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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论文范文1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2
考察第五代电影文本，可以发现第五代电影的绝大部分存在着文学的母本。进一步分析这一改编的“奇观”，我们看到的是第五代电影的改编承续了现代性在历时空间中的文化之根和现时状态中的文化之变。
【关键词】现代性第五代电影改编文化语境
“第五代”是一个难以下定义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为一个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也有人认为“第五代”是一个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卓越的群体。一般而言，约定成俗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具体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1]第五代的这批作品都有着相通的历史价值立场与精神追求，有着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以此为表征。其背后还内涵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承续、转换的历程。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价值意义的构建和现代电影语言审美形式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
一、现代性的承续：“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根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也是在遵从电影自身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以反映“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为其出发点的。“五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反映了国人对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渴求。随着20年代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没有脱去“鸳蝴派”、“文明戏”的色彩，但其反过来促进了大批电影观众群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联系，自“左翼电影”以来，经过“国防电影”、“革命电影”、“进步电影”的口号，以“进步”、“民众”思想为核心的电影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主流内部关于“社会派”与“人文派”的分野为现代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导演，无疑更为执着地反思着社会进程的变迁，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迈出了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坚实步伐。在《小花》(1979)为主要开始标志的情感表现影像中，第四代电影人展开了新时期的诗化的、还旧的情感艺术表现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旧事》(1982)、《乡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国现代电影动人的局面。
承续前人对社会历史意义的探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如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表达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伤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相互交织的主题：秋菊坚定的告状既有农民的执着。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识，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也是无法用朴素的农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猎场扎撒》、《盗马贼》、《菊豆》、《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讲述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晚钟》、《红高梁》等影片是选择了的历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别姬》等影片则有的痕迹，《黑炮事件》、《大阅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压迫、反抗、觉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装饰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发现内容。所谓现代艺术，从根本上看就是为一种新的思想找到其适合的新的形式。而一个时代文化价值意义的确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语言就一直走着一条逐步摆脱戏剧语言的束缚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对中国电影语言的探讨，也是与对电影本性的发掘与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就被冠着“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电影。它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认可。1909到1922年间，电影在第一代电影人(如张石川、郑正秋)的多方面的尝试下，电影的影戏传统基本形成，并吸收了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特点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国电影工业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逐渐传播，为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重要的新动力。这批新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左翼电影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抗战期间的电影创作中，在电影语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记录电影学派的诞生和费穆在孤岛中拍摄的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暂“恢复时期”后，第三代导演开始将受压制的对电影的革新热情喷发出来，1950年代中后期的观看国外电影的经验和思考转入了他们对自己语言体系的改进，而在第三代电影人背后的第四代电影对电影的创新欲望更加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出现井喷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对西方电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电影语言上表现为一种未经归置的野性。这种爆发在整个电影观念是一种促进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决心的产物。他们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国电影“戏剧的拐杖”，走上了一条“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宽广的道路。
