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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范文1
阴谋是这样的
“2009年9月12号有轮胎特保案，轮胎算什么呀?几十亿美金，根本不算什么的，非常小的一个比例。中国的纺织品才是出口的大宗。如果美国人够聪明的话，既然轮胎都敢搞，无缝钢管敢搞，纺织品怎么会不搞呢?这不合理，怎么可能让中国人赚钱呢?没有道理的。所以一定会对纺织品的原材料进行攻击。我就让我的助理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研棉花，把资料研究完之后，大吃一惊。很不幸的告诉各位，他们不是刚开始，已经快结束了。”――相信看到这段话，很多人大吃一惊。郎成平经过调研发现的已经结束的“美棉阴谋”是什么?
首先从现象说起。在郎咸平团队的调研中发现，2009年中国的棉花产量和质量都在大幅下滑――“平均棉花质量下跌10％，单产量下跌10％，耕地减少10％”；“农分率也下降到34％，农分率就是100斤的籽棉能够转化为多少皮棉。籽棉是种出来的棉花，带种子的，不能纺纱，必须转化成皮棉才可以。中国农分率的标准应该是37％～38％，这个数字每年不一样，但是都差不多，可是今年的农分率只有34％。棉花单位的产量下跌，质量下跌，农分率已经低于我们过去的棉花了。”
按照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2009年9月的《全国棉花长势调查报告》，2009～2010年度，全国棉花总产量将较上一年度下降12.4％，为700万吨，是2000年以来棉花产量的最大降幅，市场缺口约为200万吨。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和郎咸平一样发出疑问。
郎教授在疑问之后自己找到了答案：孟山都。
因为中国的棉花全部都是1997年从美国孟山都所引进的叫做转基因抗虫棉33B。抗棉铃虫，这是棉花最讨厌的虫。由于抗虫棉33B抗虫特别好，2001年～2004年的三年间，孟山都的棉花使得农药使用量下跌了50％～60％，种植成本下跌了25％，每亩棉花的产量上升了20％，农分率是42％。这三年非常好。但是孟山都的技术含量重点不在这里，如果仅此而已，他也控制不了中国棉业，重点在于抗虫棉33B在经过三年种植之后，如果不去买他的新种子，保证三年之后一代不如一代。“孟山都为了掌控中国的棉花市场特别发展出这么一个转基因抗虫棉33B'’，“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之后，我们的棉花质量下跌10％，产量下跌10％，耕地面积少了10％，都是迅速下滑。更可怕的是农分率从过去的42％跌到了现在的34％，比过去我们中国用的传统棉花还要差，已经比不上我们原来自己的棉花了”――郎成平揭示道。
更可怕的还不至于此。“这个品种对棉铃虫是由防御作用的，可是棉铃虫被消灭之后，2006年开始蚜虫出来了，红蜘蛛出来了，烟粉虱出来了，其他的害虫都出来了，造成了更大的后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棉花的质量要下跌”，“要杀蚜虫、红蜘蛛，就得买农药。农药是两个公司提供的，一个是孟山都，另一个是他的合作企业德国的巴斯夫。就这两个公司提供这种农药，其他公司都没有。所以你买农药他会赚一笔。或者你原来的种子不用了，就向他买种子，买种子他再赚一笔”――够触目惊心吧。
坚硬的缺口
为什么美国要处心积虑为中国研制特定的棉花种子呢?而且在被中国种子公司抄袭后一点也不怕?处心积虑是因为巨大的市场诱惑，而不惧抄袭是因为人家的技术含量真正高――到头来你还是有求于我，无论是种子，还是农药，还是棉花，总有一处你要有求于我。
中国的棉花缺口就跟出口能力一样是个明眼可见的事实。对国外棉花供应商来说，这巨大而坚硬的缺口就是他们的胃口。以下表格是2006～2009年中国棉花产量及进口量表，表中数据表明中国的年棉花缺口量在200万吨左右，高于200万吨的占多数。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495万公顷，较上年减少80万公顷，棉花产量640万吨，较上年减产14.6％。美国农业部2月8日的2月份月报已下调美棉库存，并调增本年度中国棉花消费量至1034.2万吨，市场由此认为本年度后期中国棉花供应会偏紧。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导致纺织等行业出口萎缩，去年我国累计进口棉花159 77万吨，同比下降27.0％。不过由于内销市场增长等影响，去年末我国棉花进口呈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2009年12月份，我国进口棉花22.90万吨，环比增103.0％。今年1月份中国棉花进口量再创新高达31.1万吨。
据中国棉花协会，今年棉花生产形势不如预期，尽管棉花价格较金融危机前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棉花种植面积仅稳中略增，且从南到北遭遇低温天气，春播推迟15天左右，播种开局不利。虽然纺织业恢复向好，生产出口形势将好于2009年，但面临原料、人工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化、贸易保护主义等不确定的压力。此外，全球棉花市场在新的年度也将面临产需缺口加大、库存下降的局面。
日前，国资委发表报告，由于印度停止出口加上国内需求增加，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棉花供应短缺。报告中援引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的数据说，在今年新棉花采摘上市之前，中国将出现31万吨供应缺口。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棉花生产国，为了增加供应抑制价格上涨，印度政府上周宣布停止棉花出口。这一决定给中国刚刚恢复活力的纺织工业带来了冲击。在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提振下，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11.9％的高增长，纺织业也在需求扩大的提振下出现增长，但是中国去年棉花产量却因为种植面积减少而出现大幅下降。据中国棉花网预测，在8月底新棉花上市之前，中国棉花供需缺口可能会高达350万吨，而且明年棉花供应依然可能紧张。另据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人士估计，到2020年，我国纺织行业70％用棉需进口，也就是说世界80％的棉花要供应中国。
虚弱的国棉
棉花在中国如此之缺，为什么生产跟不上?供不应求的市场还不足以让棉农动心吗?是的，因为让棉农动心的不是市场，是价格。
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棉农开始直接面对享受高额政府补贴的美国大棉花场主。2008年进口棉数量是2001年加入WTO时的19.5倍。从2008年以来，中国三大产棉区棉田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递减。中国最大的产棉区新疆2009年棉花种植面积为2015.6万亩，较上年下降19.4％。
多年来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在长江流域棉产区，浙江最大的省属农场――黄海农场的棉花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1.3万亩降到了2009年的100亩，仅作为农场科学试验田保留。
中国棉花协会的调查报告中显示，2009年黄河流域棉田面积减少了16％，长江流域棉田面积减少20％。而据调查，“明年(2010年)种植面积还要减，山东和河北已经改种小麦了”――棉花协会人士表示。
加入WTO后棉花价格波动不定，2002年至2008年，中国棉花收购价格年均波动幅度超过12％。棉花价格的不确定性和生产成本上升使棉农收益总体下降。棉农承担了价格波动的恶果。
在不确定的利润面前，棉农缺乏安全感，种植积极性处于逐年被打击之中。而对用棉企业来说，这种价格波动以及用棉政策重压和国棉质量问题造成的打击更大。棉花每年都是纺织企业头痛的问题。
配额、滑准税、爆炒
“我们国家自己的棉花质量差，问题多，又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生产需求，进口棉花又有配额又有滑准税，增加了企业很重的负担，对纺织业来说非常不公平”，福建某家大型棉纺企业的副总裁陈总曾对记者说。他的这种气愤已是行业同感，每年棉纺企业都要为棉花大伤脑筋，尤其是棉花价格飙涨的时候，为了“抢棉花”有的企业不惜派人常驻新疆等棉产地，也不惜高额购买配额。
“美国有国家补贴，我们不仅没有补贴，还要配额管制，还要征税，事实证明越靠政策管制，对棉花生产、流通越不利”，该企业人士表示。
我国目前对进口棉花实行配额制，关税内配额只有89万吨，其它配额量国家会依据市场变化进行增发，但是需缴纳滑准税，目前滑准税是5％～40％。即使国外棉价已经高于国内，企业进口棉花仍需缴纳5％的滑准税。对于不得不进口棉花的中国纺织企业来说，这笔不小的负担已经严重影响中国棉纺的国际竞争力。
游资的不良爆炒行为将棉农与纺织业置于利益圈之外，中间商控制着棉价与利润。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在2010’中国棉业高峰论坛上就指出，游资炒作棉花、棉纱，使得现在有的针织厂不得不考虑自己要建纱厂，这就使纺织工业被迫出现再次扩大规模，把有限的资金不用于产业链提升，而是用于应对棉花和棉纱的炒作。杜钰洲认为，这是很大的浪费。
不止是补贴问题
从1999～2003年，美国政府对棉花的补贴率高达89％。也就是说生产100块的棉花，补贴89块。从2001年到2002年，他的补贴率超过129％，完全给农民钱，种出来就是钱，完全超过你的成本。所以美国的棉花非常便宜。――郎咸平认为美国出口农产品的策略就是补贴，对于棉花也一样。
“在中国，农民种粮有补贴，种棉花却没有补贴，这不公平”，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棉纺协会会长徐文英曾对记者说。他认为，应给农民直接种棉补贴，农民利益才能得到保证，也给中国纺织工业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按照中国加入WTO时争取到的“8.5％的微量允许”政策――即综合支持量不超过该产品上一年度生产总值的8.5％的补贴政策，每年中国可以对棉农有50亿～60亿元的补贴额。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利用这一政策。
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范文2
二、以发展的眼光理性看待中国纺织业的环境发展现状
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必须先厘清一个概念，纺织产品上有害物质的残留符合生态安全的要求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完全没有使用有害的染化料助剂；二是在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使用了有害的染化料助剂，但在后续的湿处理过程中游离或残留的有害物质被洗掉并随废水排放了。因而，纺织产品是否符合生态安全要求与纺织业是否存在废水污染环境的问题并无直接关联。那么中国纺织业，特别是印染行业的环境污染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举一个例子，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曾两次以“时尚之毒”命名的调查报告。其报告之一《时尚之毒 ——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称，2010年6月和2011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分别对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宁波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和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最终，绿色和平组织确认被调查的两家企业在生产中使用和排放了有毒有害物质，并造成环境水系的污染。同时，根据调查，绿色和平组织认定14家国际知名品牌与被调查的这两家企业有着供应关系。由于这些品牌公司应该并且有能力与供应商一起淘汰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因而这些品牌对供应链中发生的有害物质排放和环境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报告之二 —— 《时尚之毒 2：毒隐于衣 —— 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则再次将全球15个知名服装品牌推到了全球公众的面前。据称，绿色和平组织在2011年4 — 5月间，在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全球知名品牌的78个样品，除了 3 个样品未标明产地外，其他产品的产地涉及13个国家，而产品本身则涉及由天然或合成纤维制作的男装、女装和童装，款式包括衬衫、夹克、裤子、内衣和帆布鞋。此次抽检的78个样品检测目标直指被称为环境激素的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据该报告称，在被检测的78个样品中有2/3（52个）的样品中含有NPEO（高于1 mg/kg的检出限），其中除了 1 个品牌之外，有14个品牌的产品被检测出含NPEO；在18个国家购买的样品中有17个国家购买的样品检测呈阳性；在13个原产地中有12个产地国生产的样品检测出NPEO。据此，绿色和平组织认定，在被抽检的15个知名品牌中有14个品牌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被称为环境激素的NPEO。而且，由于NPEO很容易被从纺织品上冲洗掉，因而上述检出的含量水平并不能代表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含量水平。同理，即使在上述检测中未被检出NPEO的样品，也不能证明其在生产过程中未曾使用过NPEO。
