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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贸易论文范文1
关键词：韩国；影视文化贸易；成功原因；启示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64-02
（一）韩国影视文化贸易发展劲头强劲
在1998年韩国政府“文化立国”战略引领下，韩国影视文化作品成为了主打对外输出产品。韩国影视剧出口值屡创新高，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数据显示，2013年韩国广电节目对外输出额高达2.42亿美元。其出口市场覆盖了亚洲、美洲、欧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以有相似文化底蕴的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重要战略基地。韩国影视作品由于类型丰富，剧情生动，角色刻画细腻，内容积极向上，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韩剧版权价格也因此不断攀升。
（二）中国影视文化贸易发展状况不尽人意
中国影视文化贸易起步晚，虽每年都以较大幅度增长，但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影视剧的进出口过于聚集，主要从美、日、韩等国引进，向亚太地区输出，其中更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影视剧类型、主题都过于单一，内容缺乏新意和国际化眼光。因此，相较于其他产业，中国影视文化产业无论国内外都处在较低位置。
二、韩国影视文化贸易成功的原因
（一）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
“文化立国”政策提出后，韩国政府逐步出台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化产业被确立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影视文化成为重中之重。影视剧的发展拥有了优越的政策环境。韩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影视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帮助。韩国政府还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相关资金扶持额度不断增加，设立了“文化发展基金”，对特定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韩国贸易保险公社为了支持并协助那些新人导演以及拥有独特魅力的影片专门成立了“电影产业支援基金”。为推动影视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韩国政府有专门的影音分轨公司，鼓励把韩文翻译成外语，对创造出新成品所花的费用给予补贴，还创立了“出口奖”，最多可以获得奖赏1 000万韩元。
（二）韩国影视文化将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
1.借鉴西方文化使韩国影视作品向国际化迈进。韩国电视剧早年是以模仿美国起家的。通过韩国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到渐渐增多的西方崇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的意识形态，也能看到具有好莱坞特色的大投资、大场面、多国元素和精美特技效果。韩国已然成为全球观众的“亚洲好莱坞”。
2.保持儒家传统文化使韩国影视作品受国内外人民喜爱。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地区有着较高的地位，其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也已成为韩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韩国影视文化作品中有诸多体现――以积极正面的形象为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屈服，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这样的影视作品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让外国观众产生了价值认同感。
3.兼容并蓄是韩国影视作品迅速成长的主要原因。“和谐”是韩国影视作品中最关键的特点之一。韩国的影视作品将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国家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观念相结合，打造出独特的当今韩国影视文化，韩国影视文化也因此得以推开世界文化市场的大门，实现影视文化的大繁荣。如红极一时的《大长今》，就唯美地弘扬了东方文化，赞美了东方女性；而《哈佛爱情故事》和《皇太子的初恋》这两部电视剧则巧妙地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
（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能准确定位目标市场
因国内市场较小，韩国文化产业把世界文化市场当作主要的战略场地，并分进度，有选择性的开拓市场。把在周边并与其大致相同的价值理念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日本等作为突破口，进而打开东南亚和欧美市场的大门，并努力发掘潜在的中东和中南美市场。他们会根据出口市场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出口影片内容，对于欧洲市场，绚烂的视觉效果和惊险的动作场面较受欢迎，所以出口的影片大都是灾难片、动作片及战争片。而对于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日本，则主要出口《大长今》《浪漫满屋》《太阳的后裔》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和浪漫爱情剧来让观众产生共鸣。
韩国还成立了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境外办事处，以此来提升韩国影视文化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研究与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四）韩国影视文化自身包装魅力
为了获得海外市场的认可，韩国影视公司特别重视塑造影视作品及其中演员的优质形象。韩国影视作品中的俊男美女、唯美的拍摄场景、最新款手机、服饰等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引领了时尚潮流。
近年来，韩国影视文化也逐渐向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发展，以此增强国际市场运作。如《来自星星的你》和《太阳的后裔》，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宣传和在世界各国的各大网站同时热播而被众人追捧，随之而火的不只是男女主角，还有啤酒和炸鸡等。
（五）建立开发影视文化产业链机制
韩国特别重视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使经济效益不仅局限于一个点。各产业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非常坚固的产业链条。比如，韩国影视文化的进步就使得韩国各地的旅游业、饮食业等其他行业得到共同发展，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兴盛。
反观中国的影视文化贸易，无论在认识上或是政策措施、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影视节目制作等方面都与韩国有较大差距。中国影视文化贸易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借鉴韩国成功经验是可行的路径之一。
三、韩国影视文化贸易成功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政府应加大对本国影视文化贸易的支持力度
政府的扶持与认同是影视文化产业贸易发展的首要保证。借鉴韩国经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给影视文化贸易一定的政策支持，逐渐完善影视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机制，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体制，设立资金支持影视文化贸易机制。应加大对影视文化贸易的投入，通过采取出口退税和补贴等政策措施鼓励和促进高品质影视作品的出口，缩小并消除我国影视文化贸易逆差。鼓励个人和企业赞助影视文化事业，建立各种影视文化基金会，实行专款专用，以利于影视文化贸易的繁荣。
政府在体制改革上还应着重解决发行渠道不畅通、打击盗版力度不够大、电影院瞒报票房等一系列问题。要不断推动有关影视方面的各项改革，努力提高影视工作者对工作的积极性并发挥出其创造力，并使文化和市场资源都能得到有效的配置。
（二）文化传承与融合并举，提高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
影视业强调“内容为王”，在“文化折扣”和“文化壁垒”的影响下，我国很多的国产影视剧都不被海外市场所接受。而在这一问题上，韩国影视业就做得很好，他们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让国内外观众都能接受，这是我国最应学习的地方。中国有着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都是属于中国的宝藏，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具有特色的东西，必须保护与传承。同时，可以结合西方的审美和欣赏习惯，找到中华文化中最能被外国观众认同的部分，并且对不同的国家与市场，调整产品制作与包装的策略，打造出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品，使中国的影视文化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努力创建文化品牌，早日打入国际文化市场
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是影视文化产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秘密武器。具备了品牌影响力才有市场号召力，才能吸引一线的演员、制作团队和发行团队进行合作，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与更通畅的发行渠道。美国电影中的变形金刚、迪士尼等就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韩国影视作品也创造出了属于韩国独有的文化品牌，比如生日喝海带汤、汗蒸、扎羊角帽都让人第一时间想到韩国。
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必须增强品牌意识，积极提倡品牌战略，加强影视品牌宣传，并改变运营方式，开发与之相关的衍生产品，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创造出更理想的战略效益和经济利润，提升中国影视文化在海外市场上的地位。
