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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范文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农村劳动力素质；中国人力资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分布的非对称性也有所扩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区域产业集聚现象越发明显，形成了以广东、山东、浙江、江苏、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外向型工业带。从1989年起侯鸟式的“民工潮”一直冲荡着中国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费市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全国的迁移人口超过1.31亿，其中跨省迁移3392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也是不多见的。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表现出以下两大特征：
1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规模巨大、距离较远且多分布于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行业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在农业生产之外再获得一部分的非农业收入。而事实上，这种流动与转移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一直存在，但当时的方式是一种“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转移模式为主，只是由于在竞争的压力下，“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区域转移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内地剩余劳动力，必然向能够提供工作机会较多，均衡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首先由于省际之间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东部沿海成为加工贸易型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加工贸易以低技术含量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环节为主，其创造出的劳动力需求除了给本地农业剩余劳力提供就业机会，还吸引大量内地劳动力；其次沿海地区由于更靠近国外市场，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对较大的市场（国内和国外市场）获得迅速发展，其所创造的劳动力需要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得不从外地补充；再次工业在自身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下，所创造出的“后向联系”使得资本要素开始向东部汇集，而这种产业转移也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力需求。这就意味着其所能提供的均衡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远高于内地工业，并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非常宽泛，而农民的跨省流动就是追求两个简单的目的：一是工作机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农民工倾向于向工业化程度较高、非国有经济较多，从而工作机会较多的地区迁移。而一旦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这种丰富的机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会涌入城市，下表是1999－2003年间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数据：
表1显示90年代后期随着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出的速度与距离也明显增强。二是农民工倾向于流入名义工资水平较高的省份，这样即使他们所进入的并非高利润行业，也能获得较之其他地区或是农业生产更高的报酬，下表是2000年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的产业分布以及1997、1998年各行业农村劳动力从外地汇寄款统计：
表3显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产业中的分布主要集中与知识与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农民工更选择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就业，并且从事的是本地劳动力不愿从事的比较累、脏、危险的工种，由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而只能在非正规的、与城市居民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大多保持着原来的消费模式，储蓄倾向很高，通常把工作挣得的钱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寄回家乡，很少照顾到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这些条件保证了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产业体系中能够得到较之农业生产高得多的积累，从而分享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果。
2外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高，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也不明显
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着明显的三元化特征：即城市经济、农村工商业经济及农业经济，不同经济的技术水平不同，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层次和量也有所不同，由之引起的收入差距也会有显著不同。而第一产业较之其他行业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支出与收入的对应水平也低，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结构与相对价格等因素综合影响，就造成了农业生产中“低投入、低收益、低效率”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农户的“高投入、低收入、低素质”问题，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不仅比较效益低下，而且缺乏获取资源的竞争能力。如下表：
而这种不协调的生产方式对农村居民中文化水平较低的部分压力更大，他们既缺乏农业生产资料，又缺乏理解科技与信息的能力，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中浪费大量的劳动能力与劳动时间。对他们而言，与其在农业生产中付出大量的劳动而获取不到较高的收入，还不如在城市中从事一些危险性大、劳动强度高但收入也较高的工作。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机会，由于数量化的粗放经济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所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获取科技垄断优势，而这种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报酬对农民特别是低教育水平的农民仍然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就使农业人口中初中以上学历的部分较多地流在了农村，而小学及文盲半文盲的部分更多地流向了城市。而更明显的是，对于中国这种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集体化大生产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这种农业人口的流出并不会对数量化的农业生产造成多少效率上的丧失，如下表所示：
这种低素质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会压制城市产业升级的步伐，并在未来的产业发展进程中成为可能被淘汰的对象。所以，如果不配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计划提升，农民教育与再教育投资的迅速增长，则这些低素质农民工必然会在将来成为社会的弃儿，一方面是城市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将不断限制其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长期脱离农业生产使其所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信息与农业知识更加匮乏，较之于那些留在农村的相对高素质居民，他们在农业生产、土地经营、多样化种植和市场营销等诸多方面都毫无竞争优势可言，其结果只能是造成这些人口既难以在城市立足又很难重新适应农业生产，成为在城市边缘游荡的流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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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范文2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其重点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需要大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1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1）累积性剩余。建国后，由于我们实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出生处于很高的自然增长率。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总量远远大于同期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需求，其中尤以农村为甚。人多地少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国农村,随着的普遍推行，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减少，其结果，大批农业劳动力就会从农业中释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
（3）波动性剩余。我国现在约有一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流动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经济波动或其他风吹草动，就会被迫回乡。这种波动性剩余不是每年都发生的，但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对稳定的影响，给各级政府带来的压力，却比还未进城打工、隐性失业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大得多。
