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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论文范文1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是唤起医学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医德素质和职业价值观、丰富的医学伦理知识、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和较强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与传授知识相比，医学伦理学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养，而信念的培养是道德主体经由他律到自律、内化为主体生命一部分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手段的开放性。这与重在培养学生情感、信念等的语文学科在教学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语文教育”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出发，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建议。
1.1大教材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体系，又要研究在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等，还包括医学科学所特有的道德问题，如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仅仅局限于教材是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决定了要以一切适合的素材作为教材，包括课本、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的相关热点、相关的影视作品及医学人文著作、临床案例等，其根本特点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任务，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素养的积淀作为教学的目的。例如，大多数教材对知情同意权的论述主要为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及理论上如何应用，缺乏与现实应用对接的桥梁，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介绍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应用性较强的内容时，要应用一切有价值的素材，包括通过教材以了解其理论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了解学术前沿及动态、影视资料如《死亡工厂》以明白知情同意权的起源、医学临床领域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学生更直观生动地了解其临床应用。在介绍其他内容时，同样需要将一切与之相关且有价值的素材引入课堂，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的全方位的理论介绍；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往往有差距，进而通过多种素材的结合生动地呈现其在现实中的应用，以提升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效性。
1.2大课堂观大课堂观就是打破传统的有限课堂的时空观念，立足课堂并超越课堂进行学习。通过上述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介绍可以看出，与医学专业课相比，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培养医学生理念、素质、价值观、情感等更为柔性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提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传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般的人文氛围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期固定的教学时数中，远远达不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能只以课堂为医学生唯一接受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基地，而应当贯穿于医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笔者认为可分三个阶段进行：（1）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以讲座形式进行启蒙教育，内容主要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医学生誓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意义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学医的动机和学习目的；（2）医学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开展理论教育及实践教育，即多种教学方法并用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医德、临床决策能力、生命高新技术应用出现的伦理问题等内容的教育，并进行专题讨论；（3）医学生进入临床见实习阶段：加强实践教育，以床边教学、案例分析、调查讨论等形式，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在学生动手亲身实践过程中内化为其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1.3大教法观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大教法观是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的程式结构，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自我教育、内心陶冶）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外部约束）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约束归根到底要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才能产生教育意义。道德准则只有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医学伦理学教学要运用一切能提升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如CBL教学法、PBL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故事引入法、模拟讲座法、专题论辩法等，减少说教式的灌输，以增强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从而促使医学生在社会交往与实践中进行自我伦理教育；实践教学方面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进大课堂，创设更多接触患者及医疗工作的机会，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调查可以是座谈式、访问式、问卷式等，让学生深入到医疗实践中去，与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据调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目前国家级、省级、校级鼓励大学生参与到创新及科研的课题中。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选题可以共同讨论，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分组调研，将调研结果汇总整理并分析，写出调研报告，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并了解到医疗领域的问题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学期组织1～2次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基地选择一般会倾向于红色革命基地、基层医疗、基层教育等。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此外，还可以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义务支医活动等，使学生通过亲身感触，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2小结
收益法论文范文2
[关键词]保险受益权；受益人；期待利益；保险金请求权
保险受益权是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权利，具体而言，它是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金的请求权。保险受益权是保险法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它的范围界定以及产生、变更、消灭均直接关系到受益人的权利维护，关系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订立合同目的的实现。由于中国保险法律法规对保险受益权的相关规定较少、较粗，致使实践中产生很多争端。基于此，笔者从保险受益权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入手进行探析，希望对完善中国保险立法有所帮助。
一、保险受益权的法律性质
对于保险受益权的权利性质，中国保险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术界对此的理论探讨更是争议不断。大多数学者主张，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期待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这种权利才转变为现实的财产权，①并且此项权利既可继承又可转让；②有的学者虽然承认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具有期待权的性质，但是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由于不能继承而属于身份权；③有的学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享有的是一种期待的地位而不是期待权，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由于取得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使受益权具有既得财产权的性质。④可以看出，以上观点的共性是学者们均考虑到保险合同的射悻性而对受益权进行了阶段性的分析，分别对保险事故发生前后的受益权进行定性，只是他们对于受益权在不同阶段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保险受益权不能简单的定性，依据学者们分阶段考察的思路，笔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权是受益人的期待权或者期待利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是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于一体的混合权利。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在实践中，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某些情形发生变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可能希望变更他们所最初指定的保险受益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允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这种变更，赋予他们对保险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时没有明示放弃指定变更权，那么法律视为其保留变更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不经过受益人的同意而任意变更受益人。在上述保留指定变更权的情况下，尽管被指定为保险受益人，但是该受益人的地位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极其不安定的，只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使了指定变更权，受益人的权利也就立即消亡了。⑤所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继续保留对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将仅仅是一种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可能随时消失，无法形成法律上的权利。当然，是否保留指定变更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自由，如果他们在指定受益人时声明放弃指定变更权，保险受益人的权利也就确定下来，未经受益人同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得单方面改变受益人。此时受益人的受益权即成为一种期待权，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保险合同是射悻合同，保险人是否需要支付保险金完全取决于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受益人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真正享有受益权的实质内容——请求给付保险金等债权请求。⑥从理论上讲，保险金请求权是一种以金钱上的利益为标的的权利，具有财产价值，所以保险受益权具有财产权性质。这种财产权性质体现在：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一种既得的、确定的权利，包括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内的任何人不得侵害、剥夺受益人的受益权，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丧失受益权的情形，受益人即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领取保险金；如果此时受益人死亡，受益人的继承人可以继承这种权利。但是，保险受益权并非仅仅以保险金请求权等财产权内容为限，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受益人还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例如了解合同当事人、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了解查阅与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权利，这种知悉保险合同履行情况的权利使保险受益权具有非财产权的性质。
