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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论文范文1
一、动量效应
动量效应(Momentumeffect)也叫惯性效应，股票市场有延续其原来变动方式继续运动的特征，即在一定时间内原本上涨的股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上涨，而原本下跌的股票在一段时间之内也会维持其原有的变动方式继续下跌。而基于动量效应的影响，投资者可以做出购买过去收益率高的股票并卖出过去收益率低的股票的组合投资，从而进行套利。
(一)动量效应产生的原因动量效应主要表现在信息不对称上，跟风行为对股票市场会产生持续影响，这种行为在金融学中广泛存在。比如MarkkuKaustia和SamuliKnupfer提到的同行行为和市场进入率。他们将动量效应用行为金融的方式进行解释，动量效应不仅影响市场收益率，还影响股票市场进入率。但这只能部分解释动量效应的存在，当股票持有者的股票价格下跌时，他们一般不会愿意对外宣扬自己投资失败，因此，同行不会跟风卖出，这能证明股票市场不会再涨，但不能证明会持续走跌的负方向的动量效应。
(二)中国股票市场对动量效应的反应中国股票市场和西方股票市场有所不同，套用西方的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并不合适。在中国股票市场里存在较明显的“追涨杀跌”和“寻庄跟庄”等技术分析的趋势特征，市场波动也表现出明显的“齐涨齐跌”“板块轮动”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等动量特征。但中国股票市场和西方股票市场存在周期不同的差异。
(三)动量效应发展现状自1993年Jegadeesh和Titman发表相关文章开始，动量效益被人们所关注，成为对传统资产定价模型的一大挑战。在动量效应刚被引入中国时，学者们主要对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动量效应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普遍照搬Jegadeesh和Titman的方法，存在较大缺陷。正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中国股票市场结构和西方股票市场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研究动量效应时，需要一个新的模型。Chen－Zhang三因素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手段。已经有学者证明Chen－Zhang三因素模型能够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动量效应、盈利效应、价值比率效应和净股本发行效应。当然，模型并不完善，它只对异常变量进行了单独分析，没有考虑变量之间的联系，这是有待提高的。
二、波动率效应
我们原本认为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益，而低风险的收益率则会相对较低。但现在的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即较低的风险资产，却带来了更多的超额收益，这用传统的风险定价模型是无法解释的，这种效应被称作低波动率效应。
(一)波动率效应产生的原因在考虑波动率效应出现的原因时，我们就必须了解为什么个体波动和偏度较大的股票会获得较高的当期收益?因为异质信念的存在，不同投资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有所不同，投资者在存在卖空约束的条件下，会把股票卖给更喜好风险的投资者。虽然面对风险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会有不同的决策，但不论是风险厌恶者还是风险喜好者，其期望收益是不变的。虽然其投机总体或平均收益为负，但是当股票市场存在大量的投机者愿意持有风险较大、偏度较大的彩票型股票，希望以小的损失为代价而获得巨大财富时，投资者偏好个体波动和偏度大的彩票型股票，并给予这些股票过高的价格，从而导致这些股票随后取得较低的收益。
(二)中国股票市场对波动率效应的反应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的结构与国外不同，因此用国外的反转效应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是不严谨的。中国学者发现，相对于反转效应，换手率更能解释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的中国特质波动率。这是因为，如果投资者之间对于风险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股票市场则会有较多由风险厌恶者出售给风险喜好者的交易量出现，这就造成了高换手率现象。此外，高换手率会加剧较股价波动，从而导致较高的特质波动率，由此，我们通过换手率的因素将中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和收益率联系到一起，并加以解释。
(三)波动率效应发展现状在我国现有研究中，中国股票特质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之间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存在以下研究不足:
(1)仅考虑特质波动率与收益的关系，是对收益异象的讨论，没有考虑股票的总体风险，即没有分析波动率异象。
(2)没有考虑是否存在最小方差组合会带来超额收益;
(3)没有考虑西方的低波动率策略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未能寻找一个新的模型对中国市场加以解释。
由此可见，中国对于波动率效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三、中西方股票市场特质异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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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品种的开发
交易品种的设计开发是开展股票期权交易的首要问题，在品种开发时，既要尽可能满足投资者规避风险的需要，又要有利于交易活动的繁荣活跃。鉴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1.在交易范围上，应严格采用场内标准化交易。因为标准化交易比较集中，易于市场监管，有保证金和严格的结算制度，易于风险的控制。而场外交易由于交易分散，受约束力较差，在我国企业素质和投资者素质不很高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纠纷和违约行为，又没有保证金和严格的结算制度，风险不易控制。
2.在标的股票的选择上，应以大盘绩优股和股价变动幅度较大的个股为主，如沪市的四川长虹、邯郸钢铁、上海机场；深市的深发展A、一汽轿车、深科技等。这些个股是整个市场的中坚力量，对投资者的影响很大，一旦这些股票的股价变动被予以限制，整个股市的稳定性将极大地增强，而且这些个股的盘子较大，不易受投机行为的操纵。
3.股票期权的价格、有效期、执行价等合约内容的设计，应尽量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
4.股票期权交易的开始阶段应主要配合新股的发行，开展买入期权（看涨期权）的交易，选择适当的时机再推出卖出期权（看跌期权）等复杂品种的交易，这样有利于加快公司上市的速度，推动市场的扩容，同时循序渐进地培育新兴的市场。
（二）市场的构造
一个完整的股票期权市场应包括交易者、市场组织者、保证公司和清算公司，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应对这几部分进行合理安排。
1.交易者。作为投资主体的保值者当然是股票期权的主要交易者，但市场中还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投机者。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达程度还不够，这些投机者的行为要予以严格监控，因此在我国股票期权市场中应实行“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称庄家制度，即由一定数量的大机构或券商充当风险承担者的角色，作为交易的主体，做市商对每一种具体的期权必须报出买入和卖出价，买卖差价作为他们的利润。做市商的存在保证了在某一价位的买进和卖出指令能尽快执行，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也有利于国家对期权市场的集中监管。
2.市场组织者。股票期权市场的组织应由国家统一规定，可由沪深两交易所具体承担，其他证券交易中心也可依照进行，但合约的设计、交易规则的制定等，必须实行全国统一，严格避免各交易场所的地区分割。
