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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体制要想从根本上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就必须要选择完善预算体制改革，而要完善预算体制的改革，最关键的一个方向就是加强对预算的监管力度。通过实现单一账户与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加强效率建设，完善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加大规范力度。国有资本预算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从这方面促进预算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将预算体制上升到一个更加良好的平台，对社会主义税收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税制转型实现税制转型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体现。首先，要想不断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增强管理财务的主动性，加强管理各级政府的财务分配，发挥主要的财政职能，就需要采取建立分税制度的办法。其次，通过采取抬高补助额等举措来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了部分地区被迫增长经济却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去促进其持续发展经济。此外，统一所得税制度，将所有的企业按规则展开公平竞争，可以平衡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后，把增值税作为主体，将消费税与营业税作为补充，建立新型的流转税制度，将计划经济税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税制，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能确保我国税收制度的正常实施。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1.财政税收制度存在不足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仍然留有局限性，使得财政不能均匀分配，影响了宏观调控，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财政收支没有合理分配，呈过度集中的态势，第二是由于非税收收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归纳在政府的财政收入管理体系之内，第三是由于某些重要的税种不在征收税负的范围之内。
2.预算体制改革存在不足如今国内所施行的财政预算制度由于涵盖范围面窄且地方政府预算体制不够先进，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这样的预算体制实在是不适合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也与整体发展规划格格不入。同时没有严格的监管部门对财政预算进行规范的监督指导，使得某些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进展。
3.财务管理存在不足在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通过采取精简结构、精简人员的方法来节约成本，这样的做法缺失了部分甚至全部专业的管理财政税收的人员，让财政税收在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大的漏洞，不能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此外，正处于转型期的财政管理队伍难免出现能力参差不齐的人员，容易发生事故，不能有效地管理财政税收工作。
4.转移支付存在不足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支出来调节差异。由于各地区转移支付类型的选择重点不同，以及缺乏监管部门强有力的监督，在转移支付中就容易出现官员腐败或者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会增大不同地区的收益差别，不利于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性建议
1.建立财政管理体系要想建立既高效又精简的财政管理体系，首先应该逐渐实现征收税收机构的统一化，此外建立省、市、县甚至乡镇的财政管理机制，然后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解决办法。这样的上下一体化管理同时配以严格的监管力度，能够以很高效地的工作效率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最终达到规范化。
2.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系扩大预算涵盖范围的同时健全包括经常性、资本性等预算的复式预算体系，最大程度地将财政收支加入到预算管理的范围之中，从而达到大范围多元化的预算管理，最大限度地惠及民生。
3.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建立健全转移支付体系，就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整合，首先增加前者作为支付手段的比例，将后者作为补充相结合，合理安排二者的结构比值。其次，将资金分配公开化、透明化，对转移支付支配办法进行改革。
4.建立健全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设立应该以促进科学平衡发展为基本目标，建立公平的税收结构，合理调控宏观税负水平。首先不应给纳税人造成太重的负担，确立适中的税负水平，而在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地提升。此外，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改变税收结构，将营业税或物业税作为主要税种，同样也可以重置直接税与间接税两者的比重，也可以选择及时加收环境税来合理分配资源。
5.建立健全财政体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情与发展需求，统筹兼顾，最大可能地实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稳定与平衡。要做到这样就应该让中央政府将部分实际权力下移至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能自主行使部分权力，此外在中央财政收入稳定的基础上将其余地方政府合理分配，然后在二者财政支出比率保持合理稳定的前提下，让中央对部分支出直接管理，缓解地方压力。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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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税收 深化改革 市场经济 建议
在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经济，在财政税收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有效解除了限制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体系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财政税收对于政府在进行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起着基础作用，是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经济后盾。强化财政税收工作可以使得各种资源有效实现优化配置，保证社会能够更加公平、合理，消除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综合生活水平。就之前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与效果来看，深化财政税收改革，推动财政税收体制创新，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进行转型，使得财政税收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我国政府在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综合来看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也有着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
财政税收在政府调节市场经济时充当着主要的经济手段，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在调节市场经济中有着一些不足与矛盾，对调节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反面作用。现在我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依然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财政税收在调节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社会矛盾，阻碍着调节工作的有序进行。分析这些不足与矛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导致税制结构不够合理，财政支出结构出现问题，诸如增值税与营业税在征收时会出现重复征收的情况，财政支出在转移性支出中有着不合理之处等，这些情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财政税收预算有着诸多不足