这两份报告的高调推出，对相关品牌、生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毒水”、“毒衣”，乃至使用“时尚之毒”这样出挑的字眼，对吸引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眼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在吸引公众关注环境问题方面，绿色和平组织取得了成功。
但是，吸引社会的关注是一回事，而让公众清晰地了解事情的原委却是另一回事。暂且不论这几次由绿色和平组织自己组织实施的调查在程序设计中是否科学合理、采样过程是否公开公正有监督、分析检测是否是在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等程序性问题，单从公布的检测结果来看，就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和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排放废水的检测，有的给出了具体的被检出化学物质的名称和含量，有的则只给出了检出的物质但无含量数据。从专业角度看，如果一种检测手段或方法能检出某种物质，且被检出物质的含量在检出限以上，则应报告具体的检出结果数据。如果在定性检测时怀疑有某种物质存在，但在定量时其含量又低于检出限，无法给出确切的数据，应认定为未检出。根据未有具体检测结果数据的检测报告来推断一定含有某种物质，无论是从程序、规范还是依据上来看，都存在严重的瑕疵。当然，也有可能是检出的量太低，甚至远远低于法规规定允许的标准，因而也不愿公布结果，反正是你用了，你排放了，你就应该承担责任，禁用和限用的界线被混淆。由此，又可以引出更进一步的问题，而这也是目前更多的人在冷静之后所关注的问题：绿色和平组织所公布的这些所谓的有毒有害物质，世界各国究竟有没有相关的法规对其使用进行规范？是绝对禁用？还是应该授权使用或限制使用？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是可以授权使用或限制使用，那究竟哪些场合可以使用？限制使用的限量又是多少？从大部分绿色和平组织给出的检测数据来看，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那这个水平与周边环境，乃至欧美等国类似环境的本底水平相比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其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有些有害物质究竟是环境背景中就大量存在的还是企业使用和排放的？绿色和平组织的两份报告中大量涉及中国的企业及其生产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纺织业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方面，既无国家法规的规范，也无企业自律，虽然被指责的是作为采购商的知名品牌，但作为供应商中国的企业显然难辞其咎。
绿色和平组织在其报告中坦陈，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毒有害化学品的问题不仅局限于中国，这一问题其实是许多品牌和国家所共有的全球性问题。那么，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途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从而寻求科学和合理的解决办法？相信这才是社会公众、知名品牌、生产企业，包括绿色和平组织本身所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化学品的使用已经无所不在、不可避免，在给人们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如何准确评估其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加以合理控制，特别是对一些持久性的有害物质的控制，才是人们应有的科学态度和行为准则，切忌走极端或以模糊的概念使人无所适从。举一个通俗的例子：食盐作为一种化学物质是人体所必须的，当每天的食用量控制在 6 g以内时，对人体是安全的，但如果每天的食用量大大超过这个数量，则对人体可能是致命的，而化学品的科学合理使用也是相同的道理。事实上，随着现代分析测试技术的快速发展，从产品或环境中检出痕量物质已非难事，对检测结果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对推动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开发，保持相关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乃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指出，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减少优先管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且也在努力清除此前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但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认识、政策还是具体的治理方面，发展都比较缓慢。因此，许多全球知名品牌纷纷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基地或从这些地区采购产品，从而利用发展中国家不够完善的环境法规和低成本，从中渔利，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报告中所提及的宁波雅戈尔和中山国泰所排放废水中有害物质的量与欧美的废水排放标准和实际的环境水平相比又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近年来，中国印染行业在推广清洁生产、实施节能减排、强化产品的生态安全性能监控方面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实际进展如何？其实答案仍然可以从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得到，只是需要自己去寻找更多的对比性数据并加以科学比较。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指出在雅戈尔的废水中检测出了含氯酚，但却未告知其含量（0.03 ～ 0.06 μg/L）其实远远低于欧盟地表水的要求（2 μg/L，以毒性最强的五氯苯酚计）以及欧盟和加拿大的饮用水要求（分别为0.1 μg/L和33.3 μg/L）。公布这个数据要说明什么呢？
关于含氯有机溶剂，工业用的含氯有机溶剂数以百计，许多国家对直排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河流中）含氯有机溶剂的控制都是以AOX值来规范的。德国对直排废水中AOX的限量要求是100 μg/L，而雅戈尔废水中含氯有机溶剂的总量仅为6.1 μg/L，这个结果如果放在德国，应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减排案例。
壬基苯酚（NP）和实际应用中作为其主要来源的NPEO在欧美早就被禁止使用，环境中NP的浓度已显著降低，而且也早已不再被列入欧盟的日常监控项目。根据欧盟指令2008/105/EC，欧盟地表水最大可接受的NP浓度为2 μg/L，而雅戈尔废水中NP的含量（14 μg/L）超过了欧盟的标准。关于NPEO的使用，根据欧盟指令2003/53/EC，如果产品或排放物中NP或NPEO的含量≥0.1%，即不得用于工业洗涤（除非循环使用或焚烧）、家用洗涤、纺织及皮革加工工艺（除非不排放污水或经严格处理）、纸浆和造纸生产、化妆产品、杀虫剂和生物杀灭剂的配方。不过，各知名品牌和国际买家在实际操作中对其限量要求也是五花八门的，一般在100 ～ 500 mg/kg之间。事实上，在纺织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如果直接使用APEO，其最终产品上的残留量一般可达数千ppm；如果按欧盟的规定在
关于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PFOS），在绿色和平组织给出的雅戈尔废水中的浓度（0.003 1 ～ 0.008 7 μg/L），不仅大大低于在德国的地表水中的实际平均浓度，而且也大大低于2005年加拿大进行的一次污水监测高达0.549 μg/L的结果，虽然加拿大已经不生产PFOS了。至于报告中提及的PFOA，不仅同样未超过德国地表水中的实际浓度，而且是否禁用，世界各国仍未达成共识。
关于苯胺类物质，绿色和平组织对雅戈尔废水的检测报告中对检出的苯胺类物质给出了两个定量结果，一是苯胺和各种氯苯胺的总量在0.1 ～ 2.1 μg/L之间，但未给出具体的各种氯苯胺的异构体名称，所以无从判断其中是否有高毒性的含氯苯胺存在。事实上，这样的含量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国家对饮用水的限量要求，而根据美国环保署的数据，饮用水中苯胺的含量在 6 μg/L时（日常生活摄入量），引起癌症的风险为1/106，而雅戈尔工厂所排放的废水显然不会直接作为饮用水的。此外，报告中还单独列出了明确对动物有致癌性的邻甲氧基苯胺的浓度为0.07 ～ 0.08 μg/L，这个量显然也大大低于饮用水的标准。
关于重金属，数据表明，从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中检出的铬（Cr：42 μg/L）、铜（Cu：24 μg/L）和镍（Ni：37 μg/L）均低于德国法令规定的经处理后的废水排放标准（Cr：50 μg/L、Cu：100 μg/L和Ni：50 μg/L）。
至于其他一些物质，绿色和平组织虽然提到了在废水的检测中有检出，但并未给出具体的数据，笔者无从分析。一般的推测是，在定性检测时有发现，但在定量测定时因低于检出限而无法给出具体结果，因而难以认定其检出的可靠性和对环境的危害。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环境治理和从源头上控制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各相关行业在自律和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方面也是成果斐然。我国印染行业也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工艺、技术、装备、无害化学品的使用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贸出口的迅速上升，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我国纺织产业的产量和规模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绝对量的增长部分抵消了节能减排对废水排放相对量减少的实际效果，但如果能科学合理地比较一下产量增长与排污情况的变化就不难发现，这些年我国印染行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所作出的积极贡献。通过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提及的宁波雅戈尔和中山国泰废水污染物的检测结果分析，表明：这两家印染行业的代表企业在减少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所排放的废水中被检测出的有害物质浓度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国际或国外的先进标准，这是中国纺织业在过去数年中减少使用和排放危险化学物质的努力取得积极进展的典型事例。
三、为时尚清污，中国纺织业任重道远
现代纺织业的生态安全与环境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之前的数十年中，工业化国家在有害物质控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对优先控制的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方面，通过从源头上控制的办法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在努力清除已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方面，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由于积累时间太长、数量太多，至今无法达到彻底的治污效果，本文前述的欧美目前地表水的有害物质含量的实际水平，乃至相关法规仍无法对某些有害物质的排放完全说“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或是出于法规和成本的压力及目标市场的变化，世界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产业转移不可避免，以纺织、皮革、制鞋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随着产业、技术、工艺的转移，原本在发达国家已经给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危害的有毒有害物质的误用或滥用问题，同样出现在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观念、技术、法规、资金等诸方面的相对薄弱，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人类、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巨大障碍。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迅速改善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已成为影响民生的重大问题，而传统的末端治理模式对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强化从源头上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监控已经刻不容缓。
