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资本利得税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资本利得税论文范文1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资本利得税论文范文2
应该看到，国际避税和逃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异，运用变更经营地点或经营方式等合法手段，减少甚至免除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论文百事通而国际逃税则是指跨国纳税人违反税法规定，用拒绝申报所得、少报或瞒报所得、伪造账册等各种欺骗手段不缴或少缴税款的非法行为。尽管从各国政府角度看，避税行为和逃税行为都是以逃避税收为目的，都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对避税和逃税，政府的防范措施是不同的，对于避税主要通过对税法和税收协定做出相应修订、补充，杜绝漏洞；对于国际逃税，则是根据有关税法和税收协定进行制裁。所以，跨国公司要研究的是如何合法避税，而不是非法逃税。本文介绍利用毛里求斯作为避税地的相关情况，以期对跨国公司合理避税及加强对国际税收的认识有所帮助。
一、毛里求斯作为避税地的优势
毛里求斯共和国地处印度洋，其财政年度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税收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出口加工业、制糖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和信息通讯业是它的五大经济支柱；该国金融保险市场是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经批准可以在该国注册营业；银行利率放开，由各商业银行自行决定。作为避税地，毛里求斯有其独特的优势，从而受到税务筹划专家的青睐：
1、稳定的政局和宁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2、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畅通无阻的公路网，可靠的水电供应，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先进的航运条件；
3、精通英语和法语的专业人士；
4、没有外汇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稳定的货币汇率；
5、政府大力支持，鼓励投资，为新建的离岸贸易中心和自由港提供便利；
6、与欧、美、非各国良好的贸易关系——优惠的国外市场准入条件：（1）欧盟。毛是《洛美协定》成员国，根据该协定，毛产品向欧盟出口享受无配额，免关税的待遇。（2）美国市场。2000年9月生效的《非洲法案》为毛纺织服装产品敞开了美国市场，毛对美国出口纺织品有关税，有配额，但配额每年都用不完。（3）日本、澳大利亚、瑞士、挪威等国给予毛普惠制优惠关税待遇。（4）毛是东南非洲共同市场(COMESA)的成员国。COMESA有20个成员国，全部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5）毛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成员国。SADC有14个成员国，成员国之间逐步取消贸易壁垒。只要符合原产地的有关规定即可免配额限制、免税进入欧盟、美国、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
7、在毛里求斯进行最简单的企业注册约200美元，毛里求斯不会对注册该国的企业征收资本利得税、收益税以及遗产税；
8、有完善的免双重课税协议网络。与下列国家签订了免双重课税协议：印度、卢森保、中国、德国、法国、印度尼西亚、奥曼、巴基斯坦、英国、马来西亚、意大利、瑞典、南非、马达加斯加、新加坡、瑞士等等。这使得在毛里求斯注册的企业得以“合法避税”；
9、虽然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的“避税天堂”，但毛里求斯始终奉行国际通用会计准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从未被国际社会列上“避税黑名单”的地区。
二、利用毛里求斯进行税收筹划的途径——两类境外公司的介绍及比较
毛里求斯于1992年颁布其境外公司法。毛里求斯境外公司的发展导源于1992年印度开放外资直接投资印度之货币市场，由于毛里求斯与印度签有租税协议“TheIndo－Mauritiandouble－taxationagreement”，因此吸引了许多美国及欧洲的大公司,想藉由此协议减低印度45％的资本利得税及分离课税。毛里求斯当局有鉴于其境外公司之发展过度依赖与印度的租税协议,若要进一步发展其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们必须加强与其它国家的关系,1995年毛里求斯与中国签订租税协议，藉由此协议，可将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利得及利息所得税降低。1996年毛里求斯又与卢森堡及新加坡签订租税协议，与越南及阿曼进行租税协议洽谈。至此，毛里求斯已奠定其区域性金融中心稳固的地位。
（一）主要公司立法。2001年12月1日通过新法——TheCompaniesAct2001，1984年公司法与1994年国际公司法已经失效。新的公司法模仿新西兰公司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以适应毛里求斯的法律和商业环境。新法为公司信息的使用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加有效率、有针对性的、友好的法律框架；2001新公司法适用于毛里求斯境内所有公司。
（二）两类境外公司。毛里求斯应用于国际税务筹划的境外公司可分二类：环球商业公司一类（简称GBC1）、环球商业公司二类简称GBC2）。二者皆是境外所得免税。GBC2和英属维京群岛国际商业公司相似。就税务而言，GBC2属非居民公司，而GBC1属居民公司。GBC2完全豁免公司税，且无股息扣缴税，是控制各类资产、进行各类贸易及经营国际业务的理想选择。若要享受毛里求斯与其它国家所签订的租税协议的优惠，则须选择GBC1，且每年需将公司经会计师签证之税务报表呈交给当地政府备查。
1、环球商业公司一类GBC1。GBC1的用途与运用非常广泛、灵活，其中的一个用途是从公开市场取得资金。它的特性有为投资者提供保护，例如每年经审计过的财务报表要备份给毛里求斯境外商业活动监管局留底。
（1）税率规定：在1998年7月1日以后取得执照的海外公司，公司所得税率为15％。但是1996年7月所得税规章制定中，境外来源所得与国外所缴的税可作抵扣毛里求斯所得税之用，如此一来实际税率费用便大大减低。
（2）优点：此类公司形态可用来取得毛里求斯与多国所签之租税协议。
（3）缺点：a.需保留公司会计资料与相关文件在毛里求斯的注册办公室；b.不可与当地居民交易或生意往来；c.不可用毛里求斯货币－卢比交易；d.不可拥有位于毛里求斯的产业或持有当地公司的股份；e.不可发行“不记名股票”与“无面值股票”；f.每年举行年度会议；g.须提供年报；h.公司会计资料或相关文件需经专业性审计并有会计师签证报告并做税务申报。
2、环球商业公司二类GBL2
（1）GBL2是依2001年出台的公司法成立，持有二类环球商业营业执照，并以外国货币交易的私人企业。在税收意义上，GBL2是非居民公司，不能享受双重税收协定的好处。新晨
（2）优点：a.低维持成本；b.不强制每年举行股东或董事会议；c.每年不须办理税务申报及申报财务报表；d.股利发放无须扣缴；e.有些商业纠纷适用国际法处理，利于保障毛国外投资者权益；f.运用毛里求斯公司从海外投资，如产生国际纠纷，不会损及个人资产或是母公司的信誉，其商业法律纠纷仅止于其毛里求斯公司。
3、二者的比较（见表）
三、毛里求斯路线的使用举例
资本利得税论文范文3
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论文关键词：证券;印花税;股息税;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
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资本利得税论文范文4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资本利得税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价值目标；立法与完善
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再次修订，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从2008年3月1日起施行。虽然所修订的内容仅仅局限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部分免征额的调整，但其所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2005年的那次税法修订。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法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总体来说新税制运行平稳，纳税主体范围有所缩小，并强化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制度，税收收入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然而随着个人所得收入的增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又在不断地增加，工薪阶层再次成为个人所得税最主要的纳税主体。使本来是对富有者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在实践中变成了大众税，从而引起人们对个人所得税法的普遍关注和质疑，个人所得税究竟是调节了谁?除此之外，涉及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功能课征模式、纳税主体及范围、税率与减免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多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中并未得到体现，因此，许多专家纷纷表示，个人所得税法的几次修改仅仅是局部微调，要制定一部科学、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现状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制定于1980年，最初的个人所得税全年税额只有10余万元，在我国财政收人中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93年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时全年收入额也只有40多亿元。