3.保证公司。标准化的股票期权市场必须要有保证金制度，保证金制度的存在才使股票期权交易的违约风险降到最低水平，也才能使投资者的保值愿望得以实现。保征金的保管一般由保证公司进行。由于股票期权的保证金由期权的卖方单方交纳，因此这种保证公司的角色可由作为中介的交易所充当。具体保证金的比率，鉴于我国股市振幅较大，经常出现单边走势，结算效率较低，因此保证金的比率应适当提高，以10%～15%为宜。这种保证金应严格以现金、国债和现实的股票充当。
4.结算公司。结算公司在股票期权的交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承担了交割者和结算者角色，而且作为买卖双方的第三者，为买卖各方分别提供了切实履约的承诺，从而保证股票期权市场的有效性，降低信用风险。结算公司的组织形式，可以是独立于交易所，也可以是交易所的一个部门。我国股票期权市场应建立结算中心，而且结算中心与交易所应保持相对独立的形式，以便两者互相监督，形成对交易行为监控的双层监督体系，但又不能采取完全独立的形式，因为结算作为交易行为的一部分，是为交易行为服务的，过于脱节，必将影响到结算公司与交易所之间的沟通，不利于股票期权市场的发展。
（三）监管体系和法规建设
股票期权市场是要求严格管理、规范化程度很高的市场，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市场发展的监管体系和法规体系意义重大。
在监管体系方面，应建立全国性的期权市场交易委员会，对各交易场所、做市商、结算中心等进行严格监管，定期对监管对象的业务进行审查，对操纵市场、违反交易规则、欺诈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同时还应建立起各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的自律性管理，提高各机构的自身建设，逐渐形成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规范发展的运行机制。在法规建设方面，应与行政监管体系相配套，实行市场立法，以法制市。既要制定全国性的期权交易法，作为整个行业的大法，又要制定各交易所、结算公司的自律性规则和条文，还要有各种职业道德规范、操作制度等，在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和法规体系控制之下，股票期权市场才能平稳健康地发展，为金融衍生产品的进一步开放创造条件。
二、建立和发展我国股票期权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研究
作为套期保值工具的股票期权，不仅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资产的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可以有效地推动股票市场的发展，使资本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建设和发展股票期权市场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股票期权市场是适应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股票期权的产生及每次发展无不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关，股票期权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将成为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为了寻求进一步的发展，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创新必不可少，而股票期权市场正为这种创新打开了出路。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我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将更严酷，单靠传统的金融业务其生存和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必须从最基本的股票期权交易开始，逐步开展金融衍生工具业务。一方面利用这些工具管理自身的风险，另一方面大力拓展业务，创造盈利机会，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有利于投资者防范股市风险，从而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我国股票市场由于行情大起大落，风险突出，造成广大投资者心态不稳，甚至对股市失去信心，以致于股市资金严重不足，行情持续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引进股票期权交易，则给投资者提供了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有效工具，投资者利用期权与股票组合进行投资，把市场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必再担心市场行情的大起大落，从而有助于稳定股市，重新树立起投资者的信心，活跃股票市场。从长期发展来看，股票期权市场还可以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很多在此之前可能滞后的信息披露，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很快得到公开，并反映在股价的敏感性波动上，从而能够解决股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直接增强市场的有效性，而且还能够有效地疏理股票市场的供需结构，使供求趋于平衡。
3.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股票期权市场是国企改革的需要
股票期权市场的建立促使了股市的繁荣，为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和投资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改变目前企业筹资困难、每年上市额度用不完的现状，也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和股份制改造，从而推动国企改革。股票期权的价格发现功能，也为企业的资本经营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企业对财务作出合理安排，对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增加竞争能力也大有好处。
4.有利于吸纳“游资”，分解股票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形成了不断膨胀的“游资”，这些“游资”以追逐高额利润为目的，以投机为手段，在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使经济运作的局部乃至整体形成”泡沫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游资”一旦进入股市则使股市的投机行为猖獗。要消除这种投机行为，自然可以通过立法、加强管理等办法实现，但往往随着投机的消失，市场也萎缩了。这是各国证券市场管理中面临的两难境地。通过建立股票期权市场，意味着为这些“游资”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个游戏场所，有利于把股票市场上的大量投机行为分散到股票期权市场上来，在市场的同时，又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活跃了股票期权市场，也稳定和繁荣了股票市场。当然，也必须对这些“游资”和投机行为进行严格管理，使投机者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凭自己的能力各显身手。
5.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股票期权市场，有利于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股票期权市场是一种建立在高度信用基础上的契约交易，为了保证各项交易活动的健康和有效，必须建立严格、健全的交易法规。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法规体系，虽然《证券法》已经出台，但其可操作性显然较差，还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而通过开展股票期权业务，可以借助其立法工作的进行，促进股票交易法规的健全和完善，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外，股票期权市场与股票市场互相配合，使市场的机体更加完善、丰满，功能、作用更加强大，股票市场才能真正起到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可行性研究
股票期权市场是建立在股票市场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建立股票期权市场的可行性论证，离不开对股票市场基础的考察，同时还要兼顾市场环境及其发展规律。我国现阶段的股票市场状况，已基本上适合建立和发展股票期权市场。
