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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1
掀起一轮轮“幸福”热潮的虽然是几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但引起人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政府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怎样满足财富增加后人们不断变化的幸福感？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离，但专家在比较后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达到了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为标志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但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其实，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们从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财富将不再是人们感到幸福的绝对要素。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
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刘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退休研究员，最近，他写给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被放到了这个部门的政府网站上。他说：“要实现小康，首先要解决就业这个头等大事。只有充分就业，才有收入来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和医疗的费用，才谈得到实现小康。同时要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尽管专家们认为，民众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政府部门并没有停止对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质的关注。
瘦肉精、吊白块、农药残留……在人们的饮食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在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中，一些企业受利益驱使，钻了国家标准缺失的空子，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2
关键词：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
当前幸福感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中外学界还是各级政府，都将幸福感问题纳入重要的研究范围。在这一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幸福感问题关系到全国各地社会的健康和谐，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选取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为视角，对这一现实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之所以使用“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提法，而非笼统的“泉州农民工”，是因为考虑到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更加复杂和影响深远，且这样圈定范围会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幸福感研究及其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地位
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到1950年代幸福感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幸福始终是人类关注的话题。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以华・威尔森（WannerWilson）在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标志，该文对当时有关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幸福，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导致幸福感水平增加等问题。其后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从基础的调查描述到幸福理论的建构，再到精确测量量表的制定等，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目前研究者大多认同Diener的概括：所谓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我国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如学术界对幸福理论的热烈探讨和系统整理；杭州、西安等地纷纷开展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深圳把树立“幸福感”作为发展的新标尺，近年来关于幸福感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我国研究幸福感的时间不长，各地的研究依据和测量方法不一致，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又使得本土化的研究理论和工具至关重要，所以各地的研究结果虽具较大参考价值，但可比性较差，说服力不强。而且，对外来务工人员这个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进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因而在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尚有较大的空间和价值。
（二）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超过百万，占全市人口近1/5。他们从最基层支撑起泉州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是衡量泉州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晴雨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既可以保障其基本权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泉州这个拥有众多中小加工企业的城市来说，正常发展更是离不开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点在曾经发生过的“民工荒”中得到深刻验证。2003年的“民工荒”使得泉州当时的缺工量最高时曾达到了十几万人之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顺利运行。后来经多方努力，问题得到解决，但隐忧仍然存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2008年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为2940万人，增长35.8%。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这一东南沿海城市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对提高泉州的知名度、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门也意识到强调幸福感的重要性，纷纷组织学者研究探讨本地居民的幸福感问题，重视幸福感的评选、排名，那些幸福感较强的城市较好地提升了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全国瞩目。为推动经济区的健康发展，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经济区的良好形象塑造起来并宣传出去。泉州作为该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阵地，本身的形象和对外宣传都具有深远影响。
在这方面，外来务工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窗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泉州与外界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尽管他们大多来自基层社会，但对应的面相当广，且近年来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一直热切关注，更容易产生广泛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越强，其宣传效果无疑会越好。反之，如果不重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导致问题迭出，其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状况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存在一定优势，有些措施和政策还走在全国前列，但也有和其他城市通常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以及泉州本地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泉州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系列措施，特别是2003年的“民工荒”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几年间连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农民工权益。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使其幸福感有显著提升。具体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下主要指出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特殊问题。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有其独特性，影响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考虑到这一因素，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还是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来参考全国其他地方农民工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问题：章洵在武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另据吴静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大大低于浙江居民幸福平均分。
这些研究数据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因素中，与本地城市居民和本地文化的融合问题才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难题，如感觉城里人瞧不起自己、社会不公平、与在农村相比更加不幸福等，其实说到底都是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对泉州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人认为与泉州本地居民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如他们也明显感觉到本地居民自我优越感很强，瞧不起自己，而且本地居民之间普遍使用闽南语方言交流，他们完全听不懂以至于交流障碍巨大，距离感更强。这些问题都属于较深层次的问题，单靠普通的行政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二）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加剧了这一深层次问题
在泉州的企业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占主导。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在原始创业阶段，通常无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并对员工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当前这些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一背景因素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泉州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居民的努力积累和智慧打拼，知名企业家基本上都出自本地。这与广州、深圳等城市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依靠政策等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聚集创业，本地居民为外地企业家打工服务的现象相当普遍。目前还没有外地投资客在泉投资的具体数字，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个比率非常小。这样在泉州地区就形成本地居民的优越感，并对外来务工人员容易产生一定的排斥甚至歧视态度。
另外，泉州地方语言所隶属的闽南语系也相当特殊，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原因，闽南语在发音和构造上都极为特殊，外地人很难听懂。而本地居民在交谈时基本上习惯使用闽南语，甚至排斥使用普通话，从而形成外来人口了解闽南文化的第一道也是很坚固的一道屏障，这一点在全国其他城市也不多见。这种语言文化环境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经济环境，合起来便形成了外来务工人员认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强烈阻力。外来务工人员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形成有效的归属感，幸福感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提升泉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一）在继续完善现有措施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环境
提起基本待遇和生活环境，人们往往会想到工资的增加和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善，这些无疑是最先要考虑的，泉州本身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除此之外，还有大的生活环境和基本待遇的改善问题，如公共设施的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分享一个城市的进步，也是促进他们在打工所在城市感觉幸福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共设施等大的环境，如便捷的公交通道、适合他们的休闲场所等。这些正是泉州城市发展的弱项，对外来务工人员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在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待遇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时，政策制定还应着重考虑净化环境、便利交通设施、提高治安水平等方面。
（二）充分挖掘泉州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本地居民和本地文化的隔阂，如果他们能够了解并认同本地文化的精神内涵，也就会更好地融入本地社会，甚至可以营造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并从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对于这一点，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文化中有着丰富、优秀的底蕴和内涵，可以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和积极影响。例如，闽南文化中处处展现的爱拼敢赢精神，尤其是华侨们早期创业发展的经历，与闯荡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钦佩和共鸣；尊师重教、爱国爱乡、闽台一家的传统则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豪感，并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高的价值认知……
向外来务工人员宣传闽南文化的途径有很多，如企业、社区或政府部门都可以组织相关的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组织参观学习等。另外，提倡和鼓励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话，也可以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他们的交流，减少隔阂。
（三）营造友善开放的氛围，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汗水早已和泉州融合在一起，城市同样也属于他们。因此，积极营造开放友善的环境，鼓励和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是泉州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选择。为此，可以定期在社区等地方组织一些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接活动，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各取所长、互帮互助。同时，将一些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吸收进来，参与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从根本上融入本地生活。为此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鼓励。
幸福是人们始终在追求的终极问题，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更是个复杂的综合问题，对于泉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来说，有如此数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既是财富又是挑战。有效促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提升，既是泉州本地政府和居民的责任，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需求。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DB/OL].国家统计局网,2010-03-19．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Diener E．Subjective Well 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3).
