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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文范文1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以来，作为微观经济理论延伸的贸易理论一直在新古典传统下演进和发展。尽管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代表了一股长期以来对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不满的暗流，但总的来说，它也只是在新古典传统内部修修补补，难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
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本文旨在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并作出一些简单的评价。
二、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Allyn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70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注：角点解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一般讲，买汽车的人不会自己生产汽车，即其购买量为正数，而其生产量为零；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量为正数，而其购买量则为零。相反，内点解则意味着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是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15页。）。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政府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三、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几点评价。
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1997）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香港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
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
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贸易理论的发展不必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限制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因此，存在自由进入的自然垄断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样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却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限制贸易自由和行业进入自由的行政强制性垄断。
国际贸易理论文范文2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常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
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常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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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国际贸易理论文范文3
企业内在的规模经济理论也只是表明在企业从建立到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有一段边际成本是递减的，由此带来整体利润的上涨。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Bernard和Jensen通过对美国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与非出口企业相比，美国的出口企业有很大不同，表现为出口企业的规模都相当大，生产率更高，企业家支付较高的工资，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企业更具备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特征，这一研究开辟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新篇章，异质企业很快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随后多位学者通过对美国、德国、哥伦比亚、墨西哥、摩洛哥、中国台湾、西班牙、加拿大、法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上述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 而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通常规模较大，生产率较高。这些差异被称为是企业的异质性。
21世纪初Melitz(2003)，Bernard;Jensen，Eaton 和 Kortum(2003);Helpman， Yeaple 和 Melitz (2004) ;Antrs 和Helpman(2004)、Yeaple(2005)、Bernard(2007) 等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建立和拓展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将企业异质性、企业组织引入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从企业的微观层面解释企业的贸易行为、对外投资行为以及国际化生产组织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将会提高工资和其它要素价格，这将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将能够承担海外营销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企业产出的总的分配将有利于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其结果是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提升。同时企业通过出口与外国竞争者之间及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关于进行改善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出口使得企业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企业提高效率和进行创新。最后，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也将使企业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最后使得技术、生产等成本低的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近几年，学者对异质企业的研究展开了多角度、深维度的拓展，开始关注企业出口地理方向、创新的作用、贸易保护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在异质企业假定下的作用结果。本文在分析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对我国外贸的启示。
异质企业模型下的出口地理方向问题研究
异质企业模型描述了在集约边际和广义边际的调整下贸易量增加的情形。而由Helpman Melitz RubinstEin三人在2008年构建的估计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简称HMR(2008)引力模型)中解释了例如距离等变量决定下的广义边际对贸易量的影响。该引力模型
