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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申报材料范文1
受托方（乙方）：
签 订 时 间：
签 订 地 点：
委托方（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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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受托方（乙方）：
住 所 地： 杭州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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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是否符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厅关于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浙政办发[2001]20号）中所规定的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进行评估，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评估工作。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一、乙方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和浙政办发[2001]20号文件中规定的认定条件，参照《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2000）和《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2003），组织专业技术专家和注册会计师对甲方提供的申请认定材料、数据进行核实、评估。
二、自签定本合同3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出具《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估意见书》（以下简称评估意见书）。
三、在签定本合同的同时，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下列申报材料、数据，一式三份：
（一）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四）申报产品的科技成果鉴定（评审）证书、专利证书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植物新品种登记证书、新药证书）、技术成果受让合同（协议书）、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入网许可证）、产品生产工艺环保证明、产品列入各类科技计划文件及获奖证书。
四、乙方在对甲方进行财务数据核实时，甲方需提供经相关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发票。
五、乙方在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察时，甲方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和文件资料。
六、评估费用由浙江省科技厅支付给乙方，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七、乙方出具的评估意见书仅供甲方申请认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时使用。
八、除省科技厅、所在地市、县（市、区）科技局外，乙方不得将评估意见书泄露给任何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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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甲方负责所提交评估申报资料、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乙方仅负责对甲方提供的申报资料、数据进行评估、核实。
十、除评估专家外，乙方不得将甲方提交的申报材料、数据内容泄露给任何第三方。
十一、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十二、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委托培训合同 ·审计鉴定合同 ·委托投资合同 ·委托书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软件著作权申报材料范文2
【关键词】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法律适用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媒体称谓，指其索赔金额与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居全国知识产权案之最高）——香港太平洋优利公司、北京京延电子有限公司（下称PU／京延公司）诉雅芳中国有限公司（下称雅芳公司）于2000年10月1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广东高院）重审，我国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及侵权责任的界定，已经成为国内关注、国外瞩目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案自1997年8月提讼，历时三年又由广东高院重新开审，鉴于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形势之迫切，计算机软件保护现实之需要，理论上澄清“模糊区”的认识问题委实不能等待若干年后的案子终审。然为免干预审理之嫌，本文主要以诉、辩双方提出的事实理由讨论侵权责任及法律适用的有关问题）。毋容置疑，案子是特殊的，现实生活并不常见，但却不仅涉及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权利许可、版本登记、侵权与免责等计算机软件的保护，而且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最终用户的版权责任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范围等。正确认识以上问题，[1]是公平审理的基础，也是我国软件保护沿着适合我国社会现实要求的方向发展的理论保障。
一、案由及症结
1984年，中国留学生岳明、岳阳兄弟及叶维明等人在美国注册了Unidata公司，开发了Unidata电脑软件，并以公司的名义在美国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说明开发人员均为公司所雇用。1992年，岳明兄弟将其在Unidata公司的全部股份出让，尔后，岳明在香港注册了PU公司，岳阳在北京延庆县注册了京延公司。