（四）大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是发展各项产业最为关键的因素。我国可以学习韩国经验，在各大高校开设专门的影视文化专业或课程，积极推进人才在国际上的交流，定期与国外高校做相关的人才交流项目，定期让影视从业人员出国进行培训，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影视文化产业专业人才。与此同时，我国可以建立并完善影视人才激励机制，用物质奖励等积极留住国内影视人才，努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影视人才从业环境，进而吸引大量的外国优秀影视文化产业人才进入中国，帮助我国的影视文化贸易不断繁荣。
（五）注重影视产品的原创性，努力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处于中游和下游阶段，即销售产品的状态，与韩国注重原创开发相比，只能获取较低的经济利益；加之市场拓展意识不强，营销工作欠缺，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较低，未能形成完整产业链。为此，应学习韩国经验，变模仿为创造，鼓励影视专业人员发挥创意，打造出属于中国独有的影视作品类型；努力建立影视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联系，形成一条有效的产业链，推动不同产业间的配套工作，使得影视文化产业能与其他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中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发展，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 李丹丹.韩国文化产业贸易成功经验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3.
[2] 江曼.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出口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如何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水平，促进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做为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韩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一、中韩服务贸易的现状
1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中国服务贸易近年快速发展，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91.9亿美元，进口额达100亿美元。中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到2005年增长了35.5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两倍。但中国的服务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虽然近10多年来发展速度增快，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韩国服务贸易现状
韩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世界服业经济升温的影响。在服务贸易方面，韩国发展速度很快，1993－2005年间，韩国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为超过10％，高于货物贸易8.42％的增长速度。2006年韩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225.1亿美元，其中，进口518.7亿美元，出口706.4亿美元，逆差187.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4.9％，20.2％和37.4％。
二、中韩两国服务贸易比较
1993－1999年，韩国服务贸易总额略高于中国，但相差不多。1999年以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总额超过韩国，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是韩国的1.54倍。1993－2005年中韩两国在服务贸易上均表现为逆差，但可以看出韩国的贸易逆差远小于中国。1993年韩国服务贸易逆差是中国的3.9倍，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却是韩国的1.11倍，2005年韩国逆差明显加大，为中国逆差的1.53倍。1993－2005年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表现为韩国高于中国。1993年韩国为14.08％，中国为10.33％到了2005年韩国为18.6％，中国为11.7％。
中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速度快于韩国，所以中国在服务贸易总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要想在未来的世界贸易中取得突破，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地位，提高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三、影响比较优势的因素
目前关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较为零散。概括起来，这些因素有政府的管理体制即制度安排；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公司策略与服务基础设施等。
1政府管理体制
韩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从韩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来看，韩国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成功的。韩国的服务贸易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在于政府制定了积极的服务业政策和规划。
在中国，尽管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困境，仍严重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当前中国服务业的问题在于政府监管过多，并且没有独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由于管理机构过多，手续办起来也太麻烦，盖章太多，程序太复杂。这种没有独立统一管理的机制，造成了我国服务领域的管理混乱、不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通过借鉴韩国的经验能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有所启发。
2健全法律法规
韩国服务贸易领域，金融服务，国际租赁业务，个人休闲文化服务及信息通信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领域韩国都加大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调整。韩国政府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提出振兴文化产业的基本方针政策。为适应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近些年陆续对《影像振兴基本法》等原法进行修订，被废止或修改程度达70％左右；为保护主要IT基础设施，使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免于网络攻击，10个政府部门的96项设施被确定为核心战略IT基础设施，范围涵盖了金融、通讯、交通、能源及社会保障等部门。
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近些年，在政府的推动下，出台了《著作权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由于中国建立现代版权制度的时间不长，在版权保护方面的经验还不丰富，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飞速发展的社会各项事业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各种侵权盗版活动普遍存在，严重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将会阻碍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
3人才的培养
为了满足服务业专门人才的需求。韩国决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亿韩元，抓紧培养复合型人才。重点抓好电影、卡通等产业的高级人才培养。同时，加强艺术学科的实用性教育，扩大文化产业与纯艺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构建“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双赢”的人才培养机制。超级秘书网
4加大资金投入
目前韩国在加大对服务业研究投入的力度，对服务部门的研发支出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10％。我国服务业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相关投入较低。这直接影响到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资金支持能为服务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奠定基础，增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3
[关键词] 中韩 出版交流 现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94-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Korea have been carrying out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ublishing fiel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The cooperation has stridden forward from copyright trade to in-depth capitalization, which has yielded preliminary fruits. The mutual-visits between the people in political and publishing academic areas have provided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 book fairs and financial-aid program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the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in-depth rethinking on the above-mentioned situation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world publishing.
