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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邀请函范文1
聚 焦
7年开办350余所 推广中国“软实力”
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机构叫“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叫“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的对外汉语推广的文化机构也取了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性意义的名字——孔子学院。
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提议，以中国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的名字将其命名为 “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
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仅美国就有81所孔子学院。
美国正式开办孔子学院是在2004年11月份，合作双方是马里兰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双方设有理事会，由美方院长和中方院长共同管理。2005年3月8日正式招生开课。
截至2010年9月，该孔子学院及下属孔子课堂已拥有各类注册学员约460人，汉语推广影响到的学校达30余所。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项目之一。设立“孔子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国家汉办具体承担孔子学院建设工作。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对媒体解释说，主要是由于世界性的汉语学习需求不断增加，而海外汉语教学资源匮乏，质量不高。
为了更好地运作孔子学院，2006年还在北京成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政府向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体现。而其良好的推广效果也引发了当地人士和媒体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报道阐述中国“软实力”上升的话题时，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中国在美国仅有不到10所孔子学院，而如今在美国拥有近百所孔子学院及类似的孔子课堂，在其他国家还有数百所。
与《华尔街日报》只是客观地强调了“孔子学院”的政府资金支持的背景相比，孔子学院“扩张速度过快”也引发海外质疑，而2010年，时任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事务局长的重里俊行甚至不友好地称，“孔子学院”为中国的“文化间谍机关”。
针对这样的“质疑”，时任国家汉办副主任、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赵国成解释说，孔子学院不是中国的谍报和宣传机构，所有孔子学院的设立都是国外主动申请的，“没有申请我们不做”。
他在这方面显得很自信，国外有人对孔子学院存在偏见，“部分外国人怀疑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谍报机构，这都不用中方反驳，国外的大学站出来澄清说孔子学院不是那样的机构”。孔子学院的章程不是自己制定的，总部理事会也不是中国的独家机构，而是一个有多名外籍人士参与的国际化机构。
分析
中美之间无小事
从整个事件看，导致这场风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国务院的公告部分内容语意不清，容易导致误解；二是部分媒体对公告进行了“误读”，过早下结论，引导舆论指向背后有“政治动机”。
“从我与美方的整个接触和直接洽谈中，我感觉整个事属于(签证)规范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技术性问题。”方茂田说。
他指出，这一事件说明，为确保中美人文交流的顺利进行，加强双方的交流和合作，在遇到问题时多沟通、多协调至关重要。
对于记者问及的为何很小的事能够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方茂田说：“中美之间无小事，事先若欠缺沟通，容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产生歧义，因此事先沟通十分重要。”
关注
J-1签证引发的混乱
据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方茂田介绍，引发这场风波的核心问题是J-1签证。目前国家汉办选派到美国从事汉语教学的中文教师主要有两类：公派汉语教师和自愿者。
公派汉语教师持J-1教授和交流学者签证，在孔子学院所在大学任教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是在当地中小学任教，按照美方的要求，在中小学任教的应持J-1教师签证。同样的，志愿者中拿J-1教授和交流学者签证在当地中小学任教的也有问题。
据了解，J-1签证是一个大的签证类别，其中包含学生、短期访问学者、培训人员、教师、教授、研究学者、部分专家、医师、少数国际访问者、少数政府访问者、夏令营顾问、换工住宿者等十几类，适用范围非常之广，因此易发混乱。
讲 述
孔子学院志愿者讲述教学经历
——“孔院给当地带来微妙变化”
【讲述人物】
严璐，扬州大学文学院研二学生，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在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担任志愿者，在佐治亚州的Mount Vernon Elementary School担任中文老师。今年7月，她准备再次到该孔子学院做志愿者。
