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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1
关键词 会计规范研究 方法 发展历程 认识 分析 回归
一、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是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规范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工具之一。会计规范研究工作起源于经济学者凯恩斯对于经济价值判断的研究，经济学界将凯恩斯关于经济研究中是否以价值判断为经济政策衡量依据作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划分点，继而美国经济学者弗里德曼也针对实证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并在其《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等文章中论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这促进了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的划分。
20世纪60年代，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积极开展了关于会计规范研究和会计实证研究等工作，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并重，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界不断得到应用，西方学者将原来的传统会计研究方法称为规范研究方法，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由此产生。我国的会计实证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会计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成为会计理论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会计规范研究范围并由此不断延伸。
二、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认识的简要分析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会计规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传统的会计研究法方法，由相关的定义和概念可知，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是处理经济问题和会计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标准。会计规范研究方法需要将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分析和研究基础，并根据价值判断来提出相关的行为准则，分析并探讨相关的行为措施，以便使其符合这些标准的要求。同时，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演绎推理等方法相结合，以便为实际工作或者应用提供参考原则。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不受现实实物的影响，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回答“应该是什么”，而不是阐述实物的本来特性。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从逻辑和演绎推理等方式阐述会计实务的本质，进而为会计实务的顺利开展起到导向作用，提高会计实务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会计规范性研究的现实性目的之一是为制定会计准则服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抽象性思维模式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规范研究过程兼具主观性和逻辑性，有利于完善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其次，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受到研究主体的先验价值观影响，从而降低了会计规范性理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利于规范会计理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简要剖析和回归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受到个人先验价值观的影响，不受现实实物的影响，没有与实证定量分析相结合，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一般的规范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区别。
（一）会计规范研究的涵义比较明确
会计研究主要分为对会计工作、会计环境、会计相关理论、会计思想发展历程和会计知识教育和普及等内容，会计研究方法主要有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和会计实证研究方法。
规范性研究是与实证性研究相对应的一种研究方法，中文对规范的定义主要是指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或者是明文的规定，简而言之，规范就是一种标准、准则、规定或者是衡量尺度。从不同的方面来看，规范具有不同的涵义。如果是从会计理论角度分析，会计规范研究主要是一种对会计法规、会计制度、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惯例、会计操作模式等的研究。根据目前较多的会计规范研究工作情况可知，各种有关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定义中的会计规范实际指会计人员在会计行为中应该遵守的标准；部分理论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定义是对实施会计规范后会计行为和会计实物表现达到的会计规范的研究。
从不同的角度或者目的出发，对会计规范研究的定义是不同的。笔者认为，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包括对会计规范的研究和应用会计规范时采用的方法。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对会计规范和会计规范应用范围的研究，会计规范的内容是多样化的，因此会计规范研究工作是会计界的重要组成内容。此外，由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可知，该类方法仅仅只用于会计规范应用工作之中，并不适用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外的研究范围。因此，部分会计研究理论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认识存在偏差，没有明确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的深刻涵义。
（二）会计规范研究需要具备一定先验价值观
人无完人，无论是规范研究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分析，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就会计规范研究方法而言，其要求研究主体具备一定的价值取向，这一标准有助于明确会计规范研究目的，从而对会计行为提高导向性作用，对会计规范研究工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一般的规范性研究工作中，个体价值观会影响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容易在没有实证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由以往的经验或者先验价值观入手，直接作出符合研究人员自身价值观直觉的结论。这样就会大大降低规范研究工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规范研究工作比较脆弱，难以经得起缜密的逻辑推敲，严重的甚至会丧失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的意义。
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离不开先验价值观，先验价值观将有利于会计研究人员明确命题，理清会计理论前提和相关假设，并为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价值判断。
（三）会计规范研究与定量分析结合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以一定的价值观判断为基础，其属于定性研究方式，主要回答“应该怎么做”，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会计准则和实行的方法。以往的规范研究不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也不采用数学建模和统计分析方法，并没有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主要回答规范性问题，没有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而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主要内容是传统的会计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演绎法和归纳法等科学方法，可以从普遍性的理论向个性进行推理和演进，同时可以从一般性的实物中归纳出一般规律，从抽象思维的角度分析问题，指导实务。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开展定性研究，并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去强调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间的统一。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要求，同样可以侧重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会计规范分析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命题的提出到研究结论的得出，都有基本理论和专业理论为依据。我们要重视会计规范方法，需要将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一般认识过渡到普遍认识，揭示其本质，分析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特点，积极构建完善的会计规范研究系统，提高会计分析工作质量，健全会计分析理论。
（作者单位为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1] 方军雄.好的会计实证研究的方法基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融合[J].会计之友（下），2009（04）.