虽然中国的印染业在节能减排和产品的生态安全性能提升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仍面临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与资源和环境制约的矛盾和压力。2010年，中国纺织业的纤维加工总量已经达到4 130万t，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50%，约为52% ～ 54%，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对染化料助剂的消耗量自然也是巨大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在纺织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以湿态加工工艺为主、必须使用大量染化料助剂、能耗高的行业，印染行业既承担着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需求的重任，又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其中，产业布局与环境条件、减排目标与技术、装备与设施配套能力、企业规模与减排效率、法制建设与监管、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减排责任意识、投入与产出等仍是中国印染行业所面临的矛盾焦点，环境污染事件仍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技术的现代化、管理的规范化、监管的法制化和布局的生态化。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谁应该为解决环境问题“埋单”？显然，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并形成联动机制，才是解决这一世界性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环境问题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这里面观念、技术和资金是最大的关键。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第一要务，长远的环境问题往往被忽视。在发达国家，保持洁身自好，将环境污染问题通过产业转移而一推了之也绝非个案。对业界而言，尽可能降低成本，保证利益最大化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对消费者来说，如果由于环境及产品的生态安全问题而造成消费者信心缺失的话，则会对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根本性的冲击。
虽然从测试结果来看，被绿色和平组织点名的宁波雅戈尔和中山国泰排放的废水在整体上并未超标，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这与从源头上控制的要求仍相去甚远。因为绿色和平组织所关注的都是那些持久稳定的有毒有害物质，哪怕企业能确保其日常排放的废水都能达到法规允许排放的要求，但其累积效应却是巨大的。虽然各自都能满足法规的要求，但汇集起来最终必定会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承载量，人类所依赖的生存环境也会随之而荡然无存。想必，这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其意义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非常深远的。不过，仅仅将矛头指向品牌拥有者和产品的生产加工业也有失偏颇，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应该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作为供应链最上端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企业，让他们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欧盟推出REACH法规的目的所在。
中国是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特别是由于资源的不平衡，中国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别。世界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和21世纪的发展主题。关注民生，注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各国政府也是各行各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各国及各相关行业在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采取有差别的节点目标已形成广泛的共识。中国的纺织业虽然在数量上已经成为全球的龙头老大，但就行业的整体水平而言，仍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巨大的市场需求、相对落后的技术能级、迅速增长的生产要素成本、日渐突出的节能减排压力以及保持行业稳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等构成了目前中国纺织业错综复杂的局面。走出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转型升级，而其中，节能减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年，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被称为纺织业中排污大户的印染行业，在倡导清洁生产、推进节能减排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看到问题继续存在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
中国纺织业在有毒有害物质安全使用的立法、标准化和推行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方面已经取得积极的进展，并卓有成效，应该予以肯定。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加强对其上游的染化料助剂行业产品的选择和监管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有毒有害物质的误用甚至滥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天祥集团作为全球第三方质量安全保证服务的权威机构，近年来与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和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开展紧密合作，不仅在帮助中国的染化料助剂生产和出口企业积极申请REACH注册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在通过提供对染化料助剂的化学品生态安全认证服务，为中国的染化料助剂生产行业和印染加工行业实现上下游联动，减少和限制使用某些有毒有害物质，强化从源头控制，为最终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零使用”和“零排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然，基于理念、法规、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因素，减少和杜绝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各方对此应该有一个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并采取积极的行动。
话题回到本文开头的关于几家NGO联合的题为“为时尚清污”的报告。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渠道，NGO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如何更为理性、客观、科学地看待某些事物，可能需要更为深入的作风和更为专业的视角，仅凭一些不完整的二手资料、简单地挑一些能反映自己意志的事例或数据和以一些能抓人眼球的语句拼凑出的所谓调研报告，很难给观众带来真实、客观、科学和完整的视野。而且，基于公众对行业的了解程度有限，这样的报告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误导。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缺裁判员，而缺的是更多的运动员。如果不能做运动员，至少也要学着做教练员，虽然自己未必能做，但至少还能给运动员一些指点。因此，提出问题固然是重要的，但如何找准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并最终解决问题，才是事物的关键。相信这些NGO若能本着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自己的深入调研并取得第一手资料，也许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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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范文3
一、贸易失衡问题
尽管中美贸易统计存在差异，但贸易失衡迅速扩大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美方的统计，从1991年起，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对美贸易顺差国，从2000年以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在美国原先有一种期望，认为中国“人世”以后美国对华逆差会缩小，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虽然中国“入世”后美国对华出口增长迅速，但中国对美出，增长更快，据中方统计，2002～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年均增长38.8％：根据美方统计，2002～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年均增长25.7％，2005年美对华贸易赤字占其贸易赤字总额的1/4。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325.5亿美元，占美贸易逆差总额的27.8％。
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不仅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同时也引起美国制造商的关注。2003年5月，美国制造业协会公布了《对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的调查报告，其中说，根据协会最新的民调，75％受访的美国制造业人士认为，美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成为出口大国是对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将贸易失衡视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头等问题”，尤其是国会中一些人试图把贸易逆差问题政治化。这种观点的集大成者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月11日发表的《美中贸易，1989～2003――在全国和各州对就业和各个行业的影响》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1989年到2003年的14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20倍，从62亿美元到1240亿美元。这导致美国丢失了15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2001年“入世”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一倍多，美国就业岗位丢失的速度也就比先前快了一倍。中国输美的高档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这些高科技产品增长的速度远比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快，因此在人们原先以为不会受中国低工资竞争影响的半导体工业现在也受到了贸易赤字的影响，在汽车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中国的份额也在增大。
二、反倾销问题
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一百多项反倾销调查，是世界上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中国“入世”后，反倾销更是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美国对华反倾销不仅次数最多，而且金额较大。自我国加入WTO以来至2005年初，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共有六起，美国就占了4起。其中2004年1月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认定中国家具厂商对美出口的卧室家具价格太低，已经构成掠夺性倾销，对中国采取的反倾销案中涉及的贸易金额一次就高达10亿美元，成为了中美贸易史上最大金额的一起反倾销案。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涤棉印花布、氯化钴、搪瓷厨具、电风扇、铅笔、大蒜、一次性打火机、浓缩苹果汁等近百种产品，在已经结案的产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中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遭受美国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可以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数目远远超过任何国家曾经和可能承受的规模。
