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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评价报告范文1
一、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的特点
（一）政策指向性强。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一般都有明确的政策支撑，并且对扶持对象、政策措施、完成目标、实施效果等内容都有相应的规定。
（二）资金量大、覆盖面广，效益影响面大。如北京市“商业流通发展资金”项目，涉及全市18个区县①，包括特色商业街改造、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商场节能改造、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等二十几个领域。
（三）评价层级及涉及主体较多。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由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审批、主管部门负责资金分配和监管、各区县项目单位进行资金实际执行。按照资金流向，从资金审批部门到项目主管部门，再到实际执行部门，呈现出多层级、多部门、多区县、多执行单位的特点。
（四）公共属性显著，关注程度高。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大多属于民生项目，通常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其公共财政特征比消耗性支出更为显著。而且由于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执行过程中群众较为关注。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现状分析
（一）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
北京市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见图1。
图1 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首先，在确定评价项目后，由考评机构组织被评价单位、中介机构召开项目绩效评价培训会，组建考评工作组，对评价项目进行前期摸底调研等准备工作。随后，考评工作组入户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和复核。与此同时，项目单位成立自评小组开展自评工作，在考评工作组指导下完成自评报告。考评工作组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参照“项目指标体系范本”，结合项目特点，增设并细化三级、四级指标，编制适合于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确定之后，考评工作组编制专家手册，并针对项目特点遴选管理、财务和业务方面的专家，召开专家预备会对项目资料和指标体系进行讨论，针对专家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补充资料、修订指标体系。资料补充齐全及指标体系确定后，召开专家考评会对项目进行总体评价。最后，根据专家考评会结果，考评工作组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1.政策理解不够充分，评价重点不够突出。项目工作组在前期阶段缺少对政策深入了解的过程，也缺少专家对专业性的政策进行分析的环节，导致对绩效评价的内容和重点把握不准确，影响评价的效果。
2.指标体系的适用性不强，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现有的指标体系[包括业务指标（下设规划和立项情况、目标完成程度、效益实现情况、组织管理情况4个二级指标）和财务指标（下设预算管理情况、财务（资产）管理状况、会计信息质量3个二级指标）]无法完全适用于政策性项目，如：规划立项情况指标，由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本身就是由某一项政策支撑立项的，考评重点不在于其规划和立项情况。
3.评价分析方法较为单一，绩效综合评价分析难度较大。目前考评工作对于绩效评价只局限于反映项目实施结果的图片、数据等资料的收集，并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但对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缺少整体效益实现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未能充分体现绩效评价工作的有效性。另外，由于设立的绩效目标合理性依据不足，项目单位在项目完成后对效益总结不够充分，项目效益涉及面广，对样本量的选择不够科学合理，对绩效综合评价的标准不明确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合理准确地评价分析项目的综合绩效。
三、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研究
（一）确定评价重点
1.深入分析政策，确定评价重点。首先确定政策所要达成的宏观目标，可提前邀请专家指导分析政策的核心内容，依据政策中明确的绩效目标确定考评重点，并针对政策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确定的产出和效益的考评重点，与被评价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实际执行部门沟通取得一致意见。
2.结合项目实施内容及具体流程，确定评价重点。向主管部门、执行单位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和具体流程，从中找出项目流程的关键步骤，结合政策确定的完成目标确定考评重点。
3.依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深入分析政策和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后，分析项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具体可以分为直接受益情况和间接受益情况两个方面来评价分析。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
1.构建指标体系的关键点
（1）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分类体系。第一，可以将财政支出项目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各类项目的差别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第二，分别建立以过程为导向、以管理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指标体系，依照被评价项目特点选取执行过程、组织管理或实施结果一个方面进行重点评价。
（2）依据政策和项目实际情况建立指标体系。根据相关政策内容和项目实际执行程序，制定具体的指标体系，除对项目执行情况、效益实现情况进行考评外，还可以包含对政策适用性和实施完成后的运营管理情况进行考评。
（3）邀请专家参与制定指标体系。邀请相关管理、业务和财务方面的专家讨论指标制定，从专业角度制定执行、效益等方面指标，着重讨论政策中相关条款对实现预计效益的适用性。
（4）适度设定附加指标。为满足评价工作的要求，还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适度增设附加指标。
（5）设置纵向效益评价指标。设置纵向的评价指标，对主管部门、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终端受益者等各环节分别进行绩效评价。
2.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
要结合以上关键点，根据实践发展需求和财政支出功能分类，在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基础上，划分层次，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层次明晰、实用可行的指标体系。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可以是动态的，可扩充的，具体体现在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分类指标和备选指标库中选取，也可以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当评价对象确定后，将从指标体系中选取基本指标、分类指标中的一种（根据评价对象的财政支出类别确定）和定性指标，构成评价对象的一套完整指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图2。
图2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第一，定性指标。
（1）定性指标的内容
定性指标指无法通过数量计算分析评价内容，而采取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来反映评价结果的指标。定性指标是用于评价财政支出项目涉及政治影响、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资源配置状况、服务态度和质量等非定量指标因素，是对定量指标的进一步补充。
（2）定性指标的评价方法
对定性指标的评定，可从结合以下分析方法取得判断基础或依据：一是专家经验判断法，二是问卷测试法，三是横向比较法，四是“一票否决”法等。定性指标测定通常是上述四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形成若干个从高到低有档次的评语。
第二，定量指标。
（1）定量指标的内容
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基本指标包括项目建设评价指标、国家（国际）通行指标、公众关注指标等被广泛应用在综合性绩效评价以及公共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分类指标是在确定具体评价对象后，通过了解、收集相关资料、信息，结合评价对象不同特点和财政支出类别具体设定目标来设置特定的指标。
（2）基本指标
主要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共性方面，它是每个评价对象都必须采用的指标。由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率和支出效果率三项指标构成，其公式如下：
（3）分类指标
分类指标是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核心指标。按照财政支出分类，可分为经济建设、农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以下仅对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涉及较多的几类进行说明。
1）农业事业类支出指标。包括支持农村建设、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三类指标，每类指标又分若干子指标。见图3。
图3 分类指标一农业事业类
说明：当农业保护水平>0时，说明财政资源向农业倾斜，农业得到了保护；反之表明政府未对农业进行有效保护。
2）教育事业类支出指标。由投入资金分析、财政资金产出效益、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和发展潜力四类组成，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教育事业费等。见图4。
3）社会保障类支出指标。包括国有企业失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线、财政资金落实情况和社会稳定评估等七类指标。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见图5。
图4 分类指标一教育事业类
图5 分类指标——社会保障类