[2] 张自巧.析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相结合的理论基础[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09）.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2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肄业于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1978在台湾政治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来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1986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随后,他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林毅夫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1990年,他关于1959～1961年中国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3年还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其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对于当前的“三农”问题,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只有依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3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学习建议；案例教学；研究型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95-03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之后，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推广普及”阶段到“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提高阶段和应用研究的推广阶段”，再到“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阶段”[1]（李子奈，2008），其经历了与传统经济学内容的不断磨合，直到完全融入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计算机技术、网络以及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都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普及和不断创新又为提高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纵观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目前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主要经济管理类期刊中，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比已超过50%。计量经济方法在应用经济学及管理学科学研究中应用的增加和普及，使得计量经济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它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的三门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程[2]（洪永淼，2007）。计量经济学无论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还是在使用广度上在国内都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且其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很多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或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在部分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中，这些问题可能直接导致结论的错误，进而使一些学者开始怀疑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多讲授和传播计量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从本质上改变这一现象[3]（李子奈，2009等）。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多年教学和科研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当前研究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在学习和使用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本文研究的背景；第二部分将归纳目前部分学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甚至一些博士研究生在计量方法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将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二、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经济问题的实际分析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问题已成为一种趋势。很多学生为了赶上这趟“潮流”，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积极地开发和使用各种前沿的计量方法，而忽略了模型需要满足的一些外部条件，例如模型设定的假定、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模型的经济意义等。本部分将主要归纳几个在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第一，计量软件的多样化，弱化了学生对很多基础计量方法的探究。随着计量经济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很多学生开始注重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计量方法，尤其是前沿的方法。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量方法的相关软件也越来越丰富，促使其应用变得更加普及。然后正是这种软件的多样化和智能化，弱化了很多学生对计量经济方法理论基础的探究，如模型估计前一些必要的检验等。很多研究生在使用计量方法时，只是简单地将搜集到的数据输入到一个类似“黑箱子”的软件包中，然后就可以直接得到结果。
第二，过分强调计量方法，而忽略了经济理论。与第一个问题不同的是，还有部分学生也许对计量方法使用得很好，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自己更应该是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时，缺少必要的经济理论支撑和分析。众所周知，目前在国内一些经济类核心期刊中，超过50%的文章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这种现象使得更多的研究生喜欢在论文写作中加入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当很多学生陶醉于学习和应用各种先进的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忽略了也需要阅读大量经济学、金融学或财政学等与本专业理论相关的文献或教科书，进而缺乏对实际经济现象深入的观察。因此也许他们可以采用计量方法得到非常合理的结果，但他们根本无法对结果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一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可以在大部分硕士生的写作中看到——很多的结果图表，文字却很少，看上去更像一个经济学的实验报告，而不像一个学术论文。这正是由于很多学生片面追求计量方法的前沿性和复杂性，而忘记了计量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如果计量模型的使用和结果分析离开经济理论的支撑，则变成一堆枯燥的数学符号和漂亮的图表，而无法体现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真正地位。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4
林至颖，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山。现任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利丰研究中心副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现代流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商业模式研究工作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学MBA、香港理工大学理学（知识管理）硕士、香港大学会计及金融本科学士。2001年获香港大学全额奖学金留学于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二、社会职务
林至颖于2003年加入香港利丰集团，曾在利丰集团旗下的利丰（贸易）有限公司及控股公司利丰（1937）有限公司下若干子公司工作，在环球消费品采购、物流、经销及零售方面拥有丰富实践经验。近年专注于协助利丰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从事与供应链管理、商贸流通及中国商业模式有关的研究。加入利丰集团之前，曾任职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林至颖在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第40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班毕业，拥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并为香港董事学会会员。林至颖是国家工信部《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的专栏作者。曾公开在国家级经济、社科类核心期刊及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三、主要荣誉
“供应链金融在泛珠三角区域的实践现状及对区内现代物流业合作发展的战略思考”获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及广东省现代物流研究院联合颁发“泛珠三角现代物流业合作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忧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生物质能源价值链管理（Bioenergy Value Chain Management）”代表中国参加壳牌及美国时代杂志（Times Magazine）联办2010全球明日能源研究报告比赛（Energy For Tomorrow）获得二等奖（2010年）。
四、主要论著