1994年，PU公司与Unidata公司签订了“软件销售许可协议”（下称94协议），并在中国国家版权局以原始著作权人的身份，登记了Unidata软件2.3.2版本的著作权，1995年，PU公司与京延公司签订了“独家协议”；1996年，京延公司与凯利公司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Unidata软件独家使用协议”。而1995年，中美合资的雅芳公司在建立电脑网络系统时，从美国的Jenkon公司处购买了一套正版的Unidata软件英文3.1.5b版本，安装在其软件系统上。
1996年6月，PU公司向中国国家版权局投诉，指控雅芳公司侵犯其著作权；1997年5月26日，国家版权认定雅芳公司侵权，裁定雅芳公司不得再使用该软件，并处49万元罚款。1997年8月，PU／京延公司又以同样理由向广东高院提讼，索赔3000万美元；1998年6月18日，广东高院一审判决雅芳公司赔偿1200万美元。雅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999年2月2日，经最高院知识产权庭开庭审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P23)
以上案情的症结在于，作为消费者的雅芳公司从美国购买Unidata软件英文3.1.5b版本自用，是否对在中国范围内拥有销售权的PU公司构成侵权。而解开这个案结，必须首先弄清侵权主体，侵权归责、权利冲突等法律问题。
二、侵权主体：“行为”侵权抑或“持有”侵权、“使用”侵权？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及研究的起步均比发达国家落后。这里所用的“持有”侵权、“使用”侵权，在我国的立法及理论上均无此概念，笔者采纳，仅权当与我国《条例》规定的八项侵权“行为”的区别，也为对当前司法现象的一种概括。
无论是国家版权局的行政裁定，还是广东高院的一审判决，均视雅芳公司为侵权主体，即直接对PU／京延公司构成“行为”的侵权。特别是一审法院，连美国Jenkon公司被撤诉后，仍然认定雅芳公司为直接侵权人，更说明该院是认定雅芳公司为软件的不合法持有者及不合法使用人。但是，不论从法律适用上，还是从控辩双方提供的事实上，人们却似可以轻易地发现雅芳公司“持有”并“使用”Unidata软件3.1.5b版本并不构成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律所规范的侵权行为。
1.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国家版权局裁定雅芳公司侵权的理由，据原、被告所述，是雅芳购买该软件“没有按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签订书面的授权协议”。然而，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下称《条例》）共40条，却没有任何消费者购买计算机软件必须签订书面协议的规定。其中虽有第十八条规定“软件权利的使用应当根据我国有关法规的签订、执行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但这指的是《条例》第九条第三、四款所述的“复制、展示、发行、修改、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其软件的权利”，即PU公司与Unidata公司划分地盘的94协议及PU公司对京延公司的授权协议，京延公司对凯利公司的转让使用权协议等，绝非指的雅芳公司从美国Jenkon公司处购买应当签订协议。据此，如果国家版权局以此为由裁定雅芳公司侵权或有过错，显然是一种张冠李戴。在法律，不论是雅芳公司所持软件的购买地的美国，还是国际通行的惯例，都没有规定消费者购买计算机软件必须签订书面协议，否则，便视为过错或侵权。在情理，如果消费者异地购买商品自用没签书面协议可能被行政处罚，那么，当今无数手提电脑持有者不是时刻面临被及重罚之灾？由此延伸，甚至在美国购买食品回国的人们，如果该食品有未经商同意在中国不得销售协议的话，不是也有被破肠宰肚进行高科技化验，然后割肉赔偿之忧了吗？
2.一审判决侵权的法律界限不清。
广东高院判决雅芳公司侵权，创下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使用承担赔偿责任的世界纪录。然而，据原告所述的理由和事实，雅芳公司并不违犯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即在与PU／京延的关系上不符合《条例》第三十条所规定的八项侵权行为。诚然，PU／京延公司曾指控雅芳公司“将软件作了二次开发后出售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分销商”，如果这一指控属实的话，雅芳公司是违犯了《条例》八项侵权行为的第八项“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向任何第三方办理软件的许可使用或者转让事宜”，因这种行为是《条例》第二十一条“合法持有”人所不允许的，即该条规定“合法持有”者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将备份复制品提供给第三方，也“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文本”。但是，这样一种行为侵犯的著作权人的主体不是PU／京延公司，而是“多个国家”的Unidata软件著作权人，因为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在“多个国家”，按国际惯例，只有“多个国家”的著作权人能够主张权利，PU／京延公司却不能因此而提讼。
3.软件合法“持有”人，“使用”人。
根据我国《软件产品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雅芳从美国进口的Unidata软件并不违反我国的进口法规，如果其购买并未与美国Jenkon、Unidata公司合谋侵权的话。而且，依照我国《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下称《规定》）第四、三条的规定，雅芳公司购的Unidata软件属于外国作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条例》所保护。这种保护，按《规定》第七条规定，雅芳公司购买后在国内使用，该软件著作权“可以不履行登记手续”即受我国法律保护。这种保护，表现在雅芳公司，则是《条例》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免责，即“软件持有者不知道或者没有合理的依据知道该软件是侵权物品，其侵权责任由该侵权软件的提供者承担”。这种免责，是不负任何间接或直接责任的免责；这种承担，是指提供者的直接承担，而不是先由持有人承担后再由持有人向提供人追偿。但是，PU／京延公司在诉讼中却不止一次地说明“雅芳是为了Unidata公司，雅芳的损失可以向Unidata公司追偿”。笔者认为，持有者可以向提供者“追偿”的，按我国《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指的是“义务销毁持有的侵权软件”所“遭受的损失”，并非指的是代替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损失。如果法院判决免责的持有人侵权并巨额赔偿，这就不是什么免责，而是代人受过了。至于持有人向提供人追偿，那就是另一个案子、另一个法律问题，也非本条款适用的范围。
三、侵权归责：过错侵权与无过错侵权