第五代导演无疑受到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极大影响，其延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一些写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殡’，‘泥石流’等”，到“《黄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红高梁》中的‘颠轿’、‘喝酒’等，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的艺术轨迹。”[2]但是，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们在叙事上放弃了如何将电影和戏剧分拆开来的胶着。以一种“造型感”和“隐喻性”的镜头语言体系对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使得电影的视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现代性的转换：“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变
客观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第五代导演在人性的价值启蒙与独特的造型语言的道路上持续太多的历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赶，经历了转型与调整的痛苦。从本质上讲，文化艺术形态的转型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为背景的。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整体加速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到经济商品型文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在新与旧的转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混杂、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传统审美构架的崩塌，商品经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潮流的冲击下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3]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体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当代转换，一种电影社会文化价值与电影文化语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双轮旋转”。[4]
不同于前五代电影人对电影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在认同，电影的“后五代”群体从电影本体出发，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的价值认同观念不断凸现，并日益体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九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是如何把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质上，在这个进程中对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的学习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张艺谋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导演群体特征的解体。都与此有关。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和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影片的标志性作用也十分明显。然而在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人冯小刚的贺岁系列中，则更为发人深省的表现了中国大陆的现有强势文化消费习惯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进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以及将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这些作品尴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们生不逢时。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但是，事实上，第六代导演所带来的艺术理想及表达方式，已经为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5]可以说，其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对第五代群体性语言的一种反驳，构成了对第五代群体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分析其主要的语言构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叙述视角和纪实的语言风格。
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生成要素。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尊重，第六代导演采用了自我的叙述视角，其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自传性。《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马小军回忆的方式展开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为了让观众确信我的叙述者身份，导演甚至不惜冒着故事流畅性被打破的危险，多次用话外音的方式怀疑叙述的可靠性。“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的第一次相识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遇见她。”在影片摄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渐显高大，反映了叙述人对自我的怀恋。其他如《苏州河》、《长大成人》、《月蚀》等一批作品都展现了自我的依恋和怀疑中的双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导演自我的成长寓言和青春呓语。
第六代电影导演“自我”成长寓言是以一种纪实性的语言风格呈现的。出于对宏大主题的抗拒、反叛，以及他们自身没有进入中心的边缘拍摄、生活状态，他们普遍采用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方式，强化影片的纪实性。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价为贾樟柯带来国际声誉的影片《小武》，其“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与公允的。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常规”即是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树立的乡土中国的影像。他们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争相解构和划清界限的对象。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曾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长的主题和成熟的形态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学长，在拍摄电影《长大成人》中曾说：它“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传。
三、现代性的视角：“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说过：“小说与电影是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诚如此言，自电影诞生以来，它和文学就处于这样交叉与分离的矛盾互动中。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恰是这种叙事的相似性，使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影视和文学的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影视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影视与文学都是通过感性的人物、冲突的事件和生动迷人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预先为导演或者作家设定的主题展开想像的叙事，他们在接受层面上大多都设定了预期的读者或者观众期待视野。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