在1990年至2003年间，在对受到美国反倾销措施调查最多的10大经济体统计分析中，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特点非常显著，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中国是美国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比位居第2的日本多70％以上。(2)在对中国发起的91项反倾销调查中，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有61起案件，占67％，日本比中国略少。(3)以反倾销案件中唯一被调查国家这一指标着，无论以案件总数还是所占比例衡量，中国均为首位。关注这一指标意义重大，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对其反倾销法律修改后，允许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对各进口来源实行数量累计加总，从而增加了美国申诉企业胜诉的可能性。所以，在针对中国的91项反倾销调查中，几乎有一半即41起案件只涉及中国，这一情况的确有耐人寻味之处。(4)美国对中国征收了最高的反倾销税，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平均反倾销税率(127％)、比位居第2的巴西(76.5％)高66％。当然，比较税率高低可能缺乏说服性，因为两国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不同。但是，在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的共23起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产品被征收的平均税率和中位数税率分别是117％及、11％，而其他经济体的两项数据分别是36.4％和32.2％。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比其他经济体高2倍，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歧视。
三、人民币汇率问题
自2002年底以来，国际上掀起了一场促使人民币升值的国际风波。这场风波不仅引发了国内外学界、政界的广泛讨论，而且也已演变成中国与美日等国的经济摩擦，成为了干扰正常的中美经贸关系的一大问题。在这场风波中，中国政府受到的促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美国是这场风波的主导者。最早提及中国人民币需要升值的是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师斯蒂芬，罗奇，他在2002年10月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因素》的报告，该报告称中国正在通过商品出口将自身通货紧缩转向全球。尽管后来罗奇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但该观点已引人注意，成为国际上“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和“人民币升值论”的源头。从2003年初开始，美国政界和商界的部分人士将近几年来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状况，都归因于中国对美国出，的持续增长，并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产业和工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此时美国一些出口商、劳工组织和国会议员开始指责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认为中国通过这种固定汇率制故意低估了人民币的币值，从而削弱了美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大了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的物质财富不正常地向中国转移，并导致美国丢失制造业的就业岗位。2003年6月，美国最大的工商业集团美国制造商协会牵头、80
多家机构联合组成的“健全美元联盟”召集会议，对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6月25日，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ATMI)向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委员会听证会提交了题为《外币的人为操纵对美国纺织业的影响》的证词，声称“中国将其货币贬值40％，然后其他亚洲竞争对手的货币也贬值40％，最终导致美国制造业经历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对美国纺织业而言，亚洲货币贬值的效应不亚于一次‘浩劫’”。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一些试图在大选中与布什一争高下的候选人和一些利益集团也在就业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纷纷表态，表示要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持续不减，国会也继续对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进行猛烈攻击。2004年9月底，中国第一次参加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美国财长斯诺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进入2005年，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层浪迭起。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修正案，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升值人民币，否则将对中国的进口商品课以27.5％的关税。5月1.7日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中国货币法案》，要求政府部门对中国政府是否“操控了货币”进行调查。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之下，白宫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不断增强。
2006年3月，一个关于对华征收27.5％惩罚性关税的议案刚宣布推迟表决，美参议院又抛出更具操作性的新议案，要求中国采取与“国际贸易体系相符”的货币政策，并获得布什政府支持。2006年以来，美国更是积极利用国际机构和多边场合增加对华压力，催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监督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推动七国财长会议点名要求中国增加汇率灵活性。2006年，中国出台一系列继续改革的措施，人民币汇率对市场反应更加明显，贸易加权汇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0％。实际上，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不大。据牛津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即使人民币升值25％，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也最多下降2％。
四、知识产权问题
美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因是美国认为其经济的发展对知识产权有着很大的依赖性。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多的专利，技术是美国许多行业最大的竞争优势，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也是美国政府和公司最关注的问题，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具有重要地位。美国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Gienspan)说：“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将导致经济的崩溃”。据专家分析，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外出口仅有10％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比例上升到50％，现在是65％。美国每年创造的GDP中60％以上与品牌商标有关。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统计，2002年美国的核心版权产业产值为5351亿美元，占GDP的6％，出口额高达889亿美元。仅美国核心版权这一个产业的产值，就超过了食品、纺织品、飞机、烟草、石油、煤炭等产值之和。美国商业软件联盟说，如果对美国软件的盗版率下降10％，可以增加1420亿美元的GDP，创造13万个以上高技术、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增加230亿美元的税收。
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范文4
制造业物流的发展趋势
在过渡阶段中，制造业物流显现了趋势。
1．制造业物流需求快速增长、规模快速扩大，占社会物流总额比重提高。
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制造业物流总额为359004亿元，比上年增加26.9％，增速快于同期社会物流总额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总额占社会物流总额比例为74.7％，比例比上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
制造业物流总额在社会物流总额中不仅比重最大，而且增长最快。2005年，制造业物流总额比上年增长26.90％，比农产品物流额、进口货物物流额、再生资源物流额、单位与居民物流额等同期增速快得多。
但是，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物流需求分布不平衡。在制造业物流额的构成中，机械制造业物流额所占比例最大，为40.3％，所占比例较大的行业还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比例分别为9.2％、7.5％、6.8％；所占比例较小的有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比例均在1.0％以下。
2．物流业务发展正在由生产、销售环节向采购环节迅速扩展，部分企业开始向回收(循环)物流发展。
在传统制造业物流活动中，采购环节通常不被重视，而事实上采购环节又是最有成本节约空间的环节。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增加制造业企业销售额一般是比较困难的，而物流成本下降则相对容易，由此可见，降低物流采购成本十分重要。
例如，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就已经开始采用订单采购物流管理。其采购活动是以订单驱动的：制造订单的产生是在用户需求订单的驱动下产生，制造订单驱动采购订单，采购订单再驱动供应商。这样，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了低成本、准时化的采购物流，并与生产中的实时物流和专业化的销售物流进行优化整合，形成以企业为整体的一体化物流体系，推动了企业整体效率和效益提高。
据了解，目前国内一些主要汽车企业，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等都普遍采用这种准时有效的一体化物流管理的模式。
3．物流发展目标开始由加快销售、降低销售成本，向整体优化、提高企业效率、降低整体物流成本转变。
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已经有一些制造行业物流发展的目标开始由加快销售、降低销售成本，向整体优化、提高企业效率、降低整体物流成本转变。
例如，在传统石化企业物流活动中，企业往往只重视加快销售、降低销售成本，注重加强和改善企业产品销售绩效的提升，但在生产、原材料供应等环节的物流管理还相对落后，使得企业内部物流管理脱节，效率不高，整体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以燕山石化为代表的许多石化企业开始提出整体优化、降低企业整体物流成本的物流管理目标。实施整体优化后，燕山石化成品油的销售配送可以直达最终用户――加油站，其物流管理模式基本与国外接轨。
4．物流发展的精细化、专业化的趋势开始显现。