（4）消费性剩余。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其中包括消费者从重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向重视工业品和劳务的消费转化，这种转化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为主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业品和劳务为主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空间，这就引发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冲动和农业劳动力的过剩。
2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总结起来，有以下方面的制约：
（1）农村劳动力素质制约。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教育经费与适龄人口的匹配不相适应,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缺乏,教学条件落后;另一方面,农村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低,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镇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进城打工的农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2）农业内部扩大就业的空间不大。当农业朝着现代化发展时，劳动力的投入对增产的作用会大为减弱，农艺、机械和化工产品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越发突出。当这种替代作用累积到一定量时，对劳动力的排斥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使整个生产过程发生节省劳动的情形，劳动内部的就业机会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减少的现象。
（3）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受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近些年，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滞缓，随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金密集型转变，劳动就业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管理水平、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经济效益不佳，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影响。
（4）没有建立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权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体及土地预期收益和风险的不确定,使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使土地使用权在流转过程中纠纷不断,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速度及数量。而农民土地不退出,农村土地的细碎分割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也就意味着农民的转移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5）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中国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但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却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种种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渐渐远离土地,正日益处在一种尴尬境地: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干着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却不被城市所承认,同时由于没有工人身份,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参加工会的权利,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没有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
（6）劳动力市场发育滞缓，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目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大都是自发的，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
3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3.1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
（1）从加快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继续促进乡镇企业稳定发展。乡镇企业要加快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不断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为重点第三产业。
（2）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由之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关键是发展经济。首先要鼓励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兴办各种企业，其次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房地产业。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除了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给进城农民一定的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搞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改善小城镇生活环境，增加吸引力，而且通过道路交通、供电网络、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也有利于启动农村市场。
（3）农业内部就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远选择。
①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强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②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③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开辟农业内部就业的新领域；④大力发展开发性农业。
（4）扩大对外劳务输出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要解决我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使人口负担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抢占国际劳务市场，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首先提高对劳务输出重要性的认识；②拓宽劳务输出的渠道；③放宽劳务输出的领域，增大就业的空间；④加强对劳务输出人员的培训，提高劳务人员的素质；⑤建立完善的国际劳务市场信息。
3.2逐步提高农民素质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
从近期看,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有以下措施：
（1）素质教育保障。
尽快推广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保证适龄少年儿童入学,为以后的就业打好基础，
（2）农业生产技术培训。
在农业技术方面多为农民搞点技术培训，多进行点试验示范，来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科学种田的技术水平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必要性。
3.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保证
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制定公平合理的农民就业政策，保证进城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此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加快步伐，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得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同城市居民一样，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直接受益者。
3.4实行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农村土地政策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否充分发挥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是衡量土地产权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
（1）发展土地股份合作。
（2）进行土地规范流转。
（3）进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3.5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增加组织、宣传、服务的力度
政府应当做到:
（1）广泛搜集市场用工信息,为外出农民工搭桥、铺路；
（2）宣传、组织与领导农民进行劳务输出；
（3）对外出打工农民提供权益保护功能；
（4）对外出劳动力提供跟踪服务；
（5）知识培训；
（6）培育市场中介组织,疏通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渠道；
（7）依法整顿劳动力市场,规范中介组织行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我国有待解决的一项世纪工程，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农村经济能否走出发展困境，而且还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合理、有序地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是靠单方面的政策，它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共同努力。尽管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这一过程将是漫长和艰难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但只要我们群策群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相信在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陈淮.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中国经济信息,2004,(6).