1、《以内外贸一体化为本位构建中国式跨国商贸集团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9月。
2、《中国与欧美流通发展比较及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1月。
3、《中国发展供应链金融的优势、经验和对全球的启示》，《经济纵横》，2012年6月。
4、《国内外银发市场理论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现代商业》，2011年3月。
5、《从声誉风险视角看企业风险管理》，《商场现代化》，2011年5月。
6、《供应链全球化与企业组织变革》，《中国经贸》，2011年5月。
7、《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国内外理论研究综述及案例》，《中国市场》，2011年7月。
8、《基于SCP范式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分析及其实证研究》，《当代经济》，2011年8月。
9、《中国与欧美流通业发展比较及对“十二五”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创新的启示》，《中国流通2011（国家商务部指导、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2011年年会会刊）》，2011年12月。
10、《中国私人公务机市场发展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1、《供应链金融在国内的发展概况与战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2、《利丰集团：没有工厂的生产商》，《中国经营报》访问，2011年12月26日。
13、《利丰集团：一家百年贸易公司如何打破企业发展“平原化”》，《商学院》杂志访问，2012年4月。
14、《“盛世危言”达沃斯》，《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2月10日。
15、《中美TPP博弈》，《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2月25日。
16、《碳排放交易体系不能没商量》，《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3月10日。
17、《新普京时代的中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3月25日。
18、《中美贸易摩擦何以加剧》，《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4月10日。
19、《经济复苏中的亚洲机会》，《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4月25日。
20、《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变革》，《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5月10日。
21、《中日韩自贸区簸行》，《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5月25日。
22、《伦敦奥运负担》，《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6月25日。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5
关键词： 台湾地区；防灾；科技计划
一、 台湾推动防灾“国家型”科技计划的背景
台湾属亚热带地区，台风频繁，每年平均约有3.6次侵台，近年台湾的台风灾害损失，平均每年约为200亿元（台币，下同）。同时，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交界之处，属世界上有感地震最频发的地区之一。世界银行2005年曾有报告指出，台湾地区有73%土地及人口曝露于地震、洪水及旱灾等或其它自然灾害，在世界上属于易受自然灾害伤害的地区之一[1]。根据台湾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58年起，台湾几乎每一年都有自然灾害的伤亡及损失。其中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为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有2，415人死亡；其次为1959年发生的“八七水灾”，造成667人死亡；第三为2009年8月的“莫拉克”台风，共有643人死亡 [2] 。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也给台湾社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例如，1959年8月7号受台风“艾伦”影响，在台湾引发了“八七水灾”，官方统计损失高达35亿元以上，约占当时“国民”所得的11%[3]。1999年的“921”大地震是近100年来台湾西部发生的最强烈地震，有关方面预计地震造成的损失将高达数百亿美元[4]。
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台湾“国科会”曾于1982年推动了五年一期、共计三期的大型防灾研究计划，为台湾相关自然灾害的防救工作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也培育及凝聚了防灾科技人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快速变迁，对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逐渐增高，当局也认识到必须尽快研究制订出更加具体有效的防灾救灾对策，并加强将防灾科技研究成果落实于防灾业务。1996年召开的台湾第5次“科技会议”，形成了“加强防灾科技研究及相关基础研究，特别是跨领域任务导向的整合研究，以‘国家型’计划推动”的建议。在1997年台湾首次设立的四项“国家型”科技计划中就包括了防灾科技计划。
二、 防灾科技计划的设立和终止
