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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赵耀.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77.
[2]苏艳明，曾春媛.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及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2006，（3上）.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目的:了解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在社会上的看法。方法:就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体育与偏差行为五个方面对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结论: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较高;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女性;城乡居民教育水平与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不存在必然关系。
认知是指个体经由意识活动对事物认知与理解的心理过程。社会认知一般涉及社会信息的辨别、归类、采择、判断、推理等心理成分，涉及人对社会性客体之间的关系等的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与人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与推断圈。体育的社会认知是指运用体育社会学的观点探讨人们对于体育在社会上的相关看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宁波、金华、温州、肴州、台州等地区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状况为研究对象。
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得分为依据，得分者越高者代表人们对于体育在社会上的相关认知程度越高。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是以Howard L. Nixon }j and H. Frey所写的《运动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port)为基础发展出的17题目，采用Liken式量表法，由被调查者依据自己对每一个题目所表示内容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没意见”、“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以1,2,3,4,5给分，分数越高者表示越同意。由每个人所得项目的总分来表示人们对体育的社会的认知水平。本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17题目组成，涵盖五个方面的因素，包括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体育与偏差行为。
1. 3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还运用了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间题开展研究。发放问卷914份，收回866份，回收率为94.7%;有效问卷727份，有效率为83. 1 %。对调研的全部数据资料运用SPSS 12.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在正式调查前，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其信度和效度符合社会调查的要求。
2结果与讨论
2. 1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现状
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度在五个层面上的认知都比较高(见表1)。不论是“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还是“体育与行为偏差”每题的平均分都大于3分，其中以“体育与性别”的得分最高，达到3.%分，其次是“体育与文化”( 3. 90分)，认知层面较低的是“体育与经济”，每题得分为3. 78分。从总量表上看，每题平均得分达到3. 87分，表明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程度在中等以上的水平，认知程度较高
2. 2不同性别与教育程度的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情况
表2是以“性别一教育程度”为参考的社会认知表。从表2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认知平均分值为65. 82分，认知水平最高的是大学本科文化水平的人群，得分67. 27
分。得分排序情况是:大学本科(67. 27分)>初中及以下(67. 17分)>高中(包括中专、职高)( 66. 75分)>大专(64. 28分)>硕士及以上(60. 00分)，得分最低的是硕士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女性(54. 00分)。所以说，并不是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体育社会认知的水平也提高。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平均得分是66. 43分，女性是65. 36分，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女性。除了大学本科的女性体育的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大学本科的男性外(66. 42>64. 98 )，其余其它教育程度的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均高于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
3结语
1)就整体而言，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较高，得分高于平均分。在五个不同的层面上得分也都高于平均分，其中“体育与性别”的得分最高，“体育与经济”的得分较低。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3
我将来想要
做一名律师。”高一时，蔡青自信满满地宣布。“做律师很忙的，你结婚了之后怎么办？女孩子家的，算了吧。”妈妈回答道。
3年前，这段母女间的平常对话，让之前从未觉得男女有很大不同的蔡青，突然感到不公与愤慨，“一直是我的榜样的、曾一举荣获高考状元而挺进当时鲜有人知的信息科技领域的母亲，刹那间成为了我的既定命运的宣判者。”
蔡青突然意识到，婚姻、生育是城市女性生命中的转折点，“似乎跨过了这道婚姻之门后，未来的自己也将被束缚、改变。”她不服气――“难道婚后的女人就不能从事忙碌的工作？难道在城市里，男女也不平等吗？”