1.基础市场风险的存在，是产生金融衍生产品的根本驱动力，也正是这种驱动力才促使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这是金融衍生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发达国家股票期权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遵循这一规律的。我国也应如此。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着巨大风险，并导致市场资金不足、行情低迷，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孕育着开展股票期权交易的巨大冲动，其他领域相关风险的逐步释放使对股票期权这种避险工具的需求越发强烈。强烈需求的存在表明建立我国股票期权市场的首要条件已经具备。这种规避风险的强烈需求在沪深两市表现得十分明显，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在两市持续下跌的过程中，虽然其间利好多多，国家也采取了一些引导投资、促进消费的措施，但只因为风险无法化解，股市的低迷状况难以改变。而风险相对较小的债市却不乏火爆场面，数千亿元的债券发行上市曾一直是领导1998年证券市场的中流砥柱，寻求低风险的债券投资充分说明了投资者规避风险的旺盛需求。
2.“金融工程”学科的研究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拓展，使股票期权等衍生工具的供给成为可能。专门从事研究、设计、提供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工程”学科在我国的设立已是1996年的事，以宋逢明教授为代表的金融工程专家在我国金融工程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初步进展，现已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院设立了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各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不断拓展，公司收购、买壳上市、项目融资、资产重组，使投资银行大有用武之地，而1998年两只可转换债券和六大证券投资基金的成功上网发行表明投资银行业在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方面的实践已初显成就，因此我国投资银行提供股票期权这种衍生产品已完全具有可能性。
3.我国股票市场已达到相当规模，为股票期权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近几年的扩容，沪深两市的A股、B股市值已达到将近5万亿元的规模，交易品种也逐渐增多，在这种市场状况下，要设计或选择适当的个股品种作为开展股票期权交易的基础，已不成问题。虽然我国股市规模与美国、日本股市相比还显过小，但正是股票期权交易的引入将使我国股市迅速状大，从而摆脱落后局面。对于盘子过小的个股，股价和期权价格可能受投机因素的影响，但通过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和具体的交易规则完全可以避免。
4.我国股票市场已基本成熟，大的投资机构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并且还在日益增多，这为股票期权交易提供了潜在的参与者和市场旺盛的动力。以上交所为例，2000年底会员总数已达305个，2623家营业网点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的500多个城市，登记注册的机构投资者已近百万个，这些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一些机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使市场风险规避成为可能；经过几年股市风雨的洗礼，大量的投资知识和风险意识已为众多股民所掌握；大券商和各种证券咨询公司的蓬勃发展，还锻炼了大批证券市场从业人员。所有这些都为股票期权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市场基础。
股票市场论文范文3
关键词：大小非，分离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全流通，并购重组，资本市场
一、研究背景
大小非的逐步解禁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有着怎样的影响，业界和学术界众说纷纭。安信证券（2008）认为减持对市场的影响更有可能是通过"挤出效应"来体现的，减持对市场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效应"，减持规模的积累令投资者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担忧。
从长期看，陈晓升（2008）认为应该对大小非进行客观认识和估计，在享受了股改红利之后同样不应忽视股改的"下半场"大小非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有自身的话语权。我们也于2008年初撰文从托宾Q理论的角度对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套利进行了分析，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套利观点，进而通过博弈论讨论这种行为为后市场带来的主要的变化：市场分化将逐步加速，出现一批业绩优良有较好发展前景的蓝筹股和大量的廉价的"仙股"分化并存的现象。
二、非流通股股东与现存流通股股东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的假定与说明
将A股的上市公司分为优质公司和劣质公司两类，其中具备以下两条件的为优质公司：（1）遵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无套利的定价。（2）在所属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业绩优良、红利优厚、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否则，为劣质公司。
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指出，大股东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就会透露出关于公司状况（博弈论中的类型）的信息（博弈论中的信号）。那么，普通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观察那些交易信息来判断公司的情况（类型）。在模型建立之前，对基于此理论建立的模型进行了下述假定：首先，假设非流通股股东拥有信息优势，对于公司股价是否合理、公司是否优质具有较多的信息。而市场流通股东较少地知道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不能简单地观察出公司的优劣，他们主要观察大小非股东的减持与否来大概地推断有关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现存流通股东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市场的恐慌和低效率。其次，按照初步测算的2008年6月中旬A股加权平均动态市盈率20多倍左右来看，优质公司的大小非解禁对市场的冲击理论上来说是有限的，优质公司的大小非减持并不存在明显的套利机会，这个阶段的错误定价反而可能带来投资的机会以及并购的机会等。而劣质公司的重置成本很低，所以，取得股票的成本会成为左右他们是否减持的决定因素之一。劣质公司的大小非减持会显著伤害到现存流通股东的利益，打击市场信心。再次，模型中假设非流通股股东先行动，流通股股东总是观察非流通股股东行为后行动。
（二）模型的建立
股票市场论文范文4
关键词：股权市场制度变迁渐进式转轨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