其中i和j代表国家，m代表贸易量的对数形式，和分别代表固定的进口商和出口商效应，d代表从i国到j国的距离，uij为随机扰动项。与标准的引力模型相比，该模型中的Wij为i国与j国出口的比值，而ij为逆米尔斯比率，包括了造成贸易正向流动的未观测到的实质变量，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为负，所以系数前为负号。而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会使距离对贸易量的影响产生增强的偏移，同时对逆米尔斯比率ij产生降低的偏移。HMR引力模型的构建者随后用不同的估计模型推演出了使这些关键参数一致的条件。
诺丁汉大学的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三位学者发展了引力模型，并运用瑞典1570家食品和饮料企业1997-200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进一步证明了异质企业特性对贸易出口量及流向的影响。具体而言，这三位学者采用的引力模型为：
式中参数均为对数形式，fjt为f企业对进口商j的出口量，Zkjft为描述影响企业水平的一组变量，Zljft为描述影响出口目的地的一组变量， j为出口目的地对贸易量的效应，ftj为逆米尔斯比率，包括引发出口的为观测到的变量。这一模型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的异质企业模型的局限，传统的异质企业模型重点强调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绝对影响，而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的模型则试图解释更多的对企业出口有影响的因素。其中Zkjft这一组变量即包括以雇员数为标准描述的企业的规模水平，所有权性质，全要素生产率的估量以及资本密集性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描述影响出口目的地的变量组Zljft则包括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两国的距离，贸易伙伴国的GDP，进口国的人口数，进口国的收入水平甚至汇率变动也包括在内。
而对于数据的选择方程则定义为：
国际贸易理论文范文4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合作式教学改革探讨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属于国贸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两部分内容，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后续实务操作性课程做好理论和政策上的铺垫。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开展合作式教学，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及合作学习的能力，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合作教学法概述
(一)合作教学法的含义
合作教学法主要利用各小组的分工合作，共同利用资源，互相支持去完成学习;并利用小组本位的评核及各组间的比赛，营造团队比赛的气氛，以增进学习效果，使学习机会更为平等，学习动机更为强烈。
(二)合作教学法的策略
1.小组成绩分工法
简称STAD，是典型的合作教学，其原理是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尽量使每一组的学生结构具有最大的差异，其差异结构类似于整个班级的结构。采用演讲法或讨论法学习，以学生过去的成绩为基准，每人进步成绩均可为团体加分。各组练习中的表现，最优的与最优的比，差的与差的比，构成不同的分阵。
2.小组游戏比赛法
简称TGT，与STAD类似。学生也分成5人左右小组，每组均为异质性小组，并有每周一次的竞赛。教学的程序，先由教师讲述第一节课，然后分给工作单。同一组的成员共同进行学习，并随时举行评量，以确定各组员以学习精熟。在小组练习之后，有学末竞赛。采用能力分级法;各组同程度的成员互为比赛对手。不论哪一级的选手，凡得第一名的均赢得相同的分数。TGT的教学策略与STAD主要差异是以学艺竞赛代替考试。
3.团体研究
薛伦(Sharan，1976)所提出，将教学分为几个主题，并将全班分为多个小组分别负责这些主题，而每一小组成员再针对该组主题进行分工。每一小组准备其所负责的主主题并向全班同学报告。学生成绩以小组报告质量和其他相关的团体表现为依据。本法所强调的是分工合作与共同分享团体努力的成果。
4.拼图式教学
由阿伦逊(Aronson，1978)设计。将教材分成若干小题，负责相同小题的各组代表先成立专家组，共同研讨该小题至精熟。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组，负责将研讨的内容教给同组其他同学。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优缺点
1.优点
通过合作式教学有利于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加强合作，发挥个人的专长，提高工作效率。
2.缺点
有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太多，争论不休，小组无法统一意见。另外小组讨论时，有时会有不愿分担责任的同伴，甚至推卸其责任，造成团体目标无法完成，影响团队的成绩。
二、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现状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作为国贸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基础知识，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地方。
1.教材普遍存在滞后性
国际贸易原理教材中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部分所占的篇幅较大，对现实意义更强的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只作了简单的论述，一些新的理论没有及时补充进去;教学重点不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不够，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理论的应用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生专业基础薄弱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作为国际贸易原理课程的先修课程，这些课程尽管在教学计划都有安排，但是学生的掌握情况并不理想，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势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原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3.教学方式以教师满堂灌为主
目前，很多高校在国际贸易原理过程中主要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无法实现教学一体化，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长期以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过分依赖教材，偏重理论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环节，忽视了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三、合作式教学在国际贸易原理课程中的运用
(一)深化教学方法改革
不断开展教学研究，系统总结教学成果，突出能力培养核心，深化教学方法改革，更多采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设计，加强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方法的运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1.开设研讨课与自主学习课