在进行财政税收预算管理时，缺少比较全面、合理、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导致许多税收工作在实施时都缺少相对明确的目标。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有许多工作都刚刚起步，同时财政税收方面的很多法规、制度都有所转变，相关税收部门在进行税收预算时，都没有科学合理的掌控范围，从而致使预算范围过小，无法全面有效地作出税收管理决策。
（三）财政税收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在财政税收部门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后盾力量，其工作是否能够有序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而我国财政税收部门有很多工作人员由于自身专业素养低下，缺乏足够的实践能力，因此无法有效完成财政税收中各项繁琐的工作，严重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的工作质量与效率。同时由于财政部门管理者对于工作人员重视程度不够，监管不严，使得财政税收部门很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散漫、随意，工作态度极其不认真，严重影响到税收工作效率。如果工作人员不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工作，那么这种工作氛围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同事，在部门中形成一种消极的气氛，非常不利于财政税收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的相应建议
（一）合理调节财政税收支出的结构体系
在财政税收工作中，财政支出结构不够科学合理是拉低税收工作质量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要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健全政府支付体系。政府需要更加完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与结构，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来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比重，使得转移支付尽可能地合理。同时，政府还需要优化转移支付，让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尽量稳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要加大在民生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大对于农村经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扶持力度，提高政府税收工作效率。
（二）建立起完善的财政预算机制
在我国，财政税收改革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是极其重要的，甚至会关系到税收改革工作的成败。在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时，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适当增加财政预算范围，确保财政税收部门可以对于所有企业的财政都预算到；第二，政府需要就我国财政税收工作制定出长远的计划，为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进程中，税收工作人员是主体，因此要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一是财政部门在招聘员工时要严格依照相关标准进行招聘，保证招聘到的工作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二是要对财政税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培养起良好的职业道德观与责任感，使其在工作中能够做到恪尽职守、精神饱满。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推动我国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加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对于其在深化改革历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并加以解决。我们需要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完善财政预算体系、提高财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而这些措施也要真正落到实处，保证我国财政税收工作质量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常红.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6
[2]王晶.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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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一)作者简介夏克尔福特于1980年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工商管理理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夏克尔福特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凯南－弗拉格勒商业学院著名税务教授、教务部主任及税务研究中心主任。夏克尔福特主要致力于税收与商业的教学与研究，在会计、经济及金融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谢富林于1976年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士学位，1981年获得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修会计与财务，1986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谢富林现为华盛顿大学德莱特－塔奇讲座的会计学教授，一直致力于财务会计、税收与商业决策、实证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他三次在美国会计协会博士联盟就税收研究发言，并从1996年至1999年，担任《美国税收协会期刊》编辑。
(二)文献诞生背景经济学与财务学对税收的研究开始较早，但会计学术界接受税收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过程较缓慢。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会计学家所做的税收研究被分为法律和政策研究两个部分，但论文极少发表在会计学杂志上。1992年，财务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与会计学教授马克・沃尔夫森(Mark A.Wolfson)合作，结合微观经济学与税收法律知识来分析税收环境，围绕三个中心主题一交易各方、所有税收和所有成本(all parries，all taxes，and all costs)展开，为现阶段的会计税收实证研究提供了框架(下称“SW框架”)。税收实证研究论文早先大多建立在SW框架之上，直至最近几年，出现了三个新分支，即税与非税因素均衡；税收与资产价格；多边管辖权税收。在此背景下，《研究》追述了SW框架的起源与发展，评价了十五年来其对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影响。
二、《研究》的基本结构与概要
(一)《研究》基本结构文章开头阐述了该综述以SW框架为基础，对SW框架追根溯源并评介其十五年来对基于档案、微观经济基础的会计中实证税收研究的影响。这不仅为学习专业的人员与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员提供了入门知识，还为该领域许多重要未决问题提供指南。如图1所示，《研究》一文基本结构主要包括引言、税与非税因素均衡、税收与资产价格、多边管辖权税收研究、研究方法问题以及结论六个部分。
(二)《研究》概要文章引言部分主要描述了SW框架产生的环境、三个主题、不足之处及对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影响，引出该领域新的研究趋势及论文写作特点；论文第二部分主要关注交易的所有成本，分析企业如何在税与非税成本间进行权衡；第三部分主要考虑交易参与各方的税负状态，从多方契约视角出发考查了税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第四部分研究多边管辖权间的贸易，包括跨州与跨国管辖权；第五部分讨论该领域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几个方法问题；第六部分为总结。