选拔志愿者历时半年
记者：你是怎么通过选拔成为孔院志愿者的？
严璐：一开始由学校选拔，然后到上海面试，包括心理测试、专业能力以及英语能力测试等内容。另外还要进行中华才艺展示，比如编中国结、跳民族舞、书法。
记者：通过面试之后，还需要培训吗？
严璐：通过面试后，我到汉办总部培训两个月，还要参加结业考试。所有通过才能给予资格证书，通过培训的学员才被列入汉办推荐的名单中。
各个孔子学院所在的高校，会根据名额向汉办提出申请名额，拿到名单后，给各个学员发邀请函，未被选上的作为储备志愿者。整个过程历时半年。
家长主动要求延课时
记者：你去孔院后如何开展工作？
严璐：我所在的是一个有700多人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五年级共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有6个班级。之前学校没有开过汉语课，所以汉语被归为和电脑、美术一类的课程。一开始，我每天从8点开始上课，上到放学，每天15节课。当时是“跑班”，一上午跑12个班，每课15分钟，连轴转。
一段时间后，家长们感觉孩子从中文课堂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要求延长上课时间，于是汉语课从15分钟变成45分钟的大课，每天要上6大节。
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下课吃完饭第一件事情是备课，备完课都要准备小奖品，上课的时候用得着。
周末开设汉语兴趣班
记者：孩子们对汉语的熟悉程度有何变化？
严璐：一开始，孩子们学了基本的交友汉字，回到家可以说“你好，爸爸妈妈”，还能喊一些亲属的称谓。在之后的课堂上，会开展一些活动，我们会准备小礼品，比如中国结、小折纸等，孩子们会把有中国特色的小奖品带回家，家长第二次看到后也很稀奇。
除了平时的上课之外，每周六还开设了汉语兴趣班，更是次次爆满。兴趣班主要讲一些中国文化，还会教孩子们中国书法、编中国结等。
记者：当地人对汉语文化的热情如何？
严璐：他们多数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真的是一无所知。中国对他们来说很遥远，汉语更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孔院开办汉语班后，给当地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学了汉语的孩子，甚至会在老师面前炫耀。那些老师就会在想“我们是不是落伍了，是不是也要学习汉语？”同样家长们也发出同样的疑问。这样他们就有了好奇心，也想去学习和接触。孔子学院正好成为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方茂田上月25日表示，经中方与美方交涉和磋商，美国国务院承诺采取灵活态度，妥善解决有关美国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签证问题，而且孔子学院也不需要进行资质认证。这一在海外开办7年多，拥有350多所学校的孔子学院再度成为海内外华人关注的热点，有关孔子学院的争论众说纷纭，而其背后的是是非非更是引人深思。
聚 焦
7年开办350余所 推广中国“软实力”
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机构叫“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叫“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的对外汉语推广的文化机构也取了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性意义的名字——孔子学院。
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提议，以中国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的名字将其命名为 “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
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仅美国就有81所孔子学院。
美国正式开办孔子学院是在2004年11月份，合作双方是马里兰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双方设有理事会，由美方院长和中方院长共同管理。2005年3月8日正式招生开课。
截至2010年9月，该孔子学院及下属孔子课堂已拥有各类注册学员约460人，汉语推广影响到的学校达30余所。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项目之一。设立“孔子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国家汉办具体承担孔子学院建设工作。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对媒体解释说，主要是由于世界性的汉语学习需求不断增加，而海外汉语教学资源匮乏，质量不高。
为了更好地运作孔子学院，2006年还在北京成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政府向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体现。而其良好的推广效果也引发了当地人士和媒体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报道阐述中国“软实力”上升的话题时，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中国在美国仅有不到10所孔子学院，而如今在美国拥有近百所孔子学院及类似的孔子课堂，在其他国家还有数百所。