二、保险受益权的范围界定
(一)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
保险受益权是存在于一切保险形态之中?还是仅存在于人身保险，或者死亡保险之中?从中国保险法律中找不到明确答案，理论界对此也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保险受益权仅存在于人身保险中；⑦也有学者认为财产保险中也存在受益权。⑧笔者认为，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取决于保险受益人，因为保险受益权是受益人所享有的权利，哪些险种之中存在受益人，哪些险种便是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各国法律对受益人的规定：美国保险法将受益人界定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⑨我国台湾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是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中国大陆《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依据以上规定可以得出，美国保险法对受益人采取狭义理解，仅将受益人规定于死亡保险中；中国台湾保险法对受益人采取广义理解，认为受益人均存在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中国大陆保险法则将受益人规定于人身保险中。
笔者认为，财产保险与一切人身保险中均应有在保险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受益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他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所指定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够请求保险金给付以及其他权利的权利人。依据民法原理，笔者可以这样理解：受益人是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在保险金请求权方面，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受益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以自己的财产设立保险，保险事故发生后，他们既可以领取保险合同上的利益——保险金请求权；也可以约定由第三人(受益人)领取此利益，对于这种不损害国家、社会、他人利益的私权处分行为，法律不应该干预，并且我们不能排除被保险人不幸在保险事故中同保险财产一起丧身的情况。
⑩依此原理，在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中，同样可以存在受益人，只要被保险人意图通过保险合同在自己身体健康遭受损失时给予受益人一份保障。
(二)保险受益权的权利范围
学界普遍认为，保险受益权是指保险金的请求
权。不同法系对此问题的观点不同，大陆法系认为。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受益权以保险金的请求权为限，而保费返还请求权、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原则上应属投保人所有，受益人不能取得。而英美法系认为受益权包括保险金请求权、保费返还请求权、保单质押权等保险合同上的一切权利。⑾
不容置疑，保险金请求权是保险受益权的主要内容，是受益人利益的根本保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法的规定或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受益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收到受益人的给付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如果保险人未及时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除支付保险金外，还应当赔偿受益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但是，在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这一财产权外，受益人还应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以保障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如受益人应享有知道自己成为受益人的权利、知道自己丧失受益权的权利；了解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其他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知道保险事故性质、发生原因、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的权利等。对于受益人而言，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受益人不需要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就可取得受益权，但是受益人并非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为协助和促使各方当事人履行保险合同，受益人在行使受益权时，也必须履行一些法定的附随义务。如保险事故发生时的通知义务，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义务及时通知保险人，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再如，保险事故发生时的证明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时，有义务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以便于保险人理赔。
三、保险受益权的变动分析
作为一种权利，保险受益权也存在由于某种事实而导致权利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各种运动状态。保险受益人基于其受益人的身份而享有受益权，故受益权变动问题就是受益人身份的变动问题。
(一)保险受益权的产生
理论界认为，受益人可以由指定、推定和法定而产生。中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这是受益人的指定产生方式。指定受益人属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行使指定权的主体在指定时只需要通知受益人，而不需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受益人产生的方式中，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⑿中国台湾《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有疑义时，推定要保人为自己利益而订立，⒀这是受益人的推定产生方式，中国保险法律没有确认受益人的推定产生方式。
目前理论争议较大的是受益人的法定产生，有些学者依据中国《保险法》第64条认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其法定受益人。⒁但是笔者认为，此条并不是关于法定受益人的规定，原因有二：(1)法定产生是指不需要当事人的约定而由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第64条在语言上并没有明确认定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就是其法定受益人。(2)依据法理，笔者对第64条作如下理解：如果被保险人死亡，并且无法确定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时，保险金应当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那么保险金应当按照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分配。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受领保险金后，应当在受领限度内偿还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但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在受领保险金后却没有此项义务。如果把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当然的认定为受益人，将会引起遗产分配时的纠纷，所以不能把两者简单的等同起来。鉴于现实中确实存在无法确定受益人的情况，笔者建议在保险法中增加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定。
(二)保险受益权的变更
受益权的变更是指享有受益权的主体发生变更。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而意欲改变当初所指定的受益人，法律允许这种变更，但是这种变更仅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保留变更权的情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时已经以明示方式放弃此变更权，那么，此时受益人已经成为不可撤销受益人，其权益受法律保护，未经受益人同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能变更受益权的主体。
学界普遍认为变更受益权的权利主体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中国《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照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被保险人才是变更受益人的决定权人，变更受益权的权利主体应限于被保险人。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应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诚然，为保证合同履行，保险人有权利了解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变动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如果保险人在接到变更通知后未在保险单上做批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行为还有效。为消除保险业务操作中的混乱，笔者建议删除“保险人应为批注”之规定。
(三)保险受益权的消灭
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自身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保险受益权消灭，具体而言，以下5种情形可导致受益权消灭。
1．受益人放弃受益权。受益人因法定或指定权人的指定而取得受益权，对于受益人而言，其权利的取得为当然取得，指定权人无须征得受益人的同意，只须履行通知义务即可。既然是一种权利，受益人就有放弃的自由，受益权于受益人放弃时消灭。受益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取明示方式放弃受益权，即受益人以书面形式向保险人明确表示放弃受益权。也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以不领取保险金的不作为而形成受益权的默示放弃。⒂
2．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死亡。前已论述，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所享有的仅仅是一种期待利益或者期待权，这种利益或者权利是由特定身份的主体所享有，不能成为被继承的客体。所以，保险事故未发生时受益人死亡，其受益权随之消灭。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在保险合同中，受益人无须支付任何对价即可享有保险受益权，但是如果受益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其受益权依法丧失。依据中国《保险法》第65条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和故意杀人行为是受益权丧失的法定情形，保险人可以因此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实践证明这条法律规定存在不妥当之处。在被保险人指定数人为受益人时，如果其中之一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保险人往往依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拒绝其余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倘若如此，善意受益人的受益权将因违法受益人的行为而被剥夺，这样既损害了善意受益人的权利，也有悖于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初衷，于法于理皆不公平。为规范现行立法，兼顾保险人与善意受益人的利益，笔者建议对中国《保险法》第65条作如下修改：删除第一款中的“受益人”；将第二款改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保险人对其他受益人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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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beneficiary）是指保险契约约定的，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也就是被指定领受保险金的人，又称保险金受领人。我国《保险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通常享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可以指定自己或第三人为受益人。在指定他人为受益人时，保险合同就是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我国保险法受益人的专门规定主要有：（1）第21条第3款对于受益人含义的规定；（2）第60条一62条关于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3）第63条，保险金列入遗产的情况；（4）第64条，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以及保险人免责的规定。
