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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历史论文范文1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目前高校教师教育管理中存在一些缺少以人为本的现象。研究如何从人的本性出发，充分满足教师的需要，充分开发和发挥教师的潜能，促进教师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是每位高校管理者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以人为本 创新 高校教师 教育管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高等院校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对高校教师进行教育管理，从人的本性出发，充分满足教师的需要，充分开发和发挥教师的潜能，促进教师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也是每位高校管理者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以人为本要求坚持把人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是否符合人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以人为本”具有三层基本涵义：其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既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其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和能力差异，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其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以人为本，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对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给予合理的尊重；意味着对人以外的任何事物都应注入人性化的精神和理念，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关怀。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的尺度；既要关注人的共性、也要关注人的个性；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确立起终极关怀；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做人的责任。
一、当前高校教师教育管理中缺少以人为本的表现分析
（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少以人为本的表现
长期以来，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几种片面倾向：一是单纯强调道德知识的灌输；二是过分提高道德行为规范的要求，并由此形成了“说教式”和“管教式”两种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三是不闻不问、束手无策，使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名存实亡。
教师是特殊的群体，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随收入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增多；文化素质层次较高，具有自我教育、管理、参政、议政的能力；民主意识较强，公平心理不断升华，完美追求日趋强烈；竞争精神明显，在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等等。因此，做好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用新的思想观念指导实践，重新审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根基。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和工作思路，坚持教育的发展性、主体性、动态性和针对性，无疑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高校教师管理中缺少以人为本的表现
过分重视组织的权威性，忽视教师的主体性。在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中，组织具有绝对的权威，是社会意志的代表。行政人员成为管理的主体，教师只是管理的客体或对象；行政权力居于主导地位，学术权力被边缘化，教师的工作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或被行政权力认可的程度；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管理层，教师只是被动的执行者。管理者与教师的关系只是一种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教师的主体性受到贬抑，缺乏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过分强调组织目标的达成，忽视教师的自我实现。从管理的目的来看，传统的高校教师管理片面强调组织目标的达成，所谓“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教师的成长理应成为大学组织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然而很多学校的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却不关切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境遇，把学生的成长与教师的成长剥裂开来。
过分强调管理的统一性，忽视教师的类特性。在现行的高校教师管理中，很多管理者在管理方法上以刚性手段为主，以“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无视知识分子的类特征及个性差异。高校教师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追求学术生命的充盈与完满，享受创造性劳动的欢乐。他们个性化的教学是人的个性化体现，然而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却容不得教师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使之远离个性化，致使教学出现死气沉沉的现象。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思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这必然与传统管理所强调的管理者权威发生冲突，影响管理绩效的提高。
过分强调管理的外控性，忽视教师的自主创新。受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高校教师管理日益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定量化的轨道，强调用外在的制度约束、引导、评价教师的行为。从现实来看，量化标准管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但是，一些过于量化的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制约了教师的主动性，挫伤了教师的创造性，使得教师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但是，大学的基本使命是培养人才与知识创新，人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人才培养的质量难以用一把科学的尺子来度量，教师的
教育教学行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二、实现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教育管理创新