三、《研究》的三大领域与研究结论
(一)税与非税的权衡税与非税权衡研究论文多数集中于解释税负最小化不可能是最优经济战略的原因。相关文献可分为财务报告与税收因素相互作用；检验税收最小化成本效果。
一是财务报告因素。财务报告成本是真实的、可感知的、与报告低收益或股东权益相关的成本。由于企业许多财务契约均以会计数字为基础，从而影响了管理层报告低收益的愿望；同时，企业很多行为选择要在低应税收益与高账面利润间进行权衡。存货会计方面的文献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股票价格变化对采用后进先出法(LIFO)信息披露的反应有效还是迟钝；管理层是选择还是回避后进先出法。现有实证研究结果对股票价格变化的问题没有定论。研究者发现极少有证据说明在初次披露后进先出法采用时存在正的平均超额股票回报。例如，Lanen和hosmpson(1988)指出如果投资者理性预期自愿会计变化，那么在宣布日股票价格变化与公司特定特征(计量量化的预期现金流量影响)之间的相关信号是很难预测的，而Kang(1993)认为后进先出法的采用应伴随着负的股票回报、管理层的选择问题，许多研究从采用后进先出法、存货层清算、以及放弃后进先出法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得出税收是存货计价中考虑的主要因素的结论。补偿是同时受税收和财务报告激励影响的另一项经营成本。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在公司选择发行奖励性股票期权(ISOs)还是无条件票期权(NQOs)中的作用；顾主在公司补偿减少的税收利益与交易成本引起低收益的财务报告成本间的权衡；补偿形式。其主要结论包括：税收在ISOs和NQOs选择中作用的证据有些混淆；财务报告限制少的公司不合格处置更为普遍；税收是公司交纳决策和养老金终止决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Seholes等(1992)发现大公司更热衷于收入转移，他们指出财务报告因素很可能是向未来期间转移收入的障碍因素；Guenther(1994a)证实大公司转移更多，但高财务杠杆率的公司更不愿意报告低收益；Lopez等(1998)提出收入转移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大量前期税收的公司；Maydew(1997)发现财务报告成本因素对限制转移有实质影响。
二是成本。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另一个导致税收最小化不等同于有效税收筹划的原因。针对1993年法规不允许扣除超过100万美元非经营补偿的规定，很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该法规进行检验发现，多数公司保留了扣除，大多数公司通过计划予以合格化，保留增加了税收利益(即超额补偿与公司边际税率的积)，并且股东关心公司补偿计划和合同成本的减少；成本影响保留决策；100万美元的限制降低了那些补偿不足100万美元公司的隐性合约成本，低于该限制额度的公司增加了现金补偿，而且低于限制额越多的公司增加得越多。1986年税法改革前对其避税进行了严格限制，有限合伙企业能使避税者将扣除转移给高税率有限合伙人。Shevlin(1987)检验和比较了在内部或是通过有限合伙进行R&D，并得出结论认为税收和表外融资都刺激了R&D有限合伙；Beatty等(1995a)提出交易成本高的公司将同时牺牲税收和财务报告利益；Guenther比较了与公司和业主有限合伙企业相关的税与非税成本后得出，非税成本是阻碍从公司形式转向业主合伙企业的原因；Shelley等(1998)讨论了税与非税成本和企业重组成为公开上市合伙企业的好处，并发现重组宣告
期的回报与这些因素指标相关。
(二)税收与资产价格 税收是影响价格决定的因素之一，调查其是否影响定价是会计中税收研究的第二大领域。税收对价格的影响涉及并购、资本结构、隐性税及股票价格等四个方面。
一是兼并与收购。兼并与收购论文主要检验并购结构与价格是否能反映公司和投资者的税负。收购从目标公司股东角度分为免税和应税，虽然税收问题会因目标公司而异，许多现有的研究均集中于独立C公司收购。主要研究结论是，税收处理对资产(交易)价格和交易结构(资产与股份收购分配)有影响。在组织并购时，公司极少需要在税收与财务会计因素间进行权衡。例如，Hayn(1989)发现。目标公司与出价人公告期间异常收益与目标公司税收特征有关；Eriekson(1998)运用“交易各方”方法，分析了并购方、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的税收与非税收因索作用后发现。边际税率高及举债能力强的并购方。更倾向于进行应税的交易，并通过负债融资；Henning与Shaw(2000)对允许商誉摊销抵税的立法修订研究后发现。该项税收抵扣导致产生商誉的收购价格上涨，收购方也会与出售方分享其税收利益，增加了收购价中分配给可抵税商誉的比例；Weaver(2000)认为税法修订增加了应税交易的构建，这类交易目标资产税基递升并能获得商誉抵扣。她还指出税基递增可能会提高并购公司的边际税率；Eriekson与Wang(2000)检验了1994至1998年间在应税股票出售中被剥离出去的200家子公司，他们发现，交易结构影响其价格，剥离母公司的异常回报与选择的税收利益正相关。
二是资本结构。资本结构选择是财务中税收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早期资本结构中税收问题研究最有影响的是莫迪格里尼和米勒(Modigliani与Miller，1958，1963)两篇有关资本结构的财务论文。MM(1958)提出，在不存在税收(及完善与完整的资本市场)的前提下，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及股利政策)无关。MM(1963)又提出，如果利息可抵扣，股利不能抵扣，最优资本结构是解决负债问题的基础。后继研究者中，Miller(1977)在杠杆学说中加入了个人税收因素(“所有主体”方法)，提出了股利追随者理论，Miller的见解构成了SW框架中“所有税收”主题的基础，也是现在会计税收研究中股票价格与税收结合的基础。许多研究都证明了股利追随者的存在(Miller与Scholes(1978)、Dhaliwal等(1999))。DeAngelo与Masulis(1980)拓宽了米勒的假设，假定所有公司均面对高税率，他们认为有多种税盾可选择的公司，其杠杆比率较低(负债替代假设)。近期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也表明税收对资本结构存在着影响。例如，Scholes等(1990)指出，有抵后净营业损失的银行倾向于通过股票筹集资金，其红利不可抵减，而不通过其利息可抵扣的资本票据筹资；Graham(1996a)指出公司的边际税率与筹集新债有正相关关系。
三是隐性税收。SW(1992)定义隐性税为持有税收优惠投资而减少的收益率，市政债券较低的税前报酬率是隐性税收的一个经典例子。Miller(1977)指出，假设不存在市场摩擦与政府管制，但以风险为条件，所有资产税后报酬率趋于一致；Shackelford(1991)研究了杠杆职工持股计划(ESOP)的利息率，是会计中研究隐性税收较早的论文，ESOP贷款提供了两个利息率，隐性税的概念暗示着，两个不同利息率会给贷款方带来相同的税后报酬；Shackelford发现税后报酬率是相近的，但并不相等，大约75％的免税利益会以低的利息率的形式传递给借款人；Eriekson与Maydew(EM，1998)指出，1995年减少对收到股利的抵扣导致优先股价格下降，而不是普通股。与公司股利抵扣关系密切的隐性税对优先股的影响大过普通股。
四是股票价格和投资者税收。税收资本化研究对投资者税收的价值相关性提出了挑战。研究股票价格与投资者税收间的关系的文献表明，股利税影响股票价格。例如，Harris与Kemsley(1999)、Harris等(2001)及Collins与Kemsley(2000)运用Ohlson(1995)的剩余收益定价模型来调查股利税资本化，三篇论文推断出权益会因股利税而被低估。又如Collins与Kemaley(CK.2000)观测了从1975至1997年中的68283个公司，以股东权益、收入、股利和股利与资本利得税相互作用对公司平均股票价格进行回归后表明，股票价格完全是股利税以个人最高法定联邦税率的资本化。同样，检测股票价格与资本利得税间关系的实证论文发现，股票价格反映持股人预期出售时将支付的资本利得税，即股东税收与股票价格相关。例如，Lang与Shackelford(LS，2000)为考查资本利得税如何影响均衡价格建立了一个初始模型，他们认为二手交易和股票回购加速了应税收入或亏损的确认。资本利得税资本化中的价格压力研究也发现资本利得税刺激交易量，而增加的交易量改变了股票价格。例如，Landsman与Shackelford(1995)考查了股东对长期资本利得税的加速提出补偿，他们发现在公司的杠杆收购中，雷诺兹一纳贝斯克公司的股东被迫清算其股票，股票价格同时上涨以补偿股东长期资本利得税损失，而资本利得税正是其设法持有到最后以递延与避免的。Blouin，Raedy和Shackelford(BRS，2000c)发现，指数基金对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上涨股票进行补偿，以刺激其满足长期条件前出售股票，这种补偿造成了指数公布时的暂时价格压力。
(三)多边管辖权研究近年来由于多边管辖权研究成本的降低，跨国或者跨州研究成为会计中税收研究最活跃领域之一。
一是跨国管辖权。Collins和Shackelford(CS，1992)发现，随着86年美国公司税率的降低和国外税收抵免的限制，美国跨国公司从国内税收筹划转向全球税收筹划。Smith(1997)等证明了美国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国外子公司来进行贷款的做法。跨国管辖权研究的另一领域是收益转移，最近的收益转移研究超越早期研究描述性质，通过机密的税收申报表和其他所有权信息建立了更有力的检验。例如，Harris(1993)和Jacob(1996)认为，跨国公司在收益转移能力上存在差异；Collins等(1998)利用资本市场方法检验了报告收益是否反映了收益的转移；Mills和Newberry(2000)发现，国外公司支付给美国的税收金额因为很多因素存在差异，包括美国税率与国外税率相比较、全球企业的财务业绩和无形资产可靠性、财务业绩和美国经营的财务杠杆。除了收益转移，一些文章还检验了税收对生产地址选择的影响。