本文主要就以上这些规定之漏弊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受益人的指定
我国《保险法》第60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该条是对指定受益人的具体要求，在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怎样处理
我国《保险法》第63条第一项规定，没有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该条如何正确理解，可以有两种思路：
1.受益人为被保险人；
2.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如果认为受益人是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则保险金就会不参加被保险人的债务承担。继承人与受益人是不同的，受益人对于保险金的领受是不附带条件的，他不负责在保险金的额度内对被保险人的债务进行偿还；而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有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进行偿还的责任。根据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保险金是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的，而我国对于遗产的认识有这样两点：第一，遗产属于继承人共有。因此在遗产分割前，保险金与其他被保险人生前所留财产一样属于继承人共有。但我国的遗产原则包括继承或总体继承，也即，遗产既包括遗产权利也包括遗产义务，因此，在遗产分割之前要先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这里，若保险金进入被保险人的遗产，则保险金是需要负担被保险人债务的。
（二）指定受益人为继承人怎样处理
实践中还多有在受益人栏中指定“继承人”为受益人的。具体怎样处理，可以有这样几种思路：（1）保险金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2）保险受益人为记载之时被保险人的继承人；（3）保险受益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继承人；（4）考究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来确定。
日本判例和通说为第三说。笔者认为，该说可采。因为，如果采第一说，则有悖于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因为果若此，他会在受益人一栏中填写自己，或如上述
（一）所述，将受益人栏空白。
若采第二说，也与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不符，因为此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大都希望保险金可以减轻其去世后继承人等的经济负担，为其后代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在指定受益人到被保险人出险这段时间内，继承人的范围是变化的，如原来有继承权的人发生死亡，或者新的继承人出生等。因此第二说不可取。
采第四说是科学的，从根本上探求被保险人的意思也是合理、合情的。但是，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标准在哪里？谁来提供证明其真实意思的证据？这些都很难判别，因此，适用起来是行不通的。
惟有第三说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从情理上是可通的。那么，这里的继承人是遗嘱继承人还是法定继承人呢？应该说，在指定遗嘱继承人可以受领保险金时，实际上遗嘱继承人是受益人，保险金当然归其享有；但是，如果遗嘱未明确指明遗嘱继承人可以继承保险金，则保险金属于法定继承人享有。
那么，继承人被指定为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是否先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处理，而后再归继承人共有？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应与上文受益人栏空白的情况有所区别，指定受益人是继承人的，继承人在保险中的地位就是受益人，他对保险金的受领权是专有的，受益人（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财产是原始取得，而不是一般继承情况下的传来取得，因此，保险金不承担债务。当然，如果这时的法定继承人不是一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61条第2款的规定“受益人为数人的，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因此，保险金应由继承人均分。
另外，除了经常出现上述法律适用问题外，指定受益人中还存在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在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2款中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在指定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时是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的。这在法理上称为“预想外型隐含漏洞”，即依据法律条文所使用词语的意义，涵盖了本不应该涵盖的某种事件，而此隐含漏洞之产生，是由于该种事件超出立法者或准立法者的预想之外。对该漏洞进行补充的方法是进行目的性限缩，即将由于立法者疏忽而未排除在外的法律条文不应涵盖之某一案型排除在该法律条文适用范围之外。因此，这里只能将第2款的适用限定在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
二、关于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我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两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该条两款规定引发的问题有：
（一）受益人非出于获得保险金的目的而伤害被保险人时，是否也当然丧失受益权
从立法规定的旨趣来看，该条第2款主要是为了防止受益人为获得保险金而引发道德危险。但是，如果受益人不是出于获得保险金的目的而伤害被保险人时，是否也当然丧失受益权呢？对此我国保险法没有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应该认为丧失受益权。
（1）虽然解释上认为该条主要宗旨趣在于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但是，法没有明文禁止剥夺其他动机下伤害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的受益权，这样，应该认为立法是不区分受益人的动机而做出总括规定的。（2）防范道德危险重在道德标准的衡量，由此剥夺了为获得保险金而伤害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的受益权；法律还有一个合法与非法的衡量，还有公序良俗和公共秩序的标准，虽然不违背道德标准而不以获得保险金为目的，但是伤害被保险人是有违公共秩序的，是应该禁止的，法律上需要惩罚，而惩罚最直接的措施是剥夺受益权。（3）国外立法基本上也采剥夺受益权说。例如，日本将保险金受领人致被保险人死亡列为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之一。美国立法和判例也认为，暴力杀害（feloniouslykilled）被保险人的受益人无权获得保单收益。“
（二）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若受益人为一人，该如何处理？如果受益人为数人，其他受益人是否也无权再要求保险人进行保险赔偿
（1）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视为未指定该受益人。笔者称其为清除受益人说。该说为德国说。这样，在受益人为一人时，其后果为受益人栏空白；在受益人为数人时，全部的保险赔偿金由其他受益人享有。
（2）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保险人免责；但若还有其他受益人的，则保险人应向其他受益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余额。笔者称其为受益人一人时的绝对免责说。该说为日本说。日本判例也采此说，认为杀害被保险人而获得保险金非公益所欲，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与要求保险事故偶然性的保险特性不符。这样，保险受益人为数人时，保险人免责的范围仅限于杀害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的受益份额部分。该说要求指定受益人必须慎重，指定一人为受益人时尤其需要慎重，因为保险人可能全部免责。
（3）保险人完全免责。笔者称其为绝对免责说。这是我国《保险法》第64条的观点。该条规定的是保险人免责事由，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则保险人可免责，即免除支付保险金的责任。
（4）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保险人仅对该受益人免责，但是，对其他权利人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笔者称其为仅对受益人免责说。我国《保险法》第63条采此说。该条规定，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的，又没有其他受益的人，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该条的解释层次如下：
1.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是指依据我国《保险法）第64条第2款的规定，因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2.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如果还有其他受益人的；则保险人对其他受益人进行赔付。如何进行赔付，规定在我国《保险法》第61条第2款中：受益人为数人的，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这样，保险人应该向其他受益人赔付其应该享有的受益份额。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的，又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列入被保险人的遗产。消除受益人说强调对受益人利益的维护，对保险人来说是最为严苛的。即使有受益人违法犯罪，他仍然不能免除保险赔偿的责任。这从公平的角度讲是不通的。
绝对免责说与清除受益人说完全对立，强调严格防范道德危险，如果没有受益人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保险事故，也就不会出现保险赔偿，因此，保险人根本就不会承担责任，所以要求保险人免责。
仅对受益人免责说和受益人一人时的绝对免责说都是比较折中的观点，其中仅对受益人免责说的成立引发了一个规范冲突问题，即我国《保险法》第63条和第64条的规定间存在着冲突，这在法理上称为“法律漏洞”，是“冲突型漏洞”，又称“不能化解的体系违反”。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法律处理，笔者认为，应本于事物的本来要求，也即从合理的角度出发进行处理。依照《保险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只要有一个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保险人就可以拒绝赔偿，包括对其他无辜受益人的赔偿，而不管他如何引用其他条款来对抗这一规定。但是，此规定过分突出了对道德风险的预防，相对而言，仅对受益人免责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笔者最赞成受益人一人时的绝对免责说。因为保险合同是一个双务合同，强调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不能过分保护投保人与受益人一方，也不能偏袒保险人，要在二者的利益天平上寻找合适的支点。在受益人的指定上，如果只指定一个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的机率是最高的，而指定是由投保人一方进行的，他也就必须承担自己的指定发生的后果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风险。因此，在其指定的受益人出现法律上的受领失败后，而这种失败是由他指定的受益人直接造成时，他应该承担这种后果，不能再让他通过其继承人享受任何权利，法律给他的机会在此已经穷竭。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保险法关于受益人的有关规定应该尽快完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第63条和第64条之间的冲突问题。而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了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情形，却没有将保险人免责的条件类型化。在受益人的指定中，除现有对投保人可以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外，还应该专门明确投保人对保险事故可能进行的影响及投保人的行为与保险人的责任承担之间的牵掣关系。
注释：
①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113页。
②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384页。
③郭明瑞、房绍坤编著：《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98～199页。
④当然，这里必须考虑的是，如果存在遗嘱，遗嘱确定的遗嘱继承的财产则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共有。
⑤这里所说的继承人是法定继承人。
⑥郭明瑞、房绍坤编著：《继承法》，法律出版杜，1996年10月版，第210页。
⑦[日]仓泽康一郎：《保险法通论》，三岭书房，1982年12月版，第131页。
⑧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8、29页。
⑨见《日本商法》第680条。
10.RonaldA.Anderson，IvanFox，DavidP.Twomey，BusinessLawandtheRegulatoryEnviron-ment，15th.Ed，Souty—WesternPublishingCo.1993，P724.