（一）以人为本创新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并服务于人的发展性，确立教师的主体性，树立动态观念。教育人、提高人、发展人是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归宿和价值取向。只有始终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服从服务于人的发展这个中心，才是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和被接受的唯一理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转变观念，把思政工作的重心从维护稳定转移到促进发展上面来，切切实实地为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服务。实践中，思政工作者只能起到一个“导”的作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效果来自于教师自身的感悟和体会。要善于激发教师的主体性，用恰当的形式和内容并以恰当的载体引导教师主动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没有8小时内外之分，也没有校园内外之别，要根据个体发展的不同情况，整合多方面力量动态地进行，在动态中把握教师思想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要十分注重“人情味”，真正尊重人、信任人、理解人、关心人，彻底摒弃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作法，带着对教师的满腔热情投入工作。要重视教师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一个不重视群众生活困难，不关心教师痛痒的人是永远得不到教师信任的，也是永远做不好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
拓宽教师的人际交往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丰富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自身的发展就越充分。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通过拓宽教师的社会交往和人际网络，使教师走出个体化、分散化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在集体和社会关系中获得教育，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集体的道德规范，在实现集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要创造条件，鼓励教师以开放的眼光和开放的意识参与集体活动，在社会交往中获得集体文化的熏陶，获得社会教育的提高。
提高思政工作者的人格魅力。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通过自身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完美的人格力量，使教育对象产生敬佩、信任、亲切的感觉，从而效仿从同你的教育或引导，最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政治理论修养，不断丰富科学文化知识，以坚强的党性、广博的知识、真诚的胸怀、清廉的作风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真理使人信服，人格使人信任，双重的力量就能极大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要从情感上接近教师，善于“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用坦诚和热心消除对方的心灵屏障，这样才能实现与教师的情感沟通与理解，才会有思想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二）以人为本、创新高校教师管理的新路子
1、以人为本，构建和谐高校
要以人为本，构建高校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和人际关系；建造和谐、优美的校园环境。学校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决定了学校的行为方向和人的做事方式，其设计应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富于人性化，不能简单地把师生员工看作制度的对象，有规训而无体谅。高校文化是左右师生员工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它潜在地并时时刻刻地指挥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个文化和谐的高校，必然体现以人为中心，从人的价值追求上引导，用一种强大的文化，造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把人们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激发起来。高校还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应始终贯彻平等、尊重、合作、发展为基本内涵的人本思想，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良好的校园环境对教职工具有陶冶情操、潜移默化的作用。校园建筑装饰、绿化美化应体现中华文化特点，突出校园文化氛围，以朴素大方、庄重明快、自然流畅、简洁实用为要，形成集绿化、美化、净化、园林化为一体，融校园、花园、乐园、家园于一身的育人环境。
2、以人为本建立高校激励制度，强化管理艺术
激励制度是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规范、标准的激励手段和方法体系，它以文字和文件的方式来体现。它创设了教职员工可预期的激励环境，对员工的行为引导和动力促进产生直接和明显的影响。激励制度包括学校和部门两级。有教学激励制度、科研工作激励制度、管理工作激励制度等等。虽然激励制度的作用是主要的，但学校各级管理艺术对教职工的激励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会在相对隐含的、无形的层面上发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激励性管理艺术表现在：第一，尊重教职工。了解教职工的意见；重视教职工的才华，寻找机会以提供学习或深造机会；把教职工当作自己的“顾客”，真诚服务于他们等。第二，信任教职工。让教职工参与到某些特定的活动中；把学校或单位信息与教职工分享；相互充分的沟通等。第三，认可和赞美教职工。对表现良好的教职工，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鼓励、认可或赞扬他们；认同或赞赏教职工的与众不同之处，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潜能等。第四，对教职工的工作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此外，在管理艺术的发挥上，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也会起相当大的制约或影响作用。一般来说，学校或单位领导的诚实、远见、公平、睿智、正直等品质是特别受教职工欢迎的。
3、完善岗位聘任制，以人为本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
推行岗位聘任制是我国高校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首先要科学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对教学、科研、党政管理、辅工作岗位等分类别、分等级设置。其次要建立岗位津贴制度。通常可考虑把岗位津贴分为固定和浮动两大部分，固定部分属于基础津贴，浮动部分属于业绩津贴。不同等级的岗位，基础津贴应该不一样，高层次岗位应考虑以基础津贴为主，因为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要承担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领导责任，同时也需要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低层次的岗位津贴则可考虑以业绩为主，主要通过完成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取得回报。