在调研中可以看出，制造业物流发展由粗放的物流管理向精细化、专业化管理转变的趋势明显加快，物流发展的行业特征越来越明显。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简称辽渔集团)近年来为了适应客户和市场的需要，特别是适应产品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要求，根据水产行业的特点和产品的特征，着力加强水产品物流和冷冻储藏业务，打造冷链物流管理体系。目前辽渔集团已拥有功能齐全的大型冷藏库5座，冷库年吞吐量达到43万吨，向客户提供水产品的冷冻粗加工及其他食品的快速降温或速冻服务，形成了具有水产行业特点的冷链物流管理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客户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制造企业普遍拥有一定物流基础设施，内资企业平均规模远大于外资企业。
全国第二次物流统计调查资料显示，制造企业普遍拥有一定物流基础设施。2005年制造业重点调查企业平均使用仓储面积为12万平方米，其中：平均自有仓储面积为7.2万平方米，占平均使用仓储面积的60.1％，平均租用仓储面积4.8万平方米，占39.9％；重点调查企业货运车辆平均拥有量为58辆，装卸设备35台。同时，据调查资料，制造业重点大类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烟草制品业平均规模又大于其他行业。
我国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基础设施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在物流基础设施拥有量方面，内资企业平均规模远大于外资企业。
6．物流业务外包增加、专业化程度提高，制造业企业与物流企业联合趋势明显。
制造业企业物流外包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物流业务外包增加、专业化程度提高，但物流业务整体外包较少，运输外包比重较大。
据第二次全国物流调查数据显示，企业运输业务主要靠外包来完成。2005年，在所调查企业完成的30054万吨货运量中，货主企业自我完成的只有9900万吨，占总量的32.9％，委托第三方完成的达20153万吨，占67.1％。这一比例比上年提高了近2.5个百分点。
同时，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联合趋势明显。2006年8月，宝钢集团北方物流中心与辽渔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确定辽渔集团大连湾新港正式加入了宝钢集团北方物流网。大连湾新港将提供2万平方米场地作为宝钢仓库，并在其上新建一座6000平方米的宝钢仓库；同时以最优服务提供港口装卸、仓储等一条龙流程。宝钢大连物流中心建成实施后，大连湾新港将举全港之力，竭力打造“宝钢精品”，以此将大大增强钢材吞吐量。类似的还有本钢和中远集团的战略合作等。目前，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实现战略合作、资源共享已经形成一种有利趋势。
7．物流信息化作用越来越关键。
随着近几年物流业的蓬勃发展，物流信息化受到了普遍重视，物流行业信息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物流信息技术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第五次中国物流市场供需状况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大型制造企业现场物流采用看板管理的占25％，采用JIT配送的企业占11％，采用原材料直送工位的占44％，采用精益化物流管理的占6％，采用条码信息系统的占13％，采用了企业集成化物流系统的比
例为13％，与第四次调查相比，企业物流系统有较大改善。
我国重点制造企业在物流系统改善过程中，采用一体化物流管理的企业占23％，实施了供应链管理优化的企业占18％，原材料采购采用招标采购措施的企业占37％，采纳物流业务外包的企业占49％，实施ERP信息化管理的占47％，进行了业务流程优化的企业占29％，采纳了其他各种物流改善措施的企业占31％。
8．现代物流技术与产品在企业物流作业中开始得到应用。
第五次中国物流市场供需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大型制造企业在物流作业中采纳了许多现代化物流技术与装备，其中使用物流单元化容器的企业占31％，使用工位器具的企业占67％，使用叉车／拖车等搬运设备的企业占76％，采用吊车／起重机的企业占27％，生产线采用了连续自动输出线的企业占46％，采用自动包装与码垛技术的企业占19％，采纳其他物流技术的企业占28％。
现代信息技术对制造业企业物流组织的影响，将导致新的物流组织出现，而且促使物流组织的层次在不断提高。
中国制造业企业物流的问题与差距
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还不大，实力还不强，尚存在不少问题。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小、散、差”，小：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散：产业集中度低，差：劳动生产率、市场辐射能力、研发能力等均较弱。
中国制造业企业物流存在的问题及差距主要表现在：
1．现代物流理念缺失，一体化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应用程度较低。
我国制造业引入现代物流理念的时间还不长，各方面认识还有限，供应链管理的应用程度较低。
2．物流总体水平较低，影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生产服务业特别是物流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并不明显。制造业整体上未能形成与其相应的具有效率和竞争力的物流供应链，企业的采购成本高、原材料与产成品库存量大，资金占用多且周转缓慢和周转期较长，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受到很大制约。制造业物流费用率仍然高居不下。
2005年我国制造业物流费用率为8.5％，虽然同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但仍然远远高出日本制造业4.8％的平均水平。
3．企业物流专业人才缺乏，物流人员业务素质较低。
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物流人员主要是从企业内部运输仓储部门转换而来，业务素质较低，难以达到一体化物流业务的要求。而制造业物流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领域，一些物流专业的毕业生不能适应岗位的需要，特别是缺乏在制造技术上和商业模式上都具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这就造成了我国制造业物流人才的供需脱钩。
4．现代物流技术应用程度较低，物流技术及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我国传统制造业在物流管理和运作上习惯于自成体系，物流技术应用程度较低，物流网络不够健全，未能形成与其相应的具有效率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企业的采购成本高、原材料与产成品库存量大。企业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受到很大制约。
另外，我国制造业技术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机械设计方面，CAD在发达国家已经覆盖了制造业的60％，而我国还不到10％；在自动化技术方面，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实现柔性自动化，并向智能化、集成化发展。而我国目前仍处在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在管理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开发并应用了JIT、LP、AM、CE等新的制造模式及MRP、MRP II等管理技术，而我国制造业多重生产技术轻管理技术、重信息化忽视集成化物流管理，特别是物流技术、人与团队之间的综合集成管理。
5．传统制造企业物流发展不平衡。
我国传统制造业物流在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第一。东、中、西部区域物流发展不平衡，资源型地区流出量与流入量差距很大；第二，城乡物流发展不平衡，农产品物流与农资物流发展滞后；第三，制造业内部行业物流发展不平衡，部分传统产业物流模式转型不快；第四，各物流环节发展不平衡，供应物流和生产物流的分离外包慢于销售物流；第五，基础与增值发展不平衡，增值所占比例仍然不大，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够，配套不好，公路运力相对“过剩”，铁路运能依然不足：普通设施设备“过剩”，特种、专用设备不足；物流基础设施分属不同的地方、部门和行业，缺乏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
6．企业自营物流居多，物流设施利用率低。
企业的原材料供应物流和产成品销售物流主要由企业自理或由供应商提供，极少由第三方来承担。第五次中国物流市场供需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企业原材料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9％，产成品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8％。我国的中小企业委托第三方物流的比例更小，其自理物流的能力也相对更低。而1996年美国由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的物流业务量已经占全社会物流总量的57％。
据第五次中国物流市场供需状况调查报告，目前在我国的生产制造企业中有49％的企业拥有自己的汽车车队、46％的企业拥有自己的仓库、48％的企业拥有机械化的装卸设施，9％的企业拥有高架库或立体库、13％的企业拥有铁路专用线。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制造企业内部的物流资源利用率的低下，其中汽车空驶率大于50％的企业为5％，累计平均空驶率达34.7％。
7．制造业物流费用增长较快，占社会物流总费用比例偏高。
根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统计，2005年，我国制造业物流费用为3056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7.9％，增长速度高出全社会物流费用5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费用不仅增长较快，而且占社会物流总费用比例进一步提高，2005年为90.3％，比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
在制造业的主要大类行业中，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物流费用增长较快，增速均超过制造业17.9％的平均增速；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物流费用增长较慢，增速保持在7％～18％之间。
在制造业物流费用构成中，机械制造业物流费用所占比例最大，为23.6％，所占比例较大的行业还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比例分别为10.2％、10.0％和9.6％；所占比例较小的行业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比例在3％以内。
8．物流费用率呈下降趋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行业仍然偏高。
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和第二次全国物流统计调查数据，2005年制造业物流费用率为8.5％，比上年下降0.65个百分点。各
个大类行业的物流费用水平普遍有所降低，物流费用占工业品物流额的比重，即物流费用率普遍下降到10％以内。反映出随着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制造业社会物流效率整体上提高了。尽管如此，我国物流费用率总体上仍然偏高。2005年8.5％的物流费用率高出日本同期水平3.7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物流费用率较高的仍然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医药制造业，2005年分别为17.2％、11.3％、8.9％和8.8％；机械制造业、纺织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的物流费用占销售额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中国制造业物流发展的政策建议
要解决目前国内制造业物流的问题，并使行业得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应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运用系统思维和和谐发展思路，从制造业物流的布局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人才政策几方面着手，培育适合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制造业物流的布局政策包括制造业基地重点布局、产业集群网络布局、行业示范布局三个部分。
目前，我国的制造业集中度并不高，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基地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和辽宁省中南部，制造业物流适合在这些制造业基地相对集中、重点布局，比如在基地建成若干制造业物流中心和物流园区。