11.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70条第2款规定，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产生未指定其为受益人的后果。
12.《日本商法》第680条规定了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其第1款第2项规定的事由为，保险金额受领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但是，如果该人应受领保险金额之一部分时，保险人不得免除其支付差额的责任。
收益法论文范文4
摘要：针对企业研发项目的特点，提出企业研发项目质量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并指出应协调项目质量、成本、进度三者的关系，使企业在提高研发项目质量中获得显著的收益。
关键词：企业；研发项目；质量管理
1企业研发项目质量管理的意义
企业研发项目质量不仅直接影响项目本身的效益，其中的产出物质量将带入其后的生产运营中，对企业的产品、技术、效益、形象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企业研发项目不仅具有一般项目所共有的目的性、独特性、一次性、制约性，更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因此，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更应加强质量控制，通过质量投入来保证工作质量和产出物质量。
2企业研发项目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研发项目的质量是在研发过程中形成的，靠研发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质量来保证。通过对项目的时间、成本、质量、风险等实行综合有效的控制，达到项目的期望值，不仅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增加了市场竞争力，而且使企业在项目中的投入更加经济、高效，从而保证利润最大化。
一个研发项目的管理属于现代项目管理的范畴,其质量管理一般由质量计划、质量保障、质量控制、质量改进等系统组成。
2.1质量计划
质量计划的编制包括确认与项目有关的质量标准以及实现方式。将质量标准纳入项目设计是质量计划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质量计划编制过程中，要重视项目可行性研究。因为可行性研究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项目在技术上、经济上和生产布局上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作出方案比较，从而选择最佳方案作为决策、设计的依据。使项目的质量要求和标准符合业主的意图，并与投资目标协调，使项目与所在地区环境相协调，为项目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创造良好的运行条件和环境。由此可见，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直接影响项目的决策质量和设计质量。
2.2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是以保证质量为目标，致力于对确保产品达到质量要求而提供信任的工作。质量保证包括对整体项目绩效进行预先的评估以确保项目能够满足相关的质量标准。质量保证过程不仅要对项目的最终结果负责，而且还要对整个项目过程承担质量责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企业研发项目，质量保证应从项目内部管理做起，即促进项目团队合作、加强凝聚力，树立团队信心、激发成员创造性。其次，强调过程改善，进行过程评价，达到早期预防的目的。在评价过程中，可组织与项目有关、但不直接参与或对项目不负直接责任的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以期及早发现项目中的问题，防止和识别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
2.3质量控制
项目质量控制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范围涉及质量形成的各个环节，其目的是确保项目质量能满足质量要求。质量控制就是监督项目的实施结果，将项目的结果与事先制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比较，找出其存在的差距，并分析形成这一差距的原因。
质量控制包括监控特定的项目结果，确保它们遵循了相关质量标准，并寻找提高整体质量的途径。这个过程与质量管理所采用的工具和技术密切相关。质量控制应贯彻“预防为主”与“检验把关”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动态控制的方法和技术。
质量控制包括三点：一是对那些可能引起项目质量变化的因素进行控制（事前控制）；二是对质量实际情况的监视、质量误差的确认和采取纠偏措施，以消除质量问题（事中控制）；三是吸取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质量管理工作（事后控制）。
加强过程控制，保证项目质量。过程控制是质量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保证研究过程的质量，才能确保最终研发项目的质量。对项目质量计划应监督实施，验证效果。检点放在对质量计划的监督检查上。检查部门要围绕质量计划对项目组进行监督和指导，项目负责人要经常对质量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符合性和有效性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项目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2.4质量改进
项目管理是开放的、连续的，为了提高过程的效果和效率，须持续改进过程，改进的目的是不断满足项目需求。项目质量改进的重点应该放在管理过程改进上。方法是：第一，建立清晰的、标准化的、系统的过程和指令，并且在项目组织内强制执行。使每个过程都能不断改进自己和相关活动的质量。第二，项目组织要经常进行自身评定、内部审核，并考虑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每一项目都有接受和拒绝的可能，不被接受的工作需要重新进行。在企业中，这种返工会造成试验原材料的消耗，甚至使生产中断，因此更应慎之又慎，推行项目质量管理可使返工的工作大大减少。
3协调好项目成本、进度、质量之间的关系
企业开展研发项目的目的虽然是技术进步,但成功的标准仍然是以商业性的经济效益为主。因此应综合考虑项目的成本、进度、质量三要素。质量、进度、成本管理是整个项目管理的三大约束目标，只有将三者进行最佳的组合,才能实现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的统一，才能达到质量高、进度快、成本低的目标。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很好地统一起来，对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全面实现企业目标，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企业研发项目的质量成本是指研发项目生命周期内所有质量活动所发生的关联成本，也可理解为开展项目质量管理所需的开支。相应的，质量成本管理应注重体系建设、加强成本分析、不断优化结构、严格成本控制,以一定的质量成本形成良好的质量收益。
项目进度控制与质量控制、成本控制一样，是项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实现项目管理目标的主要有效途径。项目进度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控制，对保证项目的质量和成本有直接的影响，科学而符合要求的进度，有利于控制成本和质量。
4结语
研发过程的质量是影响项目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提高研发项目质量获得的收益是非常显著的。它在保证研发项目成果质量的同时还将加快项目开发的进程，节约开发成本。高质量的研发过程是提高研发项目业绩的一个关键变量，研发活动的计划和决策的高风险性、研发收益评价的长期性、研发人员创造性协调的困难等特征，是研发项目进行质量管理困难的原因。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可充分发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质量观和责任感，自觉地以工作质量确保项目质量，促使质量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促使质量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卢向南,白思俊.项目计划与控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陈卫军,何有世.试论面向产品创新的质量成本控制［J］.商业研究,2003,264.