第三，备选指标。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共同构成财政支出对象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应是动态的，可扩充的。运用时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现有的指标体系中选用，同时也可从备选指标库中选取，或者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如教育水平指标：包括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比例等。
（三）评价综合测算模型与评价结果
对上述指标体系的每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进行赋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还要通过综合测算模型，把多个指标对绩效评价系统不同方面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以得到一个整体性的结果。对综合评价的计算可采用线性加权求和计算模型来处理。
根据综合评价总分，按照四级分类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即可以根据评价结果落入的评价标准区，判断被评价对象所使用财政资金的优劣情况。
（四）绩效评价工作思路的改进
1.建立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
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应是包括项目事前评估在内的全过程评价。具体来讲，可以在项目申请立项时由财政部门联合业务主管部门事先设定评价指标，设定分配资金在当年预计实现的效果，并每年对该指标做动态调整，也为事后评价进行分年的效益评价时提供依据。
2.运用层次化、立体化效益分析方法
对于主管部门主要评价项目执行的总体效益，对全市范围内该领域的影响及其政策宏观目标的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在各执行部门的分配是否符合效益最大化；对于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主要评价主管部门所分配的资金任务量的局部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再分配的效益是否公平合理；对于各终端受益者主要评价资金的实际产生效益情况，如收入增加情况、现状改善情况等。
3.选用适宜的评价标准
经济效益指标都可以表示为成本效益的比例，收益、成本的具体内容视不同效益指标而异；社会效益指标的标准往往由于支出项目涉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而各不相同，要根据评价的具体目标、组织实施机构、评价对象来确定。
4.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
专业评价人才队伍的培养，包括组织评价的工作人员、参与评价的中介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是提高绩效评价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具体可以通过聘请专家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定期组织研讨学习等方式。另外，进一步建立和维护各类型专家人才库，也是做好绩效评价工作的一项长期的基础工作。
注释：
①北京市行政区划从2010年7月起由18区县合并为16个区县。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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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晓光.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研究[D].河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范文2
关键词：审计机关 绩效评价 指标 分析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以国家为主体的绩效审计还没有得到成熟且全面的发展，再加上国家审计机关所提供的审计服务具有突出的特殊性，因此导致审计局一类国家审计机关对于自身绩效的评价难度大大提升。而绩效水平作为衡量国家审计机关生存、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值得引起相关工作人员的特别关注与重视，展开有关审计机关的绩效评价工作，对于促进审计机关全面、可持续性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即对其展开详细分析与参数。
一、审计机关绩效评价工作要点分析
首先，从审计机关绩效评价工作目的的角度上来说，具有特殊性目标。由于不同信息使用主体对于审计信息的获取存在不同的需求，因此导致了审计机关绩效评价目的与其他部门绩效评价目的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而言，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审计机关绩效评价可作为国家审计机关成绩考核的基本标准与参照；审计机关绩效评价能够有助于国家审计机关自身的持续、全面发展；审计机关绩效评价能够为国家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审计机关绩效评价对于提高审计机关的社会公信力而言有重要价值。
其次，从审计机关绩效评价工作内容的角度上来说，其主要是指：评价主体通过对评价指标以及相关评价方法的综合应用，建立在一定评价标准的基础之上，对国家审计机关职能履行、战略目标程度实现情况所开展的客观性、全面性评价。主要包括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以及公平性这四个方面的评价内容。
最后，从审计机关绩效评价工作方法的角度上来说，现阶段审计机关广泛使用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基于调查打分的评价方法；基于层次分析的评价方法；基于模糊综合的评价方法；基于综合指数的评价方法。
二、审计机关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首先，从财务层面的角度上来说，由于审计机关的管理目标并不仅仅体现在盈利方面，通过审计行为所创造的收益也并非由审计机关直接获取，而表现为其他相关的方式。同时，由于审计机关具有突出的预算属性，因此实施预算管理也有着重要的价值。现阶段，国家审计机关所产生的收益来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被审计对象上缴国库的具体金额；罚没所得金额；为被审计单位所挽回损失的折现金额；制度建议折合金额。除对其收益进行考量以外，还需要充分考量审计机关在常规运行状态下对应的成本开支考核情况。因此，为了体现审计机关绩效指标的经济性、效率性、以及时效性，要求将以下指标作为重点考核内容：预算执行率指标；投入产出率指标；人均贡献值指标；项目贡献值指标。
其次，从顾客层面的角度上来说，由于审计机关所提供审计服务的面向对象比较特殊，其所对应的顾客应当覆盖所有的利益相关主体。同时，顾客层面对于信息价值的关注度极高，而这种信息价值的体现则是通过审计建议的方式，无形之中呈现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有关审计机关绩效评价指标的制定过程当中，需要综合对相关利益者意见的考量，要求将以下指标作为考核的重点内容：审计建议采纳率指标；案件移交率指标；意见回复率指标；审计报告公开率指标；政策采用率指标。
最后，从流程层面的角度上来说，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审计工作开展的积极与有效，需要以对内部组织以及业务流程的完善作为根基。同时，需要认识到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审计，在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其应当更进一步的向着广领域、多层面方向发展。因此，对于审计机关而言，在绩效评价指标构建中，流程层面的重点指标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部控制制度改进率指标；平均审计项目耗时率指标；审计计划执行率指标；财务年报审计外审计项目率指标。
三、结束语
对于我国而言，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水平持续提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资源消耗、经济政治体制等多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严峻。相关人员指出：当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即在于，如何实现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在此过程当中，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要求充分发挥其所对应的作用力、以及影响力。总而言之，本文主要针对审计机关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做出了简要分析与说明，希望能够引起各方特别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1]仲崇峰，潘荣翠.基于群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风险控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
[2]於莹.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评价及其风险防范――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型[J].中国商贸，2013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范文3
（1.新疆农业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52；2.兵团土地整理储备中心）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成果，依据“投入、过程、产出、效果”模型法，从资金投入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管理情况、主要工程完成情况、项目取得成效情况4个方面选取28个指标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法确定了指标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法建立了定量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指标的打分标准，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八团土地整理项目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8个指标中，有24个得满分，4个指标有不同定程度扣分；项目绩效评价总体为优秀，符合项区实际情况；4个准则层中，主要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工程完成情况得分为满分，而在和项目实施管理情况、项目取得成效情况方面有一定的减分情况，进而简要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加强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建议。
