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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范文1
关键词：常州；城市化；影响；对策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涉及到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空间扩张、观念转变等诸多方面，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历史上不少经济学家曾对城市化进行定义，虽然对城市化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其基本涵义都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即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二是人口的迁移，即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三是人的观念及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转变。城市化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指标，其计算公式为：城市化率=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一、常州城市化现状及其影响
常州地处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2006年，常州全市的人均GDP达37210元，约折合5150美元。从国民收入来看，常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年为16649元，约合2310多美元。加上各种人群都有统计口径之外的收入，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上远大于2310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则常州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达4000多美元。按照经济学家钱纳里建立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化阶段的关系，常州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后期。根据国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当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后，就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1.城市化优化常州产业结构
城市化促进常州第三产业发展。城市化是随着产业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由于工业发展要求资源和人口在一定的自然空间上聚集，工业生产和工业品消费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工业生产可以集中在固定的空间区域内，从而带动人口集中居住，这就产生了城市。在工业化的推动下，资源和人口的聚集达到一定规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就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生产和消费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同步性，因而只有工业发展导致人口聚集达到规模要求后，第三产业才有发展的空间，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将促使人口和资源更进一步地在空间上聚集。
城市化繁荣城市商业。2006年，常州市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503元，比上年增长16.7%，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3297元，增长1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518元，增长14.1%，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2085元，增长27%。其次，城市化带动了常州市中心商务的繁荣。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甚至国内外的知名企业看好常州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前景，纷纷把总部、地区总部、营销中心等搬到常州，同时，城市的扩大也促进了现代物流、旅游、保险、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2.城市化完善城市功能
城市化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建设方面，常州市在市政道路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宁常、扬溧高速公路常州段主线实现贯通，京杭运河常州市区段改建工程进展顺利，录安洲多用途码头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城市路网功能进一步完善，市区南北大通道工程建设扎实推进，长江路、青洋路延伸段和常焦路、常金路工程建成通车，基本实现市区南北大通道无缝对接。全面启动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整治，总投资2亿余元，完成了一期工程8条河道的污水截流任务。按照市区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要求，顺利进行了市区城乡公交资源整合，先后完成了原武进公交与越城巴士的整合、横山桥线和东安线67辆个体中巴车的收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面貌焕然一新。至2006年末，城市电话用户达98.8万户，增长0.7%；农村电话用户24.3万户，增长5%；无线市话用户80.6万户，新增7.9万户，增长10.9%；移动电话用户255万户，增长22.9%。
城市化提高城市品位。建设特大城市对常州市市容、市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州市注重引入城市设计理念，将市政道路建设与市河整治、园林绿化、历史文物保护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批亮点工程、精品工程。围绕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目标，我市进一步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努力提升和美化城市形象，实施了以“八路八口”为重点的绿色通道和城市主要出入口绿化工程，敞开扩建了红梅公园、蔷薇生态湿地公园、新北区中心公园；新建了市民广场绿地、毓秀园、椿桂园等大型城市公共绿地。年末建成区绿地面积达3856.6公顷，其中公共绿地1252.8公顷，分别比上年增长9.1%和11.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40.6%，上升1.8个百分点；市区人均公共绿地达到9.2平方米，比上年增加2.1平方米；拥有省级园林式居住小区32个，省级园林式单位55个。
3.城市化集聚市区财富
中心城市在把人们引向城市的同时，也吸引了财富。随着进入城市门槛的降低，购房置业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和外地居民落户常州市市区的主要途径，由于这一部分人群大都是事业有成人士，他们有稳定的职业，有较好的收入，随着他们进城落户，也把相当数量的财富带进城市，使市区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从而城市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形成滚动效应，带动越来越多的其他富裕居民迁入城市。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市的消费额比重不断上升，县以下的消费额不断下降。消费的日益向城市集中，也使财富进一步集中到市区，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进一步增强。
4.城市化提高城市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
城市化创造就业机会。一是随着城市规模、面积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被城市建成区所代替。2002年常州市有4万多农村居民成建制转为市民，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6万。政府在征地过程今，为了解决当地农民就业，往往要求用地企业优先录用被征用土地的部分农民，使他们的身份和职业都城市化了。二是随着各开发区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外资、民资企业进入开发区，带动了当地和附近农民非农化的进程。2006年，常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60%以上，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接近三分之二。年末全市私营企业（含分支机构）达5.1万户，个体工商户达12.0万户，分别比上年增长12.6%、9%，其中当年净增加注册私营企业5674家、个体工商户9866户。
城市化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通过高考、购房、创业等途径进入城市，这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的绝对减少，农民人均生产资料有所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逐步减少，农村地区的隐性失业问题逐步得到缓解，从而也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第三方面，城市的扩大也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肉蛋奶、花卉、苗木等城郊型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增收渠道。常州市市区居民恩格尔系数在l990年是61.6％，96年首次下降到50％，2002年仅为36.8％，2006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0.4％，均已达到或初步达到全面小康水平(40％)。