4、章洵.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J].社会工作,2007(5).
5、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2007(6).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3
关键词 幸福感 显性因子 隐性因子 幸福悖论
一、 引言
经济学在对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的研究中产生了对效用满足等主观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论的出现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为研究经济行为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效用理论过于严格和理性的假设(如完备性、传递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经济行为上出现了与人类真实福祉(即幸福)相背离的现象。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现实中人类的行为选择并非都具有一贯的理性,记忆偏差、适应水平、参照点依赖等非理性心理机制的大量存在,极易导致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使人类的行为选择偏离其根本福祉。这些导致偏好变化的心理机制的现实证据的大量发现,引发了效用理论的幸福意义上的革命。现在,幸福研究已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复杂更深层次的人类心理体验,效用反映的只是人们行为选择上的显示性偏好,两者在研究层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经济学把研究重点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而且会导致人们对幸福规律的认识偏差。比如,经济学通常假设效用是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又通常与收入、财富正相关,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会得出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的结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就变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了。这在理论上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则导致人类对物质财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
*谢识予,复旦大学博弈论与数量经济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讯地址:上海市国权路600号,邮政编码:200433;娄伶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编号:B101。本文的电话调查得到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的协助,44位经过培训的复旦大学学生担任本调查的电话访问员,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大量调查显示,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比过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这使得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只重视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别是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的“收入幸福悖论”(后面简称“幸福悖论”)的发现(Easterlin,1974),更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幸福问题的兴趣,此后开始了对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对幸福悖论的理论解释。
关于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论主要是在高收入国家的时间纵向比较研究中明显存在,在低收入国家中则较少存在,而在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的横向比较研究中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表现形式。比如,时间纵向比较研究发现,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财富的成倍增长而增长,欧洲自1973年以来,也没有增加,幸福感状况表现为一条几乎没有变化的水平线(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收入和幸福之间则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Diener and Oishi,2000)。跨国研究发现了1.5万美元的幸福临界点,在人均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贡献较为明显;在人均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影响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对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则发现了收入对幸福的边际影响呈现递减的对数曲线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幸福报酬递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对于更好地认识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解幸福悖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幸福悖论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经济学的“相对收入假说”、心理学的“定值理论”或 “享乐适应”理论进行解释(Easterlin,1974,2001,2002),西拖夫斯基则认为是富裕社会的过度舒适妨碍了人们感受幸福的能力(Scitovsky,1976)。后来学者以心理学的“享乐水车”理论为基础,划分出更为细致的水车效应,如“满意水车”(Kahneman et al.,1999)和“社会水车”(Bruni and Porta,2005)等理论,强调相对消费和地位(positional)竞争等社会性攀比行为在幸福悖论中的作用。
经济学家对人们在收入、消费、地位等方面的攀比行为已经有过广泛的研究。比如,凡勃仑(Veblen,1899)发明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Scitovsky,1976);荷诗(Hirsch,1976)创造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Frank,1985a,1985b,1999)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隐性消费”(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两大类,通过人们在这两类消费领域的不同行为特征的分析来对幸福悖论进行解释。这一理论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幸福悖论产生的微观机理有着重要的启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费也日益突出。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幸福悖论在我国现阶段是否同样存在?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非常少。理论研究方面,田国强、杨立岩(2006)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omitted variables)理论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探讨了幸福悖论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涉及中国人的幸福状况。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是针对特定人群幸福程度的测量和分析的,包括中国化的幸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属性的检验分析(邢占军,2005),对中国大陆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调查(奚恺元,2006;邢占军等,2008),对大学生的幸福状况的调查(严标宾等,2003),对老年人的幸福感调查(赵立军和刘旭华,2002)等等,只有少数学者用相对收入、预期(欲望)等比较行为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Knight et al.,2007)、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原因(罗楚亮,2006)进行了探讨,但国内根据经济学理论探讨收入幸福规律和幸福悖论在我国存在性的研究还是较为少见的。
本文将在以往学者提出的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社会攀比等概念和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幸福与效用的区别和联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幸福悖论在我国是否成立等理论命题进行检验。这对于把握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生成规律,科学评价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都有重要意义。
二、 显性因子和幸福悖论:理论分析