［3］杨列勋.R&D项目评估研究综述［J］.管理工程学报,2002,13.
收益法论文范文5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存在争议与疑难的是，有权出售增值税发票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
1.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发售发票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不合格的纳税人或其他人发售发票的行为是否是本罪主体，能否成立本罪关于这一主体构罪问题，理论上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论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达到法定标准均应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同一观点者认为，本罪的主体，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合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者，非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者以及负责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三种。又有人认为本条所说的“非法出售”行为人，既包括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出售的行为，也包括其他任何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又有人把本罪主体具体分类为四类人或单位：一是有权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二是合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三是非法取得发票的单位或个人；四是以其他方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而持歧义见解的学者认为，在实践中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主要是指无权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笔者以为，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原则上包括有权出售的单位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无权出售主体的单位或自然人，即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包括在其中。但是，在具体构罪中，这种犯罪主体未必均在非法发售增值税发票活动中均成立本罪。因为在我国刑法规范的税收犯罪中，除了一般规定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外，还特别对税务机关人员另行设置了税收职务犯罪，即刑法第405条规定的徇私舞弊罪。这一规定属于税收职务犯罪的特别法，因此，在刑法第207条与405条竞合的情况下，必然优先于普通法，故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未必均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是要注意刑法是否对某种特殊身份主体作了单独定罪的规定。上述第一种观点把本罪的主体所应构成的犯罪绝对化是错误的。上述第一种观点把税务机关滥用职权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拘任何动机和目的，均一律认为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看法，是把税收犯罪职务主体的履行发售发票行为的构罪绝对化，是不顾立法的实际规范的一种错误认识倾向。而第二至第四种观点虽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样把税收职务犯罪主体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绝对地定为本罪，但是，其把税务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也认定为成立本罪，即把税务工作人员亦视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这是欠妥的。而上述第五种观点把有权出售的税务机关排除在本罪的主体之外也是不妥的。首先，即第五种观点看，其把税务机关摒弃于本罪主体之外，则税务机关为自身利益或地方利益而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完全不受到刑法的管制，是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从近几年来发生的上百亿元的重大税案看，无一不是由税务机关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如果不是税务机关的滥用职权行为，上百亿、数百亿的国家税收损失就不可能如此频频出现。因为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售是有严格规定的，作为职能机关应依照该类发票的管理规定，合法发售发票，以有效地发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功能。有的税务机关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的恶习作怪，随意降低发票领购资格，任意滥售发票，造成极大危害。如“金华税案”中的金华县国税局，为了引税，获取地方非法利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的一般纳税人，不经审查，实行“先上车，后买票”的作法，放宽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使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泛滥成灾。“南宫税案”和2001年发生的更大的“潮阳税案”更是一个个滥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这些行为均出自有权出售发票的国家税务机关，如果不对这些滥用职权的机关追究非法出售发票的责任，则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类犯罪的发生，故税务机关在此种情况下应成为本罪的主体。
也许有人会以为，将国家税务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缺乏法律依据。笔者以为，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国家机关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只要有法律规定其实施的行为为单位犯罪，则任意国家机关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是不为怪。既然刑法分则已规定单位犯罪刑法第207条之罪的，就以罪治之，那么，税务机关实施了上述行为就可以无条件地承担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任意一个税务局的犯罪行为代表的只是税务机关的一小部分，代表不了国家税务机关整体形象，因此，不存在不可追究的问题。实践中国家检察机关可以成为单位受贿罪的主体，为什么税务机关不可以成为税收犯罪的主体呢因此，所谓税务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缺乏法律依据的担心是多余的。
然而，税务机关能否适用特别法定罪处罚呢﹖即适用刑法第405条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呢﹖按照第五种观点持有者的主张是应加以适用的。该论者认为，刑法第405条所指的“办理发售发票工作”显然包括而且可以说主要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向不符合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有部分是错误的。因为该法条所指的办理发售发票工作是由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来修饰的，而不是由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修饰的，因此，本条规定的只是税收职务自然人主体的非法出售发票行为，不包括单位主体。故如果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有权出售的税务机关所为的，则只能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不能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以徇私舞弊出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关于这一点，我们再考察税收渎职罪的本质就可以得到印证。渎职罪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专有职务犯罪，其管制的是公务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忠实性，是对严重不负责任，亵渎国家机关尊严和威信的行为的惩治，国家机关本身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故单位犯罪行为，即税务机关实施徇私舞发售发票的行为只能由个别种类犯罪来加以规范，刑法第405条是无法管制的。同理，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也是不能成立的。故税务机关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给国家税收造成重大损失的，也只能以本罪定罪科刑。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票工作中随意向不合格增值税发票领购主体发售发票就必然以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呢﹖笔者以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既然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发售发票中，可以成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也可以成为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的主体，那么，我们在适用刑法惩治这一发售发票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时，就要注意考虑其行为符合哪一个犯罪的主观特征，如果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售发票的行为是基于徇私舞弊的主观动机的，则行为人的发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成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如果行为人故意发售发票的行为动机是基于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意，或者对税务机关领导的不满而为的，则行为也直接适用个别法的规定，成立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另外，如果出售行为人是与领购非法人相串通而发售的，则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罪的共犯。但是，这种有特殊身份主体的共犯，尽管是实行犯，只要行为的实施是利用了职务之便的，则亦不能与不法发票领购人一起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是发票领购人随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一起成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或者应当分别定罪，即税务机关人员成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而发票领购人成立非法购买发票罪。关于这种定罪的根据，本文第2个问题将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二、共犯的构成争议问题判辨