1994年实施新税制，个人所得税收入开始逐年迅速增长，当年为72．7亿元，但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已经达到了1737．1亿元，成为全国第四大税种和许多地区仅次于营业税的第二大税种。2005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历史性的突破了2000亿元，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不仅没有减少，2007年则达到了3184．9801亿元，对缓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财政紧张状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使税收的效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但在个人所得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效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和公平收入的功能却被大打折扣，与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初衷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如果说1980年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条件下对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人进行征税的需要，符合国际惯例，而在随后颁布的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条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条例则是为了调整社会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财政收入，前者应是主要目的。1993年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调节社会分配，其中财政功能应该说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且经过十余年来的运作，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功能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效率优先的实际效果，公平分配的价值功能已退为其次。从有关资料统计来看，2001年～2003年我国平均来自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已达50．93％，甚至有些地区已高达70％甚至80％。在纳税人数上也由1998年的1．09亿人次达到了2004年的2．6亿人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一方面是真正拥有高收入的人并没有多缴税。2001年在我国的7万亿元存款中，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的存款，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足10％。2006年实行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申报制度，但从已申报人员的结构上看，仍然由工薪阶层“唱主角”，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仅占少数，而被列为高收入人群相对集中的行业，申报人数也相对较少。据统计，北京市高收入集中的海淀区高收入者纳税比重仅占总额的8％；广东省高收入者的纳税比重也仅占省内纳税总额的2．33％。当然，这不只是北京和广东的个别现象。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国税局1999年统计，5％的富人缴纳了约55％的税收，最富的1％的富人缴纳了19％的所得税，55％的较低收入的人口缴纳的所得税只占所得税总额的4％。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我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可见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重点并没有放在调节高收人上，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富人税”，而在很大程度上却象是一个“工薪税”，或者说是一个“准工薪税”。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拥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个人所得税且走过了“富人税”到“大众税”的历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就“基本到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其中固然有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增加的合理成分，但个人所得税本身的设计缺陷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所得税最初产生于英国，因战争而设，最初开征的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因此有“战时税”之称。
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其所具有的聚财和调节收入的功能而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并得以推广。公平原则逐渐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被加以确认。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之初应该说是主要采用公平原则，其目标模式的选择是采用公平原则以调节个人收入，实现社会公平。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成为现阶段我国最有影响力的税种之一，个人所得税目标模式的选择已经严重影响了该税的发展和走向。
二、当代税制原则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税制改革，而且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其中税制原则的变化趋势有如下几方面：
(一)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
凯恩斯主义极力主张税收全面介入生活，坚持国家税收干预经济的思想被20世纪80年代税制改革中寻求减税对经济适度干预的倾向所代替。如普遍降低所得税税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税收优惠等。这些都意味着政府放弃利用税收对经济和社会以及对居民和企业经济选择的干预。
(二)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始终是一对难解的矛盾，一般而言，要么强调公平牺牲效率，要么强调效率牺牲公平。实行累进税制有利于促进公平，但效率较低；实行比例税制效率较高，但有失公平。在2o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政府寄希望于通过税收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对累进税制极为重视，尤其是个人所得税，不仅最高边际税率非常高，而且累进档次多达十余个。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滞胀时期，失业率和通胀率剧增，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降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05％，法国为2．3％，联邦德国为1．65％，英国为1．15％，日本为3．7％，意大利为1．8％，这比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低得多。面对这种情形，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已显得力不从心，而各种反凯恩斯学派的非主流学派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等新经济自由主义乘机而起。这些学派的经济理论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适应，20世纪8o年达国家相继进行了税制改革，其基本内容是合并纳税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拓宽税基，减少优惠，反映出这些国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提高效率的意向。
(三)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
这一变化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中，主要有两点：一是中等收入阶层的税率降幅与高等收入阶层相比要小得多。二是由多级累进税制向比例税制靠拢，由过去的十多个级距改为只有3—5个级距。甚至在俄罗斯还采用了单一税率制。一般而言，比例税制体现税收的横向公平，累进税制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四)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
多年来，发达国家对税收的经济效率极为重视，相对而言对税制本身的效率不够重视。而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却一反常规，力求促成使经济效率同税制效率并重的趋向。最为明显的是从繁杂的税制向简化税制过渡，课税所得的计算也由复杂转变为简便。
(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各国税收竞争使各国税制出现趋同化