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是适用过错原则还是无过错侵权原则的讨论，目前已经日益为国人所重视。尽管笔者完全同意知识产权侵权认定有时应当归于“无过错责任”，但这种特殊性在我国尚未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在我国知识产权法没作修订之前，我国依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然而，在一审、上诉中PU／京延公司指控雅芳公司“过错”的某些问题，依照过错责任原则，显然并不构成过错。
1.“备份复制”不构成侵权。
PU／京延公司指控雅芳公司侵权，其中的一个理由对软件备份复制。而根据《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雅芳公司“在不经该软件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享有“为了存档而制作备份复制品”的权利。
2.“合谋侵权”缺乏依据。
雅芳公司是否侵权，与其“合谋”是否成立有莫大关系。在重审中，PU／京延公司不仅追加了Jenkon和原Unidata公司的Ardent公司为被告，而且明确指控雅芳公司与Jenkon、Ardent公司合谋侵权，说明有大量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供，但也有一些新的证据等待提供。当然，如果PU／京延公司在重审中能提供雅芳公司与Jenkon、Ardent公司合谋的有力证据，雅芳公司确有侵权之嫌，即雅芳公司便不是该软件的合法持有人，其从Jenkon公司购买便有违我国《办法》的进口规定。这在目前重审没有结束之前尚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如果仅仅从一审和上诉庭审中PU／京延公司所指控的证据，却不足证明雅芳有合谋侵权行为。如一审法院认同雅芳公司是“知情的购买者”的关键证据——Unidata公司前总裁大卫·布鲁诺1995年1月12日写给岳明先生的信，信上说Jenkon公司有家中国客户想在中国的办公室安装Unidata软件，“但是，我们告诉他们必须从你（指岳明）处购买。”这里的“他们”，可以指Jenkon公司，也可以指Jenkon与雅芳，但不论如何，它并没有明确“我们”已经告诉雅芳公司，并讲明不能在Jenkon公司购买的原因。在上诉法庭，雅芳公司指出布鲁诺的另一封信就明确表示，他根本就不知道雅芳公司在什么地方，而且布鲁诺向法院提供的宣誓证言称，他从来没有告诉过雅芳公司94协议的事情，并证明雅芳公司是善意取得并合法地在中国使用Unidata软件。
以上证据很难证明雅芳公司是非善意的软件持有人，即“知情的购买者”。而不能证明雅芳公司“合谋侵权”，其持有Unidata软件便受《条例》第二十一条及三十二条免责条款的保护。此外，指控雅芳公司与Jenkon、Ardent公司“合谋侵权”，并非仅仅证明雅芳公司知道应到PU公司处购买这么简单；作为经济组织的合谋侵权，并非仅仅为瓜分一套1.5万美元的软件的利润，如果PU／京延公司不能证明以上三公司在经济利益上有瓜葛，即Jenkon、Ardent公司从雅芳公司处不当得利，或提供在上诉法庭所提及的以上三公司“不可示人的协议”，笔者以为“合谋侵权”的指挥也很难成立。
3.雅芳服裁认罚不足为“据”。
PU／京延公司对雅芳公司与Jenkon公司提讼，一审法院在PU／京延公司撤消对Jenkon公司的之后仍然对雅芳作出侵权判决，其中重要的依据是国家版权局的行政处罚。对该处罚，雅芳公司服从裁决，没有提讼。但如上所述，该行政处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雅芳公司付出1.5万美元从Jenkon公司购买软件所持的票据，在不能证明其“合谋侵权”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对该软件的合法持有。虽然1997年雅芳公司曾经服从裁决，依时交纳了罚金，行政处罚书在诉讼中成了不公平审理的基础，但是，雅芳公司在重审中对行政裁决提出了异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充分考虑作为消费者的雅芳公司购买软件自用不必签订书面协议的事实。因此，国家版权局的行政裁定，不能成为法院认定雅芳公司侵权的依据。
四、权利冲突：不同表述形式与不同版本
著作权属于美国Unidata公司的3.1.5b英文版本的软件与销售权属于PU公司的2.3.2汉化版本的软件，在中国地区是否形成权利冲突，这是雅芳公司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之一。而廓清这个问题，认识以下法律规定和法律关系，其界限自明。
1.中国的软件登记制度。
我国软件登记注册制国家，即不仅对在中国境域内发表的软件实行注册，而且对软件权利转让实行登记。我国参加签字的GATT知识产权协议（1994年文本）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知识产权的获得以权利的批准或注册为准时，缔约方应依照获得知识产权的实质性条件确立程序”。[2](P489)《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凡已办理登记的软件，在软件权利发生转让活动时，受让方应当在转让合同正式签订后3个月之内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备案，否则不能对抗第三者的侵权活动。”登记备案的内容和应提供的资料，我国《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除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软件产品的著作权有效证明或许可证明外，还要有“软件产品的名称、内容、版本、功能”及“软件产品的样品、软件产品的测试结果”等。
据此，PU公司1994年在中国国家版权局登记的Unidata2.3.2汉化版本，如果其申报材料属实的话，当受中国法律的保护，但如果其登记时提供的不包括Unidata3.1.5b英文版本的样品、功能、测试证明及文档材料的话，则不能对雅芳公司主张权利。根据GATT知识产权协议第七条规定：“著作权保护应延伸到表述形式，但不涉及思想、程序、运行方式或数字概念诸类内容”。[2](P473)美国Unidata公司的3.1.5b英文版本的著作权也受中国法律保护，与表述形式汉化的2.3.2版本没有著作权利之冲突。至于作为原告之一的京延公司，其1995年与PU公司签订的“独家协议”，如果没在国家版权局对软件进行登记，则不能对任何第三者主张权利。
2.软件登记的权利许可。
PU公司根据94协议以原始著作权人的身份在国家版权局登记了Unidata软件的著作权，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条例》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的“转让权”，只有“向他人转让由本条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的使用权和使用许可权的权利”，并不能转让包括人身权利和其他财产权在内的完整著作权。因此，PU公司的原始著作权人的身份值得求证，94协议除使用权、使用许可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受中国法律保护。如果PU公司进行版权登记时所“提供的主要信息是不真实的”，或“所提供的登记备案材料有欺诈或与实际不符的”，按《条例》第二十五条、《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其软件登记号登记证书可以被撤销。
3.协议的结束力。