人的幸福感是由外在事物刺激而引起的内在主观体验[ZW(]有关幸福的详细定义参考Veenhoven(1984),pp.2228。。外在刺激既可以包括商品消费、收入增加等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的经济因素,又可以包括亲情交流、健康休闲等无法用货币计价衡量的非经济因素。前者容易被人的认知思维所明确感知,后者多为人的情感体验而难以被人的认知思维所把握。例如,商品消费在带给人情感享受的同时会掺杂较多的认知评判体验,而亲情交流则可能没有严格的认知比较思维的参与。二者带给人的幸福体验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根据认知敏感程度的大小,将影响人类幸福的经济因素称为显性因子,非经济因素称为隐性因子,同时将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应的“消费”体验分别称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
本文认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人的认知比较容易产生,人们对其进行消费时会获得情感享受上的体验,但这种体验极大地受到社会标准的导向和影响,在人际之间会产生明显的炫耀性和攀比,使商品消费带给人的幸福感由于社会比较的参与而发生变异和扭曲。如一个人实现了对某种商品的拥有,他会把这种实现的结果与自己拥有的、自己最想实现的、别人拥有的进行比较,这种相对地位的高低最终会影响到该人的幸福感大小。
人类认知偏差的普遍存在是现实中幸福与效用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认知攀比会使人们在对显性因子的追求过程中偏离幸福的轨道,得到的只是效用或功用上的满足,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显性经济领域,外在刺激通过人的神经心理机制所产生的幸福是经过效用中介折射后的幸福。内在的幸福感受带有明显的效用或功用的痕迹。比如人们更换更快更奢侈的车子或越来越大的房子追求的是其炫耀性功用,首先产生的是效用上的满足,而非直接的幸福。所以,在研究幸福时,我们可以把效用作为显性消费和幸福之间的价值中介,通过幸福和效用的关系,效用和商品数量的关系,来间接把握幸福和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
因为显性消费的效用中介有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这种性质传导到幸福的形成过程中就会导致显性消费的边际幸福递减。而且受人的生理阈值的明显约束,效用并不一定能全部转化成幸福。许多人在获得消费效用的同时不仅没有感受到幸福,而且会感受到痛苦。因此商品消费带来的幸福感的边际递减可能更快。另外,显性消费所具有的社会攀比效应还会产生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负外部性,造成较大的社会福祉损失(Ng,2003;Frank,1999),因此显性因子对幸福的边际贡献会进一步受到影响,边际递减更快。
与显性消费相反,亲情交流、婚姻生活等隐性消费和幸福之间则具有直接的联系,其消费享受多为纯粹的情感体验,较少掺杂社会比较的因素,无需效用中介的作用,对幸福的生成有更直接显著的影响,因此不会受到边际效用递减性质的影响。此外,隐性消费带给人的精神享乐的无限性,对社会生活也会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通常有正的外部性,因此隐性消费往往具有边际幸福递增的性质,对幸福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个理论命题是:
[HTH][STHZ]命题1:[ST]显性因子具有边际幸福递减倾向,隐性因子存在对幸福的边际递增作用。隐性因子在幸福生成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
可是,现实中人们往往相对看重显性消费,特别是地位性商品、奢侈炫耀性商品的消费,而忽视家庭生活和健康锻炼等隐性消费(Frank,1999,2005)。现在根据命题1中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就可以在理论上解释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享受了经济财富巨大增长的实惠后,幸福水平却没有相应增长的“悖论”了。因此证明命题1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幸福悖论做出理论解释。
收入,作为“显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在人际之间产生攀比和竞争的负外部性,相互之间的人际竞争,使绝对收入水平对幸福的影响较小,决定幸福的收入变量主要表现为相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越低的人越不幸福。所以在某一固定时点,收入与幸福之间会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又由于收入的边际幸福递减趋势不可避免,所以在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中会发现正向递减的对数曲线规律。而在时间纵向比较研究中,由于社会攀比所造成的个体幸福感在社会比较线上下的提高和降低会一一相抵,这就使时间序列的社会平均幸福感水平呈现总体不变的长期趋势,出现明显的幸福悖论。因此,我们可以将收入与幸福的悖论关系进行如下更为具体的命题总结。
[HTH][STHZ]命题2:[ST]在时间纵向比较中幸福未必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在横截面比较中幸福是收入的增函数,收入与幸福存在对数曲线关系。
由于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注重显性因子尤其是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之外,也把研究视角拓展到家庭、婚姻等隐性生活领域,以探讨幸福形成的一般机制。
由于幸福的产生与一国的体制、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在幸福形成的一般机制的探讨中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制度性因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既定的环境变量进行处理。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幸福函数写为:
其中,E是文化、政体、地域等环境因子,E ―表示其对幸福的“定值”属性。C是显性因子,包括收入、物质条件、工作成就、物价、经济发展等。U(C)是显性消费的效用函数,表示显性消费通过效用中介产生幸福的机制。I是隐性因子,包括年龄、性别、个性、婚姻、家庭、健康、生态环境、人际关系等。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一般具有如下性质:H/C0,以上性质基本上刻画了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两种不同作用规律。
在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显然也存在比较普遍的攀比行为,背后主要是“面子”问题。这会产生很强的显性消费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显性因子的边际幸福递减倾向。但我国传统上又是重视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国家,因此隐性因子对幸福的正面作用也比较强。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可能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点。我们将在实证部分对这种规律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呈现不均衡增长的态势,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绝大多数人的绝对收入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相对收入并没有提高。因此在认知攀比的作用下,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不一定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我们的调查只能得到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也只能对命题2中横向比较的结论进行检验。
三、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数据调查[KH*2]
为了实证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检验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上海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数据[ZW(]问卷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上海地区的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共调查2381名被试,获得有效样本808份。。对一个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进行单独调查,可以排除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差异等定值因素E的影响,揭示个体特征、生活状态、社会经济因素等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对深入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内在规律有重要意义。
该调查包括有关个人特征、生活状态、社会经济环境满意度、物价房价变化的影响和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五方面内容,涉及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经济发展、股市、房价、物价、利率政策、政治活动、环境治理、医疗社保、人际关系、健康等25个问题。其中股市、房价、物价、家庭月收入等是影响幸福的显性因子,人际关系、婚姻、健康、环保等是隐性因子。调查方法是李克特式的量表调查方法,如让居民用0分(表示“一点也不幸福”)到10分(表示“非常幸福”)的11级打分法对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通过对定性结果的有序赋值得到相关数据。在具体统计中,我们对调查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方便分析的归并处理,对性别、婚姻、年龄、职业、、子女状况等定性变量进行了哑变量设置。
调查获得的808份有效样本的幸福程度自我打分分布情况如表1。实际打分居民的幸福感中位数是8分,众数也是8分,平均幸福程度为7.15分,标准差是1.756。其中大多数居民的幸福水平在5分(代表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中性状态)以上,66.5%的居民的幸福感介于6和8之间。这与文献中国外居民幸福感状况的调查结论很接近(Argle,1999,2001;Veenhoven,1993;Diener and Diener,1996;Rojas,2005)。