二、常州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生态环境不容乐观。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和遍地开花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使湖荡水体富营养化十分明显，有些河流甚至常年恶臭，城镇的环境质量每况愈下，令人担忧。如太湖现已经常蓝藻爆发，影响周边城市的饮水安全。常州作为太湖流域的组成部分，又位于太湖的上游方向，保护太湖和洮、湖水资源质量的任务十分艰巨。虽然环境污染问题业已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也颁布了一些环保措施，但在利益驱动下，某些企业排污仍屡禁不止。
城市规划欠科学。科学性是保证城市规划严肃性和长期指导作用的前提，这就要求对城市发展方向和路径有清晰完整的认识，以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为指导。目前城市规划体系缺少对城市、区域缺乏深入研究，对城市的特色把握不准，使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一些失误。虽然常州由城市规划设计院、研究所和大学等陆续展开了一些发展规划研究，但偏重技术层面，与城市发展战略的综合性要求有一定差距，不符合战略和规划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要求。
三、加快常州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加快常州城市化进程，应从常州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城市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思考外来人口因素，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布局紧凑的原则，把市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注重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统一，把城从中心城市、县城和重点中心镇向外延伸，渐次成网，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来引导城市发展，加强对市区和市域内的空间资源利用、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生态环境建设、社区和村庄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绿地保护等，做出总体安排，促进城乡建设的协调发展。
加快常州城市化进程，应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一起发展。要充分考虑自然资源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不为一时一地的利益而损害将来和全局的利益。通过加强供水、供电、供气、排污和垃圾处理等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集中发展金融、贸易、信息、服务、文化、教育等产业，通过打破条块等各种行政壁垒，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开放和国际化来提高城市化水平，变工业型城市为贸易型、服务型城市等措施，确保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平衡。
作者单位：江苏工业学院
城市化发展范文2
今后20年是我国工业化中期发展时期，经济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其标志是我国工业化初期产业，如纺织、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难以再带动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目前，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已转向以机械电子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和以建材、建筑业为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这些产业的未来需求量大、投资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它们的发展无疑会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就决定了我国未来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另外据估计，今后20年至少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人们普遍认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仍将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是我国未来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在此对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条件作一分析。从国内形势看，国内有效需求后劲不足，居民消费呈现疲软状态，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如何发挥少存款多投资拉动需求，刺激消费传统的第
一、二产业趋于成熟并走多从次化、纵深化、一体化发展，而第三产业未改变产业布局，进出口结构，解决就业问题，带动消费。城市化战略为其提供了环境，并且逐步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国际形势看，经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中国要增强竞争实力为其向规模发展，而小城市小乡镇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经济战略优势、品牌战略，建立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小作坊，小工厂，小企业已不适应当代要求，走城市化战略是国际形势的要求。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趋势。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的趋势预测
在我国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1997年）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将出现以下几个基本趋势。
（一）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虽然建设成本也相对高一些，但最终收益（收入减成本）还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强有力的带动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时候，在城市群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显，原来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四是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有效地解决所谓“大城市病”现象，从而为大城市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例如，城市交通拥挤可以采取有轨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车线前移和路口四角扩宽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大城市环境问题随着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环保设施的建设已能够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应当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励大城市适当超前发展。当然也还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们认为以大城市人口增长保持在整个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倍以内为宜。同时，发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环境保护和城市容量问题。因此，在考虑加快发展大城市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容量问题，做到大中小规模城市合理的协调发展。
（二）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代表城市群将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武汉等特大城市根据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与国际交往作用的事实，在新的一轮对外开放纷纷制定了建立国际大都市的战略设想，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又增加了新的积极因素。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中央商务中心区（CBD）的建设。CBD是国内外大公司总部的聚集分布区，它负责组织和指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业、工厂以及商业机构有效运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们能就近从事各种那些位于繁华的闹市区的大百货商店、大商场所无法比拟的大笔交易。
城市群（带）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扩展演变规律来看，其顺序是由“点”到“线”到“面”，当城市发展向“线”两边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时城市带就出现了。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这三个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以此为中心，中国还应考虑规划一系列的城市经济带，并发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国工业产值的90％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
