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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形成原因
市场消费观念较强消费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的，“90后”女大学生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90后”大学生出生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中国加入WTO后，世界各国的商品在自己的本土上就能购买到，极大地增强了“90后”的消费观念。消费易受媒体的诱导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使得电视、网络等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90后”这一代正是成长在信息发达的时期，从小就看着和听着电视上的广告长大，很多品牌的商品以及许多崇拜的名人做的广告在这一代人中已根深蒂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引导着他们的消费观念。家人的呵护和放纵“90后”多为独生子女，其父母大都是“60后”，是吃过苦的一代，但他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再吃苦，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满足孩子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人更看重血缘关系，有“隔代亲”的现象，因此，在家庭里，“90后”被当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备加受家人的宠爱，过分的溺爱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以我为中心”的狭隘意识，想要的东西，只管伸手向家人要，勤俭节约的意识已淡薄。
带来的危害
精神生活缺乏动力不少大学生过于追求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的构建，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和钱用在了交际和娱乐方面，出现精神空虚，严重影响了学业和身体健康；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有的伸手向父母要钱，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良的消费观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也极大地影响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形成。严重影响思想觉悟的升华西方的一些消费模式、金钱至上的人生观猛烈冲击着大学生。面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有的学生忘记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少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充斥着奢侈的高消费理念，使缺乏辨识能力的大学生极容易被影响并被误导，从而产生不健康的消费观念，使得一些学生的虚荣心彭胀，形成无休止的攀比心理，最终导致人格上的缺陷。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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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及流通的专业化
斯密视分工为经济发展的根源，但分工却颠覆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越来越专业化且相互依存，每个人都只参与很少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并用所得收入交换其他产品，这就导致了生产和消费的分离。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空间、时间、信息、所有权和价值五个方面:空间分离产生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选址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同;时间分离产生于生产与消费时点的差异;信息分离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彼此信息的不确定;所有权分离是指生产者拥有产品所有权而消费者却不拥有;价值分离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关于产品保留价格的差异［2］4。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导致了《国富论》第三编中所涉及到的城市兴起与商品流通等国内贸易问题。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对于社会大生产有效运行具有关键作用，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必须以大规模的销售为前提，如果商品不能转入流通过程，生产就要陷入绝境。流通一端联系着生产，一端联系着消费，实现两者有效对接，并凭借专业化优势，极大节约了产品转移过程中的流通费用，进而降低了产品价格。但流通的功能却不仅限于此，它通过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有效融合，既能以各种途径鼓励即期消费，又能指导生产满足潜在需求。本文以下部分将主要围绕生产与消费信息分离所导致的搜寻成本、需求不确定及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空间分离所产生的退换货成本与第三方交易场所，来展开相关分析，并在其中穿插流通中介对价值分离所导致的供需双方保留价格差异的解决。
搜寻成本的节约
人们利用市场机制买卖产品会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谈判协商及合约执行与事后监督等)，成本过高必然会阻碍交易的实现。流通中介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搜寻经济等可以创造出节约交易成本的机会:首先，生产者的交易量要受到企业生产能力与产品市场容量的制约，消费者的交易量也要受自身需求的限制，而流通中介通过扩大采购和销售对象来增加交易量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其次，由于不同种类产品所需流通设施(店铺、货架、仓库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流通中介同时经营多种产品就可以实现范围经济;第三，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在知识分散与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寻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就必须支付一定的搜寻费用，而流通中介作为二者的交易中心能实现信息的提炼与整合［2］41－53。由于最终消费品买卖极少涉及到谈判与合约执行监督等成本，经济学家着重强调了搜寻成本对买卖双方的影响。尤其是对消费者来说，市场上的产品价格、质量等各类信息都是离散的，即使是同质产品往往也会存在不同的价格，消费者要寻找到适宜的产品就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它主要包括为搜寻相关信息而付出的时间、努力、金钱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因此而使内心感受到的各种不便等［3］。消费者购物前必然会在不同产品间寻求比较，如果某种产品的信息搜集成本过高，那它就肯定不会出现在消费者的考虑范围内，消费者与该产品生产者间的交易也就不可能发生。由此，我们可以导出以下两个研究方向:搜寻成本对交易的影响以及如何降低搜寻成本。(一)搜寻成本对交易的影响在第一个方向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是Stahl(1989)，他构建了一个包含有限数量同质厂商与异质消费者且存在唯一混合策略对称纳什均衡的博弈模型，设定一部分消费者(比例为μ，0≤μ≤1)拥有关于产品价格的完全信息，另一部分消费者(比例为1－μ)存在一个固定的搜寻成本，则随着μ从0增加到1，纳什均衡价格也将从完全竞争价格逐渐提高到垄断价格，即社会总搜寻成本的增加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厂商垄断地位的形成与消费者需求的减少［4］。Cason和Friedman(2003)，Cason和Mago(2010)等在实验条件下对Stahl的结论进行了检验，发现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非常吻合:社会总搜寻成本越低，则产品均衡价格越低，消费需求越高［5－6］。(二)基于搜寻成本节约的流通内生演化既然搜寻成本节约对应着产品价格降低与消费量增加，那么如何降低搜寻成本就成为当务之急。可以想象，当搜寻成本过高使得买卖双方缺乏耐性而愿意支付一个合适的溢价时，专门的流通中介就可能会出现。一方面作为众多生产者的代表，流通中介可以凭丰富的备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通过“一站式购物”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作为众多消费者的集中代表，流通中介通过大批量进货也降低了生产者的搜寻成本，他们无需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对其产品有需求的消费者;同时“分工和专业化优势还会使其在寻找合适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时速度更快，匹配供求关系上更具效率性”［1］;此外，广泛分布的流通中介还拉近了其与消费者的空间距离，降低了消费者搜寻过程中的路途成本。通过降低搜寻成本、缩短交易时间，流通中介就可以及时满足双方有效需求并获取利益。Shevchenko(2004)和Watanabe(2010)都从降低搜寻成本的角度阐释了流通中介的内生演化。前者设定经济系统中的每个主体都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由于分工和专业化，他们只生产一种产品但同时消费多种产品，经济主体要想通过交换满足多样化需求就必须进行有成本的搜寻，而流通中介通过维持一定量包含各种产品的存货可以帮助他们节约搜寻成本;当从事流通能获取超过生产的额外收益时，部分主体就转变为流通中介，流通中介的均衡数量取决于匹配生产消费所获取收益与维持存货所耗费成本的比较［7］。