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第五代”导演的经典之作，几乎全部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这是一个电影改编的奇观!“第五代”导演的处女作。几乎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梁》，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张军钊的处女作《一个与八个》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其中尤以第五代的双璧：陈凯歌、张艺谋最甚。除《黄土地》之外，陈凯歌又陆续改编拍摄了《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上接07页《花影》等。张艺谋则更被称之为“离不开小说的导演”，其迄今为止的12部影片。除了1988年《代号美洲豹》和2002年的《英雄》都是改编自小说。如1987年的《红高梁》改编自莫言的《红高梁》，1990年的《菊豆》源于刘恒的《伏羲伏羲》，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源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1993年的《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1994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取材于李晓的《门规》，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由述平的小说《晚报新闻》改编，1998的《一个都不能少》由施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改编，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纪念》，2000年的《幸福时光》取材于莫言的《师父越来越幽默》。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公共新闻；文化和制度语境；实践
【论文摘要】“公共新闻”自上世纪末在美国发端以来，引发了我国新闻界的思考和实践。“公共新闻”植根于公民社会，其诞生地的社会环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全面了解“公共新闻”内涵，紧密结合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深切关照当下国情和公共事务，恰当定位其在我国新闻实践中的角色，将是我国“公共新闻”实践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公共新闻”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并逐渐从理论探讨进人新闻实践层面。2004年江苏卫视举行《1860新闻眼》开播一周年纪念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定位在“公共新闻”，即“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推出了“公共新闻”栏目，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继“民生新闻”之后的又一场电视革命。
较之起源于美国的“公共新闻”，我国的“公共新闻”在实践环境、传播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这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立足我国国情，全面理解“公共新闻”内涵，恰当定位“公共新闻”，是我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关键。
一、“公共新闻”的缘起
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闻界，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逐渐偏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公众利益的诉求渠道受阻，形成了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式微，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疏离，民主政治生活面临崩溃的局面。在此境况下，美国新闻工作者发起了一场新闻报道业务方面的革新运动，即“公共新闻”运动。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念的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TaYRosen指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和观看这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与新闻媒介对“公共新闻”的关注、争议和实践探索，主观上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思考，实质上也呈现出当前美国民主政治利用媒介的重新定位来达到调动社会公众情绪与力量，减缓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
二、“公共新闻”中国实践的理念及定位
在美国，“公共新闻”缘于对公民社会现状的深切体量，根本上是为了唤醒公民的政治生活参与意识，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由于新闻媒体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得运动的影响被扩大了。从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讲，这场运动植根于美国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当中，是对美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自我修复，是在美国较成型的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改革成果。
较之“公共新闻”发源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公共新闻”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个舶来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美两国在媒体制度、媒介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怎样将“公共新闻”的先进理念和我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充实“公共新闻”的中国式内涵，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新闻”实践道路，将是“公共新闻”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关键。
“公共新闻”致力于以公共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提高公众的行动能力，引导公众意见，影响公共决策，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崛起历程中的中外矛盾集中显现，这种环境一方面为“公共新闻”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需要使“公共新闻”实践既能自觉调和进而立足中国文化和制度语境，又能阐扬独特理念，有效影响公众，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笔者认为，就我国的“公共新闻”实践而言，以下几点有必要贯穿和遵循。
(一)以人为本
