商品的价格上涨传导到了国内，而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流动性过剩，也导致了国内消费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2007年全年的CPI上涨了4.8％，成为自1996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由于CPI是一个滞后指标，如果仅用全年CPI的平均数来拉低CPI过高的严重性，实际上可能导致一种政策上的失误。因为，自2007年3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持续攀升，从8月至12月，同比增幅连续5个月在6％以上。而2008年的情况更为严峻，第一季度CPI上涨了8％，第二季度CPI虽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7.7％。居民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这轮由食品带动的物价上涨，虽然是结构性的和阶段性的，但形成原因很复杂，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由于2007年的物价在高位运行，对2008年的滞后影响很大，再加上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2008年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完成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
(二)巨额贸易顺差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数据，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较2006年的1774.7亿美元增长了47.7％，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则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达到21738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23.5％。其中出口为1218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0.8％。在经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之后，2008年前7个月我国贸易顺差累计为1237.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6％，净减少131亿美元。截至7月底，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482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4％。其中出口8029.1亿美元，增长22.6％；进口6792亿美元，增长31.1％。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数年保持了超过10％的快速增长速度，而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宏观经济结构性的失衡也明显暴露出来，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拉动经济的比重过大，而国内消费虽然增长快速，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重相对较小；在这样的格局下，经济对出口存在过多的依赖，而在美国经济出现放缓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大的情况下，过多的依赖出口将使我国经济存在一定的风险。同时，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国际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则已经成为货币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根源。当前，外贸顺差仍然很大，外汇占款过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进而又会支撑投资扩张，成为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增长过快的重要原因。顺差过大导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矛盾。外贸增长方式粗放、国际贸易摩擦压力加大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从上述这些现象来看，能够反应出当前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一些反常的金融现象，人民群众收入不断提高而消费率不断下降；人民币国际购买力提高，国内购买力却在下降。而导致这些反常金融现象的原因就是流动性过剩。
二、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当前的流动性过剩表面看是资金问题，实际却是经济运行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是内外经济失衡下对内对外多种政策、体制不够合理、完善所共同产生的结果。
(一)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不合理
流动性过剩是我国内外需求关系不平衡加剧，国际收支盈余型失衡居高不下的结果，这与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有着密切关系。目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期，但是无条件鼓励外资流人的做法依旧存在，没有得到适当的控制。在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下，为了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政府依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因此在经济增长指标的压力下，就很容易动用手中掌握的资源来扩大投资挤占消费，从而加剧了总供求、结构供求和生产与消费日益尖锐的矛盾。于是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必然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招商引资，各级政府竟相出台地方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为其提供减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等，甚至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和大量消耗短缺资源的外资企业也顺利进入中国，造成了外资增长的巨大“外部不经济”。与此同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的试点开放不同步，越发加剧了资金流出入的不平衡，从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二)存贷款利率过低且存贷差过大
由于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储蓄率过高导致了消费率过低，因而央行在政府管制下一直保持着低利率的金融缓和政策。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经济体系内到处都充斥着廉价的资金，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因此过多的流动性使大量资本在金融市场以及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市场上寻求投资获利空间，推动资产价格上扬。实际上，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实施的低利率政策，不会使国内居民储蓄下降，相反，却同时造成了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高。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地向房地产等资金密集产业转移，使得居民财富迅速减少，消费力不断下降，从而整个金融系统资金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增强。由于资本稀缺性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所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决定资本利率的高低，让有效的投资得到所需要的资金，让无效的投资在竞争中淘汰，这样稀缺的资本效率才能有效地加以体现。因此如果不改变中国的低利率政策，不发挥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宏观调控要想达到所期望的目标是很困难的。
(三)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单一
近年来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外汇占款的过快增长。由于十多年来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不断攀升，加之升值预期、本外币正向利差的作用，短期国际投机资金也大量涌入，使得央行的外汇储备随之持续快速增长。从1994年的516亿美元，到2006年末的10663亿美元，而2007年末已达152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将给中国的经济运行带来种种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引起的外汇占款会改变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给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带来巨大的压力，引起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进而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在各种途径涌入的外汇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央行在形成外汇储备的同时也被迫投放了等值的基础货币，因而就为银行体系注入了巨额流动性。由于我国外汇管理政策不够完善，总体上是资金流入容易，而流出较难。强制的结售汇制度，使公众不能任意持有外汇，导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外汇持续供大于求。与此同时由于汇率政策调整滞后，汇率变化幅度的限制过于严格，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少弹性，难以真实反映外汇供求水平，使由供求形成的价格与实际相背离，不能有效发挥汇率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从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三、综合性应对流动性过剩的政策调整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效缓解内外部经济失衡的逐渐加剧，只凭借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必须加快政策调整步伐，采取综合性措施共同作用，形成政策合力逐步加以化解。