(二)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检验
首先用调查获得的808份有效数据对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命题2的横截面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文献中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通常以没有控制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情况下的幸福和收入的两变量简单回归为基础(Easterlin,2005;Frey and Stutzer,2002;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本部分也将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这里采用的幸福数据是居民对自己幸福感的主观打分,收入取的是把家庭月收入的区间平均值。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H是幸福感量值,Y是家庭月均收入,μ是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对数收入的回归参数仅为0.38,R2=0.027685,说明收入尽管呈现与幸福感的显著正相关性,但却只能解释幸福感差异的极小部分。表2的回归结果与横截面数据研究文献得到的普遍结论相吻合。根据回归结果得到的收入幸福曲线如图1所示。
图1意味着收入的边际幸福递减规律的成立,验证了命题2的收入幸福对数曲线关系,证明“幸福悖论”在我国是存在的。图1显示,大约在家庭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HJ*4/9]左右存在一个临界点,在5000元以下收入对幸福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明显,在5000元以上边际报酬逐渐趋近于0,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微弱。
(三) 影响幸福的因子分析
本部分用808份样本数据对隐性因子和显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对命题1进行检验。因为幸福数据是排序等级数据,而且需要考虑的解释变量较多,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采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是自变量向量的行数或分层组数,j为被解释变量H的分类,j=1,2,…,10。αj为常数项,Age、Gen、Mar、Rel、Edu、Occ、Chi、Jus、Med分别代表年龄层次、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层次、职业、子女状况、公平与效率选择、媒体选择等有关被试的个人信息的人口统计学变量。Pri、Ach、Hea、Hom、Com、Mec、Env、Eco、Sal、New、Sto、Hou、Rat和Soc分别代表物价上涨影响、理想实现程度、健康水平、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人际关系、医疗和社会保障状况、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状况、家庭月工资、新闻关注范围,以及股市、房价、利率政策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程度。这些变量放在u(•)函数中是因为调查得到的是这些变量的主观感受程度,而非这些变量本身。,β,τ,ρ,ι,θ,[AKw-D],λ,ο,χ,δ,γ,ξ,[XCa19.tif],ω,ζ,ε,,σ,φ,μ,κ,ψ分别为解释变量对应的系数。
1. 回归结果
808份调查数据的有序logistic回归的主要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10个幸福等级所对应的常数项和主要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删除了“媒体选择”分类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
注:这里采用的是Logit连接函数,下同。
a这里参数设为0,哑变量设置以该变量为参照,下同。
表4输出了模型的拟合检验结果,模型总体检验的似然比统计量(-2 Log Likelihood)的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00.05,表明模型拟合数据。比例优势假定的P值为1.000>0.001,表明采用logit连接函数的模型拟合较为理想。
模型拟合优度评价的另一个指标是伪决定系数(PseudoRSquare),与一般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不同,它们在取值和意义解释上与真正的决定系数均存在较多差异,只能作为模型拟合优度的参考。表5给出了logistic回归的三个伪决定系数:Cox and Snell、Nagelkerke和McFadden,其值分别为0.287、0.294和0.091,只能解释应变量变异的一部分。由于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定系数,并不能以此来断定模型的拟合情况,关键还要看模型的经济学幸福逻辑意义如何。
2. 回归结果分析
本部分就logistic回归中发现的相关规律进行解释。logistic回归是通过回归系数来解释优势比(Odds Ratio,OR)。回归系数表示的是对数优势logit(p ∧)的平均改变量。优势比是被用来作为自变量对应变量作用效应大小的指标。二者的关系为:OR=exp(bj),其中,bj为回归系数。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幸福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物价上涨,其回归系数为-0.376,优势比为exp(-0.376)=0.69,表明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小的居民,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物价上涨程度的影响每增加1单位,幸福感位于有序分类高端的优势将改变0.69倍,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是影响小者的0.69倍,且该变量通过了Wald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00
其次对幸福存在负面效应的因素还有对同性恋的认同度(优势比为0.77)、股市的影响(优势比为0.94)、利率提高的影响(优势比为0.98)和政治活动的影响(优势比为0.95)。除了对同性恋的认同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3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动的影响的优势比几乎接近1,表明受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与影响程度小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没有太大差别。相比于物价因素,这些政治经济因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联影响较远或难以觉察,人们在评价幸福感时常常会忽视这些因素。对这些因素,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虑删除。
对幸福正面影响最大的是人际关系满意度,其回归系数为0.437,优势比为1.55, P=0.000,说明对人际关系满意度高的居民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意度低的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对幸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对幸福有正向影响的自变量还有理想的实现程度(优势比为1.18,P=0.020)、健康状况(优势比为1.34,P=0.000)、医疗社保(优势比为1.22,P=0.001)、环境治理(优势比为1.27,P=0.000)、经济发展(优势比为1.17,P=0.088)、家庭月收入(优势比为1.04,P=0.320)、新闻关注范围(优势比为1.04,P=0.020)。其中,理想的实现程度、健康状况、医疗社保、环境治理和新闻关注范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新闻关注范围(优势比为1.04)对幸福几乎没有影响,说明该变量与幸福关系较弱,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不予考虑。而经济发展、家庭月收入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幸福的影响均较弱,尤其家庭月收入优势比仅为1.04,说明家庭月收入高者的幸福感优势仅是低者的1.04倍,验证了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的悖论现象。
在无序分类自变量中,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明显低(回归系数=-0.426),其优势比为0.65,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3),说明性别在幸福决定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上海男性幸福感优势只为女性的0.65倍,这与文献中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Brody and Hall,1993;Cheung and leung,2004)。这可能与性别的社会角色认同的差异有关,相比男性,女性的社会责任感较少,生活压力较少,对生活更容易满足。
相对于学生,农民(优势比0.35,P=0.043)和企业主(优势比0.44,P=0.043)的幸福感显著较低。在所有职业分类中,农民是最不幸福的人,其次是企业主、单位员工,而学生的幸福感是最高的,这说明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底层农民和创业企业主的生存压力的关注是不够的。