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尊重人、完善人、发展人为主要着眼点。当下中国，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大增，与此同时，高增长带来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社会诚信代价、分配格局差异等等问题集中显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由特定的人组成的族群之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分配的公共问题，微观层面实质上也是关系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公共管理层面已经达成共识，旨在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以人为本”思想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主导思想，并在公共管理当中有切实体现。
就“公共新闻”而言，在新闻报道中应该自觉培育“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这样既做到了植根传统文化，又上承公共管理部门思想，下应公民切身需求，达成多方利益的有效调和，进而促进问题解决。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公共新闻”报道在横向上可以致力于关注和纠正当下以GDP为本，以经济收益为本等短视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均衡全面发展;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财富收益权;纵向上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即发展既能满足当前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享用资源的权利。
(二)典论引导，促进和谐
舆论引导是新闻传媒的应有之义，是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新闻报道既影响舆论的生成，又关系其走向，公共事件报道尤其如此。鉴于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注意引导中的轻重缓急显得格外重要。
当下社会转型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频发，这些矛盾大多涉及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关注这些公共事件是“公共新闻”的应有之义，也为“公共新闻”发挥传递信息，提高公民获取信息后的行动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对报道的基调、分寸、时机的把握会直接影响到作用发挥的性质和程度，把握不当将影响作用的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务必要全面看待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渊源、制度因素，多角度、多视角反思个中诱发因素;新闻工作者务必秉持理性、客观，而不是人云亦云，意气行事。在具体的报道中，要密切关注事物发展的动向，在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把握恰当力度，扮演好公共利益、媒体价值判断和公共管理部门职责三重利益的调适者角色，促进公众和公共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三)培育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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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景观设计中，历史文化的渗透，是重要组成元素，在展现景观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同时，使景观更加充满活动，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文化欣赏品味等有着重要作用。例如：北方人具有的豁达、豪爽等性格特点，南方人具有的温婉、细腻等性格特点，都与各地区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地域文化景观设计必须注重不同历史文化的选用，注重本土历史发展历程的运用，通过使用不同的符号和标识，使景观价值得到有效提升。只有合理运用历史文化，才能体现景观设计的文化底蕴，从而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各地区的整体形象得到有效提升。在合理利用地方历史民俗文化的过程中，景观环境的形成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客观载体,具有一定引导性和启发性，是给人提供寻找社会属性的重要场所。因此，基于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必须尊重地方历史民俗文化,以将某种集体精神不断传承和发扬。在针对不同的地域文化进行景观设计时,对地方历史民俗文化给以的尊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不同地域传统文化活动的参与；其次，地域传统形式的合理借鉴；最后，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展示。例如：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将文人的事迹和文学创作结合在一起，整个景观具有古典高雅、简单祥和的特点，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设计景观，让人不由自主的被古代文人的情操所陶冶。
二、基于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应注意的内容
（一）合理利用自然条件
在实践过程中，景观设计必须不断继承、发扬和体现不同区域的地方特色,在合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的同时,注重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是地形、气候植物和动物等的合理利用，是现代景观设计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二）合理利用原有的地形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种工程的不断开发和实施，使土地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质破坏。一旦土壤的结构发生改变,土地结构的稳定性便会逐渐降低,使生物的栖息地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严重的还会改变光照的特性等。因此，在基于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中，必须高度重视各地区原有地形的合理利用，才能避免倒塌、不稳定等情况出现，从而提高景观环境的稳定性。
（三）合理利用气候
一般情况下，气候条件是通过对光照条件、空气温度、湿度等，给人的视觉和触觉感受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进行景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务必做到合理利用气候，以保证整个景观的视觉效果和感观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基于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来调理环境的微气候,提高环境质量，以改善人的生活舒适程度。例如：在居住环境中的景观设计,南方设置有很多开敞的室外活动空间，与南方的气候有着密切联系。
（四）合理利用植被
在植被的合理利用方面，主要是指乡土植物和城市植物的选择。其中，乡土植物作为本地区的土生物种,在各地区的自然环境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在进行景观设计时,较多的采用乡土植物，不但不可以提高植物的成活率、保证它们的正常生长，还能很好的展示地域特色。而在城市景观设计中，植物的选择具有一定指向性，例如：在公园的景观设计中,受到植物功能特殊性的限制,使得地域文化的挖掘和体现以其它景观设计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在合理利用地域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必须注重原生生态系统的有效保留，才能确保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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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刚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行各业的市场空白都