后者则构建了一个流通中介从生产者中内生演化的均衡模型:设定市场上最初只存在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直接交易需耗费一定的搜寻成本，如果某个生产者想成为流通中介，就必须花费一定资金用于店铺、仓库及其他运营设施的投资，以保证他能从生产者手中购买大批量产品并通过为消费者提供稳定的多样化选择节约其搜寻成本，这将帮助他向消费者索取一个高于进货价格的产品售价。只要消费者数量足够多从而确保其获取的净收益超过作为生产者时的净收益，流通中介就会内生演化出来［8］。(三)节约搜寻成本对消费的促进流通中介不仅通过专业化经营和集中化交易便利消费者的直接搜寻，还会主动将其拥有的相关产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这些都会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有效促进消费。其一，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表明产品边际效用在零点附近最高，因而多消费一种新产品总是更好的选择，流通中介通过增加备货宽度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决策空间，就刺激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消费。其二，流通中介通过降低搜寻成本，便利了消费者在更多产品间的权衡比较，这将对生产者的定价造成压力，形成较低的市场均衡价格［9］，增加需求并提高社会福利［10］。其三，在单个生产者与消费者(两者都是风险中性)面对一单位产品的双边交易中，一个掌握产品成本信息的风险中性流通中介的出现被证明能降低生产者的保留价格并提高消费者的保留价格，这意味着交易可能性集合的扩大［11］。其四，部分研究分析了有限数量的异质消费者(对应着异质搜寻成本)面对有限数量的同质异价产品时的搜寻行为，通过构建N维非线性系统方程求解市场均衡，证明产品价格与搜寻成本的离散程度正相关，搜寻成本分布越集中，则产品平均价格越低［12］;而流通中介作为众多厂商的代表降低了消费者搜寻成本的离散程度，从而也就降低了产品的平均价格。(四)流通中介反馈需求信息引导生产流通中介不仅通过大批量重复购买降低了生产者的搜寻成本，其在帮助生产者识别消费者偏好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产品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不同质的各类需求，卖要特别适应买;但消费者偏好却是隐性不可预知的，且极易受到各类因素影响而发生波动。由于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唯一确定的了解就是需求是不确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并造成产品滞销与资源浪费。由于流通中介提供的产品种类更丰富，与消费者交易次数(相比生产者)也更多，因而“更容易收集到消费者的需求、习惯及偏好等信息”［13］。大量证据表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分享需求信息能获取更大的利益［14］。在一定的激励条件下，流通中介将其拥有的相关信息逆向传递到生产领域，可以帮助生产者降低其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15］:一方面，有效的需求数量预期可以指导生产者制定更精确的生产规划，减少不必要的库存成本与缺货损失［16－17］，这将有利于产品价格降低与消费增加;另一方面，有效的需求结构预期将促使生产者更有针对性地开发、生产出满足消费者内在需求的产品，不断地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消费。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规避
生产与消费分离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造成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仅凭外观很难判断产品内在质量，甚至要经历很长一段消费期后才能对其有效识别，这就很容易诱致厂商以次充好的道德风险问题。劣质产品充斥市场不仅会抑制需求，还会加剧消费者的逆向选择———均衡状态下消费者只以低价购买劣质产品，优质产品则被驱逐出市场。解决上述问题的几个有效机制包括产品质量认证以及通过广告树立产品声誉等，但这都需要企业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且虚假信息的充斥有时还会使这笔花费收效甚微。如果信息无法在消费者之间有效传递，那么生产某一类或几类产品的生产者在与特定消费者寥寥可数的交易中就缺乏足够激励披露产品质量和成本信息;同样，特定消费者在某一产品极为有限次数和数量的购买中也将不愿支付高昂成本认真调查产品相关信息。但现实中的产品交易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流通中介作为内生的替代方案，通过大批量购买与持续性销售，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有限博弈转变为由其连接的无限博弈，从而有效摆脱了“囚徒困境”，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一)驱逐劣质产品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对流通中介来说，出售劣质产品往往会经由口碑效应影响其余所有产品的销售，良好的声誉则有助于其获取更高的溢价［18］。为避免声誉受损，流通中介会威胁存在欺诈行为的厂商断绝未来的所有交易。由于流通中介相比单个消费者会“让厂商的坏名声传播得更快更广，导致其销量短期内出现巨大下滑”［19］，因而这种威胁就是可信的。厂商要想从与流通中介的持续交易中获利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在只考虑产品价格与质量的二维属性时，一个良好声誉的流通中介甚至可以实现生产者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的帕累托最优，保证均衡状态下其索取的产品价格与质量严格正相关［20］。同时，流通中介还会通过事前控制和事后反馈进一步保证质量:一方面，通过设立质检部门，流通中介可以在进货时利用“专业化优势对产品优劣有效识别”［21］，为消费者提供售前质量保证;另一方面，多样化销售使得流通中介更容易收集到消费者对各生产者产品质量的评价信息，从而在未来采购时剔除假冒伪劣及其它不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一定条件下，即使流通中介缺乏声誉且不了解产品质量，也同样能有效制约生产者的道德风险，Garella和Peitz(2000)通过构建两厂商寡头垄断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其基本思想在于设定生产优质产品能获取更高的净收益但成本也更高，消费者和流通中介都不具有产品质量信息，但两厂商了解彼此质量。若不存在有效的分离机制，则相比生产优质产品，厂商以次充好会更有利可图，这将导致优质产品厂商收益受损，但其通过支付一定费用进行质量认证可挽回部分损失。因此，当两厂商都选择自销时，均衡状态下他们都会生产优质产品并进行质量认证;若厂商都选择经由流通中介销售产品，则只有当流通中介同时销售优劣两种产品时，优质产品厂商才会进行质量认证，博弈的完美贝叶斯均衡表明，此时两家企业都会生产优质产品，这就有效避免了厂商的道德风险，并且流通中介的存在还节约了厂商的质量认证费用，提高了社会福利［22］。(二)实现质量分离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厂商道德风险得到制约后，逆向选择也就迎刃而解。Biglaiser(1993)最早发现将一个垄断性流通中介引入存在逆向选择的动态市场可以明显改善市场效率:一方面，流通中介与生产者的交易次数更多，购买量更大，因而有更强的动机去调查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流通中介提供的产品种类更丰富，与特定消费者的交易也更频繁，为了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从持续易中获利，流通中介会有更大的激励准确披露产品质量信息。设定众多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选择相互间直接进行交易或经由流通中介间接交易，则均衡状态下，所有高质量产品都将通过流通中介销售，并且消费者对流通中介也有足够的信任，而低质量产品将由生产商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从而“柠檬效应”就得到极大缓解［23］。Biglaiser的结论得到了Chu(1994)的呼应。他们描述了一个包含若干厂商、流通中介和消费者的无限期动态博弈过程:设定生产高低质量产品的厂商数目分别为n1、n2，拥有优劣声誉(优良声誉必须通过事前一笔巨大的投资来建立)的流通中介数目分别为n3、n4，厂商和流通中介拥有产品质量的完全信息，消费者只知道质量优劣的概率分别为n1/(n1+n2)和n2/(n1+n2)，但在购买后能准确识别质量信息。模型假设零售中介销售低质产品会使其在未来交易中失去所有高质产品的购买者，则均衡状态下将存在唯一的分离均衡:所有高质量产品厂商都将通过声誉良好的零售中介销售产品，而低质量厂商将通过无声誉的零售中介(譬如折扣店)来销售产品［24］。相应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流通中介的信誉可以成为产品质量的传递信号，当流通中介拥有良好的声誉时，消费者通常会认为其销售的产品质量也更高［25］。因此，对于那些生产高质量产品但缺乏足够名气的厂商来说，相比投资于成本极高却往往又难以收到良好效果的广告，利用卓有声誉的流通中介来销售产品也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购物环境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虽然产品交易早已存在，但自19世纪末百货公司兴起后，人们(尤其是女性)才开始逐渐享受到购物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26］。至今，逛街购物已演变成一种休闲活动，其过程本身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享乐型价值［27－28］。由于人们在购物时并不只是基于产品的价格、质量、外观或其它属性做出决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认知和情绪的左右;因而作为消除生产和消费空间分离的第三方交易场所，流通中介所提供的购物环境就可以借助一系列物理参数创造出一种视觉、听觉或嗅觉上的感官印象，作用于消费者的精神状态并影响其购物行为。正如营销学大师科特勒所言，“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在哪里被购买和消费，许多情况下，购物环境比产品本身还要重要”。Donovan和Rossiter(1982)首先将环境心理学中的“环境刺激—情绪状态—行为反应”模型引入到购物环境与消费行为的关系研究中，证实舒适的购物环境通过作用于消费者情绪，提高其愉悦和兴奋，确实能增强其店内逗留时间和购买动机［29］。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这一模型检验购物环境(包括店铺的气味、音乐、颜色、灯光及店员服务态度等)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且绝大部分研究都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30］。例如，Sherman等(1997)证实店铺氛围会对消费者情绪(包括愉悦和兴奋度)产生积极影响，而情绪又会影响购买决定，尤其是愉悦感会增加其店铺逗留时间、消费支出和购买数量，并且即使消费者事先已有确切的购物目标，这种愉也会刺激计划外的购买［31］。Fiore等(2000)的研究表明，音乐和灯光衬托下令人愉快的产品展示及与周围环境相匹配的香气有助于消费者的信息处理和心理映像，能为其带来情感和认知上的快乐，显著提高其购买意图和保留价格，并且心理认知上的体验比产品本身的有形属性(如颜色、花样、款式等)对消费者的购买决定影响更大［32］。Morrin和Chebat(2005)发现，大多数冲动性购买者的行为主要受情绪的影响，慢节奏的背景音乐通过作用于情绪能显著促进其消费支出;而大多数理性购买者的行为则主要受产品价值认知的影响，空气中弥漫的橘香通过作用于认知会增加其消费支出［33］。Morrison等(2011)则实证检验了购物店的音乐(音量高低)和香草气息等无形氛围因素对年轻购物者购物行为的联合作用，发现音乐和香气对消费者的情绪有显著影响，激昂的音乐和芳香所产生的刺激会提高消费者的愉悦水平，增加其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支出［34］。反之，当购物环境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或令人感到不快时，消费者的店内逗留时间和消费支出都会减少［35］。