产业集群网络布局政策包括完善产业集群区内的制造业物流网络，如运输网络、仓储布局网络、信息功能网络和综合服务网络，以及在产业集群区域建立物流联盟的运行模式。这种物流联盟可以是由产业集群的各个成员企业的相关职能部门合作建立的虚拟物流联盟，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形式。
制造业物流行业示范布局政策主要是指以行业内的一些优秀企业为典范带动其他企业的改进。
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范文5
随着绿色浪潮的兴起,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历史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态纺织品标准战争,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得标准者得天下。故建立一套国际领先的生态纺织品检测标准成为抢占纺织服装市场制高点一把利器。为了推动我国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本文分析了我国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生态纺织品;标准;绿色壁垒
纺织品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在国民生产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近些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制定一系列环保标准,对进口服装实施安全检测,限制非生态纺织品的市场流通和消费,千方百计对我国的服装纺织业出口贸易构筑技术壁垒,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于一个核心,那就是标准。更具体来说是生态纺织品标准。
生态纺织品是指对人体健康无害的纺织产品。纺织品的生态性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纺织生产生态性、 纺织消费生态性、纺织处理生态性。为了规范纺织品生态性能,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生态纺织品标准,但影响最为深远、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权威性的纺织品生态标准是Oeke-Tex Standard 100。该标准于 1991年由奥地利纺织研究院设计,由国际环保纺织协会(Oeko-Tex Association)颁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这些标准制定和实施的背后,都牵涉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受阻于标准,因不符合环保要求,我国每年有74亿多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而国外进口的纺织产品中不乏劣质产品和不合格产品,但由于我国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欠缺,不能有效监督进口产品的质量,致使国外产品以标准的烙印堂而皇之纷纷涌入,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
其实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我国理应在纺织标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各种生态纺织品的洗礼。我国纺织检测技术的研究单位和仪器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不能停留在仅靠标准要求规范之中进行研发和生产,应积极创新根据最终产品使用中提出的各种要求和目标以及对纺织品、纱线、纤维及其半成品等提出的考核要求,研究检测原理、新的检测方法。
一、标准的重要性
标准是在经大量实践证明,严格地以某种方式(无论是配方、检测手段还是其他)进行操作后,所得产品即可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然后以立法的形式将其固定,作为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必需环节。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标准已成为高新技术领域中企业竞争的新宠儿,成为专利技术追求的最高体现形式。俗话说, 三流企业卖苦力、 二流企业卖产品、 一流企业卖专利、 超一流企业卖标准,这句话很有道理。这其实也是生态纺织领域发展的趋势, 超一流的纺织服装企业制定或参与制定国际生态纺织品测试标准和参与制定生态纺织品的产品标准,―流纺织企业能创造出生态纺织测试方法的专利,二流企业只能执行标准开展生产, 三流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只好卖资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和标准的作用紧密联系,而经济效益更多地取决于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千方百计地控制国际标准化工作,都力求将先进知识产权转变为执行标准,并通过标准建立贸易技术壁垒,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可以这么说, 标准化已经成了专利技术的至高追求。谁的技术成为标准, 谁就掌控着市场的主动权,可谓“得标准者得天下”。例如美国高通公司,依托着在CDMA领域开创的1400多项专利,并把其相关的技术标准化成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如今这家企业如日中天、独步江湖。
标准是生态纺织品产品认证的依据。标准是“供共同使用和反复使用”的准则、指南,是产品获取认证的唯一准绳。林林总总的“生态纺织标准”催生了形形的“绿色认证”。组成服装产品的每一个部件(包括纽扣、拉链)都要通过有关的检测和认证,这些认证都是依据国际环保组织制定的《欧盟生态纺织品标准》。认证既是标准制定者权利的一种象征,又是标准执行者获取“市场通行证”的必要途径。据统计,在美国海关,每月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扣留的各类进口商品平均高达3500批左右。因此认证是迈入市场的一道必需程序。
标准的重要性体现在标准是产品市场的准入点。一个企业、行业的产品,达不到某个行业标准或者市场准入标准,就进不了市场。据美国商会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标准对贸易的影响率达到80%。仅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价值就达220亿美元。占据世界市场份额近70%,年产5亿多只的温州打火机,到标准面前也只有面临着退出欧洲市场的危险。与此相反,谁争取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市场。在关税大幅降低、传统壁垒措施大大削减的情况下,越来越细、越来越苛刻、越来越先进的生态纺织品环保标准已经成为我国出口产品防不胜防的隐形障碍,像VOLVO车在欧洲的某些中高档产品的内部装饰材料全部采用获得Oeko-Tex standard 100认证的产品;瑞士国防部最新的军装订单则明确要求产品必须获得生态纺织品认证,否则不予考虑购买。因此,我国纺织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纺织品企业不得不放弃欧美这块肥肉,把自己的市场缩减到亚洲和南美洲,甚至延伸至非洲战场,面对欧洲这个巨大的市场只能是“水中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面对生态纺织标准这道绿色壁垒,我国要想从纺织大国走向纺织强国,必须要迈过这道坎,必须占据标准化发展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得标准者行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标准是纺织产业技术革新的原动力。标准不仅是丈量产品质量的一杆标尺,而且已经成为推动行业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标准的推动下,国际上很多纺织服装制造商投入相当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促使产业不断升级。欧洲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的服装产品提出种种近乎苛刻的条件,然而这也是一种发展机遇。以前,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竞争是谁的价格低、谁的广告多,谁就能赚钱,今后将变成谁的科技含量高、谁能获取权威标准,谁才能雄踞市场。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纺织服装企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组织生产,增强企业环保意识,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各类措施解决生产中的设备、技术、原料、染料、人才、后整理等一系列问题。
标准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出于惯性,许多人对标准常常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往往是机械地以标准论标准。其实标准永远落后于科研、生产实践,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主动适应标准的同时,要与时俱进制定符合新情况的标准,而不是一味地跟从标准的牵引。面对新出现的高科技产品,不只是考核其是否符合惯用标准的指标,而应当考虑该标准产生的背景及适用的条件。
二、我国现行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我国在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并制定各式各样的检测标准,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对纺织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及控制技术和检测方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依然存在一些项目检测上没有统一执行测试标准。另外,原料的生产流程、纺织品的生产工艺、环境与人体健康基础理论上缺乏科技支持,许多检测技术均沿袭其他国家的检测方法,真正的检测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我国现行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存在的弊端具体表现在:
1.标准落后。近年来,我国纺织品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迈向国际标准化方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特别是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变化。与Oeko-Tex-Standard 100标准相比,Oeko-Tex-Standard 100标准自从1992年诞生以来,根据相关国家和国际有关法规,集中最新科研成果不断修订,目前已经实行的是2009年4月1日推出的版本。而我国的生态纺织品认证标准《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还停留在旧版本上。虽然我国现行纺织品标准正在逐步与国际领先的标准对接,但尚未形成国际化运作模式,譬如我国参与制定的纺织品国际标准屈指可数,多数标准没有发行外文版,即使买家愿意采纳中国国家标准,也无法在国际贸易中顺利推广。
2.环保观念意识淡薄。面对愈演愈烈的绿色浪潮,我国纺织服装业缺少足够的敏锐。我国有超过80%的企业还不是很了解相关生态纺织品技术信息。对生态标准和生态纺织品的概念尚处于被动接受执行状态,还未真正意识到环保问题的急切性和紧迫性。绝大部分是按照国标生产出非生态纺织产品。符合环保要求的纺织服装材料不具规模性,而有害染料的应用则更为普遍,已不能适应国际市场潮流。
3.检测能力有限。国内对纺织品服装环保污染检测、毒性评价及性能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总体技术水平滞后。许多企业或者质检中心只能进行传统项目检测,还不能进行高精度指标检测,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试验装备。而国际通行的生态纺织品检测,一些大型精密仪器分析手段迅速得到推广和普及,如色谱技术、 原子光谱技术和分子光谱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尚无一家检测机构能够完全按照“Oeko-Tex 100”标准进行全项目检测,对几个复杂检测项目也只能用文件审核代替具体检测。
4.标准缺乏前瞻性。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对国际标准的平均采标率约为 44 % ,而纺织标准的采标率达 80 %以上。 纺织服装行业这种“人云亦云”,紧紧跟随策略注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准始终落后于国际标准。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了出口便宜,只好被动执行生态纺织品标准,甚至钻标准的空子。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纺织品标准的制定与相关技术的研究严重脱节,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功能纺织品领域,缺乏相应的功能性评价方法和标准、标识,所制定规则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及技术快速变化和发展的需要 。