[Key words]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1 中韩出版交流现状
近年来，中韩两国出版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互相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虽然版权贸易仍是双方合作与交流的主要方式，但是目前两国出版业之间的合作开始由版权贸易合作向深度资本合作迈进，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两国政府、出版学术界的人员互访为两国出版交流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利契机。此外，两国书展平台和出版资助推广项目更是两国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助推器。
1.1 版权贸易增长迅速
近年来，韩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版权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向韩国输出版权253种，从韩国引进版权799种，较2004年分别增长159%和134%。2004年―2009年中国向韩国输出版权数量的比重为10%―20%，韩国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版权输出国；同时期，中国从韩国引进版权数量的比重为3%―6%，位列美国、英国、日本之后，入围中国版权引进国榜单前五。
1.2 企业合作成效显著
中韩两国出版企业间的合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报纸海外版印点在韩国开通，到与韩国当地出版机构合作出版报纸韩文版，中国出版企业“借船出海”实现出版、发行本土化运作；从两国图书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合资或收购的方式落地韩国，实现中韩出版企业的“同舟共济”，策划出版两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004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文版）首尔印点开通， 2007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韩国周刊》（韩文版）在首尔创刊，《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文版）还将继续在韩国出版发行。2009年7月1日，天津《今晚报》韩国版《新华报》在首尔创刊发行，是该报在1年前创办日本版后在亚洲地区创办的第二个海外版，是韩国发行量最大的主流华文报纸。
2007年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韩国熊津出版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互相引进优秀当代文学作品，韩国已引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所以》和《月亮背面》。2008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和熊津开始正式接触，5月首尔国际书展期间双方高层经协商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9月第1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签约仪式。2009年6月，双方联手成立海外合资公司――中国出版（首尔）有限公司（木兰出版社），为韩国读者量身打造汉语学习教材和介绍中国的图书，计划每年出版图书20种以上。
2008年5月14日，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与韩国阿里泉株式会社（AREESEM）在首尔国际书展中国展馆举行股权战略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以现金购买股权方式，实现同韩方的股权战略合作，6月13日完成此宗收购。作为双方合作的首批产品，阿里泉株式会社出版的《恰同学少年》《爱城》韩文版同时首发。
1.3 人员交流涉及面广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韩两国出版学研究者在中日韩共同主办的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有所接触、了解之后，经过中韩双方努力，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自1996年起至2010年已经顺利召开了十二届。自1997年起，中日韩三国轮流召开大学出版社研讨会，三国大学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由此启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韩两国出版交流的深入开展，盗版问题也成为困扰两国出版从业者的一大顽疾，在中韩两国版权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自2006年起由两国版权保护相关机构组织召开中韩版权研讨会，至2010年已顺利举办六届。以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市场监管考察团访问韩国为契机，韩方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大韩民国文化观光部关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约（案）》，中韩两国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于2006年正式签订《出版交流合作协议》，为两国间的新闻出版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证。
1.3.1 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
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The Sino-korea Publishing Seminar）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韩国出版学会共同发起。1996年首届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除第三届和第五届为隔年举办外，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由中韩双方轮流主办。截至2009年，中韩双方借助研讨会这一平台共近80篇。这些论文代表不同时期中韩出版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为两国出版学术界相互了解研究动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两国出版业提供了宝贵信息和有益借鉴。
1.3.2 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研讨会
1997年8月，经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领导协商，第一届中日韩三国出版社研讨会在日本召开，三国交流合作机制开始启动。此后，按照日中韩的顺序轮流承办，每年召开研讨会。2006年第10届研讨会在日本举办，为进一步加强合作、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振兴大学出版事业，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签署合作协议书。2007年第11届研讨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三国出版社代表就体制改革、经营管理问题以及出版物市场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研讨。2008年第12届研讨会在韩国召开，与会人员以“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市场地位和发展战略”和“各国大学出版社间的版权交流”为主题，结合各国、各出版社实际进行互动交流。
1.3.3 中韩版权研讨会
中韩版权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和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主办，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韩国著作权委员会共同承办。2006年9月、11月分别在北京和首尔举办第一届和第二届研讨会。此后，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由中韩双方轮流主办。
2007年9月在第三届研讨会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与韩国著作权委员会签订《促进中韩版权贸易与保护合作机制建立倡议书》，旨在加强两国版权机构及企业间合作与交流，促进图书、音乐、电影、电视剧、卡通、网络游戏等版权产业核心领域的合作，共同探索促进两国版权保护及版权贸易发展合作方案。倡议书号召共同建立中韩版权法律信息、版权贸易相关信息及合作交流、专业版权法律服务“三个窗口”，向两国有关行业、企业、权利人提供优质专业的版权服务。
1.3.4 出版物市场监管考察团
2003年11月，以范卫平为团长的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市场监管考察团对韩国出版业现况进行考察，先后拜访韩国文化观光部、大韩出版文化协会、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韩国电子出版协会、韩国复印传送管理中心、教保书店、坡州出版文化园区。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局局长李普京先生向范卫平先生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大韩民国文化观光部关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约（案）》（中、韩、英三种文本）。
2006年5月18日，中国国家版权局与韩国文化观光部签订《出版交流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将交换保护著作权的相关技术及法规信息；不定期举行司局长级会议，协商两国的著作权法及政策，交流防止著作权侵害信息；就著作权交流及合作交换意见，并就著作权领域的政策制定、人才培养及信息交流等进行磋商，不定期举办著作权保护问题论坛；加强两国著作权相关政府官员之间的交流及培训，并促进双方著作权团体之间的交流；在世界贸易组织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机构举办的会议及工作项目中互相协助，谋求两国共同利益。
1.4 书展平台作用明显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首尔国际书展为中韩两国出版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2008年首尔国际书展上，中国作为第一任主宾国参展，使两国的出版交流与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笔者相信，201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韩国的主宾国活动会为两国出版界带来更多惊喜。