退换货成本的降低
消费者购物时往往无法立即确定某一产品是否恰好满足其特定需求或偏好(代他人购买会加重这一问题)，并且产品质量问题也可能要经历一段潜伏期后才会爆发。对风险厌恶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不确定性必然都会制约其购物意愿。研究表明，产品退换服务通过风险分担与信息传递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退换服务的基本功能是为包括产品质量和需求匹配在内的各类不确定性提供保险，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它意味着消费者实际上“延迟了购买行为，直到他们已经对产品性能有足够的了解”［36］。通过帮助消费者分担一部分甚至全部风险，退换服务降低了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刺激了消费需求，并且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退换服务的销售促进作用也越强［37］。对厂商来说，提供退换服务还可以成为传递产品质量信息的有效信号:退换服务通过降低消费者风险可以促进销售量增加，并有助于索取一个更高的销售价格，但同时也会产生退换成本(产品质量越低，退换量越高)，因而借助销售收益与退换成本的权衡，设计一定的机制，必然能实现厂商优劣分离，保证均衡状态下高质量厂商选择提供退换服务，低质量厂商不提供退换服务，而消费者通过观察厂商是否提供退换服务就可以对产品质量优劣做出判断［38］。虽然退换服务具有一系列令人满意的功能，但生产地与消费地的空间距离却增加了退换的路途成本。如果这种成本过高并超过了购买价格，消费者就将被迫持有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产品;进一步，若消费者购前就能预期到事后高昂的退换成本，其对这种产品的购买就不会发生。流通中介的存在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由于流通中介分布范围极广且与消费者空间距离更近，由其代为提供退换服务，就能有效降低消费者的退换成本;其次，流通中介可以凭借规模经济收集大量“次品”，然后向厂商一次性退换节约社会总退换成本;第三，由于流通中介面对的客户更多，在退货价值损失不大的情况下，通过对产品做简单再处理就能很容易将其销售给需求匹配度更高的其他消费者，而无需退还给厂商，这就大大减少了仅仅由于需求不匹配所导致的不必要的退换费用。图1消费者的购物决策综合已有研究，消费者的整个购物决策可以描述如下(博弈树如图1所示)。第一阶段，消费者首先决定是否购买某一产品，不购买收益为0;如果选择支付价格p购买该产品，那他在第二阶段将面临产品(包括质量、性能等)能否匹配其需求的不确定性，设定匹配的概率为θ，此时其获得效用ν1(ν1≥p)，不匹配的概率为(1－θ)，此时其获得效用ν2(0＜ν2＜p);消费者购后能准确了解产品属性，继而第三阶段通过权衡收益决定继续持有还是退货(若选择换货，那他又重回第二阶段)，如果保留产品，其净效用为νi－p，i=1，2，如果退货，其可以获得全额赔付，但需支付退换费用c。则消费者在第一阶段做出购买决定后的V－N期望效用为:U=θ(ν1－p)+(1－θ)max{ν2－p，－c}。显然，若－c＜ν2－p，则无论产品是否满足需求，消费者都会在购后继续持有该产品，这意味着过高的退换费用将使退换服务形同虚设。若－c＞ν2－p，则需求不匹配退换就是一个更优选择，此时消费者的期望效用为U=θ(ν1－p)－(1－θ)c，所有满足ν1＞(1－θ)c/θ+p的风险中性消费者都会购买该产品;随着流通中介对退换成本c的降低，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要求的匹配保留效用ν1的门槛值也会随之降低。极端情况下，若流通中介完全消除了消费者的退换成本c，则消费者的期望效用变为U=θ(ν1－p)，此时只要产品匹配需求时的保留效用ν1高于产品价格p，消费者就会选择购买;对比消费者在购前拥有关于产品属性完全信息的情况———这时也只有保留效用超过产品标价的消费者才会选择购买并消费该产品，两者结果的吻合暗示我们，流通中介降低退换成本相当于为消费者提供了关于产品隐蔽特性的更多信息，随着退换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将逐渐趋近于拥有完全信息下的状态。退换成本过高往往会加剧厂商生产劣质产品的侥幸心理，流通中介通过降低退换成本便利产品退换将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并且由于绝大多数流通中介都提供一定约束条件下的退换承诺，无法提供退换服务的生产商，其产品也就不可能借助流通中介销售，从而流通中介通过提供退换服务就进一步剔除劣质产品，降低了消费者的购物风险。
消费观论文范文3
1.岗位设置有违内部互相约束原则
很多情况下班级的班费由生活委员管理，在班费的使用过程中，生活委员负责每笔开支的记录和报销，显而易见，这项制度与正式单位里财务部的相互约束的原则相违背。在单位的财务部门，出纳人员只负责出纳工作，并不兼管稽核和账目登记等相关工作。这与班级里生活委员的职务范围有很大差异，生活委员不仅负责班费的管理，更要对班级里班费的使用情况等进行详细的记录。大多数生活委员都可以恪尽职守，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不过在班级里，由于个人品质不同，很多同学可能对生活委员颇有微词，缺乏信任甚至在背后诽谤造谣。有很多生活委员在自己资金不足的时候经常挪用班费以做己用，即使过后补回来，也是不可为的。
2.班费支出缺乏
购物发票班费的支出都是一些小事，如在小超市买点生活学习用品，在水果摊买点水果，这些都不好开发票，这导致在班费的使用中，大多数情况并没有发票凭证。而在企业的财务管理过程中，每次开支都是有正规发票的，这使企业的各项收入开支都有迹可循，有账可查，这样在对账目进行整理时，才会有条不紊。在正规单位中，财务支出如果没有发票是不被认可的，甚至员工报销出差费用也必须出示原始凭证。与企业参与管理的严格相比，在班级的班费支出中，原始凭证却不能引起重视，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关注。
3.缺乏班费使用的审批环节
在班级的集体活动中，并没有进行相关的审查环节，只要这笔款项得到班委会成员的认可，班费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支出，无论支出的款项多大，比如聚餐，郊游等活动。班费是全班同学共同筹集的，就应该为全班同学所用，让它真正的用于集体。那么在班费支出时，是否应该进行相关环节广泛争取大多数同学的想法，甚至制定一些规定，像较大的款项应该得到班级大多数同学的认可。在这方面，企业财务的支出环节是十分细致严格的，在企业中，无论支出大小，都必须进行相关程序，进行审核、审批，确定准确无误后才能投入使用。
4.缺乏班费使用的监督机制
印刷资料、举办班会和晚会等活动，在比赛中作为后勤支出等不同支出款项，都属于班费的支出账目。而班费的来源主要是由所有同学的共同筹集，还有在学校各种评优活动中所得的奖金，像在评优中如果所在班级获得“优良学风班”的称号，就会奖励班级2000元奖金。不过很少有同学真正在意班费的使用，甚至对班费支出毫不在意，这虽然可能是对班级生活委员的信任，但其实是没有真正把自己当成其中一份子。班级成员并没有参与到班费使用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只有班委会参与其中，但班费是否真的被用在实处呢？同样是财务管理，在企业中财务支出的整个过程都有专业人员参与，从董事会到审计委员会，再到独立的审计部门，都投入到财务支出的过程中，保证万无一失。
5.缺少班费收支的明细
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生活委员将班费的收入支出进行详细记录，不过这个记录更像流水账。例如，购买班级日常用品支出80元、结余620元。教师节为各位老师购买花篮水果支出240元、结余480元。显而易见，这种支出的记录毫无意义，根本不严格，很容易出现生活委员的情况。正是因为在班费支出中，大多数情况是没有发票的，像这么简单潦草的记录，真实与否根本无从考证，支出款项根本无处核实，可相比之下，企业的财务制度却极为严谨，不过班费的使用确实无法与之相比较，在班费使用中，可以把很多环节具体化，这样，班费的使用才更加真实可信，才可以将班费真正的用在实处，避免以公谋私，情况的出现，使所有同学得到更多的实惠。
二企业财务管理与高校班费管理比较
1.组织机构对比
班级就像是一个企业一样，每一个交班费的同学就像是班级的股东，企业的股东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班级的“股东”当然也是班级费用的最终拥有者，企业中的CEO、总经理、总裁，对应着班级里的班长、支书以及其他的班级管理者，当然，由于企业的资金流动比较大，所以需要设置专门的资金管理部门，即会计或者是财务部，班级的班费数额相对来说较小，班级内的生活委员以及其他同学就能够应付自如。
2.资金走向对比
股东为企业注入了原始的资金，让企业的管理人员拿着这些钱来创造价值，取得企业的利润，在班级内部，最初的班费也是由班级中的同学提供的，只不过这笔费用并不是用来创造价值，而是为了更好的管理班级，也就是说这笔费用创造了无形的价值。当企业不满足现在的发展，想要得到更多的利润时，就要筹集资金，进行自身的扩张，这就要求老股东以及一些新的股东注入新的资金，这也就像是在班级的费用不足时，要定期的收班费一样，如果企业申请破产，那么其所有的资金在偿还了债务之后会退还股东，班级解散之后，班费也会退还给每一个同学。
3.财务制度的对比
企业专门负责资金的会计会将发生的每笔交易和资金的流动情况详细记录，班级的生活委员也是这样，他掌管着班级内部的资金流动情况，也记录着每笔班费的走向。企业会定期的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等来供资金的提供者检查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在班级中，班级的管理者也会定期将记录的账本公布，来告知同学们班费的使用情况，都达到了监督资金使用的目的，当企业资金或者是班费不足时，管理人员就会像各自的资金提供者索要资金，也就是融资和收集班费，企业融资为了赚钱，使利润最大化，筹集班费则是为了能够使班级更有利于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