在上诉法庭，当PU／京延公司指控雅芳公司侵权，遭受雅芳公司关于英文、汉化不同版本的辩析之后，PU／京延公司提出94协议，认为根据协议，PU公司拥有Unidata软件在中国的一切知识产权且不受Unidata公司任何至高权利的限制。但根据陶国峰文报道，[1]94协议没有赋予PU公司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笔者以为，94协议有没有限制PU公司权利并不重要，协议只能约束协议双方，不能约束第三方。美国仲裁庭可以据以裁定Unidata公司败诉，但不能据以裁定雅芳公司侵权。
本案涉及的还有PU公司与京延公司的销售权“独家协议”和京延公司与凯利公司的“独家使用许可合同”。目前，雅芳公司已经指出协议超越了京延公司的经营范围，《国际商报》记者于又燕此事走访了国家外经贸部条法司，“了解到根据中国外资法，中外合资企业不得经销非自产品”，即使合同是真的，也因超出了京延公司的经营范围而在法律上无效[2]。这里的“外资法”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三种不同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法，这三部法律，包括最近修订的内容，虽没有明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不得经营非自产产品条款，但从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范围的有关条款中，确也可以推断出外商投资企业不得经营非自产产品的结论。外经贸部条法司的解释显然是采取推断法，而非引自某一条文。不过，根据我国外资企业管理规定，中外合资的京延公司不能销售他人产品应是肯定的。如是，5000万美元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PU／京延公司3000万美元的索赔也就失去了依据。
4.著作权与销售权。
根据《条例》第九条规定，著作权包括发表权，开发者身份权，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转让权。销售权则是使用权中的一种。根据94协议及我国关于软件著作权转让的规定，PU公司在中国地区拥有的是不完整的著作权，即主要是行使销售权。只要雅芳公司在中国范围内没有复制发行PU公司所登记备案的软件版本，就不构成侵犯PU公司的销售权。PU公司拥有该软件的销售权并在国家版权局登记备案，不等于在中国范围内所有拥有Unidata软件的最终用户，都因持有、使用而须负侵权之责。
【参考文献】
[1]陶国峰．知识产权第一案[J]．读报参考，1999．
软件著作权申报材料范文3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是贵州创新发展的“科技工程”之一。贵州省科技厅于2010年启动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2015年开始，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进行网上遴选，通过网上遴选等一系列程序，即可获得贵州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称号。截至2016年12月底，贵州省共认定77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 2016年贵州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现状及分析
本文提取了2015年、2016年贵州省认定的25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2.1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状况
从提交的申报材料来看，企业均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25家企业均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平均每家企业专职人员达到4人（3.7四舍五入），而专职管理人数最多的企业为开磷集团，人数达到51人，占职工总数的0.3%。25家企业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核心人员（管理、知识产权工作、研发）知识产权知识培训人员（个）达到2102人，平均每家企业达到420人，平均每家企业培训率达到93.15%。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贵州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意识较强，知识产权管理较为规范，培训率较高。但同时，25家企业均无通过国家标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达标认证，说明我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距离国家一流的知识产权培育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2.2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状况
（1）在申请和持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方面，25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累计申请专利1827件，平均每家企业达到73.08件，累计有效专利1010件，平均每家企业达到40.4件。累计有效专利达到了专利申请量的55.28%。企业专利申请量上的突出，说明企业重视自我创新能力的建设，有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同时，有效专利的授权量占比较高，也体现了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管理上的自我认知较为准确，能够找准自身发展的优势，并以此为抓手带动企业整体的协同发展。
（2）在自主知识产权种类方面，企业累计申请发明专利984件，平均每家企业达到39.36件。累计有效发明专利329件，占申请量的33%，平均每家企业达到13.16件。累计注册商标169件，平均每家达到6.76件。从企业提交的申报资料看来，企业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主要集中在外观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登记等几个方面。体现出，在企业的整体发展中，还是由科技含量较低的技术和产品占据着主导位置。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到了整体专利申请量的53.85%，但发明专利授权量占申请量的33%。可以看出，企业十分重视核心知识产权的研发和保护，但在核心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导致核心产品和技术无法实现质的突破。
（3）在自主知识产权行业领域分布方面，很大部分的有效专利和有效发明专利都集中在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行业，占整体专利和发明专利的81.2%、77.2%。可见贵州围绕优势比较集中的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建设取得很大成效。软件服务业和新材料排位靠后，表明这两个行业的知识产权发展，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 知识产权融资与转让状况