防灾科技计划是台湾的第一个“国家型”科技计划。台湾“国科会”在1997年正式设立防灾科技计划，并将1998年定为计划的预备年。防灾科技计划作为跨部门、跨领域的整合型计划，由“国科会”与防救灾业务相关行政部门共同研拟、推动与执行防灾减灾有关的上、中、下游的科研工作，并对研究成果加以整合，落实应用于防救灾业务上，以期提升台湾整体的灾害防救科技效能。
该计划分别于1999～2001年、2002～2006年执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计划投入的总经费约34.1亿元（第一期计划7.5亿元、第二期计划26.6亿元）。参加该计划执行的台湾行政部门有“国科会”等十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构，设立有防灾“国家型”科技计划办公室管理整个计划的实施工作，开展的研究项目总数超过1，200个。台湾“行政院”于2003年在防灾“国家型”科技计划办公室的基础上宣布设立“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负责该计划的运作管理。此后，由于防救灾科技研究与落实应用导入常态运作，防灾科技计划在执行两期后于2007年终止执行。该计划结束后，由“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负责全台灾害防救研发力量的整合与强化，协助政府拟订有效的防救灾对策，提升社会的整体抗灾能力。台湾有关部门还共同研拟了“强化灾害防救科技研发与落实运作方案”和“灾害防救应用科技方案”，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看作是防灾科技计划的后续计划。台湾防灾研究工作推展历程如下图所示。
三、各期防灾科技计划的执行情况
防灾科技计划第一期实施的时间为3年，自1999年至2001年止。总经费约10.4亿元（含预备年2.9亿），由台湾“内政部”、“交通部”、“经济部”、“财政部”、“农委会”、“教育部”、“卫生署”、“环保署”、“公共工程委员会”、“国科会”等10个行政部门的13个单位共同推动。主要目的是结合相关部门，有系统地推动上、中、下游科技研发工作，整合研发成果，使其转化成可落实应用于防灾业务的技术。
计划第一期的工作以对台湾地区威胁性最高的台风、暴雨、地震等灾害为研究对象，分为防台（含气象、防洪、泥石流）、防震、防灾体系（含防灾体制、防灾资讯系统）等3组。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1）建立防救灾研究与实务所需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数据库；
（2）研发灾害潜势的评估方法，并据以进行全台灾害潜势分析；
（3）选择示范区进行危险度评估及灾害情况模拟，以确立灾害危险度评估与灾害情况模拟的方法，作为今后划分危险区的依据；
（4）以潜势分析与情况模拟成果为基础，建立一套决策支持与展示系统，供相关行政机关与民间机构应用；
（5）研拟示范区的防救灾计划，为相关单位提供执行防救灾业务的依据，并对防救灾业务单位依计划的实际操作结果进行验证，以确立作业模式；
（6）针对现行的防救灾体系及其运作、防救灾相关法规等进行评估、检讨，并参考前述危险度评估、情况模拟等结果，提出现阶段的改善建议，作为今后继续改进防救灾工作的指引。
第二期防灾科技计划为期5年，于2002～2006年期间执行。第二期计划延续并强化第一期计划的工作内容，一方面持续推动防灾科技的研发，另一方面促进研发成果与防救灾实务的结合，以加速台湾灾害防救水平的提升。第二期总经费约为26.6亿元，由台湾“国科会”、“灾害防救委员会”、“农委会”、“公共工程委员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卫生署”、“环保署”、“内政部”、“经济部”、“交通部”、“教育部”等12个行政部门的18个单位共同推动，涉及的行政主管部门较计划第一期有所调整。此外，第二期计划还将“921”大地震的后续相关研究工作纳入，补充当时灾害防救的缺失并希望能有助于灾后重建工作的推动。
第二期计划规划的研究内容基本上保持了第一期计划的规划思路，即分为防台（含气象、防洪及坡地等3个研究群）、防震（含地震及地震工程等2个研究群）及体系（含防救灾体制、社会经济及防救灾信息等3个研究群）等3组8个研究群。第二期计划的课题架构将包括7项课题主轴，其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1）应用落实课题。第二期计划通过检讨第一期计划及其成果，就其中完成度较高且可运用的研发成果，研拟转移、应用到各县市政府防救灾实务的课题，并进一步研议相关配合作业使地方政府能主动参与和投入适当人力与资源，以建立防灾科技研发成果往下扎根的移转模式，落实第一期计划的研发成果。
（2）加强扩充课题。第二期计划以第一期研究成果为基础，规划了待强化或扩充的研发课题，在既有的研发成果上再力求精进，以增加其成效。其次，由第一期计划的推动及“921”大地震的经验发现和社会经济相关课题的研究，在灾害防救计划的研拟与相关工作的推动十分重要，故第二期计划将扩充此领域的研究范围。
（3）“921”震灾课题。就“921”大地震以及灾后重建工作所面临的诸多课题进行检讨，选择其中有助于强化台湾地区灾害防救水平及灾后重建顺利进行的课题，拟订相关计划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将着重其时效性与优先级。
在1999～2006年期间，防灾科技计划的年度经费及研究人力投入详见表1：
表1 1999～2006年台湾防灾科技计划年度经费及研究人力投入统计表
年度 经费（亿元） 人力（人年）
1999年 2.129 534
2000年 3.049 550
2001年 2.330 558
2002年 4.952 1528
2003年 5.355 1632
2004年 5.558 1839
2005年 5.189 1530
2006年 5.498 1625
数据来源：台湾《科学技术年鉴》
四、防灾科技计划成果简介
通过两期防灾科技计划的执行，已获得若干具体研发成果，并落实应用于相关防救灾工作，主要体现在：开展灾害趋势与危害度分析、建立防灾救灾资料库与决策支持系统、重大灾害勘察与评估、强化灾害防救体系、强化灾害应变作业效能、协助地方政府强化灾害防救作业能力、推动社区防灾工作、加强和推动防灾教育等方面。防灾科技计划第一期获得的成果主要包括：
（1）防台方面