三将企业财务管理融入高校班费管理的思路
1.提升班级同学对班费收支管理的重视程度
如果企业的领导者能够对企业负起足够的责任，及时的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那么该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也就会尽职尽责，尽量避免资金出现问题，同样的道理，假如班级中同学们也能够主动的监督班费的使用情况，定期查看，那么管理班费的同学也就会小心谨慎的使用班费，不敢作弊。
2.制定严格的报销制度
要想管理好班级费用，就要设置两个管理者，设立两个管理者并不是要设置两个人分别管理自己的账本、自己的资金，而是设置专门的管理金钱和负责记录金钱走向的人员，比如企业在资金管理方面设置了会计和出纳人员，这样两者就会互相监督，互相牵制，所以在班级中，我们要选举出一个人管理班费，另一个人负责监督班费的使用情况。在班级中班费要实报实销，当有人需要使用班费时，可以自己垫付或者是向生活委员预支，在活动结束后，应该持有关的票据经过班长以及其他班级管理者签字后方能找生活委员支付。生活委员也应该及时的整理相关票据，来定期的向同学们汇报。
3.设置班费管理的专门监督人员
“分权制衡”原则被应用在企业中，企业设置审计部门来对经营和财务活动进行监督，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但是在班级中，这样的制度很难实行，因为班级中只有班委负责班级内部大大小小的决策，这就要求有专门的人员来对班费使用进行监督，来要求生活委员不得不谨慎小心的对待每一笔班级中的费用。
4.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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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军队飞行院校 伦理关系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2-152-03
在大学教育中，师生关系可以说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面临的最常见的一对关系。而在军队飞行院校的教学中，由于其担负教学任务的艰巨性，培养教学对象的特殊性，飞行学员学习生活环境的封闭性等等，能否在军队飞行院校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建立起和谐默契的伦理关系，直接关系到军校教员教学任务的完成质量，直接关系到军队院校践行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所以，充分认清形势，及时分析军队飞行院校教员与飞行学员关系的特点，设定好校教员在处理自身和飞行学员关系时之行为规范，是军队飞行院校教育伦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1 军队飞行院校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关系的特点分析
教员与飞行学员的关系，是确立军队飞行院校教员职业道德的重要依据。在军队飞行院校中，只有对教员和学员间关系有了准确的把握，在教学活动中才可能选择科学的、有针对性的道德规范。具体说来，军队飞行院校中师生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教员与飞行学员的关系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际关系是多种多样并且复杂多变的，一般而言，它由两个纽带结成：一是血缘纽带，这种关系往往是一种抚养和被抚养血缘关系或类似的血缘关系，因而具有感情基础。二是互助纽带，诸如自我选择的朋友关系，它也有感情做基础，遇到矛盾时可以自行解除。而军队飞行院校中教员和学员间的关系则不同，它在建立初期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师生双方对结成这种关系只是接受命令，互相没有选择余地，教员对学员只有负责到底、尽职尽责，而不可以随意放弃。由行学员培养计划的特殊性，从进入预校开始，便持续进行艰苦异常的军事训练和繁冗广博的理论学习，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飞行学员学习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和教员相处的时间相当之长，这样使教员和学员之间的关系相比地方大学中的师生关系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飞行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前者需要对后者进行一对一辅导帮带，两者间关系和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非常相似，看似简单粗暴却充满深情厚谊，他们之间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关系涵盖着一切方面，既有飞行知识技能的传授，又有政治思想品德的培育，还有感情意志和心理素质的熏陶养成。在教学过程中，飞行教员的为人处事、道德品质和人生理想等，对飞行学员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相当程度的示范作用，并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军队飞行院校的教学育人活动中，飞行学员身上经常会留下个别教员的思想品行和学业知识的某种印记。
（2）教员与飞行学员的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在军队飞行院校教育过程中，对飞行学员的教学活动是由教员具体实施的，教员既是飞行训练教学过程定需要的体现者，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和领导者。因此，飞行院校教员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全部教育活动起主导作用，院校对飞行学员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飞行技能传授、品质感化熏陶等，都是通过各类教员具体实施的。而另一方面，飞行学员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他们是飞行院校教育活动的主要承受者和对象，离开飞行学员，教学活动就不能展开，而教员的主导作用也无从谈起。在飞行学员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飞行技能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飞行院校教员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只是一种外部影响，它必须通过飞行学员的主体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在飞行院校教学中更是如此，所谓“教师中心说”和“学生中心说”的选择，任何非此即彼的决定都是不正确的。只有同时承认教员为主导、飞行学员是主体，才能使飞行院校教员的全部工作找到出发点和归宿，才能使飞行学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只有肯定飞行学员主体地位的同时又肯定教员的主导地位，才能圆满完成飞行教学过程而顺利达到培养高素质飞行人才的教育目标。
（3）教员与飞行学员的关系是一种示范与效仿的关系。在军队飞行院校中，无论对教员的职责来说还是就其在飞行学员心目中的地位来说，教员总是飞行学员的楷模和表率，其一言一行和思维动向无不对学员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因为，不论在幼儿校园还是在大学讲堂，学生总是具有明显的“向师性”心理特征，在师生关系异常亲近的军队飞行院校中更是如此。在学习过程中，飞行学员总是乐意接受教员的帮带指导，希望得到教员更多的指点、关注和鼓励。他们无比尊重教员、信赖教员，无论在飞行技术、理论知识的传授上还是在人生发展方向的把握上，都把教员看成是自己祟拜和效法的对象。所以飞行院校教员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必须科学地调动这种积极的心理因素，引导飞行学员通过勤奋努力掌握过硬的飞行技术、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素质，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素质飞行人才。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飞行学员年龄的增长，心理生理的发展成熟及社会经验的丰富，他们对教员的人格依附性会逐步减弱，个人尊严感和行为选择的独立性会大大增强，在各种境遇中突出表现自我人格独立性趋势日益明显。因此，教员一定要善于分析师生差异，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飞行院校中的教育已不是飞行学员增长知识的唯一途径，教员也不是学员获得信息的唯一源泉。面对有可能发生的师生差异和矛盾，教员要通过合理的途径和方式，掌握住其在和飞行学员关系中的主动权。
2 军队飞行院校教员与飞行学员之间矛盾关系及成因分析
在军队飞行院校中，教员与飞行学员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教员的职责使命是通过教学劳动为祖国培养出政治合格、心理素质过硬、技术一流的飞行人才；而飞行学员的一般人生理想是通过本科教育完成学业，早日成为天之骄子。但辩证法告诉我们，关系就是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教员和飞行学员在客观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也会有难以避免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并不构成教员和飞行学员关系中的主要方面，然而却时有发生，必须加以正视。
（1）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职责目的不同所造成的关系失谐。新形势下，军队飞行院校教员担负着培养全面发展高素质飞行人才的艰巨教学任务，为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实现既定教学目的，教员往往需要为飞行学员安排高强度训练科目，甚至运用各种严酷苛刻的教育手段来获得最好的教育效果，力求使飞行学员打牢身体、心理基础，练就过硬的军人作风和掌握高超的飞行技术。可见，由教员的职责和目的所决定的教学过程与飞行学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刚刚踏入军校大门的飞行学员之中，独生子女居多，受家长溺爱严重，作风散漫成为其显著特征，这些年轻人在面对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管理制度以及近乎苛刻的体能考核体制时，往往难以体会教员的一片苦心，容易带来严重心理困扰。所以，当教员的教学方法手段难以得到飞行学员的认同理解甚至遭到抗拒时，两者之间就难以进行感情上的沟通和理性的交流，就有可能爆发矛盾和冲突。