与《华尔街日报》只是客观地强调了“孔子学院”的政府资金支持的背景相比，孔子学院“扩张速度过快”也引发海外质疑，而2010年，时任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事务局长的重里俊行甚至不友好地称，“孔子学院”为中国的“文化间谍机关”。
针对这样的“质疑”，时任国家汉办副主任、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赵国成解释说，孔子学院不是中国的谍报和宣传机构，所有孔子学院的设立都是国外主动申请的，“没有申请我们不做”。
他在这方面显得很自信，国外有人对孔子学院存在偏见，“部分外国人怀疑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谍报机构，这都不用中方反驳，国外的大学站出来澄清说孔子学院不是那样的机构”。孔子学院的章程不是自己制定的，总部理事会也不是中国的独家机构，而是一个有多名外籍人士参与的国际化机构。
分析
中美之间无小事
从整个事件看，导致这场风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国务院的公告部分内容语意不清，容易导致误解；二是部分媒体对公告进行了“误读”，过早下结论，引导舆论指向背后有“政治动机”。
“从我与美方的整个接触和直接洽谈中，我感觉整个事属于(签证)规范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技术性问题。”方茂田说。
他指出，这一事件说明，为确保中美人文交流的顺利进行，加强双方的交流和合作，在遇到问题时多沟通、多协调至关重要。
对于记者问及的为何很小的事能够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方茂田说：“中美之间无小事，事先若欠缺沟通，容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产生歧义，因此事先沟通十分重要。”
关注
J-1签证引发的混乱
据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方茂田介绍，引发这场风波的核心问题是J-1签证。目前国家汉办选派到美国从事汉语教学的中文教师主要有两类：公派汉语教师和自愿者。
公派汉语教师持J-1教授和交流学者签证，在孔子学院所在大学任教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是在当地中小学任教，按照美方的要求，在中小学任教的应持J-1教师签证。同样的，志愿者中拿J-1教授和交流学者签证在当地中小学任教的也有问题。
据了解，J-1签证是一个大的签证类别，其中包含学生、短期访问学者、培训人员、教师、教授、研究学者、部分专家、医师、少数国际访问者、少数政府访问者、夏令营顾问、换工住宿者等十几类，适用范围非常之广，因此易发混乱。
讲 述
孔子学院志愿者讲述教学经历
——“孔院给当地带来微妙变化”
【讲述人物】
严璐，扬州大学文学院研二学生，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在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担任志愿者，在佐治亚州的Mount Vernon Elementary School担任中文老师。今年7月，她准备再次到该孔子学院做志愿者。
选拔志愿者历时半年
记者：你是怎么通过选拔成为孔院志愿者的？
严璐：一开始由学校选拔，然后到上海面试，包括心理测试、专业能力以及英语能力测试等内容。另外还要进行中华才艺展示，比如编中国结、跳民族舞、书法。
记者：通过面试之后，还需要培训吗？
严璐：通过面试后，我到汉办总部培训两个月，还要参加结业考试。所有通过才能给予资格证书，通过培训的学员才被列入汉办推荐的名单中。
各个孔子学院所在的高校，会根据名额向汉办提出申请名额，拿到名单后，给各个学员发邀请函，未被选上的作为储备志愿者。整个过程历时半年。
家长主动要求延课时
记者：你去孔院后如何开展工作？
严璐：我所在的是一个有700多人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五年级共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有6个班级。之前学校没有开过汉语课，所以汉语被归为和电脑、美术一类的课程。一开始，我每天从8点开始上课，上到放学，每天15节课。当时是“跑班”，一上午跑12个班，每课15分钟，连轴转。
一段时间后，家长们感觉孩子从中文课堂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要求延长上课时间，于是汉语课从15分钟变成45分钟的大课，每天要上6大节。
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下课吃完饭第一件事情是备课，备完课都要准备小奖品，上课的时候用得着。
周末开设汉语兴趣班
记者：孩子们对汉语的熟悉程度有何变化？
严璐：一开始，孩子们学了基本的交友汉字，回到家可以说“你好，爸爸妈妈”，还能喊一些亲属的称谓。在之后的课堂上，会开展一些活动，我们会准备小礼品，比如中国结、小折纸等，孩子们会把有中国特色的小奖品带回家，家长第二次看到后也很稀奇。
除了平时的上课之外，每周六还开设了汉语兴趣班，更是次次爆满。兴趣班主要讲一些中国文化，还会教孩子们中国书法、编中国结等。
记者：当地人对汉语文化的热情如何？
访问学者邀请函范文2
从高一毕业考入清华大学，至法国国家终身研究人员，再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高杰的青春就如同他的专业――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一样，是在加速运行中的对撞与升腾。
青春乐章：第五交响曲
下午五点，清华大学的同学们拿着饭盒，冲进食堂。整个下午的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及大脑或小脑的高速运转，让他们希望尽快抢到晚饭，祭一下自己的“五脏庙”。打完饭后，坐在食堂的餐桌旁，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声调和同学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倾诉着人生与梦想。