带着这份疑问与不平，3年后，蔡青独自采访了109名城市女性，这名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国际部的高中女生写成了一份3万字的《中国都市女性的生活体验》报告，并将报告译成英文，希望中国都市女性真实的声音被人们听见，改变西方对于中国女性处境的简单成见。前不久，蔡青把报告寄给了女性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评价：虽不是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却是非常不错的采访报告。
蔡青采访的人中，有熟悉的菜场摊主、上课的老师、跨国软件公司的CEO，还有上下学地铁上相逢的陌生人。对蔡青来说，随意与陌生人搭话，其实艰难无比。为了采访孕妇，她一度跑到医院的妇产科“蹲点”，一位位攀谈过去，险些被当成医托。因为尊重被访者匿名的权利，她不用录音，常回家后绞尽脑汁，努力还原采访内容的每一个字。“在大部分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女性成为了一个个数据，可是我更想知道，她们那些不可被量化，难以概括的细微、复杂的生活体验。”
蔡青之所以如此说，其实也隐含了她对生命的体悟。 高二时，蔡青因为脑干脑炎一度昏迷，被迫休学一年，眼看着同班同学一个个被大学录取，她失落无比。住院时，她在洗手间里都站不起来，那段生死转折中，她的心境起了变化。对原来看得很重的学习成绩，少了很多功利心。有点置身事外地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时只想把握住自己的身体，每个人如果剖开一层一层的社会身份，那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贵的。”于是，蔡青再一次和时间开始了赛跑。平时上学，真正能采访的就是上下学坐地铁的时间，如果赶上自己时间紧，她也会跑到家对面的咖啡店里，趁别人等咖啡的时间，抽出5-10分钟做调查。相比做慈善项目的社团，很容易能得到支持获得成就感，但是在城市里，女性话题很难吸引太多的热切关注。蔡青身边的人也劝她说，为了申请好学校，还是可以选择更容易获得成果的项目。但蔡青并不这样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值得的。”
报告快完成时，蔡青曾充满“万一没人感兴趣”的恐惧，但最终还是一字字敲了下来。“我想要展现我所能接触到的这些女性，或许我的报告能在看过的人心上投出一颗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澜，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去表达，就很好了。”
热议锐评：我们可以从蔡青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青春无论对于谁，都是再精彩不过的，如何在这“精彩”之上再加上一些珍贵的东西，我想，不外乎是勇气、执着与独立，敢于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它不那么大众，也要坚持到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青春说一声“无悔”。（方青）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4
摘要性别意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体现得越来越强，但由于历史长久以来处于男尊女卑的意识之中，大部分产品的设计仍带有强烈的男性主义观念。然而在社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产品设计上将真正的从本质上形成广泛认同。性别化产品设计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出发，以其各自具体的理念、精神、文化层面为载体，对产品进行创造性的计划、规划设想，最终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同时社会的变迁也使得产品市场对于性别化设计，逐渐从保守的状态转变为一种自觉追求的肯定。
关键词：文化 设计 性别 产品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一 导言：性别差异与设计
性别，是人类生理和社会属性的重要方面。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决定，被称为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性别角色是一种“先赋角色”或称“归属角色”，说明人的自然性别是先天的，后天难以使其发生改变，并且这一先天的人的特征对于人后天形成的多种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后天的社会性性别差异也是由先天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后天的性别差异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也起着某些决定性的作用，就当代社会而言，其中之一就是设计上的性别差异化特点。性别差异化设计是根据性别差异分析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在产品选择及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状态及心理状态。并将这些信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提炼、综合，进而运用于设计的各个方面的流程和方法。性别差异化设计所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消费者由于不同性别所带来不同生理和心理、功能和审美等方面的需求，同时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一系列的分析，从而对性别差异做出尽量客观的描述，准确把握产品设计中重要的性别因素，并合理地将其运用到实际的设计中。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从使用者性别方面对人性化设计和个性化设计进行具体诠释。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中，两性平等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设计作为重要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学科，更需要将这一思想深入到设计师的头脑和心中。