1.4.1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由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1986年9月，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成功举办。2005年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 “主宾国”， 2012年韩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展。2005年―2010年韩国参展商数量从19家增至30家，其中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建筑世界株式会社、PK版权公司、胡萝卜图书版权公司、韩国爱力阳公司、熊津出版集团、知耕社、艺林堂、大教出版、教元几乎每年都来参展。
1.4.2 首尔国际书展
首尔国际书展，在韩国文化旅游部和韩国书商联盟协会的支持下，由韩国出版文化协会、韩国文化广播公司和韩国展览中心联合举办。2008年5月书展首次设 “主宾国”，中国作为第一任主宾国参展。中国主宾国展台面积600平方米，共展出中国图书近1.5万册，来自国内89家出版单位的代表和作家代表、文艺团体代表共计260余人组成中国主宾国代表团，共接待韩国参观者5万余人。中国展团达成版权贸易协议、意向共计386项，中国展台现场销售图书2100余册，组委会组织各类活动43场。
1.5 资助推广项目粗具规模
进入新世纪，中韩两国政府非常重视两国图书在国外的推广工作，分别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韩国文学翻译院的相关资助推广项目向海外推介各自的优秀作品。
1.5.1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发起并实施，2006年1月正式开始运行，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已经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对外开放的品牌工程。该计划主要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通过作为文化载体和沟通桥梁的图书，为外国读者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阅读关于中国的图书，使其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截至2010年10月底，该计划工作小组已与黄梅、熊津、西格马、宇镛、多乐园、Darunsaenggak、Gimm-yong等近60家韩国出版机构签订124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图书类别主要涉及传统文化、儿童图书、名人传记等。
1.5.2 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推广项目
韩国文学翻译院2001年4月成立，旨在推动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积极援助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2008年11月开通中英双语网站koreanbooks，具有韩国图书信息检索功能，提供韩国出版社与商的信息、韩国图书摘要与节选、国际书展参展信息等。该院自2008年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独立展台。据该院事业部本部长金允珍介绍，截至2009年9月底，该院已资助约70种韩国作品在中国出版。
2 中韩出版交流发展设想
在国际出版全球化、数字化这一大背景下，中韩出版交流要跟上国际新闻出版业发展步伐，以传统媒体和新兴数字媒体为载体，以中韩大型出版企业为龙头，以资本运作为纽带，促进中韩两国全方位的出版交流与合作。
2.1 重视新兴业态，扩大文化产品贸易
网络、手机、多媒体阅读器、电子期刊等新型媒体为国际出版交流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方式。中韩两国出版企业应该积极开发利用数字、网络等现代传播技术，通过网络出版、按需出版、数字图书馆和网上书店的建设，采取连锁经营和网上销售等多种方式扩大各类出版产品的实物和版权贸易。
2.2 培育市场主体，推动出版企业合作
鼓励和支持中韩两国有条件的新闻出版企业，通过融资、合资、合作、参股、收购兼并、企业重组等方式到对方国家去，实现两国新闻出版企业交流与合作的“本土化”运作，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外向型出版产品，丰富两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3 培养外向型人才，提升人员交流水平
加强面向中韩出版合作与交流的外向型、复合型、国际性新闻出版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力度，定期对专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队伍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借助中韩高校的力量，建立中韩翻译人才库，将对中韩文化兴趣浓厚、翻译水平高的人士纳入人才库，使翻译类图书更适合双方国民的阅读习惯。
2.4 利用好书展平台，深化出版项目交流
要继续利用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尔国际书展及其他国际书展，促进中韩两国出版企业、出版从业人员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中韩出版交流项目、示范园区和基地，通过重大项目带动更多的中韩新闻出版企业参与到合作交流活动中来。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4
〔关键词〕 中日韩；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转移份额分析
一、 引 言
论文研究的是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竞争性，即分析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比较三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文章在阅读和分析相关领域文献著作的基础上明确该课题的研究现状，通过对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标的计算与比较，判断中日、中韩间的出口是否存在竞争，然后通过转移份额法进行具体分析，最终得出本文的结论。
国外学者对贸易竞争性的研究早于国内学者，Bela Balassa提出的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国家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方法被此后的许多经济学家作为理论基础。国外的很多学者针对实际研究情况，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相关指数进行改造，或引申出其他研究方法来研究各国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尽管国内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例如，运用Bela 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斯皮尔曼等级系数指数进行研究，或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与转移份额分析法相结合进行研究，或利用面板数据及相关分析来研究各个国家间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而且很多学者都对提升中国产品竞争力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贸易竞争性研究领域内，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很普遍。以该理论为基础所发展和引申出的指标，如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区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被运用，以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出口商品结构、出口规模、出口增速等方面比较，或用相应的研究工具将比较结果数值化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竞争性或反映出竞争程度如何。一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如技术含量、价格、市场占有率等等，研究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全面，使得研究结果更可靠、更有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 高技术产品的界定关于高技术产品范围的界定，不同国家、组织采用的标准都各不相同，而本文的研究采用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的定义标准来确定高技术产品范围。
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关于高技术产品的定义是：高技术产品是指R&D年度经费支出占该制造业年度附加值的2.36%以上的产品。并据此制定了基于《国际标准贸易分类（SITC）》第三修订版（Rev.3）5位代码的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该目录将高技术产品分为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电子通信设备、医药品、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化学品和武器9大类。[1]目前欧盟国家和世界工业发展组织均采用该目录来统计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
另外，本文数据主要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中整理得来，特此说明。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Bela Balassa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用来挖掘一国比较优势。[2]Kofi Afriyie和Sumit Kundu（1994）基于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际的六类高科技产品在24年期间的出口，探讨实际汇率的变化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可能造成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受实际汇率波动影响显著。[3]Peter C. Y. Chow（1990）基于SITC三位数编码，在当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对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与日本五个国家的制造业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析，最终得出日本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的结论。[4]