1.行为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的，仍然向其出售的行为的定性。
行为人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故意非法出售的情况，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上可能有两种故意形式。一种是直接故意出售，另一种是间接故意出售。对于这两种故意心理状态，是否均认定其成立共同犯罪呢﹖这是需要认真判辨的。
笔者以为，行为人在直接故意状态下成立片面帮助犯，应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而不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主观上只有一个故意，客观上只有一个非法出售发票的实行行为，而上述行为人除了具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外，更重要的还有故意帮助购买人，为其虚开发票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心理状态。因而，该行为人不仅存在了非法出售发票的故意，而且同时还具备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和客观上为虚开发票的行为人提供了犯罪的帮助。这符合了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人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2）片面帮助犯作为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是共同犯罪者之间没有共同的犯罪协议；其次，只限于一个共犯知道另一个共犯者的故意和行为的犯罪性质而协力于该犯罪。而上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如果此时行为人对购买人的虚开行为存在希望态度，即希望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赚到更多的钱，而对其非法出售十分有利，于是，有意便宜出售，暗中帮助购买人，促使其多虚开而多购买，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些心理态度却不为购买人所得悉，不知其有意从中帮助，故行为人的这一行为及其所赖于存在的心理状态，符合了片面帮助犯的构罪主观要件。（3）行为人的非法向购买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只是为虚开发票的行为的提供便利、加速虚开行为完成的帮助行为，不与实行犯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因而，符合缺乏共同犯罪故意并协力于他人的犯罪的片面帮助犯的客观特征。
理论上有人不承认“片面共犯”的存在，并对承认片面共犯者的主张视为“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否认“片面共犯”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否认片面共犯理论，则很难把片面帮助犯与犯罪联系起来，也很难得出片面帮助者构成犯罪的结论。
对于持第二种心理状态的人，即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但对此放任不管，仍然非法将增值税发票出售的，是否成立片面帮助犯﹖笔者以为，成立共同犯罪一般是希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发生，只有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可由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构成。因为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少见的，它们不过是共同犯罪的特殊情况，故司法实践一般不认为放任形式的故意罪过成立片面帮助犯。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里对间接故意不成立片面共犯只是一般的，不排除特殊情况下由这种故意罪过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刑法理论上对故意罪过形式不同不成立共犯的情况的认识，只是对故意和过失的不同罪过性质而言，同一罪过形式，仅是意志因素的些许差异，不是排斥共犯成立的必要条件。有的论者认为，从主观方面看，出售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是间接故意；购买人对犯罪结果持希望态度，是直接故意，两种不同的罪过形式是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对刑法理论关于共同犯罪的误解。因为构成帮助犯，从主观上看，希望或放任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结果发生，均是成立的。帮助犯与实行犯之间有无互相的意思联络，并非成立帮助犯的必要条件，只要帮助犯与实行犯有共同的故意罪过，即使是故意的内容有差别，也无碍于共同犯罪的成立。
当然，在这里，肯定间接故意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并不是说承认了行为人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而仍然将增值税发票非法向其出售的行为成立片面帮助犯，而只是特殊构罪情况而言的。因为司法实践中犯罪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统统把明知实行犯要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然向其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认定成立片面共犯，就有可能滥用片面帮助犯的理论，随意扩大了片面帮助犯的范围，使得一些本来不符合片面帮助犯的行为，以片面帮助犯对待，这于司法实践是有害无益的。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发票是用于虚开，仍然向其出售，放任其危害税收发票管理的结果发生的行为，不宜以成立片面帮助犯而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同犯罪，只能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2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不法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人共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的罪质判辨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外部不法分子共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不法人串通以了售牟利为目的而故意违反法律规定为不合格主体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种是为帮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人认为，上述两种情况的行为人应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对此观点持有人认为其行为成立共犯关系是不反对的。但是，对这种共犯关系主张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却持异议。首先，上述两种行为不管是以出售牟利为目的而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好，还是帮助他人也好，行为人在主观心理态度上均是徇私的。因为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以牟利而非法出售发票是为私利的主观动因，而第二种情况以帮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则是为私情。根据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规定，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为徇私情、私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不应发售的发票予以发售，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可见，上述种种行为应按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均符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的特征。
其次，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由特殊主体构成。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发售发票是利用其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的，因而是职务主体之犯罪。按照前面的论述，职务主体实施的利用职务的犯罪，成立的应当是职务犯罪，而非其他普通主体所成立的犯罪。因此，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出售牟利或以帮助他人为目的而非法出售发票的行为只能成立职务犯罪。在判辨其罪质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正视税务人员正是利用了发售发票的职务便利这一点，而只依其行为的客观表现手法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形式的同一性，而忽视其重要差别。特别是由此而得出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的结论。