从统计出的数据来看，25家企业只有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开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有知识产权融资的情况。仅有1家企业发生知识产权转让或许可。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在企业之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流动，没有形成一种自由交易的市场氛围，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不理想，很多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仅仅成了一纸证明，并不能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从对企业的相关数据分析来看，我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较低，没有形成完善的核心知识产权体系，究其原因是因为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核心知识产权的研发能力欠缺；自主知识产权行业分布不均；缺乏专业知识产权人才进行管理，导致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不完善；没有形成自由便捷的市场，企业之间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流通，成果转化不理想。
4 对策建议
4.1 重视科研成果的产出，强化核心知识产权的研发
创新能力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有后发动力的有效评价指标。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科技研发的重视程度。同时，核心知识产权的申请、授权也需要有科研成果的基础支撑。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企业应该更加重视科研成果的产出，强化核心知识产权的研发，构建以核心知识产权为依托的创新体系，这样才能常屹市场不倒。
（1）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大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通过多种途径优化企业科研经费的管理和配置，提高企业科研经费的使用率，有效保证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产出。
（2）不断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培养专业性的科研人才，并建立系统化的科研团队，并以实物或股权的形式鼓励科研人才钻研本企业核心业务，促进企业核心知识产权的研发及成果转化。
4.2 强化企业知识产权意识
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一方面是指要强化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化意识。【1】许多企业十分重视自身创新能力的建设，创新成果产出丰富，但因为产权化意识淡漠，没有有意识的将自身的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由此，导致自身的创新成果流失，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企业从上到下都应该强化自身的产权化意识，积极建设产权化制度，鼓励员工对自己的成果进行专利申请，切实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
另一方面是指是企业的专利保护意识。从2015年、2016年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数据统计得出，25家企业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维权的经费均为0。从侧面来说，这说明我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专利保护意识还较弱，没有对自身的知识产权在市场上的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可能在无形中导致了自身资产的流失。因此，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定期在市场对和自身核心知识产权相关的技术或产品进行广泛细致的调查，如发现权益受到侵害，应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利益。
4.3 加强培训，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
知识产权的申请、授权、转化，需有专业的人才团队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管理。而我省很多知识产?嗥笠档墓芾砣嗽苯鑫?1人，并且因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对本企业的知识产权状况和行业状况并不熟悉，很难有针对性的深入的开展工作。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与政府、高校、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紧密合作，加强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共同培养知识产权管理人才，为知识产权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软件著作权申报材料范文4
【关键词】 企业 法律风险 防控 误区 新关注点
企业法律风险通常是指法律和法律行为实施过程中，由于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自身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对企业造成负面后果的可能性。企业的法律风险从纵向讲，一方面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企业自身规章制度的遵守和实施自上而下相衔接，另一方面，贯穿于企业设立、经营、管理、重组、终止的全过程。