通过上述国外学者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学者研究起点早、多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对一国产业比较优势进行比较，对影响一国比较优势和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广。
国内学者对贸易竞争性分析虽然较国外晚，但在各个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朱迎春，王云飞（2004）采用Bela 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斯皮尔曼等级系数指数对三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商品进行计算和结果分析，得到三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总体竞争性状况。[5]周松兰（2007）基于1995年到2005年的数据，从中日韩出口集中度与前100位出口商品重合品目的行业分布、技术层次、加工层次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到中日韩出口竞争程度愈趋强烈的结论。[6]
国内学者的贸易竞争性分析遍布各类商品。何敏，田维明，Andrew Cassey（2012）和卓俏青（2014）通过搜集近年数据，测算出口复杂度等相应指标，分别对中日韩三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和中印两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进行了竞争性分析研究。而就高技术产品而言，国内学者的贸易竞争性分析研究也屡见不鲜。[7][8]
杜莉，谢皓（2011）以中国和墨西哥作为研究对象，从规模、速度、出口相似度等方面对中墨在美国市场的高技术产品贸易进行了比较，并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将中墨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研究。[9]孙莹，李苗，何维达（2012）三人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OCED对高技品的标准分类，比较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并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挖掘金砖国家的各自竞争优势。上述两篇期刊均提出了关于增强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10]
徐光耀，刘晓宁（2013）基于高技术产品的SITC分类标准，根据中国对韩高技术产品贸易主要技术领域比重分布、2011年中国对韩国各技术领域高技术产品贸易占全部高技术产品贸易比重等方面，分析回顾了2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结构演变和高技术产品贸易特征。[11]杨晓云（2014）从出口规模、国别市场分布、出口技术结构、出口竞争性和出口扩张路径5个方面就中日两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演变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12]汤碧（2012）采用Hausmann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按HS4位编码测算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并依据该指数分析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技术特征和发展趋势，同时就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13]
通过上述国内学者文献综述发现，大多数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反映高技术产品竞争力的指标进行分析研究，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实证分析与模型定量研究。
三、 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现状
（一） 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现状随着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推行，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才真正有了起色。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重视引进外资并倡导自主创新，其高技术产业在此后得到了迅猛发展。
2004―2013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从2004年1630.3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4716.3亿美元，除2009年出现负增长以外，其余年均呈现增长趋势，出口年增长率由2004年50.0%回落到2013年4.5%，增长逐渐趋于平缓。在此十年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但占比的整体变化趋势是缓慢下降的。在2004―2013年期间，美国市场对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来说，是平均拥有五分之一份额重要出口市场。在此十年间，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04年的394.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3年的977.0亿美元。
2004―2013年期间，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从2004年1263.4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803.0亿美元，整体呈下降趋势并存在波动，期间多次出现负增长，2007年和2009年更是出现高达32.0%和22.1%的负增长率。从2008年开始，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1%左右。在2004―2013年期间，日本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04年的248.2亿美元逐渐下降到2013年的133.1亿美元，平均每年占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8.1%。
2004―2013年期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状况，2013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839.9亿美元。在此十年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整体呈现缓慢增长变化趋势，同日本一样也有波动期，期间经历过多次负增长阶段；其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4年的30.0%逐渐下降，近年来维持在15.0%左右。美国市场也是韩国高技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地，2004―2013年期间经历波动，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年平均出口额为121.9亿美元，平均占同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5.9%。
就中国、日本和韩国近十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规模来看，中国的出口规模最大，其次是韩国，日本的出口规模最小；就出口贸易规模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稳步提升，日本震荡下降，韩国则是波动中缓慢增长。而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来说，美国均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这也表明针对美国市场进行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具有一定意义。
（二） 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现状对比2004年和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可以看出，除出口额有明显提升外，各细分类产品所占比重大致相同。占比最大的两类，其一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两年数据显示其占比均在56%左右；其二是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两年数据显示其占比均在35%上下；占比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别是科学仪器类产品和电子设备类产品。
2004年和2013年日本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两年的数据所呈现出的结构有较大差别。2004年日本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中，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通信设备类、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和科学仪器类，所占比率分别为38.25%、30.57%和16.93%，这三大类总占比达到85.75%；而2013年，占比前四位的分别是科学仪器类产品、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非电子设备类产品和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所占比率分别为33.76%、25.21%、12.46%和11.40%，这四大类总占比达到82.83%，而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则仅仅以占比7.02%位列第五位。
呈现的数据，可以看出 2004年和2013年韩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基本没有差别。两年数据显示，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通信设备类、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和科学仪器类，只是所占比率稍有不同。
对比2004年和2013年两年数据，除出口额有明显提高外，就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具体类别来看，中国和韩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日本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就2013年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结构来看，三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主要高技术产品都包含电子通信设备类，存在一定的竞争；从日本的出口贸易结构类别上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对美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科技含量有所提升。