再次，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不必然在同一定罪论处。依一般原理，共同犯罪是应同罪同罚的，但是，居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某种由特定主体实施的共同犯罪，只能按身份犯的罪质定罪，而不能按非身份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这一点是有司法解释所能证实的。如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可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实施的犯罪不能按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性质定罪。从上述税务人员与他人共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或以帮助他人为目的而非法发售发票的行为看，是利用了税务人员的发售发票之便利条件，因而，依刑法和司法解释最多只能以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的共犯论述。
第四，如果税务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的，而分工合作，各自实行犯罪行为的，则也不能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即双方共谋后，外部人员以虚假材料申报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而税务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售发票，利用了税务人员的特殊身份便利，各自实行了犯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税务人员基于特殊身份而不能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且外部人员的实行行为亦非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两者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沾不上边的，更何谈依此罪的共犯论处呢。
收益法论文范文6
本文论述了自首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和不同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自首的认定，在认定一般自首的问题上，需要把握两个要件，第一要件是如何认定自动投案，而在理解自动投案这个问题上，笔者的观点有七项：1、报案应视同投案；2、投案后又反悔，继而逃走还能否认定投案；3、期间交代犯罪事实是否属于自动投案，应区分四种情形加以认定；4、投案对象对象应当作扩大性理解；5、发觉和形迹可疑含义的准确界定；6、送亲属归案应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视同为自首；7、公安机关根据亲友提供的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是否属于投案；8、犯罪嫌疑人当众犯罪后投案的应分三种情形进行认定其是否属于自首。第二要件是如何认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笔者的观点是：1、如实供述应当是指供述自己的主要的和关键的犯罪事实，不排除犯罪嫌疑人基于自己的认识所作的辩解。2、投案后一直不如实供述，直到二审期间方如实供述的，不应当视为自首。3、投案后一直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二审期间翻供的，不应当视为自首。第二部分是准自首的认定，笔者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被行政拘留、被劳动教养的人，在拘留、劳动教养期间，主动交待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可以成为准自首的主体。二是其他罪行应指不同种罪行，并阐述了什么情形属于同种罪行。
关键词：一般自首 准自首 成立要件
关于我国自首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解决了理论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若干重大问题。但是，从近年的司法实践看，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加上对解释内容的理解和适用方面也不断产生一些认识分歧，需要认真探讨和总结，下面笔者就司法适用中遇到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争议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一般自首的认定
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
(一)关于“自动投案”
根据《解释》的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在这一方面，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案能否视为投案
一般来说，报案和投案并不难区分，但也有例外。
例如：张某和被害人因故发生厮打，厮打中，张用匕首将被害人刺伤，然后到派出所。民警问张有啥事，他说打架了，来报案哩。这时值班民警见他身上有伤，误以为他是被害人，就让其先去乡医院治伤，张某于是就到医院看伤去了。不久，值班民警又接到他人报案称被害人已死亡，张某就是杀人凶手，后才将张某抓获。
对此，有的同志认为，报案和投案是两码事。报案是指向司法机关报告案件的发生，它并不包含投案所要求的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自愿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的含义。上述案例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笔者认为，报案和投案确实不能相互包容，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些特殊环境下报案行为还是可以视为自动投案的。一般说来，能对报案和投案作正确理解的仅止于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和懂法的人，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是搞不懂二者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对于投案自首的认定，要看其本质是否符合法定要件，而不要机械地理解运用，对某些法律用语过于苛求。虽然张某说的是报案，但张某是按照值班民警的话去医院治伤，直至被抓，他如果想逃跑，是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的，但却没有跑。这表明其是基于本人意志而主动地归案，自愿置于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其行为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特征，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
2．投案后又反悔，继而逃走还能否认定投案。
在上述的案例中，民警在不知张某即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让其先去医院治伤，张某在医院得知被害人已死亡，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犯罪后果及将要面临的刑事处罚产生恐惧，不愿再接受司法机关的制裁，思想发生了转变，于是从医院逃走。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投案，因为在投案这个过程中，虽然犯罪嫌疑人开始确实向曾公安机关投案，但由于接警人处警不当，没有问清详细情况，让犯罪嫌疑人先去治伤，而犯罪嫌疑人在医院思想发生转化，拒绝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进而逃走，他后来逃走的行为决定了他已不具备投案的基本要件。
3、“”期间交待犯罪事实，是不是自动投案
所谓“”，一般是指党的纪检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或发现问题时，责令身为党员的被查处人在规定的地点和规定的时间内，如实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违法乱纪问题。由于纪检部门不是司法机关，因此，被查处人在被“”期间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在实务界就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
笔者认为，“”措施虽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但该措施却具备了这种强制措施的根本特征——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因此，纪检部门在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案件过程中，将其视为准司法机关，其对涉嫌犯罪的被查处人所采取的“”视为准强制措施。但是，在认定投案自首时必须严格掌握，应区分不同情形：一是举报人举报被查处人的犯罪事实清楚，有一定证据的，被查处人在纪检人员出示有关证据后，才不得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二是纪检部门虽事前掌握有事实和证据，但尚未告知被查处人时，被“’’的被查处人主动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三是虽有举报，举报内容，后来经查不实，但被“”的被查处人却主动交待了不为人知的犯罪事实；四是被“’’的被查处人还主动交待了纪检部门和司法机关事前并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第一种情形中被查处人不是自愿交待自己的罪行的，当然不能视为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第二种情形中纪检部门虽然事前掌握被查处人的犯罪事实，但是纪检部门毕竟不是专门的司法机关，对此种情形认定为投案自首，有利于促使被查处人改过自新，可视为自动投案。第三种情形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特征，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第四种情形参照现有司法解释，如果其交待的其他犯罪事实与纪检部门事前掌握的不属同种罪，应当认定为投案自首。
4．对“投案对象”的理解
根据《解释》的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可以是公、检、法、司等机关，也可以是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但是，笔者还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是为了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制裁，也不必苛求其必须要向有关负责人员投案，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出于让别人帮助自己向司法机关报案的目的，而公开向他人告知自己的犯罪事实，希望他人帮助投案，即使该人不是什么负责人，其也应当视为投案。
5．“发觉”和“形迹可疑’的含义
《解释》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司法实践中对于其中的“发觉”和“形迹可疑”的含义不易把握。笔者认为，这要结合具体案件作具体的分析，注意防止理解上的两个极端：或认为“发觉”就是实际掌握，已经获取了该人实施犯罪的充分证据，在此之前均属尚未被“发觉”；或凭直觉认定，感觉某人犯有罪，即视为已被“发觉”。笔者认为，以下三种情形都属于罪行尚未被“发觉”：一是司法机关尚不知发生了该起犯罪；二是知道发生了该起犯罪，但不知系何人所为；三是知道发生了该起犯罪，也知道系何人所为，但不知道眼前的被盘问人就是犯罪嫌疑人。所谓“形迹可疑”，是在这三种情形下发生的，这时的盘问人对被盘问人是否犯罪一无所知，只是从被盘问人的言行举止、周围环境等情况依据积累的工作经验或职业敏感性，判断被盘问人有违法犯罪的可能，上前查问情况，这种盘问带有随意性、盲目性特点。至于被盘问人究竟是否犯罪，可能犯了何罪等均没任何证据。如果有证据表明被盘问人是某案的犯罪嫌疑人，如则不能成立自动投案。①