从横向讲，一方面与外部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相互关联，另一方面，与企业的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等相互交叉，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防控法律风险是企业对法律风险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在思想、组织、人才、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上全面系统的科学管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企业法律风险意识有了明显提高，随着《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企业治理结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国家有关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一些大型企业对包括法律风险在内的企业风险的防控体系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当今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及企业自身运营状况的变化越来越快，情况越来越复杂，企业法律风险存在条件、表现的形式、负面后果的程度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需要企业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举措，更加审慎地探索和实践防控法律风险这一课题。
一、防控法律风险的几个误区
1、只要自己守法、守约就能防控法律风险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比较注重教育企业自身要学法、守法、守约，认为只要自身守法守约了，就没有法律风险了。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新的法律不断颁布，各交易主体的守法、守约、诚信程度参差不齐，这就增加了来自外部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法律环境变化，不特定相关方的违法、违约、侵权等，所以防控法律风险仅凭“洁身自好”是不够的，应当内外兼治。
2、中小企业条件有限，难以防控法律风险
中小企业不像规模企业，有比较完备的组织架构并能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来防控法律风险，所以，一些企业认为自己规模不大，遭遇风险的几率相对较小，防控法律风险的主客观条件有限，有限的资金搞防控法律风险，不如去做广告，故防控不必为之，无力为之。其实，法律风险和其他风险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进入的行业大多是充分竞争的市场领域，他们不仅要与同行业的其他中小企业竞争，还面临着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相对成熟的大型企业的挤压。所以风险的有无、大小，并不一定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观念、制度、措施不到位，小企业同样会遭遇大风险。中小企业虽然规模小，但同样可以针对自身特点采取投入较小、操作方便、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等措施，不断提高自身的防控风险能力，如对企业的重大经营活动、重要合同等除了作出合理的商业判断外，还可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对该经营活动进行法律风险论证，对合同条款提出法律意见，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多咨询、多学习、勤探索，只要意识和措施到位，中小企业同样能防控法律风险。
3、只要和主要客户搞好关系就能避免法律风险
现代企业都是市场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企业与上下游的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一些企业只注重与上下游客户搞关系，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关系经济，没有必要为防控法律风险而劳神费力，故特别专注于对与之配套的大型企业、知名企业、知名品牌等能为自己获得重大利益的企业领导、对接部门的负责人的“感情投入”，如请客送礼、利益输送、关联交易乃至违法行贿，这种非正当及违法手段本身就存在重大法律风险。而通过非正当及违法手段维系的关系，往往又容易因产品价格、产品质量、付款结算、售后服务等问题引发法律纠纷乃至引发犯罪。一案爆发倒掉一批人、毁掉一批企业的惨景时有发生。
4、遇险止步、涉险撤步就能防控法律风险
当前市场环境、法律环境都比较复杂，企业要生存发展，要转型升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风险。面对风险，一些企业采取消极回避、止步不前的犹豫态度，从而不仅没有防控风险，反而阻碍了企业发展，其实风险虽然客观存在，但对于有准备者风险是可以化解或减小的。面对风险，我们应当依照法律和事实科学评判，在区分风险的性质、大小、轻重缓急的基础上，积极应对，不轻言止步或退步，敢于在危机中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除了那些违反法律和合同的风险不能冒，对法律没有禁止的、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而对企业自身有利的，要敢于创造条件化解风险，使企业免受损害。
5、只要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出具报告就能防控法律风险
最近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经一家全国著名的企业协会介绍并牵头，由五家企业向江苏某金属材料公司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战略投资，投资金额共计5000万元人民币，投资前先后由两家为业界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和一家国内著名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财务、法律尽职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该被投资的目标公司经营状况、资产状况均良好，预计年利润达1.5亿元左右，2012年下半年可在境外上市。但当投资款陆续支付到位，投资者翘首以盼目标公司上市喜讯时，该目标公司因严重拖欠银行等债务已资不抵债而东窗事发，其全部资产被法院查封，全体投资者的投资过程前后历时仅数月，其全部投资打了水漂。这起事件警示企业：第一，专业机构出具报告依据的法律和事实不一定全面、真实、有效；第二，专业人员的工作也有可能疏漏；第三，对重大经营决策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出具意见、报告一般意义上讲虽是提防法律风险的措施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不必质疑的、绝对可靠的保证；第四，聘请专业机构时，应当在聘请合同中明确专业机构的法律责任，过错赔偿责任。