四、 基于转移份额分析法的中日韩
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性分析
（一） 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
1979年，Finger和Kreinin第一次提出出口相似度指数这个概念，它表示任意两个国家在共同市场上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SI=∑iminXiacXac，XibcXbc×100（1）
在公式（1）中，ESI表示出口相似度指数；Xac，Xbc分别表示任意两国a、b向共同市场c的所有产品出口总值；Xiac，Xibc分别表示任意两国a、b向共同市场c出口i产品的总值。
ESI的数值变动范围介于0到100之间。若ESI=0，表示a、b两国对共同市场c的出口商品结构完全不同；若ESI= 100，则表示完全相同；ESI越大，说明a，b两个国家对共同市场c出口的商品结构越相似，贸易竞争越激烈。贸易竞争越激烈。一般认为，若ESI值大于50，则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高，存在明显的竞争。[9]
尽管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简单列出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但并不能精确地展示出中日韩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通过对中日对美、中韩对美出口相似度指数的计算，能够精确地反映中日、中韩间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性。
图1反映了2004年到2013年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变化情况。从数值角度分析，2004年到2013年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均介于40到75之间，整体呈现出中日、中韩间持续竞争的状态。
中国与日本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在2004年时为73.88，呈现出竞争激烈状态。2004年之后，中日对美高技术产品ESI缓慢下降，直至2013年下降至43.20，竞争不再比往年激烈；而另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趋势则较为平稳，在2004年到2013年间，ESI一直保持在50以上，竞争持续激烈。尤其从2012年开始，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ESI回升至60以上，竞争愈趋激烈。
图1 2004―2013年中国与日本、韩国
出口相似度指数趋势图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http：///db/）整理后计算得来。
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韩国在美国市场上高技术产品出口均存在一定的竞争。总体来看，中国与韩国间的竞争程度要高于中国与日本间的竞争程度，需通过其他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市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所在。
（二） 基于转移份额分析法的具体分析转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是由Dunn（1960）等人创立的，主要用于比较国家或区域间在产业结构、就业及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
转移份额分析法就是将所要比较的几个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组，研究各国相对于参照组的出口表现，参照组中的单个国家称为竞争国。此方法将由参照组的出口构成和增长率所决定的各国出口变化当作份额效应（Share Effect，记为SE），由于各国的竞争力水平发生变化，其实际出口额的变化（Actual Change in Export，记为AC）与应有份额效应（SE）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为净转移（Net Shift，记为NS），也称转移效应（Shift Effect）或出口差异（Export Differential），它是一个绝对数，表示竞争国在某一产品上所特有的竞争优势，其表达式为：
NS=AC-SE（2）
在公式（2）中，
SE=X0jP0irGir（3）
AC=Xtij-X0ij（4）
公式（3）表示[0 ， t]时期内j国在i产品上的实际出口变动，其中X0ij和Xtij分别为j国在初期和t期i产品的出口额。公式（4）表示j国由参照M的出口构成和增长率所决定的份额效应。其中，X0j为j国在初期的总出口，P0ir为初期参照组i产品出口在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Gir为参照组在[0，t]时期内i产品的出口增长率。
净转移反映各国出口竞争力状况，当净转移为正时，表明该国与参照组内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出口竞争优势；反之则表明该国处于出口竞争劣势。净转移的形成可归因于三个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Industry Structure Effect，记为ISE）、竞争效应（Competitive Effect，记为CE）和交互效应（Interactive Effect，记为IE）的共同作用，可表示为：
NS=ISE+CE+IE（5）
反映竞争国和参照组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净转移的效应，被称为产业结构效应（ISE）。如果某国发展迅速的工业的出口份额大于参照组，或其发展缓慢的工业的出口份额小于后者，这个效应就是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的表达式为：
ISE=X0jP0ij-P0irGir（6）
公式（6）中，P0ij表示初期j国i产品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
反映竞争国与参照组在出口增长率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净转移的效应，被称为竞争效应（CE）。若某国出口增长率高于参照组，这个效应就是正效应，并被视为竞争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竞争效应的表达式为：
CE=X0jP0irGij-Gir （7）
公式（7）中，Gij为j国在时期内i产品的出口增长率。
产业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所产生的共同作用对净转移造成的影响，表现为交互效应（IE）。如果竞争国专门生产其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或者很少生产其不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这个效应就呈正值。交互效应的表达式为：
IE=X0jP0ij-P0irGij-Gir（8）
本文选取2004年到2013年（下简称“研究期间”）的出口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此外，本文将2004―2013年分为五个时间跨度，每连续两年作为一个的研究时段（即2004―2005年为第一期、2006―2007年为第二期、2008―2009年为第三期、2010―2011年为第四期、2012―2013年为第五期，下文不再赘述。），以达到动态反映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目的。
本文的参照组由中国、日本和韩国构成，即模型中的j=3。本文选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版高技术产品编码，对高技术产品的定义采用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该目录将高技术产品分为九大类，分别是：航空航天设备（下文用代码“01”表示）、计算机与办公设备（下文用代码“02”表示）、电子通信设备（下文用代码“03”表示）、医药品（下文用代码“04”表示）、科学仪器（下文用代码“05”表示）、电子设备（下文用代码“06”表示）、非电子设备（下文用代码“07”表示）、化学品（下文用代码“08”表示）、武器（下文用代码“09”表示），下文不再赘述。
表1至表12是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转移份额分析法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依据表1至表12中的计算结果，对三国间的出口竞争力作以下分析。
（1） 对净转移的结果分析
第一，总体上，中国较日、韩两国更有优势，但中国所具有的总体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
图2直观地反映出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总体净转移的变化趋势和大小关系。从总体净转移角度来看，在五段时期内中国的总体净转移均为正值，日本的总体净转移则均为负值，而韩国的总体净转移呈现波动。这一数据说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总体较日、韩两国的高技术产品更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则一直处于竞争劣势，韩国在各个时期内竞争优、劣势不同。
然而，中国的这一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具体表现为中国的净转移由第一期（2004―2005年）的76.4亿美元下降为第五期（2012―2013年）的9.9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87.1%，第五期与第一期相比，中国的竞争优势大幅减弱；日本在五个时期内的净转移均为负值，变化呈波动趋势，虽然由第二期（2006―2007年）的-53.1亿美元上升至第四期（2012―2013年）的-6.9亿美元，但到第五期日本的净转移值又下降到-26.0亿美元，持续存在竞争劣势；韩国的净转移值在第二期（2006―2007年）、第三期（2008―2009年）和第五期为正值，在其他两个期间内则是负值，在三国间的竞争中没有一直处于优势或劣势。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净转移由第四期的-20.4亿美元转变为第五期的16.1亿美元，不仅由负变正，差值也达到36.5亿美元，由第四期的劣势转变为第五期的优势，并且在第五期，韩国的净转移值是三国中最高的，比第二位中国的9.9亿美元高出了62.6%。
第二，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