然而，校园一隅，没有热闹的谈话声，只能听到隐隐约约的音乐从窗缝飘出。一个中等个头，有些偏瘦的十七八岁的男生把吃了几口的饭放在桌子上，微闭双眼，头轻轻仰靠在椅背上，拿着筷子打着拍子，完全陶醉于房间里飘扬的美妙音乐。这是高杰最爱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虽然已听过多次，可是，熟悉的旋律再次回响在耳边时，仍能让他在第一时间沉溺其中。聆听着“命运的叩门”声，从令人紧张的森严、舒缓的抒情、乐章的、至最后的狂欢，高杰在音乐的世界里又经历了一次“从黑暗走向光明，通过斗争取得胜利”的激动。
“我在清华读书时，学校有个音乐室。音乐老师每天都会在下午五点吃饭时播放一些古典音乐，他希望大学生能有些古典音乐素养。”刚好这位音乐老师的儿子与高杰是好朋友，让他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每天都有或优雅、或激昂、或明媚、或忧伤的古典音乐轻轻拂过耳朵，震撼着这个年轻的灵魂。
从第一支曲子穿过耳膜，就直接进入了高杰的骨髓。从此，他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持续至今。而那首谱出他青春乐章的第五交响曲洋溢在他的大学生活里，让他的青春比同时期，甚至比现今的大多数青年人更绚烂、精彩。
1978年夏天，高一刚刚毕业，未满17岁的高杰考取了清华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专业，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加速器专业的大学生。虽然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读哲学书籍的高杰，被周围的人称作“高秀才”，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死读书的人，尤其是在多彩的大学生活中。高杰的爱好很广泛，除了听古典音乐，还包括打棒球，滑冰，学习英语、德语、俄语……当然，他最爱的还是读书。“我母亲在中国政法学院的图书馆工作，我从小就特喜欢待在图书馆里。所以，我比其他同学更了解怎样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
除了书籍、音乐、体育，让高杰的青春更香醇、更值得回味的是梦想、荣誉，以及责任。
回望大学生活，高杰认为他们那个时期的大学生真正处在“宝塔尖”，因为稀缺而“炙手可热”。他们以身为大学生自豪，比现今犹如过江之鲫的大学生有更高的精英荣誉感、责任感。
“大学是青春岁月中最美好的时光，中国应该增加更多的专业课之外的素质教育课程（如：表达、社交、军事、外交等），在社会上赋予大学生很高的荣誉，以增加其对国家的忠诚度和责任感。”就如同他的青春岁月一样，对自己身为大学生满怀骄傲与崇敬，对祖国更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青春语言：英语转法语
高杰的青春旅程刚开始启程时，他身上就负重不少。这个负担在他的心灵上，从刚开始大学生活时起，就与他的灵肉融为一体，无法剥离。他却甘之若饴。
刚进入大学校门的高杰就上了两堂“政治课”。
“开学后的第一次大会，是听学校领导何东昌老师的报告。何老师列举了大量校友的例子，鼓励我们要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深受鼓舞的，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人才，对国家要承当责任。这种强大的荣誉感就是责任感。”
到清华后的第一堂体育课，“体育老师带着我们跑出了校园，经过田野，到达了终点圆明园。大家自己看，静静地看，仔细地看。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没什么话。这是我到清华后的又一堂政治课。”
坐在对面的高杰的眼神透过眼镜，飘向远方，眸光中有微微星火，仿佛回到那曾令他热血沸腾的现场。“从圆明园回来后，我感触很多，觉着国家衰弱时遭受的是这么大的灾难！这让我立志，作为知识分子，承担责任，要让中国强大，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
一旦有了奋斗的动力以及目标，高杰马上行动起来。
虽然，按当时的大学课程，英文不算分，但是，高杰依然很刻苦地学英文。“对工科的来讲，英语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就无法看懂那些外文资料。我们刚入学时到研究所去参观，看到研究人员书桌上放着一大堆外文资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意识到这点的高杰学习更加刻苦。
“我的室友比我大10岁，他的英、德文都很好，我不认识的单词就问他，他跟字典似的。但是，他不告诉我，逼着我自己不得不去查字典。这样重复多次地查，就提高了英语水平。他告诉我，学好英文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读，你面前的英语稿子要被你的口水打湿，这才能见到效果。”听到同学的谆谆教诲，高杰一脸认真地点头，马上抓起英语课本开始“疯狂”。
当时，在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花了200元买了一个松下牌的录音机，“那种砖头形的”。买了之后他就对着录音机读、听，从此，清华校园的某棵树下总会站着一个瘦瘦的男生，手里拿着《基础英语》，对着录音机大声练习。至大学三年级时，高杰的英语水平在学校名列前茅，已可以轻松阅读英文资料。
大学几年学习十分刻苦的高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校徽底色也从白变粉了，有点晋升军衔的感觉”。
然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已经呆了8年的高杰，此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飞出清华园的时候到了。“尽管离开清华就意味着失去校徽底色从粉变红的机会，意味着远离我心爱的清华图书馆、游泳池、露天滑冰场，和大礼堂，但这不足以改变我的决定。在学校我总有一种在后方的感觉。”他要趁着青春年少多接触些、多学习些。