根据不同的岗位，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业绩考评体系。岗位职责要素的考评始终应是基本的部分，通常可从德、能、勤、绩四个要素入手，其中，每一大要素又可细分为若干次等要素，如“德”包括了政治品质、思想作风、职业道德等。“能”包括了学识水平、工作能力、身体能力等。“勤”包括了工作态度、事业心、责任感、服务精神、出勤率等。“绩”则包括了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在本职工作中是否有突出成绩等。为了保证对上述各要素评价的客观性，通常需要考虑结合几个不同侧面的评价结果。考核要注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定性考核应控制在考核总值的30%—20%之间，使考核的结果主要是以量化的数字来说明的。要注重考核人员的代表性与人数的科学性。做到逐级考核与多种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的合理加权系数相结合。
要充分发挥考核结果的效用，使考核结果成为对教职工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要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要与教职工的职称晋升、进修培训挂钩。
4、以人为本实施柔性管理、尊重教师需要的多层次性
柔性管理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要求制度设计要充满人文色彩与生命关怀，尊重高校教师的劳动特点与类特性，更为重视组织文化潜在的规范、控制与整合作用；主张用理念凝聚人、用目标激励人、用魅力感染人、用文化陶冶人，实现教师与组织文化的双向建构。在柔性管理模式下，管理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控制者、监测者，而成为教师教育教学行动的示范者、人际关系的协调者、良好工作环境的创设者，成为教师成长的引路人，成为教师的良师益友与工作伙伴。学校的办学从以行政为中心转向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管理者、教师、学生不再构成一个金字塔，而是构成同心圆，学生取代管理者成为组织的“圆心”；教师管理不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性管理，而转向以教师为中心
的全员管理、自主管理；教师不再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对各种学术性事务乃至非学术性事务拥有广泛的决策权、参与权、发言权、监督权。要关切教师的身体健康，改善教师的住房状况，使教师摆脱“清贫”的职业形象，从“贫穷而崇高”走向“富裕并崇高”，“快乐并崇高”、“健康并崇高”，切实提高高校教师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引导教师走出教书谋生的消极状态，发展教师的多种需要，提升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品质，让教师不仅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也有丰满的学术生命，成为自主自觉的教育家。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教师都要成为教育家，更不能用教育家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位教师，在积极引导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争先创优的同时要尊重教师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鼓励教师自主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自主建构理想的职业形象，实现源于个体身心特质与现实生活境遇的个性发展。
参考资料：1、《“以人为本”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许浩 《教育探索》20__年第1期
2、《关于健全高校教师岗位聘任制的若干思考》杨潮 胡志富 《中国高教研究》20__年第7期
3、《激励与约束并存》 梁凤鸣 《黑龙江高教研究》20__第4期
4、《创设高校教师柔性管理模式》钟惠英. 《中国高等教育》20__年第1期
5、《“以人为本”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罗明 《中国科学教育》20__年第4期
6、《试论以人为本与高校教师管理》 刘铁中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__年3期
7、《高校教职工考核刍议》 周青萍 孙小黎 《温州大学学报》20__ 年 12 月
教师发展历史论文范文2
关键词：新教师适应困境专业发展
引言
师范院校毕业生进入了教师队伍，他们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成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优化教师队伍整体结构的主体力量，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教师所普遍存在的适应问题。忽然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新教师由于内部不适应由学生角色向教师角色的变化，不适应就学学校和任职学校环境氛围和人际关系的改变，出现紧张、焦虑、畏惧甚至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体验到强烈的无助感和挫折感，其外部则受到学生、同事、学校以及学生家长的怀疑，甚至出现了信任危机和心理危机。针对这些存在于新教师入职适应过程中的问题，新教师自身和所任职的学校都应该高度重视，应一起寻求问题出现的原因，商量有效的对策，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使新教师尽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教师。
一.新教师遇到了什么困境
困境一：职前准备不足
许多新教师踏入工作岗位后会基本上都觉得课程安排不够合理，在工作中所遇到的缺乏经验的问题就是源于职前教育对于实践能力的欠重视，如果师范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更加重视安排一些实用性强一点的课程会让新教师在参加工作后增加自信心。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全国教师教育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认为，应该加强教育实践课程，延长教育实践的时间。“适当延长，可让师范生多方面了解教师这项工作所涉及的范围”，“教育实践在短时间内起不到良好的效果”。许多新教师认为教育实践应分散进行，并增强教育实践的反思性。实习期时间的安排在学校看来是应该先学好理论知识再进行时间，殊不知此举让师范生在学习理论期间缺乏了应有的重视，过后又努力去弥补，如果早点就让学生接触到教学则能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知道学有所用。
困境二：入职辅导缺少，试用期工作压力太大，缺少反思时间
教学的第一年一般学校称之为试用期，试用期是新教师专业发展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新教师所面临的“试用期”甚至负担起了比一般教师更多的工作，而且要比平常做的更好，更小心，关于试用期应该是刚进入工作岗位去积累经验的一个阶段，那仅仅是理想化，纸上谈兵。学校不舍得浪费资源，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工作都安排的非常满，甚至有很多老师的工作时间不够用，每天都非常辛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少，能参加学习的机会更少。除了正常的上课外有些新教师还要去支教，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比赛，排演节目去参加市里的比赛。反思对于新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新老师来说，平时上课能把重难点讲清楚了，学生会说了，一节课就算是完成了，他们的课时排的满满的，而且平时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根本没时间去反思，上一堂公开课能够有个反思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学校的校本研究几乎轮不到新教师去参加，学校里一定有一批领导去参加，有些老教师都轮不到，何况是刚刚参加工作缺乏经验的新老师。
困境三：学生、家长不信任
一走上讲台，新教师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学生，能否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能否进行因材施教，能否管理好课堂的纪律，对于新教师来说都是个难题。而在升学压力仍然是大多数学校面临的最根本、最直接的问题的同时，家长把对子女的希望都放在了老师身上，可想而知，新教师面对的情况就是自身经验有限还要面临家长对于自己的不信任。