［2］赵海东,王治国.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7).
农村劳动力范文3
上半年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总结
一、基本情况
到目前为止，全镇转移培训农村劳动力700人，完成年计划88%，（其中阳光工程215人，完成年计划90%），转移就业700人，转移就业率100%。举办培训班4期，培训专业主要有：毛纺、服饰（缝纫工）、制革等专业。在岗培训1300人，完成年计划65%。农技培训701人。完成250%。
二、主要工作
1、安排部署了2006年全镇培训工作，全面落实培训、转移目标任务。
2、研究确定了2006年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实施计划方案和适当提高了2006年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财政资金补助办法。
3、加强与市阳光办、培训学校、企业在培训过程的合作、协调沟通工作，并宣传好劳动力转移培训政策等，确保培训工作顺利进行。
4、完善了相关档案资料建设，上报好转移培训信息材料和数据。
5、接受并配合市财政调研组对我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调查。
三、工作措施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镇充实了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领导小组及其设办公室，加强了全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的领导与协调，并与与农业、劳动、科技、妇联、团委、成教等部门密切合作，按照职责分工，广泛动员组织各类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努力提高培训率和就业率。
2、培训骨干，推进规范动作。对从事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的管理人员开展业务和政策培训，做到政策熟悉、业务知晓。
3、多渠道筹措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共同分担的经费筹措机制。镇财政或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因地制宜，按实际需要安排一定的培训经费；与劳动等有关部门配合，督促用人单位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所录用农民工的培训经费。使参训农民得到免费培训。以推动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
4、建立督导和表彰奖励机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计划实施情况组织督导检查。及时表彰奖励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先进个人。
四、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对已通过转移培训并就业但因各种原因需转至别的行业或别的企业人员未列入转移培训范围，不利于重新就业或素质提高，建议列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范围。
2、根据我市农村劳动力现状分析，农村劳动力统计目前存在一定问题，实际富裕劳力接近“0”，大量的是50岁以上做小工的兼职农民，需要转移培训的仅是刚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与外地来的农民工。建议不要把务工农民工统计成农民，使转移培训指标（目标）更符合我市实际情况。
五、下步打算
1、继续做好各类培训的扫尾工作。
2、加大培训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3、及时兑现培训政策。
4、对明年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早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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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省就业服务局《关于在重点监控乡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研的通知》要求，北湖区石盖塘镇采取据实填写“重点监控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查表”、与村干部座谈、与个别在家务农的村民交流和电话调查个别外出务工农民的基本情况等形式，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就业方式、就业区域、就业收入等作了一系列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如何增强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工素质等方面询问了在家务农村民和外出务工农民的建议。现作简要分析如下：
石盖塘镇位于郴州市南郊，是北湖区“城郊新镇、工业重镇、经济强镇”，镇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进入全市经济十强乡镇行列。全镇下辖8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共有总人口11950人，其中农村人口9406人，城镇人口2544人，有农村富余劳动力（16至60周岁）2343人；劳动力年龄结构为：16-20岁之间的劳动力180人，占7.6％；21-40岁之间的劳动力1506人，占64.2％；41-60岁之间的劳动力657人，占28.0％。知识结构为：初中及以下文化1533人，占65.4％；高中、中专以上文化800人，占34.1％。
一、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几个特点
1、具有较强的裙带性。经亲朋好友介绍或引路而实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大多数，通过政府或职业中介机构组织劳务输出实现转移的人数相对较少。特别是青年劳动力流动周期长，有的农村青年已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而长期在外从事流动就业，流动时间在5年以上的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3％左右。
2、流动区域相对集中。北湖区石盖塘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遍及全国各地，但是，流动区域相对集中珠江三角洲及郴州市区等地区。随着北湖区石盖塘镇镇域经济的加强，宇腾化工、裕湘面业等企业扩产，在镇区就业的农民工有增加趋势。