(一)积极调整涉外经济金融政策
加快调整涉外经济金融政策，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首先，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努力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制定相应的限制条件，同时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制定相应限制条件。减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增加高新技术及资源性产品进口。例如，从2007年7月1日开始，财政部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其中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次，有序有效扩大对海外的产业投资、金融投资和资源开发性投资，并努力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最近，银监会、证监会先后放宽了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范围，从中可以看出，涉外经济金融政策正在因势而变。
(二)提高存贷款利率并缩小存贷差
在我国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外贸出口仍然保持强势、CPI和资产市场价格膨胀、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继续实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显然是缺乏适当理由的。首先，为了化解流动性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扬，使经济过热、投资过热、银行信贷快速扩张从根本上加以逆转，其关键就在于限制银行金融杠杆对资产市场投资者的便利性，尽快上调利率，让银行信贷利率水平达到民间信贷市场的水平。其次，在利率上调的同时，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缩小银行存贷差，缩小存贷差不仅可以使银行减小对政策保护的依赖，以促进其自身市场生存能力提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过度的放贷冲动，同时也有助于吸引资金回流，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升，防止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走向全面上涨，避免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6
摘 要：本文基于江西省2002年—2013年的11个市的农村居民面板数据，对江西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江西农村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农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及支出不确定性对他们当期的消费产生了较大影响，不确定性越大，消费越少。而且农户在对当期消费做出选择时，消费习惯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 ：预防性储蓄 不确定性 消费习惯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与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的是储蓄率持续大幅攀升的现象，该现象被成为“中国储蓄之谜”。那么，是否也存在着“江西储蓄之谜”，答案是肯定的。继1978年以来，江西省生产总值持续攀升，1978年为87.00亿元，2013年为14338.50亿元，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是1978年的31.98倍，经济高速增长。1980年江西居民的消费支出为68.45亿元，2012年居民的消费支出为4753.79元，是80年的69.45倍，而且2013年江西省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为21549元，1978年为13元，30年增长为原来的1888.38倍。
为什么人们的收入增长如此之快，消费却跟不上呢？而是急切的倾向于储蓄。而且储蓄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增长的速度？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当行为人未来的劳动收入不确定时，那么行为人会较收入确定的情况，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因不确定性增加的这部分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国内外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个方面是围绕预防性储蓄内因的研究。Leland（1968）是预防性储蓄研究的奠基者，他使用一个两期数理模型证明了：如果未来收入是不确定的，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0时，消费者将会较收入确定情况时额外地多进行一部分储蓄，而这部分储蓄就是出于谨慎动机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Deaton（1991）发现，如果把不确定性引进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激励那些面对流动性约束的行为人进行储蓄。万广华（2003）等人以中国农村居民微观数据测定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储蓄行为，发现流动性约束是制约农户消费的主要因素；罗楚亮（2004）利用1995、1999、2002年的城镇入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受到经济转轨时未预期到的医疗、教育等改革的影响，而产生了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Filippo Pericoli和Luigi Venture（2012）研究了家庭解体对预防性储蓄是否有影响，他利用了意大利关于收入和财富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一个概率模型来估计婚姻分裂的可能性。
第二个方面是围绕预防性储蓄强度的研究。Miles Kimball（1987）定义了绝对谨慎度系数和相对谨慎度系数，其目的是帮助研究不确定性对期望边际效用的影响，并以此来衡量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构建的理论模型框架，采用1991—1998年分地区的消费、收入与物价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性系数进行了估算。他们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性系数约为5.2，由此得出我国城镇居民在这期间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结论，但是施建淮与朱海婷（2004）从标准的理性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出发推导出消费函数的一个显式解和衡量预防性动机强度的公式，结果是相对谨慎性系数约为0.878。Manuela Deidda（2014）调查了可能导致预防性储蓄的流动性约束在意大利的情况。用了收入增长的主观差异的指标以及大量调查结果显示的流动性约束指标来衡量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
第三个方面是围绕预防性储蓄地区差异及其时序变化的研究。易行健（2008）选取中国农村居民1992—2006年间的分省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地区差异进行实证检验。周绍杰（2010）利用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调查数据（1988—2003）构造合成面板数据，然后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检验，比较跨期之间代与代之间相对谨慎系数的差异。
国内国外关于预防性储蓄研究的指标都存在选取片面，数据不完全等问题。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完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理论的分析，缺少实证检验。且部分研究尚无定论，如储蓄性动机的重要性，流动性约束的研究等。
本文基于2003年—2012年江西11个市的农村居民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江西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内因进行定量分析。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第二部分为模型设定，第三部分为数据与模型估计，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模型设定
（一）预防性储蓄模型
Zeldes(1998a)，Caballero(1991)，Dynan(1993)等，基于跨期最优，建立了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模型，可是由于现有技术问题，模型无法求解，Carroll（1998）在他们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提出了储蓄的缓冲存货理论。而一些学者，根据缓冲存货理论，设定了财富持久收入比恒等式。这已经被很多学者使用，包括Carroll 和 Samwick(1998)、Lusardi(1998)、Engen 和Jonathan(2001)、Dynan 和 Krane(2003)等。
（二）面板数据