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它的经济增长，但是为什么仍然有如此之多的国家存在不发达的股票市场呢？一个简单并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同的答案是“缺少需求”。根据这个观点，投资机会的出现将产生相应的融资要求，经济将内生产出相应的市场和制度为这些需求融资。另一个解释是结构性问题阻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因而阻碍供给满足需求。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是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社会资本水平来创造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部门，或者可能是所传承法律，文化或政治制度不适合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的结构性理论可以解释在横截面上为什么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同，但是结构性理论并不能解释时间序列上的股票市场发展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1913年的金融发展水平要比1980年好，只在2000年以后，才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这不可能为结构性理论所解释。国家的法律或文化可以解释跨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但不解释时间因素。对此，Rajan和Zingales（2000）提出股票市场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出现阻碍金融发展的情况是因为金融发展培育了竞争，而某些具有垄断特征的利益集团出于扼制竞争的考虑，阻止了金融的发展，他们比较美法两国金融发展史，揭示随对外开放程度与贸易地位的变化，各类利益集团如何向国家施压，阻止或推进股票市场的发展的事实。
我国渐近式转轨中的制度变迁
Rajan和Zingales（2000）提出的“利益集团”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并不新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终极动力在于制度主体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一项新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然而，制度变迁过程所涉及的政治过程可能阻碍制度向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度的参与者，制度是制度参与者个体博弈的均衡。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以政府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同时又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的首要目标变量是社会与政权稳定性，因此政府必然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经济转轨的速度和规模，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方式来推进制度变迁。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避免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内产出”的巨大波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组织崩溃。而“体制内产出”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支撑“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政府就必然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所花费的巨额成本，同时避免非公有制经济挤占争夺资金资源。
当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看出国有企业由于制度性原因难以为继，又因其长期承担为国有企业扶危解困的任务而不堪其烦时，原先滞后于市场化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也就被地方政府提上了转轨日程。中央政府在看到国有企业不转制的弊端，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允许地方国有资本大规模退出竞争性领域，并主动减持部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补充社保基金。因而，政府从股票市场计划经济管制体制的建立者和维护者转变为股票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者。但是大量股票上市破坏了中国股市原有的庄散博弈定价机制，导致庄散博弈泡沫开始破灭和股市的持续缓慢下跌。为了保持泡沫膨胀，减少自身损失，场内投资者自动结成一个利益集团向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施压。
渐近式转轨决定了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目标而不得不制度化地进行“托市”和“救市”以保持社会稳定。随市场的连续阴跌，政府更加严格地加强了发行管制并继续禁止创业板的推出、国有资本拆细出售和建立竞争性国资退出市场等可能导致泡沫加速破灭的行为。但是由于政府同样会因为社保基金严重不足而承担巨大财政压力和因为国有资产在改制中流失而承担社会道义上的责任，因而从推动股票市场制度向市场化变迁角度来看，政府实际会在迁就场内投资者和筹集社保基金及避免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之间寻求平衡。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层次股票市场模式
2004年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意见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其实，当中国股票发行采取注册制监管或发行与公开上市分离的核准制监管。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通过细分市场来最大限度的实现供求均衡。这样，股票交易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下面我们先讨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的两种模式，然后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来解决经济转轨中产生的股票市场中的积弊、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调整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基于证券交易所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
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功能。证券交易所存在的价值是为股票买卖双方提供一种集中撮合的成交，其交易机制是：买卖双方分别发出买卖指令，竞价成交，具体能否成交取决于这些交易指令是否匹配。因而，交易所成交机制被称为“指令驱动”。与场外市场的“报价驱动”相比，指令驱动机制的最大优点就体现于透明度极高、交易非常迅速，因此，对于那些知名企业的股票交易，这种交易机制可以确保交易的及时性和公开性。
多层次证券交易所市场。从历史上看，早期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主要是以交易所的类型展开的，而层次的划分则体现于不同交易所的上市标准有所不同。然而，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地方易所难以阻止当地的优秀企业进入全国易所；同时，在本地中小企业上市方面，地方易所又无法与柜台市场竞争。因而，尤其是二战后，地方易所逐渐衰败。
不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多层次交易所市场又在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兴盛。其中背景是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按上市标准差异设立的多层次交易所市场能为不同规模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柜台市场和基于柜台市场的多层次股票市场
柜台市场的功能。柜台市场的核心是“做市商”。不过柜台市场的成交机制却与交易所存在极大的差异。在交易所中，买卖双方成交与否取决于双方的交易指令，投资者之间互为交易对手；在柜台市场中，做市商同时报出买卖价格，赚取价差，投资者按做市商报价与其交易，因此，这样市场机制又被称为“报价驱动”。其中，做市商既是买主、也是卖主的交易对手，投资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交易关系。