教师工作的对象是有独立思想，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他们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有共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他们的思想行为不易为教师所控制。新教师由于教学时间短，对每个学生的品行、性格、学习情况等第一手材料掌握得不多，且在学生的管理上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所以在与学生够用及对学生的管理上往往感觉到力不从心。
在不少家长的眼里，新教师本身就还是个孩子。他们想用平等的身份和家长们进行交流沟通，从语言的表达到意思的传递都不顺畅。由于新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缺乏教学经验，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家长更愿意设法让自己的子女插在老教师的班上，因为在很多家长眼里教师的教龄与经验、素质成正比。这种对新教师的不信任，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压力。
困境四：人际关系难处理
人际关系的压力是新教师经常要面对的社会化问题，新教师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由于所处环境的差异及工作经验的缺乏，与老教师相比，在工作中难以得心应手，不免会出现种种问题，容易引起同事的不信任、不理解等。
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带给新教师的最大困扰就是人际关系了，新教师往往在这方面遭受严重的打击，导致一些人悲观、冷漠、压抑，严重影响了新教师的身心健康，阻碍了他们的专业发展。在大学的时候同学间往往都差不多，因为都是同一个专业的，大家在各方面比如说兴趣、目标都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工作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接触的人群大了很多，面对的是年龄完全参差不齐的群体，专业也不同。虽然有部分新教师在工作前已经尽量做好心理准备了，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难适应，所以平时新教师总是要小心翼翼的，在说话之前都要考虑再三，严重影响了新教师的心理健康。教师之间缺乏互相帮助的意识，交流仅限于表面，很少涉及专业性的问题。
新教师学校应该为新教师创设一个民主、合作、宽松的校园文化环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践证明在宽松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中，新老教师之间互相帮助，合作共事，有助于新教师快速适应。
困境五：辅导教师缺少
辅导是许多国家新教师入职教育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也是运用得最为普遍的策略。简单地说，辅导就是将新教师和有经验的教师结对，由有经验的教师来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或日常互动支持和帮助新教师。可以说是新教师入职后适应工作最重要的一关。目前我国学校早已实行辅导教师制度，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不尽人意。
新教师跟随一些熟练教师特别是优秀的专家型教师学习，能够从熟练教师和专家型教师那里获得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缄默教育教学知识。但是从新教师的叙述中来看目前大部分的辅导教师只是挂个名，没有进行实际的指导。平时学校里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事情，几乎都很忙。没有哪个老师很空，会去耐心指导新教师，也很少有老师的知识有多余可以不用去备课就能上课。而且现在人教版的新教材比较难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跨度的转变，有些老教师都已经吃不消，所以他们不愿意上高年级选择上低年级，因此新教师马上得接过来，这样的话能给他们指导的老师就更少了。
二、研究后的反思：新教师摆脱困境，快速成长的途径
（一）职前教育期的改革
师范生在职前教育期间无论是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还是培养模式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过分强调理论知识，以授受为主，以课堂为中心，实践技能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所培养的教师不能满足教学实践的要求。虽然学校为他们安排了专门的见习、实习期。但是，我国师范院校的教育实习状况不容乐观，存在时间短，指导少，反馈不及时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将时间定在毕业学年。
我国急需改革目前的教育实习制度，延长实习时间。参照国外发达国家师范教育的发展状况，结合我国实际，从长远看，我国主流的师范教育模式可以采用“2+2+1+1”。即在综合大学学习两年的学科知识后，再到师范学校学习两年的教育专业知识，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之后，再脱产一年在师范学校进行教育硕士课程学习；然后，再在中小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时间和论文创作，经过论文答辩授予教育硕士学位，获得教师资格证书。通过“2+2+1+1”模式培养出来的教师，已经基本完成了达到胜任水平所需的成长发展过程，可以比较轻松地应对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他们无论学术和科研水平，还是教学能力，都将远远超过目前四年师范院校毕业后再工作两年的还处在“新手”阶段的教师。[1]
（二）入职教育期的改革
1.外部支持
（1）建立政策保障体系，营造适合新教师发展的环境
政策的保障是教育体系改革的保证。因此，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从着眼于学校办学水平提高和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需要，统筹规划，做好建章立制，加强规范管理，协调指导考核，提供良好服务。王少非教授在《新教师入职教育的必要性和模式构想》文中建议：1.将新教师入职教育纳入教师资格和任用制度，使之成为获取教师资格及进入教学专业的必要条件；2.将教师培训进修的权力下放到学校一级，将实地活动纳入教师继续教育范畴；3.加强“名师”工程的建设，提高名师的资格条件，将教师培养当作名师资格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相应地，当前已开始实行的教育硕士培养也应更多地考虑辅导名师的培养，在学习内容中增加带教技能的训练；4.建立新教师资格申请制度，并赋予中小学的带教老师以对新教师的资格和任用的更大的发言权；5.大学要在新教师入职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逐步将新教师入职教育过渡为学历性的教育，就此而言，这可以成为一些师范专科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升格的一条途径，或许赋予它们以学历性的新教师入职教育任务，能使它们在教师的培养中发挥更为实际的作用。[2]
（2）改革见习期（试用期）制度