在婚姻状况中,未婚者、离异者均比已婚者的幸福感低。未婚者的幸福感优势是已婚者的0.51倍(优势比为0.51,P=0.064)。离异者的幸福感优势显著低于已婚者(P=0.000),其优势比为0.06,即离异或其他婚姻变故者的幸福感优势只有已婚者的0.06倍,而已婚者的幸福感优势是离异者的16.67倍(1/0.06),二者的差距非常明显。这一发现也与文献中的研究相吻合(Inglehart,1990;Russell et al.,1994),表明婚姻生活能够提供亲情网络的情感支持,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水平,对人的幸福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是幸福感中最强的预测指标之一。此外,子女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对幸福均没有显著影响,可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予以删除。
综合以上分析,物价、理想实现程度、健康、对同性恋的认同度、人际关系、医疗社保、环境治理、新闻关注范围、婚姻、性别10个变量不仅与幸福优势的相关程度较大,而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
(四) 显性因子与隐性因子的特性检验
进一步地,以优势比作为衡量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边际贡献大小的近似指标,以优势比是否大于1作为边际贡献递增或递减的分界线,对命题1的隐性因子的边际幸福贡献递增的性质和显性因子的边际幸福贡献递减的性质进行验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价(优势比为0.69
在隐性因子中,理想的实现程度(优势比为1.18>1)、健康状况(优势比为1.34>1)、人际关系(优势比为1.55>1)、医疗社保(优势比为1.22>1)、环境治理(优势比为1.27>1)等隐性因子的边际幸福报酬均存在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的边际递增趋势明显。以健康状况为例,健康状况的满意程度每提高1个等级,幸福优势将改变1.34倍,幸福感出现明显递增。而且,以上对幸福的边际增进作用明显的隐性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对命题1提供了有力支持。唯一一个出现边际幸福递减倾向的隐性因子是政治活动的影响(优势比为0.95
这些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隐性因子对人们的幸福感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幸福不是来源于人们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收入变量,而是来源于需要经营的人际关系、婚姻、健康等隐性因子。这是一个与人们直觉反差很大的“悖论”结论。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显性因子过度追求的做法带来的只是炫耀性效用的满足,而不是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在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上,如果在经济因素上做文章的话,不是直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是抑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就业。这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盲目收入攀比敲响了警钟,因为这不仅无益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回归结果中家庭月收入的优势比仅为1.04,几乎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而且由于收入攀比能够挤压人们用于隐性消费的时间,反而起到了消减幸福感的反作用。实证验证结果对命题1和命题2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也对本文的理论结论进行了充分验证。
根据表3的参数估计值,参照计量方程(3)可以写出累加概率有序logit模型:
其中,Pri代表物价上涨的影响,Ach代表理想的实现程度,Hea代表健康水平,Hom代表对同性恋的包容度,Com代表人际关系,Mec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状况,Env代表环境治理,Gen代表性别, Occ代表不同职业,Jus代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Mar代表婚姻状况。
可见,从方程(4)到方程(6)各累加概率logit模型除了常数项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外,各自变量对应的回归参数都是相同的,表明各幸福等级的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规律是一致的,随着幸福等级的提高累加概率是不断增加的。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2个命题的实证检验,本文理论部分的主要结论均获得了较好的验证。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国(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同幅度的增长,家庭月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的双曲线规律,而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收入对幸福几乎没有影响。“幸福悖论”现象在中国明显存在。在幸福影响因子的检验分析中,人际关系、婚姻、性别、健康、医保、环境等隐性因子对上海居民幸福感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物价、股市、利率、收入、经济发展等显性因子。隐性因子存在较为普遍的边际幸福报酬递增规律,而显性因子则存在较为普遍的边际幸福报酬递减的规律。
上述研究表明,影响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不是显性经济因素而是隐性非经济因素。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增进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有效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可以为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
第一,普遍提高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正确途径。
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的边际递减规律的发现,意味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加幸福感上,比提高同等幅度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要显著地多,这表明经济发展中过度重视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对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偏差。国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需要防止一刀切,要把收入提高的重点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的幸福水平和改善幸福分布状况均有显著的效果。
第二,提高国人幸福感需要在隐性因子上做文章。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物价、房价、股价等显性因素并不是增进居民幸福的主要因子。相反,一些隐性因子,如婚姻、性别、职业、医保、人际关系等却是影响人们幸福的主要因素,政府应该在减少离婚率,提高男性幸福感,减少农民、企业主的生存压力,改善医疗和环境质量、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多做文章,这才是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三,经济发展应坚持有利于福祉的正确方向。
幸福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不应以越来越高的收入或越来越奢侈的消费为目的,发展成果不应浪费在社会攀比性强的炫耀性效用的满足上,而应该重视医疗健康、环境保护等隐性保障或隐的加强,切实落实到提高居民幸福感上,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印尼、菲律宾等落后国家持平,在提高国民福祉、建设福利经济社会上尚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在全球经济处于不景气的“谷底”阶段,我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刚好比在全国上下都忙着赚钱的“峰顶”时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和加强影响幸福的隐性因素上,搞好医疗、教育、交通、环境,让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自己的健康,去享受亲情,去更好地休闲和享受生活,让人们从赚钱的繁忙之中走出来,真正地体会幸福生活,这样可以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营建一个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的和谐社会。
总之,经济发展应该是一条“幸福最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螺旋上升的“GDP增长”之路。在这条“中庸之道”中,一边是不与金钱挂钩的工作制度,一边是要与亲情挂钩的休闲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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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4
根据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非但没有如经济数据一样令人鼓舞地攀升，反而有所下降。在众多居民眼中，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并没有明显地辐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幸福感，疲惫感与日俱增；不满意、不轻松的情绪在城市普通人群中蔓延。大多数普通居民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审美疲劳，失去了热情。改革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现在却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我的增长在哪里?”