二是跨州管辖权。跨州管辖权的税收研究为避免税收体系的差异因素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国际差异(如通货、法律体系、资金市
场和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计量误差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各州间不同规定使得对税收是否影响企业活动的检验有更多选择，从而使跨州的税收研究成为另一个不断增加的税收筹划领域。Klassen与Shackelford(1998)发现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的报告收益与其公司所得税率之间的反向关系。
四、研究方法中的相关问题
(一)估计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企业决策中一个重要数据，SW对边际税率的定义是，在本纳税期间内，每增加1美元应税收入所应支付给(或取回)税收当局的现金流量变化。应税收入在当期纳税，而应税损失可向前(2年)或向前(20年)抵减应税收入。因此，管理层决策时，要考虑税率所反映的过去或预期的税负状况。如果考虑存在净营业损失，边际税率可表述为：mtr=((＄1×strs)/(1+r)s)，mtr(the marginal tax rate)为边际税率，strs(the expected statutory taxrate)为第s期预计法定税率，s为第s年为现在的1美元额外应税收入的最终交税，r表示公司税后折现率。现有文献中，边际税率变量包括抵后净营业损失是否存在的绝对变量，应税所得的绝对变量，有效或平均税率及最高法定税率，而这些变量的计量方法都存在缺点。许多研究者都试图对边际税率的计量进行优化(Manzon(1994)等)，但讨论管理者在决策时是选用以应税收人为基础的简单计量方法还是较为复杂的计量方法仍是一个重要课题。
(二)自我选择偏误 税收研究通常采用如下的估计模型：yi=βXi+δTi+εi；(1)，其中I为表示群组身份的分类变量。如Beatty与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在对税收、收益、监督管理的检验中，对两个群组进行了对比，上市公司与私营公司。税收研究论文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形如等式(1)的回归模型，因此每篇论文都需要面对自我选择问题，自我选择会导致δ的有偏估计。有两种情况会引起普通最小二乘产生δ的有偏估计：一是非随机选择确定群组构成，二是小组行列式与X变量相关。如果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可以通过加入逆米尔比率作为另外的回归元，来解决这个相关变量缺省问题。实际上，如果结果并没因加入逆米尔比率而改变，那么便可排除自选择偏误的存在。Himmelberg等(1999)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对群组选择建模，假设可观测变量是可取得的(其中一些并不在第二阶段回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变量是不可观测或不能取得的，公司的固定效应模型可控制(或减轻)任何自选择偏误，自选择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认识，研究者应做一个稳健的检验，比较一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与加入逆米尔比率作为额外回归元的二阶段检验的结果。
(三)模型优化税收研究中均采用与(2)类似的模型：Y=β0+p・x-+p 2x2+8(2)，其中Y表示选择，为一个分类变量，0，l，公司进行选择则为1；Xl表示税收利益与成本，0，1，0(1)表示低(高)税收；X2表示非税收成本与利益，0，I，0(1)表示低(高)非税收成本。假设非税收成本为财务报告因素，重要系数p-(p z)为税收(财务报告)影响选择提供了证据。然而，所有变量的重要系数也被认为是公司决策中平衡税收与财务报告的证据。对以上解释的疑问是，x-重要的正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影响后，公司税收状态对选择有积极影响，即回归系数是公司税收状态对选择的增量效果。如果研究者期望进一步解释公司在税及非税成本与利益间的权衡，则建议在模型中加入包括税收与非税收因素相互作用因子，例如，Y=β0+β1X1+β2X2+β3(X1×X2)+ε(3)。如Beatty与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引入所有权与税收、非税收成本相互作用的指标变量，用以检验其效果是否会随着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公开或私有)而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拓展的模型均要以估计为基础，这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
(四)变化与平面在对公司边际税率与新债券发行关系的研究中，变化方法(即非平面方法)对负债与税收的检验更为有力。考查新债券的发行而不是未偿外债，便可避开困扰平面研究的两个难题。首先，公司的资本结构反映的是过去的决策，这些决策以一定期望为基础，因为一些不可预期的结果的期望至今可能仍没实现。因此，即使决策时以税收刺激为基础，后来的结果也可能与预期相反。因为重构资本结构成本高，截面的水平研究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税收不会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其次，如果选择影响税率，研究者比较事后选择与事后边际税率时，回归系数会产生向下的偏误。例如，理论预测高税率公司将通过增加负债、增加利息抵扣来降低税额与边际税率，因此，通过平衡所有公司的边际税率会趋为一致。当高税率公司通过增加负债水平来积累税收避护时，便不能观测到事后负债水平与事后边际税率间的关系。
(五)隐性税计量隐性税的来源包括加速折旧、抵税额、某些投资的费用化及行业的特别税收待遇，但多数研究都忽略了隐性税，隐性税的缺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和政策建议。Callihan与White(1999)尝试着运用公开可得的财务报告数据来估计隐性税，其估计隐性税为(PTI-CTE)，(1-str)-PTI，其中，PTI为公司的税前收入；CTE为当前所得税费用，等于(PTI-X)str，其中X表示由暂时性与永久性差异及税收抵减引起的应税收入与会计收入的差额；str为最高法定税率，由此可得，隐性税收等于X str/(1-str)。因此，隐性税收的估计量为税收优惠乘以最高法定税率，该法等同于由Wilkie与Limberg(1993)设计的税收补偿金方法，这些隐性税估计技术的发展将是税收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
(六)秘密数据该领域其中一些论文运用了所得税申报表等非公开可得的数据，这些秘密数据通常只能通过员工、咨询机构或美国国内税收署的特别安排取得。对于运用秘密数据的研究，shackelford与Shevlin的意见是应予以鼓励，但一个合作作者的经历证明，即使面对高昂的取得及使用成本，因此秘密数据能显著地提高研究的质量。
五、《研究》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提高会计中税收研究重要性的认识税收研究试图解决三个学术及政策利益问题：税收重要与否、不重要的原因及其重要程度。从微观主体角度来讲，企业税收状况是否对其会计政策选择及债务政策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为数不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莫迪格里尼和米勒两篇有关资本结构的财务论文。虽然税收研究在财务、税收筹划和税务会计从业人士中有较长历史，但会计学术界还没有接受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税收规则可以影响投资和融资的税前收益率。因此，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司，其内部投资战略和融资政策自始至终都与税收相联系。这里的投资不仅指企业积极管理的、用来经营其业务的资产，还包括像债券、股票和对其他经济实体直接投资类似的消极资产。企业从事的投资取决于该投资的融资渠道、比例及成本，而融资决策又取决于该投资项目。
(二)构建我国会计中税收研究的框架Myers(1984，P.588)指出没有研究能表明公司的税收状况对其财务政策有重大影响，直到1992年，Scholes与Wolfson从微观主体角度分析认为税收很可能是重要的(SW框架)，SW框架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它既不关注传统的法律细节问题也不关注政策建议，采取实证的方法解释税收在组织中的作用，从对公司财务和公共经济的描述出发，将微观经济主体和税法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知识主体结合在一起。该框架是西方现行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中心，在公共经济方面有重要意义，对公司财务也有重大影响。该概念框架围绕三个中心主题建立，交易各方的例子是当建立补偿时同时考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利益；所有税收的例子是免税债券，其由于利息免税而利率低；所有成本的一个例子是会计政策选择要在公司财务报告成本与纳税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三大主题为实现组织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税收管理框架，这些主题表明税负最小化并不是有效税收筹划的必要目标，相反，有效的税收筹划必须从有效的组织设计和契约观来进行评估。因此，迫切需要有开创性的研究结合我国税法及企业经营环境实际，从而构建出适合我国的会计中税收研究的框架体系。