（2）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存在的“代沟”及心理差距导致的矛盾冲突。军队飞行院校教员的军旅生涯一般较长，他们是在另一个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和飞行学员之间在年龄、思想、阅历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可能导致教员和飞行学员对同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也可能在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上不一样。这便是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所谓“代沟”。而就心理素质特点而言，飞行学员正处在心理结构不稳定的青年期，也就是心理变化的“狂风暴雨”时期，他们往往自我定位比较高，自我意识过强，喜怒哀乐常溢于言表，容易感情用事。而教员则不同，由于其长久军人特质和特殊工作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其感情的深刻性明显有别行学员。加之两者之间在文化层次、生活阅历上也存在差异，这些都会引起师生双方在对事物的感知、理解、判断和评价上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影响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相互满意的程度，并进而出现矛盾和冲突。
（3）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由于沟通不畅而引起的矛盾冲突。和谐有序的教学环境和良好氛围，是保证军队飞行院校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它是需要教员和飞行学员对彼此充分深刻的了解为前提的。然而，由于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两者之间并不总是能够筑起沟通的桥梁，彼此之间也并非总是心无芥蒂、无话不谈。不断成长的飞行学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向师性”心理特征逐步弱化，而个性化的心理思维定势逐步形成，除关系自身学习或切身利害的问题外他们了解教员的意愿逐渐减少。而在军校教员这方面，他们往往把太多关注点放在飞行学员的学业情况而不甚了解他们的政治素养、道德状况和其他情况，对飞行学员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以及喜忧哀乐等心理特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到真实内核。这种情况的存在，常常会使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发生误解和不愉快，学员对教员的处理问题方式也会产生疑惑和不认同，从而妨碍融洽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4）教员区别对待飞行学员等教育方式不当引起的师生矛盾冲突。人和人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在飞行学员之中确实存在不同的素质和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员对飞行技术过硬的，能按自己想法行事的学员表现出极度偏爱，而对成绩较差、调皮捣蛋的学员用以淡漠、嘲弄的态度时，必然会伤害一部分得不到教员关爱的飞行学员的感情，从而在教员和飞行学员间造成隔阂，使师生关系愈加疏远。履行教育职能是军队飞行院校教员的基本责任，而在教学过程中只有运用适当的方式方法才能完成自己的责任。教育方式选择不当，常会造成或加深教员和飞行学员之间的矛盾，例如个别教员认为作为军人的飞行学员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任意对学员发号施令，而不考虑特殊情况，要求学员必须绝对服从。这种情况的出现会挫伤部分学员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使飞行学员的“向师性”心理得不到满足，引起师生矛盾冲突的发生。
3 飞行院校教员与飞行学员之间建立和谐伦理关系的主要途径
3.1 军队飞行院校教员应在教学过程中树立教育威信
所谓教育威信，从狭义方面而言，是指教师在职业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众所共仰的道德声望。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军队飞行院校教员在教学活动中道德威信，是指飞行院校教员在四年大学本科教育环境中，特别是在飞行学员集体中的道德地位、道德尊严和道德影响力。军校教员的教育威信，体现出的是人性的光辉和各方面能力的整合，是建立在教员对飞行学员父母般的关爱上，对学员人格的充分尊重上，以及教员自身具备的渊博知识和高尚人格上的。这种威信不仅具有超强的号召力，还具有无形的感染力。一般教育需要权威，军校教员在特殊的飞行教育中更加需要掌控好教学全过程，树立教育权威。在飞行学员的心目中，威信高的教员具有崇尚的人格魅力和突出的专业技能，值得信赖、值得崇拜，而且他们会在思想道德、能力素质等方面成为其心目中的权威，所以会不自觉地注意其言其行，进而学习模仿。因此，对每个军队飞行院校教员来讲，除了具备扎实的飞行教学基础理论和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外，积极的人生观、高尚的情操和完美的人格更是必不可少。只有具备以上素质，教员才能成为飞行学员崇拜的对象，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树立较高的教育威信并在学员心目中成为权威。如果做不到这点，教员的教学活动便会变得索然无味、苍白无力。所以，为提高教育效果，军校飞行院校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通过加强自身修养、优化道德品格、丰富专业知识、提高教学能力、以及提升人格魅力等方式树立起教学威信。只有这样飞行学员才会对教员产生信赖和尊重，才能对教员怀有钦佩、敬仰之情。
3.2 军队飞行院校教员应在教学过程中树立正确学生观
军队飞行院校教员的学生观，是指教员对于培养目标和教育对象即飞行学员所持的最基本的观点、看法和态度的综合体现。由于它是飞行院校教员在教学过程中对飞行学员采取何种教育方式方法和何种心理态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因而对于能否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必然产生重要影响。教员的教育思想是其学生观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学生观。就我国军队飞行院校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其特殊性以及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教员们并非都能形成正确的学生观，造成了其在很长一段时期不能足够重视学员的个性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飞行学员主体性的培养，受陈规戒律的束缚严重。进入新时期，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树立正确的学生观越来越受到重视。（1）要确立飞行学员在教育过程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在飞行院校的教学中，飞行学员不只是被动的教育对象，更重要的是学习主体和积极参与者。飞行学员只有自觉接受教员的培养教育，才能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拥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掌握高超的飞行技术。（2）要全面把握飞行学员身体心理特征及发展规律。年轻的飞行学员刚刚度过青春期，心理生理发育尚未完全，还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教员必须掌握每个飞行学员的身体心理状况，注意每个学员间的个体差异性，做到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及时调整和充实自己的教学计划，如此这般才能激发起每个飞行学员的最大潜能，顺利完成教学效果并达到最佳。
3.3 军队飞行院校教员应科学地热爱每一名飞行学员
热爱教育事业是身为一名教师应该具备的最基本条件，也是教育伦理学中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就军队飞行院校师生伦理关系而言，这一基本原则的最直接表现，是教员热爱每一名飞行学员。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要求教员要准确地把握好热爱学员的道德规范并身体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师爱是促进飞行学员进步的不竭力量。热爱每一名飞行学员，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手段，也是教育指导学员的感情基础。教员要重视爱的力量，激发出自己对学员的真心关爱，然后师爱又可以转化为飞行学员的内心自我肯定和积极向上的力量。反之，如果教员长期对个别学员漠不关心，甚至冷嘲热讽，这个学员就会因为长期得不到关怀和注意而自我否定，他的个性就会受到压抑甚至造成心理问题。所以，可以不夸张的说，教员每对学员多付出一份爱，便会成倍地得到回报，而厌弃一个学员就等于毁掉了一个人才。（2）师爱同时要体现在对飞行学员的严格要求上。关心热爱学员与严格要求学员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两者非但不矛盾，而且还相辅相成。从一定意义上说，严格要求正是对飞行学员爱的表现。当然，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分寸，并不是一味地约束和管制，而要让学员们明白那是出于爱护而且是合理的，必要的。（3）师爱应该是对全体飞行学员一视同仁的爱。教育公正或教师公正是军校教员伦理生活的重要原则。在飞行院校教学实践中发现，如果教员对那些成绩较差、个性较强的学员不太喜欢甚至感到厌烦时，师生间的隔阂必然加大，矛盾冲突不可避免。教员只有用公正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去观察每一名飞行学员时，才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正确把握，激起对学员的热爱之情。
参考文献：
消费观论文范文5