6．关于亲友送犯罪嫌疑人归案
《解释》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据此，按照犯罪嫌疑人有无投案意图，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即犯罪嫌疑人本来不愿意投案，但经过亲友的劝说、教育，产生了投案的意愿，主动投案或者在亲友的陪同下投案。具体表现如：亲友和犯罪嫌疑人商量好后，犯罪嫌疑人在家或某地等候，由亲友领着公安人员过采将其带走；亲友先将公安人员领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处附近，自己单独前去对犯罪进行教育，待其同意投案后，将其交给前来的公安人员等。第二种情况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即犯罪嫌疑人没有投案意图，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亲友将其送去投案。具体表现一般为亲友将犯罪嫌疑人哄骗、捆绑、灌醉后，送交司法机关。对于这种情况，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持相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既无投案意图，也无投案行为，不符合自动投案的特征，不能视为自动投案。笔者认为，这样理解不符合《解释》的精神。从《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并没有规定亲友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具体方式因此，将亲友用哄骗、捆绑等手段送去投案的排除在自动投案之外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时，从这一规定的前后两种情形的关系上看，也可以表明这一点。第一种情形显然是具有投案意图的情形。如果第二种情形也是犯罪嫌疑人具有投案意图的情形，那么就没有必要予以规定。而《解释》将这两种情形并列规定，就表明后者是对不具有投案意图的情形的规定。而且，将这种情形视为自动投案，会大大有利于教育亲友配合司法机关及时使犯罪嫌疑人归案，消除可能继续危害社会的因素，增强社会安定感，还会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减少侦破刑事案件的成本，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若不把这种情况视为自动投案，则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当然，将这种情况视为自动投案，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以自首论处，如果犯罪嫌疑人归案后主动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构成投案自首；如果其不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则不能认定为自首。
7．公安机关根据亲友提供的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是否属于投案。
犯罪嫌疑人在逃期间，公安机关经过对犯罪嫌疑人亲友做思想工作，其亲友在被动的情况下提供线索，公安人员从而将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的，是否属于送其归案。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毫不知情而又没有投案的意图的情况下，其亲友提供线索的行为属于我们通俗上说的大义灭亲，通过亲友提供线索继而抓获犯罪嫌疑人是公安机关破案的手段之一，此种情形不能认定其为投案，但是属于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的一个酌定情节，
8、犯罪嫌疑人当众犯罪后即投入司法机关的是否属于自动投案
对于犯罪嫌疑人当众犯罪以后投人司法机关的是否属于自动投案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以下四种情况处理：第一，犯罪嫌疑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实施犯罪后，在场的群众处于惊恐之中，没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措施时，自动投向有关机关的，犯罪嫌疑人的投案具有自动性，属于自动投案。第二，犯罪嫌疑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犯罪之后，在围观群众的斥责、敦促之下，自行投向有关机关的。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投案虽然受到了来自周围群众的一定压力，但投案毕竟是其本人作出的选择，也具有自动性，属于自动投案。第三，犯罪嫌疑人在大庭广众之间犯罪后，在围观群众人人喊打、尾随抓捕下投向有关机关的。在这种情况下，是被迫投向司法机关，因而类似于当场扭送，不应视为自动投案。第四，犯罪嫌疑人在当众做案后，并未逃跑，而是留在现场等待公安机关到来，此种情形应当属于间接投案，留在现场等待处理已经表明了其主观上没有逃避司法机关制裁的意图，实际上等同于投向司法机关，当然应认定为投案。
(二)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罪行，即犯罪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犯罪的一切实际情况的总和，包括犯罪的全部活动及其结果。但出于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等客观原因或者生理、心理上的原因，犯罪嫌疑人往往难以作出全面准确地供述，故法律规定，只要能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即可；所谓主要犯罪事实，是指影响犯罪性质和量刑的犯罪事实。
1、“如实供述”的理解
关于“如实供述”，是指实事求是的、客观地将自己的犯罪事实予以陈述。在如实供述的基础上，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性质及刑事责任大小所进行的自我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例如认定被告人犯有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辩解被害人长期欠债不还，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索债，没有犯罪的故意，不构成犯罪。这是被告人基于对法律的不了解和错误认识而进行的自我辩解，应当允许。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为了使将来的判决结果有利于自己，而故意歪曲事实，在关键情节上蒙骗司法机关，为自己开脱的，则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②
2、投案后一直不如实供述，直到二审期间方如实供述的，能否认定自首
笔者认为，首先如实供述成立自首在法律上是有时间要求的，即在一审判决前。其次，这种情况如认定为自首，不符合设立自首制度的立法精神，而且会在事实上出现一审判决前百般抵赖，开脱罪责，二审期间再如实供述，亦能按自首对待，从而得到从轻处罚的不正常现象，增强被告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3、投案后一直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二审期间翻供的，能否认定自首
笔者认为，被告人原来的如实供述，已经是作为直接证据用来定罪量刑了，其二审期间的翻供，是企图使据以定案的证据体系遭到破坏，从而达到逃避法院的审查和裁判的目的，若对其仍认定自首，有违立法宗旨，因此对此种情形不能认定成立自首，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二、准自首的认定
准自首，又称余罪自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特殊自首或特别自首，是指“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的情形。《解释》的这一规定，解决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对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是否存在自首问题的争论，弥补了1979年刑法的不足，对于侦破积案，挖掘余罪，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具体的司法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有待澄清和解决。
(一) 被行政拘留、被劳动教养的人，在拘留、劳动教养期间，主动交待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
笔者认为，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只是行政处罚措施，而不是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被劳动教养也不是被判处刑事处罚，因此被行政拘留、被劳动教养的人不能成立准自首的主体，但他们在被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期间，主动交待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可以一般自首论处。③
(二)“同种罪行”的理解和认定
何谓同种罪行?笔者认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衍为性质相同、罪名相同。关于罪名相同的判断标准，理论界的观点和主张颇为不一，总之，笔者认为“同一基本构成说” ④比较科学和客观，它指以具体犯罪中基本犯的犯罪构成为标准，行为人的数行为均符合同一基本构成的，为触看巳同一罪名；数行为有符合基本构成，也有符合与基本构成相对应的“对应构成”(即从不同角度与基本的犯罪构成相对应的各种犯罪构成，如修正的犯罪构成、加重或减轻的犯罪、选择的犯罪构成等)，也视为符合同一基本构成，作为触犯同一罪名看待。因此，下列情况都属于同种罪行：第一，数行为与具体犯罪的基本构成均相符合的，其罪名名称相同；第二，数行为或与具体犯罪的基本构成相符，或与对应的修正构成相符的，如单独犯与共犯、既遂犯与未遂犯、预备犯等；第三，数行为中或与具体犯罪的基本构成相符，或与对应的加重或减轻构成相符的，如刑法第234条第1款关于故意伤害罪(轻伤害)的基本犯与第2款关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第四，数行为分别与复杂的犯罪构成中的选择构成相符，如制造、贩卖、运输罪中的制造行为和贩卖行为、运输行为都属同种罪行；第五，《刑法》条款中明确规定按某某犯罪“论处”的，如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不满十四周岁的的，以论”，所以奸罪与罪属同种罪行。
注释：
①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②周振想编著：《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资料
①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③祝铭山主编：《中国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