GDP的增长意味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也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失与不到位，新型的城市贫困正在形成之中。使人雀跃的经济统计数据背后可能掩盖着生存艰辛的现状。2004年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2．6％的农村水平。
该调查报告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贫困将发生“代际转移”。即：当城市的贫困者因种种原因难求温饱的时候，他们的子女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只能盲目地在一些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也只够温饱，贫穷成为他们摆脱不了的阴影。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由于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悲观、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贫困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以暴力或非法手段换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据成都、重庆、西安公安机关介绍，现在城市贫困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窃、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是“有了钱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的恶性循环。
致贫原因，不仅仅是自身问题
相比进城的农民工，城市贫困人群的人格特征有其特殊之处，即工人群体的人格特征。在原有的体制下，工人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国家一包到底的“零风险”就业机会，使得中国从事现代化大生产的产业工人的内心却远离现代意识，他们似乎永远都在等待“安排”。在中国农民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的同时，工人群体的人格特征却相对滞后。
城市贫困阶层形成的经常性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比农民更加贫困。其次，城市贫困家庭很难有往其他城市和地区迁移的机会和能力。其三，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更加增长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压力。其四，城市贫困人口的人才素质普遍较低。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表明，有56％的下岗工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另有13％的下岗工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知识的缺乏已成为他们就业的主要障碍。其五，城市贫困人群由于自身和环境的因素，收入几乎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企业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一般职位问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其六，庞大的教育花费和医疗花费也是城市居民致贫的原因之一。
城镇贫困问题的凸显，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配套制度的滞后。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没有优先考虑下岗失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导致其生计没有着落。与此同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又普遍存在着政府甩包袱的思路，财政补贴政策也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导致财政补贴未能覆盖真正的贫困群体。或许目前城市贫困群体扩大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忽视了新增财富惠及中下层居民的民权思想。
弥补鸿沟，政府不能推卸的责任
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在目前体制框架下，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是以牺牲经济效益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问题，要比西方世界历史上遇到的问题困难得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承担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经济责任。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5
根据国际测算数据，全球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3%，如果按这个比例计算，中国13亿人口，会有1.69亿多“同志”，与日本人总数相当。但是结合中国国情，国内网络调查结果认为，中国同性恋人口比例在1%至10%之间，如果按“同志”人口占总人口
数的2%计算，那么中国有2600万“同志”。调查显示，在同性恋人群中，29.8%的人在中学之前就发现自己的同性趋向，42%的人中学阶段发现自己是“同志”，11.5%的人在大学阶段了解了自己的性取向，9.3%的人在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更喜欢同性朋友，还有7.4%的人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同性趋向。
女性智商越高，
生育欲望越低？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超过45岁的女性里有20%都未曾生育。至于那些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女性，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过一份富有争议的研究报告称，女性的智商每增加15点，生育欲望就降低25%。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眼界更宽。比起生儿育女，她们有更多更重要的梦想需要尽快完成。英国大学在2014年1月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显示，在5000多个不同年龄层、婚姻状态和性取向的调查对象中，那些没有子女的人对自己的伴侣关系质量评价更高。与此同时，他们维持当前这段伴侣关系的意愿也显著高于有孩子的伴侣。对于“孩子是夫妻的纽带”这样一个传统观点来说，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一个挑战。
秦兵马俑考古
首次发现完整弓弩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近日对外披露，考古人员在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中清理出一件较为完整的弓弩，弓弦清晰可见，直径约0.8厘米，表面光滑圆润，非编织物。这是在秦俑考古中首次发现比较清楚的弓弦。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考古人员推测其材质可能是动物的筋。考古专家认为，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复原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秦代弓弩。根据机械运动学以及机械设计原理，可以推算出弓箭的射程，以此对秦军强大的战斗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中国前10%的家庭
占有60.6%的资产
近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4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上报告。报告指出：2013年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占有60.6%的资产。今年初，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是近10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的低位。这一数据总体表明近两年来中国家庭资产差距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不管是富人还是相对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而这两年房价涨幅较大，从而使得家庭间资产差距有所下降。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
世界最古老奶酪