完成无人飞机台风观测远距离遥控模式操作测试，有助于提升台风观测与降雨预报的正确性，以及拟定台风侵台前紧急应变的措施。完成台南县市、嘉义县市、高雄县市、台北县市、新竹县市、云林县、桃园县、基隆市、台中县市、南投县、苗栗县、彰化县、宜兰县及屏东县等地区的盐水潜势模拟分析，并依《灾害潜势资料公开作业要点》进行审议。完成神木地区出水溪流域泥石流灾害及治理评估报告，建立全台崩塌地资料库及地理资讯系统架构，泥石流危险溪流潜势分级、陈有兰溪（泥石流示范区）自然环境资料库及情况模拟方法等。
（2）防震方面
有效掌握台湾地理特性的资料，包括活断层位置分布图、场址土壤分类图、地下水位及山崩潜态图。建置完成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系统（HAZ-Taiwan），配合进行地震灾害的损失评估与情况模拟。
（3）防灾方面
完成救灾基本资料库的建立，有效整合防救灾资料库、模式库与灾情资讯。详细记录“921”大地震协助国外紧急搜救队至灾区进行抢救工作的作业方式，利用HAZ-Taiwan系统进行地震震度范围的模拟分析，并建立“921”大地震灾情资料库。为使研发成果落实应用，2000年5月台北市政府与“国科会”签订合作协议，将淹水潜势资料、泥石流危险溪流与坡地灾害防治、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及决策支持系统与灾害管理决策志愿系统等成果与技术转移至台北市政府相关业务单位，并协助台北市政府规划建立地区防灾计划与防救灾组织。
第二期防灾科技计划共有9个研究群，包括气象、防洪、坡地、地震、地震工程、人为灾害、社会经济、防救灾体制与防救灾信息等，其中人为灾害研究群成立较晚（2003年8月成立），其余8个研究群在第二期计划中执行项目工作的重要成果具体如下：
（1）气象研究群
进行台风降雨气候统计模型的建立、更新、验证与改进工作；协助推动Aerosonde台风观测任务，并于2005年10月成功穿越龙王台风抵达台风眼，创台风研究的世界记录。
（2）防洪研究群
完成台湾地区22县市淹水潜势资料，并进一步针对水灾近况演练需要，重新检讨与制作高精度的淹水潜势数据，以支持水灾情况演练以及相关工作推动并落实应用于灾害防救相关单位。
（3）坡地研究群
初步探讨示范区崩塌降雨特性分析并且将潜势资料初步落实于坡地灾害小区避难规划。
（4）地震研究群
以“921”大地震系列强震资料来研究台湾中部场址土壤非线性反应；以气象局强地动观测网所搜集的强震资料来研究高屏地区场址效应，此项研究成果可提供快速发展中的高雄都会区未来建设时的基础防震参考。
（5）地震工程研究群
台北示范区工址特性的研究，根据地表运动资料及仿真地震数据建立台北盆地显著周期分布图和台北盆地的工址设计反应谱；台北示范区维生管网系统的危害度分析与评估，进行台北市示范区机率地震的模拟分析并初步建立台北市示范区土壤液化潜能评估方法和台北市示范区地下自来水管、道路之网络系统SSP（series system in parallel） 。
（6）防救灾体制研究群
协助完成灾害防救基本计划的制订并推动小区防救灾活动。
（7）社会经济研究群
推动自然灾害保险机制的运作与研究，并规划台湾天灾风险社会、经济与心理基本调查内容与主题。
（8）防救灾信息研究群
规划灾害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及系统架构并建立灾害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
除此之外，第二期计划还在防灾科技研发推动机制方面、重大灾害勘查与检讨评估方面、建立防救灾数据库与决策支持系统方面、学术研究方面、提升灾害防救作业效能方面以及协助“地方政府”强化灾害防救能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
五、简评
防灾科技计划开始实施以后就一直强调防灾科技成果的研发并将成果转化为实际防灾运用技术，以期望能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损失。有评估指出，虽然该计划执行两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尚不足以应付台湾未来多变化的艰巨挑战。
从计划的投入情况看，经费投入在第二期有飞速的增长，从第一期的7.5亿元跃升到26.6亿元，相应的人力资源投入在第二期也呈现出了极大的增长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防灾运用技术阶段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推广促进，这其中也包括计划第一期执行期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有关抗震救灾的研究需要和课题大量增加，从而刺激了计划第二期的投入增长。从产出来看，第一期主要是防灾相关的一些科学基础研究工作，比如建立防救灾研究与实务所需的数据库、研发灾害评估方法、建立决策支持系统等；第二期在沿袭第一期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是推动研发成果落实应用于灾害防救相关单位。该计划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一定的产出，例如该计划的有关研究工作在2006年一年就发表学术论文338篇，召开国际防灾学术研讨会16次（其他年份的数据未公布）。
至于防灾科技计划为何在执行了两期以后宣布结束，“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成立后，防灾减灾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转入了日常运作，不再需要以“国家型”科技计划方式予以推动和投入资源。其实，这与防灾科技计划设立后的执行过程和效果与当局最初设立“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宗旨有一定程度的偏差不无关系。从“国科会”1996年拟定的《“国家型”科技计划推动要点》就可看出，设立“国家型”科技计划必须有长期而明确的目标、能开发出创新技术，具有国际性、前瞻性，能够整合产业的上中下游以及官产学研资源，促进产业投资等[5]。显然，防灾科技计划的性质和特点并未与上述要求充分契合，而且其研究成果能发挥促进产业投资的功效甚微，该计划的终止就顺理成章了，这从 “国家型”科技计划后期推出的多个计划均为与台湾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也可以看出倪端。
参考文献
[1]《科学技术年鉴》[M].台北：国家实验研究院，2008.