表1至表3给出了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九大类高技术产品的净转移计算结果。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日、韩三国在对美的九大类高技术产品中有各自的竞争优势。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在这五个期间内，中国这两类高技术产品的净转移水平几乎都远超日、韩两国；日、韩两国尽管在总体上竞争力不如中国，但在具体类别上较中国更有竞争优势，如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和武器类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前四期内，中国在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高技术产品在三国针对美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长期的出口强势地位（净转移值为正），但其净转移在第五期时变为负值，由第四期的19.6亿美元骤降至-4.1亿美元，比较优势不在。
（2） 对净转移子效应的的结果分析
将净转移（NS）分解为三个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ISE）、竞争效应（CE）和交互效应（IE），对中、日、韩三国在美国市场上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一，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胜于日本和韩国，主要得益于竞争效应上的优势。
根据图3至图5，总体上，中国的CE值在五个期间内均为正，中国的IE值在五个期间内均为负值，而中国ISE值在五个期间呈现波动。由此可见，中国在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中，竞争效应呈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呈现为负效应。这也说明，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胜于日本和韩国主要得益于竞争效应上的优势。在研究期间内，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5.1%、最高年增长率高达49.4%。同期，日本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为-3.8%，呈现负增长；韩国则是仅有0.9%平均出口增长率。日、韩在研究期间的最高年增长率均未超过30%。
第二，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对美出口增长率的提升。
表4至表12给出了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九大类高技术产品的三个净转移子效应的计算结果。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国竞争效应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上，这两类产品的CE值在五个期间内几乎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使有极少数负值情况，在总体CE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忽略。2004年，中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额分别达到221.9亿美元和145.9亿美元，日、韩两国在同年对美出口这两类产品的出口额均低于中国。在研究期间内，中国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4.9%、最高年增长率高达47.4%，中国对美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5.3%、最高年增长率高达55.9%。同期，日本在这两类产品对美平均出口增长率均为负值，最高年增长率均低于15%；韩国虽在这两类产品对美最高年增长率水平上可以与中国媲美（韩国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最高年增长率高达67.4%、对美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最高年增长率为47.3%），但平均出口增长率却均低于2%。也就是说，日、韩两国在同期相应出口总额和出口增长率是不及中国水平的，处于竞争劣势。
中国在其余的七类高技术产品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正效应，或体现为微弱的正效应，或体现为竞争负效应，亦或体现为在微弱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间波动，并且没有体现出任何的积极变化趋势。这说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增长率的提升。但中国的这种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虽然中国在研究期间年内一直具有竞争正效应，但其CE值变化趋势呈现震荡下降状态，由第一期的82.4亿美元下降为第五期的18.1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78.0%，第五期竞争效应但远不及第一期水平。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在第五期的CE值变为-2.4亿美元，由正转负，竞争优势不在。而韩国在同期同类产品的CE值却上升至10.7亿美元，呈现竞争优势。
第三，日本注重发挥本国优势，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日本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为竞争负效应，具体类别上竞争负效应也较为明显，但其在研究期间内却一直呈现交互正效应，这表明日本注重发挥本国优势，倾向于生产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或者很少生产其不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而中国在五个期间的总体IE值一直为负，在交互相应水平上不及日本水平。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对日本的交互相应贡献最大的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在五个时期内基本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同期同类产品的交互效应在第五期时由正转负，且中国前四期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日本平均水平。另外，日本该类产品的CE值在五个时期内均为负值，呈现竞争负效应，且同期日本该类产品也不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正效应，这说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产品并不是日本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因此日本并不倾向于扩大该类产品的出口规模。
第四，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逐渐加强，中韩间的竞争日趋剧烈。
韩国虽然在三个子效应上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其在研究期间内的总体ISE值由负转正，由产业结构负效应转变为由产业结构正效应；其总体CE值虽在第四期达到最低的-33.3亿美元，但到第五期跃升至15.6亿美元，逼近中国同期水平（中国第五期总体CE值为18.1亿美元），具体类别的CE值也几乎都由正转负，除去非电子设备类产品外的八类高技术产品的竞争效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011年（第四期末），韩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年增长率为-3.6%，而到了2013年（第五期末）这一比率已蹿升至18.4%。从具体类别来看，韩国对美出口的年增长率在第五期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此可见，中韩间的竞争也在日益剧烈。
综上所述，从三个子效应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在三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中拥有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正效应，但中国的竞争效应正在弱化。日、韩两国虽然在出口规模上不如中国，但日本在有明显的交互正效应，韩国的竞争效应在近五年来有大幅度提升，这些显示出中日、中韩间的竞争有加剧倾向。
另外，中国高技术产业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中国倾向于加强对高技术产品的扶持力度和专利保护力度，并逐步完善高技术产品认证体系，这些都使得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旋风”席卷中国，与高技术产品相关的创新技术研发将会呈现爆炸式增长。
相比之下，日、韩两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就开始发展其高技术产业。目前，两国高技术产业均已步入成熟期，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趋于稳定。尽管日、韩两国在高新技术的复杂度及研发力度上仍然领先于中国，但这种差距正在由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而逐渐缩小。因而，从定性角度直观分析也能得到“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日渐加剧”的结论。
五、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日、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均呈现较高水平，且中国与日本、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均对美国市场有一定程度的依赖，中日、中韩竞争关系明显。但中韩出口结构更为相似，中韩间竞争程度较中日间更为激烈。
第二，总体上，中国在三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日本多处于劣势地位，韩国较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而日、韩两国在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和武器类产品较中国更有竞争优势。
第三，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增长率的提升所带来的远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效应水平。但中国的这种竞争优势有逐渐减弱的倾向。
第四，日本虽在三国间的竞争中多处于劣势地位，但其在研究期间内的交互效应水平却远超中国。日本资源有限，注重发挥本国优势，中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升交互效应水平。