关于未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1996年我国政府向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预测：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35％；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45％。
三、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对策与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起飞也已到来。为保证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服务价格的开放，将会有力地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化进入起飞阶段后，城建规模巨大，估计每年约需投资总额高达5000亿元左右，如此惊人的投资单靠财政投资和价格开放后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也只有8000亿元左右，因此，必须进一步开拓城建筹资渠道。根据国外经验，可选择的筹资渠道有政府专项城建债券、以BO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水源设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
（二）必须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额，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低价限制政策。它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状态。低价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础设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持正常运转。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一般都很少有资金用于更新和建设，形成了城市基础建设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为改变这一状况，建立起城市化发展的良好的微观运行机制是关键。首先，使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企业化，摆脱行政干预，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次，在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放开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价格，并把原来的财政上的“暗补”变为进入居民收入的“明补”。最后，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价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主管部门和居民共同参加的价格协调机制，按“成本+合理利润”的原则，共同制定大家能够接受的合理的价格。
只有通过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供应，另一方面适当抑止现有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过度的需求。从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场的调节下达到供求平衡，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础设施价格放开后，开始是会有一个价格上涨的时期，但随着“城市生活”供应量在较高的价格的引导下迅速提高，在供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将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按市场经济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要求其消费者有相适的选择权利。否则市场的分割势必还会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此，有人担心户籍制度的取消会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满为患。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放开，使“城市生活”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出来，户口放开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这一收入水平的人进入，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会自动离开，以寻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这一点实际上被我国目前在许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户籍制度本身所证实。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会暂时出现一些“贫民窟”现象，但只要对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预，这一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还很大，户籍制度在调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等方面还起着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户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不能操之过急，要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地去实现。
（四）鼓励多种形式的城市化模式的发展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项中长期任务，各国城市化进程既遵循着一般共同的规律，同时又有其特点和与其国情相适应的具体模式。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经济实力还比较落后，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化必须更加注重经济效益，注意节约各种宝贵的稀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耕地及水资源。为此，适当的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另外，农村城市化是各国城市化起步阶段普遍采取的模式。既鼓励就地城市化模式的发展，也积极鼓励异地城市化模式的发展，充分发挥这两种基本城市化模式各自的优势，共同有效地促进城市化起飞阶段发展的顺利进行。
城市化发展范文3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协整
中图分类号：F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082-02
1 引言
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刘易斯、费和拉尼斯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二元经济模型，分析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问题，即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村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促进人口的区域流动和经济增长。在经验研究方面，保罗•贝洛克认为城市化进程的差异60％～70％可以由经济发展差异来解释，30％～40%则要归因于其它因素，例如工业化水平、经济类型等。美国地理学家布莱恩•贝利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贝里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同时也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做了大量的研究：许学强（1988）用151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回归，也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周振华（1995）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轴心发生了转移，形成了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张青（1998）考察了我国“八五”时期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得出城市化与GDP、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城市规模与GDP产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王金营（2003）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
2 研究方法介绍和数据选择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文献探讨，本文将福建省城市化发展和人均GDP作为一个系统，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表现出强烈的上升趋势，如果直接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出现伪回归关系。为了避免变量的不平稳性导致伪回归问题，我们首先对变量进行数学转化，构造出平稳的时间序列，然后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量化福建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上，本文将选取福建省1978～2004年城市化水平（city）与人均GDP增长率（gdp）作为检验福建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变量。本文数据的选用均来自于官方统计年鉴，主要是《福建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选取的数据中，由于福建省城市化水平前期数据缺失或者变动的客观原因，我们在必要时将对个别年份的数据作适当的调整。为保持数据的科学性，人均GDP是名义数量除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数）折算而得。