教学的第一年是教师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且也是教师专业发展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最需要支持和帮助。但实际情况中这一阶段的试用期除了在收入方面与正式老师差别较大外，新教师承担的工作量绝对不少于一般教师，甚至会承担比一般教师更多的工作量。应对超负荷的日常工作已经使他们焦头烂额，更提不上观摩、学习，所以试用期基本上是徒有虚名。当前盛行的另一种新教师教育模式就是将新教师或师范毕业生集中起来学习。这种学习仍然是以课堂为中心，以理论为主，以授受为主，更多地着眼于教师知识更新和理论提高，而对于作为教师所必须具备的教学能力却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与师范生的在职教育没有很大区别，很多新老师反映这样的培训过于形式化，他们在其中难以实现自身的教育专业发展，在理论和实践的沟通上，在师范生角色的转换上，参与这样的培训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针对以上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改革和完善见习期制度。要求学校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对见习期教师的培养力度。在近期看来，可以将见习期分为前后两段：首先拿出半年时间由见习期教师在任职学校进行教学时间和锻炼；然后，在下一个半年由教育行政部门将所辖学校的所有见习期教师集中到教师进修学校或师范院校，采用微格教学模式，对教育知识和技能进行强化训练。这样对于提高见习期教师培训的效率有一定提高。学校要保证新教师在见习期能够拥有充足的时间，让工作的第一年成为名副其实的见习试用期，不能简单的将新教师等同于合格教师来使用，不能让新教师负担过多的工作，以至于疲于应付备课、上课、改作等日常事务。新教师的工作量不超过学校教师平均工作量的三分之二是比较合理的[4]。
（3）学校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
教师的专业信念和专业发展是随着教学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不同教师进入专业发展的成熟期、拥有娴熟的教学技能的时间不同。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一些学校不考虑新教师刚踏上教学岗位的现实，把他们等同于熟练教师，与教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教师（有些都可称为专家了）同等评价，有的安排新教师第一年就教毕业班，一旦成绩不好或不突出就简单地认为该教师不行，马上调整去当职员，或交流到其他学校，使新教师入职之初就遭受迎头一击，在强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原本美好的职业理想甚至就因此而破灭。
要对新教师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要改变原来简单的评价标准，不要单纯以学生的成绩作为评价新教师的指标，要运用形成性评价来关注新教师的教育、教学过程，努力形成发展性的教师评价制度，不仅要重视教师的过去、现在，而且要面对教师的未来，尤其应重视教师未来的发展和促进教师自身的不断成长。
（4）建立并完善辅导教师制度发展教师同伴指导
为新教师配备来自于中小学的有经验的教师作为辅导教师成为目前新教师入职教育项目中很普遍的环节，目的是为第一年的新教师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有经验教师对新教师的指导并不是直接或明显地发挥作用，而是以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新教师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对于新教师形成熟练的教学技能有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因此，辅导教师制度是新教师入职教育制度的核心部分。如何提高辅导关系的质量，首先辅导教师的选择非常重要，具备扎实的教育教学基本功，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是必须的，但是具备这两项条件老师并不一定就适合带教，可能缺乏支持和帮助新教师的有效的策略。辅导老师的年龄、性别、个性特征等都有可能影响带教的质量，所以学校应当对辅导教师进行严格的选择，并根据新教师的特点来为他们确定辅导教师。其次，辅导教师与新教师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一起工作一起活动。第三，能够保证带教双方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交流。
2.发挥新教师个人的主动性：新教师要善于反思，在实践中构建知识和能力体系
反思，在新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反思是指教师应善于总结学习及实践中取得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实践方式，以获得持续的终身发展，达到成长的质的飞跃[8]。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除非……善于从经验反思中吸取教益，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进，他永远只能停留在一个新手型教师的水准”[9]。
一是认真写好反思日记。在一个课时或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新教师要主动地写下教育教学的心得体会，列出当日教育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或所看到的成功及不成功的教学时间，以及是哪些原因造成的？等等，并与指导老师共同分析。新教师要善于审视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同时要善于保持适度的“警觉”，及时发现、反思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加以改进。如日本要求入职那年的新教师就与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展开行动研究，并记录自己的专业发展活动和自我反思，开发自己的档案袋。[10]
二是积极参与行动研究。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敏锐地提取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展开调查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对学生学习心理特点和认知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解和研究，逐步地减少对教育教学工作认知上的偏差。而学生经常如实地提出个中想法和意见，将有利于教师形成对教育教学过程和对学生管理等方面的正确认识，从而有效地修正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
三是多进行观摩与分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教师应抓住教研活动的学习良机，或自己创造机会多观察名师名家的课，最好是能与他们直接进行交流，学习他们的教学思想，感受他们的教育智慧，弄清他们怎样组织教学和为什么这样做。新教师互相观摩彼此的课并评述观察到的教学实景，注意收集素材，撰写典型案例，然后与同行们共同分析，讨论，提出改进措施，这也是共同提升理论和实践水平的好办法。
参考文献
[1]顾革勇.促进新教师成长发展的几点策略[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2]王少非.新教师入职教育的必要性和模式构想[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1）
[2]王少非.新教师入职教育构想[J].教育评论.2003（5）
[8]李良.中小学新教师入职适应问题及对策[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教师发展历史论文范文3
关键词:中学教师教学能力教学能力的四个维度
新课改以来，课堂教学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学教师更加关注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探究、发现能力。但是，在很多课堂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于教学效率不高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的情况。究其原因，恰是因为教师注重了教学的形式，而忽略了教学的内涵，忽视了对教学基本功的自我培养和发展。笔者认为，在新课改背景下完全有必要强调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和发展的全面性和阶段性要求，为教师的自我成长提供参考和帮助。下面，试为成长中的教师提供一份自我发展的参照。
一、考察教学能力的四个维度
1.对于学生当前学习状况及学习心理的把握现代课堂教学的基本目的是使全班的同学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地学习必须的文化知识，达成目的的基本方法是教师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设计、实施不同的教学过程来引导、帮助个体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过程。所以，上课前了解学生当前的学习状况及学习心理是至关重要的。