个体税收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税务管理个体税收管理发票管理以票管税
近年来，不少地方的税务机关非常重视个体税收的“以票管税”工作，认为这是加强税收管理的一个好办法。“以票管税”在实施初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以票管税”的进一步实施，出现了纳税人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提供发票的现象，消费者索取发票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以票管税”的做法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关于核定征收税款的规定，而且影响了个体税收的征管工作，给纳税人以可乘之机，致使个体税收收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仅以虞城县地方税务局所管理的饮食业、旅店业个体税收为例，2007年入该局库个体饮食业、旅店业税收收入为97万元，2008年下降到83万元。通过调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以票管税”走入了“唯票定税”的误区，使发票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也严重偏离了对个体税收实行核定征收的轨道。
一、个体税收“以票管税”的现状
多年来，为了规范税收管理，促进税收公平，税务部门在加强个体税收征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采取了多种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使个体税收征管实现查账征收，多年来税务部门一直在推行个体户的建账工作。但是，由于纳税人规模、从业人员素质、税务机关征管手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个体工商业户没有建立账簿。对这类纳税人，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时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实行核定征收的方式。当然，税务机关所核定的计税依据越接近纳税人实际的生产经营额(营业额)越合理。但是，由于按照《征管法》的要求核定税款，其工作量很大，税务部门对具体纳税人核定税款时往往难以取得确凿、直接的依据，核定的税款也往往缺乏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宾馆、酒店等公务消费较为集中、消费者索要发票比重较大的服务行业，其发票的使用量与营业额规模较为接近，便以发票载明的金额作为计税依据，提出了“以票管税”的办法(后来又针对实践中存在少数消费者不要发票的情况提出了核定不开票率等措施)。经过不断总结、推广，到目前，税务部门已经在多种行业、多数纳税人中推行了“以票管税”办法。
实施“以票管税”的初期，税务部门把发票作为核定税款的一个参考工具和辅助手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税款核定的准确性，促进了税收的规范化管理和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随着该办法的全面推行，一些税务机关在核定税款时采取了只靠发票管税的极端做法，“以票管税”已经步入了“唯票管税”的误区，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要求。
二、“以票管税”的弊端
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7条规定了如下几种个体工商业户应纳税额的核定方法：“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收入额和利润率核定；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核定；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当前，基层税务机关征管力量薄弱，加之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源零星分散，难以管理，更是增加了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的难度。因此，部分税务机关为了减少核定税款的难度和核定税款的工作量，就对那些没有建账的个体工商业户的应纳税额采取了“唯票管税”的核定方法。这种核定税款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具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税款的流失，也给纳税人偷税以可乘之机。
发票用票户数急剧减少。部分税务机关对那些没有建账的个体工商业户的应纳税额采取了“唯票管税”的核定方法，直接造成了发票用票户数的急剧减少。依据商丘市地方税务局的资料统计，2004年全面推行“以票管税”前，全市使用地税发票的纳税人有4500户，而2007年8月只有2987户，减少了30％以上。2006年商丘市地方税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漏征漏管户的清查和税源普查工作，共清理出漏征漏管个体工商业户4365户，这些户数基本上是没有使用发票的业户。
消费者索要发票难。实行“以票管税”之前，纳税人很少有拒开发票的行为，所以发票的使用量对于核实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额的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在税务部门以发票为主要的征税参考的情况下，纳税人尽量少开发票、不开发票甚至使用假发票，也就成了他们少缴税款的直接选择。纳税人常常以各种借口拒绝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或者以打折、赠物等为诱饵不给消费者开具发票。这也导致税务机关利用纳税人的发票使用量来核实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额的做法失去了它应有的参考价值。
假发票增多。实施“以票管税”，税务机关按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额供应发票，发票金额的税负达到了6％～10％。以面额100元的定额发票为例，纳税人到税务部门申购一本发票要缴纳600元一1000元的税，而假发票一般每本不足100元就可买到，使用假发票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与巨大的收益相比，使用假发票的风险成本却不高。一方面，普通发票对印刷的技术设备水平要求较低，制假分子能够很轻易地印制出足以乱真的假发票，使消费者和税务机关无法直观地鉴别出真假；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贩卖假发票者，要被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假发票者，仅被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假发票的风险成本较低造成了假发票的泛滥。这严重扰乱税收征管秩序，造成了税款流失。
发票违章举报查处难。随着纳税人拒开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章行为的增多，税务机关对发票违章的查处却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基层单位看来，查处发票违法违章既费时又费力，处罚难，实际执行更难，也不会增加多少税收。在这种错误认识主导下，这些基层单位对举报的案件和其他违法违章行为查处不力，使群众举报的积极性严重受挫，造成拒开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章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走出“以票管税”的误区，回归发票凭证功能。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就必须走出“唯票管税”的误区。而走出该误区的关键在于回归发票的凭证功能，严格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非建账个体工商业户进行核定征收。强化对非建账个体工商业户的核定征收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回归发票凭证功能，根据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足量供应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可见，发票作为我国经济交往中基本的商事凭证，是记录经营活动的一种书面证明，其主要的功能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凭证作用。既然是商事凭证，就有使用的普遍性。如果作为“以票管税”的依据，则只能管住一部分应税收入。因为许多应税收入和支出都用不着发票。人们离开发票，购销行为照样能够实现。纳税人少缴税，可采取不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方法来达到目的。“以票管税”理想化地试图用发票链原理去安排社会的经济生活和人们的行为，人为设计发票“天网”意境。这种主观推理实际上难以达到管税的目标。