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大班讲授，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研讨课采用课外准备、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的方式。大班课学生人数控制在100―120人之间，小班讨论课学生人数控制在30人左右，每个小班分成5个小组，每组6名左右学生。小组长的选举需要由学生民主推选，这样既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参与发言的机会，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比如在讲授比较优势理论时，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谈谈对比较优势陷阱的认识，对我国应如何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如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讲授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学习，就哪个理论更适合目前的中国展开讨论。
2.结合案例进行合作式教学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是国贸专业学生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为了避免讨论变成纸上谈兵，在开展合作式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引入现实案例教学，通过指导学生针对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专业敏感度。
3.增加课程小论文
在开课初期，教师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部分留若干题目，学生选题开题，并撰写课程小论文。这样做，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了学生的学习借鉴能力，锻炼了学生的专业知识评判能力、论文写作能力、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探究能力、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增设课前外经贸新闻环节
每节课课前留出5分钟由各小组轮流播报外经贸新闻，不仅可以拓展学社国内的专业视野、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还可以锻炼他们的口达表达能力，调动学生关心国际经贸大事的热情。
(二)加强教材建设
结合国际贸易理论新动态、学科前沿知识及学生课程能力培养新要求，编写《国际贸易》教材。强调理论教学的应用性、实践性，每章配备案例和能力素质训练设计;增加了贸易救济措施、原产地、普惠制等当代国际贸易中较为突出的实践性知识、工作过程性知识。结合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编写《国际贸易原理案例集》，理论教学与应用训练密切结合，强化案例的时代性、适用性。
国际贸易理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中国入世时承诺如果国际贸易中一方初始上诉权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那么在所有情况下，应有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所有行政复议都不是终局性的，都要赋予当事人提请司法审查的机会，让法院享有终局裁决权。按目前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明显与入世时承诺不符。而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能，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当前由普通法院行政庭实施司法审查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了的形势需要，外贸救济的司法审查主体应该由专门的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实施。
1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的必要性
1.1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井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1.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别国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于进口贸易摩擦，我国国际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成绩斐然。现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贸法》为核心，以《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这对维护我国公平的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国际贸易行政救济措施，但司法救济措施却只有2003年实施的最高院的三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法院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司法审查的需要。
1.3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变化了的涉外行政诉讼需要
人世以后，我国行政诉讼工作将日趋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有: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我国的人世承诺，凡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等原来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最后都要纳人到司法审查的范畴。
(2)涉外行政诉讼的增多。人世后，进出口贸易额大增，大量的外国企业、公民涌人国内市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这使得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五花八门，诉讼当事人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加复杂。
(3)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复杂化。我国承诺国内法律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将被清理、修改、废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对滞后，将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和混乱，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国行政诉讼的错综复杂。
2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之管辖权
中国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是出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来建立的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以中国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争议为限，但并非一切的贸易争议均由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贸易争议交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而把因合同争议所引起的纠纷排除在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之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2007年的进口贸易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同时我国也成为全球与别国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将外贸合同案件也交由国际贸易法院管辖，那么国际贸易法院就会因案件过多而无法承受;第二，我国已实行统一的合同法制度，若将内贸合同案件与外贸合同案件交由不同的法院去审理判决，可能会影响合同法的统一贯彻执行。因此，由外贸合同争议所产生的纠纷仍应归由普通法院所管辖，而应把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归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具体来说，人世以来，虽然中国努力把命令干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引导型政府，但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痕迹依然很明显，这显然与中国的人世承诺不符。如果单靠政府自身意识之转变来兑现人世承诺，没有外在的监督力量，这个转变的过程将会是非常漫长而且缺乏效率的。因此，通过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行使司法监督权将会极大的促进这一转变的过程。