3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3.1 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在进行城市化水平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检验，以判断各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我们利用Eview5.0软件分别对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进行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见表1。
注：(1)（c,t,q）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的阶数；(2)为差分算子；(3)变量前的ln表示对其取对数。
检验结果表明，初始时间序列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属于一阶平稳的时间序列。由于上述变量均为I(1)过程，两个变量可能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两变量的协整关系。首先建立lncity 和lngdp的长期回归方程，分析结果如下：
其中，方程（1）的拟合优度高，F统计量和T统计量都远远大于标准值，DW值符合显著水平为1％的临界值要求，方程不存在自相关。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还要看方程（1）的残差是否平稳。方程（1）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得出结果：方程残差序列的ADP值等于－4.2838，小于显著水平为1％的临界值，方程的残差是平稳的序列。因此，lncity和lngdp变量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因此，对差分后的序列和初始方程的残差项的滞后一期作回归分析，得出反映变量短期动态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
lncity=1.9249+0.4167lngdp+0.7579e(-1)（2）
T=（38.99） （20.34） (3.08)
R2=0.9496 R2=0.9450 F=207.28 DW=1.7090
其中，方程（2）的拟合优度、DW值、F值和T值结果可知误差修正模型十分理想。从该模型可以看出，人均GDP的短期变动对城市化发展存在正面的影响，城市化增长率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弹性是0.4167，即人均GDP 增长率在短期内每提高1％，城市化水平将会提高0.42％。以外，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每年实际发生的城市化水平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0.7579被修正。
3.2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为了说明人均GDP 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路径，这里引入用于描述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一般模型表达形式为：
式中，y和x时间序列构成是的内生和外生向量，A1…Ap和B1…Br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期分别为p和r，εt是服从经典假设的的随机扰动项，又称脉冲值。在VAR模型的检验中，我们以AIC和SC准则确定变量滞后区间为1到2阶。然后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VAR(2)模型，得出两个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且拟合优度很高。城市化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受去年城市化程度的影响，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影响程度就逐渐减小；人均GDP受到自身的影响程度大于受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1）脉冲响应函数。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已建立起来的模型作出具体的解释。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这里反映城市化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检验结果见图1和图2。
在图1和图2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坐标表示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的变化，实线表示冲击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图1反映人均GDP对城市化水平的冲击，它表明在前2期人均GDP 对城市化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第3期以后冲击函数开始稳定增长，并保持0.2正的影响。在图2中冲击函数除了第2期有小波动外基本稳定在零，这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很小，城市化水平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把系统中任意一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若干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根据方差分解理论模型，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结果见表2。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波动在第1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其后这种冲击就较快下降，从第2期的99.8％降低到第10期的70.4％；与此同时，在第2期以后人均GDP对城市化水平的冲击开始逐渐增强，从第2期的0.2％上升到第10期的25.6％，而且还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人均GDP从第1期开始一直到第10期就受自身波动的强烈的冲击，这种影响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比例；反观城市化水平对人均GDP的冲击就小的多了，只是在1％左右徘徊。以上方差分解与前面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反映了福建省城市化发展与人均GDP相互之间的关系。
4 结论
根据以上计量模型分析，我们发现福建省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首先，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人均GDP 增长都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福建省人均GDP 每增加1％，城市化水平就提高0.38％。城市化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化水平自我修正机制较强。其次，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却很微弱，说明福建省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造成以上的原因可能是福建省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规模偏小，集聚功能较弱、辐射力较弱，城市化受到行政区划与城镇建制人为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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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范文4
关键词：健康城市; 城市化; 战略
Abstract：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has provided a broad space and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also has brought a lot of negative human health effects. The basic purpose of urban space is to protect people's health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support to correctly guide the healthy city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Qingdao City,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guidance, the principle of steady advance, in the metastatic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speed up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l urbanizatio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from a traditional to a modern-type changes, take the "new city" of the road.