大量不开发票、真票假开、开具假发票等行为的发生不仅严重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使发票失去了作为核定个体工商业户应纳税款的主要参考依据的意义，也严重扰乱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因此，税务机关要正确理解发票在经济活动中的凭证作用，走出“唯票管税”的误区，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加强发票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发票违法犯罪活动。针对发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税务机关应坚持日常发票管理与发票检查相结合，管理与检查并重。要通过发票检查来整顿和规范经济秩序，进一步堵塞发票管理的漏洞。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严厉打击利用发票偷税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维护税法的尊严。税务机关应与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严格控制违规票据的入账；要与司法机关搞好协作，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发票违法犯罪行为，净化用票环境，以整顿和规范税收征管秩序。
严格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款核定征收工作。应按照《征管法》的规定对未建账业户使用适当的方法核定税款，而不是仅凭用票量确定征税数额。发票使用量可以作为核定税款的直观参考，但不应该成为核定税款的唯一依据，特别是纳税人不开发票、少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现象的出现，使发票使用量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核定纳税人税款的直接参考意义。《征管法》对核定税款的方法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长期以来，税务部门在核定纳税人税款方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也积累了大量关于核定税款的好的做法。例如，深入纳税户的具体生产经营场所蹲点守候，按照纳税人的成本、费用和国家规定的利润率核定税款，与纳税人座谈以了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开展典型调查、行业民主评议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要增强责任意识，不怕麻烦、不怕辛苦，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核定税款时严格按照《征管法》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方法足额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堵塞跑、冒、滴、漏，做到应收尽收。如果能做到足额核定税款，应收尽收，纳税人的发票也就应该能够满足其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杜绝纳税人不开发票、少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现象的发生，才能够使发票回归它作为记载纳税人经营活动的凭证功能。
采用现代化的税源监控手段，加快推广使用税控收款机。税控收款机是记载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有效载体，更是税源管理的重要手段。全面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以后，消费者在餐饮、商场等消费场所付款后，无论是否索取发票，税控收款机都会自动打印出发票，便于税务部门进行有效监控，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同时，可以通过配套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等竞争。
个体税收论文范文5
【关键词】纳税策划企业
为了减轻税负，企业的管理者们可谓绞尽脑汁，有的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采取做几套账、少列收入、多列成本、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等手段。其实只要认真研究税法，进行充分、有效的纳税策划，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也可以少纳税。
一、纳税筹划
纳税策划是纳税人通过非违法的避税方法和合法的节税方法以及税负转嫁方法达到尽可能减少纳税的行为。纳税筹划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与实务体系的标志应该是1959年欧洲成立的税务联合会，其成员遍布美、法、德、意等22个国家，由从事税务咨询的专业人士和团体组成，明确提出以税务咨询为中心开展税务服务，而纳税筹划就是其服务的主要内容。
纳税筹划应包括三个内容：一是采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的节税筹划，换句话说这是将节税与纳税筹划等同的观点；二是采用非违法的手段进行的避税筹划，将纳税筹划外延延伸到各种类型的少缴税、不缴税的行为，甚至将逃税策划、欠税策划都包括在纳税筹划的概念中；三是采用经济手段，特别是价格手段进行的税收转嫁筹划。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国家现行税法及相关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和内容等，采用一切合法和不违法的手段，通过对企业筹资、投资、经营等活动涉税事项的安排，以实现纳税人财富最大化和涉税风险最小化的财务管理活动。纳税筹划的核心是规范纳税，最终目标是既不多缴税，也不少缴税。
二、税收筹划的基本条件
(一)了解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情况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了解不能够涉及私人领域，但对其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开拓精神、风险态度等方面的了解，可以知晓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市场占有等方面的情况，这对企业税收筹划很有必要。此外，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了解也有助于对其筹划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事宜。
(二)了解纳税人对税收筹划的要求
纳税人对税收筹划的要求应是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投资、经营管理、企业清算等事先筹划和安排，减轻税负，取得节税收益。在筹划节税这一点上，不同纳税人的要求可能有所不同、这也是必须了解的。
(三)收簿划人员
税收簿划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收筹划主要靠筹划人员去实现，而筹划人员必须要了解税法、会计法、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也要了解国际惯例。要有娴熟的会计处理技巧和丰富的税务经验，懂得如何用好用活税收政策。税务筹划人员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纪守法、诚信自律、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制裁。因此，税务筹划人员必须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提供完整的税收筹划服务。只有这样，税收筹划的面才会越来越大。
三、施税收筹划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纳税筹划，实现税负的减轻
目前，纳税人税费负担过于沉重，通过纳税筹划，实现税负的减轻，是企业的唯一选择。我国纳税人的税费负担较重，而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在短时间内又不可能有所改变的情况下，纳税人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1）逃税（偷税），即通过违法行为实现规避税负的目的。逃税的违法性、注定7这种行为只能是一条“死胡同”。（2）纳税人产生逆向选择行为，消极对待高税负。如压缩经济活动规模，这种做法最终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3）进行税收筹划，实现成轻税负，是企业的唯一选择。这才是企业迎接市场挑战，依法纳税的必由之路，是顺应目前国家政策法规的明智之举。纳税筹划需要有广泛的理论知识，和坚实的实务基础，在对企业纳税筹划项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的会计知识，征管知识和中介知识的深理解和把握，应用纳税筹划相关平台和技术手段，才能对企业和创立、融资、投资、采购和销售等阶段以及各具体税种进行成功的纳税筹划。实践证明，良好的纳税筹划方案不仅会为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会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和商誉。
(二)加入WTO纳税筹划变得更为意义重大