基于柜台市场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利用柜台市场来构造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是美国的独创，其多层次的涵义不仅指企业上市标准的多层次性，而且交易机制的多层次性，这两点又决定了投资者群体的多层次性。
两种多层次模式的比较
在对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前，应确认一个事实：美国式以柜台市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多层次体系远比多层次交易所市场要成功得多。
柜台市场之所以成功，在于以做市商为核心的交易机制更适合中小企业的特征。首先，从“基本面”来看，中小企业的基本特征就是数量多，行业特征、成长前景、治理结构等等差异大，外部投资者因此面临信息收集与分析成本高而且从收益成本分析角度看，中小企业信息收集与分析的投资单位成本高。为赚取买卖价差，在柜台市场中做市商承担了企业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工作，并且做市商具有承担这一工作的比较优势，因为做市商一般兼营投资银行业务，或者与投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善于辨识企业的各种问题。其三做市商面临着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激烈的竞争压力，如果他不能很好收集与分析企业信息，潜在的进入者将取而代之。
相比之下，交易所则既缺乏挖掘信息的动力和能力，也很少遇到外在的竞争压力。因而，从中小企业股票的交易看，信息成本过大以及信息不透明往往抑制其多层次交易所的交易的活跃程度。
对我国建立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的建议
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必须站在促进国民经济战略发展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全局的高度。从中小企业发展来看，一方面，中国已经涌现出大批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为多层次股票市场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融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如果打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将能够使中小企业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力量之一。从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来看，本文认为不考虑原国有企业人员再安置问题时，国资退出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国资退出缺少足够的买家或者说缺少足够数量能够置换国有资本的非公有制资本；二是国资转让价格是否公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缺少客观的评判标准。对此，本文建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放松对股权市场的管制，允许中小投资者成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受让主体，以建立充分竞争的国资退出市场。
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的关键点在于政府放松对公开发行股票的管制。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市场发行什么、发行多少、怎么发行以及发行与交易的价格都由投资者的选择决定。因而，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尊重市场规律，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将一级市场监管方式由实质性审查的核准制转变为面向信息披露的注册制，监管部门只对公司披露信息做形式审查，而使公司能否发行股票由承销商和投资者的选择决定；允许设立由交易所市场、柜台市场组成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使各类公司的股票或股权都有合法便利的二级交易市场；在规范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和满足信息披露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国有股权持有机构以SIP方式拆细出售国有股权，使之成为能够进行交易的股票或股权凭证，以便中小投资者购买或受让国有股权，从而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
上述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形成竞争性的国有资产转让市场，而且改变了广大投资者被歧视性地排除在国资退出市场之外的状况，使之能够分享中小企业高速成长带来的投资机会和国退民进中的投资机会。投资者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将形成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公平的国有资产转让（或受让）价格，从而解决置换国有资本的非公有制资本不足和国有资产转让价格缺少客观标准两大难题。
放松管制的理论基础是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投资者有权利而且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投资品种，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放松管制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职责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严格、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机制，打击欺诈和操纵行为，以给全体居民平等的投资机会。当然，政府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推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退出时应该考虑市场的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将国有资产退出数量和退出时间安排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并将这一安排事先向市场公布。
参考文献：
股票市场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行为股利理论的相关文献，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取的A股市~20022007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股权分置改革，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为拓展行为公司财务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论文关键词】行为股利理论；现金股利；股权分置改革
一、行为股利理论的理论综述
行为股利学派从行为科学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改变了传统理论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财务学家的研究视野，使得对‘骰利之谜”的阐释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行为股利学派是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股利决策领域的延伸，所以行为股利理论的很多分析方法都来源于行为财务学。
(一)国外行为股利理论文献回顾