关键词 ：一四八团；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土地整理是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要措施。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是指通过构建特定的指标体系，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依据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土地整理项目的工作管理情况做出的公正、客观的综合判断，能够真实地反映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作现状，以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今后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建设。国外土地整理项目效益或绩效评价研究主要反映在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评价和景观生态评价研究方面[1-3]。国内多注重于土地整理项目效益评价、可持续发展评价、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及效益评价方法模型研究[4]。对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内涵、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也有初步探索，但其研究区则多注重于东中部地区，且典型地区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尚不丰富[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资源丰富，涵盖14个地市州、59个县市内，布有14个师，6个市、175个农牧团场。从2002—2007年，兵团获得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批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78个，建设总规模12.63万hm2，累计投入资金21.06亿元，新增耕地1.77万hm2。故开展土地整理绩效评价工作不可或缺，开展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迫切需要。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AHP法构建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法建立定量评价土地整理绩效模型，并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八团土地整理项目实证研究，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土地整理绩效评价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1研究方法
1.1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AHP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土地整理效益评价研究。因此，本文亦确定选择AHP方法开展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研究。AHP应用简易流程为：建立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递阶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本文采用1~9标度法）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因素权重系数。AHP法相关计算公式方法可
参考文献[4]，在此不再累述。
1.2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方法
鉴于对已有土地整理效益或绩效评价方法研究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本文采用最简单的线性加权法，即运用多个指标，通过多个方面地对一个参评单位进行评价。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从多个方面选择指标，根据各个指标的不同权重，进行综合评价。该方法操作简单，计算方便。依据线性加权法的内涵，构建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得分模型。F设为项目绩效总得分，Wi为i指标权重，Xi为i指标打分值，则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2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构建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是一个多层次的评价体系。依据“投入、过程、产出、效率”模型法的内涵，梳理和总结已有文献对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或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运用AHP法构建出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层次递阶形式的评价指标结构体系（表1）。总目标定义为土地整理项目综合绩效。准则层从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角度和内容，选择确定资金投入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管理情况、主要工程完成情况、项目取得成效情况4个因素分别表征土地整理的投入、过程、产出、效果。指标层选取28个具体指标表征土地整理取得成效的4个因素[6－12]。
2.2计算土地整理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根据AHP法的基本原理及流程可知，构造判断矩阵是权重科学与否的关键，因而本文通过向5名土地整理绩效评价专家发放问卷，然后将5名专家的意见进行综合，形成最终的判断矩阵，通过采用和积法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向量，通过一致性检验，进而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
3一四八团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3.1研究区概况
一四八团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总面积为2245.40hm2，建设规模1925.30hm2，新增耕地面积365.92hm2，新增耕地率为19.01%，国家总投资2932.73万元，建设期1年。为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08年7月1日，竣工时间为2009年6月30日。
项目区在一四八团场北部，属于平原地貌，海拔高度350～398.4m。区内地势平坦，总的趋势是南高北低。项目区集中一片，涉及第八师一四八团2连、14连、15连、18连。东至一四八团17连，西至一四八团边沿，南至一四八团18连，北一四八团17连、19连。
项目批复文件确定的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18.89万m3；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砼防渗29.14km，滴灌系统32套，水工建筑物桥26座，涵45座，分水口174座；输变电线路17.38km；改建田间道路32.03km，新建生产道6.15km；农田防护林工程12.31万株；设备购置过滤器、水泵、变压器、施肥罐等。
3.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由打分获得，打分的依据主要由：项目的可研报告、项目设计、项目技术设计变更说明、竣工验收报告、审计报告以及项目区的实地调查。根据查看有关项目的文件资料以及实地调查，将实际情况与以上各指标的具体标准进行对照进行打分，打分实行100分制。确定各指标评判打分标准为：C1、C3~C9等8个指标依据目标内容要求完成情况，分别按优[80-100]、良[60-80]、一般[40-60]、较差[0-40]4个等级赋予分值；C10、C11等2个指标依据指标完成或者未完成目标，赋予分值100分或0分；C2、C12~C22等11个指标按照目标实现的百分比进行折算，满分100分，每减少1%扣1分，扣完为止。
根据评价指标打分标准，对一四八团土地整理项目的各指标进行打分，28个指标中，24项指标得分100分，4项指标不同程度扣分，2个属于项目实施管理领域，2个属于项目建成后的综合成效，分别为C5项目审查得分80分、C12项目验收得分0分、C20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得分70分、C21提高作物单产水平得分70分。
3.3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3.3.1综合评价结果及等级判定
将指标的打分值及权重代入绩效评价模型，计算得到一四八团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得分。
由表2可以看出，一四八团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总得分93.8，总体上反映了该项目的状况，达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总体评价为优秀。从准则层看，主要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工程完成情况得分为满分，而在和项目实施管理情况、项目取得成效情况方面有一定的减分情况。
3.3.2综合评价结果成因分析
3.3.2.1经济效益成因分析
首先，通过土地整理，增加了耕地面积，有365.92hm2的荒地变为耕地，保障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通过中低产田改造和实行测土配方施肥，进行土壤改良，改善了项目区的土壤的团粒结构，提高了土壤肥力，耕地质量得到明显提升。经测算，项目区的耕地提升了0.7个等级；耕地质量的提升，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提高了作物单产水平和作物综合生产能力，新增皮棉产量317kg/hm2。
其次，项目区经过治理，团场引进先进的棉花种植技术和机采棉技术，大大降级了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通过实节水灌溉技术和支斗渠防渗，灌溉用水节省了155m3/667m2，不仅减少了化肥使用量，还提高了肥效利用率，条田化建设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效率等，多方面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第三，耕地面积的增加、耕地质量的提高、人均管理定额的提高，灌溉用水的下降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耕地产能的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收入。经测算，人均管理定额增加2.33hm2/人，整治后职工平均增加年收入2.5万元，团场增效486万元/年。
3.3.2.2社会效益成因分析
首先，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改善了职工的生产条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职工增收，受益人数达到722人，稳定职工137人，职工更加安心于团场进行农业生产，更好的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推动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土地整理后，田块标准，林、渠、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利于采用大型机械化进行农业生产，同时，由于耕地集中连片有利于采取集约化的经营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便于创造和发挥优势，提高农业产品的商品率。经过土地整治，项目区引进精播、计量播种、自动化施肥，宽垄密植技术，推动了精准农业的发展，对推动团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第三，项目实施后的项目区的主要渠系得到全面防渗，灌溉形式也由原先粗放落后的大水漫灌改为节水的膜下滴灌，显著提高了灌溉水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团场农业灌溉用水量，有利于缓解团场与地方的用水矛盾。