特别多，无论什么生意，谁先做谁就赚钱。加上政府部门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手段和法律监督机制的滞后，许多人或借助于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或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打球"，创造了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获取了在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需要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才可得到的"第一桶金"，不少人很快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规范化管理阶段，商品日益丰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上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那种一夜暴富的神话是一去不复返了。尤其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依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各成员国必须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实际上，也只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不再到处挥舞，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国内企业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参与竞争，必须遵循国际规则，也就是说，不可能再享有政府的行政性保护了。同时，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将来也没多少法律空子可钻，企业只有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参与正常的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二、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团队是企业竞争的最大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竞争的直接表现是质量之争、价格之争、服务之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品牌之争；而实质上支撑这些竞争的却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市场拓展手段和组织管理水平；而体现这些特征的最终载体是人，因此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而人的竞争又体现在智力创新能力的竞争，因为只有不断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和服务手段的创新，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企业在同行业中持久地处于技术进步领先、管理机制领先、市场营销领先和服务水平领先，也才能具备价格优势，才能提高产品知名度、美誉度，扩大市场占有率，最终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诚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唯有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它一切物质资源如资金、设备、商品等，只有在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作用。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企业之所以高度重视人才、积极挖掘人才，道理也在于此。因而我们说，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团队是企业竞争的最大优势，谁拥有这样的人才团队，谁就具备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和服务创新的优势，谁就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遥遥领先，成为赢家，永立于不败之地。
三、加强教育培训是提高人才团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既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那么创新能力从哪里来呢？靠教育培训，这是提高人才团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因为抓好教育培训是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而员工的知识技能是激发创新能力的前提条件，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在产品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企业，这一点体现的更为明显。
有人说，企业通过挖掘优秀人才，同样可以达到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从某种意义
上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同样离不开教育培训，因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是靠引进一、两个尖子人才就能解决问题的，尖子人才往往只具有某一方面的创新能力，或是技术人才、或是营销高手，而这些人才如果不能适应环境、融入公司的企业文化，未必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曾经有某电脑软件公司，通过人才猎头高?挖"到一位顶尖水平的软件开发工程师，老板开始敬之如神明，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但此人与公司内各部门关系较差，工作中发生了许多矛盾，结果未满三个月，该尖子人才就辞职走了。
企业创新能力体现在企业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只有综合性的创新能力，才是真正的有竞争优势的创新能力。尤其人才培养不只是重视知识技能方面，还要考虑品德、情感、志趣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考虑企业文化、考虑人才队伍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这是只有企业综合性的教育培训才能做到的。谁在这方面把握得好、做得好，谁就能在竞争当中保持长久的整体创新优势，最终在竞争中打败对手，获得胜利。
四、现代企业怎样进行教育化经营
我们提出的"企业教育化经营"的理念，其实并不是新的发明创造，无论是国外成
功的知名企业，还是国内大大小小的各类企业，其领导者也都知道人才重要，明白抓好员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意义，大都建立有自己的培训中心，甚至开办了自己的管理学院。但问题在于，成功的企业在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系后，能够从上到下真正重视起来，并持之以恒落到实处，而我们国内有些企业特别是经营效益较差的国营企业，其教育培训基本上流于形式，上课、考试等都不过是走个过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再也不能继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把此项工作抓到实处。那么，作为现代企业究竟该怎样进行教育化经营呢？