Lintner(1956)提出股利行为模型，根据公司公平的观点，即把盈利中的多少返还给投资者是公平的，设定了一个股利支付的目标比率。由于公司管理者认为稳定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将受投资者欢迎，存在现金红利溢价，投资者对公司增加和减少现金红利的态度具有不对称性。因此，公司尽可能稳定现金红利支付水平不轻易提高或降低。Shefrin和Statman(1984)在投资者自我控制问题、期望理论和后悔厌恶(regretaversion)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投资者为何偏好现金股利的模型。现金红利可以使投资者克服自我控制问题。同时，公司支付现金红利有利于投资者从心理上容易区分公司盈利状况，避免遗憾心理，增加投资者的主观效用。这一理论可以说明公司支付现金红利实际上是迎合投资者偏好。Baker和Wurgler(2002)通过放松MM股利无关论的有效市场假定，构建了股利‘‘迎合理论”(cateirngtheoryofdividendso)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通常对公司进行分类，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和不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被视为两类。投资者对这两类公司的兴趣及红利政策偏好时常变化，进而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红利政策，迎合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股票溢价（dividendpremium)。即当投资者对支付现金红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支付现金红利；当投资者偏好股票股利，对发放股票股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发放股票红利。
(二)国内行为股利理论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形成机理。陈炜(2003)采用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研究法，利用深市1995～2002年数据，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与公司管理层迎合市场和投资者需求有关，某时期市场对某种股利政策感兴趣，则投资者倾向于该种股利政策。黄果和陈收(20o4)运用Baker和Wurgler的投合理论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出来的投资者的需求，投其所好制定出相应的股利政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饶育蕾和马吉庆(2004)研究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存在心理值域，一旦派现超越这一值域，不仅使企业流出大量现金，而且可能物极必反，引起投资者对恶意派现的猜忌。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也有学者提出上市公司发放股利并没有真正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沈艺峰、黄娟娟(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作为股利供给方的上市公司所制订的股利政策往往只迎合了大股东的股利需要，而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股利需要。
(三)本文思路
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客观环境以及股权分置导致的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支付水平偏低、分配动机复杂和政策稳定性较差三大特征。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股票市场中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这使得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造成股市过度投机，短线投资者远多于长线投资者。他们绝大多数对上市公司派现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注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同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约占总股数的l／3，流通股股东很难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产生影响。而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以及所进行的两个检验的样本都是基于股权相对分散、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的美国证券市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类似于在中国等股权相对集中、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又较差的国家里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现金股利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所有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年度股利分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下列上市公司：①含有B股或H股上市公司的样本；②上市公司处于特殊处理(ST或PT)的样本；③在2007年l2月31日之前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④金融或公共事业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⑤上市公司总资产或净利润小于0的样本；⑥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选取每股现金股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对股权结构产生了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股利政策的研究都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股权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为了量化股权结构，本文取了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因此，建立以下模型：CDPS=a+bLTBL+cH1+dEPS+eRI+Ⅱ￡PC+gDA+hSIZE+8其中：a为常数项；b—h为回归系数；￡为残差项。
考虑到各公司经营状况差异较大以及不同年份各影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影响，因此，该模型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即通过分别计量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利政策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现金充裕度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关联性作纵向比较，来考察股改前后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有影响。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理论解释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控制变量包括每股收益(EPS)、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资产负债率(D／A)企业规模(Size)。
(二)现金股利实证结果分析
1．股改前2002～2005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1)。
表1显示：(~)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0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常数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I）、每股收益(EPS)、企业规模(Size)的t统计值都大于2，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③流通股比例(LTBL)、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的t统计值小于2，说明参数非显著可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出股权分置改革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和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每股收益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此推断：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上市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几乎并没有考虑流通股股东这一因素。