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24个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等形式的区域集团。经济全球化使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而要素之所以全球流动是为了寻求最优税后回报率。所以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中除了资源和投资环境外，税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大，因而税前回报率差别并不大，税收对要素流动有较大的影响，税收竞争成为发达国家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
一旦一国降低生产要素的税负，世界上的生产要素就会向该国流动，这会造成其他国家生产要素和税基的流失，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和税基流失现象的出现，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类似的减税措施，这就是发达国家步调一致地进行税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价值目标的选择
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应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原则。税制原则的发展演变及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践表明，未来我国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得以真正贯彻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宽税基、低税率、简化税制是所得税发展的国际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税制改革，表现在个人所得税上的共同特点是“拓宽税基，降低税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政府税收政策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即长期被誉为“经济稳定器”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解决各式各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在促进社会公平问题上，已难达到预期效果。这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践中也已被证实。所以，在各国经济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各国税制出现趋同化趋势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应适应这一客观形势，遵循“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原则。
(二)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目标过程中，仅靠个人所得税是难以实现其目标的。它需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诸多税种的配合和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建立与个人所得税配套的相关税种，建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立体交叉调节体系，正确处理个人所得税与相关税种之间的关系。
个人收入作为社会财富的一种流量，是不会永久停留在收入状态的，而是被所得者进行了处置，或消费、或储蓄、或投资、或购买财产、或资助他人等，因此，社会贫富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而且还表现在消费、储蓄、投资及财产上。可见要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就应建立收入、储蓄、投资、财富及财产转移的各种相应税收，这样在个人所得税没有调节到位时，会有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与赠予税补充。在这些相关税种相配套的体系中，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应以效率原则优先，兼顾公平；而财产税，特别是遗产赠与税应以公平原则优先，兼顾效率。
(三)地区差异造成的税收不公难以通过税收单独完成
资本利得税论文范文6
关键词：城乡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二步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问题及背景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纵观有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1978—2010年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加了4.8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9.8扩大到13 190元，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8：1，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10年的3.23：1；如果考虑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1—6：1①。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可以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国外学者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建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简称GJ模型），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1]；Aghion and Bolton（1997）、Matsuyama（2002）等通过对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涓流效应”（Trickle — Down Effects）的分析，得出了与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相同的结论[2—3]；通过对GJ模型的动态化改造，Townsend and Ueda（2006）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4]。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并不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比如Jalilian and Kirkpatrick（2005）、Jeanneney and Kopdar （ 2005）、Dollar and Kraay（2006）、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7）、Honohan & Yoder（2010）等，并不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单向的关系，即金融发展要么扩大收入差距，要么缩小收入差距[5—9]。
与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比如章奇等（2004）运用银行信贷占GDP 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10]。乔海曙和陈力（2009）、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认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显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成立[11—12]。叶志强等（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13]。此外，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田杰和陶建平（2011）、张鹏和梁辉（2011），分别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农村金融排除、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化分布等角度研究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14—16]，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
当前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状况如何，城乡金融发展状况与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全面剖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2—2010年的数据资料为例，实证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旨在为寻求破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提供参考。
二、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纵观国内外的文献，鲜有直接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文献，但是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资料则较为丰富，可以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着手，通过借鉴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