国际贸易理论文范文6
此次教学实验的对象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贸易经济专业2013级学生，学生共计51人。学生具备如下特点：一是英语水平较好。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学生14名，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学生14名，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学生8名，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14名，这四类学生总计50名，占总学生数的98%，其中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以上的学生比重达到了70.6%。二是已经学习过微观经济学，且正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而且经济学基础比较扎实，比如微观经济学期末总评成绩在80分以上的同学共26人，达到51%。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案例法应用设计原则，教师的案例课堂组织模式如下：案例教学的模式主要是由学生针对教师提出的题目来分组查找资料，形成案例报告。具体说来，案例教学分如下几个步骤进行：一是教师说明；二是学生分组；三是学生汇报及教师点评。案例汇报选题的原则有三个：一是与课程讲授的理论知识相关；二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比较关注的问题；三是教师对相关内容比较熟悉，能够提供较有价值的点评。根据这三个原则，教师选择的四个案例题目分别为：①重商主义与国际贸易谈判；②要素禀赋理论与中国国际贸易结构；③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中国的产业园区；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下岗”问题。在交代案例题目中，教师明确指出每则案例所对应的理论知识点，并对如何查找并引用文献进行了一定的指导。同时要求学生发挥团队合作精神，要求小组中所有同学都参与，对小组汇报做出贡献。
二、问卷调查及教学效果分析
在已经完成三次案例汇报之后，教师向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调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调查学生对案例汇报的态度及感受；二是对案例汇报如何影响双语教学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调查问卷的对象是所有参与听课的在册学生，共51人。运用问卷星进行问卷的设计与发放，所有题目为必答题，问卷发出51份，回收51份，有效问卷数51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到100%。
1.学生对案例教学法的态度与感受。
首先，绝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提高其学习效果有所帮助，13.73%的同学认为“帮助很大”，72.55%的同学认为“有所帮助”，两者相加总比重为86.28%；而回答“不知道”和“帮助很小”的同学比重只有7.84%和5.88%。与尚未做过案例汇报的同学相比，已经做过案例分析的同学更倾向于认为“有帮助”。仔细分析发现，在已经做过案例汇报的共计39名同学当中，认为“帮助很大”和“有所帮助”的分别为6名和30名，两项加起来占总体比重为92.3%，而在尚未参加案例汇报的同学中，这一比重为66.7%。可见，有过案例汇报体验的同学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方法对教学效果的促进作用。在被问到“案例教学法为什么对国际贸易课程的学习起到了帮助作用”时，回答从被选率最高到最低的是“增加了我的主动学习投入”（72.73%），“案例中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加深了我对理论知识的理解”（65.91%），“督促了我对课堂内容的预习或复习”（50%），“增强了我的学习兴趣”（31.82%）和“增加了我与同学及老师的互动机会”（29.55%）（见第3题）。在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教学效果不明显当中，认为“案例题目与课内知识相关度不强”以及“学生兴趣不足，积极性不高”的均占57.14%；认为“团队合作意愿和效果不明显，大家基本各做各”的占42.86%，另外认为“题目太难”、“占用太多时间和精力”以及“教师和学生互动太少”的分别占42.86%，28.57%，14.29%。可见，虽然回答这两项的学生数量很小，但是仍然可看出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在选题及互动性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2.案例教学法对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评估。
为了评估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评估，调查问卷中针对已经做过的三个案例汇报题目分别出了3道专业知识选择题（共计9道），让所有同学对所有问题都加以回答。将同学们分为四组：小组1为参与案例1的同学；小组2为参与案例2的同学；小组3为参与案例3的同学；小组4是到目前为止仍未参与案例的同学。接着分别统计各小组对所有问题回答的正确率，然后观察每个题目的答题情况。我们的假说是“小组N的同学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并用实际数据来验证这一假说。统计结果如下：小组1在回答与案例1相关的3个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76.9%；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56.7%，43.75%和69.4%。而且在这三个问题当中，除了问题7，小组1的同学的回答正确率低于小组2和小组4之外，其他两个问题的正确率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所以总体上来说，“小组1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是成立的。小组2在回答案例2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53.3%，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为56.41%，54.2%和72.22%。而且除了问题10，小组2的正确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外，另外两道题的正确率均低于其他小组。因此“小组2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组”的说法不成立。小组3在回答案例问题3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68.4%，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64.1%，66.7%和52.7%，所以小组3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三个组别中，“小组N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较高”的假说的验证情况分别是“成立”、“不成立”和“成立”，虽然有两组同学的结果都是“成立”，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小，因此仍不能明确地认为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得到了证实。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