第四，土地整理完善项目区农田水利设施、交通设施等状况，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职工切身感受到土地整理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是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有利于增进广大职工群众对土地整理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进一步推动土地整理工作的开展。
3.3.2.3生态效益成因分析
首先，项目通过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支渠斗渠采用砼板塑模双层防渗，减少渗漏损失，引进国外的先进滴灌技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1635.47hm2。项目建设不仅解决了农业生产灌溉水源问题，而且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有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而且灌溉水的利用效率明显提高，节约了灌溉用水量，推动了节约利用水资源。经测算，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了10%，节水量达120m3/667m2,年节水总量346.66万m3。
其次，项目在渠道和田间道路边营造农田防护林工程，完成道路绿化林带、农田防护林网、防风林的建设，种植防护林12.31万株，新增28.4hm2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工程，使林木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增加了项目区内生态系统的容量，提高了防治水土流失、防风固沙、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了项目区内土壤侵蚀、水土流失的可能。
第三，通过灌渠防渗，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次生盐渍化；采用先进的滴灌技术，节约了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增加了生态用水量。
4小结
（1）依据“投入、过程、产出、效率”模型法的内涵，结合本案例实际情况及AHP法应用分析原理，从资金投入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管理情况、主要工程完成情况、项目取得成效情况四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涵盖土地整理的各个阶段和环节，客观准确的反映土地整理项目的实际绩效水平，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2）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AHP确定了指标权重，利用线性加权法构建了绩效评价模型，既体现了评价因素和评价过程的主观性，又减少了主观臆断太强的弊端，增强了评价的科学性。并提出了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的打分标准，为进行土地整理绩效定量评价奠定基础。（3）一四八团土地整理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28个指标中仅有4个指标打分值低于100分。4个准则层中，主要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工程完成情况得分为满分，而在和项目实施管理情况、项目取得成效情况方面有一定的减分情况。
5建议
（1）加强理论研究。在我国，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新兴事业。当前，我国无论在土地整理绩效评价内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还是评价程序与评价方法上尚有明显不足，亟需加强理论研究，特别是要针对我国不同地区土地整理工作的侧重点有针对性的确定评价内容、指标体系和指标打分标准。
（2）加强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的过程管理。强化国土、财政、监理等相关单位配合，加强资金的监管与使用，加大监理单位的监管力度，提高土地整理项目的建设质量。改革以往土地整理项目质量验收仅有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的局面，适当增加质量等级，切实将土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作为重要评价依据。（3）完善制度建设。完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各项制度规程规范，使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常态化，建立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制度的实施机制，明确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建立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管理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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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评价报告范文4
一、校园凌辱行为预防与职责
“Bullying”通常译为“欺凌”“欺负”，台湾地区译为“霸凌”。校园凌辱行为是指发生在校园这一特定物理空间内的暴力侮辱行为。根据美国国家欺凌预防中心的定义，欺凌除了包括显而易见的身体伤害外，还包括隐藏的心理创伤及影响。一般来说，欺凌行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欺凌是对他人的身体或情感进行伤害、侮辱的行为;(2)那些被欺凌的人难以阻止针对他们的欺凌行为，并努力保护自己;(3)存在一个真实的或者所感知到的“实力不均衡”，该“实力不均衡”是指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在身体方面、社会关系方面或情感方面有更多的“实力”。
对于校园凌辱行为的预防，中美两国法律规定之主要差异体现在我国法律规定之实操性不强，甚至有些规定因缺乏具体操作程式而成为“僵尸条款”，而美国法律规定较为务实，权利义务较为明确，有着较强的可操作性。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应遵循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司法保护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其中第25条强调对于有那些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与其家长配合管教，对管教无效或无力管教的学生应将其送往专门学校予以矫治。然因管教无效与无力管教标准缺失而使行为偏差少年于父母过度溺爱与学校之无能为力间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对于校园暴力的预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指出教育部门及学校应将法制教育纳入正常教育体系尤其是针对常见多发犯罪的预防教育。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或监护人发现其组织、参与实施不良行为的团伙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报告义务还体现在当未成年人对针对自己或者发现其他未成年人实施的不良行为时，其亦可通过自己或者学校、父母等人或组织向有关机关报告。就报告义务而言，美国法律规定了强制报告义务，并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而我国的报告义务带有号召属性，具体责任的承担未明确，因欠缺法律强制性而收效甚微。
美国法律在详述校园凌辱行为预防措施的基础上强调具体责任的分配与承担且更具专业化。如特拉华州法律规定，校园志愿者与学院雇员在预防处理校园欺凌事件上应尽义务，包括发现可能存在的身体、心理伤害，敌对、威胁的教育与校园环境等。加州法律规定，公立中小学应当制定校园安全与暴力预防策略计划，这一计划由教育部门负责人负责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负责人还应听取州总检察长的意见并制定评估标准与指导方针。该州法律还明确指出要加强对为学校提供服务的人群进行专业化指导、培训，这一人群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工作者、医生、辅导员。
二、中美凌辱行为刑法规制之差异
当社会大众从道德角度谴责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留学生凌辱同胞这一恶性案件时，涉案人员或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也让大众诧惊，中美校园凌辱行为刑法规制之差异有了解之必要。
(一)实体差异
实体差异集中体现在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以何种罪名评价涉罪人之罪行，后者是指在所涉罪名成立的前提下如何选择刑罚措施。从定罪角度审视中美凌辱行为之刑法规制应以或判刑名为逻辑起点。按照美国刑法规定，此类行为可以殴打、折磨、绑架等罪名定罪处罚。如加州法律规定，绑架罪是指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强制、灌输恐惧、挟持、扣押等方式将一个人带至另一个国家、州、县或者本县的其他地方，通常涉罪人会被判处三年、五年、八年的监禁(州监狱)，当在绑架过程中造成被绑架人死亡、人身伤害或者置被绑架人于死亡危险之中时，其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本案中洛杉矶检方指控被告人绑架、折磨等罪名及被告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正是基于此。
然而此类校园凌辱行为在我国的刑法规制并非美国那么严厉，其行为评价或可遵循以下路径予以规制：(1)侮辱罪，根据《刑法》之246条规定，以暴力方式侮辱他人人格，情节严重的便可构成侮辱罪。本案中翟某等人的殴打、剃发及侮辱行为符合侮辱罪的客观行为标准。(2)寻衅滋事罪，《刑法》之293条详述了包括随意殴打、辱骂他人等行为在内的寻衅滋事罪行为模式，可见翟某等人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以上罪名的讨论均以犯罪人年满16周岁为前提条件，本案中的当事人年龄介于14-18周岁之间，若按照我国刑法规定，部分未成年人可能会因年龄原因而免于刑罚处罚。
探寻量刑方面差异宜以量刑结果与量刑模式为切入点。我国的量刑结果由主刑与附加刑组成，注重以罚代教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而美国的量刑结果包括死刑、监禁以及社区制裁，强调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治。在美国，保护观察、训练营地、家庭监禁等措施被广泛使用，其强调未成年人应在其熟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本案的其中一名被告就被判处训练营地的处罚。此外，在罪数形态处理方面，作为英美法系代表的美国采用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的吸收犯、牵连犯等罪数形态模式，而不论罪数形态怎样，均分别定罪量刑。宣告刑也并未采用限制加重等并罚原则，而仅是简单相加。在量刑模式方面，我国实行定罪与量刑相统一的刑事案件司法量刑模式，而美国将定罪与量刑作为两个相独立的基本程序，在定罪程序完成后启动量刑程序，并遵循《美国联邦规范指南》对罪犯予以量刑。
(二)程序差异
中美在此类案件的刑事处理程序中存在一定的程序差异，该差异主要体现在庭审设置、刑罚理念与辩诉交易上。