3、具有明显的兼业性。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又加入了外出务工大潮，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4、依然以从事纯体力劳动为主。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5.4％，由于他们普遍素质偏低，技能单一，这与就业市场要求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形成反差，他们外出就业的空间逐渐缩减，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
5、由单纯的打工者向个体私营业主转变。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自己多年在外打工单位从事管理或技术工种等工作，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积蓄了一定资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他们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纷纷返乡创办经济实体，从而真正发家致富。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仍存在盲目性。改革开放以来，自发性转移一直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最主要的方式，同时由于基层就业信息网络尚未健全，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就业指导，导致盲目性很大。农村劳动力无序化流动给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劳动力宏观调控、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和城乡统筹就业等工作增加了难度，降低了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同时也给输入地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住房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相对偏低。据调查，外出务工劳动力整体收入偏低，其中月收入800元以下的有572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24.4%；800-1500元的有1480人，占63.1%；1500元以上的有284人，占12.1%。同时，他们工作存在不稳定性，据调查，长期在一个地方务工的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38%，两个以上地方的占62%。
3、农村劳动力就业尚没有完全可靠的保障。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在就业机会上，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及有效监督，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不仅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而且没有保障，外出务工人员中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9.6%，其中一部分合同签订不规范；参加养老保险人员64%，少数参加了工伤保险。近几年，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但完全落实到位仍需要一段时间。
4、较低的素质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的较少。受农村劳动力素质、技能低的客观条件影响，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转移领域也 越来越窄。
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
1、健全体系，不断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投入，加强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硬件、软件建设和乡镇劳动保障平台及村级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着力构筑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化服务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培训和管理体系，有效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同时，要完善政策配套，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加快土地有序流转，实行土地承包权与耕作经营权的分离；支持农民进城打工和就业，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平等就业；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使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并逐步过渡到城乡劳动者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2、抓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首先要进行思想引导。引导农村劳动力不要盲目地挤大学这张门，要认识职业技能教育也是一条很好的谋生之路。其次，要加大培训力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和劳动培训机构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按照市场需求，扩大社会办学的范围，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电视教育、函授教育等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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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工潮的由来
出门打工这一说法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农民种田除了缴纳农业税外还需缴纳提留款以及各种集资（包括村社集资、乡镇集资以及市县集资）。各种税费加在一起，农民辛苦一季下来没有什么剩余。