第五，韩国虽较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但其正在逐渐缩小与中国竞争力的差距，中韩见竞争日趋激烈。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研究期间内韩国的产业结构效应水平提升和第五期竞争效应水平的显著提升，在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上体现则更为明显。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提高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有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巩固已有优势。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竞争且竞争日趋激烈，而中韩间在中国最具有竞争优势的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种背景下，中国应当巩固自身已有的优势，让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尤其是让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维持住这种优势。
第二，注重均衡发展。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远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效应水平。近年来，中国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已拥有巨大的出口规模，在该类产品的出口增速逐渐放缓，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因此逐渐减弱。目前，中国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上继续发展的空间有限。因此，除了巩固自身已有的优势外，中国还应当注重除上述两类产品外的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均衡提升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普遍提升。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中、日、韩三国在高技术产品上有各自的竞争优势，而三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若能整合三国的资源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在高技术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加强三国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够减少中、日、韩三国间不必要的竞争，同时也能促进中、日、韩三国间的技术交流和发展。国家应当鼓励和倡导企业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对引进国外技术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通过与国外先进技术拥有方的合作洽谈，或直接出资购买专利技术等方式，引进优良技术并弥补中国在技术上的差距，能够迅速提高自身产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对国际合作项目给予政策优惠，鼓励企业主动与国外洽谈合作。
第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家，但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技术含量更高，高技术产业发展更加成熟，而且中国与日韩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差距正在扩大。[13]本文研究所采用的转移份额分析法虽然没有将产品的技术含量作为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从中、日、韩三国各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类别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含量与日、韩两国相比较低。中国应当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和优势，以提高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从根本上提升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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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peti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ROK on
Hightech Products in the US Market
SUN Ying， HONG Jia-lin， LIU Can
（Don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5
【关键词】双师素质型；高职韩语教师；发展策略
随着中韩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的不断加强以及韩国对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山东省利用与韩国的区位优势，不断加强与韩国的经贸合作，带来了山东对韩语人才的大量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内共有77所高职院校，其中开设韩语专业的有30多所。但最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及行业需求逐渐饱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山东各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在韩语专业招生、就业、办学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如生源数量急剧下降，就业形式日趋严峻，韩语专业办学面临危机，数量相对庞大的韩语专任教师面临分流等。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高职院校韩语教师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一线高技能人才，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方法和科研能力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高职韩语专业应更加强调所学语言知识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具有跨学科性。这就对高职韩语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有较强的语言功底和实践能力，又通晓相关交叉专业知识，即要实现向“双师型”和“双师素质型”高职教师的转变。韩国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以“双师素质”来要求韩语教师是比较恰当的，即：一要具备扎实的韩语语言功底和一定的教育学基础知识，二要储备一定的交叉专业知识，有主动学习专业知识的能力和指导学生社会实践的能力。
根据山东省内开设韩语专业的30多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向的不同，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类。下面将分类探讨各类型高职院校韩语教师的发展策略：
一、培养学生韩语应用能力为主的高职院校（如：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此类高职院校一般来说培养的是具有扎实的韩语语言基础、较强的韩语综合运用能力，能以韩语为交流工具的应用型人才。此类学校的韩语教师应改变传统的以传授语言知识为主的教学方法，除单纯讲解单词、语法、语音语调之外，要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韩语听、说、读、写、译能力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韩语应用能力。在教学方法具体应用上，应改变过去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嘴满堂贯的授课方式，转为借助多媒体课件、网络视频、发音软件、影视资料等多种多样的教学资源，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寓教于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应通过多种途径，如参加教师顶岗实习，指导学生企业实践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以适应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实行韩语与其他专业能力结合的“双专业教学”的 高职院校（如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构建了韩语专业与经贸、管理、旅游等专业能力相结合，偏向于“双专业教W”的课程体系。在这一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学习韩语基本语言知识，掌握基础韩语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外，还需掌握相关国际贸易、酒店、旅游管理等基本知识，具备进出口业务操作、服务接待、从事导游等相关工作的基本能力。这就要求此类高职院校的韩语教师不仅要从事专业韩语的教学，还要学习管理、外贸、旅游等相关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经贸韩语、旅游韩语、酒店韩语等课程的教学。同时，韩语教师还应努力考取相关领域的从业资格证书，实现向“双证书” 双师型的转变。
三、实行中韩合作办学，韩语学习为某一专业服务的高职院校（如：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部分高职院校实行中韩合作办学模式，为某一专业的学生开设韩语基础课，以期为学生日后的留学生活打下一定的语言基础，或者为学生日后进入韩企工作提供语言支撑。以我院汽修（中韩）专业为例，学生入学伊始，需同步开始韩语和汽车专业知识的学习。大二下学期，学生有机会赴韩国新星大学汽车工程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顺利通过考核后，可以进行学分互认，获得双毕业证，优秀学生还有机会获得推荐，进入相关韩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如果能够拿到TOPIK3级证书，还可以在韩国编入本科院校，继续攻读本科及硕士学位。这就要求韩语教师在韩语教学的基础上，还需学习与汽车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够从事汽车专业韩语课程的教学。另外，还需积极参与指导学生企业实习、顶岗锻炼、论文答辩等。相关高职院校的韩语教师需要根据与韩国高校开展合作办学的专业的不同，进行不同方向的学习与深造，如涉及软件工程、酒店管理、美容医疗等专业知识。
韩语专业一度是省内各大本专科院校的最热门专业之一，经历了10年左右的辉煌时期，如今，该是其回归理性与正常发展的时候了。高职院校韩语教师一定要跟得上时展，根据各大高职院校的不同需求，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内容或工作岗位，把握好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实现向 “双师素质型”的转变。
【参考文献】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