2．股改后2006～2007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2)
2)。表2显示的是股改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2显示：①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4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除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的t检验值小于2外，其余五个自变量连同常数项的t统计值都大于2，说明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参数显著可取。③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与每股现金股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和每股现金股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三、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股改前的正相关转为了股改后的负相关，同时参数估计值由股改前的非显著可取变为显著可取。换言之，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几乎无影响；而股改后，流通股比例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且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增大了2倍，说明股改后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大。股改前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以及现金股利发放率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和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是相吻合的。但从股改前后参数估计值的比较来看，股改后，参数估计值在减小，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程度在降低。根据股利迎合理论，以往的股利政策仅仅为了迎合大股东的需要，而不考虑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局面有所改观，这说明股改的效应开始体现。
此外，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和每股收益都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得出的现金股利与当期盈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盈利波动现象突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股改前后每股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每股现金股利关系不显著。说明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关心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
股票市场论文范文6
关键词：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完全竞争
引言
我国理论界一致认为，股票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场所。在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初期，我们虽然也认为股票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功能，但事实上我们是把市场的功能定位在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上，由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融资能力上，从而大大降低了对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关注度。近几年来，我国股票市场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步暴露了出来，引起了人们对市场功能和作用的进一步思考。不少学者认为，由于过分强调股票市场的融资作用，使得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导致市场投机成风，必须恢复股市的本来面目，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分析近几年来不断见诸报端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是将股票市场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看成一个先验的命题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几乎没有人对股票市场能够合理配置资源表示怀疑，好象只要我们发挥了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我国股市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合理资源配置的含义
分析股票市场能否合理的配置资源，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股票市场本身是否具有合理的配置资源的能力，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众所周知，资源配置要解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的变化来完成的。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时，一方面，刺激消费，使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抑制生产，使供给减少；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时，一方面刺激生产，使供给增加，另一方面抑制消费，使需求减少。通过价格的调节，最终使供给和需求趋于一致，这时资源通过价格分配在各种用途上，使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地实现对资源的配置，但是要使这种配置合理，价格的变化也必须合理，对此，福利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所谓合理地配置资源就是指实现了经济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是市场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任何充分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任何帕累托最优状态也都可以通过一套充分竞争价格得以实现。福利经济学讨论了充分竞争和资源最优配置的关系，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信息在资源最优配置中的作用，但是暗含着充分信息这个假定条件。如果信息是不充分的，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就有可能发生，帕累托最优状态就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就会落空。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看出，资源的最优配置除了存在一个灵活的价格以外还需要两个条件，即充分竞争和充分信息。
股票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分析