二 源起追溯与现实分野：两性观念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女性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柱，传统的父权社会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关系。这就促使两性的社会认识发生了改变，女性主义和女权思想在一次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渐渐深入人心。其运动至今大概分为两个阶段：1、19世纪末，运动以实现男女平等并争取女性政治权利为目的。这次运动后，大多数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都有显著提高。2、从20世纪下半页起，运动将女性问题放在两性关系中，要求强烈反抗对女性的歧视，社会各个领域应向公众开放，并努力寻找解决女性问题的最合理途径。这些运动对于社会生产中的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促发作用，但在产品设计领域，尽管当代性别产品设计正在逐步以“人性化”设计理念来关注女性产品的设计，但由于女性长久以来的弱者姿态，时至今日，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未彻底从人们心中消除。从原始社会的维纳斯，至今日的美女香车，总的来说男性的社会观念和价值体系支配男性将女性物化和商品化，以取悦他们。例如在广告界有这样一条法则：当设计师没有好的创意时，用女性作为题材一定会没问题。两性的不平等性，使女性一直处于被观看的位置。这就再一次印证了女性学者波伏娃的“女性即是他者”的经典理论。女性自身由于长久的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下，不知不觉贬低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毫无意识地接受被认为女性就应该阴柔、包容，将家庭和儿女作为生活的重心，忽视了切身产品所应有的个性化合理设计。而产品设计也仅以外观上来区分，未从心理上去适应女性需求，仍带有强烈的男性主义观念。
三 未来的曙光：性别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
目前，大多数专业性的、操作能力要求高的产品，均以男性的生理条件为基础进行设计。若要设计从生理和心理上都适合女性的产品，最可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运用大量的女性设计师来进行研究和操作。在设计上，男性设计师和女性设计师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产品设计文化上，男性主要侧重于技术的反应，而女性设计师则会关注受用者的心理期望。如：沃尔沃、上海华普等一些汽车厂商，已经着手打造或已经打造出女性车设计团队。其设计师团队格外注重选择女性设计师，因为作为女性，设计师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女性驾车族的需求。于是最终沃尔沃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的YCC女性概念车，该车的设计团队均为女性。在最终设计结果中，可以感受出女性设计师为广大女性车主周到、细致的考虑，包括多种亮丽的色彩、可爱活泼的造型、布置合理的内部空间、做工精良的内饰等体现女性气质的设计。由此得见，在日后，女性也必将会同男性一样，成为建设社会的主力军。性别化产品设计也会随着两性审美态度的变更趋势而变化。社会发展中，传统观念里只属于男性或女性的部分，将吸引异性人群，即两性性格相互渗透。
与此同时，产品设计在性别趋同和利用性别差异改善单一性别产品所存在的缺点上，近年来也有所体现。目前商品越来越多地为女性考虑着想，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尊重，照顾到女性更多的不同于男性的需求。同时，商家在商品细分的过程中，提高了商家自身的知名度和利益收入，对市场经济也有重大贡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女性化产品的不断增多，商品中女性特点的逐渐加重，男性商品的风格也开始有了转变。除了部分仍是与女性商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会有部分男性商品逐渐在风格上向女性商品靠拢，也许是因为女性商品在形式上的多变和色彩上的更加丰富，符合现今社会上对于时尚的定义和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的心理。装饰物、色彩不再是女性的专属，导致男性商品也开始追随着女性商品的特点而产生变化。总是这样，一旦传统的价值被突破，风格的趋同或者形式的诡异在历史的氛围中就不会显得突兀，人们对于这种现象所持有的态度也会最终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情况的产生并愈演愈烈，致使部分男女商品在形式上没有区分，便又回归到了男女共用、中性商品的情形里。也因此，一些男性女性随着商品风格的改变在性别特征上的区分也逐渐降低，出现性别趋同现象。当然，男女有别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别趋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值得我们重视。在此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或演变的逻辑――即市场表象背后的历史发展。
四 社会变迁的一项圭臬――市场认同化的性别设计
如上所述，诚然产品的性别化设计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具有一定的自觉演变逻辑和其自觉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在其发生着演变的同时，也发生着一定的观念转变。也就是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证明了，受众在产品所组成的视觉以及使用“场域”之中的一种态度。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对于设计历史研究能够起到溯本追源的作用，而且也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阐述路径。可见性别设计所反映出的产品的市场认同倾向，正是一种宏观社会的变迁圭臬，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分析和找出这一性别设计美学接受意义上的原因。在当下市场中所充斥的，由满目新颖的各类性别化产品所构架出的购买氛围中，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群体在对于产品的价值观倾向方面，已经从原先的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认同走向了一个相对更加丰富、更加宽容的历史阶段之中。首先从正面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认同在市场中一直存在着，在性别化产品设计还没有突现其有益价值的早期市场时代，受众从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出发，自觉遵守天然的性别心理，而对于产品的挑选也会基于这一自然的心理而进行购买，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还是上述所提到的服装产品领域，而其他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和日常生活产品领域，一方面因为当时的市场还没有细分到一定的程度，没有更多的设计机会为性别化设计展开空间，另一方面也由于设计理论也远没有发展到以人为本的阶段，不关注使用者自身的特点，不关注人与产品的私密关系，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性别化设计和相对的市场认同缺失。可以说，消费的习惯在当时也还是承袭着传统的惯性而选择相对适合自身性别的产品，以至于到了当代，这种传统也在大的范围内控制着设计的趋势和产品的市场，当代性别化设计已经在市场中展现其特点的阶段，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最大的设计理念虽然是追寻着以人为本的特点，逐渐加深对于使用者和产品之间的私密关系而加强设计的细节和创意，但这种性别化的突出也是大部分追寻着传统的性别消费心理而言的，而性别趋同的设计也在市场中有意无意的出现了。