Key words：health city urbanization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1.研究背景
1.1青岛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的地位
2006年12月，《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2006-2020年)》获批准实施。根据这一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将致力成为黄河流域的经济中心和龙头带动区域，与京津冀、辽中南地区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青岛作为我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副省级城市之一，经历了漫长的城市发展历程。而青岛在其中极其重要的位置与作用，更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从而更好地引导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持续、健康发展。
1.2健康城市的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94年给健康城市的定义是：“健康城市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全球的迅速城市化及城市的卫生状况，从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出发而提出的一项全球性战略行动。
由此，城市本质认识的深化逐渐唤回了城市应该具备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健康城市的概念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1.3健康城市的具体标准规
1）为市民提供清洁安全的环境。
2）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
3）通过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各种经济手段，保证市民在营养、饮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的基本要求。
4）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其中各种不同的组织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协调工作。
5）能使其市民一道参与制定涉及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
6）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7）保护文化遗产并尊重所有居民（不分期种族或）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征。
8）把保护健康视为公众决策的组成部分，赋予市民选择有利于健康行为的权力。
9）作出不懈努力争取改善健康服务质量，并能使更多市民享受健康服务。
10）能使人们更健康长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
通过这些具体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健康城市不光是是城市的环境健康发展，而且更重视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
1.4健康城市的发展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项目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发展的项目。它追求的目标是把健康问题列入城市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促使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健康规划，从而提高居民的健康状况。
每个健康城市都应力争实现以下目标：
①创建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环境；
②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③满足居民基本的卫生需求；
④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1.5城市化与城市健康
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健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和严峻挑战。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一系列与社会、卫生、生态相关的问题相伴而生；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健康或慢性病病例也越累越多，同时，人类还面临着新发传染病的威胁。城市不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来存在，而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类赖以生活、呼吸、成长和愉悦生命的现实空间。
2. 青岛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分析及问题剖析
近年来，青岛市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发展也愈演愈烈。其主要有以下特征：
2.1城市化滞后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进程不协调
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经验证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即：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和国家，其人均GDP 也高，反之亦然。根据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的“一般变动模式”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的合理范围是：1.4—2.5，而2000年、2005年、2006年青岛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为1.09、1.12、1.2 均小于1.4，可见，青岛的城市化率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
2.2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竞争力日益提高，但产业发展不均衡
青岛市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4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786.5亿元，增长28.4倍，近年GDP年均增长速度约达到16%，全市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
但青岛市产业发展并不均衡，产业结构呈现普遍典型的二三一型结构。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但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重工业为主，以机械制造业为主，制造业大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环节，缺乏核心技术支撑，产品附加值较低。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创新能力不足，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产业、知识型产业所占比例较低。
2.3中心城市集中性模式主导城市化进程，但区域辐射能力并不强大
从人口变化趋势来看，青岛市人口向大众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持续集聚，中心城市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重日益增大。
城市化发展范文5
一、由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英国的工业化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18世纪早期，英国的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25%，到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4%，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英国城市化是以发展轻工业为先导，进而带动能源、工矿、交通工业的发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技术革新在棉纺织领域的展开，轻工城市率先异军突起；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工厂制度的逐步建立，促进煤炭、冶金工业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能源和重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业的变革，则促进了交通枢纽城市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则是英国城市化的基本前提，19世纪中期，随着“圈地运动”在全国大范围的开展，再加上农业技术的改进，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城市迅速发展的第二、第三产业需要补充新的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推动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英国的城市化为世界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模式，但是，其中也有沉重的教训，那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粮食自给有余，还可以出口，到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贵族通过著名的“圈地运动”，以暴力形式强制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停滞不前，国内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不得不依赖从国外进口，农业发展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城市化的推进。
二、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约的城市化——美国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城市化无疑是成功的，但是，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在不断调整中前进。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美国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工业向大中城市集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某些城市一跃成为较大规模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美国五大湖周围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形成有机联系而完整的城市体系，并形成了制造业带。