[2]张修武，谢明昌.台湾的灾变天气[A].中国气象局.2011年海峡两岸气象科学技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气象局：2011：3.
[3]戴宝村.台湾历史上的八七水灾[N].Taiwan News，20010806（台湾之窗专栏）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6
清晨6点半，普通的一天。第一列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和谐号动车组呼啸而过，划过初苏醒的长三角。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毕军教授静静地坐在车厢里。打开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了当天的工作日程，这一天日程表上出现几个不同的城市，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长途旅行不仅成为他休息的时间，也成为他工作与思考的时间。
飞驰的动车组，窗外一块块规划齐整、高标准基础设施的工业用地，正是遍布苏南大地、连绵成片的工业园。时光回转到六年前。那时候，长三角凭借县域经济的十年高速发展超过珠三角成为区域发展的领头羊。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面对着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新战略，下一步应该如何走，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摆在江苏等地方政府面前的新问题。
以学术参与实践之志
这一年是2002年。毕军作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他决定从美国回国发展。“我喜欢挑战性的工作，为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也为自己国家的环保事业做点事情。”他后来解释说。高速发展、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中国，的确需要人才，需要大量有识之士参与建设。投身到中国的发展事业中去，同时开创自己的事业，成为很多留学归国人员的梦想。毕军选择回到自己的母校，位于长三角的南京大学。他希望成为一名好教授，做好学问，培养学生。但是，作为一名环境管理与政策的研究者，他不愿意仅仅埋首于高校象牙塔，决心以学识参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实践。
作为一名归国学者，他坚信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来自于学校及外部环境提供的所谓优越条件，而是在于自己的理念和付出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带领着一个博士生、两个硕士生、一个本科生组成的四人课题组，毕军开始了他实现梦想的征程。十分幸运的是，在中国循环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应用自己在国外掌握的研究动态及经验，回国仅仅2个月，就和清华大学的教授合作投标获得江苏省循环经济规划项目。以此为起点，在循环经济和产业生态学领域，毕军迅速成为我国这一领域的主要学者。他领衔编制的苏州工业园循环经济及生态工业园规划得到了包括6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苏州工业园也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示范园区。从2003年起，他的课题组先后完成了近10个生态工业园、生态市、循环经济的规划，有力地参与并支持了科学发展观在各地的具体实践。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作为一名理工科院系的教授，毕军获得了全国为数不多的、文科最高级别研究课题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在这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课题中，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进一步探索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之路。
以学术参与实践是毕军的梦想。然而，梦想与现实有多远？课题组的“元老”们回忆起当年刚刚创业的情形。五个成员，挤在南京大学科学楼8楼朝北的一个小小办公室里。冬天天冷，窗户却关不严，没有空调，唯一用作取暖的物品是一个小油町。但是回忆起来那时候却非常幸福，因为大家能忘记一切外界的纷扰，共同讨论每个项目的细节。知识和技能、对实践的认识，都在迅速地积累与提高。每忆及此，大家都会有所感念。
不坐办公室的大学教授
过去六年，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化，毕军一直紧紧围绕自己的三个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和社会实践，在这三个领域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知名的学者。除了循环经济研究，环境风险分析与管理一直是他钟爱的领域，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环境风险的研究。遗憾的是，该领域的研究在中国长期不被重视。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的风险预防和应急措施都无济于事，他感到无比的遗憾和焦虑，因为他十多年前在博士论文里提出的思想即使只有三分之一得到应用，整个事件也会减少很多的损失。因此，当科技部及时启动863重大项目研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的时候，他全身心投入到项目设计中。如今，南京大学是该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办公室的所在地，作为专家组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毕军的梦想是，三年后在全国各地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如果再有类似松花江事件出现，我们的政府和专家不再束手无策。