1、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从领导开始真正重视起来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行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作为现代企业，面对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形势，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到，?quot;与狼共舞"，就必须具备既不会被"狼"吃掉，又有可能打败"狼"的本领。抓好员工的综合教育培训，是提高人才团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企业"与狼共舞"本领的重要途径。从企业领导层开始，对此要真正重视起来，提高思想认识，彻底更新观念，牢固树立企业教育化经营的思想，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切不可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把教育培训工作看成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2、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
企业要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必须有一定的人的基础和物质基础为前提，这要从硬件、软件两方面入手来考虑。硬件方面，包括建立相应的教育培训机构，配备必要的教学场地和仪器设备，如电脑、投影仪、音响器材等。软件方面，一是配备一定的师资力量，二是添置必要的图书资料，三是建立长设的信息收集处理部门，有专人负责。
有了一定的人和物质的基础，还要结合企业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设想，针对本企业员工的特质，制定出较为详细的教育培训方案，逐步建立起富有自身企业特色的教育培训体系。一般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提高员工思想素质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员工爱祖国爱企业的思想境界和正义感，追求事业成功的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就感，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服从服务意识，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忠诚敬业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以及健康的身心、积极的心态、远大的抱负、开阔的胸怀、优秀的品格等。
二是关于员工文化素质方面的内容。在学历教育的基础上，增加员工社会知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哲学的、历史的、地理的、宗教的、社会风俗的等多学科知识，开阔员工视野，提高员工融会贯通、知识创新的能力。
三是培养员工专业技能方面的内容。主要指员工所在岗位的职责要求、技术专业知识、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以及企业文化方面的内容。所在岗位部门一般包括技术研发类、生产制造类、人力资源类、行政管理类、市场营销类等。
四是培养员工社会交往能力的内容。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合作的时代，必须培养员工的交往水平，主要包括日常的社交礼仪，待人接物的常识，口语表达和沟通能力等。
五是训练员工综合管理能力的内容。主要针对中层以上管理干部，重点培养其宏观把握能力、战略策划能力、组织指挥能力，以及个人工作魄力和人格魅力，课程设计包括初级管理、中级管理和高级干部领导力训练等。
3、把日常工作纳入企业教育培训的范畴。
企业教育化经营的理念，就是要求把企业一切日常工作都列为员工培训的内容，组织会议就是在上课，落实工作完成任务就是实习；企业最高领导就是培训机构的负责人，部门经理就是讲师，有关的文件、职责、制度就是教材，员工拟定的报告就是作业。按这种思路开展工作，就可以随时检查问题，纠正错误，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完成结果的最佳水平。
4、把员工绩效考核与教育培训考核统一起来。
员工绩效考核是企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十分重要的环节，其根本目的是检验员工工作的最终效果，评价其贡献程度作为个人获取报酬的主要依据。在教育化经营的企业中，则是把日常工作绩效考核与教育培训的考核统一起来，绩效考核的结果就是教育培训的结果，绩效考核不合格则意味着培训成绩不合格。由于建立了规范的考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奖惩制度，考核结果对员工必将产生巨大的压力，有了压力就会产生拚搏的动力。
五、如何理解和推动"员工学习化生存"
我们提出"企业教育化经营"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员工培训，全面提升员工个人素质，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员工个人身上，所以在提出"企业教育化经营"的同时，又提出了"员工学习化生存"的理念，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表述对象的主体不同罢了。那么，怎样理解"员工学习化生存"概念和推动员工的积极参与呢？
1、阐明企业"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政策
成功的企业往往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即内部人才机制的"三公"原则。所谓"三公"，
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在企业内部营造平等的用人环境，建立公平合理的人才价值评价体系，职务调整方面坚决做到任人唯贤，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竞争机制，最容易激发员工的正义性和积极性，对于个人来讲，能够达到潜能激发最大化；而对于企业来讲，由于产生了良性的循环，因而能够实现综合效果最大化。同时，建立了这样的人才竞争机制，也就给员工指明了奋斗的方向。要想在企业出人头地有成就感，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能量和价值，必须积极参与公平竞争，不要指望其它门路，如找人情关系、请客送礼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骝骝，你是千里马就不用担心没有伯乐，是金子就一定会闪光的。
2、人才在竞争中获胜的根本原因
成功的企业在提拔使用人才的过程中，会有严格的考核、选拔过程，依据的条件就
是你的思想素质、知识技能、实际操作等方面的能力等，不会过多地参杂其它非正常因素，如血源关系、个人情感、主观好恶等，从而保证落实人才激励机制的"三公"原则。在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只有真正具备条件的人，才能够战胜对手，脱颖而出。换句话说，参与竞争的人才个人所具备的能量，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的根本原因。
3、提高个人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的创新和淘汰速度非常之
快，一个人要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为人才竞争中的常胜将军，就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掌握新的东西，这是提高个人素质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正如彼得o圣吉博士在他的《第五项修练》中所说的，"任何一个企业、一个个人要想保持持久的优势，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的更快的能力。"我们必须让员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形成员工自发学习的内在动力，牢固树立个?quot;学习化生存"的意识，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
4、营造学习化生存环境，组建优秀的人才团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环境的变化对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必然会带来
很大影响，古时候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企业不仅要大力倡导"学习化生存"的理念，还要善于在内部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首先从领导做起，树立不断学习的观念，把日常工作看成不断学习的过程；其次改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6
1．1国外研究现状