从庭审设置看，我国少年法庭属于人民法院的一个审判业务部门，负责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而美国的少年审判司法组织可分为有独立建制的少年法院、家事法院与依托地方普通法院以少年法则审理案件的审判组织。从刑罚理念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强调少年法庭应遵循教育、感化的基本方针给予涉罪未成年人轻缓化的刑罚处罚、以尽可能多的给予其洗心革面之机会。美国则坚持二元有护有罚少年司法政策，对那些所犯罪行极其恶劣的未成年人以类似于成年之刑事程序审理，坚持防卫之职。(张鸿巍.少年司法二元化有罚有护[N].检察日报.)作为美国刑事程序的一大特色，辩诉交易的双方是控诉方与刑事被告方，而非受害人与刑事被告人。发生在被告方与其他人的非法诉讼交易则极易触及法律底线而构成伪证、贿赂等新的罪行。此次虐待同胞案件的审理进程就曾因被告方的父母试图贿赂证人而一度中止。在我国，因民间纠纷引起并对当事人人身民主权利造成侵害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具体到此案，翟某等人可与检察官达成辩诉交易而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若在国内，翟某等人虽无法通过辩诉交易寻得机会，但其仍可在第三人或其他组织的主持下与被害人达成自愿的民事赔偿和解协议，以获得司法机关对其从轻或者免于处罚的可能。
三、美国法律对中国校园凌辱行为规制的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对校园凌辱行为的认识水平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较为接近，在校园凌辱行为盛行的当下，以借鉴的眼光比较中美在校园凌辱行为上的刑法规制差异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借鉴。
首先，降低校园凌辱行为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中的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无不将暴力、情节严重作为客观要件予以认定，倘若将“暴力性”作为认定校园凌辱行为的重要标签，那么很多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校园凌辱行为将逃离法网。正如上文在凌辱行为的定义与特征中提到的那样，凌辱行为还应包括言语的辱骂、情感的伤害，美国也已将言语辱骂、针对种族及肤色的歧视性威胁以及网络人身攻击等行为纳入凌辱范畴并予以打击。在校园凌辱行为零容忍的背景下，学生之间的殴打、谩骂与攻击看似简单，实则早已埋下罪恶的种子，以降低认定标准的方式打击猖獗的校园凌辱行为是必然的选择。其次，调整刑罚思维，加强刑罚力度。美国对涉罪未成年人坚持二元有罚有护的少年司法政策，即该保护的要保护，该重判的绝不手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留学生凌辱同胞的主角或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然我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原则，对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味讲求教育与宽容，事实上这并不可取。对于那些有前科且手段残忍的校园凌辱行为的施虐者来讲，将其作为成年人刑事案件予以审理是必要与可行的。再次，设立强制报告制度。虽然报告义务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已有所体现，但多为号召性指引而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正如特拉华州法律规定的那样，校园志愿者与学院雇员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上应承担注意与报告的义务。鉴于此，我国可适时引入强制报告制度，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对校园凌辱行为有监督责任的主体以强制报告的义务，承担此类监督责任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教师、学校、家长以及医院;而接受报告的主体应当是教育行政、公检法等职能部门。最后，完善共犯理论，打击团体暴力欺凌行为。我国将共同犯罪中罪犯按照所起作用的不同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并据此处以不同的刑罚，而与我国共犯理论所不同的是，美国的重罪谋杀理论(felony murder rule)认为在团伙作案中，一人犯罪，其余人均按最重的刑罚予以处罚。事实上，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暴力性事件多为团伙、帮派作案，而打击集团、团伙犯罪亦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重罪谋杀理论在遏制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成效显著，实可为我国所借鉴。除此之外，训练营地、家庭监禁等矫正与处罚措施及辩诉交易等刑罚程序亦有借鉴之可能。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国校园凌辱行为刑法规制在表现出不足的同时也蕴藏着些许期待。校园凌辱行为在造成身体创伤的同时，也给被害人的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这些痛处可能会伴随其一生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在当今追求法治和文明的时代潮流中，入乡随法远比入乡随俗更为重要。所谓西方之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妄为，法律亦是保障民主的有力武器，尊重法律方可赢得人生。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范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Abstract:TheFifth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aning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five coordinate developments，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think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which are people-oriente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一、发展评价的理论
对发展水平与进程进行评价既是对过去发展成就、发展的得失的总结，也是对当前发展道路、发展起点的选择与判断。关于发展阶段的评价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以结构差异为依据的发展阶段评价，二是从要素贡献角度分析的发展阶段评价。前者以钱纳里为代表，后者以库兹涅茨和丹尼森为代表。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根据战后20年间101个经济增长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上的一般变化规律，以人均GDP为纲，将经济发展分成9个阶段，考察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在10个方面体现出的变化[1]。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在这些国家的总产值不断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的变动趋向如何。丹尼森在1960年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测算，发现在美国国民产出相当多的部分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解释，丹尼森的解释是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知识进步[2]。
通过发展成就来评价发展水平是当前广泛使用的发展评价方法，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通过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在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体面的生活水平的平均成就反映一国的发展水平，这是目前为止衡量发展水平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指数之一;世界发展指标是世行每年发展报告的数据来源，包括世界概览、人口、环境、经济、政府和市场及全球联系6大类，近千项指标[2]。中科院现代化指标体系由中科院何传启在《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中提出，其现代化评价模型的基础是英格尔斯现代化10项指标，再加上三类文明发展指标(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分别衡量一个国家知识生产能力、国家知识和信息普及程度以及测试知识应用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何传启评价模型为评价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方法[3]。
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合作开发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是与发展评价相关的又一项广为人知的评价方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兴未艾，各国专家和学者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和实践研究，建立了很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评价研究也倍受关注，基本形成了复合指标与多指标或指标体系两类评价方法。尽管各类评价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但是指标与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具体关系和联系、指标的权重、指标的阈值、综合评价方法一直是评价的核心和难点[2]。
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重点一直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主要有:
1.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的体系。典型代表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联合国统计局(UNSTAT)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四大系统”的概念模型和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议程》的内容设计而成，体系由25个子系统、142个指标构成，是目前较有影响且得到广泛应用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工具[4]。UNCSD的体系比较适合于环境受到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描述，但对于社会和经济指标重视程度不够，其指标数目也过多，层次、粗细分解不均，压力指标和状态指标之间差异模糊，指标权属的不确定性明显[5，6]。
联合国统计局(UNSTAT)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FISD遵循“压力-状态”体系的思路建立，即社会和经济活动对应于“压力”，影响、效果与存量及背景条件对应于“状态”，影响与响应对应于“响应”。该体系共31个指标，与CSD指标体系不同的是，FISD指标不是依环境因素或将环境成分作为划分依据，而是以《21世纪议程》中的主题章节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指标进行分类。该体系的缺陷是选择的指标数目多于前者，在分类或指标属性上表现得较为混乱[4，5，7]。