欧洲常被认为是奶酪的发源地。然而，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奶酪却不是发现于欧洲，而是中国。近日，最古老的奶酪在一具新疆出土的木乃伊身上被发现，距今已有3600余年历史。这具木乃伊便是著名的小河公主，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于1934年在新疆罗布泊的小河五号墓地发现。这些奶酪位于小河公主颈部与胸部。它们被零散放置，经过数千年后呈现树枝状。近日，德国科学家在对这些树枝状物质进行检验后，惊奇地发现它们竟然是公元前1615年的奶酪。据分析，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会在木乃伊旁摆放奶酪，或许是为了让死者有食物可以吃。据悉，大部分奶酪一般都会极快腐坏。而小河公主的棺木因密封性高、常年埋葬于地下，加上沙漠独特的干燥空气与盐渍土壤，打造出适宜于储存奶酪的真空环境。
夫妻之间年龄差几岁最幸福？
近日，英国伊曼纽尔弗拉尼耶博士对1534对情侣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维系婚姻的最佳模式是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且无离异史，同时男方比女方年长5岁以上，他们的离婚率为其他已婚者的1/6。给出的理由是：女性梦想的白马王子兼具爸爸的成熟、兄长的呵护和朋友的活力。丈夫年龄大，心理更成熟，感情给予更自如；年长的丈夫通常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减少了因经济而发生纠纷的几率；丈夫年长，女性自然会生发出依靠感和服从感，摩擦随之减少。但该类婚姻也有劣势：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短，如果丈夫比妻子大很多，最终会丈夫撒手人寰，妻子独守孤单。
医生在古代指学医的学生
在古代，“医生”一词没有现在的医生之义，它是指学医的学生。据《新唐书》记载，唐朝武德年间（618～626年），唐高祖李渊在京城长安创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医科大学——医学，直属太医署。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又在全国各州府设立医科大学，这样唐代的医科大学从上到下，已经初具规模了。医学学校的学生有医生、有针生、有按摩生、有咒禁生、有药园生，其中的“医生”，就是学习医学病理的学生。既然“医生”是医科大学的学生，那古代的医生又称什么呢？在古代，人们对医生最多的称呼就是“大夫”和“郎中”，其实这两个称呼都是对朝廷官员的称呼。古代以官职称呼人是一种习惯，再加上古代人本来就非常尊重医生，所以用官职称呼医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半数中国人最遗憾
没有“休假旅游”
近日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3-2014》显示，去年超过半数国人最遗憾没有“休假旅游”。本届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2013年您最想做又没有做的事是什么？”，其中51.9%的人选择了“休假旅游”，31.8%的人选择了“回家看父母”，31.5%的人遗憾没有买房，还有6.6%的被调查者遗憾过去一年没有生个孩子。对于“时间都去哪了”的疑问，网络调查显示，仅有39%的人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加过班，61%的人要么周末经常加班，要么节假日经常加班，7.5%的人过去一年就没怎么休息过。调查分析，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加埋头拼命工作。而美国的数据调查表明，多休假，能提高幸福感，离家越远的旅游越幸福。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6
一、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变革新动向的政策文本梳理
为了系统深入探究农村基础教育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从2003年年中开始，曼德拉基金会对贫困率居高不下、基础教育入学率一直偏低的夸祖鲁—纳塔尔、东开普及林波波3个省份9个农村社区的基础教育状况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从这3个省份中各选取3所学校进行了参与式调查研究。2005年，曼德拉基金会了《新的呼声：南非农村社区教育调查报告》，报告对农村学校的外部环境、课堂教学、师生关系以及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总体性描绘和阐述，并重点关注农村居民自身的观点和看法。[1]曼德拉基金会开展的上述研究，促使新南非政府开始关注农村基础教育。2004年3月，南非教育部组建了“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MCRE，MinisterialCommitteeonRuralEducation），它的职责是提交具备可操作性建议的农村教育报告，以帮助教育部和省级教育部门提出更为全面、具体的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行动方案。2005年5月，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了名为《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报告———对农村学校的新看法》的农村教育报告。该报告从农村学校资金、规模、类型、管理、课程、教师等八个方面为教育部和省级教育部门提出了82条如何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可操作性建议。[2]根据这一报告中的有关建议，教育部于2007年成立了农村教育局（RuralEducationDirectorate）。该局基于规模较大、资源较充足的学校更利于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在省级教育部门的配合下，参照1996年《南非学校法》等法律中有关公立学校撤并的条文，制定了《撤并规模过小或难以为继学校的国家指导纲要》，以更好地指导和促进农村小学校的撤并，并争取到2012年完成这方面的工作。[3]2008年，农村教育局又起草了《农村教育实施方案》草案，几经磋商，后更名为《农村地区实现高质量教育国家指导框架》草案。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农村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保持并提高农村学校的入学率；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对农村学校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农村社区参与农村学校发展的积极性。目前，该草案正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之中，正式文本尚未出台。[4]上述报告或文件的陆续出台，标志着南非政府开始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正在制定或已经初步实施某些政策来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变革。下文从学校布局调整、课程内容改革和师资力量加强三个侧面来探析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变革新动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南非政府之前很少关注农村教育，所以官方教育统计多是以省为单位的，罕有以城乡为单位的。南非的农村分布相对集中，某些省份农村化（据贫困人口比率来衡量）程度比较高，而另外一些省份农村化程度则比较低。农村化程度的高低可依据不同省份贫困人口比率的巨大差异来衡量，如农村化程度比较高的东开普、林波波两省份的贫困人口比率分别高达70.7%、59.1%，而农村化程度比较低的西开普、豪登两省份的这一比率只有28%和17.3%。[5]鉴于上述情况，本文主要以农村化程度较高省份和农村化程度较低省份的基础教育差距来代表城乡之间的基础教育差距。
二、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动向
一般而言，学校规模可以依据生校比来衡量，生校比越小则学校规模越小，生校比越大则学校规模越大。据2005年南非教育部统计，农村化程度最高的东开普省公立中小学生校比是349∶1，而农村化程度最低的豪登省这一比例是844∶1，这表明南非农村地区存在着较多小规模学校。[6]农村学校规模不论是大还是小，都有各自的利与弊，如何权衡这些利弊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趋势和动向。
（一）布局调整动向之一：采取两种学校模式