县域经济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与完备功能的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中观的区域经济性质的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HectorSeaman，1958)提出了“核心区———边缘区”理论;他认为在县域经济的产业布局上，县域存在某种很强的地域特征，产业布局的位置分布有一种吸引力，它的引力强度与区位特征有关，而产业发展的最佳位置则应在区位特征最为明显的方向上。而在区域和城市的研究中，主要是讨论的就是这种城镇群体空间的组合，这种系统理论已成为城市群空间研究的重要模式。相对于国外的这些理论研究而言，对于小城镇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以发达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并没有系统专门的研究。
1．2国内研究现状
我们国家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大多都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区域经济学对县域经济作研究分析。我国关于小城镇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从1980年开始的，以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思想，提出了小城镇的发展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一观点，把小城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依次为基理在我国涌现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目前我国在小城镇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和缺陷，对深入研究其发展的相关机理、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等方面问题还不够完善，对小城镇和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策略方面的研究不足，应该深入去研究。
2．红格镇现状及优势
2．1城镇现状
红格镇位于盐边县东南部，地理坐标在北纬26°25'～26°38'、东经101°51'～102°00'之间，东与新九乡、和爱彝族乡相邻，南面与会理县相接，西与仁和区隔江相望，北与益民乡接壤。省道310由东西向穿越本区域，雅攀高速公路位于北部边缘过境地段。现状基础设施水平较低，除省道310外，其他公路等级低，路面较差，以四级与等外公路为主，内部交通与对外交通混杂。市政工程设施不完善，尚无垃圾转运站、消防站等设施，城镇安全，环境卫生压力较大。城镇周边金沙江、雅砻江地表径流丰富，但利用难度较大，属典型的工程型缺水区域。地表水资源在时间上分布不均衡，干季时期农灌用水、城镇生活用水以及景观用水都难以满足需求。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吸纳能力有限2012年的规划范围内城镇化率37%，略高于全县平均水平(22%)，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0．3%)，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规模偏小，对入城农民的吸纳能力有限。红格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利用先天的生态资源优势，促进服务攀西，创建国际社会性的旅游度假区，发展以生态第三产业为龙头产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成为了红格镇面向国际研究和创新，会展，商务办公，教育和培训基地，同时也成为了环境优良的度假休闲，娱乐和休闲，户外运动，生态旅游区，低密度生态性住宅开发重点区域之一。新的产业结构产生大了量的就业岗位，为当地群众的就业提供了支撑，为周边村镇人口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得周边产业园区的工人和乡镇农村人口能够有序有质的向红格镇转移，有力地促进了红格镇的城镇化。同时，红格镇昔格达和金河红格村的特色水果产业，早春蔬菜等产业的销路也在持续的扩大。
2．2红格镇规划优势
2．2．1红格镇规划定位
红格镇规划定位是红格镇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红格镇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以发展休闲度假产业、康复养生产业为基础，以房地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提升整合旅游核心区的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发展，在规划期内，将红格温泉度假旅游开发核心区建设成为以温泉休闲度假、康体养生、健康运动以及房地产业相结合的具有浓郁亚热带风情的生态旅游胜地。同时红格镇以自身的地理优势进行了红格温泉旅游度假区的总体规划，其总体结构布局大致可以分为“两轴，两心和五区”。“两轴”就是空间轴与引力轴;“两心”则是红格以龙山为中心的新镇区和以温泉湖片区为中的两个综合服务中心，“五区”则是温泉湖区，幸福城区，阳光谷区，健康园区和锦绣村区五个功能分区。
2．2．2红格镇规划对盐边县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盐边县将旅游产业定位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发展乡村旅游，五行养生休闲徒步旅行，全面打造红格的运动休闲之旅和冬季阳光之旅，提高旅游产业的知名度。进一步巩固红格到格萨拉沿线的“百里生态长廊”精品旅游路线其中途径桐子林、二滩、渔门等地把盐边的精品旅游胜地全部融入其中，利用这些先天的旅游资源，把盐边县建设成为中国西部旅游特色鲜明的阳光之旅、大裂谷奇异风光之旅和川滇民族风情体验之旅的最佳目的地。而红格开发区作为盐边县温泉度假旅游的核心区开发区，以休闲度假、康养健康为主要产业，以房地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提升整合整个旅游核心区的产业结构，来推动盐边县经济发展，显示出红格镇域规划在盐边县域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3．红格镇规划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3．1带动县域旅游业的发展
红格镇具有先天的旅游资源优势，阳光温泉资源独具特色，为发展特色旅游业提供了可靠条件。目前已依托阳光温泉资源建成了红格温泉假日酒店、红格温泉宾馆、国家级棒垒球竞赛训练基地，绿色运动休闲中心等休闲旅游设施，温泉度假旅游开发核心区的建设也正逐步展开，休闲度假旅游业的发展出具雏形。通过对红格镇旅游产业的规划打造，提高盐边县红格的知名度，对促进盐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3．2促进县域资源集聚
红格镇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地理位置、规划条件、自身资源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不仅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内部龙头”，红格镇还拥有周边农村地区所没有的基础设施优势，让周边丰富的农产品，小型商业等向红格镇集聚。让红格镇在成为当地商贸服务中心的同时，也成为红格镇域周边农村地区的信息交流的重要基地，让资源、生产技术、农业技术、农业信息、产品信息、经济文化等都在红格镇进行汇聚共享，促进区域的经济交流合作，真正实现以镇带村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式。而正是因为这种集聚作用，使红格镇汇聚了大量的资源、经济及生产要素，这些要素以红格镇为媒介又可以流向上游的小城市，让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城市汇聚，利用城市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又可以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反过来拉动红格镇镇域经济的发展。
3．3对所在地区产生影响和支配
红格属于以南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形成独特的农业特色，近年来积极推进优质水果、粮食等基地建设，芒果、玉米等迅速发展，农业基础条件较好。从用地建设条件、地理位置、宜居环境来看，红格镇都将成为矿业从业人员，旅游及服务业人口，周边农村人口及生态移民人员前来居住生活、休闲娱乐的首选地，是盐边县南部片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重要支撑。
4.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