我们再从反面而言，这种性别趋同的设计倾向也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变现在设计领域中的现象之一，因为如上所述，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而且性别的差异在社会生产中的体现也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而逐渐趋于淡化。而设计领域作为社会变迁的窗口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变化的特点，于是乎市场中逐步增加了性别趋同的设计因素，而且也为受众带来了这种设计背后所隐含的整体社会审美观的转变态势，一种新颖的历史价值观在不断的加强，所反映在产品上的形式也在有意地增进，忽略了男女传统性别差异的设计形态带领着受众在消费领域中升级着价值观的临界点，一旦这种价值认可的临界点被突破，性别趋同的设计形式就会被整体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以至于在现实市场中消费者的目光不再对这种反传统的“前卫”加以排斥，而采取了一种比较亲和的认可甚至欣赏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所分析出的作为社会整体变迁的圭臬的性别设计的现有状态。它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价值取向的风向标，随着它的指向，我们可以从深层次分析设计背后的社会、审美以及经济等本质原因，以便在今后的设计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这一方向。
五 结语
根据现今社会状况，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将真正地从本质上形成广泛认同。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异也将会逐渐模糊和相糅合，产品的性别化设计会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心理尚未消退，男性产品与女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具有形制、功能、色彩上以至于商业经营模式上的巨大差别，产品设计是以人的需要或某种目的为依据，将需要与目的转换为一个具体可触的物理形式的过程，性别化产品设计在企业产品策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设计角度可以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出发，以其各自具体的理念、精神、文化层面为载体，对产品进行创造性的计划、规划设想，最终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另一方面，在后现代社会包容和变通的文化导向之下，两性的心理差别在不断地缩减，设计师可以从两性趋同的角度设计出具有细微差别的两性产品，也可以从时尚的导向出发，设计出漠视两性差别、搁置性别冲突的，具有统一功能和外观的单一性别产品，从而满足特别是当代女性的某种积极的社会主导心理。总之，性别化差异的设计，是新时代对设计领域提出的一个崭新而又包含了人类传统文化观念的设计思路，产品的分类将越来越趋近细致。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如何利用这一新兴的设计思路，将是设计师整合消费人群、扩充设计类型的有力工具之一。
参考文献：
[1] 粱梅：《世界现代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2] 宗霞：《产品视觉形式要素的特征与设计方法研究》，江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3] 李苒：《传统两性性别特征的互渗对工业产品设计的影响》，重庆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4] 陈虹霓：《从装饰到规训――关于身体及其性别意义的研究》，海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5] 霍春晓：《性别差异化设计研究――户外运动用品的性别差异化设计》，江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6] 李珂：《产品设计中对用户分类的分析》，《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第18期。
作者简介：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性观念；两性差异；性别角色；社会建构
当提到关于“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这个问题时，大家很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即“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变得更加地多元和开放了。”事实确实如此，当代大学生对婚前和婚外的容忍度都有明显的提高。唐璐嘉的研究提出“有性经历的大学生多认为若是由于感情疏离，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出轨则情有可原。”这是对当代大学生性观念、性态度的最好注释，同时也符合我们从大众传媒获得的信息和日常生活中的观感。但是该项研究的另外一部分内容“没有性经历的大学生多对出轨持否定态度，其中女生居多。”“对同居持否定态度的多为女生。”“大学生对男生发生出轨更加宽容和认可。”这些态度不约而同地反映出在大学生群体当中，男性的性观念更加开放，女性则更加谨慎、保守，同时大学生群体对男性的更加包容。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结论，也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来。
自古以来，观念就是传统两性道德中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而婚外的发生率也是衡量婚姻忠诚度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我们能感受到社会对男女两个不同的性别群体适用了不同的标准，这个双重标准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大行其道。生活中遍布着这样的例子：很多男士会要求自己娶进门的妻子是处女，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女士要求结婚的伴侣是的情况。如果女性不是处女，在婚姻中的负罪感、内疚感会比在结婚时已经是非身份的男士要高出许多。这种男士的“泛处女主义情结”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表现。在婚姻生活当中，如果女性发生出轨，一般来说，丈夫都倾向于对此持零容忍态度，要求离婚；如果男性发生出轨，妻子多会因为各种原因考虑和利益权衡而选择原谅丈夫，甚至有时会对该非道德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挽救婚姻。