南非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于2005年出台的农村教育报告非常注重权衡小规模学校和大规模学校的利弊关系。报告认为，小规模学校有其自身优点，如学校事务更加民主、学校纪律更加有序、师生交往更为频繁等。但小学校也有很多不足，如资金匮乏、学习材料紧缺、过多复式班的存在等。大规模学校虽然可能实现所谓的规模效益，但也有很多潜在弊端，如这种规模效益可能会被学生的交通费和住宿费所抵消，有些大规模学校花费巨额资金建立起来之后由于缺乏持久稳定的生源可能会很快关闭，造成资源浪费等。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在权衡上述利弊关系的基础上，在其报告中提议依据人口疏密程度在不同的农村地区采取“双层学校”和“三层学校”两种不同的学校模式。报告中也提议要对小规模学校进行适当撤并，但没有设计出具体的指导方案。“双层学校”模式适用于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某一地域范围内生源相对充足而稳定，能够支撑起一定的学校规模，可以采取“双层学校”模式。“双层学校”模式的第一层包括1年学前教育和1~9年级的普通学校教育，大致相当于把我国的小学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第二层是包括10~12年级在内的普通学校或偏重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FurtherEducationandTrainingCollege），大致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第一层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义务教育顺利实施，第二层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第一层学校毕业生可以继续他们的学业，为下一步更好地就业或进入高校做准备。其中，第二层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住宿和交通支持。“三层学校”模式适用于人口分布分散的农村地区。“三层学校”模式的前两层其实就是对“双层学校”模式第一层进行再拆分的结果。具体来说，“三层学校”模式的第一层包括一年学前教育和1~3年级的普通学校教育，大致相当于我国义务教育“五四制”下小学的前四个年级；第二层是包括4~9年级在内的普通学校，大致相当于“五四制”下小学最后一个年级和初中所有年级；第三层和“双层学校”模式的第二层相同。其中，第一层学校类似教学点，遵循“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原则，规模较小，一个教师甚至能够胜任整个学校的教学。第二层学校的布局要科学合理，应当确保学生能够通过步行或乘车在一定时间内赶到学校上课，要给家庭距离学校过远的学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第三层学校要确保具备一定规模，每所普通学校至少要吸纳600名学生，每所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至少要吸纳1，000名学生，同时还要为需要的学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7]
（二）布局调整动向之二：对小学校进行适当撤并
农村教育局2007年的《撤并规模过小或难以为继学校的国家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对小规模学校进行适当撤并，并设计了具体撤并方案。《纲要》认为，南非农村中小学只有通过适当撤并实现规模办学增加入学人数，才能加快学校融资过程；只有通过适当撤并实现优化配置，才能改善学校硬件设施；只有通过适当撤并增加学校年级，分开学校层级，才能确保学生学业的可延续性，等等。此外，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经济原因，南非农场等私人领地上的公立中小学普遍规模较小，基础设施较差，学生辍学率特别高。《纲要》认为，要彻底改善这些学校的状况，也必须对其进行适当撤并。《纲要》指出，小规模学校撤并前，省级教育部门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确定这些学校是否真能撤并。概言之，省级教育部门必须明确某个农村地区的人口居住形式及未来变化趋势，必须明确市级教育部门当前及未来的学校发展规划，必须明确合并是否能够确保学生学业的可延续性等。此外，《纲要》还规定了撤并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及省级和地方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8]
三、南非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调整动向
从1997年开始实施的南非《2005国家课程》，坚持“以结果为本位”的原则和1996年《宪法》的基本价值，旨在纠正种族隔离制度下旧课程所宣扬的白人高等、黑人低下的不平等观念，致力于培育全新的公民意识和价值观，倡导社会公平与公正。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新课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然而，南非国内很多学者认为，《2005国家课程》只适用于课堂规模较小、教学资源较充足、教师质量较高的城市学校，并不适用于课堂规模通常较大、教学资源往往不充足、教师质量标准较低的农村学校。《2005国家课程》对教师有很高的要求，它“把教师看做知识的传播者、学纲和教材的设计者、诠释者、领导者、管理者、学者、研究人员和终身学习者、社区成员、城镇居民和牧师、评审员和学习领域的专家”。[9]在这些扑朔迷离的角色要求之下，农村教师在本身质量就不高的情况下往往会无所适从。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村教师中，对新课程不满意的高达59%，其中林波波省尤甚，有67%的教师不满意新课程内容。这表明，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急需调整。[10]课程内容调整动向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重拾农业教育。在南非种族隔离统治下，农业教育被作为维持此种统治的重要工具，使黑人永远与白领工作无缘。种族隔离统治解除后，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农村，普遍反感所谓的农业教育，很多学者也对此讳莫如深。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2005年报告中指出，农业教育具有重要地位，应该在一些合适的农村地区开展。开展的方式可以是综合性的，比如把纯粹的农业生产教育、为学校提供免费校餐的农业生产园教育、农业创收教育、农业科技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从中掌握科学原则，发展多种能力。其次，加强文体教学。长期以来，南非农村学校对文体教学的重要性缺乏清晰认识，认为文体教学只是供儿童玩乐和浪费时间而已。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2005年报告中指出，上述观点极不正确，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体育教育的文件中曾明确表示，接受文体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且1999年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参加某项会议时也认可了这一点，所以，南非农村学校急需提高文体教学水平。开展文体教学，需要调动大量资源和进行大量专业培训，国家体育活动理事会、文化艺术部、青年理事会和其他省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要重点培养农村失业青年来组织和管理文体教学，这一方面可以提升文体教学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带动农村就业。[11]
四、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加强的动向
南非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相比，不管是在量还是质都存在很大差距。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全国的生师比平均为33∶1，而林波波和东开普省的生师比却高达39∶1，夸祖鲁—纳塔尔还要高，为41∶1。[12]
此外，在被调查的农村教师中，绝大多数毕业于质量比较差、层次比较低、目前已被关闭或合并的教育学院，有10%的教师只具备高中毕业证书、没接受过专门的教师教育，还有一些教师连高中毕业证书也没有。[13]南非农村既难吸引足够多，也难吸引足够好的教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村学校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使很多教师望而却步。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村学校中，只有45%有饮用水、43%有电源、71%有厕所。[14]其次，农村教师绝大多数不在任教的农村社区居住，住所往往距任教学校很远。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农村教师中，东开普省有79%不在任教社区居住，林波波和夸祖鲁—纳塔尔的这一比例也分别高达63%和60%，而且这些教师的住所和学校的距离平均为36公里。[15]之所以造成上述现象，是因为依照现行的农村社区法律，这些外来教师没有在任教社区的居住权，也就得不到政府的住房津贴。农村教师普遍采用的办法，就是在大城市或距离任教学校最近的小城镇居住，长途跋涉于家校之间。另外，师范教育的机构转移和费用骤增导致注册师范教育的农村学生剧减。传统上，南非负责师范教育的机构是前文提及的教育学院，这种学院多位于农村地区，而且学院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多由省级教育部门先行垫付，学生就业后再逐年清还。2002~2005年，南非高校合并时，教育学院多数通过合并升格为大学，师范教育的费用也随之大幅提高。目前一名四年制师范生的学费高达8.4~12万兰特[16]，学生虽然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但名额十分有限，这使得很多农村子女与师范教育无缘。上述状况表明，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只有通过采取多种途径才能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