但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的人口，也超过了非都市区的人口。郊区化给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是美国也为过度郊区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得不面对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量大以及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面对城市蔓延带来的种种问题，美国学者开始倡导“紧凑型”城市和城市理性增长（或称精明增长）的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理性增长是一种精心、科学规划过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保护农地、复兴城市已有社区、保持住房的可支付性、提供多种交通方式的选择等。它具有可持续发展、可操作性的特点。
三、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德国
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时，往往是大城市得到优先发展，但随着大城市发展带来“城市病”，政府又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甚至会限制人口和资金继续向大城市聚集。但是政府的这种事后干预往往收效甚微，而德国则是城市化一开始就注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代表。德国城市化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并行发展，大城市为龙头，但不显得过分突出，小城镇遍地开花，遍布全国各地。二是城市布局相对合理，全境内城市分布均衡，形成了一种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三是城乡差距小，城乡一体、城乡统筹。在德国既没有过度拥挤、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也没有破旧不堪的农村地区。除了柏林比较特殊，拥有340万人口以外，第二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三位的慕尼黑只有119.46万人口。德国全国8200万人口中，几乎有1/3的居民生活在84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而近4930万人生活在人口为2000至10万的小城镇里。
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度城市化——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城市化水平与西方国家接近，但经济发展水平是西方国家的1/10—1/20，城市发展质量很低，是典型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商业贸易来推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跟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城市贫民大量存在，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城市失业严重，2003年，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各种社会问题凸现。城市管理无序，人口过度膨胀，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在此背景下，拉美国家出现了特殊的“逆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种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不同，拉美国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种低收入阶层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逐渐形成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特殊现象。
五、政府主导的快速城市化——日本和韩国
作为后起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在短短的三、五十年内完成，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日本一百多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中处处可见政府的影子，特别是战后以来的半个世纪更为明显。首先，政府通过向工业部门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其次，政府通过对国土进行合理规划，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二战以后，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土规划部门—国土厅，根据国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特点，对国土进行综合开发，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在保证全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使城市化的发展平稳推进。最后，日本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条例来保证城市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日本政府在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诸如《国土综合开发法》等全国性的法律政策来引导国民对土地，特别是对城市中的土地进行高效率的开发利用。另外，政府还根据各地不同的地域环境制定了一些如《九州地方开发法》和《四国地方开发法》等地方性的法律政策。在政府干预下，日本城市化快速发展，在太平洋沿岸形成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日本的十大城市中有七个位于三大都市圈内，这里汇聚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
韩国也是典型的以政府力量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在其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区域经济开发和规划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政府行政计划综合框架之内运行的。
日本、韩国的快速城市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政府过度干预的城市化造成人口过度集中等问题，并引发交通拥堵、工业污染、地价飞涨、区域发展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日本、韩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措施引导人口向都市圈、首都圈外分流，但是至今收效甚微。
六、经验总结及启示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要相协调
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区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既有同步城市化，也有过度城市化，还有滞后城市化。先行工业化国家如英法德大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拉美、非洲国家则是过度城市化，而我国是典型的滞后城市化。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互为动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化是畸形的，同样，滞后的城市化也是违背规律的。今天，我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同时我国也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一般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特殊体制转型交织在一起的“双重转型”过程。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相联系，而且同市场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不仅要实现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实现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不仅是城镇化与工业化要协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也要协调发展。
（二）土地要集约利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土地利用方式区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可以分为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和集约型城市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过了由集中到分散，并到集约的过程。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逐步加大，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选择了集约型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我国虽然幅员广阔，但是约60%的国土面积属于生态脆弱地区，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开发。而且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的农田人均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不均匀、生态环境脆弱等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式的分散型城市化的教训。因此，根据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走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三）针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的、非均衡的城镇化模式