目前，中国的高储蓄现象已备受人们关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养老保险覆盖面小是造成居民高储蓄的重要原因。他们大多认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解决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居民在工作期间就可以放心消费，从而减少储蓄”。然而，我国从90年代中期实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起，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逐年扩大，截至2006年底，参保的在职职工已达到14130.9万人，是1990年参保人数的2.7倍；参保的离休、退休退职人数已达到4635.4万人，是1990年的近4.8倍，城镇居民储蓄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却分别从1990年的15.3%、增加到2006年的26%。可见，近十几年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究竟能否降低居民储蓄率，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因而，评价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下面，本文将利用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1994~2006年的有关数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就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术界关于分析养老保险对储蓄、消费影响的文献十分丰富。最早可以追溯到Diamond（1965）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社会保险，从此，多年来社会保险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就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Feldstein(1974)利用美国1930-40/1947-71样本数据估计包含养老保险指标的生命周期消费函数，通过实证，他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可消减个人储蓄。然而Barro(1974)指出，当存在代际转移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没有影响。较早的关于研究这些问题的文献都没有一致的结论，例如，Feldstein（1982，1996）、Barro和Macdonald(1979)、Leimer和Lesnoy(1982)等都提出自己的观点。Cigno和他的合作者（1992）年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在完全基金制的情况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对储蓄有显著正的影响。Abel（1985），Kotlifoff，Shoven和Spivak（1987）以及Hubbard（1987）等人利用部分均衡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与预防性储蓄的关系。他们均发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可以显著减少预防性储蓄，进而降低储蓄率。
近几年，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国外研究者考虑更多的因素，研究方法也多有创新。
戴维斯（1995）利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养老基金对个人生命周期储蓄的影响。他认为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养老保险制度并不会使个人储蓄减少。第一，由于养老承诺的非流动性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压力下，个人储蓄不会随着养老金收益的增加而一对一地减少；第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使个人自由借债的能力受限，那么，个人在年轻时就应该为年老的消费积累资金，这样，个人储蓄就不会因为强制储蓄而减少；第三，为了追求闲暇，职工可能希望提前退休，这会使他增加工作期的储蓄；第四，如果从当前消费转向未来消费的税收方面有优惠政策，也会为提高个人的总储蓄而提供激励。然而，戴维斯在分析12个OECD国家、智利和新加坡的养老金后，并没有发现养老基金对个人储蓄有规律性影响。因此，他认为，基金制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的影响要依各个国家经济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宏观经济学》（1998）一书中，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和斯坦利•费希尔采用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养老保险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在完全基金制下，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没有影响；在现收现付制条件下，社会养老保险贡献会使私人储蓄减少。
Zhang(1995)分析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认为非基金制条件下的社会养老保险可以通过降低出生率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他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没有影响。
Ehrlich和Zhong（1998）用多国数据检测养老金/GDP这一比率与出生率、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对出生率、储蓄和经济增长有显著负的影响。
AlessandroCigno、LucaCasolaro和FurioC.Rosati（2000）通过建立VAR模型，用德国数据估计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和出生率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对家庭储蓄有正的影响，但对出生率有负的影响。
Cigno和Werding(2003)基于家庭网络原理，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可以增加总储蓄。
中国国内关于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影响的文献还不是很多。朱青（2002）对养老金计划实行部分积累制的模式进行了经济分析，并研究养老金计划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柳清瑞和穆怀中（2003）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他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制度赡养率的提高，现收现付制将出现养老金需求增加和供给不足的两难困境。同时，现收现付制将对家庭储蓄产生负面影响”。刘俊霞（2003）认为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岳远斌（1997）认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无论从某一个年度，还是从整个生命周期考虑，总表现为社会储蓄的减少，只有在现收现付制的传统体制下，才不会对储蓄产生太大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了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设消费理论。他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及收入与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即消费具有“示范性”或“攀附性”;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又具有“不可逆性”。根据这一理论假设，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可近似地简化为下式：
（3.1）
在该模型中考虑养老保险的影响，本文使用养老保险覆盖率指标，养老保险的实施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故建立模型如下：
（3.2）
其中，C表示消费；Y表示收入；fgl表示养老保险覆盖率。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由于养老保险的相关数据只能收集到1989年到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不足。通过近几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可以得到1994~2006年各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数据、城镇就业人数及参保职工人数。本文定义养老保险覆盖率为参保职工人数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比值。
（二）、模型设计
根据理论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4.1）
其中，、分别表示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以各地区1993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为100，从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剔除物价波动因素）；i表示省或自治区（除外），t表示年份；表示养老保险覆盖率。
（三）、模型估计
对于模型4.1，涉及到固定与随机效应的选择问题。考虑到各个省或自治区在政策实施、经济进展、及消费行为上有许多不同，本文旨在考虑各自的影响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故不把截面单元看成来自同一总体的一组样本，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4.1用eviews5.0估计结果见表4-1：
表4-1：模型（4.1）基于1994—2006年样本数据的拟和结果
DependentVariable:SJZC?Sample(adjusted):19962006
Cross-sectionsincluded:30Method:PooledLeastSquares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C206.785432.037996.4543810.0000
SJSR?0.4770650.02527918.872200.0000