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竞争国际化的趋势，使得纳税筹划变得更为意义重大。中国人世后，中外企业将在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增加盈利。国外企业的财务机制已经较为成熟稳健，可以通过各种纳税筹划方法使企业整体税负水平降低，从而相当于增加了盈利水平。在目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通过“开源”，即营销手段来扩大市场份额已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想与国外企业同台竞争，就应该把策略重点放在企业财务成本的控制上，即企业内部财务成本的控制上。作为财务成本很大一块的税收支出，过税收筹划予以控制，对企业来说就显得相当关键。
(三)实施税收筹划是企业产权明晰化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在纳税上往往想走“关系税”、“人情税”之路，逃税之风盛行。在当前国内企业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造深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一旦作为独立的个体，就必然要构造明晰的产权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参与市场竞争。企业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造深化，中国加人WTO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一旦作为独立的个体，就必然要构造明晰的产权机制与强大动力机制，参与市场竞争。由于上缴国家的税收属企业的成本支出，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深入研究税收筹划予以控制。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四)现代企业的财务机制
企业在资本运营过程中，由于受企业内外部财务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需要发挥财务调节的功能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调整和纠正，就要建立资本运营调节机制。财务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务战略调整、资本运营计划调整和经营管理调节等。企业制定的发展战略，诸如扩大经营战略、资本市场筹资战略、资本投资战略、利用外资战略等。由于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原有战略方针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和发展要求，企业需要作出财务战略调整，以避免企业出现战略上的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要通过财务管理调节的功能，调节企业资本经营系统的运行质量，加强资本运营全过程的管理，达到最佳的运营效果。
结论
总之、税收筹划不是单纯的一个用计算方法术解决的课题、而是一个综合课题，仅有专业知识（书本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发现企业的筹划需求（或发现筹划业务空间）。关键是筹划的成果如何被税务机关认可。当前税务要从劳务性的服务向高智能服务转变，就必须向税收筹划、税务查证、税务鉴证、纳税信用评估、所得税汇算等方面发展。这就给税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税务人员应努力挖掘并解决企业需求，从而达到为企业提供最优服务的境界。
参考文献：（1）王永刚-巧转思维合理纳税策划-[期刊论文]《甘肃农业》-2006.10
个体税收论文范文6
关键词:高校教师;纳税管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到尊重,社会地位得到不断提升，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典型代表的高校教师，其个人收入也得到了明显提高，社会舆论对于部分收入畸高教师个税纳税问题的关注程度、税务部门和高校财务部门对于教师个税征管工作的难度，也伴随高校教师收入和个税纳税额快速增长而不断提高。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高校教师个人收入的现状及特点
近10年来，我国高校教师的收入呈现显著增长的态势。有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2.33万元，在总体收入提高的大前提下，我国高校教师在个人收入上也体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
（一）、收入的个体差异显著，呈现两级分化的特点
高校教师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和岗位津贴。就此而言，也明显具有拉开不同技术级别之间收入差距的倾向。以国内某211工程高校为例，最年轻的教师与老资格的在岗教授之间的最大工资差距约在3.3倍之内，学术地位最高的在岗教授的校内津贴与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任助教的校内津贴相比，级差达16.7倍。将制度性工资与校内津贴两项相加，学术地位最高的老教授与新助教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到7.7倍。因此校内津贴制度的政策倾向也是在拉大不同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
教师从享有的社会资源中所获经济收入，也明显地呈现出 "马太效应"。即越是已获得较多社会资源的人，越能获得更多社会资源，获得的社会资源越多，则越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而获得社会资源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资本和经济收入之后，他们就同时从总体上成为追求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阶层学术资本、社会关系资本，而且这三种资本又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高校教师中由于每个人享有的综合资本的拉大，导致各自获得的社会资源量相差越来越大，进而导致经济收入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二）、收入来源广泛，工资性收入比例不断降低
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高校与社会的联系程度逐渐提高。高校教师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象牙塔”内的有限区域。一些与社会和市场直接需求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学科的教师，往往能得到更高的经济收入。有些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比较高的教师，还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其他领域。此外，还有一部分教师通过各种形式获得工资以外的各种收入，如自办公司收入、稿费、咨询费、评审费等等。 随着 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要求税收监管及代收代缴部门在监管方法上也更为合理、科学，避免税款的流失。
（三）、存在一定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
在合理正当的个人收入之外，一些高校教师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隐形收入。普遍存在的是，部分教师将本属于个人消费的支出，通过开具与科研投入有关的发票，纳入到科研经费进行报销。例如，报销在某大型购物商场一次性购买十余个打印机硒鼓的发票；研究基础学科的教师到海南、桂林等旅游胜地进行调研等等。由于财务制度的不健全、监管力度的不足，导致了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
二、当前高校教师个税征缴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自行申报比率较低
在我国目前的个税征管体系下，个人所得税采取以单位代扣代缴为主，个人申报为辅的缴纳方式。用这种方式征收能有效地降低税务部门的征收成本，提高办事效率，这也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征收办法。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我国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群，适用于自行申报纳税的方式。实践中，这种方式的成功需要依赖于大家纳税意识的提高。以天津市为例，2007年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仅有3.5万人，与税务部门掌握的应申报人群的数字相差较大。由于高校教师收入的特点，部分高收入教师的收入多数属于应自行申报的非工资性收入，其实际的申报效果则不得而至。
（二）、高校财务部门作为扣缴义务人，其代扣个人所得税工作量大、扣缴难度大
以国内某著名大学为例，全校教职工超过4000人，全部的工资性收入、津贴以及其他补贴收入都通过校财务部门统一发放，而该校的直接从事个税扣缴的财务工作人员仅10余人，其每月的个税扣缴工作量应该是相当大的。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的科研经费、培训收入等试行二级学院自行收支，而二级学院相关会计人员在个税扣缴问题上往往不够重视，导致扣缴工作难度增大。