2.综合指数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针对CSD和FISD两种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选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共25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采用无量纲化和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该体系根据指标的当前值和今后可持续发展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值之间的差距给予各自的权重，即对于那些当前值和可持续目标值差距较大的指标给予较大的权重，这就需要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意见上的一致为前提。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存在着差异，该指标体系简单明了，易于认识和掌握，但评价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5]。
3.以价值核算为前提的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典型代表有基于净财富流量的指标体系如绿色GNP、基于财富存量指标体系即“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等。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提出的绿色GNP体系，其思路是就资源、环境对原GNP指标(也包括GDP和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进行修正。基本做法是从原GNP指标中减去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世界银行提出的“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以“收入”为中心的做法，而以“财富”作为出发点，从考察实际财富以及可持续能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这一宗旨出发，将可持续发展指标分为四个要素，即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首次将无形资本纳入可持续发展评价要素之内。该体系的优点是赋予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内涵，并利用“储蓄率”的概念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动态的表达。该类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一是在理论上是否一切资源环境要素都可以价值化尚有争议;二是即使可以对资源环境进行价值量化，在技术上也很复杂和困难[4，5]。
4.基于“能值”理论的指标体系(ESIISDI)。能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分别用能值产出率((EYR)环境负载率((ELR)、能值交换率((EER)来衡量系统产出效率、系统过程的环境影响、系统的交换效益。能值分析将能量分析方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丰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1997年美国生态学家Brown 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 S.首次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初步填补了能值理论中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综合评价指标的空缺，在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评价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学者陆宏芳等人针对ESI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能流、物流和货币流进行综合分析，将系统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分子、环境压力作为分母拓展构建了与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成正比的新的综合指标((SDI)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SDI值越高，意味着单位环境压力下的社会经济效益越高，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性能越好[4，8]。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文发展指标体系(HDI)、道夫尼尔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Daly-Cobb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指标(WMDS)，Cobb等的真实发展指标(GPI)等，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ackernagel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Dal和Cobb 1998年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Prescott-Allen 1995年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模型、荷兰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HUE)提出的城市可持续评价模型均为可持续定量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4，5，8]。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跟踪国际相关研究的动向，1985年马世骏院士参与了世界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宣言书《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起草，1994年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就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牛文元于1993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度(DSD)指标体系，采用资源丰度、经济强度、社会稳定性、环境忍耐性和决策合理性等5个指标来衡量可持续发展[10]。赵景柱于1995年综合考虑世代的连续性、重叠性以及人类的生育年龄和工作年龄等因素，构造了时间跨度为30年的世代持续发展评价指标[11]。1996年毛汉英以山东省为例设计出4个系统层共计90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层面评价了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水平[12]。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实验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和42个指标层。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1997年按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4个领域分别列举了重点指标，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13]。1998年郝晓辉提出了由社会(含23个指标)、经济(含18个指标)、资源(含6个指标)、环境(含20个指标)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4]。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总体结构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成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和科教6个子系统，共计83个指标。王铮等2004年提出了一个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思想是按照资源、环境、增长、社会公平四维展开，每一维的测度都与新经济增长模型联系起来[15]。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有些具有先见的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评价体系。朱庆芳2005年曾用38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16]。胡学锋2004年用科学发展观对小康社会的评价体系进行了修订(36项指标)[17]。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年提出了5大综合指标来衡量干部的政绩[18]。《领导决策信息》2004年也推出了与科学发展观相应的政绩评价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19]。
三、发展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权重赋权方法的不同可以将现有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分为两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1.基于主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夏水春提出用AHP法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状况，来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落实情况[20];姚天祥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汽车运输企业市场的竞争能力进行了评价[21];刘建翠(2005)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指标体系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2];刘亚臣等(2008)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几个典型省份的城镇化进行评价[23]。此类研究人为影响因素大，说服力不强。
2.基于客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王大虎等将主成分分析法应用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对河北省11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分析[24];王艳平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陕西省的经济状况[25];陈玉娟等将熵值法应用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中，并将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成经济、社会、环境和支撑四个子系统，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26];杜心灵等(2007)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小康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27]。朱顺全(2004)采用因子分析对我国城镇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8]。闫文周(2005)应用熵权方法对我国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9]。此类研究对结果成因和评价过程的经济学解释说服力不强，其确定的指标权重也可能与其实际的重要程度产生较大的偏差，从而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四、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思路