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男性和女性被社会适用不同的标准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他们对性开放观念的不同态度似乎也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是这种跟性别相关而显示出来的差异并非是天然形成的，它并不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差异造成的。因为从封建社会时期人们保守、传统的性观念到现在开放、多元的性态度的剧烈变化显然不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间人类进化引起的细微的生理结构变异就能解释的，只有与性观念改变近乎同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性别并不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造成的，性的本质不是天赋的、自然的、固有的，他是一种会随着社会条件、历史环境的变迁而改变的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一。
性不是独立于外部条件的观念，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个人的性状态是有意识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是性身份认同还是都是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它显示了人类社会自身的丰富性、包容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也表明人类的性观念受到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是被文化所锻造、形塑的，性观念同任何思想、理论一样，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性观念的差异只能从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和形成的过程。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由男性占据着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我们把这种男性把持着各个重要领域的权力的社会称为男权社会。在男性中心统治的社会中，男性被赋予绝对的权威。大众媒体当中地位崇高、收入颇丰的工作职位比如律师、外科医生、政府官员等都由男性占据。而与女性有关的气质和旨趣都遭到了普遍的忽视和贬低。女性的温柔被视为怯懦的表现，关注细节被认为是小心眼。甚至如果男性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呈现出一些女性的典型特征，也会遭遇到整个社会群体的贬抑和嘲讽。比如刻薄地称呼声音轻柔的男性为“娘娘腔”。而如果一个女性具有不拘小节，沉稳冷静等典型的男性特征，她虽然会被称呼为“纯爷们儿”，但是受到的非难要远远少于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男性。中性气质的女性“李宇春”受到了大量粉丝的追捧，而阴柔气质的伪娘“刘著”则遭到了不计其数的谩骂和攻击，这种鲜明的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明。
男性被视为天生的统治者，理所当然就应该拥有天赋的特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我们都会发现男性确实拥有特权，在与女性竞争中可以通过绿色通道。比如在就业时女性遭遇的针对女性的不公平的社会排斥政策，使男性有更多的机会在公共领域崭露头角，而女性被规劝回归家庭，留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在涉及性领域时，男性自然也不会拱手让出属于自己的优势地位。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差异导致男性认为他们应该是主动攻击的一方，女性只能选择被动承受，女性的身体是没有话语权的。男性作为统治者，女性作为服从者，构成了等级分明、秩序良好的权威结构。男性通过体力更好、进攻性更强等生理优势迫使女性接受本群体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地位。这是对女性的隐形的暴力。
不仅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会制定各种政策、制度来巩固本群体的优势地位，维护本群体的既得利益，男性主导的人类群体不断制造的各种显示男权意味的文化要素，以这些文化要素为代表的客观文化形成与男权社会性质呼应的合力加深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合理化。社会文化以性别为依据进行划分，男性居于第一性、女性居于第二性的地位等级秩序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了社会的有序运转。由于利益一致，男性群体和整个社会文化合谋，不断地赋予现有制度、规范以合法性。社会文化建构了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标准和评价，为两性制定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同时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人们不断模仿、学习与自身生物性别相对应的一套规范，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在性观念和上，女性不断被教导和灌输，本群体应该是保守的，含蓄的、传统的，只有男性才应该而且被允许主动、开放的姿态。这种性别文化差异的主观认同已经成功内化在文化的深层结构当中，是潜在的、无形的，却发挥着实在的约束和规范力量。整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积淀作为其强大的后盾，使性别角色观念被不断发酵、强化。性别差异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和本质化的，是因为忽略了性别制度的背景，无法完整清晰地揭示出隐藏在背后的性别权力差异结构。
女人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也就不可避免是强制性的，但是也有女性自动的选择与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作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现象，拥有着不可估量的强大生命力，直至内化为女性群体对自身自觉的性别角色期待。在性领域中，女性自发地将自己包装成弱者的形象，对男性的越轨行为给与更大限度的包容，而对本群体则秉持更高的道德标准。一次出轨当中，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群体会以一种轻佻的道德姿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遥远地责难其他女性。甚至有些时候，女性群体首当其冲站出来进行道德问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是遵守主流规范的，将自己与越轨的女性群体区别开来。女性自觉地自我审视与相互检查，它导致了女性的分裂，削弱了他们原本作为集合体的力量。女性自身对不公平的“第二性”的边缘地位的默认表示他们主动或者被动的认同，这只能进一步加深女性的从属地位，为男性的优势地位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解释。