此外，由于高校教师收入中的劳务费、稿酬等在界定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在使用税率上也往往难以把握。导致部分教师的各类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在监管上更加困难。
三、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问题的对策思考及解决方法
（一）、高校财务管理部门作为个税代扣代缴的责任人，须严格执行税法规定
高校财务管理部门是国家法定的个税代扣代缴的责任人，为了提高个税代扣代缴工作的效率，可以由税务部门定期对高校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同时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以加强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约束，高校财务部门自身也需要对个税扣缴工作提高认识，强化自身的使命感，明确个税代扣代缴工作对于国家税收和财政的重要性。
（二）、高校财务管理部门须加强与教师的沟通，加大税收政策的宣传力度
高校个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大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提高。因此，需要高校财务部门及代扣代缴责任人深人税法知识宣传，提高广大教师的纳税意识，降低工作的难度，一方面向高校教师进行税法知识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对自身扣缴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宣传，避免将财务部门与教师群体对立起来。对于积极进行个税纳税的纳税人，可以树立典型，加大宣传力度，力争在高校内形成依法纳税光荣的舆论导向。建立个人所得税遵守情况评价体系，将其与职位的升迁、先进的评选、执照的申领与年检挂钩，以此约束个人纳税行为、督促其依法纳税。
（三）、高校财务管理部门须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缴的硬件和软件
税务部门在完善自身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可以帮助完善扣缴义务人扣缴系统的建设，进而实现税务部门、扣缴义务人、银行系统、个人信用系统的联网，能完成对税源的有效监控，达到收入一-申报一-缴纳一-监控一体化，实现数据、资料的共享与动态处理。
（四）、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划分个税监管重点，减少个税监管的盲目性，加大涉税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对于个税的监管而言，实际上需要重点进行监管的人群并非高校教师的全部。占高校教师相当大比例的青年教师，包括助教和讲师，其收入相对不高，构成了高校教师群体收入的金字塔底端，而占比例较少的教授、特别是知名教授则应该成为个税监管的重点。有针对性的区别个税的监管对象，有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资源，减少个税监管的盲目性。
四、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通过纳税筹划进行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合理合法地调整高校教师的税收负担
（一）、设计合理的薪酬体系,降低高校教师税负
根据高校不同的基本薪酬体系,现在假设:
条件一，在240课时下，高校甲采用基本收入加课酬制,并规定副教授的基本工资为2400元,每课时的课酬为50元,按每月实际完成的课时量计发课酬;高校乙采用业绩津贴制,规定副教授的基本工资与津贴为3400元,每年需完成240课时的工作量,未完成标准课时的按照每课时50 元的标准扣发津贴,超课时部分按每课时50元支付酬金,学年末与当年的奖金、年底双薪等一次性支付。除课酬外年底双薪与奖金数额合计为7000元,在12月份发放。在下表中我们列示了两种不同薪酬体系下教师每月的收入和应纳个人所得税情况。
条件二，在360课时下，高校甲采用基本收入加课酬制,并规定副教授的基本工资为2400元,每课时的课酬为50元,按每月实际完成的课时量计发课酬;高校乙采用业绩津贴制,规定副教授的基本工资与津贴为3400元,每年需完成360课时的工作量,未完成标准课时的按照每课时50元的标准扣发津贴,超课时部分按每课时50元支付酬金,学年末与当年的奖金、年底双薪等一次性支付。除课酬外高校甲年底双薪与奖金数额合计为7000元,高校乙年底双薪与奖金数额合计为13000元，在12月份发放。在下表中我们列示了两种不同薪酬体系下教师每月的收入和应纳个人所得税情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每位教师在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内课程时间的安排不均衡,因此在全年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每月实际收入不同,由此造成这两种薪酬体系的税收负担不同,业绩津贴制的税负要低一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业绩津贴制下,各月的收入比较平均,年终所发放的超课时津贴可以和全年一次奖金合并在一起按照国税发[ 2005 ]9 号文件纳税;而采用基本收入加课酬制,由于高校在寒暑假期间以及学期末的课程很少,大部分课程集中安排在3 月～6 月以及9 月～12 月,再加上有些课程需要集中上课,以及指导学生论文的酬金集中在六月份支付(虽然教师于每年的3 月～6月份指导论文,但指导论文的酬金往往是在指导论文结束后一次性发放) 等因素,使得教师各月的收入不均衡,从而增加教师的税收负担。
为此,从降低税负角度来说,建议高校采用业绩津贴制。采用这种薪酬体系至少有两个优点: (1) 从总体上降低高校教师的税收负担; (2) 从管理上来说,业绩津贴制易于操作,而且更易于理解。如果高校不具备采用业绩津贴制的条件,或者教职工不愿意采用这种薪酬体系,可以采用一种介于业绩津贴制和基本收入加课酬制之间的薪酬体系―――即按照每学期的总课时(含指导论文等折合工作量) 除以6 (如果寒暑假有假期津贴的话,则除以5) 确定每个月的课时量,以该课时量乘以标准课酬确定每个月的课酬收入(即一个学期内每个月的课酬收入相同) ,然后加计基本收入确定每月收入总额,学期末再按照实际完成工作量与计划工作量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多退少补。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元旦节等法定假日所耽搁的课程不调减实际工作量。
（二）、将部分工资、薪金适当福利化
一般来说,教师的工资、薪金收入超过2000 元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高校通常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降低计税工资、薪金所得,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 (1) 提供交通便利。如开通班车、免费接送教职工上下班,或者每月报销一定额度的交通费用。(2) 根据国家教委制定的教师居房计划,尽力解决教师住房问题。(3) 为教职工购房提供一定期限的贷款,之后每月从其工资额中扣除部分款项,用于归还贷款，这样可以减轻教师的贷款利息负担。(4) 为新调入教职工提供周转房。(5) 提高教职工的办公条件,为其配备办公设施及用品,比如为教职工配备笔记本电脑及电脑耗材等,但在操作中要注意办公设施及用品的所有权属于学校,列入学校的固定资产,教职工拥有使用权,教职工调出学校时要将相应的物品归还学校。如果所购置的办公用品所有权归个人,则相当于对教职工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要按照物品的价值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6) 每年为教师报销一定额度的图书资料费用。
（三）、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纳税筹划
在税法中规定了有关的税收优惠,进行纳税筹划时,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要通晓税法,注意相关规定的最新变化,以期最大程度地利用相关税收优惠减轻教师的税收负担。
结束语
高校财务部门是税务机关和高校教师中间的桥梁，既要严格扣缴，又要热情服务。通过对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进行税收筹划，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抑制偷漏税行为，降低税收成本，实现纳税人财务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纳税筹划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有利于发挥国家税收的调节经济杠杆的作用，促使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从长远来看最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总量。搞好高校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已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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