1.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一，补充和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在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进步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等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指标，改变现有研究指标残缺不全的现状，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第二，进行科学的指标筛选。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正交旋转，对海选后的指标进行筛选，筛选出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三，利用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合理的分层。采用Fisher聚类分析对筛选出的指标进行逻辑分层，构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利用地区差异系数，保证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应用Topsis、距离函数确定绿色GDP、人均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的地区差异系数，量化不同地区在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区域差异。解决以往在不同地区的评价中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的问题。
3.采用循环修正的思路，构建评价方法体系。第一，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例如，用模糊聚类、AHP、灰色评估、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国家或地区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第二，一致性检验。利用Sperman等级相关系数，对上述方法得到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第三，评价结果的循环修正。利用平均值法、Boarda法、Compeland法等方法对通过一致性检验的评价结果进行修正，得到合理的评价结果，解决不同方法的评价结果相互矛盾的问题，提高评价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应用主成分分析斜交旋转法对已获取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确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因素，弥补现有研究判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缺乏量化分析的缺陷，提高判定主要影响因素的精确度，有利于评价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5.根据不同指标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分析不同指标的特征，选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对不同的指标进行评分。可解决现有研究忽视评价指标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综合评价结果失真问题，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提供新思路。
6.构建评价结果与改进措施相对应的评价机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找出评价对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促进评价对象的自我管理和完善。
五、结论
建立一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体系的应用价值，一是可以比较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年份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年份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年份所采用的措施及方法，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同时找出导致发展比较差的年份的原因，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针对性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二是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比较不同地区发展状况。例如，比较深圳、大连、西安等副省级城市或某一个省的各地级市某一年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地区所采用的经验、措施及方法，同时找出导致地区发展较差的原因，并将评价结果及改进措施抄送给有关政府部门，为城市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及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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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评价报告范文6
[关键词] 审计市场；审计需求；审计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3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7-0162-03
[作者简介] 胡 敏，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会计与审计。(江西 南昌 330038)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相继爆发了一系列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案件，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因审计失败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再一次把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推到了风口浪尖，严重的审计失败问题已经引起了立法机构、监管部门以及会计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措施，试图解决审计失败问题，但是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这引起了笔者的反思。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专注于从对审计服务的供给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管的角度去研究问题，而忽视了对审计服务需求方的关注，不注意引导和创造审计需求。
一、审计需求：一个分析视角
信息的充分和恰当的披露是实现资本市场公平交易的前提，而信息中首要的必然是会计信息。信息接受者在使用这种信息前，必须评价其质量，独立审计就是帮助信息使用者评价被传递的经济信息质量，从而提高信息价值的一种服务手段。如果把审计服务看作一种商品，注册会计师和审计服务的相关利益集团便构成该商品的供需双方，会计信息使用者为辨别信息质量特征需要审计鉴定服务。只有存在这种审计需求，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计。可以这样讲：审计是基于审计相关主体的需求才产生的，审计需求是审计产生的前提，没有审计需求就不会产生真正的审计，而且产生这种需求的主体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人格化的，不能是模糊的。因此，在探讨审计质量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审计需求方面的因素，如果一味单方面从审计服务提供方的角度来提高审计质量，而不注意同时引导和创造审计需求，必然是事倍功半，招致审计提供方的不合作，最终使审计质量的提高成为空谈。以下就我国审计市场上的审计需求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二、相关文献回顾
由于学者们大多从审计供给的角度研究审计质量问题，因此，有关审计需求方面的文献比较少。刘峰等(2002)通过对原中天勤 63家客户的流向分析，发现没有证据支持我国审计市场已形成良性的、追求高质量审计的结论。孙铮、曹宇(2004)通过实证的方式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选择注册会计师策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股、法人股及境内个人股股东促进上市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力较小，审计市场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不足。朱，夏立军，陈信元(2004)通过检验事务所特征与其IPO审计市场份额之间的关系，对我国IPO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IPO审计市场上存在着对管制便利、事务所规模和事务所地缘关系的需求，但依然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以上学者采取的研究方法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选择与问题有关的一个方面，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经验数据支持他们的结论，而对形成审计需求不足的成因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李树华(2000)通过对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提供高质量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审计市场份额集中度过低，从而得出我国证券市场缺乏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而且他对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是我国证券发行机制和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造成的。
三、我国审计市场上的审计需求