FGL?(-2)237.931359.028374.0307960.0001
SJZC?(-1)0.3073890.0409867.4998610.0000
FixedEffects(Cross)
BEIJIN--C258.0200
TIANJIN--C24.37011
HEBEI--C-121.7037
SHANXI--C-112.2286
NEIMENGGU--C-76.06340
LIAONING--C32.22301
JILIN--C4.572188
HEILONGJIANG--C-109.0851
SHANGHAI--C69.67936
JIANGSU--C-130.9523
ZHEJIANG--C73.10777
ANHUI--C-49.16519
FUJIAN--C-7.967918
JIANGXI--C-200.9693
SHANDONG--C-153.0759
HENAN--C-159.7379
HUBEI--C25.39022
HUNAN--C58.26863
GUANGDONG--C288.8604
GUANGXI--C-7.368855
HAINAN--C-80.54226
CHONGQIN--C292.2889
SICHUAN--C53.43304
GUIZHOU--C-27.22416
YUNNAN--C40.11709
SHANNXI--C103.2125
GANSU--C33.62868
QINGHAI--C-30.13145
NINGXIA--C48.95082
XINJIANG--C-60.19158
EffectsSpecification：Cross-sectionfixed(dummyvariables)
R-squared0.995020F-statistic1835.850
AdjustedR-squared0.994478Prob(F-statistic)0.000000
注：SHANNXI表示陕西；SHXNXI表示山西
调整后的达到0.9945；参数都显著不为零。可见，养老保险的实施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起到促进作用，养老保险覆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两年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增加238元。为了检验模型的合理性，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检验：1残差的平稳性；2模型阶段性的适应性。
（四）模型合理性检验
1、残差平稳性检验
最早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是Bhargava等（Bhargavaetal,1982）。他们利用修正的DW统计量提出了一种可以检验固定效应动态模型的残差是否为随机游走的方法。Abuaf和Jorion（1990）基于SUR回归(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模型，采用GLS估计方法提出了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SUR-DF检验。LevinandLin(1993)建立的LLC法也是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早期版本。Im、Pesaran和Shin在1997年建立了IPS法，但Breitung（1999）发现IPS法对限定性趋势的设定极为敏感。MaddalaandWu(1999)建立了MW法。2003年Im、Pesaran和Shin在考虑异方差和残差自相关后，建立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W检验。为了避免单一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本文选择用Levin,Lin和Chu检验、Im,PesaranandShinW-stat检验、ADF-FisherChi-square检验和PP-FisherChi-square检验(MaddalaandWu(1999)和Choi(2001))。这些方法出发点很类似，都考虑paneldata如下的AR（1）处理过程：
（4.2）
表示外生变量，包括固定影响及各自的趋势。表示自相关系数。假定独立同分布。如果，，则认为是平稳的；如果，，则认为包含一个单位根。为了检测，通常对有两个假定：一是=对于所有的i，Levin,Lin和Chu检验方法就包含这个假定；二是允许随i的不同而变化，Im,Pesaran和Shin(2003),Fisher-ADF和Fisher-PPtests检验方法包含这个假设。
用Eviews5.0检验模型残差水平数据单位根存在情况，在检验时选取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见表4-2，可见残差是平稳的。
表4-2：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
Cross-
MethodStatisticProb.**sectionsObs
Null:Unitroot(assumescommonunitrootprocess)
Levin,Lin&Chut*-10.01010.000030295
Breitungt-stat-4.629390.000030265
Null:Unitroot(assumesindividualunitrootprocess)
Im,PesaranandShinW-stat-5.806380.000030295
ADF-FisherChi-square134.0580.000030295
PP-FisherChi-square141.8050.000030297
2、模型的阶段性适应性检验
考虑面板数据模型对数据比较敏感，考虑到合理的模型对样本内的阶段性数据也应该有一定的适应性。由于在2000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目标任务，确定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政策，故以2000年为间断点，分别以1994~2000、2000~2006为样本拟和模型结果如下：
表4-3：模型（4.1）基于1994—2000年样本数据的拟和结果
DependentVariable:SJZC?Sample(adjusted):19962000
Method:PooledLeastSquaresCross-sectionsincluded:30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C145.540584.112921.7302990.0863
SJSR?0.5797030.03507216.528980.0000
FGL?(-2)292.2467127.20742.2974030.0234
SJZC?(-1)0.1872210.0672792.7827410.0063
FixedEffects(Cross)
BEIJIN--C194.6629
TIANJIN--C-67.36612
HEBEI--C-113.7160
SHANXI--C-42.34672
NEIMENGGU--C-152.1187
LIAONING--C-18.23536
JILIN--C-7.334862
HEILONGJIANG--C-91.12028
SHANGHAI--C29.50539
JIANGSU--C-81.55497
ZHEJIANG--C59.36932
ANHUI--C-44.54383
FUJIAN--C40.25343
JIANGXI--C-170.0938
SHANDONG--C-90.54050
HENAN--C-61.56922
HUBEI--C60.57644
HUNAN--C71.32459
GUANGDONG--C266.7200
GUANGXI--C117.4767
HAINAN--C-133.5591
CHONGQIN--C300.0115
SICHUAN--C52.16358
GUIZHOU--C32.38790
YUNNAN--C75.32675
SHANNXI--C40.96239
GANSU--C-2.537140
QINGHAI--C1.434211
NINGXIA--C19.44210
XINJIANG--C-104.9737
EffectsSpecification：Cross-sectionfixed(dummyvariables)
R-squared0.994404F-statistic633.0670
AdjustedR-squared0.992833Prob(F-statistic)0.000000
表4-4：模型（4.1）基于2000—2006年样本数据的拟和结果
DependentVariable:SJZC?Sample:20002006
Method:PooledLeastSquaresCross-sectionsincluded:30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C337.337460.330065.5915320.0000
SJSR?0.5562310.03554515.648550.0000
FGL?(-2)171.359988.297121.9407190.0539
SJZC?(-1)0.1734440.0564273.0737480.0024
FixedEffects(Cross)
BEIJIN--C334.1456
TIANJIN--C67.76995
HEBEI--C-153.9622
SHANXI--C-178.6641
NEIMENGGU--C-62.23352
LIAONING--C80.42176
JILIN--C18.66479
HEILONGJIANG--C-142.6986
SHANGHAI--C102.6244
JIANGSU--C-189.8810
ZHEJIANG--C76.18871
ANHUI--C-68.51849
FUJIAN--C-82.69486
JIANGXI--C-290.2331
SHANDONG--C-221.1987
HENAN--C-250.6841
HUBEI--C31.67648
HUNAN--C87.74826
GUANGDONG--C407.4439
GUANGXI--C-71.42074
HAINAN--C-65.65503
CHONGQIN--C329.7631
SICHUAN--C76.00520
GUIZHOU--C-68.37576
YUNNAN--C29.75507
SHANNXI--C151.9292
GANSU--C65.71205
QINGHAI--C-56.22428
NINGXIA--C88.13489
XINJIANG--C-45.53898
EffectsSpecification：Cross-sectionfixed(dummyvariables)
R-squared0.995132F-statistic1130.692
AdjustedR-squared0.994252Prob(F-statistic)0.000000
从表4-3、4-4可见模型有很好的适应性，但也从看出一些问题：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
五、小结和意见
通过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养老保险的实施解决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居民在工作期间就可以放心消费，从而减少储蓄，但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目前的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依然不能达到应保尽保，见表5-1，这使得养老储蓄依然是很重要的储蓄动机；另外，养老保险金空账问题日益严重造成的（见表5-2），也可能加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因而，作建议如下：