县镇的一位农户这样告诉记者：“我清楚地记得97年我家油菜籽卖完后除去各种必交的款项，剩下的钱就只给我们娃儿买了个‘冷狗’（当地一种冰激凌，当时售价为一元钱）。
“在那个年代，农民手里也真是没什么钱”梓潼县交泰乡政府一位干部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们下村社收农业税、提留款的时候也闹心，再动员也没用啊，有些农业搞得差的农户手里就确实就拿不出来。大多数农民交上税费后就没什么结余了。”
从那时开始，农村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出门打了，不愿在家干有苦又累还没什么出路的农业了，打工潮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即便是国家后来陆续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从由费改税到全面取消农业税。大部分打工仔任然不愿回家务农了，出门打工还是现在很多农村青年的首选。
二、成长经历及受教育状况
当代青年农民工的成长经历大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家乡成长，初中毕业或职中毕业后便进入社会远走他乡开始了打工的生涯，另一种是跟随父母，在父母打工的地方上学，由于不能在当地上学或是其他原因，大多也初中毕业便和父母一起上班了，不过这类情况较少，由于之前严格的户口受限，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是在家乡长大成人的。
记者抽样采访的一百个青年农民工中，绝大部分人只有初中学历，占百分之九十一，高中学历的仅为百分之六，剩下三人初中没有毕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完成高中学业的六人中有五人是90后。
面对这样的结果，县塔山中学的龚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农村孩子读初中后一般都要接着读高中准备考大学的。但是这在以前很少有读完初中再接着读的了，一般都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去了。”
三、从事行业及收入状况
比起父母辈的农民工，80，90后青年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大多在外从事一些带有技术性含量的工作，有的经过培训后，甚至登上了数控车床的操作台。从事工作较多的行业多为服务业以及各种工厂。
而父母辈农民工曾经很火热的建筑工，家政服务业则少有青年农民工问津。追其原因，曾在北京当建筑力工的老农民工何友聪告诉记者“建筑工、矿工太累，还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泥的，这一代的年青人根本吃不消。大多数小伙子都原意进厂，工作轻松而且还干干净净的。”
另一位在成都当了多年保姆的农民工史素华则告诉记者家政服务的活挺麻烦的，煮饭、带孩子、打扫卫生，很多年亲姑娘险麻烦都不愿意来，只有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将就干了，当然她们在厂里的做的那些细活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搞不懂。
四、对新潮的了解
和其他8090后一样，8090后农民工对时代和潮流也格外关注和了解。
他们也会没事叫同伴“你妈回家吃饭”，也会闲着了谈谈哪家专卖店的衣服更好看更实惠，也会闲暇时间去逛逛阿迪耐克，女生去看看完美、欧莱雅，尽管他们很少花钱买。
下班后打扑克、上网、逛街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比起在家忙时面朝黄土背朝天，闲时又里里外外忙家务的日子，城市里这样的生活对于月薪通常只有两千左右的他们来说格外惬意与满足。“唯一的渴望可能就是希望工资能再高一点哦！”现在在上海打工的盐亭籍女孩邢晓芳这样告诉记者。
五、对未来的打算
谈起对未来的打算，年龄稍大已结婚成家的青年农民工(主要是部分80后)的普遍想法是现在只管努力挣钱，其他的到时再考虑了，正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黄绢告诉记者，现在还没有想那么细，只想趁年轻多挣些钱。问到是否有在上海买房安家的打算时，她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一代就算了，还是继续蜗居了，我们也当不起上海的房奴。如果可能，就得看我儿子这一代了。
也有一部分年轻农民工准备未来能够留在城市，有钱后在外安家立业。梓潼县交泰乡后山村的史龙飞就是其中之一。才初中毕业的他，打工生涯已走遍了全国好几个省，两年前在浙江打工时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家住浙江萧山的吴珍珍，两人情投意合，最终喜结良缘，夫妻俩现在安家在浙江。谈及未来，史高兴地告诉记者“那边可比我们这山沟里好多了，工作也好找。”
对于农村青年的未来，最着急的可能还是他们的父母。修起楼房给儿子娶上媳妇是他们骨子里的观点，而能够让子女跳出农门、过上舒坦日子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城里打拼多年的何东升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哪能不着急吗？这都那么大了，还没成家呢！”何母焦急的说。而何的回答是“不着急，好的都在后面呢！以后我还不愿回你这沟里呢！”
六、对未来农村的影响
一代代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直接影响便是农村劳动力流失，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又会对未来农村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说到外出务工对劳动力流失的影响，在当地农村从事生猪收购多年的何旭东生有感触。“以前下乡收猪一群人围着看，现在去了想找个帮忙抬秤捆猪的人都找不到了。”
外出务工让农村劳动力流失，而这个现象在80、90后青年农民工身上又体现得格外强烈，因为80、90后出生在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不少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仅有的一个孩子一般也都外出打工了。那么以后的土地究竟又由谁来种，农村未来的走向又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四川省人大代表、亭县安家镇梓盐村支部书记赵铁军。
作为一名在基层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农村基层干部，赵铁军对未来农村走以及青年农民工的发展问题有更贴切的认识。
农村劳动力范文6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