除了“循环经济”和“环境风险”这两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毕军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环境政策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在资源有偿使用、排污交易等领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工作。由他负责设计的研究方案成为我国国家批准的第一个水污染物排污交易试点项目。2008年11月，在毕军的领衔组织下，“排污交易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成为我国迄今为止该领域最大的一次学术交流。
制度的创新非常重要，但是制度要获得有效率的创新并非易事。单纯将国外的环境政策移植到中国并非最佳选择。毕军充分利用他在国外工作取得的经验，在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时，特别注重基层实践经验的积累。以长三角为研究基地，回国6年来，他深入到苏南等地区进行考察调研，从环境保护最基层的乡镇环保办到县区市环保局，再到各类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及高新区，与第一线环保工作人员、不同类型的污染主体及公众进行广泛的交流，获取第一手的研究素材，这些实实在在的调研为毕军参与具有操作性的宏观政策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长期坐在高校的办公室里，做各种精细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的教授们不同，毕军长期积累的大量基层调研经验，使他具有高度的政策敏感性，能准确判断新举措或新型环境政策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理论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正是他以学识参与实践的准则。
作为一名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人员，他时刻不忘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咨询意见。他利用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以及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为省市两级政府献计献策。同时，他也以一名致公党员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撰写各种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关于实现两个率先进程中面临的环境风险和潜在对策的建议”被评为2006年度致公党江苏省优秀调研报告。他还参与“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南京宣言”的起草，围绕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生态现代化、环境良治、环境风险管理等主题为各级各类人士开设讲座50余次。
随时工作
是种快乐
毕军每一天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10点，他来到了江苏省环保厅的6楼会议室，参加由厅长主持的长三角两省一市环境合作平台协议的修改协调会。在进行了两年多大量调研工作后，他拟定了可供两省一市领导签署的区域环境合作协议的草稿。在这些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毕军深深地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的必要性。由于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涉及到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因素，因此，他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整合不同学科、不同区域以及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资源。
下午1点，毕军一边吃饭一边与课题组的两名博士讨论论文的修改。每到这时，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讨论中，他从不刻意以老师身份自居，他喜欢学生与他争论，争论出真知。学生也喜欢在与他的争论中找到新的问题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毕军的身后，有一个高速运转的课题组，成员来自化学、生物、数学、计算机、经济学等不同背景学科。他们的共同努力，支撑着各种创新的学术观点转化为科研成果，项目设想变为现实。而他本人，更在与年轻学者相互的思想碰撞中擦出源源不断的学术火花。为了发展好自己的课题组，他将在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工作时获得的项目管理经验充分运用到课题组管理上。他本人的工作态度与风格也对课题组工作人员产生巨大影响。六年来，年轻的课题组形成了宽松而严格，活泼而严谨的风格，逐步形成的学术梯队更为其长期发展打下了基础。然而，其中的繁重与艰辛不言而喻。
“我们的导师不睡觉”，这是毕军课题组流传的一句话。某一天，当大家凑巧将导师发给自已邮件的时间比对了一下，发现他又一次工作了一夜。论文、工作报告、项目申请……从晚上11点开始，他使用邮件与不同的老师、同学沟通了10次，时间持续到清晨3点。
下午4点，毕军在自己的办公室与美国来的Dan Guttman教授交换关于加里福利亚州政府与江苏省政府及学术界开展“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论坛的意见。从美国回来以后，毕军一直非常重视国际合作。每年他利用去美国出差甚至探亲的机会，与美国高校的学者、政府部门、咨询部门展开沟通。几年来，他的课题组通过研究项目、论坛等合作方式，分别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他还通过合作培训、让研究组成员出国进修访问与接纳国外访问学者等多种方法促进课题组国际化视野的形成。
下午6点，毕军匆匆赶往机场，动身去北京。由于主持多项国家级项目，他常常往返于南京与北京之间，北京几乎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这一次，他并非为自己的项目赴京，而是为了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抗震救灾中环境保护问题的有关会议。作为“减灾委――科技部”抗震重建环境专家组成员，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积极参与，能够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尽一份力，他觉得义不容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