三、浅析应如何建立全新的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
在日益严峻的环保要求形势下,在“得标准者得天下”的生存法则下,单靠翻版国外的标准在我国有时也根本行不通,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会使成本无法承受,而且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合格原料来源。因此制定自己的标准,或者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体现。
在“三流公司卖产品,二流公司卖技术,一流公司卖品牌,超一流公司卖标准”共识前提下,我们必须开发自己的产品标准和检测标准。我们没必要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制定生态纺织品标准,依托中国强大的纺织工业体系,依托于中国的纺织科技人员和标准工作者,我们完全有能力制定出一套先进的生态纺织品标准。
以下是建立全新的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的几点建议:
第一,注重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加强与欧洲纺织品研究机构,特别是奥地利纺织研究院、德国霍恩斯坦纺织研究院等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以促进信息渠道的畅通,使我们能及时把握国际上生态纺织研究的前沿,从而建立和完善信息库群。同时,在吸收消化国外标准的同时,加快我国生态纺织品标准的完善和版本升级步伐,逐步摆脱被动接受国外标准的局面。
第二,由于我国目前的检验市场并未开放,政府机构设立的多数纺织品检验机构和专业检测中心未被国际市场所认可。许多纺织品企业对原、辅材料的验收依据都是依据第二方的检验报告。在我国还缺少独立、公正、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现有国家标准和检测体系受到与国际接轨的挑战。因此,我国应该准确掌握现行国际国外生态纺织品标准标签以及技术法规。从而对生态纺织品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制定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
第三,开展生态纺织品评价方法的前瞻性研究,尽快建设和完善生态纺织品检测技术标准,注重尚未成熟项目的检测方法和尚无具体检测方法的项目研究,提升我国在生态纺织品评价领域的综合实力。在充分发挥常规项目检验优势同时,需集中科研力量,重点攻关,从一两个项目的检测技术创新突破,在检测方法上注重结合现代科学仪器,注重前沿科技的应用,注重高效、快速和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的开发。例如在纺织品异味检测上,我们可以尝试开发顶空-气相色谱和电子鼻等技术,在羊绒纤维检测技术中,可以利用拉曼光谱技术建立一种快速简便、非破坏性的分析检测标准,还可以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如遗传标记进行DNA生物芯片分析等对毛纺质量检测,这些前沿性的检测方法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的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也完全有可能形成领先的国际标准。
生态纺织品标准是一种游戏规则,我国纺织企业应该力争充当游戏规则制定者,更多地参与国家行业标准乃至国际标准的制定,使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标准里,并运用标准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占领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建设是一项持久性系统工程,也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只有切实加强生态纺织品标准化管理工作,提高我国纺织品生态质量水平,使我国的纺织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赶上国际领先地位,不断推动我国由纺织大国转变成纺织强国。这也是《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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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范文6
[关键词] 产业链；商业网络；企业国际化；浙商；台商
[中图分类号] F7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117-05
[作者简介] 谭世坪，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后，广州暨南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两岸经济发展对两岸社会的影响、台商在大陆创新模式与跨国经营网络。(北京 100084)
一、引言
台商与浙商目前都已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只是台商由于更早介入，处于较成熟阶段，已积累了相关的经验，而浙商大规模的跨国投资时间并不长，处于开始阶段的探索过程中。本文对浙商与台商产业链发展整体战略的比较主要是从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战略选择比较，包含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分析、两者对投资区域的选择决策因素以及对投资项目选择的比对进行研究。第二部分是浙商与台商商业网络整体的发展模式比较，主要探讨两个族群跨界进入模式的异同以及跨界后发展模式的差异。将台商与浙商放在一起比较，既可以发现其同与异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先发者”(台商)的经验提供给“后起者”(浙商)借鉴，还可为其他商群进行自身发展跨区经营的优劣势分析提供帮助。
二、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战略选择比较
(一)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
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直接影响到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及其战略选择，就台湾方面来说，其对外投资的主体呈现由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转型的趋势。从下表1可以看出，在平均规模上，台商对外投资的先锋仍属于较小型企业，然而台商的平均资本规模是逐年增加的，显示出正朝资本密集的趋势发展。
近20年来我国台商对外投资主体的先锋为中小企业，这一点似乎有悖于经济学常识。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能够成功地进行对外投资的往往是拥有强大经济后盾的大企业。然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台商。这种现象是产业调整造成的。随着台湾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急剧丧失，中小企业无力以较长时间换取产业的生机和市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转移生产基地成为其主要的生存之道。反之，台湾大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则起步较晚，1994年台湾的一些大型企业才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建厂，其中一些大型企业如台塑、远东等对东南亚的投资使得当年的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增长了3.2倍。
而浙商对外投资的主体一直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截至2007年6月，浙江省对外投资的2809家企业中有1910家是民营企业，占总数的68%。具体来说，4类企业的国际商业网络最为典型：①以万向、飞跃、正泰、星星冷柜为代表的生产家用电器、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多从国外引进生产流水线，经过消化、仿制和创新，形成自己新的生产能力，随后为了维持这种生产能力以及打破国际保护主义的制约而进行生产外移。②以远东化纤、龙盛集团、天台银轮机械等为代表的生产纺织、机械制造等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技术要求已趋于标准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开始逐渐丧失，因此急于产业外移。③以钱江摩托、星月集团等为代表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生产结构和相应的技术与消费成本水平的相关技术型企业。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缺乏，不适应发达国家大型跨国企业所采用的大规模使用资本密集型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④以康莱特制药、新利软件、浙大网新、横店东磁公司等为代表的生产生物工程、信息技术、超导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企业。虽然这类企业在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随着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植，此类产业在对外投资中将具有极强的上升趋势。
(二)投资区域的选择
台商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海外生产据点，重视的是当地社会或开发区条件、政策及其他实质性优惠、地方政府绩效、产业群聚效应、市场前瞻性及公共安全等因素。就台商投资的具体区域选择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的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其投资目的地除了少数是西欧、北美与日本等核心地区外，中美洲、东中欧以及澳洲等地的投资很少。就整体而言，台商的投资区域以临近的东南亚与中国大陆为主，其商对大陆的投资热潮不断，有着后来居上的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91年至今，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已达7万多家，台商投资总额已达800亿美元，分别占大陆41万家外资企业和4200亿投资总额的1/6和1/5，而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了在大陆以外全球投资的总和。据台湾“经济部投审委员会”资料显示，愿至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数目占45%，而愿至东盟投资的台商数量合计共占55%。从表2可以看出，在回答“增加海外投资据点所考虑的地区”时，55.4%的 企业表示中国大陆为首选。而就已经发生的投资来看，台商每年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均占总投资额相当大的比例(见表3)。
台商对大陆进行投资是有深刻的经济及社会背景的。除了土地、劳动力的低廉和充足以外，中国大陆市场的潜力和吸引力确实是其他地区所难望其项背的，此外台湾与大陆属同一文化圈，语言与风俗相同，给台商带来了莫大的腹地，这一切都促进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
浙商的投资区位选择相对比较复杂，现就省外投资及海外投资的区域选择两方面进行论述。从浙江省外投资来看，据2004年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专题调查报告显示，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迁出省外)，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9亿元。浙商在全国部分地区的投资情况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就投资总额来看，排名前6位的为黑龙江及甘肃(并列)、湖北、天津、河南及云南(后二者并列)。而从投资企业数来看，排名前5位的地区为河南及甘肃(二者并列)、黑龙江、海南及新疆(后二者并列)。从企业家人数来看，排名前6位的地区为河南、湖北、广西、湖南、云南及新疆(后三者并列)。由此可以看出，河南、湖北以及黑龙江成为浙商投资的热门地区。从浙商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来看，浙江的境外投资项目遍布6个大洲、121个国家和地区。从2006年境外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对亚洲、欧洲、北美的投资比较集中，投资比重分别为37.3%、27.1%和14%。而具体国家(地区)则主要集聚在俄罗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中国香港等地，合计约占总投资额的56.4%。
(三)投资项目选择的比对