男女两性的性观念都在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变化始终存在着差异。这是性别角色定位的不一致所引起的，它是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积淀、社会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性别角色观念，不仅需要建立性别平等的制度设计来加以改进性别权力关系，女性对本群体正确的自我评价以及对女性身份的重新定义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 韩凤仪.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调查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2] 诸俊.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
[3] 苏红.大学生婚恋观结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民国;跳舞;研究
跳舞,中国社会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传统舞蹈终未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后,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式跳舞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社会渐掀波澜。西式跳舞进入中国社会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二者间的冲突和融合折射出中国近代都市社会演变的曲折过程。同时,东来的西舞还催生了社交公开、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享乐主义等思想和观念,是近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笔者认为,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的跳舞问题能够一窥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社会风貌的变迁。
西舞虽东渐于晚清,但勃兴于民国。目前,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虽已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的跳舞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跳舞问题作为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学界进一步关注的对象。因此,笔者拟将社会文化史范同内关于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做一铺垫。
一、娱乐生活研究中的民国跳舞问题
娱乐生活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跳舞又是娱乐生活的一种。民国时期,西舞在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都会城市中日益盛行,并渐成风气。 故而,在研究民国时期京津沪娱乐生活的论着中,几乎皆有对当时舞现象的论述。笔者现将这类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着作一综述略陈如下。
将整个上海娱乐业纳入视野并将舞厅业包含其中的两部典型着作,一是高福进的《“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产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楼嘉军的《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高着中“室内娱乐:男女同舞同乐时代的来临”这一章,概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交际舞传人上海的流变过程,但失之过简,且错误较多。楼着中,作者为佐证整个上海娱乐业的空间结构、经营主体、娱乐特征等方面,对近代上海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厅业的发展概况作了分析,但略嫌泛泛,不够深入。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将舞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样本,探究了以“声、光、化、电”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现代性”,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着作。
扶小兰的《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一文中的第五部分介绍了西方交谊舞在中国由初现到勃兴的情状,并认为交谊舞成为都市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近代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并彰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以单薄的史料所得出的这一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弊。
李少兵的《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一文,从官方、民间因素对娱乐文化的参与以及二者之参与同新娱乐时尚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介绍了1927-1937年间北平舞业的情况,但多侧重于北平当局对舞业的管理。此外,作者于1994年出版的一部着作——《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一章专门论述民国时期的西式舞蹈,介绍了传统的中国舞蹈和现代西式舞蹈的主要区别,交际舞从传入中国到逐渐流行的过程,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以及洋人对中国洋舞的看法。其中诸多内容鲜见于其他研究民国跳舞问题的论着中,不失为该文之亮点。
其他论及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社会文化史论着还有很多,比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苏文的《沪滨闲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安克强的《上海-19-20世纪中国的和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许慧琦的《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具体评述。