按照区域布局区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有非均衡城市化和均衡城市化两种模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非均衡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阶段，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则是各国城市化追求的目标。美国的城市化就是经历了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我国区域差距明显，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其城镇化进程也不同。同时，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不同，人口承载力也不同，决定了其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相同。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四类地区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和人口状况，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需要进行分类指导，实行差别化的、非均衡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四）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来看，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各国城市化所追求的目标，只不过从发展历程来看，有的国家经过了优先发展大城市，再鼓励发展中小城市的曲折过程，有的国家则从城市化进程一开始就追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不同城市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不同，在区域经济中是不能替代的。大城市对于区域经济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可能是跨区域的或者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中等城市服务于整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起领头羊的作用。小城镇的功能则是服务广大农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各自的服务功能，且不能相互替代，所以必须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避免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
（五）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要相结合
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均是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其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功能演进和城市产业分工多为市场选择和作用的结果。但是完全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政府应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行有效的计划和引导，否则就会失控。而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速度较快，甚至可以跳跃式进行，战后日本、韩国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实现城市化，均是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容易造成城市化偏差。因此，我国应当更多地借鉴西欧国家的政府调控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的成功经验，既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注重政府的调控作用，尤其要重视规划的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六）完善网络化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群发展
城市化发展范文6
（一）城市蔓延的萌芽阶段
由于1949年七次二中中全会上，提出“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才能巩固人民政权，因此在1957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按照方案的规划，北京将在远郊区域有计划地发展卫星城，并在包括通县在内的十个卫星城上安排工业。在1968年，由于的影响，北京规划局被撤销，城市建设工作陷入停顿。因此，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市化进程是不稳定发展的，甚至出现了停滞。
（二）城市蔓延的成长阶段
在总体规划暂停执行期间，许多单位无序挤入市区，导致市区原本规划的分散集团是布局已经面目全非，挤成中间一大团。市区规模发展过大，人口过分集中，住宅紧缺，供水不足，交通拥挤等问题初见端倪。随着对北京城市定位的改变和进一步明确，城区的工业逐步向郊区转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取代了工业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性产业，工业化作用向郊区扩散，工业布局的重心转移至郊区，促进了郊区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北京郊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产业化城市化，郊区化三者力量的博弈下，城市蔓延问题逐渐凸显。
（三）北京城市蔓延的高速发展阶段
当前北京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病问题凸显。表现在人多路堵，房价高，社会治理难度大，城市管理压力大。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制约因素：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科技文化创新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人口分布密度过大，优质公共资源过于集中，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缓慢。密集的优质教育医疗培训机构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机构，形成了对周边地区明显的虹吸效应。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污水治理难度大，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导致生态结构的失衡。要解决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诸多难题，仅依靠北京自身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着眼并依赖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实现首都核心功能与非首都功能的分离疏散。
二、城市蔓延进入疏散化阶段乡镇功能定位的必要性和趋势
大城市地区在缓解城市病所采取的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产业向郊区扩散的过程中，若延续以前那种集中建设部分重点新城的空间战略，极有可能复制中心城的问题。重视并加强小城镇发展，成为改善中心过度集中形成副职就病，振兴乡村活力，促进城乡和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径。大城市地区应不失时机地实现小城镇转型发展。
（一）乡镇功能定位模糊导致区域整体效能衰减
经济发展指标硬约束导致乡镇发展路径趋同，无序竞争的同时，也倒逼上级政府将有限资源分散化。从大量的研究来看，由于以GDP和财政税收的总量或增速，进行衡量的经济发展指标应与监控，对下级政府构成了实际的硬约束，下级政府出于考核压力，产生了无序竞争现象，不仅使区域发展缺乏整体性，也使得税收收入大量流失，还让一些发展质量不高的企业占据了大量土地资源。财政分成体制单一，难以形成特色化发展的激励，转移支付制度缺失缺位，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成体制在促进下级政府发展经济方面有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由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税收贡献较大，那些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上有优势的地区获得了较大收益，有能力加大生产性投入，进而获得更多收益，相对落后的地区却难以进行积累，只能依靠对先进地区的原始模仿。同时由于转移支付制度缺位，不仅造成了乡镇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扩大，也导致乡镇无法预期收入规模，只能采取谨慎的财政支出，影响了促民生，促建设的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发展要素缺乏流动———收益补偿机制，是资源在总量紧张的情况下，进一步出现了空间配置的结构性效率损失。产业项目和产业项目落地所需的建设用地指标是最为重要的两种发展要素，空间配置结构也影响着发展要素的使用效率，乡镇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却难以通过跨区域流动，实现空间配置的优化，在总量紧张的情况下，造成了部分乡镇因区位等问题有用地指标，而无高质量项目落地，低质量项目占据了发展资源，部分项目有落地意向而无用地指标，只能选择周边区县。此外，原有的农村行政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宜城市，城镇建设和经济活动组织，行政管理模式，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否则就会增加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
（二）乡镇功能呈现出圈层特征和梯度更替特征
首都城市化快速推进，资源空间配置方式必然发生转变。近三十年来，北京呈现快速城市化的趋势，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近郊地区土地级差，地租与中心地区不断缩小，环境要素等综合成本不断攀升，从客观上推动了原有产业形态升级。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移，乡镇功能必然明显地呈现出圈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产业的梯度式空间布局。北京进入空间格局优化调整的重要时期，特定的城市功能和有限的资源环境，客观上要求北京必须注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把优化功能布局和提升特大城市治理效能作为重点，立足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推进城市功能配置，空间布局的统筹衔接。
（三）乡镇应当呈现多中心形态，开发应采取分阶段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