2对于学生的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和表达相同。教师有了高度熟练地掌握、运川这些知识的能力，才有可能把它们完美地呈现给每一个学生。
3.对于教学方法的设计、运用
人们常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学有法是指总要有把知识呈现给学生的方法，对于不同学生总能找到最适合于他当前学习的教学方法;但无定法是指对于不同的学习内容、不同的学生也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而教师应该尽可能多地掌,...各种教学方法。
4.对于自我教学风格的把握
教学风格是指每一位教师都具有的某种教学特色，比如，有的教师善于讲解，有的善于演示，有的善于组织学生讨论等等。一位教师一旦形成了其教学风格，就总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二、教学能力四个维度的发展阶段
1.学生当前学习状况及学习心理的把握
对于学生当前学习状况及学习心理的把握司劣为四个阶段。首先，刚刚成为教师时，总是把土大学时(或者考取教师资格证之前)从书本上所了解、掌握的学生心理特征作为基本依据。难免主观臆断和单调片面。其次，工作二年至三年之后，知道通过作业的完成情况和课堂发言情况来了解个别同学的学习状况更为直接、可靠。必要时与学生面对面直接交流来了解情况。第三，工作五年至六年之后，有上进心的教师还会通过其他教师、其他同学、学生家长等渠道来进一步了解某些同学的学习状况。现在，有的教师还通过网络与学生交流才;一解情况、沟通思想。第四，通常在工作十年之后.有的教师就已经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习情感。这样的教师为数不多。
2.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和表达
对于学生的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和表达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刚刚成为教师时，总是把上大学时在知识上的不足补起来，并尝试从教的角度去重新组织知识，找出更为深刻的知识结构。其次，工作五年之后，往往对于所教内容比较熟悉，知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有适当的方法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完成学习任务。其中，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是使学生快速进步的最佳方式。第三，工作十年之后，有的中学教师还能使用大学的知识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善于帮助一些学有余力的同学更加深刻地掌握所学知识体系，为国家培养一些特殊人才。比如，有些特级、高级教师在培养少数中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方面就卓有成效。第四，通常在工作十五年之后，有的教师就已经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学习效果。他们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善于把“启发式的问题”转化为“算法式的问题”，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培养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增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钻研精神。这样的教师具备了教育专家的某些特质。
3.教学方法的设计、运用
对于教学方法的设计、运用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刚刚成为教师时，总是把教学法类教材上介绍的各种教法加以运用，从中找出使用便利并比较有效的儿种方法广为应用。当然，其中总是少不了讲授法。其次，工作三年至五年之后，往往形成一些习惯，比如某些知识总是采用某些教法。如果某位教师缺乏工作热情和教改勇气，那么，他的教学就可能不断地重复下去。习惯进一步加强了。第三，工作十年之后，有的中学教师在熟练掌握各种教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究针对不同的学情、不同的教学任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效力，使全体学生在各个方而都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4.自我教学风格的把握
对于自我教学风格的把握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刚刚成为教师时，基木上没有教学风格的意识，只是下意识地去发扬学生喜欢、同事赞赏的教学方式，尽量避免去做大家都不喜欢的事情。其次，工作六年至七年之后，往往形成一些好的教学特色。比如有的教师擅长探究式教学，把问题设计得系统完整、由浅人深、环环相扣、前后呼应，使学生如同科学家一般，经历一番艰难困苦而最终拨云见日、豁然开朗。有的擅长讲解式教学，教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忽而如溪流涂涂，忽而如劈云飞瀑，使人屏心静气、洗耳恭听、如醉如痴。第三，工作十几年之后，有的中学教师完全形成了自己的极具艺术性的教学风格。需要讲解时则条理清晰，丝丝人扣，寓情寓景，活灵活现，使听者如身临其境，大彻大悟;需要探究时则由一个问题进人主题，草灰蛇线，绵延不断，解一问而通全篇。一堂课需要讲解则详略恰当，需要探究则追索发现，需要讨论则随时辩答，不拘一种教学方式，只要效果完好即佳。随时而动，随机应变，随心所欲，鬼斧神工，浑然天成。此谓教学与艺术的高度统一，达此境界者不知凡几。
三、教学能力发展的三个层次
1.把四因素初步结合，侧重知识传授
许多教师都可达到这一层面。他们基本上能够胜任教师工作，但是缺乏创造性和改革热情，易于墨守成规和不思进取。
2.把四因素有机结合，侧重能力培养
少数教师把上诉四因素结合得比较好，教学中侧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尽量使学生学会学习。同时，他们勇于教改，注重自身培养，积极探索好的、新的教学方式，按照学生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
教师发展历史论文范文4
关键词： 领导； 特质理论； 行为理论； 权变理论； 女性领导
中图分类号： C933;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7-0066-02
一、西方现代领导理论的发展
西方现代领导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特质理论阶段（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
特质理论是通过对领导者的身体、性格、气质、智力等方面的分析，找出好的领导所必须具备的特性。
早期的领导特质理论研究成功的领导者与他们所具有的特质之间的关系。斯多基尔（Stogdill）对1904年到1970年间有关领导者素质的研究作了综述。他将找到的有关领导素质分为6大类：
1. 身体特征，如充满活力、有干劲、仪表出众、打扮整洁。
2. 社会背景，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良好的社会地位。
3. 智慧和才能，如过人的智慧、专业知识和沟通技巧。
4. 性格，如自信、支配、进取、独立、自治、创造。
5. 工作特点，如渴望获得成就，责任感强，有事业心和以工作为荣。
6. 社会技能，如善于交际，有行政能力和能与人合作。在排除了身体特质与成功的领导无关之后，领导特质理论家们认为某种心理或情感方面的特质与领导存在某种关系。
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开始，领导特质理论经历了由传统的领导特质理论向现代的领导特质理论的转变。传统的领导特质理论认为，领导者的素质是与生俱来的，不具备天生领导素质的人不能当领导。这个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逐步为现代的领导特质理论所取代。人们认识到领导者的大多数素质是在实践中培养和养成的，因此现代的领导特质理论家们根据现代企业的要求，提出领导者素质的标准，并开发相应的专门训练方法，培养有关素质。迄今为止，领导者素质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人与工作、组织、环境相匹配理论的有效性支持了这一点。领导者是否具有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和个人素质，是领导工作提出的要求。但是，领导者具备了这些良好的素质，只是具备了作为有效领导者的必要条件，并不能充分保证他们能够成为真正有效的领导者。