我国理论界认为股票市场能够合理配置资源的主要理由是：股票市场通过资金的合理流动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在股票市场的运行过程中，证券投资者在获利本能的驱动下，总是追捧那些收益率高的股票，而抛弃那些收益率低的股票，股票价格的变化，实际上引导着货币资金流向高收益率的金融商品，而这些收益率高的金融商品往往代表着高成长性的产业和经济部门，大量资金的流入，为这些产业和经济部门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股票市场通过削弱生产要素产业部门间转移的障碍从而达到了合理配置资源的目的。生产要素的部门转移有两个障碍，资产实物形态的转移障碍和进入障碍，股票市场则可以克服这两个障碍。在股票市场上，由于资产采取了有价证券的形式，具有最大的流动性，这就打破了实物资产的凝固和封闭状态，为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转移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同时，一些效益好、具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广泛吸收社会资金，筹措到进入某一个产业部门最低限度的资金数额，这就打破了因资本有限而难以进入一些产业部门的障碍。我们认为，上述结论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高收益率的金融商品并非往往代表着高成长性的产业和经济部门。其次，资产采取有价证券的形式，便利了虚拟资本的转移和流动，但是并不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转移就更加方便。退一步看，既使我们承认上述结论是确定无疑的，也只能说明从某些角度来看股票市场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并不能为股票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一般性结论提供充足的理由。
如上所述，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的变化来完成的，在商品市场上，只要竞争和信息是充分的，价格的变化是合理的，那么资源配置的结果就是合理的。而在股票市场上，除了价格变化是合理的这个条件以外，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股票市场价格的合理变化能够顺利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能够对商品市场的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股票价格的变化是否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呢？
先看第一个条件，关于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是不是合理的问题，证券投资理论似乎作了肯定的回答。证券投资理论认为，市场永远是对的，股票价格的变化永远是对的。细想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上述结论只能证明，从投资角度来看，只有同市场价格的变化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成功，但这并不能够证明市场价格的变化本身是合理的。从信息和竞争是否充分这个角度来分析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是否合理，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强有效的，就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是，有效市场理论所定义的强有效市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几乎所有的股票市场都不能符合其基本要求。再从股票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不仅不能够得出股票价格变化本身是合理的结论，而且可以发现，大多数时候，股票价格的变化是不合理的。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股票价格变化具有跳跃性和心理性特征。价格运动的起始和终结具有突发性、价格运动的过程具有急速性、价格运动受到市场心理因素的强烈影响。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是这样，既使成熟的证券市场也是这样。美国的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从1885年的36点到1988年的9213点，经历了103年的时间，但是，运动的主体部分是经过急促跳跃完成的，仅仅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大约90%的运动距离。同时，由于股票价格受到市场心理的强烈影响，使得股票价格的波动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和振荡性，同一市场上的股票价格总是同起同落，要涨一起上涨，要跌一起下跌，要么基本不动,要么巨幅震荡。显然，这样的价格变化，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是合理的。
实际上，股票价格变化不仅不能很好地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且还有可能对实体经济的资源合理配置造成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在中外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1928年到1929年9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暴涨，主要工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有时一天的上涨比例竞达到10%到15%。火爆的股票市场创造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导致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流出，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困难，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192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又发生暴跌，到1932年7月，道·琼斯30种工业股价指数从1929年的2452点跌到了58点，股市的暴跌带来了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处于瘫痪状态,大量银行破产(1929年659家，1930年1352家，1931年2294家)，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880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400亿美元。在美国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上几乎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但这至少可以说明，股票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确定无疑。
再来看看第二个条件，即股票价格的变化能否顺利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能否对商品市场的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笔者对我国深圳和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的变化和市场相关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其结论令人吃惊：二者既不具有整体上的相关性，也不具有局部上的相关性。限于资料，我们不能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进行分析，但是通过对市场进行直观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股票市场并非是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场所，我们对于股票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不能够估计太高，不能够奢望用配置资源来解决股票市场存在的一切问题。
参考资料：
1.吴晓求，《证券投资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