一方面，在“社会统筹”向“统账结合”的过渡阶段，政府应加大投资，包括对养老金支付的补贴和对个人缴纳养老费的补贴。确保“统账结合”政策实施前参加养老保险且已经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发放，确保政策实施后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被挪用。
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将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展到经济效益较好的私营、个体和外资企业。确保养老保险资金更多的来源渠道。
表5-1：中国历年城镇在职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
时间城镇就业人数（万人）参保在职职工人数（万人）覆盖率（%）
19905200.7011704130.51876
19915653.71746532.3716
19927774.71786143.52892
19938008.21826243.85171
19948494.141865345.53766
19958737.7931904045.89177
19968758.41992243.96346
19978670.92078141.72513
19988475.82161639.21077
19999501.82241242.39604
200010447.52315145.12763
200110801.892394045.12066
200211128.82478044.91041
200311646.52563945.42494
200412250.32647646.26945
200513120.42733148.00556
200614130.92831049.91487
注：城镇就业人数、参保在职职工人数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表5-2：养老金“空账”金额
时间1997199819992000200320052006
消费观论文范文6
【关键词】高校科研经费;科研体制改革;科研资金管理
引言
伴随高校科研经费活动的活跃，作为科研活动支柱的科研经费也呈大幅上升趋势，科研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并且已成为高校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高校的科研资金占学校资金的总量已经超过了30%，科研经费管理成为学校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目前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上存在的问题
1、科研经费来源的多层化、多元化带来管理与成本核算的复杂性
科研体制改革和科研资金管理制度的不断变化，使高校科研工作于社会各界科技合作的联系逐步加强，科研经费来源渠道亦呈多样化，既有来自于教育主管部门和各行各业主管部门下拨的纵向科研经费，也有来自于社会其他部门的横向科研经费。而且有横向联合和合作科研、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让等渠道获得的横向科研经费占高校整个科研经费的比重日益增大。由于科研合作项目不同，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对资金的管理与成本核算的要求也不同。这样，高校科研经费来源也就出现了纵向专业化、横向多元化的新格局。
2、管理体制不顺，项目管理与成本管理脱节
长期以来，由于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科研经费的管理都不够重视，管理观念和方法基本上还是沿用粗放管理方式，导致项目管理与成本管理脱节。科研立项后，科研管理人员不跟踪经费使用，无法掌握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及使用效益;财务管理人员不了解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年度内项目及经费的使用情况心中有数;科研人员往往注重考虑技术和学术问题多，较少考虑经济效益。
3、科研经费开支增大与浪费严重并存
近年来，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差旅费补助标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科研经费的开支强度。加之项目批准经费和申请金额往往相差很大，导致科研经费实际支出和原计划的预算常常不能一致。在项目经费批准额度偏低的情况下，开支增长本来就给项目顺利实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浪费严重对有限的项目经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比如，部分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就是一笔很大的浪费。
二、解决高校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一些思路
1、进一步提高对科研经费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势必对管理层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已有观念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科研经费推行精细化管理，首先必须得到校领导的支持，只有当领导们真正认识到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并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精细化管理才有实施的可能。其次要解决管理人员及广大科研人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让大家认识到推行精细化管理并不是要限制使用经费，而是引导规范科研人员在使用经费时，即符合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又有利于科研活动的开展。只有从思想源头树立精细化的管理意识，并在实践中逐步强化精细化管理理念，才能让精细化管理逐渐成为人们自觉接受的行为。
2、积极推动政策和制度研究，争取政策对高校的适应性.
尽管存在个别高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但实际上管理费用计提不合理、结余过大以及开支随意性较大等多种问题所反映的却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都将这些问题归因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监督问题，但会计政策不配套，核算方式不能满足课题制的要求，才引发了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中出现一些高校本身难以解决的共性问题。
（1）制定具体的科研经费财务管理办法，只有制定专门、具体的科研经费财务管理办法，才能使财务人员、科研人员在业务实践中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高校科研经费财务管理要在坚持国家财经法规的基础上朝着有利于高校科研持续发展、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方面发展。
（2）建立科研经费的绩效评估机制，通过绩效评估，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提高经费的产出和效益，促进科研经费增长，提升科研水平。绩效评估机制要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原则。
3、加强高校科研资产管理
科研资产是指科研活动过程中，各项支出形成的资产及科研活动成果，由于科研资产管理游离于科研经费支出与一般资产管理之间，所以往往被忽视。随着高校科研规模的增长及科研水平的提高。科研资产管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1）研发过程形成资产的核算与管理
尽管一般情况下，存在着纵向科研经费购买固定资产成为学校的固定资产，用横向科研经费购买固定资产的权属需依据合同确定的差别，但上述支出（或核算项目）均能引起学校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变化。因此，除加强支出核算与管理外，还应加强实物资产的管理与核算，并制定明确的核算制度，减少或避免出现重复购置、流失等的现象的发生。
（2）科研成果管理
尽管不同类别科研项目形成的科研成果权属不同，但目前高校长期教学、科研活动成果所形成的资产，特别是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无形资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日常会计核算、日常管理上有待加强。高校一般拥有大量发明、专利、非专利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因此，应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制度对这部分资产进行管理，并在日常核算及会计报告中加以体现。
三、结束语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些是课题制这一新的科研管理机制与传统科研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同所带来的问题，有些则是高校事业单位的属性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些则是不同高校自身的管理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是国家科技工作高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结合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和配套改革、高校内部管理机制的改进以及课题组微观管理措施的完善，才能够有效地化解当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的风险，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高校科研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参考文献：
[1]邵莉.对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几点建议[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10（11）：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