在我国，从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乃至多年发展的过程看，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市场中各种相关信息的使用者，而是政府；不是出于因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产生的委托关系，而是出于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的需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事审计、资本验证等法定业务以及管理咨询等非法定业务，但当前仍以法定业务为主，其服务也主要是满足于相关主管部门的需要。绝大多数企业聘请注册会计师不是出于自身改善经营管理的需要，而是应付政府部门的要求，将注册会计师服务视为“过关”的一道程序性工作。简言之，即我国审计市场上缺乏自发性需求。那么，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作进一步地探讨，我们主要从政府、投资者、经营管理层和债权人等审计需求主体的需求状况进行分析。
(一)政府的审计需求
1.首先，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代表，理应凭借审计报告来监督、评价经理人的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但由于国家所有者只是一个虚置的概念，它没有其他人格化的组织或个人来代为行使所有者职能，虽说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施监管，由于他们既不是国有资产的实际所有者，又不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缺乏根本的利益机制和动力去监管(蒋尧明，罗新华2003)。其次，受托经济责任学说认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人格化代表，其行为目标是单一化的，即只追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或财产收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其行为目标是多元化的：既有财产的保值增值目标，还有许多社会性的目标，如就业、社会稳定等，这就决定了其对经营管理层考核的复杂性，不只是靠独立审计就能完成的。第三，受托责任产生的前提是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必须完全是一种经济上的契约关系，而没有任何超越经济的强制或依附关系。这种契约关系规定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审计就是对契约的履行情况进行评价鉴定之过程。然而，我国国企管理层一般是通过行政任命产生，而不是通过经理人市场选的，他们与政府行政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我国政企并未完全放开，政府通过行政干预企业行为还时有发生，因此，政府作为所有者对经营者干预过多，也决定了其通过审计来评价经营者的受托责任不太现实。
2.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会计信息市场的监管者，他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中国证监会希望资本市场不出现任何危机和事故，特别是不希望出现源于自身工作失误所导致的事故，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证监会不希望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他们需要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帮助鉴别虚假会计信息，以整顿资本市场秩序。但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理应贯彻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证监会就不得不对资本市场上流行的“包装上市”、“捆绑上市”等明显的会计信息操纵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由于证监会的多重角色决定了他们不大可能大胆去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他们的审计需求也就不是真正的高质量的有效需求。
(二)投资者的审计需求
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分为两种：大股东和中小投资者。从理论上讲，大股东作为战略投资者，最迫切需要经过审计的会计信息，以便自己作出决策。但由于我国政府建立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的，不鼓励甚至限制有势力、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入市，这就导致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而且国有股绝对控股，一股独大，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大股东就是上面提及的政府所有者。根据上面已做的分析，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大股东，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有效的审计需求。
中小投资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第一，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市场投机气氛很浓，又加上缺少机构投资者的引导，大多数中小投资者都抱着投机的心理到股市上赌一把，主要以炒作股价为其投资取向，股票持有时间较短。他们不预期从公司分配中获得收益，而是通过频繁买卖股票获取差价收益，因而他们更多地关注股市行情和公司一些外生变量及其炒作题材，较少关注会计报表，甚至有些投资者缺乏最起码的财会知识而无法使用会计信息，也就谈不上审计需求了。第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投资者的分散化，中小投资者在企业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单个投资者的份额甚至微不足道，中小投资者作为所有者(股东)实际上已经被和平“剥夺”了企业控制权，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参加由大股东控制的股东大会。因为即使他们参与也不可能影响企业选择哪家会计师事务所或哪位注册会计师，或许可行的办法是借助集体的力量寻求共同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这又由于巨额的交易成本或“搭便车”而变得几乎不可能。他们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采取各种关系和手段套取大股东或公司的内部消息，从中获取投机利益。第三，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属于新兴市场，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虽然2003年 1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但由于以往相关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不足，有关法院已经受理了 900多件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迟迟得不到审理结案(宋一欣 2003)，中小投资者向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索赔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即使其投资是依据经审计过的会计报表。像许多这样类似的案例严重地挫伤了中小投资者的审计需求，更别谈什么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求了。
(三)经营管理者的审计需求
在一个有效的经理人市场上，经理人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直接挂钩，他会主动要求通过审计人员对他的业绩真实性进行鉴定评价，以向股东说明其努力程度及有效性，从而获取报酬或职业声望等。但我国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经营管理者一般通过行政任命产生，加上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客观评价经理人的市场机制，还远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潜在的竞争者对现任经理人的威胁很小，因此他们缺乏高质量的审计需求。再者，地方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出于地方政绩的考虑，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会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为了争取“股票发行资格”、维持“配股资格”、避免被“摘牌”或被“特别处理”，与企业管理当局合谋共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甚至暗示或强制企业管理当局提供预定的数据。这样，企业经营的好坏不是管理当局单独能决定的，经营业绩与管理者的报酬、升迁也没有明显的联系；更加严重的是，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下，股权相当集中且非流通股占绝对优势，社会公众股股东的“用手投票权”和“用脚投票权”无济于事，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几乎没有真正的制度保障，他们不可能成为长期投资者，而只可能是牟取短期收益的投机者，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也就很难自愿向社会公众股东提供高质量财务信息，也没有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
(四)债权人的审计需求
债权人出于债权能否按期收回的考虑，必须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信用状况进行评估，以评定企业的偿债能力，这就需借助企业的会计信息来判断。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又要靠审计鉴定，因此，从理论上讲，债权人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依托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的债务性融资主要来自四大国有银行，四大商业银行是国有企业的最大债权人，所以，国有四大银行理应成为企业会计报表的重要使用者。但由于国有银行同样存在国有企业的通病，银行对企业会计报表的鉴证质量也缺乏足够的关注，表现在：四大银行商业化之前，由于承接了过多的政策性业务，对债务人的会计报表的数据以及可靠性的关注程度较小。商业化之后的四大银行也许会重视会计报表的信息及其可靠程度，因而会关心会计报表的鉴证质量，但是由于存在着金融工具单一、风险意识淡薄、缺乏合理的信用风险控制机制、政府行为严重等问题，故其不可能真正依据会计信息来作出决策，对会计报表及其鉴证质量的关注程度也不会有根本的提高。
四、结语
审计报告虽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也和其他商品一样，其质量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决定。如果一味从审计服务提供方的角度来提高审计质量，而不注意同时引导和创造审计需求，必然是事倍功半，招致审计提供方的不合作，最终使审计质量的提高成为空谈。本文从审计需求方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审计失败这个顽症久治不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缺乏有效的审计需求，并对我国的审计需求主体缺乏真正有效的审计需求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为治理审计失败、提高审计质量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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