（二）领导行为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开始）
因特质理论的有效性受到怀疑，研究者们转而致力于研究领导者实际工作中可观察的行为。该理论认为，领导者做什么和怎样做是领导效果的决定因素，只要其行为得当就能取得好的领导效果。
1. 管理方格理论
由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和简穆顿（Jane Mouton）在1964年出版的《管理方格》一书中提出了管理方格理论。他们认为，在企业管理的领导工作中往往出现一些极端的方式，或者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人为中心，或者以X理论为依据强调靠监督，或者以Y理论为依据强调相信人。为避免趋于极端，克服以往各种领导方式理论中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指出，在对生产关心的领导方式和对人关心的领导方式之间，可以有使两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结合的多种领导方式。
他们使用自己设计的一张纵轴和横轴各9等分的方格图，纵轴和横轴分别表示企业领导者对人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关心程度随着轴心分别向X、Y轴的延伸而从低到高。研究表明，当对生产和人关心程度都很小时，属于贫乏的管理；当只注重生产关心，不注重人的因素时，与X理论相一致，属于生产型管理；当重点在于关心人，企业充满轻松友好的气氛，不大关心生产时，与Y理论相一致，属于俱乐部型管理；当既不偏重于关心生产，也不偏重于关心人，完成任务不会突出；当对生产和人都很关心时，属于理想型管理，能使组织和人的需要最理想最有效的结合起来。管理方格理论强调整体把握，总的来说，以关心人为主的管理者能带来较高的职工满意度，必要时也能保证使生产得到加强，而不致造成对士气的巨大影响。此外，管理者还必须认识到，绩效也会受到具体的或给予指令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大体上总的指令比具体的指令更有效。
2. PM理论
PM理论由日本学者三偶二不二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所谓PM是指团体机能概念，任何一个团体都具有两种机能：一种是指团体的目标达成机能，也指工作绩效，简称P（Performance）;另一种是指维持强化团体的机能，也指团体维系，简称M（Maintenance）。P包括计划性和压力等因素。为了完成团体目标，不仅要求领导者有周密可行的计划和组织能力，而且要求对下级严格规定完成任务的期限，制定规章制度和各级职责范围，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由于P机能所造成的压力，会使下级产生紧张感，甚至引起上下级的对抗。M机能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对下级的关怀体贴，消解人际关系中的不必要的紧张感，缓和工作中所产生的对立和抗争，对下级进行激励支持，给下级以发言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刺激员工的自主性，增强成员之间的友好和相互依存性，满足部下的需求，以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营，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
PM理论认为，领导者的作用在于执行这两种机能，其行为均包括了这两种机能。如果以P为横坐标，M为纵坐标，并在P和M坐标中点各画一条与Y、X轴的平行线，平行线与P、M轴的交点分别为p、m，则可划分出PM（两者兼备型）、Pm（执行任务型）、Mp（机体维持型）、pm（两者兼无型）4种领导类型。一般来说，PM型组织生产量高，对工会和公司的依赖度也高，凝聚力最强，效果也最好；Pm型、Mp型居中；pm型最差。但从事单调无意义工作时，Mp型效果最差。
（三）领导权变理论阶段（20世纪60年代开始）
前两种理论都过分强调了领导者对领导效果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被领导者和环境的影响。权变理论则综合考虑了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的影响，认为领导者必须按照不同的被领导者和环境，调整领导行为或风格，才能取得好的领导效果。迄今为止，该理论成为了领导理论研究的主流。
1. 菲德勒权变理论
美国学者菲德勒（Fiedler，1961）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有效领导者的权变模式”，简称菲德勒权变理论。菲德勒认为，领导风格是影响领导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每个领导者的领导风格由其人格特征所决定，因而是相对稳定的。菲德勒用“最难共事的人”的概念（即L.P.C）来描述领导风格，高LPC分数的领导者类型为工作取向型领导，而低LPC分数的领导者类型为关系取向型领导。菲德勒认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情境对领导是否有利。情境的有利程度由三个因素决定，根据这三个因素在重要性上依次减弱的顺序排列，分别为：上下级关系、工作结构、领导者职权。
上下级关系指管理者与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关系的好坏是指领导者受其团体成员喜爱、信任、乐意服从的程度。工作结构是以是否明确为目标，其内容包括：“决策的可证实性”，这是指解决问题的方法能被证实为正确的程度有多大，即“我们的方案有多正确”；“目标的明确性”，是指工作目标可被清楚地叙述，并被群体成员清楚理解的程度有多大；“目标通路的多重性”，是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多少种，即“有多少种方法能完成工作”；最后，“解决问题方法的特殊性”，是关于被人们认为是正确地解决方案的数量的多少。领导者职权以强弱为指标，职权主要指领导者的职位有多少权力，有无雇用、辞退、奖惩下属的权力，任职期限都多长，是否得到上级的支持等。
一般来说，情境因素是很难改变的，最可能改善的是上下级关系，可以给领导者更多地对奖励的控制权，其他的因素，更多地取决于工作的性质。
2. 领导生命周期理论
心理学家科曼（Karman，1966）将工作与关系两个领导行为维度与下属的成熟度结合起来，于1966年提出了领导生命周期理论，赫西(Hersey)和布兰查德(Blanchard)于1976年发展了该理论，称为“情境领导理论”。领导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领导类型应适应组织成员的成熟度。这里所指的成熟度主要是心理成熟。成熟度是指成就动机、承担责任的意愿（包括愿望、热情、信心）和能力（包括学识、技能和经验等）。随着组织成员由不成熟趋于成熟，领导行为应按以下四个步骤推移：高工作、低关系高工作、高关系低工作、高关系低工作、低关系；与之相应的四种领导方式依次是：命令型说服型参与型授权型。
这一理论强调的是领导风格的灵活性，而不在把适宜的领导风格看作是一种特质。“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鞭策”，这就是对该理论的最好概括。一般来说，当下属很不成熟时，采用高工作、低关心的专制型领导方式最有效；当下属不太成熟时，采用高工作、高关心的说服教育型领导方式最有效；当下属比较成熟时，采用高关心、低工作的参与型领导方式最有效；当下属的成熟度相当高时，采用低工作、低关心的授权型领导方式最有效。
二、当前女性领导者所面临的问题
2004年全球500强公司中有496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是男性。可见，很少有女性能够走到管理层阶梯的顶端。这与传统男权文化、妇女家庭负担过重、公司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认识到让女性进入领导岗位对组织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组织如何培养妇女走向领导岗位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一）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是否偏好不同的领导风格呢