6、只要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按制度走流程，就能防控法律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是规范企业、防控法律风险的基础条件之一，但认为只要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监督三权分立、重大事项按制度走流程就可以规避法律风险，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一是公司制度框架的建立，不等于有效运转，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二是防控法律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有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就万事大吉了，防控法律风险需要观念、立法、执法、制度、各岗位的责任、科学方法等各个层面上的配合协调；三是按制度走流程，如果没有每个流程上的执行者高度的责任感、熟练的专业能力，那么，即便有了公司治理结构，订立了规章制度，走了层层签字画押的流程，也是徒有形式。
二、当前防控法律风险几个新的关注点
1、国际市场变化，企业防控法律风险面临新挑战
（1）跨国经营风险大、代价高。近年来，我国企业以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方式探索走出去的跨国经营战略，由于不熟悉外部法律环境，缺乏实践经验，所以面临风险大、代价高的处境。有的大型承包工程和大批劳务输出因所在国政局变化被迫停建和撤离。如利比亚大撤离事件、中电集团投资的中缅合作水电项目被搁置事件。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达950.5亿元，截至2012年上半年，我国在海外投资设立约18000家企业，其中三分之一已告失败。
（2）“两反一保”的风险持续增加。在世界各国普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不断遭受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的调查和争端。据商务部网站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2年9月10日至14日就发生了“欧盟对华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欧盟决定继续对华文件夹金属件征收反倾销税”、“阿根廷对中国进口单相交流发电机征收反倾销税”、“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我输美纯镁反倾销日落复审仲裁（认定我征收反倾销税再延长5年）”等四起案件，与反倾销反补贴相比，“特保”措施的门槛低、弹性大、易实施，只要进口国认为来自中国的产品对其造成“市场扰乱”即可能启动“特保”措施，对我出口产品采取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这种商业风险最终会转化为法律风险，有些案件已成为法律纠纷进入争端处理机制。
（3）外贸应收款凸现。违约率提高导致国内出口企业的货款被“国外老赖”拖欠，乃至无法收回。此类事件有的已从经营风险转化为法律纠纷。导致上述法律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国际政治形势变化，有些国家地区政局动荡，无法保障跨国经营的正常开展；二是国际市场变化，一些国家地区经济不景气，市场消费能力和进口方的偿付能力持续下降；三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其规则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尚有差距，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特保”、反倾销等规则随意挑起的争端，思想准备不充分；四是对交易合作对方国家地区的法律环境了解不充分，防范不及时；五是对交易合作对方企业的诚信度及履约能力不能充分掌握，有的企业又不事先采用“信保”等措施；六是在防控风险方面对交易合作合同等法律文本的订立和履行不到位。
2、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转型，企业防控法律风险面临新的压力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相当程度上是依赖“透支资源”、“透支环境”、“人口红利”维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已成为关系全局的战略选择，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这些措施的逐步实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将使得企业压力加重，法律风险增大，主要表现在：第一，各级政府执行国家对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的调控，使得社会总需求扩张速度放缓、相关行业投资放缓、交易量减少，有的企业被迫转行乃至关闭；第二，土地市场交易趋冷，制约了地方投融资能力，使得相关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第三，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出新要求，制约了粗放型增长，使得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面临严峻挑战；第四，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了经济增长成本，将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亏损增加。
3、新的商业模式和信息技术背景下，企业防控法律风险面临新的课题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销售、服务等商业模式竞争力日趋下降，而商业模式的创新已成为新世纪企业生存、发展和企业间激烈竞争的核心关键。在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下，如何有效防控法律风险，这是企业无法回避的新课题。
（1）商业模式的创新之路是企业防控法律风险的探索之路。企业尝试和实践新的商业模式，本身就需要反复实践和探索，有探索就有风险。新的组织结构、工作流程、交易方式、盈利方式等新商业模式下各个环节的运营将伴随着与市场环境不协调、与上下交易链不衔接、与企业自身能力不匹配、与客户资源不融合而产生新的法律风险，所以，商业模式创新之路不是平坦之路，而是风险之路，企业防控法律风险，应贯穿于商业模式设计、论证、运营、控制的全过程。
（2）新的商业模式伴随着新的违规违法风险。法律法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立法立规的步伐也在加快。近年来，我国在跨国经营、资本运作、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仓储物流、连锁经营、著作权、商标、专利的保护、公司企业犯罪等领域陆续颁布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而新法新规的颁布实施，一方面维护了新的商业模式健康运营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企业遵规守法的不平衡性和不适应性，而产生了新的违规违法风险。有的因不认真学习而盲目违规导致纠纷发生、有的因不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新规而遭受处罚、有的明知违规而轻信能逃避制裁而造成损害、有的严重违法而构成犯罪。所以在新的商业模式下，企业应具有防控新的违规违法风险的警觉和措施。