高杰于1986年6月考取了中科院高能所谢家麟先生的博士生。“谢先生给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是，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微波电子枪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这时，高杰的青春旅程在他意料之外地有了大转弯。
一天，谢先生领着一对法国夫妇来室里参观。被告知那位先生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的所长后，高杰给他们介绍了整个装置和实验结果。临别前，所长对高杰说：“你毕业后可以到法国来。”几个月后，该所的加速器物理室的室主任也来参观，听完高杰的解说后，认定他在美国呆过。“我的英文水平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高杰很快就收到了法方的邀请信。
虽然此时离博士论文答辩只有三四个月时间了，但高杰还是选择把握住这个青春旅程中的变数。“那时候，我的身体不好，由于长期从事辐射试验受射线的影响，我的白血球降到了两千，人感到很疲劳。而且，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跟夫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去法国。”于是，高杰于1989年4月，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开始在这个浪漫的国度从事严谨的科学探索，手握青春方向盘来了个急转弯。
青春理想：直线对撞机
由于刚到一个新地方，一切都需要适应。
几个月后，看到研究进展不大的时候，高杰蹙起浓黑的眉毛，嘴角紧抿，反复地急躁地把研究材料反复翻阅。
一天，在咖啡厅他向室主任表露了这种心情。室主任并没有马上安慰他，而是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是在做科学。”直直盯着主任的眼睛，高杰微愣，然后低头沉思。他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悟出了一些道理：只有在安静的环境和平静的心态下精神才会集中，集中的精神才会有穿透力。“从那以后，我能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学习，研究，思考。到法国后我的研究工作更多地集中在加速器物理理论上。”
与此同时，国内高能所同意高杰的博士学位学习转到法国巴黎XI大学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专业。他于1992年获博士学位，1996年获大博士学位（相当于过去的法国国家博士）。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高杰的青春旅程又一次面临重要抉择。
1996年夏，经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的推荐，高杰收到了李政道教授的邀请信，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高等科学与技术中心，做为期三天的关于未来高能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的讲座报告。这封邀请函意义非同寻常，因为高杰大学选加速器专业就是受到李政道教授的影响。“回想当年选择专业时李先生的名字所起的作用，收到李先生的邀请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同时，高杰也欣喜地认为，“这是我第一次为国服务的机会。”
报告会的第一天，当他看到谢家麟先生和陈佳洱校长骑着旧自行车赶到会场时，高杰的眼眶微湿，有些东西梗在心头。
“我的导师谢家麟先生是1950年代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回国的。他曾对我说，待在国外是‘锦上添花’，回国服务是‘雪中送炭’。多年来，谢先生回国服务、报效祖国的人生经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同时，也符合我的人生价值观。”
正是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意识，2005年元月高杰作为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人才引进计划（百人计划）”中的一员，离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回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投身于中国的大科学项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二期改造工程(BEPC-II)及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国际合作当中去，并得到200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ILC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惟一的已经启动但还未确定选址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100亿美元），这个探索直接涉及人们对一切物理质量起源的了解。同时，ILC的建造时间表也是符合中国未来10－20年发展路线图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简言之，ILC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地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