二、民国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
目前,在社会文化史范畴内,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作专项研究的论文有十多篇,但着作屈指可数。笔者在此略作综述,以助后继之研究者了解此专项研究的概况。
马军对上海的跳舞问题研究得颇为深入。他的《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以1948年上海舞女反抗政府节约消费禁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了这一事件演变的详尽脉络,并整理出珍贵的口述历史文本,研究较为深入。他的另一重要着作《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则系统介绍了交际舞从清末传人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再次出现的百年发展脉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导论中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外涉及上海舞厅、舞女的研究,为后来者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此之外,马军还发表了《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从“舞潮案”看战后上海市社会局的处境和职能》(《老上海透视——中日青年学人的上海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论1948年上海舞潮案》(《上海研究论丛》第1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舞厅业的消逝(1949-1954年)》(《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第290期,2004年8月)、《几点钟打烊?——论旧上海两界三方围绕公共娱乐场所关门时间的交涉》(《城市史研究》第24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两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厅业——以1927至1943年为主要时段的考察》(《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等论文分别从舞业同业公会、社会局、舞潮案、舞业的取缔、舞厅的关门时间、舞业管理等方面对上海的跳舞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艳的《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一书,“主要探讨在近代百年间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西方舞蹈传人中国之后引起的舞蹈艺术、社会风俗、社会心态、价值观念、文化市场、政府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变化,透视国人认识西方舞蹈和西方文化的心路历程,探讨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规律和特征。”
依笔者拙见,可将目前国内学界专门研究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十余篇学术论文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论述舞厅功能的文章。主要有:葛平的《交际舞场的交际功能和娱乐功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4期)和胡俊修的《近代上海舞厅的社会功能——以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为主体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其中,胡文还指出了上海舞厅长久存在和兴盛的原因。
第二,从舞女、都市化、现代性和公共空间的角度,论述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文章。主要有:陈文婷的《上海舞女:以休闲报刊与小说为中心(1927-1949)》,万妮娜的《民国时期舞女性质探析——以上海舞女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张金芹的《另类的摩登:上海的舞女研究(1927_1945)》,赵凤玲的《交际舞东渐与近代都市女性的“摩登生活”》(《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李从娜的《从(北洋画报)看民国时期都市交际舞业》(《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以及郭亮亮的《空间与想象——舞厅、舞女和穆时英的小说》(《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第三,以禁舞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主要有:左玉河的《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唐小兵的《象牙塔与百乐门——民国上海的大学生“禁舞”事件考述》(《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赵巧萍的《1946-1948年广州禁舞及其失效的原因》(《传承》2009年第3期),以及前文所述马军的上海舞潮案的相关论文。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费嘉炯及该国社会学家保罗·克雷西亦曾对跳舞问题进行过专项研究,且其成果不容忽视,后继研究者理应仔细研读。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尚有诸多遗憾。
其一,仅将跳舞问题作为近代娱乐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有所提及的论着多于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对于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前者的研究多失之泛泛,或者材料单薄,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大多为西式交谊舞,似乎近代以来东渐至华的西式跳舞只有交谊舞而别无其他。实际上,存在于民国社会的西式跳舞除了交谊舞外还有西方各国的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等等,它们都曾对近代国人产生感官刺激,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其二,从研究区域上讲,当前对于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上海,相比之下,同样是舞风盛行的京津地区,学界对之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