（3）新的商业模式下企业法律风险的新特点。第一，风险类别更具新颖性，除了前述的跨国经营失败率高，“两反一保”凸现等新的涉外风险外，电子商务中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广告误导或滥用等都会产生新类型的风险和纠纷；第二，新商业模式下的企业在新技术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运营，其法律风险更具技术含量，如我国每年受理了3万多起知识产权案件，其中四分之一为以网络为载体的著作权侵权纠纷；第三，立法立规的进程滞后于商业模式的创新，使得许多新的商业模式运营在法律不健全的轨道上，导致企业在对商业模式的战略规划、个性设计、实施经营时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具不确定性；第四，新的商业模式使企业面对的市场和各交易主体更复杂、消费群体更广泛，所以法律风险一旦转化为纠纷或其他负面后果，其危害性就更大。如大型品牌企业的一个连锁店出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品牌企业的生存发展。
三、当前企业防控法律风险的几点建议
防控法律风险也应与时俱进，面对当下和今后的内外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发展实际，要不断转变观念、方法和策略，增强信心，在实践中不断优化防控法律风险的实际效果。
1、意识上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
企业防控法律风险贵在自觉性和主动性。当前，要我防的被动消极意识在一些企业和员工中仍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法律规定了公司设立条件、治理架构等，若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申报材料就无法通过注册、登记；国企受上级文件规定制约，若不做一些表面文章就无法应对上级检查；民企或外企的管理者和员工听老板话，按老板指令办就能保住饭碗。所以企业要通过教育培训、制规定责、考核奖惩等综合治理的方法使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和员工从消极被动的要我防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我要防。
2、方法上从学习借鉴向自主创新转变
企业作为市场中的单一个体，因其所处行业、产品和服务，采用的商业模式、运营过程中与相关主体的构成的法律关系、面临的内外法律环境等因素，与其他企业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差异。企业如何结合自身实际，在消化吸收外部经验为我所用过程中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使企业防控法律风险的方法更贴近当下形势、更符合市场规律、更适合企业发展战略、更能适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每一重大决策的实际。这是企业防控法律风险需要不断思考的。
3、防控法律风险“信心比黄金更贵重”
风险处处在，时时在，经营企业就是经营风险，当前，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防控法律风险“信心比黄金更贵重”。信心来自于科学的思维方法，理论上的清醒自觉，对复杂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手中有管理风险的“金刚钻”。
（1）要有敢于直面风险的信心。防控法律风险，要像人类面对困难、麻烦、危机一样，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略和勇气。2012年10月8日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打着国家安全牌对我华为、中兴两公司以莫须有威胁美安全发表歧视排斥报告。10月10日我国发改委就公布了十六个获批的对海外投资项目。这一举动，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中国企业勇敢地走向充满风险和阻力的跨国经营之路的信心。当前，作为现代企业的领导、管理者面对企业生存发展中的法律风险，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能丢、战胜风险的信心不能丢、勇攀企业发展高峰的信心不能丢。
（2）要有善于管控风险的自信。要敢于直面风险，若没有善于管控风险的自信，企业防控法律风险仍将半途而废。善于管控风险的自信源自于管控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源于企业防控法律风险在机制、技术、人才、体系建设上综合实力的积累。有了管控风险的自信，一方面可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几率，当企业运营或实施某一法律行为时，对能够或已经预估到的法律风险，通过尽职调查、方案设计、商务和技术谈判、合同条款约定等工作进行前期防范，使法律风险事件少发生或不发生；另一方面，可把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风险事件发生时，在不危及企业战略目标和具体经营目的实现的前提下可转移或保留风险。如买卖合同中因卖方违约迟延交付标的物、建设施工合同施工方违约工期迟延，只要上述迟延还能补救，尚未危及合同目的的实现，而解除合同对合同双方的风险会更大，那么买方或建设方可保留对方迟延履行的法律风险继续履行，待合同履行终结时再“秋后算账”，以挽回风险事件带来的损失。
（3）要有防控风险为企业获得机遇、创造价值的信心。企业防控法律风险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创新观念、创新方法、创新技术，使企业在风险中不断成长发展。与勇于面对风险、善于管控风险的信心相比，在防控风险中让企业获得更多的机遇和增值，这是对防控法律风险更高层面上的优化，体现了风险管控者驾驭风险的信心和能力的再升华。事实也是如此，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所遇的法律风险往往是与机遇并存的，有些风险管控合理是可以转化为机遇的，这是企业逆境生存的DNA。如电子产业巨头韩国三星公司，上世纪末金融危机发生时，负债高达190亿美元，接近净资产的3倍，三星面临破产的风险，但三星把危机变成机遇，到2007年创造了销售额1060亿美元的神话，领跑世界电子产业。企业防控法律风险过程中依靠信心和智慧为企业创造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优化企业防控法律风险体系建设为企业创造价值铺平道路，打好基础。如对企业组织架构中股东关系、“三会”的权力分配进行优化的法律设计，对企业制度建设、人才管理、合同管理等进行规范。二是针对具体的法律行为为企业增值创造条件。如设备采购合同中，除设定严格的质量条款外，还可约定售后服务、零配件供应的优惠价格，从降低企业支出成本的角度获得增值；软件或技术服务合同中设定软件升级或技术更新时购买方可优先以优惠价（或无偿）获得；企业并购合同中除了保证收购的资产或股权物有所值外，还可将被收购企业的重要人才、客户渠道作为并购条件，为并购方创造更多价值储备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