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台资企业大都选择建立垂直式的分工模式，将企业的总部根植于台湾，由其负责研发及财务管理，而将下游的组装、生产等部分交给投资对象进行。这种形式的投资项目选择一方面可以维系并巩固其在该产业全球商品产业链中所擅长的环节；而另一方面，台商也藉此增加海外分厂，扩充企业规模，成为后进的跨国企业，虽然在规模上可能无法与欧、美、日等抗衡，但这却是台湾独特的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的特征。
一般而言，台商对外投资大都以制造业为主，主要原因在于台湾的中小企业大都以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也具有相对高的管理优势。根据台湾“经济部”的资料统计，主要项目包括电子及电子产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以及纺织业等等。
此外，台商在选择具体项目时，会因目标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及加利曼丹、马来西亚的沙巴及沙捞越两个州，其木材资源非常丰富，台商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就以木材为主；泰国北部的清迈地区，其气候适合于龙眼的生长，而龙眼又非常适合制造蜂蜜，因此在清迈的厂商就以制造蜂蜜为主；而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劳工非常低廉，每月只有50美元左右，因此，台商大都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具有的独特优势。以电子机电产业以及纺织产业为例，对于电子机电类产业的跨区网络的构建来说，由于电子业厂商属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特别重视产业的群聚效应，力求维持产销体系的资源创新性结合。而对于纺织产业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而言，由于纺织业者属于劳动力密集产业，在目标市场国的项目选择上比较注重劳动力的来源、价格以及能够涵盖多元庞大的消费市场的项目。
浙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主要涉及机械、纺织、电子、轻工等行业，就投资的具体项目来看：①资源开发项目。以2006年为例，浙商在境外投资中涉及森林和矿产资源开发的资源开发型项目新增10个。至此，浙江省在境外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累计近30多个。在有色金属乃至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浙商也不断涉足。浙江资源的匮乏、资金急需新的出口，使越来越多的浙江资本瞄上了国外丰富的矿产、森林等资源。2006年8月，倪召兴在加拿大注册成立“加拿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开发油矿；2004年宁波华州矿业有限公司在非洲加蓬揽下了1.1万平方公里锰矿项目的勘探权，该矿年产锰可达300万吨；2005年越南一座年产30万吨的铬矿也已被浙商收入囊中。②产业升级项目。浙商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已经从简单的贸易公司和办事处，向境外加工贸易、境外资源开发、境外营销网络、境外房地产开发、境外研发机构、境外商品专业市场发展。2006年，浙江全年共批准10个并购项目，其中中方投资2206万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涉及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领域，企业性质包括生产企业、贸易公司和研发机构等。③区域性战略项目。从投资项目转变的趋势来看，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为目的的对外投资项目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其中，轻纺产业投资方向倾向于档次高、技术含量大、附加值高的产品；一般加工项目倾向于投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点逐步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飞跃、华立、康奈、德力西等著名浙江民营企业，也积极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在国外建立了研发中心、销售网络和生产基地。
三、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发展模式比较
(一)跨界进入模式的异同
在跨界进入模式的选择上，台商与浙商皆采用贸易、投资、战略联盟等方式进入目标国市场，在这一点上具有趋同性，然而就进入的方式来说，二者又有各自独特之处。
1.台商的进入方式
(1)“母鸡带小鸡”式的进入方式。这种方式通常是由一家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携一定量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起进行对外投资。实行这种方式是由台湾独特的产业链结构所决定的，若不采取此方法，则无论是牵头的大企业还是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都无法独立完成自身的产业转移。对于大企业来说，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的目标市场国往往不具备相应配套设施的生产能力，因此无法完成大企业进行日常生产所需的订单要求及质量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则深受目标市场国组装大厂的影响，母厂没有过来，企业找不到订单。所以，开始一定要与母厂一起进来。此后，再去开发协力厂和客户母厂。这一“母鸡带小鸡”的模式在台湾的电子机电类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92年台达电子赴东莞投资(徐伟杰，1999)、1995年明基在苏州投资(张家铭，2005)等等皆是“母鸡带小鸡的” 外移形态。
(2)“假OEM，真FDI”形式。以台商在东莞的投资为例，台商以“假OEM，真FDI”的方式通过外资形态的资本注入，在广东东莞以及福建莆田建立供应世界鞋类市场的新基地，从而使其成为全球鞋类供应、采购网络的生产环节。同时，相当多的台商以OEM起家并以OEM的姿态前来大陆投资，但因为体验并且看好目标国市场的前景，对于目标国内销市场越来越重视，除了积极转型为以外销为主的经营形态之外，还逐步开拓目标国内销市场，甚至建立起自有品牌，试图在全国商品链的阶层体系寻求向上流动。电子业明基电通于1999年创立了BenQ的自有品牌。对他们来说，目标国市场提供了台湾企业自创品牌、经营品牌的良好时机和舞台。(施振荣，2005)
(3)投资移民方式。这是台商投资的独特形式，即以投资形式建厂，并长期在目标国居住，发展成家族式企业，由第二代、三代的移民继续经营该产业。台湾对外的投资移民已经过了三轮高峰，并且台湾向目标国进行移民的大都是携带资金前往的。由于台商以资本家的身份前往目标国，目标国的政府与人民大都非常欢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相当的礼遇，使得台商不仅愿举家移往目标国，甚至愿在当地购屋置产，获取当地的居留权，有计划的常驻。而台商的这种方式也受到了目标市场国的赞赏，例如，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在公开场合赞扬台商对该国的贡献，称他们不仅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亦带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与此相比，浙商则倾向于采取收购目标市场国的企业、上市公司或在海外建立销售公司等销售网络，以实现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
2.浙商的跨界进入模式
(1)群居国际化模式。根据波特(2002)的观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往往是群聚在一起而不是分散的，通过一定区域内的群居，企业也可以增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浙商企业在构建跨区商业网络的时候较多地采用此种方式，与台商“母鸡带小鸡”的方式不同，浙商的对外投资倾向于横向的企业之间的聚集，如海宁皮革市场在莫斯科建立的“海宁皮革专业市场”，温州企业在巴西开设的“中国商城”、在胡志明市建立的“中国小商品市场”，义乌企业在南非等地设立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等等。
(2)以合资方式进入。目前以股权投资方式进入目标国的企业主要有万向集团及正泰集团等等。其主要路径在于通过浙商企业在国外的分公司或办事处收购其他公司的股份，由于办事处或分公司较为了解目标国市场运作情况，同时由于与母公司保持了一致，因此降低了风险。以万向集团为例，2000年4月，万向集团整体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2000年10月收购了LT公司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03年10月万向占有洛克福特公司33.5%的股份而成功地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等等。
(3)借壳/造壳上市方式。借壳/造壳上市的优点在于：一来可以规避国内的政策监控，简化上市程序，二来可以利用避税政策实现合理避税，这种方式主要运用于向中国香港投资的科技企业。例如，中程兴达打造中程科技Maga Start之壳在香港创业版上市，迅速筹得1.1亿港币，成为浙江省第三家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企业。香港市场对于浙江科技民营企业的吸引力源于它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最成功的国际资本市场，容易与投资者沟通。其独特的经济、政策、地理、文化优势也使浙商越来越多地以造壳上市的方式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二)跨界发展模式的差异
跨区商业网络是一种动态的存续，在不断发展变化，适应新的情况以维系整个商业网络的运行成为台商以及浙商所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双方战略的不同造成了跨界发展模式的差异。
1.台商的跨界发展模式
就台商来说，台商通过不断的本土化来维系跨界商业网络的发展：
(1)人才的本土化。根据有关专家的调查，中小型企业的台商人才本土化实施相当彻底，甚至只有总经理一人的情形。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企业投资时间有关，一般而言，落户越长的台商其人才本土化越彻底。大型企业因为技术及管理的运作要求，台商派遣的人数一般比较多，初期大约都是二、三十人，然后随着当地培训计划的进行，多半在二、三年内减少大约一半的人数 ，并且持续人才替代的本土化政策，希望三、五年中逐年精简到五名以内(张家铭，2002)。
(2)融资或资金本土化。大多数台商企业的融资对象是当地银行，其原因有：信用贷款，必须是银行的长期往来客户；外资银行不能操作人民币业务；台资银行业务太少，绑手绑脚。此外，大多数目标市场国信用系统尚未完善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许多交易行为都是依靠信用系统运作，因此经常发生纠纷。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商一般对外投资的做法都是保守谨慎的。因此，资金本土化成为首选。
(3)生产本土化。台商为了营运的顺利，会充分适应并利用当地的土地、劳动、政策、法令、产业经济结构等本土条件，使其生产协力网络的组织以特定方式进行社会镶嵌，如生存过程的局部内部化、厂商赶工生产的相互支持、成立联谊会与地方政府协商等。
(4)营销本土化。台商清楚地认识到目标市场国消费人口多、市场大的事实，积极转变经营形态，将外销比例中某部分转移到内销市场中。此外，有些台商实际上已经自创品牌，在目标国相关地区建立了良好的行销管道，创造相当不错的成绩，不但成为当地的著名商标，并且进一步放眼整个目标国的市场。
2.浙商的跨界发展模式
浙商的跨界发展模式注重的是倾向于对资源的整合以及资本运营，为此，其发展模式出现两大极端：
(1)资源整合型发展模式。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必须使企业掌握价值链中对于创造价值有重大贡献的关键流程与资源，并使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核心能力与价值链中最重要的环节紧密搭配，以保障利润的实现。此类发展模式以贝发集团最为典型：贝发改变了传统文具企业将终端消费者作为利润唯一来源的模式，通过对产业链的整合和可控制的网络体系，使其他文具企业和文具商也成为自己的利润来源。通过品牌授权合作分销模式，赚取分销商的部分利益。通过品牌授权加盟终端连锁模式，赚取终端商的部分利益。通过品牌、形象、产品、价格、物流和运营的统一，获取品牌的溢价权。
(2)资本运营发展模式。采用此类发展模式的浙商倾向于借壳上市或者自主上市等方式以达到资本市值快速翻倍的目的，如苏泊尔、网盛科技、天马轴承、天外天伞业等。相当多的浙商通过股权进行金融投资，如雅戈尔参股证券公司、传化控股新安化工等等，许多浙商将上市及资本运营作为扩大本企业实力的一种方式，并期望这种方式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为本企业取得更多的发展资金，从而在跨区商业网络的建设中具有更有利地位。
四、结论
台湾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是多种因素共同组成的结果，就国际因素而言，亚太地区的稳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此地区充满投资的诱因。具体来看，浙商与台商在构建跨区商业网络过程中存在如下不同(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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