上述模型为截面数据模型，而在实际应用中，面板数据较截面及时间序列数据有更优良的性质。其优点列举如下：通过使用因调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的变量，面板数据可以研究不同对象单位之间的异质性；通过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的混合，面板数据提供“更加有信息价值的数据，变量增加变异性，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削弱了，并且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通过对重复横截面数据的研究，面板数据更适用于对变化动态的研究；面板数据能够更好的检测和度量纯粹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所无法观察到的影响；面板数据能够使我们对更加复杂的行为模型进行研究；通过使用数千个单位，面板数据能够将偏差降到最低。
（三）江西农户预防性储蓄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选择使用2003年至2012年间江西各设市的农村居民微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且结合前期调研情况，通过250份江西农户预防性储蓄动机调查问卷，笔者发现，江西农村居民在进行储蓄时，会因为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及节约习惯等而储蓄。所以在设定符合江西农村居民的模型时，适当的增加了影响预防性储蓄的变量。模型如下：
三、数据与模型估计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利用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鹰潭市等十一个市的2003年-2012年的“农村年人均消费水平”表示农户消费水平，利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久收入，然后计算了消费收入比，数据来源为《江西统计年鉴》。之所以没有直接利用财富收入比，是因为没有找到较好的财富的变量，从而为了减少模型的误差，可从其对立面考虑问题，因为预防性储蓄，人们会减少消费。消费数据可直接获得。
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度量，引入“收入离差”的概念，定义：
对于支出不确定性的度量，主要考虑由于价格因素导致的支出不确定性，所以，利用2003年-2012年各设市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支出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为《江西统计年鉴》。
对于消费习惯，承认人们的加性消费习惯，所以，利用滞后一期的“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水平”。
（二）模型估计与经济说明
笔者使用Eviews 6.0对模型进行估计，鉴于本文主要研究江西省整体预防性储蓄的状况，采用混合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当然，笔者考虑过横截面及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由于其系数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所以不宜使用这些估计方法。混合估计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的t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而且P值很小，接近0，从而所有的系数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也就证明江西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确实存在，而且与他们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支出不确定性、消费习惯有关，其不够高，但不影响结论。其值比较高，说明数据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质良好。
还可以看到，收入不确定性的系数为负，表示其与消费收入比成反比，收入不确定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就会减少0.0001个百分点。而这与先验信息是一致的，收入不确定越大，人们的消费就越少，预防性储蓄就越多。支出不确定性的系数也为负，也与先验信息一致，支出的不确定性越大，消费越少，预防性储蓄就越多。习惯性消费系数为正，表示以往的消费习惯对当期消费产生了正的影响，与实际相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也就增加0.306723个百分点。
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江西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受三个因素影响：收入不确定性、支出不确定性和习惯性消费。其中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对预防性储蓄有正的影响，习惯性消费对预防性储蓄有负的影响。
人们无法完美的预测未来的收入，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越大，人们为了保证以后的消费水平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也就越多。
江西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主要与江西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农产品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以及江西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江西农村居民收入多元化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收入不确定性，多元化的收入结构能够相对降低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而且，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政府相关的农业扶持政策，以及自然灾害等会增加收入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部分与传统农业部分形成的江西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找就业机会，而就业机会随着城市对民工的需求量的变化变化，并且他们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如拖欠工资，收费等。因此，农民工进城工作的收入的暂时的，不稳定的，而这又增加了江西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
降低江西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需要减少他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继续加强江西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收入来源多样化，如：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收入等。第二，发展和规划江西农产品的批发市场，通过价格等各种信息服务，协调生产与销售关系，供给与需求关系。第三，发展江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步替代传统的农业合作社，向专业化，一体化生产靠齐，减少交易费用。第四，完善江西劳动力市场，建立完备的就业信息体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同时，可通过适当的培训机制，提高江西农村居民的劳动力素质。
支出不确定性也是江西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考察了由于价格因素导致的支出不确定性，支出不确定性越大，人们的预防性储蓄也就越多。
江西农村居民的支出不确定性主要与江西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教育、医疗支出有关。江西目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力度不够，补贴金额相对较少，农村居民还得依靠收入，增加储蓄，防老养老。江西已实行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尽管减少了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但是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受教育阶段的费用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子女必须依靠家长从现有的收入中增加储蓄，来负担未来的教育支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存在社会满意度低，保障水平低的问题。
针对江西农村居民支出不确定性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建立完善的江西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提出切实可行的保障计划，使得江西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第二，努力发展教育事业，适量建立农村居民子女的高等教育基金，提高高等教育奖助学金的金额及覆盖率。第三，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消费习惯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消费习惯的存在，或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储蓄习惯的存在，人们会多进行一部分储蓄。这在江西农村居民中完美的体现出来了。人们的当期消费往往和过去的消费有关，会形成一种惯性，表现为消费曲线一般较平滑。所以本文利用滞后一期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本着节约，子孙传承等传统观念，江西农村居民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江西省应大力提倡积极消费，合理节约的思想，改变江西农村居民的传统观念，促进消费，真正的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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