围绕男性与女性是否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罗斯纳（Rosener）认为，女性更喜欢使用转换型管理风格，她们鼓励自己的员工走出自己的个人兴趣，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发展。他认为女性领导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女性会“把那些从她们经历中得出的独特技巧与态度运用到工作中来……她们能够成功也正是因为――虽然他们通常具有被认为“女性化”、而领导者不宜具备的某些特征。许多人认为女性还懂得更为“开放”的管理方式，她们信赖协调一致的建立，而反对那些原有的命令式与控制式管理风格。最近的研究发现，处于类似职位上的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在行为表现上存在着更多的相似性。瓦伊克曼（Wajcman）谈到她最近关于男女管理者的感知与态度的研究时说，数据表明，“步入高层职位的女性与处于同等地位的男性在诸多方面是不可区分的。实际上作为两个群体，男女之间的相似性要远远超过它们之间的差异。”大量研究表明，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如果有差异的话，女性似乎更喜欢采用民主型的领导风格，而男性则更喜欢采用指导型的领导风格。然而，人们固有的成见认为，女性管理者比较“软弱”。如阿德勒指出的，“不断地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在校大学生、MBA以及经理（包括男性和女性）都带有偏见地认为，‘阳刚’（有闯劲，不怕阻力）是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而‘阴柔’（合作与沟通）却不是管理者必备的特质。”
（二）妨碍女性领导者的障碍
人们通常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具有挑战性。女性一般会被安置在辅助的“参谋”职能部门――人事/人力资源部、交流部及公共关系与客户关系部。女性面临的一个问题时，人们总是认为有些工作由男性做要比女性做更合适。这是一个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的定型观念，人们认为女性更具“人情味”，因此就更适合某些特定类型的工作，如人力资源、沟通、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等。而管理，尤其是金融与信息服务方面的管理工作，则通常被认为是更适合男性的工作。
排外的公司文化。现有的大多数工作环境都是由男性设计的，这一因素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影响着女性在工商业领域中的进步。在这种有时显得更加男性化的公司文化中工作，女性管理者要适应或转变工作风格就会不断受到外界的压力，社会及公司对想要步入企业高层的女性都有非常严格的不成文规定，这样，女性主管由于害怕违背社会规范而遭到社会谴责，她们往往会选择退出。
女性对信息、各种非正式联系以及高层网络机会的有限接触使她们很少抓住进步的机会，不像男性同事那样处在一个显著优势的位置上。公司高层管理者都愿意提升他们熟悉的人，并且被提升者与他们个人的关系越密切越好。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可以增加提升与成功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对女性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通常局限在某些非工作场所的交流，而女性通常被排除在这些交流之外。
女性很少参加到行政发展规划、公司赞助的培训计划中来。多项研究证明，女性通常不像她们的男性同事那样，可以得到参加教育、培训或特殊高等计划的机会。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人们对女性持有一定的定型观念，认为她们终将离开职位去生孩子、照顾家庭。因此既然给男性投资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会有更好的回报，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钱花在女性身上呢？此时，如果公司不进行适当的干预，以增加女性对此类计划地参与和类似机会的获取，那么她们便会停留在原有的职位上，几乎不可能或根本不会有任何发展。
同等职位中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工资差异。尽管在消除男女待遇歧视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出台了种类繁多的法律，但是女性仍然比从事相同职业的男性拿到的工资少。有多种因素导致这种差异的产生，包括年龄、经验、还有工资协商技巧等。这种基本的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且我们尚未看到有效地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女性同男性一样具备必要的资格与天分，因此在负责将女性完全融入公司环境体系的各层面中时，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女性在塑造自己命运并积极设计未来工作环境的过程中，也需要对自己承担的角色有所认同。虽然女性在成就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她们接下来要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将是在高层管理中保持比较均衡的女性比例，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掌握在女性自己手中，笔者认为这更多地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参考文献：
[1] 〔美〕菲利普R.哈里斯，罗伯特T.莫兰.跨文化管理教程[M].关世杰，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 〔英〕波特马金等.组织和心理契约――对工作人员的管理[M].王新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教师发展历史论文范文5
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而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助于了解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本质。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但我们仍需更多的研究揭示文化的具体影响。本文以亲子交流作为切入口，阐述中西文化下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影响，为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提供了进一步解释，并初步构建了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模型，提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图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独立，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图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图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图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图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图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独立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图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都还是横断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化下的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考察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抚养者谈话的内容对儿童心理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
教师发展历史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文化人类学，中国文化概论，教学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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